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引子

江风旁若无人地从眼前拂过。咖啡透出的淡淡香气，与对岸海关大楼清脆的钟声混在一起，悠悠地飘进鼻腔。我本能地抬起头，目光移向黄浦江对岸。

江上，一群海鸥时而在空中盘旋翱翔，时而在水面嬉戏觅食。过往游轮和运输船隆隆的轰鸣声和偶尔发出的低沉的汽笛声，打破了江面的宁静。但海鸥依然悠闲地在江面上滑行，自由自在，气定神闲。

对岸是素有“万国建筑博览群”之称的老外滩。从金陵东路开始，到外白渡桥，不到两公里长的老外滩，矗立着几十幢很有年代感且风格迥异的大楼，目睹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

汤姆福克斯饶有兴趣地注视着老外滩。从浦东机场一下飞机，他就迫不及待地提出先到外滩看看。

“哪个外滩，东外滩、北外滩，还是老外滩？”我问。

“怎么？有好几个外滩？”他愣了一下，问我。

汤姆是哈佛大学药学院副院长，也是新谊制药厂的创始人马克思霞飞的外孙。

马克思霞飞，俄籍德国人，新谊品牌开创者。上个世纪初，霞飞夫妇携带一张神奇的配方来到上海，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创设了新谊药房。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如今，新谊制药厂已成为闻名全国的药企。

大学毕业后，我在上海新谊制药找到一份工作。因为毕业于名牌大学，学的又是新闻专业，领导安排我在党办工作，编编小报、给领导写写讲话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平淡无奇的生活悄悄侵蚀着我，让我变得麻木，曾经的理想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

但我知道，自己骨子里不是个甘于平庸的人，现在的状态不是我想要的。目前这种无聊的生活，多半由工作的清闲与专业不对口造成。其实，辞职申请报告早就写好了，只因“吉老头”当初把我从学校招进新谊，并对我一直寄予厚望，我不忍让吉老头失望，才压在抽屉里迟迟没有提交。

吉老头名叫吉耀东，是新谊的党委书记，年龄并不大，四十来岁，平日少有笑容，每次讲话都一本正经，动辄谈信仰、理想，听得大家耳朵都起了茧子。大家背地里都叫他吉老头，一个老气横秋的半拉子老头。

明年正值新谊成立一百周年，公司成立了“新谊百年庆”领导小组，吉老头亲自挂帅，我是小组成员之一，美其名曰“青年骨干”。我打定主意，帮助他完成公司一百年司庆后，无论他怎样反对，我都会离开，去找一份自己喜欢的、更具挑战性的工作。

对于公司这个“意义非凡”的百年庆典，我谈不上什么兴趣和热情，只是像往常一样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去完成一项被安排的任务。不管工作多么单调乏味，都会认真地完成，这是我作为职场中人的一大优点。

然而，此后发生的一切，却让我始料未及，近一年时间里，我竟然无意间触碰到一段段尘封的历史，发现了那么多真实却又充满传奇色彩的生命和惊心动魄的故事，也让我的工作和生活从此发生了未曾想到的变化。

第一章 历史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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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Parsley，sage，rosemary and thyme…”

一大早，电话铃声吵个不停。

我看了一眼，是多尔的电话。

周六本想好好睡个懒觉，不知道多尔这家伙发什么神经，才七点多就来电话了。

手机里传出的是莎拉布莱曼演唱的《斯卡布罗集市》。纯净、空灵的歌声，让我如痴如醉、百听不厌，我干脆将其设置成手机铃声。

等到这首歌快结束时，我才摁下接听键，接通了手机。

不等我开口，多尔已在电话那边大喊大叫起来：“你在干什么呢？这么久才接电话！”没等我缓过神来，她又气呼呼地说，“几点了？我都等你半天了！”

哎呀！我猛地想起，是我约了多尔，今天一起去上海历史博物馆。

多尔是我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同寝室的闺蜜。大家平时都喜欢把“多尔”两个字反过来叫，于是，陶多尔就变成了“掏耳朵”。她毕业后去了一家报社，专门跑文教这条线，时间一长，就成了一位“文化人”，原来的“掏耳朵”，现在可是小有名气的“掏耳朵的文化人”了。

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新谊的历史资料翻了个遍。奇怪的是，我查阅的资料越多，越是觉得迷茫。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面前，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无知者。找到了一个问题的答案，马上又冒出十个、一百个问题，了解的东西越多，越觉得自己无知。我很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也对做好新谊百年庆典工作产生了畏难情绪。

“这不奇怪。”当我把困惑告诉单位的吉耀东时，他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人的知识体系好像一个圆，掌握的知识越多，圆的面积就越大，可圆与未知领域临界的周长越长，自然也就会发现自己越无知。”

他看了我一眼，说：“别瞪着眼睛看我，这不是我的话，是一位哲人的话。了解历史大概也逃不出这个定律。”

“太难了！”我开始诉苦，“一百年，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事情，那么多人，真的无从下手。”

“也难也不难。”吉耀东说，“说难，的确，在一百年的光阴里，新谊经历了几代人，发生了很多事，有的可能什么也没留下，有的只留下只言片语的记录，更多的人和事隐藏在历史的烟云中，你得拨开历史的烟云，去探寻史实。”

“是啊，很多人和事没有完整的文字记录，要弄清楚那段历史，太难了。”我顺势继续诉苦。

“不过，也不难。”吉耀东话锋一转，说，“可能你要先调整一下思路，还有大半年的时间，不要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

“您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我能不急吗？”这倒是心里话，我不想给人留下“无能”的印象。

“急也没用，关键是要找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吉耀东笑了起来，“如果干着急有用，那我倒轻松了。”

“那您说？”我望着吉耀东。

“我觉得，很多历史问题，还是要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分析，这是一个基本思路。”吉耀东习惯性地摸摸口袋，然后拍了拍。那是他戒掉多年烟瘾后留下的后遗症。

“现在你把新谊的基本情况梳理了一遍，并且在心里产生了很多疑问，说明你这一个多月来的工作很有成效啊！”

“您又在鼓励我吧？”我很了解吉耀东的套路，每当工作中遇到困难，他总会想到法子去鼓励别人。

“这可不是单纯鼓励你。”他很严肃又认真地看看我，“工作中只有能够发现问题，才可能解决问题。现在有这么多疑问，在新谊的档案室得不到解答，你或许可以考虑一下，有没有更大的档案室？那里会不会有你想找的答案？”

“别的更大的档案室？”我突然明白了。

“就事论事，永远找不到正确答案。”吉耀东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您老人家今天成哲学家了，每句话都充满哲理。”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还真别说，吉老头的话打开了我的思路，上海各种档案馆、纪念馆，应该是我下一步搜寻资料的重点目标。

我赶紧洗漱化妆好，匆匆下楼，多尔打开车窗朝我喊道：“你这家伙，害我等这么久。”

“对不起！对不起！”我坐上车，系好安全带，“中午我请你吃饭。”

“今天不用你请。”多尔发动起她的红色保时捷，一踩油门，车子“轰”的一声向前冲去，“上海历史博物馆刚修缮完毕试开放，我约了历史博物馆和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专家做个采访，你正好可以一起了解一下上海的历史。”

正说着，遇到一个红灯，多尔侧过身说：“说好了，中午就在他们楼顶的西餐厅用餐。据说牛排味道很有特点哦。”

“哈哈！瞧你好吃好喝的，让人羡慕嫉妒恨啊！真后悔自己没当记者。”我问多尔，“为什么请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专家？”

“上海历史博物馆的修缮工程是由他们设计的，当然要请他们具体介绍修缮情况，更专业嘛，而且他们也乐意我帮助他们做宣传。”

“你这个记者越当越精了。你看我是不是在企业时间长了，脑子也笨了？”

“嘁！粘上毛你比猴儿都精。”多尔朝我一笑，“就说今天，你知道我对口历史博物馆，而且博物馆修缮一新，近期有采访任务，就拉上我去找你要的资料……博物馆方面肯定重视配合啊，否则你自己来，就只能是个普通观众。就冲你这整合资源的能力，还说什么脑子笨？你说你还要怎么样吧！”

“这不是我们关系好嘛，有什么事首先想到你。”多尔说得我有点心花怒放。

正说着，我们到了历史博物馆，领导和专家已经等在门口。我们停好车，跟随他们开始参观。

上海历史博物馆展览体系由基本陈列、专题陈列和临展构成。我们参观的基本陈列，位于东楼，分“古代上海”和“近代上海”两个部分。一楼为“序厅”，二楼为“古代上海”，三楼、四楼为“近代上海”和“尾厅”。

博物馆和设计研究院的专家，一路上不停地介绍修缮设计理念和布展总体考虑。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专家王东林，是一位已经八十多岁的老院士。老先生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黑色宽边眼镜，温文尔雅，精神矍铄，腰杆笔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多。

我们担心他年纪大、走路时间久了身体吃不消，他哈哈一笑，连说：“习惯了！习惯了！”

他告诉我们，在博物馆修缮期间，他每周都到现场，上上下下察看。“这是我们设计师的乐趣。你们想想，从平面的设计图纸到最后立体的真实建筑，这是怎样神奇的转化，是不是很了不起？”他很自豪地问我们。

“是的，是的。”陶多尔连声附和。

我拉了一下多尔的衣袖，悄悄地说：“待遇太高了吧，这么高龄的专家亲自讲解？”

“过会儿我还要给他们做专访的。”多尔看似很随意地传递出一个信息，我却从中听出了她的得意。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当年的跑马总会大楼、钟楼。”王东林介绍说，“1862年，一名叫霍格的英国人策马扬鞭，一路从沿泥城浜也就是今天的西藏路起，向西沿上海驱车大道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西路，再向南到芦花荡也就是今天的黄陂路，再到周家浜、洋泾浜交会点，也就是现在的工人文化宫，再沿泥城浜回到起点。霍格马蹄踏过之处，打上木桩围起来，随后建成了号称远东第一的上海跑马厅，就包括这座极具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跑马总会大楼。”

“英国人在上海跑马圈地？”我问道。

“是啊。”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向义仁接过话茬，说，“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中，跑马厅是在华外国人的娱乐场所，也是宣示殖民权益的政治舞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每逢美国国庆日，美国海军陆战队都会在场内举行大型操演和升旗仪式。”

向义仁西装革履、风度翩翩，颇有学者气质。他继续介绍说：“这里还上演了两次盛大的英皇加冕盛典。1911年和1937年，英皇乔治五世和乔治六世登基，跑马厅连续多日欢庆。”

大家一边缓步前行，一边聆听向义仁的讲解。“1950年，陈毅和粟裕签署命令，令市军管会将跑马厅土地所辖南京路以南、西藏中路以西、武胜路以北、黄陂路以东全部收回，作为市有公地，这才真正回到人民手里。”

在三楼的“近代上海”部分，我停下了脚步，对向义仁说：“向馆长，您给我们重点介绍一下这部分内容吧。”

“那好。”向义仁爽快地答应了。他指着墙上的图片，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上海滩二十世纪初的历史画卷。

二十世纪初的上海，风起云涌，江潮激荡。江面上舳舻相接、帆樯栉比，地面上道路纵横、高楼林立，上海滩已然成为中国最为发达的金融中心、工业中心。

中国境内中外银行的总部大多设立于此，且功能齐全，资金融通量巨大，除银行之外，证券、保险等业务体系也已经建成。而随着外国资本大举入侵上海，工业化快速发力，贸易、金融与工业相互关联，相得益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九世纪末形成的实业救国思潮，在二十世纪初达到高潮，中国的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帝国主义国家在清廷卖国政策的帮助下，疯狂掠夺中国资源和主权，民族灾难深重，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运动日趋高涨，他们投资兴办新式工商业的兴趣不断增加，一些委身于外国资本家的洋买办，开始了华丽的转身。

“当年毛泽东主席对上海曾有过经典的比喻，盛赞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诞生地’。”向义仁转身问我，“你来自上海国企，知道为什么说上海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吗？”

“向馆长考我了。”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是因为解放前上海工人数量大。”

“你这是定性分析，或者说，你这只是结论。”向义仁笑着说，“如果从学术视角看，你还需要用数据说话。”

向义仁指着墙上的展板，“你看，这里有几组数据：1894年，上海已经有产业工人3.622万人，占同期全国工人的47%。1919年，上海有各类工厂2291家，工人18.15万人。1949年，全市工人122.5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还不赶紧记下。”多尔提醒我。

我赶紧用手机拍下了这几组数据。

“我一辈子研究建筑，但最近几年，我却悟透了一个与建筑本身没有太大关系的门道。”王东林兴致勃勃地插话说。

“哦？”我很有兴趣地望着他，“王老，是什么门道？能否给我们年轻人说说？”

“好啊！”王东林有点兴奋地答道。他扭头问向义仁，“您是历史博物馆馆长，历史方面您肯定是专家。您认为上海当年为什么会成为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高地？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

向义仁与王东林在历史博物馆修缮的两年里，一起研究、修改施工方案，不知开过多少会、商量过多少次，早就成了老朋友。

“您有何高见？”向义仁问。

“谈不上高见，一点心得。”王东林指着一张上海老地图说，“你们看，当年上海有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个区域，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管理权限和制度，而在三个区域的接合部，形成了管理的薄弱地带和管理缝隙，这为党的早期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王老这个思想倒是很新颖、很独到，也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啊！”向义仁轻轻击掌。

“请看，中共二大会址辅德里就是新式里弄，也是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会处，当年同期建造的石库门建筑共有四排，‘二大’会址位于第二排。”王东林指着二大纪念馆的位置，“当年的石库门里弄，都是独门独户，每个建筑都有很高的围墙，而且设有前后两个大门，这有利于住户在紧急情况下逃离，特别适合从事地下工作。”

“这倒是非常有趣的发现啊！”我颇感惊奇，一位搞建筑设计的工程院院士，竟然对党史研究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我这几年跑下来，有个很深的体会，就是跨界往往能出奇制胜。”陶多尔也感叹道，“跳到圈子外面，研究圈子内的事，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王老讲得很有道理。上海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经济发达，移民社会，群英荟萃，包括华洋杂处以及复杂的国际联系，都为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向义仁接着介绍说，“二十世纪初，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犹如走马灯般频繁变换，政客蜂起，团体层出，可惜这些政治势力或为一己私利钩心斗角，或因会党习气丧失原则，虽逞一时之快，踞一方之地，但终究难成大气候。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政治舞台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不愧是专家，三言两语就把这段历史讲得这么明白！”我由衷地赞叹道。

“我这里既是上海历史博物馆，也是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啊。”向义仁笑笑，说，“如果这些我都不了解，我这个副馆长就不称职喽。”

多尔对两位专家的专访被安排在历史博物馆五楼的露台。

这里是一家名为“ROOF 325”的西餐厅。

开设在地标性建筑上的这家西餐厅，犹如出身名门的大小姐，浑身透着优雅气质，静静隐匿于历史博物馆的五楼。餐厅被全透明的阳光房环绕，中间是露天的花园平台。在大钟楼的映衬下，显得别有一番意境。我不知从这里经过了多少次，竟然不知道在上海市中心，有这样一个“大隐隐于市”的西餐厅。

多尔正在与两位专家聊着，我要了一杯咖啡，在靠近人民广场的一侧坐了下来。

这里是欣赏人民广场风景的绝佳位置。远远望去，处于北面中轴线位置上的市政大厦，是上海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它的西侧是上海大剧院，白色弧形拱顶配以具有光感的玻璃幕墙，夜幕中的大剧院在灯光的烘托下，宛如一个水晶般的宫殿。城市规划馆位于市政大厦的东侧，是中国最早的城市展示馆，展示规模在世界同类展馆中首屈一指。而市政大厦对面的上海博物馆，是一座方体基座与圆形出挑相结合的建筑，具有中国天圆地方的寓意。

置身历史博物馆，楼下车水马龙，楼顶格外安静。

阳光，蓝天，白云……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人也好像变得安静。与上海历史博物馆一路之隔的是明天广场。这座上海第六高的摩天大楼，像一支直插云霄的巨型火箭。天上的白云，快速掠过明天广场大厦的楼顶，让广场充满了动感，盯着看久了，觉得自己好像也在白云中穿梭。

我站起身，顺着一侧的南北高架，朝远处望去。那里，就是百年前的新谊制药厂……

· 2 ·

1930年，初春。

霞飞路新铺的柏油路面散发出沥青特有的焦油味，习惯了乡土气息的人们，并不觉得刺鼻，相反，吸进肺里反倒觉得特别舒适。道路两旁已有二十多年树龄的法国梧桐树，桠枝刚被修剪过，宛若一个个伤痕累累的身躯，倔强地伸向高处。初露的嫩芽，怯生生地环视周边，似乎仍未走出前一年腥风血雨带来的惊恐。二路有轨电车不时从熙熙攘攘的行人身边疾驰而去，洒下一路叮叮当当的铃声。

此时的霞飞路，已有了时尚大街的雏形。

霞飞路原名宝昌路。这里成为法租界后，就改名霞飞路以纪念法国名将霞飞。巧的是，上海新谊制药有限公司的前老板，也叫霞飞，马克思霞飞。

鲍永昌的车子从霞飞路拐进马斯南路20号，来到新谊化学制药厂。

车刚停稳，早已等在门口的礼宾顺势打开车门。随即，一只锃亮的黑色皮鞋映入人们的眼帘，继而另一只锃亮的黑色皮鞋，也踩到地面上。鲍永昌从车子里探出头，左右看了看，稍作停顿后，满意地露出笑容。身着藏青色暗条西装的鲍永昌，缓缓站起身，风度翩翩、踌躇满志地走下车。

出生于宁波的鲍永昌，幼年丧父，后和哥哥鲍永梁随母亲移居上海，投奔姨妈，不久母亲去世。膝下无子的姨妈将他们视如己出，对鲍永昌两兄弟关爱有加。

到了读书的年龄，鲍永昌进入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创办的圣芳济学堂，中学毕业后又进入同样是教会学校的震旦大学医学院。大学三年级那年，经由哥哥鲍永梁的推荐，鲍永昌进入英商怡和洋行地产部当了买办。

怡和洋行是1832年由两名苏格兰裔英国人，也就是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马地臣在中国广州创办的。1843年，上海怡和洋行成立。1844年上海首次拍卖土地，便由怡和购得。怡和洋行早年在中国主要从事鸦片及茶叶的买卖。1872年后怡和洋行放弃对华鸦片贸易，投资业务逐渐多元化，除了贸易外，还在中国内地及香港投资兴建铁路、船坞、各式工厂、矿场银行等。1912年以后，怡和的公司总部搬到了上海。

鲍永昌进入怡和洋行地产部这一年，正值生意风生水起之时。鲍永昌凭借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周旋于洋人间，如鱼得水。

收入不菲、条件舒适的买办，是当年上海滩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业。

但是，这一切都是别人看到的光鲜表面。

看洋人的脸色行事，让从小就很倔强的鲍永昌非常憋屈，他的志向并不只是赚钱。在他看来，男人当干出一番事业，办实业才是真正的事业。当新谊制药厂因业务扩展招募股本时，他凭着当买办练就的商业嗅觉，敏锐地感觉到，改变洋人一统上海西药市场局面的机会来了。

他先是迅速筹集资金入股，成为新谊制药厂的股东，接着把新谊制药厂正式改组为“新谊化学制药厂股份公司”，又向国民政府实业部注册，由俄籍德国人马克思霞飞任总经理。随后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鲍永昌就凭借在怡和洋行的丰富经商经验和广泛人脉，收购了霞飞的全部股份，成为最大股东，担任新谊化学制药厂股份公司的董事长，霞飞则被聘为监制人。

草坪上，正举办新谊化学制药厂股份公司的成立庆祝酒会。

前来祝贺的人比鲍永昌想象的多，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几乎都到了。这也正是鲍永昌精心安排并希望出现的场景。他们的到场，既能显示新谊的江湖地位，又是一次很好的宣传推介。

新谊制药地处法租界。法租界公董局法方副总董施维泽，还有布卢姆、科切特、利翁等十三位董事早早来到现场。

“Merci beaucoup！”鲍永昌与嘉宾一一握手，嘴里不停地用法语重复着：“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施维泽与鲍永昌并不陌生，当鲍永昌伸过手来，他有些夸张地张开双臂：“Félicitations（祝贺您）！”

鲍永昌随即抬起左臂，与施维泽抱在一起，并用右手拍拍他的后背：“Merci pour vos félicitations（感谢您的祝贺）！”

上海滩六十多家药房老板差不多都到场了。面对现在和将来的合作对象兼竞争对手，鲍永昌客气又颇为自得地抱拳作揖：“各位同行多多关照！多多支持！”

面对春风得意的鲍永昌，药房老板们满脸堆笑：“鲍老板以后多关照！”

万国药房的副经理王铭珊主动走到鲍永昌面前，他没有像其他药房老板那样抱拳作揖，而是主动伸出右手，自我介绍道：

“万国药房，王铭珊。”然后又用英语说道，“Mr. Bao， please take care in the future（鲍老板日后多多关照）！”

鲍永昌停下脚步，仔细打量眼前的王铭珊。只见他身着得体的深色西装，面带微笑，不卑不亢，斯文却不失豪放，儒雅而不失霸气。鲍永昌顿觉此人不凡，不由自主地伸出手，与王铭珊握在一起。

鲍永昌没看错。多年前，只有十四岁的王铭珊只身从浙江萧山前往上海，进南洋药房当了学徒，后又到雷士德工学院化学科学习。不到十年的时间，聪明好学的王铭珊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怯生生的南洋药房学徒了，此时的他，已是上海滩西药界有名的青年才俊，万国药房副经理兼营业部主任。

“La valeur n’attend pas le nombre des années（自古英雄出少年）.”鲍永昌故意用法语说。

王铭珊不懂法语，但不失礼貌地朝鲍永昌笑着点点头。

王铭珊身边站着一位年长一点的中年人，身着长衫，脚蹬圆口布鞋，略瘦的脸颊配以内敛的眼神，显得沉着稳健，十分干练。他叫沈志远，是王铭珊的跟班。沈志远的公开身份是万国药房的账房，而私底下，他还有一个连王铭珊都不知道的特殊身份：中共地下党员。

让鲍永昌有点意外的是，上海滩流氓大亨杜月笙也在前来祝贺的人群中。他是以公董局董事身份参加庆典的。对眼前这位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的后生，杜月笙没有握鲍永昌伸来的手，而是拱拱手后，居高临下且面无表情地用右手拍了拍鲍永昌的肩膀，竟然说了一句与他刚才同样的话，只不过杜月笙说的是中文：

“自古英雄出少年。”

鲍永昌虽然充当买办在洋人中混迹多年，但他深知杜月笙在上海滩的江湖地位，不由自主地弯着腰，毕恭毕敬地对杜月笙说：

“改日登门拜访前辈。”

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庆典仪式。中国人喜庆的日子自然少不了鞭炮，位于法租界的新谊化学制药厂股份公司，大门前满是鞭炮燃烧爆炸后的纸屑，空气中烟雾缭绕，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前来祝贺的中国人、外国人，每人端着一杯香槟。

鲍永昌也不例外。他端着香槟走到霞飞面前，用法语亲切地交谈着，并举杯与霞飞相碰：“合作愉快！”

霞飞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神情。他不失幽默地用手指指鲍永昌的酒杯，问：“这是什么？”

鲍永昌这才发现，原来酒杯中漂着一块很小的红色纸屑，是鞭炮爆炸后的残骸。鲍永昌不以为意地瞟了一眼，满不在乎地耸耸肩，用中文回应道：“吉祥！”然后把举着的酒杯主动与霞飞相碰。

霞飞也洒脱地与鲍永昌碰杯：“合作愉快！”

霞飞若有所思地看着新谊的英文商标“SINE”。“SINE”在拉丁语的词根里是“中国”的意思，当初使用“SINE”为英文商标，寓意着要把西药引进中国，实现在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治病救人的理想。但他知道，实现这个理想是需要一个漫长过程的。

十几年前，霞飞这位药学博士，携着病弱的妻子，在霞飞路443号开设了一家用来糊口的药房，取名SINE PHARMACY——新谊药房。大概连霞飞自己也没有想到，“新谊药房”日后竟发展成被誉为“远东第一大药厂”的新谊化学制药厂。

1918年，霞飞从动物脏器和婴儿胎盘中成功提炼出荷尔蒙晶体，1922年试制成功“维他赐保命”。在霞飞的学业导师保罗的指导下，经过美国大学的临床实验，维他赐保命的质量和疗效得到了印证。霞飞从一开始便展现出德国人的严谨，这也为新谊后续的产品研制种下了“质量为上、疗效显著”的“好药”基因。

两年后，侯之康应聘到新谊药房担任药剂师，同年，霞飞与侯之康共同创办新谊化学制药厂，开始尝试生产维他赐保命，并在新谊药房出售。

鲍永昌举着酒杯，转身对着侯之康用英文说：“侯总经理，很高兴我们走到一起。”接着又用中文说道：“为国人健康努力！”

侯之康中等身材，脸庞清瘦，发际线比常人高出不少，额头饱满而突出，浓眉下一双眼窝深陷，挺拔的鼻梁与微微上扬的上嘴唇间，留有一撮似乎没有刮干净的小胡子，略厚的下嘴唇与稍尖的下巴，让他显得更加清瘦。

毕业于湘雅医学院药科专业的侯之康，先后在德商科发药房、英商金鹰药房任职，后来进入霞飞开设的新谊药房任药剂师，几年后又成为新谊化学制药厂第一任中方经理。他是一位科研型的企业家，在任新谊中方经理的几年时间里，他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生产工艺的措施，对提高药品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让他取得了霞飞的高度信任。特别是在针剂改良方面，不仅他的理念得到了医药界的认同和应用，他本人也赢得了医药界的广泛信赖和良好口碑。

他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喜欢新谊弥漫的浓浓的仁爱和感恩的氛围，甚至还自己出钱，在西渡建了一座带花园的洋房，用来给基督教徒做礼拜。

侯之康似乎并不喜欢眼前这位性格有些张扬的新董事长。他已习惯于此前作坊式的新谊药厂，对鲍永昌用收购的办法将新谊药厂公司化，本能地反感和抗拒，尽管他知道收购并非鲍永昌一人所为。

当鲍永昌对他说“为国人健康努力”时，他边与鲍永昌碰杯，边用英语冷冷地回应道：“Rome was not built in a day（罗马非一日建成）.”

然后，侯之康把头转向霞飞。

霞飞朝侯之康和鲍永昌晃了晃手上的酒杯，似乎在代侯之康回应鲍永昌：

“Every little helps（积少成多）.”

鲍永昌大度地一笑，同样说：“Every little helps（积少成多）.”

“嘎——”随着一声刹车响，大家眼光移向新谊大门。法国代理总领事、公董局总董柯格霖从车上走了下来。他向众人挥挥手，径自走到鲍永昌面前，而鲍永昌也把酒杯递给身边的服务生，快速迎了上去。

柯格霖对眼前这位曾经的怡和洋行买办并不陌生，但他对霞飞更加熟悉，他知道新谊如何在霞飞手上一天天成长发展起来，对维他赐保命这个风靡上海滩的“神药”也有所了解。

对于鲍永昌收购新谊制药，柯格霖似乎还有些疑虑，甚至还流露出几分不屑。

鲍永昌对洋人的高高在上早就见怪不怪。他知道，公司在法租界，“洋大人”自然不可得罪。

鲍永昌满脸堆笑，热情地与柯格霖拥抱在一起。

他满意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仿佛已看到新谊制药傲立同行之首的明天。

· 3 ·

新谊药厂档案室里，几页泛黄的纸片，是记录着新谊制药厂公司开业当天，参加庆典的嘉宾的名单。我惊奇地发现，在这份长长的名单中，当时公董局的董事竟然全部到场了。公董局是一个与公共租界工部局相当的市政组织和领导机构，早期也被译为“法租界工部局”，后来为避免机构同名，被译为“公董局”，“董”就是“董事”。在这里，公董局是行政机构，但更像是一个企业，由多人组成董事会，设总董一名，为最高执行董事。更有意思的是，当时上海滩的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竟然也在其中，他们都有一个特殊身份：公董局董事。

到新谊工作之初，我就听许多老同事说，新谊是一个有故事的企业，笼罩着一层神秘色彩，有些人的身份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带着好奇心，我试图还原新谊历史上的一个个瞬间。其实，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里或许只是一瞬间，但如果在真实的个体生命前展开这个瞬间，便又是一条时间长河。

我再次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

下班前，接到陶多尔的电话，邀请我晚上参加一个聚会。她在电话里神秘兮兮地对我说：“给你介绍一位朋友，你肯定感兴趣。”

我已经习惯她故弄玄虚的做派。一件很寻常的事，她总能描述得山重水复、峰回路转、惊天动地，这倒正好促成了一名好记者的诞生，她写的报道，总能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此前她也经常告诉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你肯定感兴趣”，但每次到场才发现，她拉上我，只是为了弥补男女比例失调的缺憾而已。

“多尔，不会又是拉我去凑数吧？”

“哪一次拉你凑数了？每次都是聊得来的朋友好吧？”多尔有点委屈，“有位朋友新书出版，今天小范围庆贺一下。对了，是研究近代上海历史的，蛮有意思的一本书。”

“那……”我犹豫了一下，问，“在哪里？”

“思南路。我一会儿把详细地址发你哈。”

“思南路？”那正是当年新谊制药厂所在地，我正想去那里看看，也想请她帮我的工作出出主意，但我还是装得有点勉强，“那好吧。”

正是华灯初上时，我走到约定的酒楼。

包间里只有服务员一个人在摆台。

我走下楼，决定先去思南路走走。

上海马路的名字很有意思，不长的一条路，东西方向会称为东路、西路，南北方向会称为南路、北路，有的还在两者之间加上中路。比如南京路，实际上是指南京东路和南京西路，如果给你一个地址“上海市南京路某号”，那一辈子也别想找到这个地址，因为根本就没有南京路某号，只有南京东路某号、南京西路某号。许多人沿用这一习惯，沿思南路往北，试图走到思北路，可就是找不着北。其实，思南路是上海法租界第三次扩张时，公董局为纪念法国著名音乐家Massenet而修筑的，命名为马斯南路，后改为思南路。

如今的思南路，掩映在高大的法国梧桐的浓荫下，成了一条浪漫气息浓郁的马路。从复兴中路起沿着思南路一直向南，沿街两边梧桐繁茂的夹道上，梧桐的枝叶在空中合围，挡住了闹市的喧嚣与躁动。微风吹拂，路灯透过婆娑的树影，投下斑驳的灯影，两边各式各样的老洋房“风韵”犹存，外有卵石墙面、上有红瓦铁窗，堪称上海这座现代大都市的独特风景。

思南路36号曾经是抗日爱国将领杨森在上海的府邸，是一座英国风格的红砖木构坡顶建筑，爱奥尼克式的立柱、圆弧形的窗户，透出浓浓的异国风情。它的边上是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上海市启秀实验中学，前身为启秀女中，这也是抗日烈士茅丽瑛生前就读和任教过的学校。继续往前，可以看到一座西班牙风格花园洋房，当年上海滩金融界知名人物、曾任金城银行襄理的袁左良就居住于此。再往前，则是陈长蘅、张静江、薛笃弼、卢汉、李石曾、罗隆基等人的故居。

这里还有近代畅销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的花园洋房，他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岁月。曾朴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并翻译了许多法国文学作品及前卫的文艺理论著作。当年，曾朴父子在家里办了一个法国文化沙龙，聚集了一批当时上海滩最风流潇洒的文化人。

“九一八”事变后，拒绝为日本人演出的梅兰芳离开北平缀玉轩寓所，全家迁居上海，也曾蛰居这里。在这座西班牙式花园洋房里，梅兰芳蓄须明志，闭门谢客，退出舞台。1942年年底，也是在这幢原本静雅的花园洋房里，梅兰芳为拒绝庆祝所谓“大东亚战争的胜利”，冒着生命危险接连注射三针伤寒疫苗，引发高烧，经日本军医验证得以免去演出。日本投降当天，梅大师则立即在思南路的寓所里剃去留了十三年的胡子，随后登台兰心大戏院，演出《刺虎》以庆贺民族战争的胜利。

思南路73号是著名的周公馆，当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1946年，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并在马斯南路107号，也就是现在的思南路73号设立了上海第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当时国民党不允许中共中央在上海设办事处，从南京来沪的董必武见状说，不让设办事处，那就称周公馆。随后挂出“周公馆”门牌，上书中文“周公馆”，下面用英文书写着“周恩来将军官邸”。

当年的新谊制药厂就位于马斯南路20号。可惜，这些厂房没有花园洋房幸运，一排崭新的住宅楼取代了它。此刻的我，已经很难想象，新谊制药厂的草坪上，鲍永昌是怎样的风采，宾客云集的庆典是怎样的场景。

思南路当年的故事，或已随风飘逝，或已永远凝固在时光里。

· 4 ·

早春上海的清晨，仍然夹带着些许寒意，鲍永昌早早来到办公室。这是他在怡和洋行工作时养成的习惯：提前到办公室，检查前一天的工作，再把当天的工作计划梳理一遍。

当他坐到办公桌前时，右前角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残留的灰尘，让鲍永昌微微皱了皱眉头。他起身掏出手帕，擦拭后把手帕扔到窗台上，待重新坐到办公桌前后打开文件夹，里面是他考察日本的计划书。

步入新的行业，鲍永昌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其实，他对制药行业不甚了解，虽然曾经就读于震旦大学医学院，却因为提前结束学业到怡和洋行工作而肄业了。

化学制药有别于传统的中医药，在中国是一个新兴行业，对鲍永昌来说，也是一个陌生领域。此前的新谊，从规模讲，只能算是个街道小作坊。鲍永昌很清楚，要想让新谊有一个大的发展，就必须扩大生产，形成一定的规模后进行批量化生产，而标准化的严格管理必不可少。

想到这里，鲍永昌重又走到窗前。

窗前孤零零地兀立着一棵玉兰。玉兰是一种名贵园林花木，在上海却比较常见，但作为一棵有近百年树龄的玉兰，它还是很稀罕的。前几天阴雨绵绵，寒风刺骨，默默沉寂了一冬的玉兰，依然在酣睡之中。这两天天气放晴，气温上升，枝头细小的冬芽已变成直立的花苞，有几朵竟然迫不及待地绽开了。

望着次第舒展开花瓣的玉兰，鲍永昌紧皱的眉头得到些许舒展。

“董事长，早上好！”部长们陆续来到鲍永昌办公室，他们在前一天都已接到通知，今天早晨到董事长办公室集合。

“这块手帕交给保洁工。”鲍永昌对行政部部长张芝祥说，“但手帕的钱从你工资中扣除。”

在场的新谊高层面面相觑，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好吧，大家一起到安瓿库房。”安瓿是一种密封的小瓶，用于存放注射用的药物。

在鲍永昌的带领下，十几个人紧张地按董事长的吩咐，分散于库房认真地察看二百多平方米库房的每个角落。鲍永昌一改平时轻松微笑的神情，双眉紧锁，四处转悠。回到会议室，待大家落座后，鲍永昌问：

“刚才大家都到库房进行了现场察看，知道为什么请你们去吗？”

鲍永昌停顿了一下，扫视了大家一眼。他威严的神态，让大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药品卫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新谊发生这么大的事，不应该啊！”鲍永昌面色沉重地说，“戴主任，你说说情况。”

鲍永昌话音刚落，制造部部长戴凯马上站起来，向大家介绍发现安瓿污染的具体情况。

鲍永昌接着说：“安瓿库房，是我们生产针剂用安瓿的存放点，昨天我接到制造部的报告，安瓿有被污染的现象，这是我们新谊制药人绝不允许发生的情况。今天我之所以请诸位来现场实地勘察，就是要请大家就安瓿的质量问题发表意见，并就污染现象提出解决方法。”

“安瓿的污染问题我有责任，我要作检讨。”戴凯表态后，又话锋一转，说，“不过，不是我推卸责任，主要是目前库房不符合存放安瓿的条件，以致蚊蝇老鼠能够进入，造成污染。”

“那你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鲍永昌问。

“其实，此前我们也讨论过库房的改造升级问题，当时主要是由于资金困难，致使方案搁浅。”总务科主任张秉仁说。

“此前有具体改造方案吗？”鲍永昌又问道。

侯之康说：“方案是有的，而且有两个：一个是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改造，特点是施工难度大，而且只能解决部分问题；第二个是彻底重建，特点是可以根据生产规模和需要重新规划，但是……”侯之康停了一下，看了看鲍永昌，继续说，“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这在之前是无法解决的。”

“刚才你们讲的都是库房问题。其他环节还有哪些问题，大家一起说说。”鲍永昌说。

会议一直开到中午。

鲍永昌说：“我综合一下大家的意见，是不是有这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安瓿库房的总体改造，库房才二百多平方米，太小了！要在原来方案的基础上，考虑今后扩大生产规模等因素，重新进行设计，这项工作请侯总继续负责；二是添置安瓿消毒机械，这项工作请工程科负责；三是作为临时性措施，对整个库房环境采用密闭处理，对各类蚊蝇鼠害进行有效处置，以保证在新库房启用之前，安瓿的各项卫生指标符合要求，这项工作请行政部张芝祥主任牵头负责。”

“关于安瓿的卫生指标这项工作，行政部、化验部也要积极配合。”侯之康补充道。

“是的。前面所讲的各项工作，需要相关部门积极配合。”鲍永昌接着说，“第四项工作，今后对安瓿的购置、储存、消毒等工作，请化验部牵头制定操作规程，并经药研机构审核之后贯彻落实。”

任务分配完毕，鲍永昌起身，对大家说：“质量是新谊产品的生命，针剂是注射到人体的药液，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我们的产品是用于治疗疾病的，我们要对患者负责。安瓿是用于灌装药液的，所以要确保无菌、洁净，绝不能出任何差池。刚才讲的几项工作，请大家分头落实。”

……

一周后，再次召开部长会议。会议一开始，各部部长就各自负责工作的落实情况一一向鲍永昌作了详细汇报，鲍永昌听毕，要求检验部门对库房和安瓿的洁净度进行检测分析，并将检测结果及时告知。

鲍永昌表示，他对大家一周来的工作成绩基本满意，同时告诫手下：“大家都知道，新谊的产品是通过国家卫生署检测所测试的产品，要使我们的产品取信于民，建立良好的信誉，产品质量的测试必须不断进行。所以，从原料进厂到储藏制造，乃至生产的整个过程都要做到绝对安全，质量绝对有保证，这样才能使新谊产品对于病人绝对有效。”

鲍永昌站起身，与大家推心置腹地说：“拜托各位同仁，从现在起，大家要专注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细节，让产品的质量，成为新谊的骄傲。我们的产品不仅要立足中国，还要走向世界。因此，请大家慎之又慎，为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把好关。”

大家听罢鲍永昌的话，频频点头，认真记录，筹划着本部门下阶段的工作。

很快，洁净度检测分析报告出来了，安瓿库房达到了药品生产的洁净标准，安瓿消毒机械也已从美国购置并开始启用，新谊药品使用的安瓿洁净无菌，完全达到了针剂灌装的要求。

更让鲍永昌欣慰的是，新谊产品顺利通过了卫生署检测所的试验检测。

但是，生产针剂的蒸馏水设备，工作状态时常不太稳定，这成了鲍永昌的一块心病。

鲍永昌端着一杯蒸馏水，轻轻摇晃着、静静思考着。

……

原书责任责任编辑向萍，作家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本刊责任编辑 李成强 陈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