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3上海书展期间，中信出版联合上海图书馆东馆开启“全民阅读基地”共建项目文学系列第二季——“青年创作者计划”系列沙龙，将目光聚焦在青年创作者所讲述的当代中国故事之上。12位活跃在创作一线的青年作家，和学者、媒体人一起，从女性、城市、未来三个关键词出发，开启以“青年，以肉身进入世界”为主题的六场系列活动，通过线下分享与线上直播的方式，共同探讨文学作品中女性写作者的天然视角，当代中国的城市书写，以及未来世界正在当代人心中留下的痕迹。

在史实与虚构的双重框架下书写历史之城

建筑学家、作家唐克扬的新作《洛阳劫》的灵感来自他在国外上学时学的一门课程，讲的是中国古都洛阳，学习完后他觉得意犹未尽，“这个题目非常适合写出一个小说来。”于是，《洛阳劫》经历了前后20年将近四次修改，如今与读者见面。他说：“正是因为这个时间跨度，我觉得相当于把这个小说的情节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尽管看上去差得很远，古代的与现代的。”他认为长期生活在国外，对于故乡的想象也会变得不同。

与唐克扬对谈的作家马鸣谦就作品《降魔变》进行分享。两位作家的共同点在于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底进行小说创作。《降魔变》的缘起是受到日本作家井上靖写敦煌的影响，而书名中的“变”字则来源于“经变”一词，是中国古代描绘佛经内容或佛传故事的图画。

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了历史之城，如何在史实与虚构的双重框架下进行历史书写？唐克扬表示，他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地在寻求把历史视觉化，所以小说的第一幕便有点像电影镜头开场，而且他也有意识地拉开了和历史的距离。“我在小说里制造一种陌生感，洛阳不是我们在中学课本里轻描淡写看到的洛阳。”他进一步说：“一般人读文学作品也好，看电影也好，总希望看到的东西是特别的，视角实际上是仰视的。但是在我的小说里实际上是两种视角并存的，还有一个视角是属于大街上的普通人的。”马鸣谦则认为，历史写作里学术跟文化、文学有关联，学术是基础。他讲究细节的真实，“我写的东西我自己要看到，要听到。感官要穿越到时空里面，能带入到特殊的情境当中去，季节、风土、气候，味道，包括人，都要被看到。”

两位作家都在小说中融入了“幻境”的成分，在马鸣谦看来，“文学，包括影视，从生理和生物学的角度来讲，无论是我们创作者，还是观赏者，都是接受‘幻’的一个过程。我们都是虚构性的，即使我们读的文本是现实主义的小说，它都是传递给你一种好像是‘真’的幻觉。”唐克扬认为，只有真实的东西足够真实，虚幻的东西才能虚幻，实虚转换之剧烈，会产生更戏剧性的效果。

女性写作：主体性需要跟随着生命不断生成

我们将视线从历史的长河中拉回到平凡生活里，两位青年作家辽京和杨知寒分别携新作《有人跳舞》《黄昏后》，从天才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笔下的“钟形罩”这一关键意象出发，交流彼此的创作体会。对于创作者而言，辽京的感受是能获得许多共鸣的。她表示在过去几年里，自己靠写小说来建立一点秩序感和确定感，“文学反而成为一个稳定锚点”。她分享了作家艾丽丝·门罗的一个比喻，小说不是一条道路，更像一所房子，作者建一所房子供读者自行穿行，欣赏各自房间内与窗外不一样的风景。

杨知寒顺着这一比喻，将自己的新作《黄昏后》比喻成“老破小”，她是个经常搬家的人，“房子里已经有一些家具，然后我又搬了一些旧家具过来，这些旧家具上还有我之前生活的气味，而原房东留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小东西，感觉旧货市场更像他们的归属。我觉得是这样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故乡东北一直是杨知寒的文学属地，她现在远离了东北，来到杭州，反而觉得“有一种安全的距离感，我好像能更自在地去面对书写对象”。作家如何处理和家乡、童年生活的地方的关联，辽京认可杨知寒保持距离来回望的观点，她认为，人的成长有时候并不是一条直线，有时候它会像一个圆环，像一个螺旋上升的状况。小说家写的是文学作品，不是风情介绍类的文字，文学作品里的地理跟作者的关联在她看来，“它不是完全客观的真实存在的地方，而一定跟作者自身的生活经验、内心成长、精神状态有关联，是一个比较主观的产出。”

《黄昏后》写了一些不那么主流的人物，但杨知寒试着用幽默、讽刺的对话来调和故事的悲剧性，创造一个“戏谑之下充满厚重感的文学世界”。对于辽京的写作而言，她很少写对话，特别是方言，她较多地把笔墨放在了心理描写上，“短篇小说很多时候是一个人的视角，一个人的独角戏。短篇的优势也在于你可以尝试各种各样的视角和方式。”杨知寒认为写作就是要挖掘出“那些常见的人内心里不常见的东西”，而辽京希望与笔下的人物也保持距离，“人物要有他自己的命运，作者也应该尊重这种命运。”

对于如何从现实取材这一问题，两位作家都表示，不是当下直接采用，而是需要提炼出一种情感、一种氛围，最后才能形成故事。“过去的经验它可能不定什么时候就蹿到你笔下，很自然地，就会在写新情节的时候把过去的经验拽过来一些。我还经常刷抖音，看短视频。”杨知寒说，“别人的经验也是经验，大家都是摔跟头都疼，吃糖都乐。”

同为女性创作者，青年作家糖匪、余静如和大头马一同分享了关于“女性主体性”的看法，以及一直萦绕在性别身份上的困惑和焦虑。大头马坦言，自己此前并未有鲜明的性别意识，正是如今越来越多的讨论使她逐渐认识到问题之所在。余静如表示，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她首先是一个人，葆有理解和同理心才能够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糖匪认为，主体性并不是生来所具备的天赋，而需要跟随着生命不断生成，“你自己发现自己是谁，你自己决定你自己是谁。”

说回自己的写作，“我觉得我们年轻人是期待一个更好的新世界，对新世界抱有希望，才会有焦虑。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焦虑是值得去探究的，它可能会给我们一条出路，我的小说其实也是一个寻找出路的过程。”这样的初衷促使余静如写作了《以x为原型》一书，她自言自己是个比较缺乏安全感的人，这种不安使得她愿意去探究世界和人，“因为我觉得我越了解这个世界，越了解人性，越了解人类，我就越能够更好地生存。”

大头马总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故事可写了，所以常常从事不同的工作，参与不同的体验，“东游西荡”，为自己的写作积蓄营养。最近她又体验了南京红山动物园的饲养员工作，“饲养员其实完全不只是喂食动物一个工作，其中涉及到动物学，植物学，生态学，各种博物学的知识。你要去做的事情，远远超过只是照顾动物。”

而糖匪则一直将自己视为一种写作装置，“我想说的是，作家要献出自己的生活给创作。因为他所有经历过的，不论是直接经验，还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间接经历，加上虚构才成为创作。每一个作家都是把直接经验、间接经验以及自己的精神构成全都对应起来。”

如她们一样，许多女性作家记录着女性生命中的寻常却璀璨的像素点，以流光溢彩的思考，在文字中汲取刚柔并济的女性力量。

进入现实：用未来的眼光看待当下

本次系列沙龙的另一个是关键词“城市”。在青年作家郭沛文的小说里，“城市褶皱里的人”被反复书写。他生活在长沙，因此小说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他曾是一名杂志记者，从采写各色人物的经历开始说起，“观察到这些事情是一个很天然的状态，这样的场景我在书房里面是想象不出来的，还是得经常去外面，去和人相遇。”而他的写作类型——悬疑推理则为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用小说进入这个城市的方式。他提到现在一个流行词“citywalk”，自言是个“喜欢闲晃的人”，在他看来，“只有走出去才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城市褶皱的地方。”

同样作为“城市与乡村生活观察者”的作家魏思孝、邓安庆与辽京一起，就城市与乡村生活的差异、原生家庭、亲密关系等话题分享了经验。魏思孝在小说新作《沈颖与陈子凯》中，首次将写作焦点对准农村女性，他坦诚这是一次挑战，“有点致敬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意思，写的是男女爱情。”邓安庆则用“柔软的距离”来形容自己与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定居城市，但无法扎根，怀念农村，却无法回去。几位作家对此深有体会。邓安庆对乡土社会背后所蕴藏的价值观保持反思：“每个人都知道我从小到大是什么样子，并对我的生活进行评判，他们的目光不仅盯着你的过去，而且穿透你的未来。”

在最后一场跨界对谈里，现实与现实主义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青年作家柏琳，学者吴冠军、姜宇辉、吕晓宇与作家伊格言，从不同的角度他们理解的现实与现实主义，探讨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青年以肉身进入世界的意义与未来。伊格言从自身的写作经历开始谈起，虽然因为写了几本科幻小说而被视为类型作家，但他认为自己从事的是纯文学创作，他将科幻视为未来的“现实主义”。

《从元宇宙到量子现实》的作者吴冠军表示，他一直认为现实是好像在眼前，但我们没法直接抓在手里，一定要通过“绕道”、通过小说，或者通过技术，甚至通过“最硬核”的物理学来理解它。“其实都是‘绕道’。这个现实，我觉得它一直有一个虚拟的内核，我们跟现实从来不是直接地遭遇。”就如对话主题“以肉身进入”，“肉身不只是告诉你真相，我们肉眼之所见，是视网膜运动反应到大脑的活动，跟所有别的信号复杂地融合在一起，给我们一个无缝的现实感。但这一现实已经是深加工的现实。”如他所言，所以知识性变得更重要，“像作家那样，不断通过文学的想象，消磨掉肉身来感受现实。”

姜宇辉从哲学的角度提出，所有事物都在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要用未来的眼光看待当下的现实。“很多人认为的机械现实主义实际上是非常肤浅的，好像我们只要拿着手机到处乱拍，单纯地记录就成了一种写实，这恰恰是对现实主义非常深刻的误解。真正的现实应该把它放在更大的网络里，给它意义，给它诠释。”他主张从现实变化的趋势来把握它的真实。

吕晓宇则认为，人们并非对现实视而不见，而是当下有些现实主义作品过于“软弱”，“以当代的方式谈论当代太冒犯了。”他自言“是个软弱的人”，所以在新作《水下之人》里，他退回到用未来写当下的方式，小说讲述2069年，“我”在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夏天，无意中发现了中国青年L的手记。“我”把这份手记作为史料，后来又把它作为谜题，企图勾勒出L的一生。他说：“既存的现实主义的写法非常苛刻化，就是我要以既有的模式去写，安全的模式去写，但安全模式写出来的现实主义小说很可能是不好看的。”所以，在新作里他做了新的尝试，口述、访谈、新闻报道、独白、时事评论、诗歌……多重语体结构并置，以文学书写最大程度迫近时代缝隙中的“水下之人”。

“青年创作者”已然形成当代文学备受期待的图景——从作品中，我们不断看到青年创作者的胆气：主动提出问题，直面回答；我们也不断感到青年创作者的真诚：这一代人对自我的剖析，往往带着冷峻和客观；我们还看到了他们身上蕴含的种种可能性，他们正展露出小说作品在记录历史和承载意义之外的巨大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