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戴潍娜，诗人、学者。毕业于牛津大学。出版诗集《灵魂体操》《我的降落伞坏了》《面盾》等，文论《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霭理士》，翻译有《天鹅绒监狱》等，戏剧《侵犯》《水泥玫瑰》。主编诗歌Mook《光年》。荣获2014现代青年年度十大诗人；2017太平洋国际诗歌奖年度诗人；2018海子诗歌奖提名奖；2018“领读者”年度人物提名；2020剑桥徐志摩银柳叶青年诗歌奖。

“我识别出那些正在前进的社会力量，我发现我是置身于他们中间的。”[2]

——萨特

中年，像一头狮子般到来。

四十岁对波伏娃而言，刚刚好意味着成熟的开端。她说自己后来理解了为什么科莱特笔下的某个女主角会惆怅地说：“我已经不再是四十岁了，不会再对着凋谢的玫瑰伤感。”[3]她只花了两年时间就写成了举世闻名的《第二性》，并在四十一岁时出版。那时，她对于未来的愿景，炽烈且充满胜算。荣誉和变革几乎没有悬念。按照她的完美规划，五十岁可以叫做成年人，那之前都属年轻人。真正让她惶恐的衰老讯号，是她与未来的关系。早年间的抵抗运动，连同浸润着不知疲惫的热血、主义、先锋艺术的左翼革命，正日渐与她脱轨。她与终身男友萨特，曾全身心投入到正由他们改变的世界，和随之而来的未来，并为之战斗。1968年五月风暴时，她跟同时代人，都还拥有一个庞大而恢宏的未来，尽管那时她已年过花甲，仍俨然焕发出灼灼生机。直至生命和革命一并“热寂”，朝向无序、失控与毁灭，她预感到“人生的作品已到了完结篇，即便再多写上两三卷，也不会改变整体的样貌了。”[4]迟到的中年危机和早来的暮年恐惧，几乎同时降临。

革命后的世界，变得令她和萨特难以把握了。思想者仍力图在各种“混乱的回响”[5]中理出头绪。他们一度寄予厚望的欣欣向荣的全球左翼革命，由于其天然的自发性和运动属性，发展到了他们无法理解的境地，突破了想象和规划的边界。晚年萨特的多病，又加速了这笼罩在未来的愁云。

当死亡的暗影渐浓，老病缠身之时，阳台上飘来了萨特轻声哼歌的嗓音——“我不愿给我的海狸添一点儿负担，哪怕一点点……”[6]

旷世才华终成浮华戏码。尽管“人是无用的激情”，存在主义思想仍坚信：在行动、反叛，和亲密之中始终有希望在——唯有“人是人的未来”[7]。

一次，在他们钟爱的圆顶饭店共餐时，暮年萨特指着一个圆脸少女问波伏娃：

“您知道她使我想起谁吗？”

“不知道。”

“想起您，她这个年纪的您。”

重返波伏娃的少女时代

“我是凭借不为他人所知的那部分自己而活着。”[8]波伏娃46岁时再次动笔写下一桩无法释怀的，早年间真实的“生死往事”。

那昙花一现的少女时代，半明半暗的心绪，天生有一种激烈与拒绝。它们就像女性这个神秘物种本身一样，是不可测的，且有拒绝的本能。半自传性质的《形影不离》里，早熟的少女扎扎，沉沦于错落绵长的自我对话，神经敏感到几乎带有一丝残暴血腥；同龄姐妹希尔维（波伏娃在小说中的化身）清醒坚定，看透了女性的普遍处境——横亘在未来的宿命。

在城府与诚恳之间——波伏娃要剥开自己，面对世界，如一条绷紧身子的鱼，让你读到那些好看的鱼刺。等到看客快要逮住真实的故事原型了，她又一次灵巧地游走。

这本浸透了少女心血的书，大概写得很艰难。

波伏娃用文学为少年时死于“精神谋杀案”[9]的闺蜜扎扎“招魂”——她结结实实死于她的觉醒，死于她特立独行的个性。而对“个性”的珍视，向来是波伏娃思想的核心：“并非个体——某一号样品——的价值，而是独一无二的个性的价值，这种价值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是纪德所言‘最无可取代的存在’”[10]。正是扎扎独特的品质，将她自己一次次暴露在越轨的险境。然而所谓成熟，就是一个自我裁汰的过程。波伏娃的养女西尔薇甚至使用了“阴森”一词来形容“学会适应”的工具化过程——“将自己嵌入预制的模具中，模具里有一个为您准备的空格，和其他空格挨在一起。但凡超出空格的部分就会被抑制、碾压，如同废料一般被丢弃。”[11]扎扎学习成绩优异，但性情乖戾。是她率先给少女波伏娃示范了如何逃脱“乖乖女”这一标签的束缚，她毫不扭捏地冒犯校方，同时掐准了一个淑女唱反调的尺度，叫人抓不着把柄。出于对母亲不幸的爱与服从，她的出格都是以伤害自己为代价。为了自由，为了获得一丁点儿安宁的孤独时间，她甚至挥动利斧砍伤自己的脚踝。

“这样的事情我永远不可能做得出来；光是想一想，我的血都要凝固了。”[12]波伏娃为之战栗。她一手培育了这份友谊，对扎扎怀有一份不可知的崇拜、恐惧，与激情。神秘是一种邀请的艺术。她为这个早慧少女惊叹不已，她着迷于她异禀般的敏感神经——“当她看见一只桃子或一朵兰花，甚至仅仅听到别人在她面前提到桃子或兰花时，她就会微微颤抖，胳膊上起一层鸡皮疙瘩”[13]。

这些无意识萌动的蓬勃的生命知觉，正是她日后和萨特在一起时所体会到的东西——只是，那份成熟后的勃勃生机更为广阔。个体敏感性被编织进世界的图景。自从在巴黎高师邂逅萨特，她迅速融入他的小圈子，成为他人口中的“女萨特主义者”，两人一生相伴，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政治旅行。没有戒指，没有婚约，唯有情人共赴的理念和行动。每一刻生命力量的绽放，如同永生的花朵，伸张着磅礴的生命意志。当波伏娃投身于热力四射的广阔天地，那个更勇敢、激进的少女扎扎在黑土下冰凉。这个坚称自己会结婚，但绝不会早于22岁的少女，最终亡命于22岁生日前一个月。

据说，生活只能以“倒带”的方式获得理解与最终解释。二三十年间，波伏娃不断重返这段残酷青春，从《精神至上》《名士风流》到《端方淑女》，她一次次徒劳地在纸上尝试复活早夭的扎扎。波伏娃曾说，她之所以写书，写那些让她得以成名的书，都是为了能够讲述自己的少女时代，毕竟谁愿意去关注一个无名之辈的成长往事？[14]

少女时代经历的秘事，最终让她成长为了世人所了解的波伏娃。晚年回忆录里，波伏娃讲述了父母在1919年变成了“新穷人”，她由此走上了与依附于家庭的传统淑女不同的另一条独立之路。

20世纪初天主教家庭的淑女们，人生前途只有结婚，或者进修道院。独身是耻辱。女人们在日复一日的家庭劳作中被判处无期徒刑。悲剧在一代代间传递，“妈妈从没有任何事是为了她自己而做的，她一生都在奉献自己。”[15]一潭死水的宿命，如同浸泡在烈酒里褪了色的樱桃尸体，散发着腐败的，令人作呕的热气。波伏娃对于资产阶级最初生理性的嫌恶，便源于扎扎周遭窒息的环境，那股傲慢又虚伪的压迫性低气压——“扎扎最终是被她的阶层杀死”[16]。过早受到了爱情魔鬼的引诱，扎扎才华热力一朝耗尽；波伏娃的少女时代却是心无旁骛，如饥似渴地学习，沉浸在寓言世界。一想到可以通过工作，摆脱依附于人的女人宿命，她就兴奋不已。面对年少时的懵懂爱人，她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镇定、理性，她很快意识到对方没有能力接住她的绣球，“他在思想上不能满足我”[17]。她绝不奢望雅克不介意她没有嫁妆这个硬伤，她也没有精致的着装（扎扎曾往波伏娃衣柜里偷偷挂进去一条像样的裙子）。然而正是贫穷成就了她，让她逃脱了那个时代女人的既定轨道，不得不努力取得哲学教师资格养活自己，并因此有机会在日后结识萨特，发展出共同的影响世界的文化思想。否则，“我会像其他少妇一样体验到被撕裂的痛苦，被爱情和母性所困，却无法忘怀往日的梦想。”[18]

“不，我们并没有赢得这一局”

巴黎从未平静的天空下，正爆发一场节日般的大游行。象征着堕胎自由的香芹插在头发丝里，一股清爽的类荷尔蒙的植物腥味儿在空气中弥荡。圣安东教堂门口的台阶上，一个年轻新娘，顶着沉重的白色婚纱，长裙尾快要把她绊倒了。忽然一阵奇异的风，将她高高托举起来——她看到身下香芹的天空一路漫灌到民族广场。广场上的雕塑底座上，拖布正被焚烧，如熊熊燃烧的火把。女人们受够了拖布般的奴隶人生！掳走新娘的，正是由四千男男女女汇聚成的游行大军。受“五月风暴”启迪，法国女性解放运动也在发明感官上崭新的革命。人们唱歌，跳舞，欢乐气氛堪比一场女权主义嘉年华。“生育自由！”“解放新娘！”队伍里不时有人高喊。口号与掌声，如雷鸣浪涌，滚向炙烈的天河。潮水般的人群涌向教堂，将新娘奉还给了这绿芹人海中唯一的陆地，领头的还和神甫交谈了几句。

扎扎是否会出现在这欢乐友爱的队列之中？她也曾在树林里策马奔驰，万般梦想着当一个叛逆的新娘，她身上还有火的印记。波伏娃会不会又一次在无数张涌动的面孔中，看到扎扎苍白幽灵般的脸？

不久以前，她刚刚在《343宣言》上签名，大胆声明自己曾经堕胎，站在公众和保守势力面前，毫不示弱。当波伏娃喊出“我们的子宫属于我们自己”，她大概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五十一年后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限制堕胎卷土重来。封印在废土里的恶灵，再度夺去了女人的子宫——她们从未自主拥有，亦难以逾越的战地。

中年以后，波伏娃沮丧地发现，半个多世纪来的女权主义斗争充满了失败主义。早年间暂时性的取胜，只是一时之迷惑。硕果很快过时，被遗忘。经久不变的“失败”与“未完成”，才构成了这场最漫长的革命的核心。在《第二性》中，她曾意气风发地写道：“总的来说，我们赢了这一局”；到了自传体回忆录终局篇，波伏娃改变了结论。

“我上当受骗了！”[19]她喉咙里溢出混沌的声响，绝望的藤蔓已缠上了脚踝。她清楚地看到一部分内在的死亡，对于生命失去了饱满热切的感知、期冀，以及原本最自然不过的珍惜；她清楚地看到还没有告别，就疾疾步入人生的后半场，不再对生活抱有坚定的信念；她清楚地看到自己对于进步政权和人性的最糟糕最恶毒的预判，统统得到了验证，只可汲取闪光的片段；面对曾经并肩作战的友人在时间长河里出人意料的变化，她竟也毫无伤感……那么，这一切，只能在文字中予以抢救和夺回了！她的书，曾让保守女人们不安，嗤之以鼻——“她非得等到六十岁才明白随便一个小女人都能明白的事”；如今她的“缺乏斗志”，又让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不满。然而，她心中始终有一个清明的声音：“描写失败、错误、消极的信念，并没有背叛任何人”[20]。

说到背叛，首先不能背叛的是自己最初的计划：写作，并让同代人听到自己的声音！“我与他们（同代人）的关系——合作，斗争，对话——在我看来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21]扎扎已然成了自由的“祭品”[22]；活下来的波伏娃，选择将自由作为方法，来对理想负责，那理想便是——“了解并表达”[23]。日复一日笔耕不辍，波伏娃绝无停滞之感，一天天迫切关注着时局风向。她改变了自己年轻时不愿局限于女权运动的傲慢偏见，那时她认为女性地位取决于未来的生产关系。晚期波伏娃修正了这一思想，她坚信阶级斗争并不优先于性别斗争，两者应当并行不悖。还有什么不能背叛？大概就是她跟萨特间的灵魂契约，和来自扎扎的凝视了。

小说中扎扎的化身曾说，“不明白为什么不幸，这是一种更大的不幸。”[24]

波伏娃半生都在回应这一问题。她惊诧于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对女性的剥削——“我们很难意识到，奴隶总是以为自己理所当然是奴隶，因为我们以为奴隶能轻而易举地看到其中的矛盾”[25]。两性间的矛盾和不平等，跟奴隶制一样古老，也一样的花样翻新。美丽的不幸，几乎成为女人的某种天然属性。“我能确定的是，我一定会走出困境……无法想象我会抛弃自己的雄心壮志和自己的希望。”[26]波伏娃绝不坐以待毙，扎扎就没有那么好运。按照官方结论，扎扎死于一种病毒性脑膜炎，但我们都知道这不是全部的实情。笃信上帝的扎扎，内心分裂出几股不可调和的矛盾激情。她早熟的爱情，是青春期吞食的有毒浆果，致命的秋水仙；她同时被自己锋利的罪感所割伤。

少女一步步奔向死亡。一切是如何猝不及防地发生的？又究竟为何最终走到这步田地？扎扎的死因至今成谜。这谜团像声尖利的哨鸣，悬于波伏娃生命里。要解开这个谜，她必须揭示出更深层的谜底。早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就有怪咖研究过新奇博杂的女性溯源。霭理士在《男与女》这本小册子中就探讨了一些古奥话题，诸如女性盆腔的进化，关系到性、情感、头骨以及大脑的进化等……在凿实的医学、生物学基础上，不乏神秘主义的玄学诘问。他要回答的问题，也正是波伏娃心之所系——女人何以是女人？一句话概括《第二性》：“女人并非生为女人，而是变成了女人”[27]。萨特充满生理吸引力的存在主义哲学，努力模铸人[28]——个别的人；波伏娃的《第二性》则模铸了女人。

如何成为女人，成为完整的人？波伏娃的回答，携带着她的整个人生。

她与萨特一生都自我放逐在自由的危险之境。她的才华，在一种远比理论更为精深浩阔的情感和心智中荡漾施展，她深知“自由行动”的意义。当她选择了一种更广阔，更有建设性的人生方式和写作方式时，平凡之躯被文化的光照放大出巨大的身影。伊莉葛莱特别注意到，在波伏娃女权思想中“女性解放不会抹除性吸引力的光芒”[29]。波伏娃反对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对全体男性的敌意，反对用姐妹情谊压倒一切社会关系，她“尤其反感把女性封闭在女儿国里”[30]——

有一天，女性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用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那时，爱情对她和对他将一样，将变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致命的危险。[31]

与波伏娃相隔仅一个月，前后脚离开人世的狄金森，一生幽居，25岁以后便闭门不出。“灵魂选择她自己的伴侣——／然后，关上门——”[32]波伏娃则选择敞开大门，与灵魂伴侣共建开放式亲密关系。极致的“向内求”和“向外求”，皆为爱的试炼。世上没几人能如狄金森那般擅长“闭门造车”。对于主动隔离式的幽闭生活，波伏娃显然缺乏那份耐性。她还是满心期待着敲门声——不论门口是一头孤狼，还是野兔。

革命与清账

这一年（1970），波伏娃又一次梦见了走投无路的末日景象。整个世界都盖在白雪之下。警察带来了斯兰斯基[33]和其余被绞死的人的骨灰。雪耐心地穿过大半个世纪，它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装点，而是清洗。静寂的原野上，骨灰的白和雪花的白，彼此埋葬。另一次，她梦见自己和萨特在沙漠中焦灼地寻找绿洲，好容易走上一条宽阔大路——“不，这条路哪儿也去不了！”

没有一条通向他们心目中的自由之路。革命的种种内在矛盾，宿命般地，将自己引向不可知的失败之途。

左翼暴力、先锋的气质、自发的属性，曾在同时代各个艺术门类中诱发出颠覆性变革。如今二十世纪初的假想英雄们纷纷落幕。尽管她与萨特从未从属于某个政党，他们与人民阵线始终葆有深刻的情感连接。漫长岁月里，这双惊世骇俗的精神领袖，警觉地经营着与全球左翼之间人道、友爱、互信的交情。在耶路撒冷的“封闭区战士合作社”，他们结伴探访华沙犹太幸存者，听幸存者们讲述惊心动魄的起义；在埃及他们受到了哲人王般的礼遇，人们手举国旗，队伍排到了几公里外对着他们欢呼“萨特万岁！”“西蒙娜万岁！”[34]她开始变灰的高耸发髻，犹如一顶最朴素的思想皇冠，慧眉深目像一束光，照亮了那些阴影之中不被看见的国家。她的目光，往往也带来了世界的目光。这对思想伉俪全身心支援世界各地的进步运动，不仅是出于道义，而是感到人民正在为了他们而战斗——一切都在实现她最初孤勇的理想。早在非常年轻时，波伏娃就想象自己的生活会是一个“异常成功的人类生存案例”[35]。扎扎的早夭，给了她一面死亡的镜子，从此她的自由永远地跟这面镜子连在一起。镜中有一个指派给她、扎扎，以及所有受压抑、受压迫、被规训者的位置。她痛恨这位置，和围绕它的矫饰、蠢事，竭力拒绝冷漠、取悦和逃避。她发誓要理解这一切！如若她停止思考，镜子里的人非把她压扁不可。

然而此刻，面对一个雪盲的世界，所有革命后始料不及的变化都像是对她早先智力、判断、观点的嘲笑。长久以来，她和萨特满怀热忱试图理解身处的时代。他们在“罗素法庭”通宵达旦地工作，谴责越南战场上的地狱景象，审判美国在北越犯下的侵略罪行；他们牵挂阿尔及利亚战争、古巴危机和布拉格悲剧，关心非洲“黑色大陆”的文化重塑……最终一腔激情变成了天真的溃败。波伏娃越来越预感到，自己此生对社会改造的期望会落入无底洞般的深潭。

她或许也和当年的扎扎一样，感觉到自己“被围捕”？她清楚那种感觉，只是这围捕的力量更抽象，不可名状。

没有确证，也没有迷失，只有迟滞的感知。萨特说的没错，他们投身到了一种自己“并不太理解的历史之中”[36]。混合着爱与厌恶，他们似乎不能再以过去的方式讨厌这个世界了。这也是波伏娃日后抛给萨特的问题。刚刚结识萨特时，萨特有一种“逆反性审美”[37]，他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意识清晰，“选择成为自己”[38]。若问他彼时对于身处的法国社会作何感想？他在成名作里就撂下一个词：“恶心”[39]！

“他人即地狱”“存在先于本质”这些石破天惊之语，如同思想粘钩一般，勾起了年轻人原本压抑的巨大虚无与叩问，妨碍了他们的归顺。从巴黎到马赛，一夜之间感染了犹疑。反对者们批判存在主义思想挫败了战后法国人民的斗志。但尖锐的攻击，只会助推《存在与虚无》的节节胜利。“那时萨特是个青年，不仅仅对着未来说话，而且也有理由以青年的名义……他的存在主义是精神史的最后一个词”[40]。

激荡岁月里，变革者每天头顶着各种“主义”；有一天，雪屑落在了他们头顶。经历了长时间的掌声，萨特并没有停止自我拷问，尽管年龄已经把他变成了一只被年轻人搬来抬去的古董花瓶。他着实遗憾1968年的运动来得晚了一点，倘若放在自己年富力强之时，他必定能有更多的介入。刚认识波伏娃时，他渴望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41]，早年在水牛比尔、尼克·卡特等探险小说中游历，萨特向来以“天才”自居，力图创造一种既为时势而生，回应某种呼唤，同时兼具普世价值的作品。他用西庇亚斯的话形容自己：“我未曾见过与我价值相若之人”[42]。时间教会人如何放低姿态。到了1975年，迟暮的天才承认，“说到底，我不过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43]。萨特突如其来的谦和，让波伏娃感到难过。

半生与时局共舞，他们几乎被押作未来的俘虏。然而她绝不甘心被抛弃在这个改头换面的世界。作为左翼思想领袖，她和萨特曾被前呼后拥着深度介入全球事务，最终收获的是无解的失败者之歌。左翼各派别日益增长的裂隙，让成员之间充满敌意，无法调和。唯一的共识是，所有人都感到自己失败了。刚刚释放出来的新生力量和崭新公平迅速变异，被另一种刚出生的可怕魔鬼镇压。

如果人生和历史只是“一再地把一个错误换成另一个错误”，那么文学革命意义何在？革命又如何走出自己的死循环？是否一切如同一种新陈代谢，一系列堆积的意义，只是为了重启人类机体的活力？当文明趋于迂腐——事实上，文明精致到一定程度便不可避免地滑向迂腐——新的力量别无选择，必须在艺术、文化、社会、政治等一切与人相关的领域来再次克服迂腐。

一切还是要回到人。波伏娃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年轻的一代会不会为世界提供新鲜血液，还是正相反，使之更僵化”[44]。她依然能嗅到1968年索邦大学深夜阶梯教室中糜烂、颓唐的，激烈幻觉的味道……所有人的脸庞都涂抹上了一层饱满到外溢的梦幻色釉。革命激情就像爱情般的崇高，荒诞，忘我，最终吞噬自己。人们从最初对革命的同情，转而重新渴望秩序。一代人的变革激情，如青春痘般爆发又覆灭，混乱中蕴涵了整个战后世界的结构性危机，以及延续至今的危机的变形。

充满变数的时刻，自由选择才真正发生。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得以闪烁——

徒劳并因徒劳而有价值的希望。这个方面——和未来的关系、和希望的关系……彻底的普世观念——这是我在二十世纪生命的意义。[45]

爱即生机

时间是一场幻觉。与菲茨杰拉德认为生命是一个“瓦解”的过程不同，萨特相信生命的进步，至死方休。“必须一个小时比一个小时干得更好……我的心脏的最后一次跳动刚好落在我著作最后一卷的最后一页上。”[46]

工作仍是他最迫切的热望。为了完美工作，萨特大量吃“科利德兰”，亢奋地写作，以超出自身负荷的极限能量下笔如飞。他吃兴奋剂一次吞十次的用量，时而分不清是半聋还是昏迷。垂暮来袭，他不时脑子发木，B医生建议他放弃严肃文论，尝试写诗。B医生前脚一走，萨特就大骂了一句“笨蛋”！[47]直到有一天，萨特视力下降到无法阅读，他看着自己一直钟爱的居住了十八年的书房，忽而丧失了生趣。他对波伏娃说，他不再喜欢这房子了，因为它“是一个我已经无法工作的地方。”[48]

波伏娃回想这半生，她与萨特一刻不歇的狂热工作，引领思想革命，继而被革命卖掉……不断在活着的时间里看到自己低劣的翻版。对手一再变换。他们燃烧的身心和自我重塑的欲望，总能让自己从任何绝境中浮上来。可如今，对面是一座疾步赶来的坟墓，是爱人的告别，亘古不变的衰老骗局。曾经的战役，已无足轻重。现在，波伏娃不得不去试探衰老与文明、创造力、革命以及死亡的关系。

在日渐稠浓的死亡的平庸之中，爱即生机。

远处是可怕的死亡和永别，远处有假牙、坐骨神经痛、瘫痪、痴呆和在陌生世界中的孤独，我们不再了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抛下我们飞快地运行……我们会在人生的最后旅程中相互搀扶。也许因此这一段路就不再可怕了？我不知道。希望如此。我们别无选择。[49]

早在萨特病情恶化前几年，波伏娃已在创作《懂事年龄》。这本她自己并不完全满意的小说中，波伏娃直入衰老的话题。一切从走投无路的绝望中年开始，像盯着糖在苦咖啡里化掉，女主角一点点品咂到生活、回忆、亲密之人挥发出的细小无力的甘甜——用以抵抗忍无可忍的智力、肉体、理想的多重溃败。女主曾充满雄心壮志地相信自己会永远充实，不断更新，每一天都向着期望的目标靠近，在即将退休的年头上依然做着学习计划。然而，人生的下坡路来得猝不及防。她因政见不同与儿子断绝关系，并由此开始质疑丈夫的信念立场，进而陷入对自我的深度怀疑。那一代知识人，将政治性作为了人生第一性的存在。最多的愤怒和脾气，都投注给了改造世界的大业。波伏娃在小说中面对的，是自我和世界共同的中年危机。

即将枯萎的玫瑰，天然叫人疼惜。那护花的人，也只有自恨无能为力。当时的评论界暗戳戳讥笑，波伏娃小说中那个对自己和他人都愤怒失望的女教师就是她自己；而那个比她更早衰老，立场闪烁，却最终把她从无边的荒诞和阴霾中捞上来的男主角，自然非萨特莫属。

对于这些揣度，波伏娃保持了开放的暧昧。

意大利语的青春这个词特别美：stamina。就是活力，是火苗，可以让人去爱，去创造。当你没有了它，你就失去了一切。[50]

几乎同时发动的另一场世纪之爱——海德格尔和汉娜·阿伦特用“静默”复燃并加强了那些行将湮灭的生命火苗。爱的音符，每一拍都在击打堕落和死亡。和海德格尔恢复通信后的第二年，阿伦特在《思想日记》中写道“所有平均的东西都是堕落，都是朝向死者这普遍性的倾向”[51]。所谓平庸，就是一种钝化，一种精神上的奴隶主义，它令初生而来的对生命的强烈珍视，日渐泯灭为无意义的重复劳动；用对生命的漠视来延续生命。真正的爱，是生的气息，能够激发人内在的欣欣向荣之气，而非某种腐朽停滞的情感。即便是在告别之中，也能生长出新的相遇。

或许是秉承了萨特的“希望哲学”，或许天生就不可救药地乐观，波伏娃发誓要在“终局”到来之前，率先发球；她那对于时间倨傲无礼的同伴，渴望不朽的同伴，对于衰老更有一种超然。尽管那些衰弱的东西早已变成了自身的一部分，活在希望中的人也从未丧失兴味。世界尚未对他们封禁。在回忆录中，波伏娃再一次完成自我发现和自我发明，用非常“历史的方式”回顾了她与萨特的一生。《告别的仪式》是波伏娃唯一一部交付印刷之前萨特没有抢鲜读到的稿子。书出版时，萨特刚过世一年。没什么能够拖住她向前的脚步，死亡不行，悲伤也不行。“生活没有暂停”，这是1968年“五月风暴”中她记忆最深的口号。直到去世当天，她都还在为当年和萨特一同创立的《现代》杂志工作。唯有书写，持续不断地创造记忆，可以将爱人永恒地连接在一起。他们的生命存在，同时作为彼此生命以及诡谲历史的“证人”和“证词的一部分”[52]；他们的情感，在哲学上显然比青春走得更远。

这对二十世纪最敏捷的头脑，受过哲学的完整训练，创造了一种哲学意义上全新的情感关系：一种敞开式的高贵的男人与女人间的智性友爱。两个哲学家从爱欲中透析出纯粹的法则与主义，密布着竞争与友谊——“我们之间有真正的自由：把自己的立场置于危险境地的自由。”[53]时而观点短兵相接，时而在彼此面前推翻自己，她与萨特的开放爱情同样作为了哲学主体。在波伏娃看来，正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理解萨特与其他女人关系的要害。当她不无嫉妒地问萨特：“在这些恋情里，女人身上的什么东西最吸引您？”萨特回答“无论什么都吸引我！”[54]他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大男子主义，但唯有在波伏娃身上他真正确证了自己。

他们依旧喜欢重游爱过的故地，新旧景象交织在一起，记忆随目光所及自由地切换。波伏娃凝视着爱人衰老的背影——他整个钟头坐在普罗旺斯四面灌风的大露台上，注视着村庄，什么都不做——她了解他此刻最深的渴望，那同样也是她内心的愿望。他们在露台上静静坐着，好像可以一直坐到永远，丝毫不厌倦。世界的巨大异彩依然令他们悸动不已。与眼前这般开阔风景如出一辙，这段亲密关系的深层次意义，超越了封闭的二人世界：从来不是一只 “封套”，而是一个延展和吸纳的“小系统”——他们的蜜巢始终敞开，迎接文化风物、社会潮水、不可知的风暴随时涌入。

亲密之书

她反复问自己：“假如没有遇见萨特，我会如何发展？”结论却是，“我很难确定那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遇到他不完全是个意外。”[55]波伏娃坚信，即便1929年他们没有相遇，他们的命运也迟早会因为青年左翼教师联盟的小圈子而缠绕在一起。他们必定此生同行。

二人在充满冲突的道路上齐头并进，持续给予彼此希望和生机，以及昂贵的真理。他们是最顽固也最亲密的战友，共享了时间和命运，甚至共享着对他者的情欲。波伏娃承认，“萨特所执意交往的女人真的都很迷人。她们是如假包换的迷人。作为见证人，我甚至也在另一个层面上，迷恋着她们。”[56]她自己也引诱了不少男男女女。

“既不能背叛终身伴侣，又不能放弃刚刚给他打开新世界大门的女人。”[57]当谈到萨特所交往、迷恋的诸多女性时，波伏娃提议，让他面对所有这些女人——“冥想一下吧”[58]！默诵一遍情经……女人，几乎是萨特一生的修行之途。跟女人们的相处，如同浸透在私密的月光之下、音乐之中。潜入花蕊之时，有一种感性的生命萌发，进而转为创造和新知。“我感兴趣的是将我的知性重新浸泡在一种感性之中”[59]，因而萨特思想有一层动情的生命力。借由与女人的罗曼蒂克关系，存在主义哲学家在她们的神情中，见识到属于另一种沉默性别的优越感性并且——“占有了她的感性”[60]，用于体验完整性的世界。经由爱过的女子，萨特与他游历探究过的城市建立起一种持久而富有人性的私人链接；女人天然的“边缘人”视角，又令她们对身处国家的知觉更为新颖有趣。据说，全球各地他所到之处皆有一个情人，作为这个国家的形象代言人——代表美国的M夫人，代表巴西的克里斯蒂娜等等。

这些外界流传久矣的八卦，在二人1974年从夏季持续到冬季的长篇对话中赤诚披露。波伏娃竭力让萨特占据谈话的上风，以获取他深层的内心流露——某种只在彼此间存在的“交流”。尽管抑制不住对其他女人的刺探， 波伏娃始终高度镇静。她也曾在这过量的危险关系中尝透了可怕的嫉妒与背叛。现在他们老了，对于亲密关系的体验也不同于从前。

曾经的波伏娃只能想象出一种爱，就是对扎扎的爱[61]。“我应该把自己的生命用来反抗那些我爱的人吗？”[62]这是扎扎颤抖着问她的问题。扎扎用生命作出最激烈的回答，波伏娃深知自己必须从这献祭中汲取理性，远离以爱之名的杀伐。她与萨特间的“君子协定”，经过了漫漫长路，已然成为了自己的命运。他们主动选择的契约，是“一项长期的事业”[63]。这段牢不可破的感情几乎带给了彼此一切。如果非要追问那究竟算不算真正的爱情，只能说，它高于爱情——他们是怀抱希望一起改造世界的人。

1968年戏梦巴黎的青春期，在萨特波伏娃这里可谓持久漫长，延至老境。他们在“亲密关系革命”中坚守秩序，并未被中年危机和老年绝望吞没。事实上，“绝望的诱惑”[64]在萨特一生中仅发生过两次。一次是二战法国被占领期间，他彻底感到那个充满文化活力和快活的可能性的世界被夺去了。然而存在主义由乐观而来，他决然选择——拒绝绝望！另一次，便是在晚年提前陷入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的阴霾的思虑。他意识到人类作为一个“悲惨的整体”[65]，拥有的只是永恒的分裂。曾经这个世界幻想着经济可以消弭国家政体间的敌意，之后互联网又制造了万物互联的生意。然而这些链接一一失效，互联网留给未来的是更深的撕裂。最终，恐怕只有文学——古老的文学，去唤醒人性中本能的理解，重新链接这个世界的亲密。文字，是有关记忆的权力。手握书写的笔，就是手握记忆的权杖。那些玩弄言辞，滥用语言的人何其卑劣，有罪，一旦丢掉了对记忆的守护，那么爱和生命终将成为一种消耗品：你，我，世界，很快耗尽。在现代性革命完成了伟大的毁坏之后，重返伊甸园之路，或许是去写一本建造美好关系的书——重寻人和自我，和他者，和世界的理想情谊。

波伏娃和萨特最后的写作，都回归到亲密关系当中——去写一本属于“我们”的书。

“他深切地希望在书中展现一个‘我们’……希望得出一种‘我们’的思想”[66]。唯有在这“共同思考”中，思想者辨认出爱人与自己，得以完成最后的飞升——“一部超出我自己作品的作品。”[67]

同样是在他们留恋的圆顶饭店。病逝前不久，有一次萨特忽而神秘微笑着对他的“小海狸”道：“那么，这是告别的仪式了！”[68]

属于他们的时间过去了，属于他们的时间不会过去。过去将一直存在，优于未来而存在——它们早已嵌入到未来岁月的肌髓里。明天不只属于那些刚出生或未出生的年轻人，世界依然属于他们，哪怕是“反萨特”“反波伏娃”的世界。他们，不可消灭——

现在是过去的重新开始。[69]

注释：

[1] 法国诗人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的诗句

[2]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以下简称为《存》），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53页。

[3] 西蒙娜·德·波伏娃《清算以毕》（以下简称为《清》），台学青译，海天出版社，2021年，第29页。

[4] 西蒙娜·德·波伏娃《清》，第29页。

[5] 西蒙娜·德·波伏娃《清》，第373页。

[6] 西蒙娜·德·波伏娃《告别的仪式》（以下简称为《告》），孙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第19页。

[7] 庞杰（Ponge）语，转引自让·保罗·萨特《存》，第13页。

[8] 彼得·汉德克语

[9] 扎扎死因成谜，整个事件充满模糊性，但可以肯定与情感因素密切相关。波伏娃的养女希尔维·勒邦·德·波伏娃在评论这一事件时使用了“精神谋杀案”一词。

[10] 希尔维·勒邦·德·波伏娃 “序言” ，收录进西蒙娜·德·波伏娃《形影不离》（以下简称为《形》），曹冬雪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8页。

[11] 希尔维·勒邦·德·波伏娃 “序言” ，收录进西蒙娜·德·波伏娃《形》，第6页。

[12] 西蒙娜·德·波伏娃《形》，第116页。

[13] 西蒙娜·德·波伏娃《形》，第15页。

[14] 1967年3月28日加拿大电台纪录片《资料》（Dossier）波伏娃口述。

[15] 希尔维·勒邦·德·波伏娃 “序言” ，收录进西蒙娜·德·波伏娃《形》，第8页。

[16] 西蒙娜·德·波伏娃《清》，第8页。

[17] 西蒙娜·德·波伏娃《清》，第14页。

[18] 西蒙娜·德·波伏娃《清》，第14页。

[19] 西蒙娜·德·波伏娃《清》，第105页。

[20] 西蒙娜·德·波伏娃《清》，第114页。

[21] 西蒙娜·德·波伏娃《清》，第24页。

[22] 回顾扎扎，波伏娃曾在未出版的笔记中写下来“祭品”二字。

[23] 西蒙娜·德·波伏娃《清》，第10页。

[24] 西蒙娜·德·波伏娃《形》，第45页。

[25] 西蒙娜·德·波伏娃《清》，第412页。

[26] 西蒙娜·德·波伏娃《清》，第14、15页。

[27] 见1975年西蒙娜·德·波伏娃与法国记者Jean-Louis Servan-Schreiber进行的电视访谈Pourquoi je suis feministe（“为什么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28]“模铸自己时，我模铸了人。”让·保罗·萨特《存》，第9页。

[29] 露西·伊利格瑞《性差异的伦理学》（以下简称为《性》），张念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xii页。

[30] 西蒙娜·德·波伏娃《清》，第414页。

[31]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合卷本），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868页。

[32] 艾米莉·狄金森《孤独是迷人的》（以下简称为《孤》），苇欢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8页。

[33] 曾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

[34] 西蒙娜·德·波伏娃《清》，第367页。

[35] 西蒙娜·德·波伏娃《清》，第33页。

[36] 西蒙娜·德·波伏娃《告》，第502页。

[37] 西蒙娜·德·波伏娃《告》，第458页。

[38] 转引自“演讲的前因后果”，收录进让·保罗·萨特《存》，第1页。

[39] 《恶心》是萨特创作的日记体中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之一。1938年首次发表。

[40] 让·埃默里《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杨小刚译，鹭江出版社，2018年，第105页。

[41] 西蒙娜·德·波伏娃《告》，第153页。

[42] 西蒙娜·德·波伏娃《告》，第195页。

[43] 西蒙娜·德·波伏娃《告》，第104页。

[44] 西蒙娜·德·波伏娃《告》，第489页。

[45] 西蒙娜·德·波伏娃《告》，第515、516页。

[46] 让·保尔·萨特《文字生涯》，沈志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序第9页。

[47] 西蒙娜·德·波伏娃《告》，第56页。

[48] 西蒙娜·德·波伏娃《告》，第73页。

[49] 西蒙娜·德·波伏娃“懂事年龄”，收录于《独白》（以下简称为《独》），张香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66页。

[50] 西蒙娜·德·波伏娃《独》，第37页。

[51] 汉娜·阿伦特《思想日记》，转引自乌尔苏拉·鲁兹（编）《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通信集》，朱松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10页。

[52] 西蒙娜·德·波伏娃《告》，第1页。

[53] 西蒙娜·德·波伏娃《告》，第40页。

[54] 西蒙娜·德·波伏娃《告》，第364页。

[55] 西蒙娜·德·波伏娃《清》，第16页。

[56] 西蒙娜·德·波伏娃《告》，第373页。

[57] 西蒙娜·德·波伏娃《清》，第26页。

[58] 西蒙娜·德·波伏娃《告》，第373页。

[59] 西蒙娜·德·波伏娃《告》，第369页。

[60] 西蒙娜·德·波伏娃《告》，第367页。

[61] 西蒙娜·德·波伏娃《形》，第35页。

[62] 西蒙娜·德·波伏娃《形》，第125页。

[63] 西蒙娜·德·波伏娃《清》，第16页。

[64] 让·保罗·萨特《存》，第111页。

[65] 让·保罗·萨特《存》，第113页。

[66] 西蒙娜·德·波伏娃《告》，第114、115页。

[67] 西蒙娜·德·波伏娃《告》，第115页。

[68] 西蒙娜·德·波伏娃《告》，第21页。

[69] 西蒙娜·德·波伏娃《告》，第5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