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那天我下了班，路边等202，车没停稳，人们便围了过去，我站到旁边点支烟，等下一趟，快抽完时一辆皮卡响两声喇叭停在我旁边，我瞧过去，振海从驾驶室探出身子。

“上车。”他喊道。

振海是我以前国营钢厂的工友，他开吊车，我用对讲机指挥他往哪儿下钩。

下工后我们常到大排档喝扎啤，振海总是一边喝酒一边骂。遇到长假我们会去南部山区钓鱼，带上帐篷，一钓两三天，钓到大鱼就找个农家乐，让厨师把鱼炖了，炒几个菜，再喝个痛快。

前年他去了威海，他老婆于英在威海一个造船厂当文员，办公室在岸边一艘坏掉的船上。

振海离开济南前一天，我们几个工友在“老地方”给他饯行，菜吃得差不多了，酒还不停上桌，开叉车的毛头怂恿振海和于英离婚，留在济南，其他人跟着起哄，我们不希望振海离开，他是个实在人，大家都愿意和他做朋友，特别是我，我觉得我工作离不开他。

那天振海醉成一摊烂泥，我和毛头送他回家，门口停着那辆皮卡，尾箱装满了行李，一块绿色帆布盖在上面，几条尼龙绳把四角拴得结结实实。

振海离开没多久我也不干了，陆续换了几个工作，前一阵在汽配城找了个活儿，目前还在适应阶段。

“这是要上哪儿？”

“回家啊。”我说，“还能上哪儿？”

“回家？”他嘿嘿一笑，“对不起，你今天回不了家了。”

振海告诉我他是上个月回来的，在一个钢构厂开200吨，他给于英打电话，说我要上家里吃饭，让多炒两个菜。

“太麻烦了吧？”我说，“随便找个地方得了。”

“少废话，知道你什么意思。”他笑着说。他腮帮子宽而结实，胡子刮了，年轻不少。

我还记得上次送振海回去，于英让我和毛头“扔他到街上去”。

“你放心，”他说，“她现在不管我。”

“真怀念咱们并肩作战那段日子！”他说，“钢厂没咱多少人了吧？”

“厂子早晚要毁在那帮杂种手里。”我说。

“想开点儿，抱怨不解决问题。”他没接我话，“我这两年的变化就是心态平和了。”

“你号码怎么是空号？”他说。

我说换了号，手机还掉水里了。

“我有孩子了。”振海说，给我看钱夹里的照片。

“男孩，快一岁了。”他说，“你们呢，有孩子了吗？”

“快了。”我说。

于英像是变了个人，神采奕奕，穿着打扮时尚了许多，胖了些，更好看了，她对我很客气，不仅主动倒酒，还敬我一杯。

客厅有个橱窗，整整齐齐摆着样品，盒子上写着“除婴幼儿外一切人群皆适用”，橱窗显眼处放着一块金灿灿的“明日之星”奖牌。

我问孩子在哪儿。“于英她爸妈帮我们带。”振海说，“等大点了再接回来。”

“没办法，”于英说，“如果哭一晚，第二天我们都上不成班。”

振海点点头。

“振海，什么时候把你那些哥们儿全叫到家里来。”于英说。

“他们不喜欢来家里。”振海说。

“外面怕你们吃得不卫生。”她看看我说，“家里酒管够。”

“两码事儿。”振海笑着看我一眼。

“我把吃的给你们弄好就走还不行吗。”她说。

“有这话就够了。”我敬了她一杯。

走时振海送我到小区门口，我们互留电话，约了改天再聚。

回到家，屋里放着歌，邱静正打扫房间。邱静在一家商场卖化妆品，她喜欢打开电视调到音乐电台，一边听歌一边做家务，会唱就跟着唱，不过最近会得越来越少。

我跟她说今天遇到了振海。

“这下你开心了，”她拖把伸过来，用力推开我，“头号酒友又回来了。”

“你干吗？”我看着她。

“真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喝酒。”她说。

我没说话，感觉她有点不对劲儿。

“我不知道你在外面什么样。”她用力拖地，“我只知道你一回家就很不开心。”

“我受够了。”她抬起头看我，眼里噙着泪水，她把拖把扔到一边，伏在餐桌上哭起来。

最近邱静情绪出了些问题，动不动冒出一些消极的词，说她讨厌做爱，想淹死邻居哭闹的婴儿，要和我同归于尽，还抽起了烟。

那天她在商场卫生间给我打电话，不说话，只是哭。我听她哭了整整两分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最后她说没事，把电话挂了。

我认识邱静的时候她正为一段恋情所累，那人比她大整整二十岁，离过一次婚，是个卡车司机，有一辆按揭的“东风”，跑济南到上海那条线，邱静父母极力反对，说他给不了邱静幸福。

那人长了一张“不走运”的脸，很多人长着那样的脸，邱静给我看过他照片，她手机里他们的合影。

邱静还是顺从父母意愿，打电话和他说了分手，说得坚决无情，我甚至有点同情他。

分手没几天，那人在张家港出了车祸，胳膊断了，货被附近村民哄抢一光，他在医院给邱静打了个电话，邱静有些动摇，买了张当晚去张家港的火车票。我跟她说，那是同情，不是爱，你给他希望只会伤他更深，她才把票给我。

“我是不是很残忍？”她哭着问我。

我握着她的手，告诉她一切都会过去。

一年后那人从黄河大桥跳了下去。那时候我和邱静结了婚，知道这个消息她难过了几天，还说过类似“如果当初我去了张家港”的话，不免让我担心，有的人就是如此，喜欢主动背负责任，责任成了生活根本，大街上我从没见过一张轻松的脸。

我坐在邱静身边，等她恢复正常，我抚摸她头发，希望让她好过一点，我喜欢她那头乌黑发亮的长发，有股森林的味道，晚上我要是闻不到这味道一定会失眠。

“我想忘掉那些标价签。”她哭着说，“只要一闭眼，那些东西就像海水一样往我脑子里灌。”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她看着我，“我要疯了。”

“你只是最近压力太大。”我安慰她，“好好休息几天，别去想工作，很快会好的。”

她没说话。

“过几天我们去日照玩。”我说，“坐快艇，游泳，沙滩上晒太阳，我们可以住海边旅馆，推开窗能看见海那种。我知道价格合适的地方。”

她还是没说话。

“或者去草原骑马。”我又说。当电视机换成电台模式，电视画面会变成草原风光。

“你想去骑马还是去游泳？”

“骑马。”她说，泪水还挂在脸上。

“那还不简单，下个月去内蒙古。”

“可我早没假了。”

“请病假。”我说，“到时候我帮你搞张住院证明，你想要肾结石还是阑尾炎？”

“再说吧。”她去卫生间洗脸，“我要睡了。”

我关掉电视，枯坐在沙发上又喝了几罐啤酒，刚才的事让我清醒了许多，我不喜欢清醒的感觉，尤其现在。

第二天，生活归于平静，也没人再提骑马。

我原本以为至少可以平安无事地度过这星期，没想到周五晚上，差点又吵一架。当时我们在看央视六套的一部电影，那是个爱情故事，女主角怀上了前男友的孩子，最终还是得到了幸福。

“外国人怀孕照样抽烟喝酒。”邱静说，“而且她们好像不坐月子。”

“人种问题。”我说，“非洲人也不坐月子，你可以调查一下韩国和日本，朝鲜人要是不坐月子那是因为没条件。”

她白我一眼。

“那孩子是她全部麻烦的原因。”电影看完，我像往常一样分析总结道。

“也是你每次戴两个‘套’的原因。”她说。

“我们情况和他们不一样。”

“别紧张。”她说，“你知道我不喜欢孩子。”

“你没必要说反话，”我说，“邱静，咱俩用不着这样。”

“用不着哪样？”她看着我。

振海的电话救了我，叫我明天去他家烧烤，叮嘱我一定要带上邱静，他说于英想见邱静很久了。

“我不去。”她说。

第二天我们睡了个午觉才出门。

“今天是世界烧烤日。”我拍着巴掌，想提前调动起大家的情绪。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暴雨。”邱静说，她跟同事换好了班。

“天气预报你也信？”我说着往窗外看，万里无云。

“要不要买点什么？”邱静问。

“不用。”我说，“振海是自己人。”

“不好吧，我可是头回去。”她说，出门前她仔细化了妆，她曾经明确表示过，我那些朋友里只愿意见振海。

“那有什么关系，”我说，“我罩着你。”

“德性。”她说。

振海家在城南郊，我们坐上一趟直达他家的公共汽车，过去我就是坐那趟车和他汇合，再一起开他的皮卡去钓鱼。

那是个欧式风格的小区，下了车，邱静在水果店买了些水果，从“凯旋门”进去。小区绿化不错，一楼住户都有个篱笆围着的小院儿，每个院子都被主人精心照料着，有的种满蔬菜，有的是一片花草，还有个院子，种着好几棵樱桃，枝头上挂满了泛红的果子。

“我也想有个这样的院子。”邱静说。

“你想种什么？”我问。

“想搭个葡萄架。”

“振海家就有。”

“真的？”她说。

远远就看到了振海家的葡萄架，枝繁叶茂，藤蔓铺得满满当当，振海在葡萄架下切肉，于英把切好的肉穿到竹签上。

“振海。”我喊。

“快进来。”于英推开院门，“刚还和振海说你们是不是快到了。”

“这是邱静。”我说，“这是于英，你得叫姐。”

“真漂亮！”于英说，“李威，你娶了个漂亮老婆。”

邱静脸有点红。

“这是振海。”我说。

“你好。”他对邱静说。

“我们来晚了。”邱静说，“没帮上忙。”

“没多少活儿，你们随便坐。”于英把装满肉串的盘子端到炭炉旁，炭火燃得正旺，“可以开始了。”

“我帮你。”邱静说。

“好啊。”于英说，“一起。”

我和振海坐下来，刚喝完一罐，烤串就端了上来，香气扑鼻。

“来点饮料？”于英问邱静。

“谢谢。”邱静说。

邱静烤的鸡胗外焦里脆，大受欢迎，“还有谁要？”她问。

我和振海举手，于英也说要，我嘱咐邱静多放点辣。

“你运气不错。”于英说。

吃得差不多了，我和振海开始专心喝酒。

“再来点儿？”于英看邱静杯子空了，拿起橙汁问她。

“我喝啤酒。”邱静把杯子朝我一推。

“我来。”于英说，她拿过邱静的杯子，涮涮，倒上啤酒。

“干一个。”于英举起橙汁说。

邱静把啤酒干了。

“女中豪杰。”振海朝邱静竖起大拇指。

“跟他学的。”她看我一眼。

振海从兜里拿出烟，给我递一根。

“小时候我家也有个葡萄架，”邱静说，“白天我和小伙伴在下面做作业，跳皮筋，晚上一家人纳凉，聊天。”

“每年还都有葡萄吃。”于英说。

“葡萄熟了我们能来吃吗？”邱静看着头上一串串小葡萄。

“到时候我给你们留着。”于英说，“你俩必须来。”

“真好。”邱静倒上酒，“英姐，敬你一杯。”

于英端起杯子，“我只能喝这个，我喝不了酒，”她说，“一点儿都不行，酒精过敏，一喝身上就起红斑，跟世界地图一样。”

“没事儿，”邱静说，“你喝饮料。”

“她确实不能喝酒。”振海对我说。

“有时候也免不了，”于英放下杯子说，“还记得刚毕业那阵参加个面试，就在酒桌上，每人面前摆三杯‘二锅头’，经理说谁能连干三杯就用谁。”

“那时候还不认识她。”振海说，“不然肯定不让她去。”

于英看他一眼，接着说，“那两个一点儿没犹豫，把三杯干了。男生喝完，直接趴桌上了，女生喝完，满脸通红，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我知道自己不能喝酒，可那时候真的很需要工作，只好硬着头皮喝了一口，转过身就开始吐，回去难受了好长一段时间，从那以后就滴酒不沾了。”

“谁得了那工作？”我说。

“不知道，”于英说，“我把女生送回家就走了。”

“那么操蛋的工作不干最好。”振海说，他把烟灰往空酒罐里弹。

“什么工作不操蛋？”邱静说，“上个月店庆，全场六折，我们开单开得手忙脚乱，全都疯了。”

“可以想象。”于英说，她认真听着。

“可一千块的东西，打六折也是六百啊。”

“很正常，”我说，“人和人本来就不一样。”

“你生气的可能不是这个，”于英说，“你气的是就算付出再多，也得不到公平回报。”

邱静看着她。

“有时候只是没选对方向，”于英说，“方向错了，走得越卖力，错得越远。”

“是那样，”邱静说，“可我没方向。”

“你能看到二十年后还是这样，今天不过是重复昨天，你觉得在浪费生命。”

邱静点了点头。

“我以前在船厂工作，”她说，“跟你情况一模一样。”

“你是怎么改变的？”邱静说。

“事业。”她说。

“对了，”邱静说，“忘记问你做什么工作。”

“与其说推销不如说是分享，我们分享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一种生活理念。”

邱静看着她。

“阳光、积极，让人幸福、家庭和睦。”

邱静看我一眼。

“同时还能挣钱。”于英说。

“他们总开会，没完没了，”振海点了支烟，“就这点不好。”

“开会是必要的，同事间需要交流，需要相互帮助，鼓励。”于英说，“我们像亲人一样相处。”

“那种感觉一定很好。”邱静说。

“跟谁都亲热。”振海说，“不嫌累。”

我和他干杯。

“别理他们，两个俗人。”于英转向邱静，说要介绍一位伟大的导师给邱静认识，她告诉邱静那位台湾来的导师帮她找到了人生真谛。

“你只需要去一次，听听她说些什么，”于英说，“说得对不对，有没有道理，你可以自己判断。”

我没再听她们说话，和振海聊起钓鱼，他说在威海的时候偶尔会去海钓，一下午十几条。

“不过和钓淡水鱼感觉完全不一样，”他说，“钓淡水鱼才有成就感。”

“海鱼蠢得要死，”我说，“傻子都能钓上来。”

“我喜欢钓鲤鱼，鲤鱼最不好对付，小时候经常跟我爸去湖里钓，竹子做的鱼竿，我爸拿玉米钓，我用蚯蚓，我只能钓上来一些小鱼小虾。”他说。

“想钓鲤鱼最好用玉米，很考验耐心，鱼漂儿半天不动一下，只要动了，保证是大鱼。”他接着说。

“给你讲个故事。”我说。

我跟他讲了件我小时候钓鱼的事。

一九九三年夏天，我九岁，那时候我爸在贵州迷雾河林场工作，他一半时间伐木，一半时间搞养殖，我妈也在林场工作，只搞养殖，我在永义上学，平时住爷爷家，只有寒暑假才去林场生活一段时间。

林场在大山深处，那里没有游戏厅、旱冰场，没有闭路电视，还经常停电，附近只有一家小卖铺，冰柜里的冰棍儿没一根是保持原状的。

林场的星空很漂亮，在那儿我第一次看见流星，我问我爸那些星星闪一下就看不见了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星星燃烧后消失了，我不理解消失是什么意思。

“没了，找不着了。”我爸不厌其烦地解释。

我爸妈很忙，白天多数时间我一个人在家，周围没有和我同龄的小孩，我总是独来独往。

那个暑假，我过够了无所事事的日子，一天下午，决定干点儿不一样的。我从牛粪堆里挖些蚯蚓，拿上鱼竿和水桶，去了小河边。

天很热，烈日高挂空中，没风，树木低垂着，大地散出热气烘烤小腿，火辣辣地疼。

路上没遇到别人，远处只有两个抓蜻蜓的小孩，似乎笑着，闹着，可我听不到一点儿声音。

我从没一个人钓过鱼，以前都是跟我爸去的，我喜欢守着水桶，看鱼仰在水面大口大口呼吸，能看一下午。

我边走边回想我爸是怎么做的，不由自主加快了步伐。

走到河边我才发现自己可能不是真想钓鱼，河里也看不出一点儿有鱼的样子，我找处树荫把东西放下，坐那儿发了阵儿呆。我在想爸妈此刻在哪儿，他们不在我身边时会不会是不存在的。

我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开始准备钓鱼。我把一块平整的石头搬到河边当凳子，给鱼钩挂上蚯蚓，蚯蚓比鱼钩长，多出的半截来回挣扎，我觉得很好，容易引起鱼注意。

下了钩，鱼漂儿刚稳住就沉了一下，连忙把竿提起来，半截蚯蚓还在扭，也许是眼花，我又把钩扔进水里，认认真真盯着水面，很快鱼漂儿又抖了两下，连忙起杆，蚯蚓完好无损，它在试探我，这回我打算等到鱼漂儿至少一半沉水里才动手。

我把钩再扔下去，鱼漂儿还是像刚才那样轻轻动着，我告诉自己耐心一点，水底下有个狡猾的东西，等了好一会儿，依旧如此，我找了个时机提竿，还是什么也没有，半截蚯蚓却不在了，我气急败坏，把剩下的蚯蚓往外面移，刚好遮住钩尖，我发誓一定要把这家伙钓上来。

这回鱼漂儿变安静了，一动不动，我眼睛不眨地盯着，天气太热，盯一小会儿就开始犯困。

终于我看到鱼漂儿细微地抖动两下，接着猛一沉，整个钻进水里，我连忙提竿，手上感觉到的力量让我大脑瞬间充血，情不自禁喊了出来，声音未落一条巴掌大的鲤鱼拎出了水面，它在空中摆着尾巴，浑身泛着金色的光。

我把它取下来，拿在手里，它像黄金做的一样，每片鳞甲都那样完美，我兴奋地环顾四周，想知道还有谁看到了如此精彩的一幕，我没找到抓蜻蜓那两个小孩，只看见一个人从小路朝我走来，看不清他的五官。

我把鱼装进裤兜，转身去提水。

河道上有个几米高的瀑布，我心想瀑布的水最干净，刚把桶伸过去，像是被谁用力拉了一把，我一头栽下去。

我掉进一个巨大的漩涡。那时我还不会游泳，我跟着漩涡转了好几圈，到了潭底，觉得我正在死去，这时看到漩涡外，有个模糊的人影。嘿，我跟他打着招呼，见到你真好，你让我明白了一些问题，很重要的问题。

“怎么说呢，很快我平静下来，”我说，“我准备好了去死，我知道不合常理，可当时就是那样，我等着他们。”

“后来呢？”振海看着我，“那人救了你？”

“漩涡把我甩了出来，水流把我冲到浅滩上。”

我艰难爬起身，一抬头，刺眼的阳光让我一阵眩晕，差点儿又栽进水里。那人站在岸上，手里拿着一根长树枝，他的脸像是蜡熔化后又凝固了一样，我有点恍惚，等他走远，才回过神儿，摸摸裤兜，鱼没了。

振海神情凝重起来。

这事我没敢跟爸妈提，那天我在河边晾干衣服才回家。

“这事不简单。”过了一会儿，他说。

“什么意思？”我看着他。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他说，“我早说过你不是普通人。”

“你以后肯定会有大出息。”振海看着我，又看了下于英，她们刚刚进屋参观了橱窗，于英说着什么，邱静频频点头。

“你得随时做好准备，我预感着时机差不多要到了。”振海跟我干杯。

那天我喝了不少，邱静一反常态没拦我。

晚上我们打车回家。邱静挽着我的手，跟我商量辞职的事，她另一只手抱着一袋样品。

“这是个机会。”

“什么机会？”

“我的机会。”

“再考虑考虑。”我说。

“考虑什么？”她说，“于英做一年就拿了明日之星，你觉得我会比她差？”

我握紧她的手，过了一会儿，她望着车窗外黑压压的云，说：“要下雨了。”

车行驶在浑浊空气中，上高架那几个圈绕得我头晕。

远处一辆警车无声地闪着警灯，我们和其他车一起堵在高架上，司机熄了火，点上烟。

“想吐。”

不知过了多久，听见一阵警报声，越来越远，邱静说：“怎么办？车走了。”

我想回答，嘴张不开。无数铁落在身上。

失去知觉的刹那，一个巨大的旋涡出现在面前。我被一股力量推着，向它靠近，旋涡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越来越近，我认出了他，依旧那副天真模样。

他看着我，旋涡外的我。

宋迅，小说作者，2013年获台湾《联合文学》短篇小说新人奖，作品见于《山花》《青年作家》《十月》《收获》《当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