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上完补习班，李玥坐公交去往图书馆。下车时，刺眼的阳光伴着一阵热浪袭来，她眯着眼，抬头看天，湛蓝的天空挤满了一团团形态各异的洁白棉花。是积云，漂亮，温柔，给人一种食物般的温暖。她看了两眼，便低头朝图书馆走去。

那是一幢四层老楼，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建筑风格，老式的铁窗，窗框上坦露出斑斑锈迹。楼四周种满了枇杷树，四季浓绿的树冠在二楼至三楼的部位延展，初夏时挂满诱人的金色果实。枇杷成熟，气温节节攀升，一楼报刊阅览室的人也就渐渐多了起来。到了阅览室门口，李玥稍稍停了一下，喘着气，心情是不好也不坏，犹如盛夏一片无风的湖面。空调的冷风迎面扑来，令毛孔一阵收缩。李玥仰头望了望最里面，阿亮在老位置上坐着，对面空位的桌上放了一本厚厚的不知名的书。她察觉到了自己表情的变化，是不那么明显的微笑。她带着那副表情及被烈日烘得热腾腾的身体慢慢地走了过去。

走近时，她看到他放在一旁的稿纸，横线是浅绿色的——他换了纸。上面只有几行字，寥寥数语，比以往的少很多。是想不出要说什么了么？又或者，不想说什么。坐下前，李玥低头迅速瞟了他一眼，他理了发，其他没什么变化，穿着夏天总穿的那件聚集热量的黑色T恤。她从包里取出书本和水杯，将阿亮用来占座的书推了过去，轻轻说了声谢谢。

稿纸轻轻推了过来，她飞快地挪过来，放在数学练习卷上。她将另一张对折好的A4纸从英语课本里取出，用同样的动作推到了对面。他抬起头，看着她笑了一笑。她也笑了一笑。这个笑容显得急匆匆，还未完全展开就已经开始收拢了。她又低下了头，嘴角依旧保持着微微上扬的姿态，开始看他写的东西。

阅览室十分安静，角落里的立式空调吹着凉风，头顶旋转着的吊扇发出低低的有节奏的声音，窗外枇杷树上的蝉不知疲倦地叫喊着。她喜欢这里。可惜，等城东的新图书馆造好，这里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星期一晚上，妈妈告诉我，我的语文老师，我们那个乡下小学的校长去世了。（此处，他划去了“去世”，写了“走”，又划去了“走”，改回“去世”）。据说是癌症，可妈妈说不出是什么癌。我想去送送她。可你知道，这不可能，我哪儿也去不了。她还那么年轻，去年才过了四十岁生日。

她想，他要是继续往下写，他或许会流泪。尽管他看起来不像是会轻易流泪的人。可越是这样的人，一定在无人知道的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偷偷流过许多眼泪。她用指腹去探查那张绿格稿纸，似乎没有哪处有眼泪的痕迹。她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写下的这段话，可能是知道消息之后，周一的那个夜晚，也可能是第二天。他们都一样，没有父母的首肯，哪儿也去不了。他要去的地方并不近，据说要坐上一小时火车再加一个半小时汽车。

她应该如何安慰他？她有些后悔她在自己那张A4纸上写了满篇吐槽的话。她总是对现象不满，像个挑剔的评论家，揪住那些生活中约定俗成司空见惯的事。她没有地方可以说。她在作文里从不写这些。那些方格子里的东西，积极、思辨、向上，完美无缺。

她喝了一口加了薄荷叶的水，在绿格纸上写下一句：说说她的故事吧。我想听。

小学六年级之前，我一直在那个学校。学校并不小，教学楼是L型的一幢，三层。旁边还有幢小点的办公楼。办公楼连着食堂。有个不大不小的操场，操场上有跑道，两个篮球架。对于山里的小学来说，这算是不错的。鹿鸣乡小学。学校是市里出资建的。我们的校长是在新学校建好后来的，大学毕业就过来了。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到这样一个地方来。因为那时起，有点能力的村民就开始往市里迁移了。他们在城里找工作，然后把孩子接出去。即使没有房子，也把孩子送到城里的学校去上学。就算不是城区，只要是下面的乡镇，都比山上好。等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慢慢地开始不分年级上课了。高年级一起，低年级一起。如果分班上，很可能一个老师只教三四个学生。你一定没见过这种景象，会觉得好笑。可我那时没感觉，以为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的。大家在一起上课，大大小小。后来看到电视里别人的学校，才觉得我们这样实在是与众不同。原谅我用这个词。老师们都很好，对我们也没有别的要求。成绩什么的，都无所谓。相比于你们，我们可以说是快乐学习。我们的校长，董老师，就像我们的母亲。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的母亲都跟着父亲去城里上班了，工作赚钱。一周回来一次，或者更久。我们跟着爷爷奶奶。他们照顾我们的生活。有时候市里会有一些团体来慰问，来给我们上课。音乐课、舞蹈课、航模课，基本都是这些好玩的课程。来的大部分人本身都不是老师，他们带着我们玩上半天，或是一天。所有来的人，都会问董老师一些大同小异的问题。怎么照顾、教育这些山里的孩子。他们叫我们留守儿童。第一次听到时，不知道这词的具体含义。当然，也不能去问。因为我们也是偷偷听来的。他们的谈话，也不会刻意避开我们。教室门口，操场上，他们都随意聊着这样的话题，我们就在他们周围跑来跑去，毫无顾忌。他们也不能期待山里的孩子有多少规矩。实际上，比起其他地方的留守儿童，我们还是要幸福一些。毕竟大部分父母短则一周，长则一两个月，都会从山下上来。山里穷，但山下还是好的。我们的父母不用跑太远，有的不用出市，有的不用出省，就可以赚到钱。

董老师和来慰问的人说，比起老师，我更像个妈妈。就像个妈妈一样对待他们就好了。这比老师更重要。健康，活着，快乐。快不快乐，尽量吧。学习上面，是不能有什么要求了。董老师总是这么说。

离开那个学校，到了城里，我明白她这话的意思：要求。城里孩子是怎么学习的，不用说了，我们都懂。我五年做的题，都没有在这里一个月做的多。

董老师的家也在城里。她的孩子也在城里的学校上学。她是鹿鸣乡的客人。村里的老人把她当成最尊贵的客人。相比较，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那些老师，没有一个能得到她那样的尊敬。不论是你们A班的，还是我们普通班的，都没有。这和他们收到多少礼物没有关系。我母亲也给我现在的班主任送东西。她没有给董老师送过。但在心里，她还是很敬重董老师的。

敬重归敬重，她还是不会同意带我回去参加董老师的追思会。

那几年，董老师早晨总是会在宿舍煮好鸡蛋，带给我们这些因为起床晚了而没时间吃早饭的孩子。鸡蛋是孩子们的爷爷奶奶送给董老师补身体的。她把它们煮了，再给我们吃。鸡蛋没有的话，就煮小番薯。她不介意我们第一节晨读课在班上吃东西。

他写得飞快，每写完一张便推给她，写了三张稿纸，却还没有写完。“下次”，他回过头，指了指悬挂在报刊杂志阅览室门上方的圆形挂钟。是的，她该回去了。

2

刚刚来到这个城市的那个夏天，阿亮遇上了一场台风。听着电视里关于台风的预警播报，这个新六年级的学生脑子里满是狂风呼啸大雨滂沱树木拦腰折断的场景。他问母亲台风会不会很危险。母亲笑他过于紧张，走过来要用沾满面粉的手去摸他的头，被他轻巧避过。

“台风年年有，老家那边也挨得到的呀！”她笑。

“那里只是下雨。毕竟远了些。”他说。

“这里也没事。也就下下雨，刮点风，很快就过了。没事没事。”母亲一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表情。她一贯这样，似乎什么事情都难不倒她，什么事情都不是大事。有时候，阿亮希望她像别的妈妈那样，可以温柔些，说话轻声细语，或者，在不经意的时候给自己的孩子一些甜蜜的惊喜。这是他很小时候的期待了。后来，他遇到了董老师，就很少再去想这些无聊的、不切实际的愿望。董老师很温柔，他和许多同学一样，愿意把她当成妈妈。后来，有一段时间，母亲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总是在电话中表达未能近身的内疚，向来爽朗干脆的她，声音里也夹带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惆怅。

母亲麻利地揉着面团，父亲在调包子馅。他们开早点店，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忙活，夏天开张早，五六点就开始有客人了。母子俩聊天时，父亲一直没说话，等他们的话题结束，过了一小会儿，他才说：“该做的防备还是要做的，店里，家里，地势都不高，要是真发水了，肯定损失大。”

“年年准备，年年扑空。”母亲说，随即哈哈一笑。

父亲不再搭腔。他做事的时候习惯沉默。和母亲搭档做早餐生意，精细的活儿一般都是他来做。有时候，母亲会说，阿亮长大了越来越像他爸。言语里，是可以听出些满意和自豪来。尽管，她常常当着相熟食客的面抱怨丈夫闷罐子，不解风情。初在店里听到母亲这话时，阿亮也是一阵惊讶。他没想到母亲会说这样的话，没想到她会和别人当众调笑父亲。后来，他又释然，毕竟，他和她相处的时间是那样的少，他又怎能了解她，更不用说她做生意的样子了。

那个暑假，他开始在早点店帮忙。他们是把他当作大人看待了，接到身边来，督促他功课的同时，也督促他成为一个勤劳的人。暑假里的那些天，他每天和他们一起起床，帮着揉面、剁肉、生煤炉子、准备笼具。开工后，他帮着上餐、收盘子、给杯装豆浆封口，后来又开始学着炸油条。看着肥胖的油条在油锅里从乳白慢慢变成金黄，他第一次想到自己的未来——也许，不久的将来，他会成为这家小店真真正正的一员。他正在做的这些事，和他放在店后面杂物间架子上的那堆课本一点关系也没有。可他在做的这些，又是如此的实实在在，踏实丰满，让他几乎没空去想念他遗落在山上的同学，还有董老师，也没空对即将到来的新学校新生活做任何忐忑犹疑的设想。他忙得满头大汗，连擦的时间也没有，可他必须擦去，免得它们掉落在油锅里、案板上。

“小伙子，灵的！”老食客夸他。

“你们有个好儿子。好福气。”

食客们的话让母亲的脸笑得像朵花。

台风来临前的那个早晨，城市异常平静，几乎感觉不到一丝风。原本潜藏在阿亮内心的小小期待在这个闷热夏季清晨的寂寥中慢慢放大，他希望迎接一场真正的台风，一场狂风骤雨的洗礼。至少，等过年时回到那个熟悉的山村，他可以将这种景象讲得绘声绘色。他只善于讲述真正发生、真正感受过的事。他没有大部分男生那种善于吹嘘的本领。

风雨在午后来临，晚上十一点时他趴在城中村出租屋紧闭的窗口前透过街灯昏黄的光探得它狂乱的样貌。不久，窗户缝开始进水，在不算洁白的墙壁上汇集成流。母亲用干抹布封住窗缝，不多久就需要拧干一次水。父亲开始在房内踱步，用一种像是与母亲商量又像是自言自语的语调说要不要去一趟店里。母亲安慰他，就算水真的上来，也不会那么快，明早去也来得及。雨不停，是不会有什么生意的，去总归还是要去。母亲让阿亮留在家里。客人少，不会那么忙。阿亮在父母的说话声中，伴着窗外的狂风暴雨沉沉睡去。他不知道父母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只记得当时他毫无意识地“嗯啊”应着。

早晨醒来时，目光穿过早就被雨水浸透的湿嗒嗒的抹布望向窗外，他惊讶地发现，水已经漫过天井的水泥地面。他从床上跃起，打开屋子门，水面几乎与门槛齐平。雨仍旧持续，丝毫没有减小的迹象。

他环顾屋内，想着有没有什么方法，像在窗缝里填抹布那般能防止屋外的雨水灌入。他能想到的只有沙袋——电视里解放军叔叔们抗洪抢险时的画面一闪而过，但没有沙袋。只有几袋米、几袋面粉。父亲早就把它们安置到一张桌子上面。他没有手机，没办法给父母打电话。出租屋里也没有装固定电话。或者，他可以立即去店里，坐公交大约半小时。可如果水灌进来，这里怎么办。既然这里的水漫了上来，说明整个城市的水都漫了上来。早餐店那边也一样。父母处理完事情，自然会回来。

今天还会有生意么？他无奈地望着门外正经受暴雨冲击的简陋破败的城中村，羡慕起那些居住在温暖高楼中的人。他望向那些高楼，它们淡淡的影子正印刻在灰白的雨幕中。

他将可以搬动的东西继续往高处挪。在雨水灌进屋子后，又将东西往更高的地方挪。

临近中午，父母都回来了。他赤着脚呆愣在水里，心里却有一种上前拥抱他们的冲动。

晚上，水淹没了他们的睡床。他们只好到二楼别的住户处避难，并把那些米面食物一同搬了上去。

这是阿亮在N城的第一个夏天，在腥味十足的洪水、左邻右舍的抱怨及泪水，及救援队的皮划艇中度过。那些被浸没的家具、衣物，即使经过清洗，那股浓浓的腥味始终挥散不去。

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和别人提及这个夏天。也许可以和李玥谈谈，如果她问起的话。那次台风，并非所有人都真切体验到了它的暴烈。这个城市里，依然有许多人安安稳稳，透过那一扇不会漏风漏雨的明亮的玻璃窗旁观。李玥就住在这样一座房子里。御景苑，她的家离他父母的早餐店很近，地势却要高出很多。大概，他们会说起那个因被水淹而歇业一周的早点店。

“早点店还没开门。”“哦，早点店开门了。”她听了会想什么？也许什么也不会想。那时，他们并不认识。

3

傍晚，李玥回到家，母亲正小心翼翼地从厨房端出一碗莲藕排骨汤。李玥看了眼父亲的书房，房门紧闭。他应该在里面，外头热得像个火炉，他似乎也没别处可去。事实上，在外人眼里，他已经深居简出很长一段时间了。

“课上得怎么样？留作业了没？”

“还好，新课不会讲太难。作业在图书馆做完了。”

“图书馆人多么？”

“挺多的，基本坐满了。”

“那你还能找得到位子？”

“是基本，不是全部。”李玥用一种不带任何情绪的语气认真辩解。有时候，她要小心在母亲面前露出这个年龄孩子特有的反抗或抵触。“你看，青春期，说什么都要反着来。”她不喜欢身为教师的母亲用那种了然于心、经验丰富的调调给她妄作评判。

“热了就把客厅的空调打开。”母亲转身进厨房时对李玥说。

李玥“嗯”了一声，朝着客厅那台美的圆筒型立式空调走去，一边留意空调遥控板在哪儿。

“还是图书馆好呀！有免费空调可以吹。”母亲的声音从厨房传出。

“早可以开了，你烧饭不热么？”李玥说，她声音不大，想必已经淹没在厨房抽油烟机的嗡嗡声里。

母亲没有回应。遥控板找到了，压在一本新出的《三联生活周刊》下。空调启动后不久，母亲从厨房探出头来，“叫下你爸！开饭了，有他爱吃的莲藕排骨汤。”

李玥敲开书房的门，在靠窗的一把老式藤椅上坐下，摆弄着旁边花架上的一盆银边吊兰。另一个角落有一盆草兰，盛放之时香气四溢，李玥从不用手拨弄，只是看。那是父亲的爱物。父亲也常常坐在这个位置，吹吹风，或是想想事情。而她，从某个时候开始，便坐在那里等父亲收拾好手头的事情——有时候是工作，大部分时候应该都不是，和她一块出门吃饭。等待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抬头看她一眼，或者说上一句话。

那件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她童年时的愿望实现了，她将得到父亲所有的爱。

她有时会为此内疚，为何在那个时候要许这样一个愿望，那许多个生日，吹蜡烛之前。应该持续了很久。关于这部分记忆早就不太清晰，她忘记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四岁？五岁？又持续到什么时候。

平心而论，父亲的手艺比母亲的好，至少莲藕排骨汤做得比母亲的好喝很多，汤清甜可口，排骨入口即化。他很少下厨，下厨必出精品。母亲虽说在教学上严谨，厨房里，却还是马虎的。

姐姐李泽走后，整个家都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下。母亲是第一个想要挣脱的人。她从一开始的震惊、小心翼翼，到后来的无奈、气愤、不满。她没做错什么，为何要被这样一片潮湿压抑的迷雾死死缠住。李泽不是她的孩子。她只有一个孩子，就是李玥。她也只需对她负责。别的一切，都是障碍。作为一个母亲，和做班主任是一样的，为自己的孩子（学生）排除干扰、障碍。

这一年多，李泽这名字不能提。谁也不能。只有母亲敢提及，“她”，用这个女性第三人称指代词代替。她把一切罪责推给了李泽的母亲，父亲的前妻。因为她，父亲才离了婚；因为她，父亲要分身照顾两个家庭；因为她教育的失误，没有尽好一个母亲的责任，将女儿推向了死亡的边缘。去年全市就只跳了这一个。“她”为什么会成为这一个？母亲说。

“难道是我的原因？又或者是你的原因？”母亲这样和父亲说。

父亲沉默不语。

“我也是受害者。我可是你们离婚后才认识你的。”

父亲依旧沉默。

她希望他说话。说什么都行，哪怕是和母亲争吵。

阿亮的字很漂亮。他说自己是野路子，跟着村里的老文书练的。老文书是他家邻居，每逢春节村里人都来找他写对联。阿亮最喜欢的还是他写的蝇头小楷，村里人涉及房产土地交易的公证总是会请他来写个文书，写在土黄色的糙面软纸上，含蓄内敛又舒展飘逸。他跟着他写了几年毛笔字，直到他因病去世。

李玥小时候练的是楷书，硬笔，有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到小学五年级，她的字都是方方正正的，整洁漂亮，卷面上很占优势。学校里的书法比赛她有时也能拿个二等奖。她更喜欢二等奖而不是一等。三等奖太低，让人一眼望到差距，和鼓励奖无异；一等奖太受瞩目，下回不参加不行，再次参加，掉了名次又难看。小学一二年级时，李玥还热衷于这样的比赛，每回被班主任老师选中时，心里总还是有些小兴奋。后来，诸如语文知识竞赛、作文比赛、数学竞赛之类的学科竞赛，因为过于顺利而令她失去了兴趣。才艺方面也是如此。对此，母亲的态度也很是暧昧。最初，她对李玥这些小成绩还会给出几句夸赞，买个冰激凌作为奖励。后来，对于那些书法板报之类的小奖，她便说，小时候都玩过了，这些也没啥意思了，又没明显进步，时间有限，精力也是有限的。

练习楷书最初是母亲的意思，书法老师也是母亲相熟的。到了六年级，李玥越来越不满意自己写在作业簿和试卷上的方块字，却也没觉得班里其他同学的字有多令人羡慕，直到看到阿亮的字。

暑假前一个月的某个周日，她在一张带去图书馆做演算稿纸的A4纸上写了几行字，小心地推到了对面。之后，她便一直低着头做着数学练习，直到那张A4纸被轻轻地推送回来。她的心咯噔一下，伴着惊讶、欣喜，以及落定。那是个关于男生的问题，男生如何看待像她们这样看似优秀，实则碌碌无为毫无特色的女生。她想看看他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说实在的，她没有异性朋友。认识阿亮前，也并没有交异性朋友的打算。

他认真回答了，文字和他的字体一样清新、真诚。并不长的一段话中，她看到了一个男孩的稳定、内敛及舒展。

之后，他们总是利用在图书馆这短短的一个多小时互通有无。从四年级开始，她上完辅导课就去图书馆报刊阅览室待一个多小时，看书写作业，然后回家吃晚饭——她要感谢她那位严厉的母亲，目前还没有横加干涉。另外，她也要感谢自己身居小城，老图书馆刚好位于城市最中心，不管她在哪里补课，总有一班公交车可以到它附近。

通常，他们会提前将想要写的东西在纸上写好（不长，一个话题的开始长则四五行，短则一句话），到了图书馆便交给对方。

莲藕排骨汤落肚后，李玥回到房间，打开抽屉，拿出放稿纸的蓝色文件夹，最上面的那张是最近的。她问了他一个问题，关于未来的：你觉得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希望以后会做什么？

这问题很傻，至少他们班上的同学从来不会谈起。先考上大学再说吧。或者说，先考上重点高中再说。在一个普高升学率不到百分之五十的地方，谈那么遥远又有什么意义呢？她的同学大部分和她一样，父母安排上各种培训班，小时候是才艺班，大了是学科补习班。中考后选学校，高考后选大学、选专业，都是一样。我长大后要当科学家，这恐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电影里才有的童言童语。选秀节目里，逐梦的女孩说她要成为一名歌手。她听了有一些些震动，但那只是节目，她得先上得了节目，才有可能和别人谈梦想。

李玥完全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会喜欢做什么。她想问问他。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也不清楚我会做什么样的工作。现在，我倒是知道我能做什么。如果让我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开店门，给饿着肚子来的人做早餐，我也可以接受。至少，这一个月来，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已经可以将油条炸得很好，客人都喜欢我炸的油条，有时候我爸在那里炸油条，我在做别的，有客人会和他说，嘿，老板，来三根油条，现炸的，让你儿子来。我爸就会把炸油条的长木筷给我。他在一旁给我切好面粉条，码在一边。小笼包，我也会包了，但调馅，我爸还没教我。他说慢慢来。很多事，他都喜欢这么说。慢点才能做好。

这份工作除了辛苦，也没什么不好。当然，大人们总是希望我读好书，将来考上个大学。说到这，我和别人一样迷茫。高中都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大学，太遥远了。

是啊，现在与未来的距离，就如同生与死。李玥叹了口气，将文件夹小心收到抽屉最底层。

还有，他文字这么好，好到不自知却足以令他人感到羞惭。她觉得他可以成为一名作家。

……

全文见《上海文学》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