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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来到莒县浮来山时，心境应该是清寂湛然的。

那时正是南北朝的梁朝。刘勰奉梁武帝萧衍之命，在南京钟山的定林寺中整理编撰佛经，任务完成后，他便上书请求辞职出家。《梁书·刘勰传》记载：“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皇帝下谕恩准，他于是离开了效力多年的宫廷，原地转换身份，成了寺院中的一名僧人，一直到去世。

南北朝时期，正是佛教大举进入中土的鼎盛岁月。“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诗人杜牧的这两句广为传诵的名句，描述的就是当时寺庙林立的胜景。不少帝王都笃信佛教，尤以梁代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为甚，他虔诚敬佛，以至到了佞佛的地步，放着皇帝不当，几次舍身入寺院，害得群臣们只好向寺院捐了大量的钱财将他赎回。

据说，刘勰在定林寺期间，中间有几年回到了祖籍东莞莒县，即今天山东莒县，在浮来山中修建了一座寺庙，也取了与南京寺院同样的名字定林寺，在一幢石头砌成的校经楼中整理佛教经典。

浮来山山色蓊郁，环境清幽，人烟隔绝。遁迹此间，长日无事，他得以从容地校勘撰述。眼睛倦怠了，从上下两层的校经楼里抬头望出去，他会看到一棵银杏树的巨大的树冠。

这棵树被称为银杏之王，树龄迄今已经将近四千年，在刘勰生活的时代也已经有两千几百岁了。老树树干粗壮，周长约十六米，要七八个人才能环抱，树冠繁茂仿佛一座山丘，冠幅达到九百多平米，荫蔽了其下数亩的地面。即便眼睛不去看，也会听到它发出的声音，根据风力的大小，有时龙吟细细，有时如泣如诉，有时则呼啸咆哮。一棵树太古老了，真实和虚幻的边界便会模糊，会发生许多神奇灵异的事情。

刘勰学识渊博，他应该知道围绕这棵树的故事。莒县春秋时代称莒国，是西周时由周天子分封的一个诸侯国，曾经和相邻的齐鲁争雄，国力盛极一时，史书称“莒虽小国，东夷之雄者也”。《左传》记载，公元前715年9月，鲁隐公与莒子在这棵银杏树下盟誓，保证了两国间长久的和平。同时，莒国也是齐鲁两国失势的王室成员的避难之地。齐襄王时国政混乱，公子小白在鲍叔牙陪同下逃到这里避难，后来回到齐国当上了王，就是在管仲辅佐下成就霸业的齐桓公。处境顺遂了，行事便未免有些张狂，鲍叔牙便借祝寿之机，进言“使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不要忘记当年流亡莒国时的艰难困窘。“毋忘在莒”，已经成为一个汉语成语，与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一样，提醒人要时刻居安思危，不忘初心。

一个古老的地方，历史的意味浓郁深厚，适合做种种深长悠远的思考。这棵老树构成的场域，显然十分适合一位修道者。作为思想者，刘勰的一生，其实也是一次与跨越时光的事物的漫长对话。

居住在浮来山定林寺的数年间，刘勰都想过什么呢？

这时的刘勰，生命已经进入晚年，应该与多数的老人一样，喜欢怀旧，思绪不知不觉中会浸入岁月烟云。他的脑海中不时地闪现出自己生命历程的某些片断，如同银杏树的落叶从眼前飘过。

首先应该是他早年寄身寺院十年之久的日子。“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关于刘勰生平的资料很少，我看到的只有《梁书·刘勰传》这一篇。文字简短，最主要的信息是他精研佛学，造诣深厚，贡献巨大。他不但对佛经整理分类，连寺院收藏哪些经卷，都是他来定下的，可见其话语权十分了得。

不过刘勰最初的人生抱负，也和那个时代的文士一样是政治上的，期盼济世安民，建功立业。他在《文心雕龙》的《程器》篇中就说，“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这部著作立论的起点就是“文原于道”，主张写作必须学习儒家圣贤经典，并以儒家思想解释和指导文学创作，从书中的“原道”“征圣”“宗经”等篇名，就足以见到他受儒家影响之深。

但南北朝是士族门阀一统天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刘勰祖上虽然荣耀过，但父亲一辈已经中落，他身世寒微，没有仕进的可能。他便在青年时代进入南京钟山定林寺，跟随名僧僧祐学习达十多年。这在当时佛教高僧大德备受尊崇的背景下，也是一种“曲线救国”之路。因此，他虽然深居寺院多年，但并不曾出家。帝室一家人都拜僧祐为师，萧衍即帝位后，僧祐备受礼遇，刘勰也连带着被征用，出仕为官，被临川王萧宏引为记室，后改任车骑仓曹参军，再后来又为南平王萧伟记室，并兼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

其实这些都是官阶低微的角色，掌管文书章奏、粮食和兵器的出入账目等，但可能多少满足了他用世的夙愿。尤其在萧统身边的日子，他感到很惬意，因为萧统醉心文学，识才爱才，对刘勰惺惺相惜，史载“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

他后来决计离开庙堂殿陛，重返伽蓝山林，有一种说法与萧统的去世有关，但时间上并不吻合。更大的可能，是他已经了悟了自己的天命之所系。他本来天性淡泊，出仕之前，他能深居寺院多年，深研佛理并卓然有成，必须心意诚笃才能做到。虽说那时尚有世俗功利的考虑，但他对佛经的深入沉浸却是真切的。有了这样的铺垫，当目睹了宫廷的残酷权力争斗，经历了世事的反复无常，佛教理念就得到了印证，对缘生缘灭、成住坏空的感悟变得具体而真切，心性开始转向，儒家的进取心和释家的退隐志此消彼长。他上书梁武帝请求出家时，为了能够顺利遂愿，烧去了头发以表明心志，可见此时已经是矢志不渝。

从此以后，他更是心如止水，神凝志笃地献身于佛经的整理。青灯黄卷的日子枯燥乏味，但在他却是有着深湛的滋味。他的佛学造诣愈发无与伦比，声誉隆盛，京城的寺塔和名僧身后的碑文，一定都会请他来写。

《文心雕龙》这部伟大著作的诞生，也与其寺院生涯有关。据考证书的完成当在南齐末年，也即他出仕之前在定林寺中的时候。那时他还不到四十岁。虽然该书以儒家思想为基调，但可以见到佛学的影响，行文中不但使用了“般若”“圆通”等佛经里的概念，而且在论述方法和逻辑体系的严整缜密上，更是明显地体现了佛学思维方式的影响。

在浮来山的时候，《文心雕龙》早已经是过去完成时，但一个勤奋的思想者是不会停止思索的。在寺院周边峰峦四时山色的环抱中，他是否会重读他早年的这部作品，并有所增删修订？年龄和阅历的增加，会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和认知。眼前的风景，是不是也会以某种方式激发他的灵感和思路？譬如在最后一篇“序志”中，他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振叶以寻根、观澜以索源”，讲的是面对作品要寻根究底，探求本源，也可以引申为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那么，与他朝夕晤对的这棵银杏树，参天而立，枝繁叶茂，至少会以其超卓不凡的形态，深化他的这种观念。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艺术家有衰年变法的说法，思想家的理论，也有很多是以晚年的版本为准。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我的猜测。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物，心仪的对象，一个人有权力做出哪怕是依据阙如的想象。

但想象赖以生发的原点却是确凿的，就譬如风筝飞得再高，也总有一只拉住线绳的手。尽管浮来山上的云雾缭绕飘忽，但山下寺院里天下第一银杏树的存在却是坚实真切的。作为文本而固定存留下来的《文心雕龙》，比它的作者的生命消息更为真实清晰。

被银杏树巨大树冠荫蔽的校经楼，如今已经辟为刘勰生平陈列馆，里面陈列着《文心雕龙》的众多版本以及历代的研究文献，印证着这部巨著的不朽地位。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包罗万象，融通文史哲，兼蓄儒道释，围绕文体、创作、批评诸多方面，展开了广阔而深入的陈说阐发。它对齐梁之前文学创作的经验和文学理论批评的成果，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大发展的时代，这部著作更仿佛是一座兀立的高峰。此后历朝历代的一系列文论著作都受到了它的影响，许多文学理论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它们的雏形。

可以说，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没有一部著作可以与《文心雕龙》相比。对它的研究也从未间断，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龙学”。鲁迅先生论人衡文的眼光一向很苛刻的，但在《论诗题记》中高度评价它：“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

关于它的丰富博大的内容，不是轻易能够穷尽的。这里只想拈出一点，即它对文学价值的全力托举。这无疑正是整部著作的出发点。

在以经世致用为至高价值的传统思想中，很长的时间里，文学一直被低看，在统治者眼里文人只是俳优弄臣般的角色。甚至文人也自惭形秽，汉赋大家扬雄就说过作赋不过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此种观念一直到后世曹魏时代犹然，即使极具文采的曹植，都认为“辞赋小道”，而他的志向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但转折毕竟发生了。曹植的哥哥、后来成为魏文帝的曹丕，深刻地认识到文学的价值。他在《典论·论文》中，把文学写作即立言提到了比立德立功更重要的地位，认为只有文章才真正能够给人带来永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

刘勰当然会了解这些。从魏晋到南北朝，文学的地位也大幅提升，像南梁王朝的皇帝父子都是出色的作家。他所效力依附的昭明太子萧统，更是视文学胜过皇位。萧统为了编撰著名的历代诗文总集《昭明文选》，呕心沥血，焚膏继晷。对仁厚儒雅的他来说，宫廷争斗波诡云谲，权力追逐导致骨肉相残，怎么比得上文章带给人的愉悦和慰藉？

刘勰一定是充分地了解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才愿意将生命投入这种研究，探讨和揭示文学写作的奥秘和规律。如果说曹丕的论文仿佛一棵大树钻出的第一个新芽，其后约三百年间不同作者的众多论述则是次第生出的片片绿叶，那么到了刘勰，则是进入了快速生长期，突然间就绽放了一树繁花。

凭借一部不朽的《文心雕龙》，刘勰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这部巨著托举了他，仿佛众多的信徒托举了佛祖一样，让他被历史记忆，为后世仰望。他就像浮来山定林寺中的这一棵银杏树，历经数千载光阴，依然生命健旺。而与出身和职位都十分卑微的他相比，多少高官显爵、名门望族，都早已无人知晓，就仿佛银杏树的一片片落叶。

当然，上面的种种想象，是建立在刘勰来过这里并停留数年的前提之上。但银杏树下真的印下过他的足迹、校经楼里真的留下过他的身影吗？会不会是故乡人出于对前辈乡贤的敬爱，而做出的善意的附会演绎呢？

史书中对他在南京定林寺出家后的记载很少，只有寥寥几句：“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字句中的意思很明确，取了法名慧地的刘勰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应该是在公元522年前后。范文澜《文心雕龙注》里采用的就是这种说法。倘若如此，刘勰是绝无可能来到北方的。当然，史书文字的准确也未必就是事实的准确，传主生活的年代距今已经足够久远，极大地扩展了不确定性的空间。同样是文史大家，在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中，刘勰的离世时间则向后推了十几年，是在公元538年后。那样的话，他倒是有可能来到这里的。

但不管他是否来过，有一些事实是确凿的。这里是他的祖籍，其祖先在永嘉之乱后移居江南，一直居住在京口，即今天的江苏镇江。更重要的是，他的著作不朽。有了这一点，他的生平行踪疑案是否一定需要破解，就不是很重要了。

走进被几棵青桐和古槐掩映的校经楼里，正面墙壁前就是一尊刘勰塑像。他发冠高束，凭几端坐，手持狼毫，神色沉静笃定，目光平视着前方。

他的目光驻留之处，就是那棵巨大的银杏树。阅尽沧桑的老树应该知道答案，但它缄默无语。四千年了，它仍然生机勃勃，枝繁叶茂。树和人，见证着彼此的不朽。

莒县位于山东省东南部，今天隶属于日照。日照地名的由来，源自其邻近黄海，是“日出初光先照”之地。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是投向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辽阔田野中的第一道最强的光。

光亮至今熠熠闪耀，并将永久如斯。

彭程，《光明日报》文艺部原主任，高级编辑，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入选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有散文集《在母语的屋檐下》《心的方向》等多部。曾获中国新闻奖、冰心散文奖、报人散文奖、丁玲文学奖、丰子恺散文奖、北京文学奖及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提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