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腊月，城市除了凛冽之气，竟片雪未落。学生们裹紧棉衣，瑟缩着，在校门口出进，像一群鱼，在冰层下游来游去。我去学校办事。

我一直在酒店打工，当服务生，且还是客房那种，每天跟着一群五十岁满脸褶子的大妈换床单、扫卫生、擦桌椅、消毒等，这让我极度郁闷。我想，这都是娘们干的活，我一个爷们，最不济也得当个保安啥的。况且，我还是中文系本科生，干这破活，让人着实憋屈。可又能如何，就业困难，一毕业又毫无工作经验，只能在酒店谋一口饭吃。当铺床单的服务生，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还得考个工作。这一点，我心知肚明。

在酒店我已快干了一年。铺床单、打扫卫生这类活，我已干到得心应手，但每次客人退房后，屋子里凌乱不堪也就罢了，但那种暧昧气息让人反胃。汗味、橡胶味、药水味、腥味、脚臭味，混合在一起，甚至还残留着压抑的呻吟，在打开门的一刻，扑面而来，让我晕头转向。我曾向经理提出换岗，但被拒绝。我带着愤懑之情，在打扫完房间后，怀着报复心态，躺在床上，把自己摊开，舒舒服服睡一刻钟。甚至想象，如果有个女朋友该多好，我们就可以在这柔软而洁白的床上挥汗如雨、死去活来。然后留下那种暧昧气息，让别人打扫。我唯一感到满足的是，我把这家国际酒店的床，利用两月时间，都睡了一遍。近百张床啊，试问有几人能做到，哈哈。把这些时间累计起来，相当于二十四小时。那等于这六百元的客房，被我白白睡了一整天。带着这种满足感，我继续在酒店干着娘们干的活。

当然，这期间，我参加了一次事业单位招考，因为没复习，加之报考人数众多，岗位需求又少，我只能充当个炮灰。即便如此，我依然有一颗被招安的心，想着考个事业单位，虽不是铁饭碗，但也是塑料的，端在手里，心里踏实。再也不用干这劳什子活，被一帮毕业后作鸟兽散的同学在微信群里笑话。不过就在报考时，我档案有个地方不合适，应该是学校填写时疏忽大意，搞错了。为此，我又得去学校开证明。证明我就是我，我在档案上不是我是因为学校搞错了，特此证明我是我没有问题。

学校还是老样子，贴着老旧瓷砖的校门，刷了灰漆的教学楼，永远昏昏欲睡的看门老头，落了叶子反倒筋骨健壮的梧桐。还有学生，每年都有新入学的，每年都有毕业的，一波接着一波，潮水一般，可大家都是同等面貌、同等穿着，我甚至怀疑那些毕业的又来入学了，年复一年，是同一拨人，循环往复着。就在开完证明，我满怀羞愧（一个在酒店当客房服务员的毕业生，没有给学校争光，甚至在拉低下线，人家回校是荣归故里，我则如丧家之犬，我甚至感觉到学生们犀利的眼睛在戳着我的脊梁骨，说：你看这人，铺床单的。）离开时，对面一个面貌和穿着稍异的人，与我擦肩而过，我把头缩进衣领，仅是眼角一瞟，没有在意。走了没几步，我肩膀被拍了一下。转身，把脑袋稍微伸出几寸，我还在疑惑中。

王社长，你不认识我了？那人从灰棉衣中抽出手，伸过来就握。我带着几分疑虑，做了配合。

我何马啊，还没看出来？你再看看，他顺手抹掉头上的暗红色棉线帽，一头弯曲扭拧、油光明亮的黑发，瞬间膨胀开来。是何马，没错。

我又一次握了握他的手，带着几分关怀之情，拍了拍他肩膀，说，认识认识，诗人荷马啊。

他把额前的头发拨拉到一边，脸上明显开阔了，且带着几分欣喜，问我来学校干嘛。我说了开证明准备参加考试的事。他嗷嗷点头，说你们都毕业两年了，时间真快。又问我干什么工作。我曾作为文学社一社之长，此刻在诗人荷马前，羞于开口说自己铺床单，犹豫片刻后，说，我在某国际酒店当大堂经理。他又频频点头，愈加欣喜了，说真好真好，都是大经理了，有出息啊。我们闲聊了一会，风把他细瘦的身躯吹得哗啦作响，再吹，他就要飘起来了。我说我该回去了，酒店还有事。他一把拉住我，忙说，那怎么行呢，你来了，我该请吃饭，走走走，你上宿舍等我，我去打饭。他硬拉着我走，我只好跟着。

宿舍没人，床铺凌乱，和我在校时，几无区别。只是有种错觉，让人恍惚间，似乎回到了上学时某个冬日午后。我坐在何马的床沿上，他的被子堆在一边，床单卷皱，隐约有汗渍和污垢拓下的轮廓。床头枕边，散乱丢着几本书，除课本外，还夹着一本诗歌年选，年选是三年前的。我拿来顺手一翻，里面落下一张卫生纸，用蓝色笔迹写着一首诗。我刚要看，何马推门进来了，牙齿打战，说，迟了，没饭菜了。我夹上纸，放下书。他从宽大的衣兜里掏出四个馒头，左右手各两个。喏，你吃这两个，太简单了，不好意思啊。我接过馒头，馒头上粘着他衣兜里的碎纸屑、渣滓、灰尘等。接过馒头时，我看他十指没有指甲，光秃秃的，像梧桐树枝。我心里一阵难过，心坎上就像放了块寒冰一样。

你这指甲？

吃药，掉光了。他拍打着馒头，坐下，又从裤兜里翻东西，上衣挡着，只得站起来，把馒头放在枕头上，撩起衣襟，掏出一包咸菜来。又到柜子里取出饭盒盖和筷子，撕开咸菜，挤到盖子上，把包装袋上的几滴辣椒油抹在了馒头上，又给我用他的杯子倒了开水。我们坐在床两边，他随手取来那本诗歌年选，垫在下面，放好咸菜和开水。他似乎带着歉意，用两个馒头招待我，实在寒酸。不过又安慰我说，你尝这馒头，是不是和以前味道一样？我点头嗯着。他说，都是青春的味道啊。我一笑，心里的酸涩又浮了一层沫子。他用下巴指指床，说，这不是我的，我没宿舍，学校没安排，我外面租房，这是另一个同学的，人家有钱，谈了女朋友，宿舍不方便，去外面包了一间宾馆的客房去住了。馍馍噎着了他，他咳嗽了一会儿，脸憋得通红。我说，我给你倒杯水。他一手拿馒头捶着胸口，一手举着筷子摇着，表示不要。过了一会儿，气顺了，又说，冬天出租屋冷，我这同学心眼好，床铺留出来让我过冬。

说毕，停了片刻，他示意我吃咸菜。我用筷子尖指指那本年选，问，还写诗吗？他低下头，嘴角咧出一团笑，跟叹息一般。

我跟何马是同级同班，中文专业。刚入学那会儿，何马留着一头长发，瘦高个，披一件旧风衣，穿梭于校园，像半截旗杆挂一面旗，风吹着猎猎有声。到教室上课，坐最后一排，总是半歪着脑袋，沉默不语。有时找他说话，他从长发缝隙里送出一个白眼，鼻子里哼一声，脑袋点着，鄙视一切的样子。于是，我们便少与他往来，而他，也懒得搭理我们，独自承受着那份孤单。

后来，听人说何马写诗，是诗人。我先是一惊，接着便坦然了。以他的相貌和行为，说他是诗人，倒是颇为吻合。不过如今在学校，诗人群体早已没落，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诗人风光无限，堪比现在一线明星。谁要是写诗，且在刊物发表诗歌，那真是星光熠熠，数不尽的女粉丝暗送秋波，甚至直接投怀送抱。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赶上那个好时代，不但没赶上，反而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对立面。如今，说谁是诗人，也就基本等同于说他是神经病。女同学一听诗人二字，都退避三舍。她们追求的对象是富二代、拆二代，白天有人送外卖，晚上一起去蹦迪、住酒店。

在学校，我也写东西，不过是小说。同学们知道后，略有佩服，毕竟写小说字数多，费时间，还要耐着性子，且要会讲故事，偶尔有个稿费，数量也比较可观，足以吹着牛请大家搓一顿大盘鸡。大家倒是对我颇有好感，也有女同学私下递来情书，表达爱慕之意。不像对待何马那般，满是嘲笑。但毕竟小说诗歌都是文学，也属自家兄弟，我倒是对何马有些天然的亲切。但这种亲切，也仅是表面，互相偶尔闲聊几句，扯扯当下顶流作家，猜猜下届诺奖得主。但我明显感觉，他以一个诗人身份对我这个小说写作者又有些许漠然。他那种优越感和高傲感，或许是诗人的基本属性吧。

日子就这么过着，我们上课、吃饭、睡觉、谈恋爱、聊八卦、闲游逛，把后青春的尾巴高高翘起，招摇在时间的风尘里。

有一天，应是早自习，我们在教室，或看书，或玩手机，大家都很安静，蒙头各干其事。突然有人拍打着黑板，大叫道，大家都抬头！我们一惊，应声望去，何马站在讲台上，一手握拳，一手提着风衣衣襟，居高临下，怒视着我们，甚至因愤怒而嘴角有些抽动。我们齐刷刷看着他，有些蒙圈，这个大多时候被我们遗忘的人，第一次如此明目张胆站在众人面前，倒是稀有。他又敲了一下黑板，扫了一圈教室，拍拍胸口，说，下面，我郑重宣布，我是诗人荷马，荷是荷花的荷，马是荷马的马，以后大家要叫我荷马，而不是何马。我们是中文专业，自然知道荷马。外国文学讲荷马一章时，老师正好去流产，让我们自学了。我们自学到荷马时，很自然联想到教室最后一排的何马，也打趣过他，但没有太多在意。经他这么郑重一宣布，我们倒是被惊醒了，他应该是诗人荷马，而不是何马。

诗人荷马大手一挥，又说道，你们这群不读诗、不写诗的白痴，打着中文专业的旗号，不学无术，虚度光阴，你们应该为自己的作为感到羞耻，感到痛苦。他义愤填膺地批评着我们，又带着几分怒其不争的慈悲感。而这时，有女同学没憋住，发出了咕咕的笑声，也有人小声嚷了句有病。诗人荷马明显听到了，他脸色血红，牙关一咬，顺手在讲桌上一拳。伴随着我们的惊叫，咔嚓一声，讲桌两条腿瞬间断裂，“膝盖”一软，跪倒在诗人荷马眼前。诗人荷马毫不在意，厉声道，在这个诗歌式微、道德沦丧、价值坍塌的时代，我要带领你们这群中文专业的离经叛道者，重整诗歌辉煌，重续诗歌传统，重写伟大诗篇，让诗歌的光芒再次照耀大地，重新点亮人们内心的灯盏，让诗意的火焰再一次为青春命名、再一次把叛逃者焚烧，给坚守者力量……他因过于激动，下巴开始不住颤抖，两腿也把裤管摔得哗啦啦。

他在讲台上平复了约一分钟，接着说，下面，我朗诵一首自己的诗歌，大家先鼓掌。我们明显被诗人荷马震慑住了，他的威力、暴躁、气场，让那发笑和低语的女同学有些瑟瑟发抖。我们身不由己，鼓起了掌。

河流修改河岸

白云修改青天

就如同

我修改你

蜜蜂修改春天

雨水修改咳嗽

秋天了

果实挂满窗口

蚍蜉守着灶台

一个人用刀

修改被绝症扼住喉咙的命

读完后，诗人荷马摆摆双手，示意我们不要鼓掌。他又扫视了一圈我们，然后把歪歪扭扭的讲桌扶了扶，抱拳道，各位诗友承让、承让。说完，径直走出教室，决然而去。

自此，我们就直呼他诗人荷马了。很多时候，他都是特立独行，偶尔也有一两个志同道合的诗人去找他，他们坐在宿舍，大声谈论诗歌，声嘶力竭争吵，随后以朗诵收场。他也邀请我前去参与他们的诗歌活动。因为他知道我写小说，偶尔发表，且文学社社长有意将下一届社长委任于我，这让他高看我三分。每一次，他都让我发表意见，甚至朗诵。我对诗歌一知半解，加入不了他们的话题，而小说又不利于朗诵，我只好讲一两个荤段子，博得他们一笑。

后来，我顺利接过文学社社长一职。文学社有会员三五十人，是学校人数最少的学生社团。我也曾试图壮大队伍，有慕名而来者，参加了两次文学活动，便觉单调乏味，不如其他社团还能聚餐K歌，最不济还有长相出色的师妹可以撩撩，自然就不再来了。于是，这三五十个社员，在我极力忽悠下，还是如杨令公舍子——越来越少，这让我极为郁闷，直呼文学早已日落西山。同时，文学社还办有一本刊物——《奔腾》，据前任社长说，《奔腾》也有辉煌之日，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手一册，读《奔腾》，上《奔腾》，成为校园莫大的荣誉，甚至有人为能在《奔腾》露一下面、发一句诗，请社长连吃一周牛肉面，加蛋加肉。如此吃法，在当时，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如今，《奔腾》已从昔日滚滚翻涌的黄河，干涸成为裤腰带粗细的溪水，用副社长的话说，不如一个小伙子的一串尿了。

我们感慨着，对往事反复咀嚼回味，对眼下满是无奈酸楚。

这时候，据说诗人荷马在创作一部新时期的伟大史诗，已经三千余行。他开始不上课，窝在宿舍潜心抒写。甚至不洗头，不洗衣服，完全沉浸其中，难以自拔。除去一日三餐，他几乎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好多同学已经一学期没有见过他了。

有天晚上，我因失恋待在宿舍没去上自习，痛不欲生，大有被那女生抛弃后自我了断的决心，但一想我好歹是一社之长，何必如此？况且天涯何处无芳草？离了狗粪难道不种荞？这么自我安慰一番，也算疗伤，心中略有平复，靠在床沿边唉声叹气。这时，宿舍门吱一声被掀开，诗人荷马大步走了进来，身上没有穿他四季不换的风衣，而是披着一张蓝白相间的格子床单。一进门，径直到我跟前，扑通一声，单膝跪地，双手捧起我的脚，疯狂亲吻起来。因为近期遭遇爱情困境，其他事都无暇顾及，我的脚已半月滴水未沾，黏糊酸腐，臭不可闻，我看到都十分反胃。而诗人荷马竟然狂吻起来，这让我又惊又怕。极力想把脚抽出来，逃之夭夭。但他抱得紧，力道大，我难以挣脱。他一边吻着，一边呓语：“我伟大的缪斯，我无上的缪斯，是你给我了通天才华和无尽智慧，是你用海水和火焰为我的灵魂注入不竭的动力，让我完成了惊世的诗篇。如果彼岸花盛开，如果通天塔修成，我将拜服于您的脚下，永世为奴，我愿用生命做你诗歌的修辞，死而无憾。伟大的缪斯之神，让你的诗意毁灭我吧，让你的言辞掩埋我吧。让我此刻死去，让我的诗篇不朽。伟大而光荣的神！”

在他的呓语中，我隐约猜想到他的伟大史诗完成了！他已不再是何马，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诗人荷马了！我几经挣扎，终于抽出脚，顾不上穿拖鞋，跑到宿舍门口，因受到惊吓而浑身起满的鸡皮疙瘩扑簌簌落满一地，继而又是冷汗在额头、后背、胯下等纷纷渗出。

诗人荷马几步走到我跟前，我躲不及，他一把揪住我衣领，怒目圆睁，双眼血红，浑身颤抖，一词一顿，叫喊道，请你，王社长，务必，立马，现在，把我的三千行长诗，在《奔腾》，全文刊发，这注定，是一首震古烁今、流传千古的、旷世的、牛逼的史诗，我要为世界诗坛，投下，原子弹，我要毁灭，你们人类所有的诗句，唯独，让我的，长存于世。他又使劲摇了摇我，摇得我有些头昏脑涨。他接着说，“如果不发，那就是你，独裁，霸道，专断，我要代表缪斯，消灭你！”刚一说完，甩手把我扔到墙角，地上有拖把水，我脚下一滑，踉跄倒地，躺在污水中。诗人荷马仰天长啸，扯起床单一角，扬长而去。

后来，便是暑假，我们都各自回家了。带着失恋给我造成的沉重打击，我像残废一般，回到了家。整个假期，那些未完待续的小说一字未动，我想永远也不会动了。我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和五十岁了还单身着的母亲叫板，对着干，然后反复阅读格非的小说《褐色鸟群》，作为中国当代最费解的一篇小说，到处闪耀着博尔赫斯式的诡谲光芒与自我指涉的绝妙色彩，那真是一个牛逼闪闪的小说。

自然，诗人荷马也回家了。

很快，又到了九月，开学了。我们陆续到校，上课，吃饭，睡觉，谈恋爱，聊八卦，闲游逛，把后青春的屁股高高翘起，被俗世的冷风反复啪啪抽打。日子就是这般，陈旧，重叠，甚至乏味、干裂。而诗人荷马再没有到校，他的座位一直空着，时间一久，大家几乎将他忘记了。

有一天，我们正在上课，大家昏昏欲睡，老师也讲得有气无力。门口两个黑影，一闪，又一闪。是诗人荷马。他背后一个瘦弱的老人，一身黑衣，黑脸，像一颗煤，将他推了一把，说，进去吧。诗人荷马带着几分羞怯，进了教室，老人看了他几秒，转身离去了。诗人荷马剪了短发，穿一件藏蓝西装，人倒清爽了许多，但面色苍白，甚至有些虚弱。老师示意他去坐，他两手抓着西装衣襟，回到了自己座位。

往后的日子，诗人荷马依然寡言，时间一久，我们还是几乎要将他忘记了。

只是听说，暑假期间，诗人荷马住了精神病院。他带着三千行长诗回到家乡小镇。父亲已听说其在学校写诗，有些疯疯癫癫，本欲带他去找乡间医生看看，抓几服药，趁着假期，疗养一番。可不曾想，诗人荷马提出，要拿出家里的三万元，印刷自己的诗集。父亲自然是不会同意，那笔钱，是有一年母亲挖了一个夏天药材，拿到街上去卖，结果被三轮车碰撞身亡，人家赔的钱。本欲多让赔些，毕竟人命价，三万元是不可能的。可那三轮车司机是破落户，除了两间土坯房、一辆旧三轮，就仅剩一条命了。最后实在没辙，收了这笔钱，就算了事。钱到后，一直存在银行，分文未动。好多年了，就像银行存着一条活命，想起来，就难过，就想跑到银行看看。

诗人荷马要动用这笔钱，这如同给父亲心上扎刀子，自然是不会同意的。于是诗人荷马和父亲大吵大闹，不得消停，说是什么旷世奇作、什么名留千古、什么诗坛、什么原子弹等等。父亲一介农民，自然不懂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诗人荷马不依，爬上房顶，开始掀瓦溜椽，父亲搭着梯子，把儿子赶了下来。儿子从屋顶下来，满屋翻找银行存折，父亲一怒之下，趁儿子不备，翻出那写在稿子上的厚厚一沓伟大史诗，塞进灶口，付之一炬了。

史诗被焚，诗人荷马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三天，大声哭吼三天，第七天一早，猛然从炕头爬起，裸着身子，像一只猫一样，弓着腰从屋里弹出去，消失在了镇子对面的森林中。两天后，父亲带着人，在森林中发现他的踪迹。众人商议后，挖了坑，铺了杂草，搞成一个陷阱，像赶一头野猪一般，将儿子赶入陷阱，成功“捕获”。最后，又在众人建议下，送到了精神病院。

我们想着诗人荷马被治愈了，也不再写诗了。他偶尔会来找我们，试图融入圈子，虽然不善言辞，但总是默默听着。大多时候，我们这群被荷尔蒙撩拨得瘙痒难忍的青年，围抵在一起，话题离不开女人，从新来的女老师，到隔壁班女同学，再到小师妹，如过筛子一般，齐齐经受我们检验。而检验的标准则是谁的屁股翘，谁的腿长，谁的腰细，谁的胸大，谁的脸白等。并经过反复讨论后一致认为：屁股翘性感，腿长耐看，腰细好搂，胸大巴适。说着说着，绘声绘色起来，就往下三路蔓延开去，满脸邪淫，垂涎欲滴，发出了腥膻而荤黄的笑声。这时，有人回头问，荷马，你作为大诗人，有女朋友没？没的话，我们给你介绍一个，开房的钱，哥们几个给你凑。诗人荷马脸一红，带着羞涩，埋下头，嘿嘿笑着，没有言语。

后来，班上男同学果真给诗人荷马介绍了女朋友，是小师妹。因入学不久，自是不知诗人荷马过往之事。小师妹其貌不扬，长着几粒小雀斑，但人甚是单纯，且有几分可爱。诗人荷马也不像我们满脑袋情色之事，在恋爱中很拘谨。谈了数月，连手也没有拉过，嘴也没有亲过，更别说去开房了。我们笑着打趣他，是不是功能不行？他摸着头发茬，说，要珍惜，好东西要捧在手心，不能轻易使用。刚说完，惹得我们哈哈大笑，骂他是呆子。他倒一本正经，反衬得我们十分猥琐。

诗人荷马和小师妹的恋爱就那样风轻云淡地进行着，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逛街，一起看电影，一起谈文学，成双成对，又保持距离。这段时间，诗人荷马开始给小师妹写诗了。他重新回到诗人的身份，每天送一首诗给她。我们又带着几分嘲笑，但又担心他再进精神病院，劝他好好恋爱，切莫写诗。他倒是固执，嘴角一挑，说，唯有诗歌才能表达我对她的爱慕。说着，挤进人堆，满面春风，看着我们说，我读一首给你们听听——

天空真嫩

掐一把 满手沾染上蓝

一朵云 赶着拥抱另一朵云

多么肥而白的爱意

葡萄在六月怀孕

苦瓜在秋天出嫁

写信的人 连同自己打折 装进信封

寄给了黄昏

我本以为诗人荷马和小师妹的恋爱会一直坚持下去，他们风轻云淡，清汤寡面，可能是校园里最纯洁的一对恋人。但某一天，诗人荷马尚未灿烂的爱情结了苦果，且随后，便于这爱情中凋残了。

某一天，他带着小师妹逛完步行街，给她买了毛绒玩具，晚餐火锅后，又去了影院，一场美国动作片，外带各种挑逗、暗示和怂恿。在震撼人心的音效声中，他们十指紧扣，内心潮湿。观影结束，已是十一点，校门早就上锁。两人在街头徘徊一阵后，小师妹提出去住宾馆。诗人荷马犹豫了片刻，倒不是怕花钱。最后他鼓足勇气，拿着身份证先进去开好房子，然后打电话告知房号，小师妹随后进来。在房间，两人讨论了一阵电影情节，小师妹说瞌睡了。诗人荷马坐在床沿，说我看一阵电视，你先睡。其实他也略感疲乏，只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让他紧张，只能通过看电视来掩饰。小师妹脱了外套，脱了裙子。脱衣声窸窸窣窣，在诗人荷马耳边撩拨，他又以大口出气来减轻紧张，还有窘迫和燥热。小师妹像一条白鲶鱼，滑入被洞。过了片刻，用脚尖蹭了蹭诗人荷马，说，你帮我解一下胸罩。说着，翻身趴在床上，把后背裸露于外。诗人荷马转头，看到了另一种有别于白床单的白，在眼前如水波晃荡，而他内心的潮水开始拍打心坎，浪花四溅。他愣在床边。小师妹明显有些愠怒，来帮着解开啊。诗人荷马上床，伸出手，在胸罩排扣上解了半天，手哆嗦着，额头沁出汗珠。他终究没有解开，那排铁扣如同牙齿，咬合在一起，同时还咬着他心。其实，他用双手，或者使点力，排扣便会应声而开。但那一刻，他想到了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他收回手，呆呆看着那嫩森森的后背，如同一片未曾被开垦过的草地，完整、新鲜，甚至蜂蝶翕动翅膀的响声，泥土濡湿的欲望，都让他寸步难移。小师妹翻身而起，眼含泪花，紧咬嘴唇，看了他足有一分钟，说了句，你不是个男人。顺手扯过衣服，潦草一穿，提着包，夺门而去。

那天晚上，诗人荷马如一截枯木，在床上立了整夜。电视一直没有关，嘈杂聒噪之声不绝于耳，但他已听不清了。那只玩具熊，坐在沙发上，歪着脑袋，如同被遗弃的婴儿，竟有细细的哭声。他知道，他们的爱情就此结束了。他也知道，喜欢的东西皆要珍惜，所有的破坏都将裂痕难缝，即便他也焦渴难忍，但绝不能在那片圣洁之地留下脚印。他想，那就此别过吧。他拉开宾馆的门，外面正下着初雪，白茫茫一片，世界模糊。

自此，诗人荷马就鲜与我们来往了，大多时候，都是孤身一人。某一天起，他又变得怪异起来。诸如：在楼道内大声朗诵《荷马史诗》，抱着那只熊在操场反复奔跑，把写有诗歌的纸张贴满校园每一棵树。甚至开始彻夜不睡，到水房把羽绒服洗了，挂在窗外，不到一小时，羽绒服冻得硬邦邦的，从窗外扒拉进来，生生套在身上，像穿一副铠甲。穿上后，在宿舍不停走动，吓得舍友整夜提心吊胆，生怕他有过激行为。

我们决定把诗人荷马的异常举动第二天报告给学校时，当天晚上，诗人荷马倒是分外正常。他扒掉铠甲，躺在床上，安静睡去了。我们隐约听见他微弱而均匀的喘息，像一朵云，浮漂于他的头上。我们想他应该正常了，于是各自睡去，且长吁一口气。

正当我们在梦中逍遥自在时，一声长啸，石破天惊般在楼道炸开。我们几乎被惊得屁滚尿流，从被窝里弹出，跑到宿舍门口，远远看见诗人荷马站在楼道顶端的窗口，从窗户里飞了出去。我们跑到楼下，叫醒舍管大妈，打开门，到楼下一看，空无一物，甚至连那排冬青也毫发未损，这真是奇怪。我们商议，得尽快把他找来，万一出事。于是分头行动，在苦寒的街头，裹紧衣裳，吸溜着鼻涕，借着疲惫而昏暗的路灯，仔细搜寻着。

应该是凌晨四点，我们找了三个钟头，终于在步行街找到了诗人荷马。他骑着一辆不知从何来的自行车在转圈。一圈，接着一圈，像一只陀螺，毫不停歇，他竟然不晕乎。我们赶过去，吆喝着他的名字，他无动于衷，还是不停转圈。我们冲过去，从自行车上把他扯下来。他倒在地上，竟然闭着眼睛，在睡觉，甚至打起了咕噜。我们摇了半天，他都没醒来，只好又背又抬，花了两个小时，搞到了宿舍。

当天下午，他那瘦弱焦黑的父亲，带着人，开着三轮车，把他接走了。临走时，他朝我们笑着，说，告诉小师妹，我把所有给她的诗篇，都已经焚烧了，那些诗，将如蝴蝶，永远飞舞在我们的爱情中。我们两眼酸涩，不知该作何回答，只是招了招手。

后来，我们就毕业了，像一树猢狲，四散而去。直到毕业，诗人荷马都没有再来上学，听说他又去精神病院了。

从学校回来后，我脑海中一直浮现着诗人荷马的面貌。清瘦，惨淡，甚至带着枯焦。我没有问他中途停学后这三年怎么过的，包括去精神病院的事，怕惹他伤感。他只说出院后，在家休养了半年，又到学校，多方哀求，才重新在大三入学，但学校以床位紧张为由，住宿让自行解决。

到新年后，气温极端寒冷，街上已鲜有人往来，一场大雪正在更北的北方拍马赶来。我们酒店生意也颇为惨淡，加之新冠疫情影响，每天入不敷出，大老板吊着哭丧脸在大厅坐着，员工们稍有不慎就惹怒于他，然后劈头盖脸一顿。有次我从楼下搬洗衣公司送来的床单被套，装在平板车上，拉过大厅时，被大老板叫住，狠狠收拾了一顿，我不知所以，很是委屈。大老板指指平板车后面，我才发现是一条床单角掉在地上，我赶紧重新码放了一下。大老板骂了句，没脸色，我看你连个铺床单的活都胜任不了。我窝着一肚子火，上了客房，坐在草铺间。心想，我他妈好歹一个本科生，要不是生活所迫，谁干这窝囊活，看你那鬼脸色。再想，他可能是想用这种方式，逼我主动辞职，正所谓隔山打牛。如果他们辞退我，没有理由，怕我闹事，所以让我主动，他们正好顺势而为。那就走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第二天，我打了辞职报告，很快批了下去。下午，结清工资，就可以拍屁股走人了。带行李时，我收到诗人荷马的信息，说学校已放寒假，他不准备回家，已在一家房屋中介公司找了工作，挣点钱，现在有空，想找我来玩。

我约他到一家烤肉店见面。

烤肉店就我们两人，店主烤完半把肉、半把筋、半把毛肚、一把面筋、一把韭菜，送来一箱啤酒后，缩在火炉前，心不在焉，玩着手机。我和诗人荷马对面而坐，吃着肉菜，喝着啤酒，闲聊着。大多是谈及一些校园往事、同学旧事，也说一些毕业后的酸涩不易。但我们都没有提及那段他写诗、我写小说的经历。那段时光就像一只满是裂缝的陶器，摆于我们中间，得小心翼翼避让着，稍有不慎，便会碰碎，满地残渣，满地伤心。很快，肉菜一扫而空，只有铁签，散乱撒在桌上。我们一杯接着一杯，大口喝酒。泡沫破碎的声响，在寒冷之夜，尖锐而惊心。一瓶空了，又是一瓶，我们醉意朦胧。烤肉用的炉火已灭，老板袖着手，像一只鹅，把头塞进翅下，沉沉睡去。诗人荷马起身，摇晃着出门去路边撒野尿。进来后，浑身抖动着，双眼眨巴，满脸泛红，说，下大雪了啊。我转头，隔着玻璃，隐约可见大片雪花，棉絮一般，乱纷纷落着。

诗人荷马醉了，耷拉着脑袋，不时端起酒杯抿半口，嘴里发出古怪的嘿嘿声，不时来一句他妈的。我也有些晕乎，眼里全是飘荡的影子，站起来，两腿发软。这种名叫乌苏的啤酒，酒劲很大，一般酒量每人三瓶就已到位，四瓶已是顶点，我们两人差不多喝了十瓶，属于极致发挥。在晕晕乎乎中，诗人荷马摇晃着站起来，举起满满一杯酒，酒洒下来，流过指缝，落满桌子。

他说，王社长，我敬你一杯。我端杯，起身。

敬你，还记得我，也敬过去。他伸来酒杯，和我一碰，举头一饮而尽。低下头的一刻，我看见了他眼角的泪水。坐下时，他手一松，酒杯掉到了地上。哐当之后，破碎声四溅开来。老板从翅下拔出脑袋，睡眼惺忪瞅着我们。屋外的大雪也乱了方寸。

我突然想起北岛的散文：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杯子碎裂的一刻，我猛然间发现：关于青春，此刻，我们真的一无所有了。

从烤肉店出来，我们走在大街上。茫茫大雪，纷纷扬扬，是这个城市这么多年最大的雪。映着昏黄的灯光，大雪如幕，铺天盖地倾泻下来，似乎要把万物淹没了。我们踩着没脚的雪，互相搀扶着，东倒西歪，不知去向。学校已放假，而诗人荷马的出租屋又很远。我也辞掉了那份鸡肋工作。最后，我决定，去那酒店开一间房住。他妈的，老子铺了这么久的床，还没完整地睡过一夜。我他妈这次去，是客人，是上帝，不再是寄人篱下的打工仔。要是大老板在，我一定会揍他一顿。

到酒店，我理直气壮，吧台服务员小雨认识我，叫着王哥，看我又回来，很是惊奇，又见我醉醺醺。我说开一间房，她犹豫着，我说我掏钱，难道你们拒绝客人入住。小雨哦哦着开了房。我和诗人荷马上楼，进了房间。他问，王社长，你是经理还要掏钱。我苦笑道，骗你的，我算个锤子经理，不过是个客房服务生。他哦哦着，问，这房很贵吧。我说一晚上六百。他啊啊叫着，嫌弃太贵，不如去小旅店，实在不行在银行自助服务厅睡一晚也行。我骂道，他妈的，我们享受一晚上不行吗，我还从没这么睡过一次，贵就贵，没钱明天再挣。我把自己摔到床上，床弹性太好，把我弹起好几次，弄得我差点吐了。我四肢叉开，平展展躺着。真舒服，真自由，真他妈好。

睡到半夜，酒劲减退，我猛然醒来，一侧身，看见诗人荷马还坐着。我问怎么不睡。他说睡不着。我又问，再写过诗吗？他把头靠在床背上，说，写过，从今天开始，再不写了，以后就叫我何马吧。又说，你听，雪落下的声音。

如今，我已是县农业局的一名事业单位干部，每天扎进领导讲话中，与强调、指出、要求、切实、全面、充分、县域经济、农业产业、良种繁育等等这些乏味枯燥的词语打交道，整个人在单位变得谨慎、懦弱，甚至猥琐，至于那些文学、那些小说、那些校园往事，都如废纸，装进碎纸机，被打成粉末，倒掉了。在单位，大家忙着巴结领导、忙着应付检查、忙着扩大社交圈、忙着喝酒玩乐，没有人怀揣任何一丝文艺情怀，起初，我试图找个人聊聊文学、小说，或者青春也行，竟遭到嘲笑。于是，我开始像那些油腻同事看齐，学着阿谀奉承，学着两面三刀，学着皮笑肉不笑。现在的我，一方面想捞个副科干干，虽不能光耀门楣，但至少在小县城，也如猪油一般，漂在了人上面。一方面和同事、朋友出入于饭店、KTV，成天吃喝玩乐，给自己物色女朋友。

后来，大学同班同学聚会，第一次，我因事未能参加，具体何事，想不起了。第二次去了，来的人不多，小一半。大家按官职大小和钱的多少分主次坐定。我自然坐门口，一来仅是普通科员，二来每月三千元工资仅够糊口。在学校时，我好歹是个文学社社长，一起聚餐，虽不是主席，但也被尊抬到上席，我也颇为得意。现在缩首角落，大有被忽略之感。聚会间，大家举杯，起初多说一些冠冕堂皇之词，接着便是官场之事和生财之道。干到副处和身家千万的两位同学春风得意，大家频频去敬酒，说一些奉承之词。我也去敬了酒，两人带着优越感，拍着我的肩，说，大才子，王社长，以后有啥困难直接说。我在他们不断地拍打下，只能连道好的好的。

酒过七旬，看似气氛融洽、情谊浓浓。有人笑问我，王社长，有没啥新作，赐我们拜读一下。我忙说不写了。那位家身千万的同学说，以后要出书，给我吱一声，我赞助你五万元，听说现在出书都要花钱，一般作家出不起这个钱。我忙起身，一边道谢，一边为其敬酒。席间，有人偶尔提及校园之事，也仅是三言两语，似乎青春不堪回首。我本想聊聊那时的趣事，因为至少在那段日子，我们是相对平等的，可没说两句，就被人把话题岔开了。于是只好跟着人家随声附和，嗯嗯啊啊了。中间，有人问了句，大家还记得何马不？众人哗笑道，就那写诗的头脑不正常的何马，记得记得。有人补充道，好像回他们县当老师了。我本想说何马后来又到学校接着上学了，我还见过。但看着大家酒后面红耳赤、醉意朦胧，带着对何马的嘲笑和蔑视，便闭了嘴。

我也好多年没联系过何马了。那次大雪之夜喝完酒、住完宾馆，我们就散了。我回到了县城，反复参加考试。他去打工了，春天开学继续念书。也不知他最后毕业了没。

有一天，在同学微信群，有人发了一条新闻，大意是某县一何姓教师殴打学生被开除。原因是何姓教师上完课将笔记本落在教室，课后被学生撕扯玩耍并丢进垃圾桶，该教师回教室寻找无果，又欲去垃圾桶中翻找，结果垃圾桶已被清运车送往垃圾填埋站。该教师找到那几名学生，进行了掌掴。其间被他人拍了视频，发于网络，形成舆情，学校及时处理，将该教师开除。该教师不服从学校决定，反复找校长理论都被回绝。校长说，一个破笔记本，不见了就不见了，我给你拉一车都行，至于打学生吗？该教师说，很重要，里面有我几年的心血。说完，大声哭号着，从六楼一跃而下。

放下手机，我隐约看见了猩红的血液，蔓延开来，四处流淌，如流水，如湖泊，最终如红色的大海，波浪起伏，上面漂浮着一个陈旧的人。

有人在群里问，这教师是不是咱们那姓何的同学？

王选，1987年出生，甘肃天水人，现居兰州。先后出版《南城根》《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最后一个村庄》《青山隐》《彩虹预报员》等作品，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敦煌文艺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