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家乡大碶，是个水乡古镇，又是浙东有名的侨乡，富庶丰饶之地。百年古镇上，有着在海外、多是在香港船上做事的港属和侨眷，又有好多户上海工人家属。他们的生活程度明显高于占镇上人口一半的农家。

解放以后，日子安定安逸了，女人们就想着要好好打扮一下自己，就是做身旗袍尝尝新。古镇女人，一直有着穿旗袍的传统和习惯。

阿花嬷，虽出身贫苦，她却积极地来找上母亲，要张师母去上海时扯身旗袍衣料，并先递上三元钱。这三元钱，是她辛苦给人家打短工挣来的工钱。

母亲特别用心地在上海为她扯来了价廉又物美的棉绸料子。质料柔滑又挺括，底色是沉色中带艳的“落霞红”色，缀满了鹅黄、雪青、米色、焦糖色、翠绿色的一朵朵纤秀却花形丰满的花骨朵儿。

阿花嬷肤色天然白，旗袍又做得样式好，盘了一副贵气的如意盘扣。一经穿上，她自己说是：丫头变成小姐了。她一直是给有钱人家做“娘子阿姆”的，没有文化，穿上了新旗袍，对自己有了信心，悄悄地找一位私塾老先生学字识文。后进了供销社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女职工，一直和母亲很好。

穿旗袍的女人越来越多。穿着艳丽花色的旗袍，随意又透着小镇女人的慵懒和闲适，从乌漆斑驳的旧墙门里走出来。长长的青石板弄巷不再单调寂寞。擦肩而过的男人，也会放慢脚步，斯文有礼地从旗袍女人身边缓缓而过。

那时的母亲河，岩河水清澈如镜。时不时地在清明河面上，会映现出美丽的女人倩影。古镇愈发宁静又温情，清凉又干净。

二

为什么我们镇上女人，喜欢穿旗袍呢？全仰赖镇上有个很会做旗袍的裁缝师傅，叫大方师傅。镇上女人穿的旗袍，都出自他手。有住宁波市区的女人，也拿来给他做。还有那些在香港做事的人，来家了，也带来一大包衣料，请他做。只要拿张女人的全身照来，他看几眼，就可做了。

只有一次，“东洋户头”的人家，从外面带进来一大包日本绸料，要他做两件旗袍两件和服，送上的照片，也是日本女人的样式。他马上变了脸色，说：我只做中国女人的衣裳，日本女人的衣裳，不做！任好话说尽，没有一点回旋余地。

大方师傅自他爷爷辈起，就从奉化来到镇上，在僻静的后浦街开了家两间门面的裁缝店。一直是做坐家大师傅，专做高档衣服。既少量做女人花哨的花祆、旗袍，又会做男人西服，和“吊”男式皮大衣或皮袍子。

旧时做皮货，称为“吊”。把一只只比如“灰鼠皮”拼连缝缀起来，是要吊悬着缝制，非有高超精妙娴熟的手艺不能完成。

我父亲曾有一件“灰鼠皮”大衣，是祖父留给他的，柔软又暖和。但父亲从没上过身，他说：决不会去穿它。因为，他似乎闻到了无数个生灵的气息。吓得我们再也不敢用手去摸它，或近距离看它。母亲就用一只小皮箱装了，放在房东婆婆家的床下破地板上。时间久了，都被虫蛀，手一碰，一件大衣碎成了无数小碎片。

这件皮大衣，就是大方师傅的祖父“吊”的。

当他祖父过世后，他父亲接手撑起了门面。父亲却是专做女式衣服，尤是花袄和旗袍，男式衣“吃面孔”才捎带着做一两件。

大方师傅从小一直出门在外。说是在读美术学校，学画画。有人说他是在上海读书，也有说他跑去了外国读。还有人说他在上海拜高人红帮裁缝为师，也是在做高档衣服。

直至那年他爹撒手西去，他才从外面急匆匆赶了回来。拎着一只铮亮小皮箱，斜肩挎着个漆黑真皮包。最让镇上人诧异的是，他手中还抱着个周岁出零的小孩子，一个大眼睛，长圆脸孔，相貌十分清秀又漂亮的男孩子。大方师傅一只手吃力地抱小孩，另一只手拎小皮箱吃力地微微喘着气。小孩大眼睛滴溜溜地转着，嘴角有裂开的笑意，好奇地打量着小镇上的一切，白皙的脸上有了红润的颜色。

三

大方师傅一回来，就顶起了门户；一上手，就是个技术顶呱呱的大师傅。

小男孩一直在他脚旁玩耍。

小男孩有娘吗？有娘为啥不一同前来？相貌不像大方师傅，但大方师傅疼他，疼得胜过爱自己。省下好吃的给他吃，衣服也是从头至尾一身新，自己穿的都是旧衣改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男孩日长夜大，壮实的个儿，满地奔跑，却不见他开口说话。大方师傅难过地说：他是个生下来就又聋又哑的先天残疾人。镇上的人，尤其是女人都惋惜小男孩白生了这么好的一副皮囊。但这话不能让大方师傅听到，免得他生气和难过。

大方师傅挺拔的身姿，梳得纹丝不乱的头发，搭配一脸和善热情的微笑。笑时，露出一排洁白碎玉般的门牙，就冲人那么微微地一笑。家里没有女人操持，却料理得井然有序一尘不染，让人看不出他寻常日子的不易和艰辛。

大方师傅就是用这样整洁的店面，和优雅文人般的笑容，接待上门来做新衣的女子们。

据传，赵康王曾有下令，浙东女子尽封后！因此，新娘出嫁，花轿是不坐了，但花祆必要穿。与花袄搭配的还必有一件带红色的旗袍。在喜筵上，新娘着花袄敬酒，稍顷换装，换上红色旗袍，旗袍是换装袄。如同时下做新娘时披婚纱。再不济，也要到花袄出赁店租一件。

大方师傅把那新娘子的花袄做得出神入化，安领、上袖、收腰、转角，做得严丝合缝。仿佛这件柔软的丝棉袄，是顺服地听着穿衣女子的吩咐，有紧有松地贴在身上的一块绸料，尽显山水韵律身材。

那画龙点睛般的在花袄和旗袍上的一副盘扣，比如菊花扣、如意扣、蝴蝶扣、琵琶扣、梅花扣、锦鲤扣……高雅、纤丽又呈吉祥。盘扣似一把把小锁，锁住了新嫁娘的福气和细密密的情意。盘扣，是他的拿手绝活之一。他把盘扣的“绊条”裁剪下后，将绊条对折然后用绣花针般的细针缝合再对折，缝得纤细又紧密。稍顷，一条条如新生豆角儿样的绊条，就排列在案板上。绊条挺括，细针密意，自然，盘出来的扣儿就紧致，有款有型。

四

一个大男人的细致、用心考究，任谁自诩手艺高超的，也在盘盘扣的“女工阿姆”，都自叹弗如。无论盘扣花样怎样繁复，他就是一根绊条到头，盘扣中间决没有断层和接合之痕迹，更没有多余长下来的绊条剪下作废。一切，都是刚刚好。这又很对新嫁娘的欢喜，应了一句乡俚俗语：惟愿夫妻一根稻索绳到头。

大方师傅旗袍做得更好，对自己也更有自信心。无论怎样身材的女人，求他做旗袍，如若女人忸怩着说：身材条子不好，不知师傅做旗袍，可不可以穿上身？他会微微笑着，满有把握地说：没有不好的身条子，只有做得不好的衣裳。你放心。肯定能穿。

有了他这一句诚信的承诺和实实在在的保证，使得想穿旗袍的女人，心里有了底，又是心花怒放。只不过，不能心急。大方师傅将交货日期卡得紧，花袄和旗袍，都是待六天后可取，不能提早也不会延迟。

女人们忍不住隔天就要去师傅身边看看，去时，不会空手去。会端碗刚烤好的大头菜、油煎豆腐，也有买来的时鲜果子拿去给弟弟——聋哑儿子，尝个鲜的。还有那些在找对象，或已择日要出嫁的姑娘，把衣料送去后，心急火燎地每天去看一下，手帕包个豆酥糖、洋钱饼，给弟弟吃。遇日子过得宽裕的人家，做了新人衣后，还会给大方师傅包个红包沾喜。大方师傅的日子过得滋润自在。

大方师傅做衣的工钱老辣到顶，还容不得还价。俗话说：裁缝不落布，心头像喝醋。但大方师傅决不落布。做一条西式长裤，必回过来一双鞋面布；旗袍和花袄里面，也必有一卷筒大小不一的花布头回过来。花布头，放在嫁妆“家箜篮”里做五彩布刚刚好。生了毛头，还可缝漂亮的小围兜。

五

几位去做过衣服、穿着并不称心如意的男人，背后酸不拉几地说：这裁缝师傅，没有老婆，身边也没有女人，咋个把女人衣服做得，如同给自己做衣服那样合身？

这种话语，不属于对大方师傅的毁誉和贬低。

大方师傅对待上门来做衣服的女顾客的态度，众人有目共睹。不论女人是独个儿去，或是结伴同行，大方师傅都不用皮尺在你身上量尺码，尤是去做旗袍。他所在的店堂间兼作工场间，同一条横线过去，有一个朝南的明晃晃的大窗户，倚窗户就是师傅搁起来的做衣大案板。距案板往右前三步，屋顶上有一个人家屋里头没有的超大的天镜玻璃窗。天镜玻璃下面有一个三四寸高的正方形木板脚踏台子。他会要做衣的女人站上这个木板台子。于是，女人的全身就沐浴在大天镜玻璃的光亮之下。

他会带着惯有的、那种如文人先生般的斯文的微露洁白牙齿的微笑，要你在天光之中，有时是金色的阳光之下，前后转身，左右各转身，然后会文雅地说一声：好了，可以啦!你请下来。这么一转两转，要做衣服的尺寸，经他用职业的眼光，认真端详，已是心中有数。用不着拿皮尺在你身上，尤是颈、腰、臂这些敏感部位量来量去。虽然隔着衣服，但男人的手，在这些地方摆动，总归不舒服。

尺寸量好，他就把你拿着的料子，放进大橱，不用在衣料上涂写记号，也不用在本上写什么，他决不会搞错。

也有个做过“女工阿姆”的守寡女人，比他小了好几岁，模样周正清爽，来和他搭伙。大方师傅见她话语不多，闲常里会买菜做饭，省下他不少时间；空闲了又会给他辫贴边，撬勒头，当下手，也就和她过起了夫妻样的生活。

一天，两人赶做衣服，女人没有及时做饭，聋哑儿子几次去灶间掀锅盖、踢凳子、翻碗盏，敲碎了一个盆子，喉咙里又咕咕吼几声，女人就心急慌忙地进灶间，把儿子狠劲推出来，嘴里愤愤地嘟囔着：这么大个人，不晓得挣钱，光知道吃吃，有啥用！聋哑儿子听不见，大方师傅听得见，为了手上缝纫的这件衣服，大方师傅闷声不响。第二天就给了女人几张钱钞，打发她回了家。

六

当我长大，每当听到母亲又要传念大方师傅做衣尤是做旗袍的好手艺时，我常问母亲：你们从前有没有请他做过衣服，现在还留着吗？

我外婆穿的旗袍都是他做的。

外婆一直喜欢穿旗袍。外婆，这位民国时期的省立女子师范毕业的高材生、女才子，琴棋书画皆通，诗词歌赋也会，还会自己缝制旗袍。她是太外婆唯一的女儿，太外公早逝。虽是儒商豪宅中的大小姐，但家道中落，日子也是清贫。她见到家中贮存好几匹家织粗布，可拿来给自己做旗袍，就拿着布匹找还年轻的大方师傅缝制。彼时，大方师傅还是个半大孩子，还在上海求学，遇假期来家。大方师傅说粗布缝旗袍，付上工钱，不合算，我教你自己缝吧，外婆就学会了自己缝制。

后来，外婆奉太外婆之命，嫁给镇海胡家，我外公。外公家是富商，上代是仕宦之家，很富有。知道外婆喜欢穿旗袍，送来“洋红”衣料，都是一叠叠红线扎着的色彩缤纷的旗袍料，在两张八仙桌上展示叠放，还放不下。

这许多的新嫁衣，非大方师傅所缝，不能在这大富人家穿着扎面子。外公在这个富贵人家也是独生儿子，公子哥。那时候已经玩起了昂贵的进口相机，还不止一只。因此，我们小时候，有幸能见到母亲珍藏着的、外婆的许多黑白照片。

如同一叠叠扑克牌一样的不知多少张由镇海“就是我”照相馆冲洗出来的照片，已然淡淡泛黄，却映现出一个个不同场景中穿着旗袍的外婆的倩影。她穿的旗袍都是在照片上分辨不出哪种具体颜色的浅白色。她喜欢穿浅粉、青葱、翠绿、湖蓝、嫩黄，还有淡樱红、月光白等这些娇嫩的浅淡色。这些浅淡色的旗袍，对穿着者的身材要求是个残酷的考验。但是，照片上，穿在外婆身上就是流线状的妥切，贴身，又是雍容大度尽显贵气雅致。她个儿较高，大长腿，腰身修长，收身有流畅的弧度。

一张张照片，有花丛凝眸，月洞门边移步，仰首远眺雁群，书桌旁捧书诵读，握笔书写绘画。照片中所展示的外婆的形象，每一帧都是穿着大方师博做的、在细节上各有不同花式造型的旗袍，衬托得她身材愈发清奇匀停，纤细柔美，却不似风拂弱柳般的病态的美，而是如一竿新竹般的清新、柔韧有力度。配上她蛋形的脸庞上灵动活泼的大眼睛，浓秀纤长的双眉入鬓，怎么看，都有着现代女孩般的纯真和活泼韵致。

七

母亲又一次向我旧事重提，大方师傅给你外婆做的那件特别好的旗袍，你见到过，还记得吗？

那是个深秋的夜晚，半夜里，我正睡得香，母亲叫醒了我。姐姐已站立在大大的福建大皮箱旁边，帮母亲一起把皮箱扛下来。母亲从皮箱里拿出一件件五光十色的旗袍，她催着要我们俩看，看得仔细一些，以后要看不到了。这都是母亲年轻时穿的，纤纤腰身，不盈一握。而且，都是镇上做旗袍最好的师傅做的。我不大懂，也不感兴趣，看得潦草，看得要打瞌睡了。

最后，母亲从箱底拉出一件旗袍，抖开来，还往自己身上披了一下，比试了一下。这一比试，使母亲改换了形象，也使前面这许多的旗袍相形失色，没有光泽，没有了颜色。

这件旗袍的料子很薄。当它后来被剪成布条卷成一个筒子后，这一个筒料，我曾收藏了好几年。至今，我也说不清它是织锦还是缎子。看上去它很结实、挺括，可手感又很柔软。颜色是一种略带一点灰色的茶绿色，沉着的底色上交织着柔和发亮的花形图案。图案的风格很典雅，很浪漫，又很民族化。至今来看也不失时尚。而且，因为图案有点反光，我也说不清这旗袍是灰茶绿色还是银灰茶绿色。

而最精妙之处，是母亲再三提醒我们：快仔细看!整件旗袍全由手工缝制，包括每一个缝合面，包括湖绿色的精致的绲边，包括形状秀美又紧括玲珑的盘扣。所有这些，都看不出线脚在哪里。我虽不懂，也看得发呆，傻傻地问了句：这衣服是用浆糊黏的吧?

因为我见到过，女工阿姆来上门做衣服时，用浆糊在衣服上狠劲地刮。母亲说：傻瓜!这是大方师傅的好手艺，用手工缝的。多少细心，针脚都藏在料子里。

忽地，母亲从箱底又抽出一件，竟然与刚才一件一模一样。姐姐和我都异口同声地说：两件一样的！母亲说：看仔细些，花式一样，颜色有点不一样。仔细看来，底色是有点不一样。母亲告诉我们，后拿出来的一件，是外婆结婚后，她的师范同学要来看望她，镇海的阿太疼爱她，特地要外公在上海永安公司扯了衣料，按照外婆的照片，为她定做了这件旗袍，价格昂贵。外婆穿着回娘家来，不小心在后摆勾开了一个钥匙弯，怕阿太见到心里要难过，外公又去上海悄悄地扯来了相同的料子，大方师傅应允，他会做得与上海那件一模一样。

做好后，仔细对比比照，尤是关键的三个地方：领子、绲边和盘扣，至于镶、嵌、滚、宕等纯手工的精细手作，做得比上海那件还好。

当我慢慢长大，旗袍又不存在了之后，通过母亲一次次的描述，又在脑海里复原了那件旗袍的轮廓：腰身设计曼妙无比，袍脚的开衩处只往上延伸了20厘米，因此，这是一件没改良过的“民国范儿”的旗袍。

那个晚上，旗袍看好，母亲又拿出了一厚叠一厚叠的外婆照片给我们看。这以后也要看不到了，要去毁掉。其中，有外婆穿着那件旗袍，和她的同学们在赋诗绘画；在小花园里扑蝶赏花；在大理石圆桌上浅笑漫语。照片中的外婆，娴娴的笑容，纤巧的嘴角微微弯起，沉静大方，优雅温婉。学养的沉淀，使她在不经意的自然流露中，又流溢着通透的翰墨书香气。

在那个黑夜里，所有的旗袍被母亲无情地用剪刀剪成了看不出旗袍形状的一块块布条子，长长短短的布条子，一件旗袍卷一个布筒子。说不定，可以给我们改小衣服穿。外婆这两件旗袍的料子，可能嫌素色不漂亮，没啥用处，一直留到今天。

八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捧在手上的是又一卷的旗袍剪成的布条。岁月的尘埃，并未抹去梦里留存着的，那一抹纯清又温润如玉的，又有淡淡晨曦微映般的水蓝色调。

那一年，是春末夏初的时节，家乡雨后的青石板小巷。有清凉的风穿弄回旋，岩河上漂流着湿漉漉的气息，传过来各种花香和小草的清香。

大方师傅的生意慢慢变得萧条冷落。因为镇上的女人不能再穿旗袍了，居委会开会也好，小组长上门来说服也好，都说现在女人是半边天了。解放妇女劳动力，家庭妇女也要出去做事，穿着旗袍碍手碍脚。今后女人要以穿短衣、长裤的劳动装为主。

这样一来，街上没有了穿旗袍的女人，就断了大方师傅的生意，收入锐减。新娘出嫁的花袄也没人再穿，用一般性的花布棉袄罩上件花布罩衫，出嫁那天，再穿上件成件买来的黑色呢子大衣。

这样一来，大方师傅马上以吃咸菜汤、咸烤头等咸下饭为主，过起了节俭的日子。偶尔去集市上割块巴掌大的肉，买几条小小的带鱼和小黄鱼，尽让着宝贝儿子吃。后来，连这样的日子也过不下去。

这儿子，从小吃惯了荤腥时鲜，又是嘴巴一刻不停地不肯闲着。以前有上门来做衣服的女人给他吃的糕饼小糖，又有大方师傅怕他独自闲着寂寞，一只饼干罐里不断有香瓜子、茴香豆等零食给他备着，他怎能忍受眼下嘴巴淡得流口水的苦日子，总是思谋着有什么方法能找到吃的。一天晚上，他见到父亲在悄悄地看一本画册，看好后放在了橱柜的夹层里。他知道这是父亲的心爱之物，平时不让他沾手。他就等父亲有事出去时，把厚厚的一大本画册拿出来，撕下了两张。原来是两张没穿衣服、光着身子的女人的画像，一张坐着，一张斜依着窗户。女人高高的胸，大大的眼睛，长长的腿。但这哑巴儿子眼下对吃的渴望和需求，大大超过了对光身子女人的欣赏和爱好。他把这两张画像卷着，揣在衣服里，拿到街上，拿给一帮不务正业的男人看。这些男人开心了，他们都是讨不着老婆的单身汉，看见这画像，两眼放光，不肯还给哑巴。哑巴凭着人壮实力气大，一把夺过，紧紧护着，又装手势又拖着他们往吃食店去。这些男人理会，就买了一大包糕饼小糖给他，他就把这两张画像纸送给他们。以后，又成交了好几次这样的交易。

小镇上，就有了三五成群的人聚在一起，说大方师傅的坏话。那些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甚至有一户做了花袄的姑娘家，眼看已择了吉日，马上要出嫁做新娘，邻村的男家来退婚了，说是下流男人的不干净的手，做出来的花袄不干净，已试穿过花袄的姑娘的身子也是不干净的。让不干净的女人进门，要倒霉一辈子。

一天大清早，大方师傅打开店门，却是一股浓臭的臭气冲进来。竟有人在他店门口倒了一大摊的粪便，堵住了他的出路。大方师傅呜咽着叫了一声，人往后倒下。

第二天早上，就有人来报，大方师傅死在了他自己的床上。也不知人们是怎么发现的。哑巴儿子只会垂手呆立在一旁。

一些从前来做过衣服的女人，闻风都走了过来，有女人提议，摊在床上要发臭，不是办法，总要给他入殓入土为安。他家没有一个亲戚自家人，大家就当去趟庙里做好事，凑些份子钱，买口薄皮板方，把他放进公墓地去。又有人说，总要给他擦下身子。但这事要谁来做呢？几个女人想到了住邻村的、那个曾来搭伙过的寡妇。就有人匆匆去把她叫了来。

寡妇一近床沿，唉唉地叹息几声，倒也有泪水流了下来。裁缝师傅死得可怜哟！这么好的手艺，说没就没了。可怜见的哑巴儿子以后怎么活呀？坏就坏在待这个没良心的儿子太好了！不然，我也不会走开去……众人劝住了她，七手八脚一起帮忙，总算把大方师傅送到公墓地安葬入土。

哑巴儿子怎么办呢？众人又劝寡妇，索性好事做到底吧，把哑巴儿子带回家去，给他一口饭吃，或是送他去学一门手艺，日后也可自己挣饭吃。寡妇摇头拒绝，说自己家里也有儿子需要娶媳妇，不能接哑巴去家里。只有教会他自己烧饭，她也会隔个三五天来看他一次，把咸菜、腌冬瓜等咸下饭拿些过来，哑巴不至于饿死。

女人说到做到，来了好几次。

那些个光棍男人又来找哑巴，如果光身子的女人画像还有，会把烧好的鱼和肉，拿过来换。哑巴领着他们在家里的橱柜、抽屉和各个角落翻遍，连一张都不见。哑巴见没有鱼和肉可吃，难过得哭了起来。

寡妇一直按顺序来照顾哑巴儿子。那次，她刚来过，又有人把她叫了回来。原来是哑巴儿子死了。口吐白沫，倒在了灶间的地上。第一个发现的人说：他从他家门口走过，忽听得里面有男人的声音，在清楚地叫着：“阿爸!阿爸!”接连叫了好几声。他胆大又好奇地进去看了，看见哑巴儿子倒在地上，见到他进来，眼睛翻了几下，嘴里又清楚地叫了声：“阿爸！”就断了气。

他马上把外边的人都去叫了进来。众人看见灶间地上丢着一条河豚鱼的鱼头，和一些鱼肚肠和鱼骨头，才恍然明白，定是人家丢弃的河豚鱼，他捡来烧着吃了。也可怜他耳朵听不见，人家都在互相转告，不可捡来吃。

这一次，寡妇没有掉一滴眼泪，闷闷又愤愤地说：还是走了好！走了好！害死了阿爸，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还是走了清脱。

只不长的一段时期，这户人家就绝了户，断了人。有心肠软的女人，流下了眼泪。众人动了恻隐之心，把房里的旧家具可作价抵卖的都卖了。凑了一份钱，重新为他们父子俩买了块朝南的大些的墓地，筑基立碑，父子俩合葬一起。

本名张小红，女，宁波市北仑区人。浙江省作协会员。爱好写作几十年，曾有五、六百万字的作品发表在各级期刊和报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