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六木子收藏记

李森林是新洲本地人，当过兵，复员后在新洲区统计局工作，是武汉作家协会会员，新洲区政协委员、民间学者。他曾历时数载，广搜史料，求教专家，著成《江黄学府——问津书院》一书，使得多年无人问津的千年古书院——问津书院得以重新出现，被众多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关注。国内媒体介绍李森林时，说他是研究问津书院的专家。

我们在李森林的收藏室里，看到两室一厅的房子，大约六七十平米面积，存放着一摞摞的旧书，一卷卷的书画，一排排的柜子里，装的也是书画。

李森林拿出他收藏的一副对联，为我们展开，这副对联联语为：“巡华时伯赵，典卫暴山都。”

关于这副对联的具体意思，我请教过大学教授，请教过省内一位著名楹联大家，他们对这副对联的具体含义都不甚了了，不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我们只好留给能详解这对联语的专家给予指教。

李森林对我们讲了他从这副对联辨认出当时被误读的一个字的故事。

问津书院的历史不去多说了，只说问津书院的门匾“问津书院”四个字，乃清末书法家张翼轸所书。可能是问津书院偏处乡野，也许是国学无人问津已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说“问津书院”四个字是张翼珍写的。对于这个“珍”是“轸”的错讹，没人注意，也没人去探究纠正。连当时新洲县出版的彩印杂志、专门报道新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人民生活的《今日新洲》，在介绍“问津书院”这四个字时，也都说是张翼珍写的。

说到这里，李森林把他保存的一本《今日新洲》杂志拿给我们看，那杂志上真的在介绍“问津书院”四个字时，说是张翼珍所写。

李森林特别指给我们看上面把“轸”印成“珍”的地方。

李森林回忆，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有一天他在县城的街上碰到县文管所的一位专业人士，专业人士腋下挟着一卷宣纸拓片，都是从新洲各地的碑刻上拓下来的文字。那位专业人士知道李森林喜欢这些东西，就把拓片打开，和李森林一起一一观摩研究。

这些拓片中有一张是张翼轸的书法。文管所的专业人士说，这就是写“问津书院”四个字的那个张翼珍。李森林仔细地看那拓片上的签字，总觉得那个“珍”字不像，应该是个“轸”字。

但大家都说是“珍”，李森林当时掌握的证据不够，也没多少可查的资料，就没有贸然纠正。

不久，李森林在一家亲族长者家里，意外地发现了近代著名书法家张荆野书写并赠给其先祖李弼臣的一副隶书对联，这副对联就是“巡华时伯赵，典卫暴山都”。对联为纸本，长一百五十七厘米，宽四十二厘米，上款有“弼臣仁兄大人清鉴”，下款为“荆野弟张翼轸”，小行楷字迹，并有白文“张翼轸印”、朱文“荆野”两枚印记，整幅书法作品为清末款式。对联对仗工整，古色古韵，耐人寻味，显露出书家高深的文学修养。其书字体苍劲，笔锋力透纸背。

李森林与亲族长者协商后，把对联带回家里。他将那署名细细研究，反复推敲，确定这就是写“问津书院”四个字的那个张翼轸。

张翼轸，字荆野、凤巢，号石渠，湖北省黄冈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拔贡，任八旗教习。少年时就读于问津书院。辛亥革命后，加入同盟会。历任孙中山秘书、四川督军陈宧秘书长。工书法，名重两京。曾为张之洞、黎元洪、蔡锷挥毫。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就职典礼”横幅。

张翼轸去世时，孙中山亲笔撰写挽联：“革命尚未成，国步艰难，谁与孙策；同胞还剩几，楚天噩耗，又坠张星。”

这么一位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我们怎么能把他的名字中的“轸”误成“珍”呢？李森林拿着他收藏的一本《今日新洲》杂志，有些激动地说。

李森林把一个误读的字纠正过来，从此，新洲再无人误“轸”为“珍”了。

我们在李森林的收藏室里，看到一堆堆发黄的线装书，这些都是李森林从废品收购站淘出来的，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文化藏品。

这些旧书，要是没有人去收购它，或许它们早就化成纸浆了。而有心人去发现它去收藏它，将它们保藏起来，功莫大焉。

在李森林的一堆旧书中，有一本手抄本的《书院课稿》。这是一本难得的抄本。这本手抄本《书院课稿》，文字用毛笔蝇头小行楷书写在宣纸上，字迹工整、俊秀，字体结构紧凑，全书共三十页，线装成册。

《书院课稿》的内容，多为清代乾隆至光绪年间，新洲籍举人、进士的考卷，还有文人的诗词、辞赋，共有十几篇。其中新洲籍人卢璲采参加同治年间会试卷，内容涉及《论语》《中庸》《孟子》和试帖诗。当年的考官、翰林院编修于荫霖，阅卷评语为“本房荐批：矜炼名贵，笔大如橼……”，最终卢璲采考取进士。

李森林告诉我们，该藏本系清末光绪年间，新洲问津书院为学生参加科举考试的范本，除四篇是儒师张晴江夫子光绪四年（1878年）在书院授课的讲义外，另外十五篇是问津书院秀才们参加乡试、会试的考卷。这些人取得功名后，将考卷抄回，作为范本珍藏在书院供后来者学习，类似于今天的“高考秘卷”。

谈及这本《书院课稿》抄本的获得，李森林告诉我们，因为他在新洲有喜欢收藏旧书画的名声，一些小古董贩子或是收到了什么旧书画，或是有旧书画的信息，都要来找他。

那天来了一个人告诉他，说是在旧街（新洲的一个乡镇）的一个人家里，有一些老书，并拿了些零散的残页给他看。李森林看了看，都是从清末民初的旧书上掉下来的。

李森林对来人说：“你都收回来吧，我看看，说不定里面有一些有用的东西呢。”

旧街镇卖旧书的这个人家，祖上有人曾在问津书院教过书，到了民国，还教过私塾，因此留下不少学生读过的旧书，家里的老人将这些旧书一直保存着。

新中国成立后，老人的儿媳妇见这些旧书堆在家里没用，便装了一麻袋卖给了供销社。老人知道后，哭了一场。儿媳妇见老人这样伤心，便不敢再卖了，因此还留下了一些。

到了老人的第三代后人，遇上改革开放的好年代，贫穷的家庭脱贫致富，修了新楼房，剩下的旧书便丢在老房子里没有用。第三代后人后来遇上了收废品旧物的，便要卖掉腾地方，爱书的老一代不在了，也没人阻拦。那个拿零散残页给李森林看的废旧品回收贩子，听了李森林的话，就到旧街镇那个人家老屋里，把剩下的旧书全部拖回新洲城里。

李森林在这堆旧书里翻淘，于是发现了这本《书院课稿》。

李森林正潜心研究发掘问津书院的历史和文化，要把问津书院这座有两千年辉煌历史的古代学府呈现在人们面前，被人们称为研究问津书院的民间专家。当他淘得了这本《书院课稿》后，如获至宝，立即珍藏。这是问津书院流传下来的实物，对研究问津书院的教学以及鄂东传统文化，具有很高的价值。

对于收藏，李森林把工作之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了，他从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有着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李森林热情地带我们到他的收藏室，他给我们讲解他的收藏品，和他对问津书院建设的一些想法，力促政府能出面，将其打造成鄂东的一张文化名片。

李森林1956年生人，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了。他退休后，就一门心思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并且扩大了收藏面。

看李森林的收藏和他的谈吐、气质，感觉他不应该是一般人家出身。细问，李森林说，他们家是中医世家，父亲辈还有春和堂的堂号。他的祖上曾在新洲李集那一带当过百夫长，按照清代官制兵士中的伍长、什长、百夫长、千夫长排列，百夫长相当于现在的连级干部，是个基层军官。

正是因为家中有这样的军官，李森林自小就看到家里条案上摆着一对帽筒。这对帽筒，高有尺余，圆柱形，中空，口径三寸余。筒体白瓷起底，瓷上彩绘花木人物，釉面光洁鲜亮，历经百余年，不见灰暗变色。

李森林也是从大人那里知道家里的这东西叫帽筒，是放帽子用的。他的那位当百夫长的祖上，从哨位上下来，或是练完兵，回家后，把头上戴的帽子摘下来，放在帽筒上搁着，坐下后，自有家人送上茶来，还可能有水烟筒。这位百夫长喝喝茶，抽袋烟，感到十分的惬意。身边的帽筒上的官帽，表明着他的级别，虽说是个连长级的，但也管着百把人，在老百姓眼里，已经不得了啦！

可是，李森林家里的两个帽筒，如今只剩下一个了。问原因，李森林说是他拿出去卖了。

那是70年代初的事，李森林刚小学毕业不久，还只十几岁。“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人家中的瓷器古董被“红卫兵”破“四旧”砸了，而李森林家因是中医，做过许多治病救人的好事，“红卫兵”们没有去他们家打砸抢，他们家的帽筒算是保存下来了。李森林害怕将来被红卫兵发现遭砸，又看到新洲县城的文物商店收购这些旧东西，因此就想把家里的一对帽筒抱到文物商店卖掉。收文物的看他是个学生样的孩子，问他卖帽筒家里大人知道不知道，李森林说大人知道。那个人就把两个帽筒细细地察看，并抱起来一个一个地用指头敲打，听那声响，完了后，告诉李森林，这两只帽筒，有一只有裂纹，他们不收。另一只好的，他们收了，价值五元。

就这样，李森林把一只好帽筒卖给了文物商店，把另一只有裂纹的帽筒抱回了家。既然人家不要，李森林就自己收藏起来。慢慢地，李森林长大了，书读多了，知识也丰富了，他了解了自己祖上的历史，也懂得了这属于文物，有保存的价值。他后悔自己把另一只帽筒卖了，剩下的这只帽筒他像宝贝一样地爱护着。

后来，李森林弟兄分家，李森林要了这只瓶子，一直保存着，作为他的藏品之一。

李森林的这只帽筒上绘的一幅彩图是“渔樵相会”的故事。中国十大名曲《渔樵问答》，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沉淀，蕴含了道家的出世思想，看破红尘，志在山水，笑谈人生，其乐陶陶。

李森林开始干收藏后，就处处留心，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他都留心，都要做一番考究，看看是否能进入他的收藏宝库。如果发现一件他认为有价值的藏品，他就高兴得像过年似的。

有一天，他拎着包包出门上班，下楼时，见一位老婆婆在楼下院子里生炉子。他问了婆婆早上好，扫了一眼婆婆生炉子用的引火柴，是一堆木头疙瘩的图章。

李森林立即停下脚步，蹲到婆婆身边，问婆婆这些木头疙瘩是哪里来的。婆婆告诉他，这是她捡破烂时从一只垃圾桶里捡到的，没人要，就用来生炉子。

李森林把那些木头疙瘩拨拉开来，一个个地仔细看，确实是一堆没什么用的图章，有已不存在的街办厂和小副食店的图章，有一些临时设立的机构但很快又被撤销的单位的图章，没什么收藏价值。

他起身正准备走时，却发现了婆婆手上拿着要往炉子里扔的一枚图章，形状与其他图章不一样，有点异形。

他向婆婆要来看了看，只见上面一排字：“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下面的字看不清楚了。他觉得有点收藏价值，就向婆婆要这枚印章，婆婆说这黑乎乎的东西，你要就拿去吧。

李森林谢了婆婆，拿了黑乎乎的疙瘩去上班。

李森林下班后，拿出从婆婆那儿得到的图章，用牙刷蘸了汽油仔细地一点点地刷那字，慢慢地，那一排小字一个个地现出了字形。图章的印把和印身都是木头做的。李森林经过反复的刷洗，仔细地辨认，最后终于认出了那是“大型摄影展览新洲参观纪念”。

这枚参观纪念图章，像一把钥匙，一下子打开了李森林记忆的闸门，他记起了那一次展览。

那是1967年的5月，新洲县办起了“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大型展览，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当时只有十一岁的李森林还在读小学。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从李集来到新洲，参观展览。

参观完之后，出门时，门口有卖展览说明书的，五分钱一本，可是李森林没有这五分钱，只有他们的老师买了一本。买了书的人可以在书的扉页上盖上一枚图章，那图章就是四十多年后李森林收藏到的“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图章。

这时候，李森林对我们说：“当年多想买一本说明书，并盖上一枚参观纪念的图章啊，可是没有那五分钱。”后来，李森林除了收藏到了那盖印的图章外，还收藏到了一本当年那五分钱一本的说明书，说明书是新洲县印刷厂印的。

李森林把这枚图章很珍贵地保存着，他说：“这枚图章绝对是全国唯一，没有第二个。”

我笑了笑说：“那是那是，因为全国只有一个新洲，1967年新洲举办了一次展览，没有第二次，所以说，你的这个收藏确实是全国唯一。”

“亚洲车神”的四辆车

曾凡仁被人称作“亚洲车神”，是位著名的赛车手，他收藏赛车和各种汽车与摩托车。他的这个“亚洲车神”是谁给封的呢？

曾凡仁出生在武汉市江夏区山坡乡下，因母亲去世得早，是哥哥姐姐把他带大的。他于1977年年底参了军。

曾凡仁当的是汽车兵，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他到了青藏高原的一个兵站开车。高原运输兵天天开着满载着物资的卡车，把供给送到每个哨所。曾凡仁也遇到过多次险情，但都死里逃生。一次，他拉着一车盐行走在冰路上，由于车轮打滑，汽车栽进路边的沟槽里，一车盐的重量压下来，驾驶室压趴了，他的胸部严重受伤，幸亏被闻讯赶来的战友救出了。70年代他开着解放牌大卡车，奔走在高原之上，高原的寒冷和艰辛冶炼出了他钢铁般的意志和体魄。曾凡仁是在一个特殊环境里由一个小兵长成壮小伙子的。

1979年中日建交。1980年国家体委向解放军部队要人，送到日本学习赛车，培养中国的赛车手。十八岁的曾凡仁被挑选上了，他在北京受过短暂的训练后，便被送到日本学习赛车驾驶。

在日本学习了两年，曾凡仁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了赛车的理论、性能甚至维修，掌握了一套较为先进的赛车技术。

曾凡仁回国后，仍然回到青藏高原当他的汽车兵，继续他的运输物资生涯。偶尔，他也为部队的战友们表演几手他的赛车技巧，那些只有在电影里见到过的摩托车汽车飞越翻滚的技巧，让战友们看得目瞪口呆。

1984年，曾凡仁在当了七年汽车兵后，复员回到了家乡。但是他开了七年的汽车，一会儿也离不开那些奔驰于大地上的轮子了，他为车而生，他为车而活，他要为车与世界共存，与时光共度，他这辈子爱的就是一个字：车。

曾凡仁在日本学习赛车手技术的时候，因为他的技巧和刚毅勇敢，一些电影电视制片商在画面中出现特技飞车镜头时，曾请他去做过几次替身，他从当替身中赚得了第一桶金。

曾凡仁曾用这些积蓄，只身一人，骑着摩托车上路，开始了横穿可可西里无人区的壮举。他克服了海拔高、气温低、氧气稀薄的困难，六天五夜后，他终于到达出口，创造了中国只身一人穿越可可西里的奇迹。

曾凡仁爱车，在武汉开了一个摩托车的修理铺。若国内只要有车赛，国外有团队到国内来表演赛车，他知道后，是一定要跑去观看的。

美国好莱坞特技表演队到武汉和上海的车技表演，像磁石一样吸住了曾凡仁，他放下其他的事情，先在武汉观看，然后又跑到上海观看。

他近距离地观看了这支特技表演队在中国的几场表演后，分析研究了他们的技巧，估摸了他们的惊险与难度，他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胜任。好莱坞特技表演队表演的那些技巧，没有他不会的，他觉得自己应该去试试。他很想参加这支国际表演团队，参与其中，就能展示出中国人的雄风。他决定闯一闯，摒弃那些中间环节，单刀直入地找经纪人沟通。

好莱坞特技表演队的经纪人，真有点被曾凡仁的突然主动所震撼，看他满脸不容怀疑的自信，就带着质疑让他表演几个漂移和一串特技动作，最后让他表演了人车分离的顶尖漂移技术。

曾凡仁的表演，让经纪人和围在一边看的队员感到惊诧，大家为他的精湛表演拍手叫绝。好莱坞特技表演队的队员们帮着曾凡仁向经纪人夸赞，夸赞曾凡仁的技术一流。2006年，曾凡仁正式与好莱坞特技表演队签约十年，从此加入了这支能照亮世人眼球的国际特技表演队。

因为在这个国际特技表演队中，曾凡仁的表演技术好、水平高，而且他又是唯一的一个亚洲人，因此，大家都称曾凡仁为“亚洲车神”。

中央电视台在采访曾凡仁的专题片中，也称曾凡仁为“亚洲车神”，因此曾凡仁的这个“亚洲车神”的名头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吹嘘的，是实打实的。

我本是要写曾凡仁收藏汽车和摩托车的故事，在弄清了他这个“亚洲车神”的来历后，现在就开始来讲他收藏车的故事吧。

在江夏区政府所在地纸坊的火车站旁，沿着一堆平房夹杂的并不平坦的道路开车进去，就到了一个占地千余平方米的大院子，这里挂的牌子是“武汉曾凡仁赛车文化传播公司”。

这个院子是曾凡仁租的，另外还有一个赛车场也是租的，都是纸坊火车站的场地。曾凡仁特意在这里租了个院子和赛车场，他说他自小就生长在火车站旁，喜欢听火车来往的哐哐声和汽笛的呜呜声，这声音催促着他要不断地努力奋进。

千余平方米的院子，有一溜的平房，另有一溜二层楼房，平房和二层楼房的底层，摆的是曾凡仁收藏的各种赛车，有汽车，有摩托车。这些车有的还很新，有的则很陈旧破烂。这些赛车的中间，甚至还摆着一辆我们国家最早生产的解放牌卡车。二层楼房子的二楼，摆的则是曾凡仁收藏的茶叶，各种牌子的茶叶，各地产的茶叶，主要是黑茶、普洱茶和砖茶，因为只有这几种茶可以长期存放。

在一张大茶案前，曾凡仁严格地按照茶艺表演的程序给我们泡茶倒茶，我们品着他冲泡的陈年普洱，醇浓的汁液通过喉管入心入肺，清香无比。曾凡仁说他在日本学习赛车手时，也学会了日本的茶艺。他说他这辈子一是赛车，二是茶叶，这是他生命的两维。

我只写他收藏的车，茶叶就不写了。

我问曾凡仁他一共收藏了多少辆车？曾凡仁说他一共收藏了各种赛车汽车七十余辆，摩托车却有几百辆。这些车型号牌子有很多是重复的，但不同牌号的汽车和摩托车一共有一百余辆。他将建成一座汽车包含摩托车博物馆。

我问曾凡仁在收藏的这些车辆中，最喜欢的是哪几辆车？

曾凡仁先说是他喜欢的有四辆车，一辆是法拉利赛车，一辆是手动挡宝马三系轿车，一辆是铃木摩托车，还有一辆是解放牌卡车。

曾凡仁在1989年时，被邀至香港参加拍电影，与成龙成为搭档，在《尖峰时刻3》中表演汽车斜侧飞驰，人与地面呈现出45度的镜头。当时，成龙坐在右侧着地、左侧腾空的面包车中和对手对打互搏，即由曾凡仁替身表演。其实曾凡仁为香港诸多明星做过替身，在多部电影中表演过高难度的特技飞车，只是他不愿宣扬罢了。对曾凡仁来说，演就演了，没什么值得炫耀的，尤其是替身演员，不必借他人的名气来为自己装门面。人生必须依靠自己，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升，基础永远都不牢靠。

成龙对曾凡仁十分喜欢，高度评价他的车技，就将自己曾经在电影中表演过的一辆价值两百多万的法拉利跑车，送给了曾凡仁。在当时的湖北境内，可能是第一辆。

这是曾凡仁的汽车藏品中他最爱的第一辆车。

当我看到这辆法拉利时，车子早被曾凡仁改得面目全非了，车身由红变黄，而且车身上还加固了很多奇怪的铁杆子，后面还挂着一辆微小的摩托车为装饰。喷气管高高地悬在车顶上，最终这辆车成了水陆两用车。

改装车辆，一是因为赛车表演的需要，二是他的爱好。他将自己的一些构想融入车辆的改装中，从不考虑法拉利在人们眼中的昂贵价值，也不顾忌赠品的原装保存。

曾凡仁收藏的这辆法拉利车，经过改装后，再无漂亮可言，奇怪丑陋中让人觉得别扭。可对曾凡仁来说，改装后的法拉利，无疑是他的得意之作。他请你坐进这辆爱车，你会发现其与常规车辆不同的构架，车里焊满了碗口粗的铁杠子，是为赛车满地打滚中不变形而制作，曾凡仁的赛车设计改造可谓别具匠心。这辆车只有两扇门能打开，另两扇门被焊死了。

曾凡仁的法拉利现在看上去不好看，但他用这辆爱车表演了多少复杂的车技？可说是不计其数。这辆车也给他带来“车神”的荣誉。

曾凡仁收藏的第二辆爱车，是一辆手动挡的宝马三系。那是他自荐好莱坞特技表演队，与好莱坞特技表演队签约后，好莱坞特技表演队送给他的表演车，也是他的专用车。曾凡仁用这辆车做过许多场的表演，获得过巨大的成功，惊呆了许多观众。

我没看过曾凡仁的车技表演，希望他能把他的表演说得直观些。曾凡仁说，他驾着这辆宝马三系，飞越的宽度可达七十米，就是说一条七十米宽的河沟，他能驾车从这边飞到那边。他驾着这辆宝马三系手动挡车，飞高可越过三层楼的高度，在越高时，他同时还能驾车在空中旋转两转半到三转半。

真是“车神”！对于一般人，驾车越过如此高度宽度，想想都可怕，但对曾凡仁来说，这些表演是家常便饭。

曾凡仁与好莱坞特技表演队签约十年后，合同到期，这辆宝马三系就永久存放在他的汽车摩托车收藏间里了。

曾凡仁收藏的第三辆车是一辆摩托车，这是一辆日本原产原装的铃木摩托车。当我看到院子里存放的那些漂亮的豪华的各种牌号的摩托车后，再看这辆陈旧脱漆甚至有点破烂的摩托车时，就感到这里面肯定有故事。那时我还看到一辆豪华漂亮的摩托车，曾问过曾凡仁其价码。曾凡仁告诉我那车值三十多万美元。我的天哪！摩托车的价码竟比一辆堪称豪车的奔驰还贵。

曾凡仁开始说他的这辆铃木摩托车。那是1980年，他从部队被国家体委挑选出来，送到日本学习赛车技术。当时国家出钱，给他买了这辆铃木摩托车，作为他学习赛车技术所用。他开了几年汽车，养成了爱车的习惯，车是他的爱人，车是他的兄弟。当他有了一辆崭新的铃木摩托车之后，就像他娶得了一个爱慕已久的妻子，对她宠爱有加。

在日本的两年，他与铃木摩托车相依为命，铃木摩托车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曾凡仁用这辆摩托车，学习了赛车手要掌握的各种技术，能够表演的各种高难度动作与车技。他总是不声不响，非常用心地听教练讲解，记下教练的各种表演动作，然后自己细细揣摩，反复练习。他早上五点钟起床练，晚上练到繁星满天，开始和结束都见不到日头。冬天练得冰冻三尺，夏天练得日头高照。手脚生了冻疮，身上晒脱了三层皮，胳膊大腿到处青一块紫一块，练车伤得“体无完肤”，他就是不打退堂鼓。

两年里，曾凡仁把日本教练的赛车技术和绝招都学到手了，他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学员。他还是默默地不出声，把全部心思用在学习技术上。他后来参加好莱坞特技表演队表演的种种特技，比如说骑摩托车飞越八十米到一百米的堑壕，都是他在日本学到的。

而铃木摩托车，是与他相伴相依的伙伴，他的所有表演技巧，都是从铃木摩托车开始的；他的技艺练习与提高，都是铃木摩托车陪着他完成，帮助他获得的。铃木摩托车是他形影不离的伙伴，他对这个伙伴十分爱惜，不练车时，他就把铃木摩托车擦得光亮。摩托车如果哪里受了“伤”，那就像伤在他的身体上，他要难过半天。

两年过去了，别人的练习摩托车已被摔得破破烂烂，或者变得陈旧不堪，而曾凡仁的铃木摩托车，由于他保养维护得好，还锃光瓦亮，像是新的一样。日本教练很满意曾凡仁这个学生，对他说，一个爱惜武器的战士必定是个能战能胜的战士。曾凡仁爱惜赛车，就是爱惜武器，他是一个好赛车手。孔子《论语》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两年后，国家体委通知曾凡仁他们回国，因为种种原因，国家暂不能成立赛车队。曾凡仁他们几个被挑选出来学习的学员，都一一回到他们的原单位。

学员们练习用的摩托车，不必带回国，因为已经破烂了，就地当作废品处理。

曾凡仁的铃木摩托车保养得还很新，当作废品处理，他哪里舍得。这是他的兄弟、爱人、战友，他一定要把它带回国内。他打听过，把这报废的摩托车运回国内，也不算违纪，但必须要算进口物资，必须报关，否则就是走私，不仅要被没收，还算犯法。

曾凡仁不甘心让他心爱的铃木摩托车丢在日本成为废品，他一定要把它带回国内。有人告诉他，按当时国家政策，每个到日本出访的中国人，具有带两个大件回国的指标。你只要弄到一个指标，你的铃木摩托车就可以合法地运回国内了。

曾凡仁在黑暗里一下子看到了亮光，他找到了救星了。原来曾凡仁到日本后，有一次在码头上看到了一艘远洋货轮晴川号，是湖北省外贸公司的船。异乡遇到老乡，他分外高兴，就与轮船上的一位大副熟了。曾凡仁很快找到这位姓王的大副，说了自己要把心爱的摩托车运回国内的愿望，请他帮忙。大副很爽快地答应了，只是大副自己少了一个进口大件电器的指标。曾凡仁将自己积累的七百元人民币给了大副，算是给他一点补偿。你想想大副如果用这指标带一台彩电、冰箱或收录机回去，根据国内的差价，他是可以赚一笔的。

曾凡仁的铃木摩托车就是这样漂洋过海运回国内的，从此这辆铃木摩托成了他的重要的收藏之一。

在曾凡仁收藏的众多汽车中，有一辆很破旧的解放牌卡车。

曾凡仁收藏的解放牌卡车，与雷锋擦拭的卡车一模一样。1956年7月13日，解放牌卡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此后三十年，老型解放牌卡车奔驰在中国的大地上。解放牌卡车结构坚固，使用寿命长，第一批下线的解放牌卡车，参加了1956年的国庆阅兵式，还在天安门前展出。1986年9月19日，最后一辆解放牌卡车下了总装线，生产了三十二年的老解放牌卡车停产了。

曾凡仁在青藏高原当汽车兵的时候，开的就是中国最早的老解放牌卡车。他是爱车的兵，他前后开了七年的老解放牌卡车。随着老解放牌卡车的停产，新解放141代替了老解放牌卡车。

曾凡仁复员回到家乡，想再找一辆老解放牌的卡车，却是大海捞针。在华夏大地上奔跑的各种各样的车辆中，再也见不到他钟情的老解放牌卡车了。

曾凡仁在武汉江夏筹建他的汽车摩托车博物馆，是一个远大的计划，他一点点做起，四处寻觅他想要收藏的旧汽车，特别想收藏一辆与他度过七年军旅生涯的老解放牌卡车。

也许是缘分，也可能是功夫不负有心人。2012年的一天，曾凡仁在纸坊火车站边正在为他的赛车文化传播公司拓展院子时，只听一声声的汽车喇叭声传来，曾凡仁知道路上来了车，连忙转身让到一边。

一辆载重平板拖车经过曾凡仁的身边，隆隆地开过去了。曾凡仁先没去注意，待那拖车开出百把米远时，他的眼睛朝那拖车的平板车斗上一闪，呀，好熟悉的影子！平板车斗上，载着一辆草绿色的陈旧的老解放牌卡车。曾凡仁先以为是看花了眼，再次睁圆双眼仔细看，对，是“老解放”，是他日夜思念的“老解放”，不会错！

曾凡仁情不自禁地跑起来，想去追那辆车，但人还是跑不过四只轮子。说时迟，那时快，曾凡仁冲进他的院子里，在他众多的摩托车中发动一辆，骑上就冲。当然，凭他的车技，他很快追上了那辆平板拖车。

平板拖车停下来了，他抱歉地上前给司机递烟，询问平板车斗上的“老解放”往哪儿送，是不是拖到废品公司去。

那司机见曾凡仁态度很好，接了烟吸了一口，说，这“老解放”是要拖到河南去拍一部电影的，不是卖废品。司机还说，今天先将其运到纸坊城管大队的院子里放一夜，明天就往河南运了。

曾凡仁问，这“老解放”卖不卖？

司机说，这可不知道。你要买，就问纸坊城管的艾队长，这旧车是艾队长的亲戚的，他已卖到了河南。

曾凡仁谢了司机，连夜开始了他的运作。“老解放”一定不能运出江夏。“老解放”他一定要买下来，不论费多少力气，他也要买下来。

曾凡仁找到江夏区城管局的朋友，通过朋友找到艾队长，说明了自己想在江夏建一座汽车摩托车博物馆的计划，想收藏这辆“老解放”，希望艾队长一定支持。艾队长了解了曾凡仁的心愿后，表示支持。艾队长给亲戚打了电话，反复做工作，最后对方答应把车卖给曾凡仁，曾凡仁给对方一万五千块钱，拖回了他日思夜想的“老解放”。

曾凡仁给我讲完了他四辆爱车的收藏故事后，我们也欣赏了他的茶艺表演，把那陈年的普洱喝出了越来越厚的醇味。

曾凡仁说，武汉市江夏区政府十分支持他创办汽车摩托车博物馆的计划，在未来的规划中，将给他拨出地块，而他自己负责筹资建设。汽车摩托车博物馆建成后，将免费向群众开放。曾凡仁最后将把汽车摩托车博物馆交给政府，作为他对故乡的一份厚礼。

曾凡仁，一位车技高超的“亚洲车神。”

曾凡仁，一位汽车文化的建设者与奉献者。

【作者简介：刘益善，1950年生，湖北武昌人。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江文艺》社长、主编等。作品入选中小学课本。出版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三十余部。获《诗刊》奖、湖北文学奖、全国青年读物奖、冰心散文奖、方志敏文学奖等，被授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