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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御史台催逼之下，由长子苏迈陪同，苏轼不顾刺骨的严寒立即上路了。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元月，他们经陆路奔赴黄州（今湖北黄冈）。

达到陈州时，苏辙急忙从二百里外的南都赶来相见。兄弟劫后重逢，真是悲欣交集，可惜只相聚了三天便挥泪而别。苏辙受到哥哥案件的牵连，携家带口到江西九江以南数百里的高安县任职。他们商定：东坡的家眷由苏辙带着经水路去往黄州，这样哥哥可以稍微消停自由一点。苏辙尽一切努力为哥哥着想，为哥哥分忧，与哥哥患难与共，如此深厚的兄弟情义，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一路上，苏轼走走停停，有景即游，有诗便写，看起来与以往没什么不同。其实牢狱之灾已震撼了他，山穷水尽、柳暗花明，但人生真的就像一架荡来荡去的秋千吗？苏轼陷入了对生命意义的反思中……他何能想到，在黄州，将垦坡地建“雪堂”，开启“东坡居士”的别样人生。

二月到达黄州，苏轼寓居佛寺定惠院。此院环境清幽，位于黄州东南大片山林之下。

不要说杭州了，就是与密州、徐州相比，黄州不但是小城，而且是穷乡僻壤。由于此地可以交流思想的人很少，苏轼一时间很压抑，觉得天空也阴沉得可怕。

东坡听说光州、黄州一带有一位隐士叫方山子的如何如何了得。在麻城歧亭杏花村，他偶然见识了这位号龙丘居士的高人：方山冠峨然耸立，“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哈哈，这不是老友陈季常吗？！凤翔府一别，距今已经十六年了，原来他一家人在麻城歧亭隐居。“方山子亦矍然，问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东坡笔法的潜台词太丰富了：陈季常了解到乌台诗案的过程、东坡贬黄州情况之后，“俯而不答”，多少愤慨、惋叹、不平尽在其中。然后呢，陈季常“仰而笑”。陈季常联系自己的际遇，认为时事如此，幸与不幸，得意与失意，只应付之一笑罢了。这一笑是融万千言语于不言之中。

富有深意的是，陈季常成为苏轼谪贬黄州后第一位迎接者！彼此都不会知道，后来陈季常也是东坡离开黄州送别最远的人。因缘际会，岂非前定？

他来到陈季常家中，更进一步了解陈季常的精神气象：“环堵萧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室内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的生活，不见蹙然愁苦，相反全家上下都怡然自得。其实，这不是陈季常贫困所致，而是为了远离豪奢。

陈季常已经不再是那个仗剑纵马的贵公子了，而是真正的高人方山子了吗？

倒也未必。

这位使酒好剑、挥金如土的阔少爷，如何也在黄州安家？冥冥之中已注定朋友必要相聚么？他还怕不怕河东狮子吼的老婆呢？很可惜，苏东坡的《方山子传》没有点出这一点。

其实呢，陈季常还是当年的那个公子。放弃功名是真，他也不是全心全意隐居，只不过是在山野乡村寻找自己的诗意栖居，他希望把古人理想中的任侠生活予以现实落地，而且他具有实现这些的物质条件与人脉关系。有一回，陈季常前往黄州拜访苏东坡，东坡愕然发现，黄州的豪门贵族居然争先恐后地安排轿子，邀请陈季常去做客，他俨然是名满江湖的“孟尝君”转世啊！于是，苏轼作《陈季常自岐亭见访，郡中及旧州诸豪争欲邀致之，戏作陈孟公诗一首》，给陈季常又开了一个玩笑：

孟公好饮宁论斗，醉后关门防客走。/不妨闲过左阿君，百谪终为贤太守。/老居闾里自浮沉，笑问伯松何苦心。/忽然载酒从陋巷，为爱扬雄作酒箴。/长安富儿求一过，千金寿君君笑唾。/汝家安得客孟公，从来只识陈惊坐。

诗歌里引证了蜀人扬雄“载酒”与“问字”的典故，足以看出陈季常的学识受人敬重。诗人的全部优点、缺点，似乎陈季常都有。苏轼发自内心喜爱这样的真人。只是“陈惊坐”一出，堪对好友赠与其夫人的“狮子吼”了。

在黄州的四年里，东坡到歧亭找陈季常三次，陈季常来黄州看望东坡竟有七次。东坡到麻城，都会在陈季常家住上十天半月。东坡心细，担心好友为招待自己去宰杀活物，专门给陈季常写了一首“泣”字韵的诗，要他不必因待客杀生。自从贬谪黄州后，东坡感觉自己“恶业深重”，于是吃斋念佛，戒杀生，陈季常马上执行，自己也茹素。据说陈季常的这一举动还影响了村里人，吃素风逐渐流行。

他们有做不完的趣事，谈论佛法，吟诗作赋，寄情山水，抚琴高歌，两人还一起合谋赚钱……东坡诗句中的“酸酒”“甜酒”，指的就是与陈季常共饮的麻城老米酒。

东坡逐渐抵达了“ 自喜渐不为人识，人生尔尔莫如此意”的境地！

韩愈等官员晚年“为文必索润笔”，东坡没有这等兴致，只能守穷，尽管他的书画名满江湖，换钱是非常容易的，但他只为知己而书。诚如莫砺锋先生所言：“友人们收受了东坡的书画作品，却从不表示谢意吗？当然不是。比如收受东坡书帖甚多的陈季常，便时常在物质上接济东坡，东坡曾作书致谢：‘至身割瘦胫以啖我，可谓至矣！’至于其他友人，往往以笔、墨、纸、砚等物相赠，例如唐林夫赠诸葛笔，庞安时赠李廷珪墨，郑元舆赠绢纸，段君璵赠令休砚等，皆见于东坡在黄州所作题跋。凡此种种，都是朋友之间礼尚往来的互相馈赠。换句话说，东坡赠给友人的书画只是礼品，友人回赠的文房四宝也都是礼品，后者是东坡创作书画作品必需的艺术耗材。一切商品都是有价的，真正的艺术品则是无价的。东坡在黄州时衣食不周，捉襟见肘，却从不出售书画以谋利，写字作画皆是纯粹的艺术活动而非商品制造。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才会那般生机勃勃，元气淋漓。”

是否如此呢？也不尽然。

提到陈季常与东坡的生意经，不能不看到他的睿智与慷慨。

据仇春霞《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载：“陈季常虽然隐居，但也没闲着，一直在经营出版业。”陈季常刻售最多的应该就是苏轼的诗文了……当苏轼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黄州寒食帖》《浪淘沙·大江东去》等名篇横空出世时，陈季常得赚多少钱。也难怪苏轼要称陈季常为大檀越，也就是大施主。当然，苏轼这样称呼陈季常不止是因为陈季常帮他赚了不少钱，也因为他经常向陈季常借书看。对陈季常来说，苏轼为他撰写的最有价值的两篇文章当属《陈希亮传》和《方山子传》，前者是陈季常父亲的小传，后者是陈季常自己的小传。

北宋的惯例是，官吏薪俸有相当大的部分由实物折合银钱来代替。苏轼的水部员外郎属于加官，薪俸由公家造酒后的废旧袋子顶替，他领到后还要设法卖出换钱，好在黄州物价低廉。但他一向不善持家理财，也不屑于与人斤斤计较，薪俸到手很快就用光。他初到时与僧人一起进餐，每月一次到城南的安国寺随僧人一起沐浴，借此节省烧水的柴火费。

后来家属来到黄州后，经知州徐君献同意，苏轼将家搬到城南长江边上的临皋亭。此亭本名回车院，是供行经水道的政府官员住宿的驿站。

“苏文熟，吃羊肉。”现在呢，“苏文”的制造者却根本买不起羊肉了。

北宋羊肉价格高得离谱。据程民生教授《宋代物价研究》记载，北宋时期一只羊大概值三贯，一贯钱约等同现在的人民币六百七十元，也就是说北宋一只羊售价约两千元！《夷坚志》也记载， 绍兴年间，“吴中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而当时县尉（相当于今天区县公安局局长）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才七千七百文，也就买八斤多羊肉。

苏轼曾言：“平生嗜羊炙，识味肯轻饱”。在被贬惠州期间，苏轼就曾写信给鲜于子骏，讲了他在惠州吃羊肉的趣事。当时惠州的市场上，有商家每日杀一只羊出售，这也是每日仅有的一只羊。苏轼想吃，却又顶着被贬之官的名号，不好和当地权贵们抢着买羊肉。可是苏轼又放不下那羊肉，便找到了商家，订下了一般没人要的羊脊骨。作为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资深美食家，苏轼拿着那一段羊脊骨，果真又倒腾出了花样。他先将羊脊骨煮透，再淋上酒，撒上盐，放到火上烘烤。待烤至骨肉微焦，便可享受一点点剔骨缝里的肉的乐趣。而苏轼的这道私房菜，便是“羊蝎子”的雏形。

在黄州期间，苏轼饮食题材的诗题超过30首，文有12篇（含书信）。以一种近乎审美愉悦的态度去拥抱生活，对简朴的生活倾注极大的热情，比如关于生活清贫如何喝酒，《桂花颂》“有道而居夷者”，可见一斑。

炎炎八月，乳母任采莲去世了，年约七十二岁。任采莲是眉州人，在程夫人嫁入苏家时进门，跟随苏家患难与共三十五年。任采莲乳汁喂养过苏轼和妹妹八娘，后来像一位奶奶那样照看东坡的几个儿子。平时任采莲担负起了生活总管的全部工作，是苏家不可或缺的成员。她为人“工巧勤俭，至老不衰”，无论穷达总是默默地追随苏轼一家，给以力所能及的支持，可谓有恩有劳。她的人品和精神影响了苏轼。在自己落魄时，乳母去世，苏轼心情无比沉重，亲自撰写了墓志铭。这年十月，苏轼将乳母葬于黄冈县之北。他自己或让孩子多次祭奠她，对她难以忘怀。

离开黄州前，东坡特来拜谒并委托好朋友潘彦明在他离开黄州后维护墓地。即便离开黄州后，他也多次来信询问墓地维护情况，拜托朋友祭拜事项。到了明清时期，有农民耕地时发现了墓碑碎片，后经人整修存放在东坡赤壁留仙阁内。

就在苏轼家陷入左支右绌的境地之际，一天老朋友马正卿（字梦得）登门拜访东坡。嘉祐五年（1060年）八月，苏洵被朝廷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作《谢赵司谏书》，言到“寓居雍丘，无故不至京师”。因而可以推断，苏轼、苏辙就是在居住雍丘期间认识当地有名的“穷士”马正卿。

马正卿不愧是著名的“穷士”，穷到什么程度？连自己祖父、父亲死后都无钱下葬！苏轼兄弟一度也大惑不解：“问人何罪穷至此？”云：“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者。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

东坡的意思是说，马梦得和自己同年同月生，只比自己小八天。而这一年月出生的，都注定不能跻身富贵行列。但如果二人比赛一下谁的命更穷的话，苏轼情愿将第一名让给马梦得。这是苏式幽默，但幽默之中藏有多么浓重的辛酸！

元符三年（1100年）东坡北归时，提到他的《东坡志林》还未能完成，这是他元丰至元符近二十年的杂说史论，马正卿的“穷”能被苏轼记录在案，可见晚年的苏轼在回忆中对马正卿的关注与思念。这不仅仅是因为二人同年同月生，更重要的是苏轼认为，冥冥中注定了他和马正卿的坎坷命运。

《东坡志林》卷五还有一条关于马正卿的记载：“杞人马正卿作太学正，清苦有气节，学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斋中，书杜子美《秋雨叹》一篇壁上，初无意也，而正卿即日辞归，不复出。至今白首穷饿，守节如故。正卿字梦得。”

彼此结识、相知逾二十年，不管得势与否，始终交好。嘉祐六年（1061年）制科考试毕，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凤翔府（今陕西凤翔）签判。苏轼于十一月带着妻子王弗和襁褓中的苏迈，踏上仕途。而跟随苏轼一起到凤翔去赴任的，就有刚刚辞掉太学正的马正卿……

如今得知苏轼到了黄州，马正卿便急急赶来看望老友。

老友相见，眼泪夺眶而出。马正卿胡须浓密，苏轼亲切地称呼他为“马髯”。马髯抬头见到房梁上挂着钱串，感到有些惊讶：“子瞻，这是为何？”

苏轼哈哈一笑，用叉子挑下来一串钱说：“一串钱一百五十文，我家人每一天的花销便是这一百五十文。我遭遇贬谪，囊空如洗，每月只能花四千五百文，所以啊，我每日一早挑下一串钱，作为当日吃穿用度的花费。”

马正卿大为感叹，自己却一时无力设法，只得在梁下低头，不停叹息。

见马正卿一脸愁云，苏轼反而开导他：“马髯，前些天我想了许久，终于想清楚了我为何困顿至此。唐代韩愈以磨蝎为身宫，我则以磨蝎为命。韩愈一生颠沛，颇多谤誉，足见这个时候出生的人，便没有大富大贵的。你比我小八天，却与我一样是磨蝎。我与你都属于穷困之人，但若硬是要分个高低，想来还是你更清苦一些吧……”所谓“惺惺惜惺惺”，苏东坡通过马正卿命运，也许窥视到了自己坎坷半生的谜底。

马正卿正思忖着与苏轼讨论进一步的生计，听到这番苦中作乐的话，简直不知道该如何作答这番疯言疯语。其实，马正卿此时刚好在黄州府供职，而且是黄州通判。

马正卿不但为苏轼从官府申请下来城东五十亩撂荒的旧营地，还帮助苏轼修筑起居室，让他们一家终于有了安居之地。苏轼带领家人整治营地，自备耕牛、农具，躬耕其中，大量种植蔬菜瓜果。当地几位崇敬苏轼的朋友也来助阵，卖酒的潘丙，卖药的郭遘，还有书生古耕道，他们挽起袖子下地，顶着烈日收麦子，到夏天则播种稻谷……总算解决了一家人的衣食之忧。次年二月，苏轼为自己建立的临时居室取名“雪堂”，并在门楣上镌刻题有“东坡雪堂”四个大字的匾额，“东坡居士”别号自此时起。

应该说，在黄州的体力劳动，是东坡有生以来最为密集的。这时苏轼外表颇像农夫，皮肤黝黑，身体反而强健了。成天在田地里操劳的苏夫人王闰之也像农妇，王闰之自幼在青神县乡间长大，动手能力极强。一天她发现花了大价钱买来的耕牛快要病死了，牛医也束手无策。苏夫人细心观察看出了症结，她很有把握地认为：这头牛在发豆斑疮，治法是喂它吃青蒿粥。按照她开的药方，耕牛转危为安，赢得了大家的夸赞……

立夏之后，麦穗越来越饱满，这是东坡躬耕以来的第一次大丰收，苏家人收获20多石麦子。恰逢家中的粳米吃完，王闰之开动脑筋，将麦粒与红小豆掺在一起煮饭。家中的孩子们相互调笑，说这粗粮吃起来哔哔啵啵直响，声音像咬吃虱子。苏轼一听，幽默的天性被启动大笑不止：“不然不然，我倒觉得颇有西北村落气息。尤其是撒入一把小豆一同煮饭，吃起来特别有滋味。”王闰之见丈夫不改旧日幽默脾性，也笑道：“这是新样‘二红饭’！”

幽默是抗拒忧伤的最好武器，家中欢声笑语，苏轼好久没见过一家人这么高兴了。妻子王闰之一向话极少，更别说什么幽默了，纵然不是在这贬谪之处，而是在繁华富庶的杭州，她也少言寡语，只管埋头料理家事。多年来，苏轼极少从她嘴里听到新奇有趣的话。今天，算是开了眼了！看起来，吃着自己种出的粮食，感觉太美了！

在这穷乡僻壤，若不是夫人辛勤劳作，自己有何能力填饱一大家子人的肚皮？想到此处，苏轼不免一阵心酸。

有一天，东坡酒醉饭饱。他靠在椅子上，欣赏室外的景色。写道：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绕，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当时是，如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白云、树林、山峰、水波，万物纷至沓来，任自己随意指点，“如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我仿佛在思考又像是没有思考什么，没有执念，并不消沉，惬意享受万物所有的惠泽与神启。独对天地，那是一介闲人获得的无尽馈赠，这岂不让人连说“惭愧！惭愧！”。这些观点，与《前赤壁赋》中“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积极旷达的人生观已经有所变化，但开掘的域界明显更为阔达了。

蒋蓝，诗人，散文家，思想随笔作家，田野考察者。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四川文学奖、中国新闻奖副刊金奖、《黄河》文学奖、万松浦文学奖等得主。已出版《黄虎张献忠》《成都笔记》《蜀地笔记》《至情笔记》《媚骨之书》《豹典》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