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引子或周润发的疑惑

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北京中关村南大街步行道。某位贝勒爷拖着长辫子，下半身穿着牛仔裤，膝前有好几个被故意制造出来的破洞；上半身穿着显示皇家威严的黄马褂。贝勒爷边走边刷抖音、快手，视周边的情景为无物，像是在午门——亦即他家——附近遛弯、散步，好一副沉迷、投入的神态！与贝勒爷相隔顶多两三米的非机动车道上，是骑着共享单车匆忙赶路讨生活的都市男女，每个人都面带忧色。在离贝勒爷稍远的主干道上，是拥堵的车流。车辆们神色慌张、焦躁不安，和阴霾的天空很般配。假如周润发看到了这一幕，而且他事先还被告知：这不是拍电影，这是绝对真实的场面；贝勒爷是刚从紫禁城出来遛弯、散步的如假包换的贝勒爷。面对斯世、斯情、斯景，影视巨星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他肯定会大吃一惊。

但令人惊讶的，恰恰是周润发大吃一惊。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某巨贾、曾经的中国首富，为其商业帝国的吉凶祸福，问道于、求助于以蛇为道具做法事的某位江湖骗子，态度恭敬、神情蔼然；陕西省某位大作家认为：光棍成堆的村落想要免于即将消失和倾覆的厄运，依照两害相权从其轻的应物法则，有必要继承、发扬古老的传统——买卖妇女；云南省某位大诗人笃信诗人就是通灵者（尤其是他本人），他认为，崇拜神灵的学子们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崇拜就在他们眼前的他岂不更方便、更有效和更可靠？海量的退休官员为免于失去权力导致的落寞、落寞诱发的抑郁症，写起了勉强合乎平仄、对仗的律诗（俗称老干部体），顺带还把自己想象成二十一世纪的陶渊明，进而怡然自得，大有入驻心斋之感；一位光鲜、时髦的女人，一听到她崇拜的某位霸气男神的姓氏名号（而不是见到了霸气的男神本人），竟然应声排卵，突破了司命造化专门为人类打制的生理壁垒、伦理藩篱。面对诸如此类如假包换的真实场景，周润发又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他也许有感于繁复的世事始而见多识广，继而见怪不怪，终而波澜不惊，肯定不会大吃一惊。

但令人惊讶的，恰好是周润发不会大吃一惊。

本雅明启示录

瓦尔特·本雅明如是说：“过去的真实画卷一闪而过。捕捉过去不过是捕捉过去的形象；过去的形象在顷刻间闪现，从此不再复现；只有在这顷刻间它才是可以辨识的。”有关当下（或曰现在）的真实画卷比有关过去的同类物，势必会更快、更迅速地“一闪而过”。捕捉现在（或曰当下）的形象，其难度肯定有甚于“捕捉过去的形象”，毕竟“当局称迷”才是认识论的真实情态，“傍观见审”才是认知活动的惯常态势。现在的形象当然也会“在顷刻间闪现”，甚至同步于你对它的观察、凝视和赡养，但它无疑更难以被辨识。这仅仅是因为：就连现在的形象自身都没有机会给予你时间，以便用于你对它——亦即现在的形象——详加观察、仔细辨识。这就是周润发令人惊讶的主要原因。

作为时间性的“现在”理应配备的那个空间性的“形象”，正凝结在现代猿猴这个意象当中。很显然，无论是看上去，还是听起来，这个意象都稍显乖张和荒谬。作为一个令人吃惊、打眼的意象，现代猿猴有可能已经从侧面，很好地报答了本雅明给予的启示。这让操纵这篇文章到此关头的那个人得以知恩图报，尚未沦陷于忘恩负义之境。遵从本雅明惯常的思维路径，现代猿猴的含义顶多不过是：工具的现代化或者现代化的工具（比如智能手机、高铁、飞机、互联网和航空母舰），不太可能无条件地让绝大多数中国人（当然也包括其他国家的人，比如美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成为真正的现代人（比如，美国至今还有某些州的中学教材否定进化论，甚至有比例不小的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也不会像某些乐观天真的哲人设想过、盼望过的那样，工具的现代性一定会诱发、促成思维的现代性，以至于工具的现代性直接成为思维现代性的助产士或接生婆。如你所知，作为时间的某一刻，现在确实被现代性深度浸染。但如果从最基本的价值角度去观察，从最重要的理念层面去凝视，其结果显然是一致的：被现在团团围住的无数人，仍然停留于远古蛮荒时代。那位刷抖音、快手的贝勒爷，应当是他们的生动写照，也是对他们的善意缩写和真实速写。但停留于远古蛮荒时代的人，对此并不知情。他们不可能被唤醒，就像鲁迅说过的铁屋中的人。

现代猿猴是在现象学的层面，对某种真实情态进行本质直观后，尽可能做出的客观描述。这种描述首先和存在论相关，暂时不涉及价值论（尽管它早晚会涉及价值论）。钟鸣在他的诗作《垓下诵史》中这样写道：“先生们，零点时分，在两半球，猴子/或近似猴子的将在混乱的元素中变化。”真是遗憾得紧，周润发没能破译出这个古怪意象——亦即现代猿猴——蕴含的复杂语义，他因此才会大吃一惊，又不会大吃一惊。

作为现代意象的现代猿猴

所谓现代猿猴，不过是对寄身于现代社会的非现代人进行的一种转喻性表达、转喻性描写。现代猿猴仅仅是一个事实陈述，既没有阴险的褒义，也不存在别有用心的贬义。事实上，它就像安伯托·艾柯故意用惊奇的口吻，陈述的那个再普通不过的事实：看啦，满地都是有学问的猿猴！艾柯暗示的也许是：作为一个逻辑事实，现代猿猴只可能存乎诸如当今的意大利那样的现代社会，不可能现身于遍布竞技场的古罗马和杀气逼人的魏晋南北朝。因此，现代猿猴只能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意象。哈罗德·布鲁姆倾向于认为：在这种情形下，进行这等性质的转喻式表达，的确是一种难以回避、不得不如此的修辞行为。正因为现代猿猴是一个现代意象，所以，它唯一能表征的，无非是现代遗民。所谓现代遗民，就是拒绝随社会进化而进化的那些中世纪臣民。朱维铮在游弋、犹豫和犹疑中，最后还是坚持认为：中国的中世纪的上限应当是公元前221年，下限似乎当以晚清为宜；它漫长、持久、灾难绵密，现代人稍一想象，准会产生强烈的窒息感、幻灭感甚或绝望感。一般说来，现代遗民大体上是背靠中世纪的某些——而不是它的全部——价值理念，用以维持生计；偶尔还掺杂着莫名其妙的些许激情和少量灵感，着实令真正的现代人错愕不已。

达尔文能够贡献的洞见是：在造化将猿猴加工、铸造为人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人在生理的层面上没有任何进化可言；退化反倒时有发生，并且被人自个儿目睹，还逮了个正着——《百年孤独》里那个长有尾巴、直立行走、能把西班牙语说得字正腔圆的人物，也许就是最好的隐喻。巴什拉、福柯和库恩联手贡献的精彩洞见是这样的：人的基本价值观念、认知水准以及由之而来的眼界，会在断裂性的范式转换中一点点、一步步地向前挪动，虽然有时也会稍有倒退，还被人自个儿目睹，并且冷不防逮了个正着——米丘林、李森科之流的遗传学，对此拥有足够的说服力。现代遗民的中世纪做派（它很可能源自荣格力倡的集体无意识），让巴什拉、福柯和库恩的深邃理论满脸尽皆尴尬、失望之色；时髦的现代理论在对现代猿猴的离奇做派产生严重不解之时，正好是现代理论在其时髦状态中的理屈词穷之际。

从表面上看，现代猿猴和巴黎的拱廊同属现代意象的大家族，有着高度的家族相似性；还是从表面上看，现代猿猴在数量上的异常繁多，在声音上的嘈嘈切切，堪比巴黎的拱廊曾经的盛极一时，眩人眼目。但它们在施力方向上，却刚好相反，有似于南辕北辙、鸡同鸭讲。拱廊意味着早期现代性的遗迹。现代性总是在以永不间断的范式转换为方式追新逐异、喜新厌旧；它在不断地诱使拱廊异化其自身。这就是说，不断更新自己的现代性让拱廊本身，也让围绕“拱廊”这个词根组建起来的所有现代物品，不间断地降格为废弃物，永无休止地被更新的时尚所取代，直至成为货真价实的垃圾被清理、被填埋、被焚烧。众所周知，垃圾是唯有今生没有来世的物品；但它说不上无辜，因为它只不过是现代性必要的装饰物。依亨利·列斐伏尔之见，在现代社会，每一种物品在其出生之前，都已经被预定、被派定了寿命；物品就像罪犯在狱中必须服满刑期那样，严格执行自己被预定、被派定的人间寿元。当然，偶尔也可能会有例外。比如说，物品可以被假释、被保外就医，还可以被极为仁慈地允许早一周凋零、辞世，却绝对不可以被允许晚一天甚或晚一小时蹬腿、咽气。美国式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根本无从实现的乌托邦，意淫的成色很高，味道也很浓、很纯正。

经过瓦尔特·本雅明一番精彩绝伦的解析后，巴黎曾经时髦的拱廊最终意味着：现代性变成了一个不断堆积废墟的过程，它是不断流动和游弋的；现代性异常迅捷地把诸如拱廊一类曾经光鲜、精美和奢华的物品，迅速视作——事实上也迅速变作——废墟，化为了遗迹，却又不值得凭吊。凭吊废墟和遗迹是前现代的偏好。多米尼克·拉波特可以为此作证：垃圾等同于废墟，就像虚无的尿水和尿水自身的虚无。现代性态度倔强、不容商量地指向未来；过去既不必回忆，也不值得回眸和回望。由此也许可以断言：作为一个典型的现代意象，拱廊无限接近于献祭者——而非殉道者——的形象。它悲壮、高尚，令真正的现代人既赞赏又悲情。

与献祭的拱廊给出的象征意义完全相反，现代猿猴（也就是现代遗民）令人揪心地意味着止步不前。无论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认知水准，还是由此而来的眼界，以及眼界带来的视界，当然还有视界自身的宽度、深度和广度，无不如此。现代猿猴的眼界和视界，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自我狭窄化——俗语中的“鼠目寸光”，应该是对现代遗民的客观描述。令人吃惊的是，现代猿猴反倒很可能由此成为奇迹：在大时代的风起云涌之际，他们居然能做到“我自岿然不动”；在“浩浩汤汤”的“天下大势”面前，他们虽然不可能“顺之者昌”，但也居然没有“逆之者亡”。在“易一名而含三义”的古老训诫面前，现代猿猴（或现代遗民）只取三义中的“不易”，明确放弃了至少同等重要的另外两义：“易简”和“变易”。这个被窖藏多时的秘密，这个虽彰却从来未显的现象，也许足以证明：现代猿猴在“我自岿然不动”之时，还在不断丢弃中世纪臣民原本不该丢弃的某些珍贵的东西。

土气，洋气

“土者，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丨，物出形也。”土地的生育能力，就这样在叔重先生那里得到了简洁、形象和平实的描述。在上古时期，“土气”一词首先指地气，意为泥土中蒸发出来的气体，它大概就是“地之吐生物者也”的兆头，就像被灼烧的甲骨产生的裂纹形成了征兆。除此之外，土气也可以指土壤的性质、气候和风俗，还可以指五行中的土元素以及它神秘的功用。在中国，土气只得宿命性地和农耕互为因果、前提与母子。

费孝通说，土地无法被搬动，长在土里的谷物不能行走，伺候庄稼的农民因此好似大半个身子骨插在了泥土里，难以动荡以至于不得动荡。在这种情况下，土气几乎是必然的产物：它是因为不能流动生发出来的自然现象。游牧民族不断迁徙，逐水草而居，以肉食为主，满身都是刺鼻的腥臊气，令肠胃功能紊乱的土气者反胃、呕吐，更何况他们还常常呼啸着纵马南下，让土气变质、变味、变馊。土气是华夏文明得以形成的大背景。理解汉语思想，必须从理解土气开拔、启程；泥土以及它散发的气息（亦即土气），塑造了华夏文明的体格、形态、面相、腰身和三围，直至它的整体性格，它整个儿的精、气、神。李敬泽写道：在甘肃省某个小村子的某段土墙上，开有一洞神龛，供奉着“土地”。“夕阳下，‘土地’隐于阴影，日子深稳、安静。”在土气精心并且小心翼翼经营的氛围内，在浓得很难被化开的土气里，诸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天人合一、舍生取义、宁为玉碎、还我河山、留取丹心照汗青一类的价值观，在心有灵犀那般相互点头、彼此致意，无不悉数听鼓应官，前来报到，既不早一分，也不晚一秒。与此同时，诸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之类朗朗上口和莫逆于心的价值理念，也像是有意串供那般在互通有无，在成为攻守同盟，无不悉数前来报到应卯，既不晚一秒，也不早一分。如果已经学好的文武艺帝王居然不用呢？那就卖与识家；要是识家也竟然不用呢，那就行侠仗义吧。如果因为“收天下之兵……铸以为金人十二”，连行侠仗义也不被允许呢？那就干脆“躺平”，居于水边林下吧：

月底花间酒壶，水边林下茅庐。避虎狼，盟鸥鹭，是个识字的渔夫。蓑笠纶竿钓今古，一任他斜风细雨。渔得鱼心满愿足，樵得樵眼笑眉舒。一个罢了钓竿，一个收了斤斧。林泉下偶然相遇，是两个不识字渔樵士大夫，他两个笑加加的谈今论古。

（胡祗遹《双调·沉醉东风》）

作为一个过于年轻的语词，“洋气”和另一个同样十分年轻的语词“洋人”联系在一起。《现代汉语词典》给出的标准解释是：洋人一词虽指外国佬，但多指西洋人，以至于它很快就被西洋人包办和垄断，成为专宠；洋气一词则多指西洋的样式、风格和习俗。洋人船坚炮利地来到中国，带着他们满身的傲气（傲气在性质上有类于腥臊气）；洋气也紧跟着登陆华夏大地，除了它满身的傲气，还有它满身的时髦。曾经有过非常准确的历史记载：庚子（1900年）剧创以后，中国人才不得不“由轻洋仇洋，一变而为学洋媚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几至于被现代性深度浸染的现在和当下。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内，凡是沾有“洋”字的人或东西，无不受到国人的仰视和追捧；“洋”甚至成了“先进”“现代”“科学”的同义词。事实上，“洋”字早就成了现代汉语大家族中一块小小的租界，却法度森严，大有自成一体之势；它体积虽小，到底五脏俱全。它的勃勃生机，以卧底的方式存活至今，以隐喻的样态存活至今。

洋气与巴黎的拱廊颇有一比：拱廊拥有一副献祭者的形象，洋气则是一个充满屈辱表情和艳羡眼神的语词。这仅仅是因为：洋气只可能是离“洋”字很远的土气之人，对某种状况产生的某种感觉；土气者对这种感觉有着揪心、难堪，甚至牵肠挂肚的奇异感。拱廊是现代性定义下的废墟，洋气却是土气者方寸之间小心翼翼的供奉。这就是说，“洋气”一词的内部曲里拐弯，四处都是眉头紧锁、面色灰暗的陷阱，像迷宫，像地道，更像九曲回肠的忧伤黄河，暗含着点头哈腰、唯唯诺诺的机制或阀门。这阀门坚固，这机制结实，何况还伴随着土气者的自卑，甚至偶尔还有土气者不经意间泛起的自贱。从庚子剧创之后的不多年开始，在激进的文人（比如鲁迅）、学生（比如傅斯年）、教授（比如钱玄同）和学者们（比如胡适与陈独秀）看来，围绕洋气建立起来的价值理念和认知原则无不崇高、美好、沁人心脾，以至于达到熠熠生辉、炫人眼目的境地。

以“洋”为词根的诸多语词（比如洋火、洋油、样布、洋铁、洋装甚至洋奴、洋化等），彻底修改了土气曾经拥有的一切原始语义。在作为语词的“洋气”面前，“土气”一词露出了它皱巴巴的面孔、羸弱的腰身；语词内部更是漏风漏雨，以至“布衾多年冷似铁”的地步。樵夫、渔夫浑身尽皆土气，衣衫褴褛，面色如“土气”一词中的那个“土”字，蜡黄而贫瘠。他们以卑微的力气为生，与高雅、洁净和飘逸的隐居生活毫无关系。费孝通说，在生人组成的现代社会，无法用熟人社会的风俗来应对；土气由之成为骂人的词汇。与此同时，就像米哈伊尔·巴赫金以“背面的脸”来定义臀部，洋气鸠占鹊巢，将土气降格、罢黜为“背面的脸”；土气无奈之下，只好将臀部认作自己的领地。由此，土气开启了它漫长的贬义词之旅。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真土气！这不仅在说另外那个人寒酸、贫穷和不时髦，更是在说那个人还处于从中世纪向现代渐次进化的旅途中。

迄今为止，洋气和土气的角力史已经超过了至少一个半世纪。一个半世纪以来，现代猿猴逐渐把围绕土气建立起来的积极、正面的价值理念抛弃殆尽，却将基于洋气编织起来的价值观付诸阙如。在古代，中医大夫很土气，他的信条是：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今天有的医院很洋气，它的信条是：要在数量上尽可能多、时间上尽可能长地把患者留在住院部。

麦克卢汉失误录

马歇尔·麦克卢汉贡献的教益是：媒介（比如半导体亦即俗称的收音机、电视、电脑、智能手机）究竟给我们传递了哪些信息？当然很重要。这仅仅是因为：凭借这些媒介，我们知道了我们从前未曾知道但也许很想知道的东西。它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扩大了我们的见闻领域，增广了我们的认知。但比这些更重要的，还是我们和媒介结成的关系。麦克卢汉的观点非常简单：媒介与我们结成的关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认知方式直至思维方式。麦克卢汉认为，这些改变往往还是正面的、积极的、向前的、向上的；它能不断让我们在现代人的维度上，得到更进一步和再进一步的提升，类似于再度进化甚或重新按下了进化键。很可惜，麦克卢汉没能生活在以互联网打底的微博时代，更不用说以智能手机为载体的微信年月。否则，麦克卢汉也许不会那么乐观、那么笃定。

微博让各路信息铺天盖地、扑面而来，好的坏的都首先出没于电脑屏幕；微信因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令信息多“于”——而非多“如”——恒河沙数之境，更不消说区区过江之鲫。让微博和微信难以置信也过于难堪的是：它们独有的超级禀赋，却孕育出了危险到令人严重不安的信息茧房。作为信息茧房这个概念的发明者，凯斯·桑斯坦认为，信息茧房的含义是：对于身居这个茧房中的人来说，所有的信息仅仅是同一个或同一类信息；此刻，它就是茧房中人最想要的那个信息。互联网甫一出现，就有敏感者和先觉者——比如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大胆预言：从此，“我的日报”诞生了。对于麦克卢汉过于乐观的理论建构来说，“我的日报”具有极强的致命性和威胁性，就像认定作为命题的“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是正确的人，突然看到了一只黑天鹅，必定会毫无疑问地当场蹬腿，也将毫无颜面地接着咽气。

巴赫金认为，我看不见我的眼睛；唯有通过他者之目，我才有可能知道我的双眸究竟长啥样：是秋水长天呢，还是二目无光？海德格尔的看法是：把自己向他者尽可能地完全敞开，是为了倾听“世界—存在—语言”在沉默中发出的呼声，借以达到领会自我存在的终极目的——这就是他者的重要性之所在。两千多年前，孔夫子给出了交友三原则：“友直，友谅，友多闻。”直、谅和多闻充当的，正是他者之目的角色。对于恒河沙数的凡夫俗子或乌合之众来说，他者往往让人很不舒服，甚至令人过于难堪。毕竟这世上没有几个人会当真喜欢、当真有肚量欣赏与自己完全相左的人或东西。因此，韩炳哲才将之描述为“那神秘的、诱惑的、爱欲的、渴望的、地狱般的、痛苦的他者”。但无论他者多讨人嫌和招人恨，都是我们认识和领会自我存在的参照系，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王佐、前驱和放大镜。朱迪斯·巴特勒将把他者的重要性一语道破：“如果没有这些他者的存在，我们也不能存在。”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试探着给出结论：语言对思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在此处，该假说的大致意思是：在理想情况下或从理论上讲，现代中国人之所以应该是真正的现代人，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是被现代性深度浸润过的现代汉语，不是被土气浸泡数千年的古代汉语。麦克卢汉也非常乐观地论述过：语言媒介的转换，一定会导致人的意识、认知方式和价值理念的转换。现代猿猴每天都口吐现代汉语，看似洋气，却并没有成为现代汉语期望的现代人。

试论偶然并兼及无常

在中国古人的词典中，有作为语词的“偶尔”，意为稀少和例外；罕有作为语词的“偶然”，似乎更少见同样作为语词的“偶然性”。如果言语行为理论关注“偶尔”一词，它会发现，偶尔的能力十分有限：它仅仅意味着对完整性和连续性的轻微伤害，因为它的含义仅仅是稀少和例外。中国古人生活在土气十足的农耕中国，整天和自然万物直接相往还；他们将自然界在时间上视为连续的，在空间上视为完整的，乃顺理成章之事。这是因为农耕和农事在按节令进行时，需要这样的观念去安慰他们，去犒劳他们。“偶尔”一词不会让土气的中国古人过分担忧；通常情况下，中国古人也只将偶尔出现的偶尔，在等同于偶尔的程度上，将偶尔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四季的不断轮回和天干地支的不断重复相俯仰、相颉颃，更加深、加厚了这样的思维观念。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某种特定的计时方式，直接意味着某种特定的认知模式。果如是言，偶尔（亦即稀少和例外）为中国古人带去的伤害，就更加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不说完全忽略不计的话。看起来，观念不仅在管理人、束缚人，也有可能在拯救人；人间值得的内心体验由此而生，也由此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偶尔对中国古人展示的，常常是它含蓄的美意，是它内敛的善意。

偶然性是极为重要的现代观念和现代意识。维特根斯坦说，在逻辑之外，一切都充满了偶然性。尼采将偶然性看作世间最古老的贵族。但自苏格拉底以来，偶然性却长期受制于目的论（或曰必然性），被西方人过久地遗忘。尼采骄傲地说：我把偶然性交还万物，意味着“我把万物从受制于目的的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偶然性被尼采释放出来的那一刻，正是必然性惨遭毁坏与崩解的那一瞬。必然性在西方的崇高地位，类似于——也许仅仅是类似于——连续性、完整性在中国享有的尊贵待遇。神学语义慷慨允诺的天堂，纯粹理性仗义疏财般答应的幸福，无不体现了必然性对西方人的敦敦厚意。因此，很多个世纪以来，必然性（或曰目的论）统治下的西方世界自认为很有奔头；它傲然宣称：一切尽在它的掌控和把握之中。但必然性到底还是玩砸了：有偶然性在，就不会再有必然性存活；偶然性足迹所到之处，尽是必然性的僵尸、必然性的尸首。必然性与偶然性互为天敌，却到底架不住偶然性自带的威力，后者终于笑到了最后。但那显然不是爽朗、澄澈、银铃般的笑声，而是狞笑。这声音阴冷、瘆人，有令人头皮发麻的奇效。叶芝诗云：“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但叶芝很清楚：接下来，还有四散开去、不断向周边扩张的偶然性。萨特说得很形象：大街上不存在必然性。他还接着戏谑道：当我走出电影院时，我发现到处都是偶然性。他的意思显然是：唯有电影中才存在必然性；必然性无法活着走出电影院。斯坦芬·科兰奈有一本畅销书，干脆挑衅性地直接取名为《偶然造就一切》。当然，现代汉语也将作为语词的偶然和偶然性，连同它们非常浓厚的现代含义，一并纳于自身，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这让现代汉语显得很洋气，很时尚。

畅销书作家斯坦芬·科兰奈断言：偶然即焦虑。这句话很准确地道破了现代性的实质：现代性意味着偶然性，因此，现代性直接意味着焦虑。偶然性的内在含义是：意义被删除、被消耗殆尽后，是不期而至的虚无。罗伯托·埃斯波西多的如下言辞，显得既精彩又荒凉：“虚无主义不是物的无物，而是物之无物的无物。虚无主义是无物的平方：无物在增加的同时，也被无物所吞噬。”虚无不仅意味着荒谬，也许它就是荒谬。拯救过偶然性也得到过偶然性千恩万谢的尼采还发现：现代性与虚无主义原本就是一家人，它们互为体己；虚无主义足迹所到之处，尽是茁壮成长的荒谬本身，直至荒谬的森林、荒谬的海洋。荒谬意味着人与世界、人与人自身的分裂。虚无与荒谬既能导致生命不能承受的轻，还能诱发生命不能承受的重。焦虑的实质刚好是：暴力转移到了内心层面；从此，暴力源于自己，不来自他人和外部。但无论轻与重，都是暴力，都会激起、诱发内心的焦虑感，让现代人饱飨源自内心深处的折磨，夜夜失眠。至于什么才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可以请教米兰·昆德拉；什么才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可以求诊于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什么才是人生的总荒谬和原发性的荒谬呢？那就请问道于弗兰兹·卡夫卡吧。

但偶然性以及它的同位语——亦即焦虑——并不属于现代猿猴；或者退一万步说：偶然性只在很轻很轻的程度上，和现代遗民有关。作为一直在努力生活的奴隶，现代猿猴拥有更多的，不过是源自生存层面上的担心；他们很清楚地知道：生存权并没有必然的能力保护、保障他们的生存。从表面上看，担心和焦虑顶多是不同形式的内心状态。但千万不要忘记，焦虑来自偶然性，来自必然性的被破坏；担心只是土洋结合者被“偶尔”一词控制、命中后的内心产物，与虚无、荒谬关系不大，或者暂时还扯不上关系。虽然担心者看起来也生活在被现代性牢牢统治的时空当中，但他们的身份——亦即现代猿猴——早已被派定，早已被验明正身。他们顶多会因为担心生存而发愁。发愁在造型上，程度更深地与中世纪接壤；焦虑在造型上，成色更多地属于现代社会。发愁当然也可能导致、诱使担心者夜夜无眠。但引发抑郁症跳楼自尽的失眠，和“影孤怜夜永”、“独自立瑶阶”的那种无眠，恐怕还不会是一回事吧？无论是月薪不足两千元的打工仔孤影对月哀叹，还是豪掷万金者独立瑶阶发呆，都不过是在为更光鲜的生存担心，为更安全的生存发愁。加诸他们之身的暴力，不是来自内心；暴力只能源于寒冷、残酷、穷凶极恶的外部。夜晚慷慨、善意地划出界线，喝令残酷的外部暂停在外部。这让辛苦、努力了一整天的奴隶可以暂且平安无事，免于无眠之境，就像张学良说：哪怕明天早上枪毙我，我也要好好睡一觉。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是这样的：江西省有位王姓骗子，擅长以蛇为道具做法事，在江湖上曾经名盛一时。他被认为拥有未卜先知、替人禳灾的本领，与许多官员、明星和巨贾往来密切。曾经的中国首富，就曾亲自拜谒“王府”（这是王某给自己的宅第取的名字，大大方方题写在大门门框的正上方），为其商业帝国的吉凶祸福祈灵于王姓耍蛇者。在农耕中国，这是很常见的事；虽然这很常见的事体有不少变种和亚种，但基本上都遵循巫术思维的通常套路。斯坦芬·科兰奈认为：巫术思维的核心是偶然性。但这一回，此人失算了。首富的举动，其主旨不过是让他的担心变放心、发愁变莫愁；他想取道于非自然力量的神秘性，将来自外部的暴力神秘地瓦解。

斯坦芬·科兰奈还说，虽然偶然意味着焦虑，但它到底还是自由的孩子；只有在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里，人们才能获得它。如前所述，一直为生存担心以至于发愁的现代猿猴享受的，从来不是偶然性，而是世事无常。如今，首富也许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在世事无常面前，他的豪宅、私人飞机、豪华游艇，一概无济于事。世事无常大体上可以被视作偶尔的超豪华版本，或者干脆说是偶尔的无限升级版。偶尔更多地偏向于自然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不过是偶尔制造的无辜者，有点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的意思，整体上伤害不大，正好处于人们的忍耐力管辖的范围之内。世事无常更偏向于人为：它除了被偶尔很偶尔地造就以外，更有人自找的成分在内。“自作孽，不可活”，乃世事无常的极致状态。无常之叹是中国古人的隐痛和痼疾，和古汉语随身携带的感叹特性恰相吻合。在农耕中国，无常之叹多多少少还和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联系在一起。但偶尔也有可能是奸臣、佞人落马时的悔恨之叹；声声叹息，正包含于“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一类的反诘之中。

现代汉语

爱德华·霍尔有一个精辟的论断：文化中的大部分成分是习得的，不是学习的。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某种文化为其共享者专门定制的某种氛围，民风、民俗依靠耳濡目染，加上集体无意识给予的神助攻、神加持，很容易被掌握、被领会，并由此将它的共享者聚集在一起。对于数量繁多的局外人来说，民风、民俗作为一种氛围是神秘的，是难以进入的。和民俗、民风大不相同，语言除了习得外，艰苦的训练常常是免不了的功课，局外人想要窥其堂奥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可以设想，假如一个美国人被迫面对“己”“已”和“巳”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估计他的头都变大了。他是否会拿着游标卡尺，去锱铢必较地仔细丈量呢？在文盲率长期居高不下的古代中国，普通人单单依靠习得，确实可以迅速学会口头语言，基本的交流不成问题；而没有长期艰苦并且专门的训练，想要掌握书面语言（亦即文言文），必定是虚妄不实之事。

高本汉的观察很准确：“汉语不用像各种词根或词尾变化那样的特殊标记，来表明所要求的词类、名词的数和格、动词的时态和语态，这使汉语变得异乎寻常的简洁。”高本汉描述的，当然是古代汉语。比如，“二桃杀三士”、“逸马杀犬于道”，就既简洁得恰到好处，又意思完整得既不多一分，也不少一毫。表达上这等优雅、别致的风度，着实令人仰慕和嫉妒。但一说到现代汉语，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西渡将现代汉语视作一种“人为造成的语言”；它被制造出来的目的，据信是“为了追求‘现代性’”，给中国制造真正的现代人，让农耕的土变作现代的洋。有学者（比如张卫中）英雄所见略同那般，附议了西渡的精彩洞见：现代汉语创造了现代文学史上“人的文学”；反过来，“人的文学”也就是现代汉语“自我言说”的一个重要结果。附议西渡者的核心观点显然是：“人的文学”是真正的现代人的真正现代理念。依西渡之见，现代汉语主要有两个来源：日常的口头语言、对外国语言的汉语翻译。李春阳对现代汉语持有一种抑制不住的鄙夷态度；李春阳女士用娴熟的现代汉语表达的学术观点是：现代汉语不过是“翻译语言”而已；“翻译语言”既无根，又无心，是货真价实的杂碎。与李春阳女士的持论完全相反，西渡认为，前一种来源（亦即日常口头语言）仅仅为现代汉语贡献了最表层的毛发部分；只有第二个来源（对外国语言的汉语翻译），才为现代汉语贡献了既可以又能够追求现代性的肌理和骨骼。现代汉语中最重要的词汇，它句法结构、构词法，基本上都是舶来品。没有第二个来源，现代汉语就无法追求现代性，也无法造就现代人，更无法变土为洋。

和简洁、诗意盎然的古代汉语相比，现代汉语无疑是一种技术成分极高、分析性能极强的语言。古代汉语围绕味觉性的舌头组建自身，因此，它有能力和事物零距离地相往还、相交接；它能获取的，是事物的味道，它也乐于品尝、陶醉于事物的味道。现代汉语围绕视觉性的逻各斯组建自身，因此，它有能力远距离地观察事物，直至对事物进行冷静地条“分”缕“析”；它能获取的，是关于事物的细节。它目击细节，为细节在如其所是的层面上得到呈现暗自点头。点头不是点赞；事实上，点头一直致力于炮制无穷多的他者，以便于更多的细节得到清晰的分辨。

人们通过习得能够获取的，仅仅是现代汉语最表层的毛发部分。但只要你基本上掌握了毛发部分，你就可以说话，可以和他人交流，进而展开你最基本的生活：一个生活的奴隶在努力地生活着。智能手机的使用者当中，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只大体上掌握了现代汉语的毛发。他们向壶外投掷语言炸弹时，语句蹩脚、残废、浑身伤疤，有时少了左眼有时缺了右腿，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们只能以最粗疏，但也最蛮横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铺陈自己的激情，发泄自己的邪火。古代中国的文盲使用口语感知事物的味道；现代中国绝大多数的低学历者使用口语，却既不能感知事物的味道（现代中国因语言媒介的转变早已失去了味道），也无法有效并且清晰地获取事物的细节（低学历者使用的口语只具有极低的分析性能）。他们处在现代之外。他们很贸然地走进了一座不属于他们的摩天大楼；但大楼里的诸多陈设，却遭到了他们的攻击和诋毁。

现代汉语的内里是高深的、复杂的、崎岖的和蜿蜒的，尤其是精微的：这是它能够对事物进行条“分”缕“析”的基础设施和资本。因此，可以将它称作现代汉语的肾上腺激素。打一开始，现代汉语就意味着洋气地拆解万物；它要远距离地冷静观察事物内部的构造、纹理及其走向，而不是零距离地热情品尝万物的味道、吸吮万物的汁液。单纯从理论上说，凡现代汉语所到之处，万物无不纷纷献上各自的细节，无不赤裸着身躯，供它扫视。张枣由此认为：现代汉语早已有能力说出整个世界，说出它的全部细节。单纯从理论上说，只要掌握了现代汉语，就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人。但和古代汉语比起来，现代汉语的语法不知道复杂、难缠了多少倍；掌握现代汉语是如此艰难，以至于即使不考虑外部条件的限制，放眼望去，也不会见到多少人能够辨析现代汉语的精微之处。与绝大多数低学历者比起来，教授们好像个个精通现代汉语。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不过是有学问的猿猴，只在技术层面上学会了如何使用现代汉语，并没有领会这种语言蕴含的拳拳深意。

五四时期的先贤在构想现代汉语时，就有令人敬佩的深谋远虑：他们为现代汉语赋予了立人的重任。鲁迅的主张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他还很乐观地说过：“人立而后凡事举。”但现代汉语被赋予的现代性，在更大的程度上，具有很强的工具论色彩；悉心培植、孳乳真正的现代人，才是这种语言的终极走向。现代汉语的拳拳深意，正在于此；在它身上，凝聚着五四先贤的良苦用心。但事情的吊诡之处刚好是：只要是工具，其自身的意志就不一定被体现；使用和管理这种工具的人，以及这个人想要达成的目标，才最为关键。但无论如何，信息茧房、语言腐败和他者的消失相互联手，就足以将现代汉语自以为是的深意扫地以尽，宛若楚霸王一声断喝，一把火就直接焚灭了阿房宫。现代汉语的造人计划（也就是培植真正的现代中国人），就这样悲剧性地破产了。

教授们多在现代汉语的技术层面上辛苦劳作，为的是多发表几篇论文，换来更多的散碎银两，维持质量更好的生活。他们是以语词为生的猿猴，已经不记得、不知道现代汉语居然曾经还暗含过深意。低学历者连现代汉语的技术层面都未能抵达，又遑论现代人？既得利益者和富豪们在拉菲的加持和装点下，用现代汉语互祝平安、互道珍重，希望经此一别接下来还能活着相见。库切不无沉痛地说：“你教会了我语言，我受益的，却是懂得了该如何去诅咒。”库切大概想得太多了。颂歌反过来朗读，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诅咒呢？就像乔治·赫伯特说：“祈祷是颠倒的雷霆。”

人定胜天

西方的世界概念乐于始而在人和整个自然界之间，继而在个人和除这个人之外的一切物、事、情、人间，建立起一种对象式的我-他关系。我-他关系意味着：我（或我们）之外的一切人和物，都是我（或我们）的对象；所谓对象，就是仅供我（或我们）用于征服的意思。我-他关系激发了西方人既残酷、血腥的向外扩张，又美好、崇高的向外探索。前者以殖民、劫掠、搜刮为务，令人不齿；后者以扩展纯粹的知识为宗旨，让人肃然起敬。普罗泰戈拉道出了我-他关系的心声：“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人为整个自然立法，始终是我-他关系最内在的原始语义、原始口吻。弗朗西斯·培根轻描淡写地将它点化为戡天主义；让·鲍德里亚如是说：“我们早已展开同其他事物的斗争。”这究竟是昨天的故事，还是今天的故事？

中国的天下观念乐于在人和包括人自身在内的万物之间，建立起一种非对象式的我-你关系。我-你关系首先意味着：王者无外、怀柔远人；但它最终意味着化“你”为“我”，达致不分“你”“我”直至没有“你”“我”的境地。赵汀阳乐于承认：我-你关系意味着人仅仅是历史的主体，不似我-他关系意味着人是万物的主体。在农耕中国，荀子的思想可能稍有侵略性，但他也只不过是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顺着荀子的口吻而不拂其意地小心揣测，也许你会发现：荀子的言论多多少少还是建基于对上天的敬畏。但这早就是昨天的故事了。

作为一种“人为造成的语言”（西渡语），一般而言，现代汉语的语法体系是以拉丁语的语法体系作为参照对象。虽然现代汉语在造人计划——亦即培育真正的现代人——这方面一败涂地，却在推崇、信奉戡天主义那方面大获全胜；诸如人定胜天、胜天半子一类的精神气质和精神要素，在纯粹技术的层面上，早已被成功地植入了现代汉语的骨髓和血液。如今，愈来愈骄横、越来越跋扈的现代汉语，早已将这个事实摆到了明处。施特格迈尔说：“语言自我满足，找到了一条通向自我完成形态的道路。”很遗憾，现代汉语距离施特格迈尔对语言寄予的厚望，不仅过于遥远，在可以想见的岁月里，还会越来越遥远。事实上，现代汉语在找到那条道路之前，甚至在它开拔、启程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已经被阉割了；阉割的实施者信誓旦旦：阉割语言，是为了踏上通往天国——而非自我完成——之路。

艾里希·弗洛姆的论断来得很坚定：在西方文化的根源——亦即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中，生活的目标是完美的人。如果从最为善意的角度去推测，弗洛姆的核心意思就很有可能是：推崇蛮力和乐于征服的西方人，即使是在乐于征服和推崇蛮力时，也没有忘记有一种更高的力量在掌控他们。完美无缺的维纳斯雕像、大卫雕像、掷铁饼者雕像，正在教堂里虔心祷告、求主饶恕的刽子手，无不受制于、臣服于时刻掌控他们的那股超自然力量。通过法度森森的现代汉语，诸如敬天法祖、上畏天命、“时间一到，全部报掉”一类信条，被认作陈旧、过时的观念，不得不遵旨蹬腿、奉命咽气。这使现代猿猴在行为方式上，变得更加无所顾忌。除了死，他们什么也不怕；除了满足贪欲，他们对余事一概不闻不问。但他们当中，注定没有任何一个人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原因非常简单：在造人计划方面失败了的现代汉语，却成功而且精彩地开启了某种互害模式：它让卖地沟油的受害于卖毒酸奶的，卖毒酸奶的受害于卖假知识的，卖假知识的受害于制造雾霾的，制造雾霾的再度受害于卖地沟油的。如此这般反复循环，如同一个环环相扣的大“报”应，在耐心等待全部被“报”掉的那一刻。

另一种意义上的反讽主义者

在《马桥词典》中，韩少功有过很多暗藏机心的叙写，其中有一个是这样的：本义是土生土长的马桥村村民，在红旗飘飘的日子里，他被安排到地区专署专司养马，令村民们羡慕有加。但沿街的高楼让他患上了一种怪病：晕街。本义辞去了“公家人”的身份，重返马桥，干起了修理地球的老营生。见惯了高山和崎岖山路的马桥人，却害怕比高山低矮得多的楼盘和平整的街道；土气的农耕和洋气的现代文明甫一交接，农耕当即站立不稳，旋即眩晕倒地。晕街的含义之一很可能是：自发的马桥方言和人为的现代汉语，毕竟相去甚远；以马桥方言为核心的人与中世纪靠得更近，他们甚至就是地道的中世纪臣民，没有听闻过电视、微博和微信，习惯于马桥的民风、民俗，只认同和泥土相互押韵的低速度。

就像不知朝暮的蜉蝣，无数的语词在二十一世纪提供的舞台上方生方死、旋起旋落；几乎没有多少语词，对自己明天是否活着抱有哪怕微弱的信心。作为一个曾经的畅销书作家，西德尼·谢尔顿竟然有先见之明：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前，他的一部小说居然颇有预言性地题名为《假如明天来临》。语词的蜉蝣命能够证明：追求更快的速度，是这个时代最重大的主题之一。在速度上与光速恰相等同的微博、微信，既催生了这个主题，也在不断强化这个主题，让这个主题更加牢不可破。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楼盘相叠加，至少绞死了一个词：晕街；但也至少催生了一个词：骑手。被绞死的语词意味着：农耕的土，从此不再畏惧现代文明的洋；被催生的语词意味着：所有人都得逼迫自己尽早适应更快的速度，强迫自己以“没有最快的速度只有更快的速度”为理念，直至将这个理念潜意识化。

骑手以电动自行车——而非赤兔马和的卢马——为座驾；他听命于互联网平台发出的指令，将各种可以想见的货物在指定的时间内送达客户，晚到一分钟就有可能被投诉。被投诉产生的极端后果令人遗憾，让人痛心：骑手恼怒之下，手刃了投诉者——骑手熟悉投诉者的家庭住处；或者，骑手懊恼之下，自己了结了自己——他对自己的处境深感绝望。很显然，以电动自行车为座驾的骑手，和草原上纵马驰骋的骑手没有可比性，和很多个世纪以前寻找圣杯的骑士，更不可相提并论。你当然可以说，电动自行车骑手是对骏马骑手的矮化，更是对圣杯骑士的降格。但他们的遭际令人唏嘘，令人扼腕，令人无语长叹。事情的吊诡之处是：你不能就此认为投诉者非常矫情，骑手迟到一分钟，就会耽误他的大事。更不能就此认为：投诉者也不过是一只标准的现代猿猴，一芥草民——他以为自己是谁呀？他以为自己能干多大的事？事情的真相在这里：投诉者就像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附体一样，受制于“没有最快的速度只有更快的速度”这个魔念无力自拔；他投诉骑手，原本就是魔念赋予他的本能。错不在投诉者一方，难道错在骑手？

现代汉语在它的语法安排上，几乎全面效法逻各斯。因此之故，它能促使中国成为全球化大合唱中某个重要的声部。单单从理论上说，现代汉语也能让中国渐次步入世界性的反讽时代。反讽时代的要害和基本语法是：在逻各斯的统治和统领下，人类原本奔向的目标是美好的“A”，最终，却一头栽进了“-A”的怀抱；“A”与“-A”不但同时存在、同时为真，彼此间还得互为前提、互为依据。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理论上都应该是清一色的反讽主义者：他们早上从“A”启程，晚上以“-A”为归宿。现代猿猴虽然寄存于反讽时代，但他们却反讽性地不是反讽主义者；唯有反讽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现代人，被逻各斯肆意捉弄和虐待。现代猿猴没有资格享受这等待遇，他们没有资格和机会走向他们的愿望（亦即“A”）的反面（亦即“-A”）。这倒不是说，现代猿猴早上从“A”启程，晚上居然不会以“-A”为归宿；而是说，现代遗民还没能走到晚上，还没能遇见“-A”，就遭到外部暴力的袭击，径直倒了下去。

虽然反讽时代不允许现代猿猴成为反讽主义者，但也不允许他们自外于反讽时代。这仅仅是因为现代遗民不合时宜地、错误但主动地误入了反讽时代，不同于林冲被欺骗而误入了白虎堂。假如林冲的经历是悲剧，那现代猿猴的经历就是不折不扣的喜剧。因此，在遍地是现代遗民的地方，世界性的反讽时代注定会迎来它的中国时刻。这个时刻的长相应该是这样的：现代汉语和反讽时代的本意，当然是制造真正的现代人（亦即“A”），却走向了本意的反面：留宿——而不是制造——了大量的现代猿猴（亦即“-A”）。更令现代汉语和反讽时代尴尬的是：真正的现代人和现代猿猴必须同时存在，同时成真；他们彼此间，还得互为前提、互为依据。最终的结果是：反讽时代的中国时刻，为世界性的反讽时代提供了新的反讽；以中国的体量之大，反讽时代的中国时刻至少会让世界性的反讽时代在个头上，扎扎实实地双倍化。

（本刊发表时有删处）

【作者简介：敬文东，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被委以重任的方言》《指引与注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