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5—2019），中国鲁迅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有《拯救大地》《遗珠偶拾》《时文琐谈》《小说说小》《汉语别史》《鲁迅六讲》《不如忘破绽》等。

1

安徽省铜陵县的地势，南面高峻（多为黄山北麓山地丘陵），北面低洼（全是紧邻长江的沙洲和圩区）。我老家“和平乡”（现与其他数乡合并为“西联镇”）就在县境北部正中的一个圩区，以“大圩埂”为界，南北一分为二。

“大圩埂”以北的江边沙地俗称“小圩”，行政区划上叫“万丰圩”，北面是一条无名的夹江及其与长江交汇处（俗称“大江口”）。

“小圩”和夹江之间有一条“小圩埂”，低矮狭窄。或许考虑到成本吧，“小圩埂”总是小修小补，从未加固升高到能跟南边“大圩埂”看齐。若逢江水浩大之年，便任其决堤，俗称“破小圩”。

但“破小圩”的悲剧并不经常发生。“小圩”耕地面积小，原有少数居民已陆续迁移，对“小圩埂”实行无为而治，成本上是合算的。经过近二十多年退耕还林，“小圩”如今已变成一片森林，即使“破小圩”，淹没一两个月也无妨（相当于泄洪区），所以“小圩埂”只需小修小补，能抵挡一般的洪水就够了。

“大圩埂”以南的“老圩”，行政区划上叫“官庄圩”，居民和耕地集中于此，必须力保其安全。历年以来“大圩埂”不断培土抛石，增高加宽。1970年代初我记事时它就高达十五米左右，顶宽四米许，宛若一条狭长蜿蜒的小山，牢牢护定“老圩”。村民们说到“圩埂”，若无特别限定，一般就指“大圩埂”（或“老圩埂”）。

长江沿岸圩区的农民为了筑堤护圩，祖祖辈辈，前赴后继，不知花了多大气力，吃了多少苦头，我乡圩区并非特例。每年一到汛期，以及春冬农闲，各村镇都全员发动，日夜抢修。小学校的男生从四五年级开始就“挖土方”或“挑土”，虽然不能跟“壮劳力”相比，但也不无小补。

从1972年至1977年，我先后就读的三所小学都在“圩埂脚下”，紧挨着“大圩埂”南侧底部，活动半径限于“大圩埂”南侧几个稀疏的自然村落，以及“小圩”的旱地。至于“大圩”（或“老圩”）中央地带（俗称“老圩心”），除了靠近本村（生产小队）的水田和各家各户自留地，就很少涉足了。

小孩眼力好，风和日丽，“老圩心里”的人家屋舍都看得分明，但不会无缘无故跑去玩耍。更远处绵延无尽的皖南青黛色群山（一些长期开采的矿区显出灰白色），直线距离不过三四十公里，现在一踩油门，半个小时便能抵达，但对童年时代的我来说，那仿佛就是遥不可及的人间仙境。

1977年夏，我要上初中了。全公社唯一的初级中学（“和平中学”）不在“圩埂脚下”，而在“老圩心里”一座名叫“垄上”的小镇。从我家往南去学校，走中间纵横交错的田埂是捷径，走左右（东西）两条沿灌溉渠修筑的机耕路，则要绕一点弯子，但都不会超过一小时。过去上小学，总是走“大圩埂”顶上或圩埂脚的小道，现在来回须穿过“老圩心”的广阔田畴，以及散布其中的许多陌生村镇，感觉便完全两样了。

我从此告别童年，开始融入了家乡生活的另一个空间。

2

《铜陵县志》（黄山书社1993年8月版）没有详细交代本县人口迁徙史，对临江圩区生民聚散，更是语焉不详。略查《中国移民史》之类皇皇巨著，也很少此类细节的交代。几年前我有幸跟几位同宗一道重修《五松郜氏族谱》，以本族播迁为线索，约略知道圩区人口基本上是从南面山区和丘陵逐渐向北面临江的“洲圩”迁徙的。

沿江洲圩平地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之前就已经形成，但经常被江水漫灌，明代以前很少有组织地圩堤修防，因此不会有太多稳定的居民。明清两代通过民办官督，断断续续修建了一些圩堤（俗称“圩埂”），南部山区和丘陵地带的居民这才有可能大规模迁移到洲圩地区。说到我们一乡内部人口的微观迁徙，应该是先有“老圩心”的村镇，后来才慢慢形成了“圩埂脚下”的若干自然村落。

这只是一点推测，尚祈治家乡史地之学的通人有以教我。

我家原本独门独户，住在“小圩”当中一个名叫“小圩墱”的高地（至今尚存），因为遭过一次土匪绑票，早年“小圩埂”又经常溃决，所以便搬到“圩埂脚下”的“老圩”。这也并非万全之策。1954年“破老圩”，父母就不得不带着大姐、二姐和刚出生才几天的大哥，逃难到山区外婆家（钟鸣乡“泉栏”村），依靠外婆一家的接济才渡过难关。

后来“大圩埂”越修越高，从我出生（1966年）至今，再也没有“破老圩”。“小圩”倒“破”过几次，浑浊的江水冲决临江的“小圩埂”，很快淹没整个“小圩”，直抵“大圩埂”北侧。

别看江水离“大圩埂”顶部还有十几米，却难保“大圩埂”没有土质疏松的地段，万一渗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因此不仅原来的几户住“小圩埂”的人家早已搬到“老圩”，“圩埂脚下”的居民也要在“大圩埂”上搭建简易窝棚，等江水退去，才敢各回各家。

“老圩心”居民远离长江，靠近南面丘陵和山区。倘若“大圩埂”告急，他们可以比较从容地逃往高处，安全系数大于“圩埂脚下”的人家。虽然我们“小圩”有旱地，“老圩”有水田，农产品收入比“老圩心”丰富一些，但常年为水患所苦，一到汛期便十分恓惶，而且一年四季忙到头，完全被土地捆绑，不像“老圩心”居民那般活泛，有更多余暇做一些别的营生。

这样一来，“老圩心”跟“小圩”“圩埂脚下”自然村落的习俗文化虽大致相同，却又有都与鄙、文与野的微妙差别。

“圩埂脚下”的民风更质朴剽悍。我就读的第二所小学所在地“北埂村”，邻近流经“小圩”的夹江与长江汇合处，俗称“大江口”（也是整个铜陵县的东北角）。有一年“大江口”翻了一条运送木材的货船，“北埂村”及其左近的壮劳力们闻声而动，飞奔至江边，见许多“原木”（经过粗加工的整株大树）在水中沉浮，不顾江面开阔，水流湍急，纵身下水，抢到一棵便抱着游回岸边。有些人抢了五六棵，那可真是一笔不小的横财。

村民打起架来都很拼命，不管家庭内部“吵嘴”，还是邻里冲突，或村与村之间因什么事发生争执。我们一班“小鬼”在校内校外“三不知”总要打架，或许也是受到这种民风的影响吧。

母亲往往更疼爱她最小的儿子，我母亲也是这样。一年四季，她总要我多穿衣服。春天快过去了，老棉袄还得披着，放学回家经常捂出一身汗。在她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我不敢像其他男孩那样由着性子疯癫。她常说“你是子壳里的鸡，怎能跟他们一起玩！”吾乡方言称鸡蛋为“鸡子”，“子壳”即鸡蛋壳。我既如小鸡尚未钻出蛋壳，自然应该待在家里。

不知是母亲管束太严，还是果真天性羸弱，幼年的我总是病病歪歪。然而“北埂村”乃至整个圩区的中青年男性虽有高矮胖瘦之别，绝大多数皆生得强健俊美，夏天只穿短裤干活，简直就像一群复活了的希腊雕塑。文弱如我绝对是个异数，至今未被进化的洪流淘汰，实属侥天之幸。

“老圩心”就不一样了。这里村镇相连，人口稠密，拥有相对成熟的社群生活与文化积淀。全公社（1980年改“乡”，近来又联乡为“镇”）的读书人，不脱产干部，匠人，小商小贩，“戏班子”以及各种杂耍和“说书”艺人，主要都出在“老圩心”。他们也比我们更加懂得乡村社会自古遗传的各种礼数。

就是他们的语言，也更加丰富多彩，不像“圩埂脚下”粗直贫乏。有一次隔壁“卫红你”（吾乡人名常后缀“你”或“子”）家造房子，请来一位“老圩心”的亲戚。此人妙语连珠，特别健谈。跟他比起来，本村号称最能说话的老崔也显得笨嘴拙舌了。

告别“圩埂脚下”的小学，踏进“老圩心”的中学，我似乎就要远离野蛮之地，靠近文明之区了。若说我的学前和小学阶段以顽劣为主，少文乃至无文，初中可就要颠倒过来了。

长期坐井观天的小青蛙啊，当你试图爬出井底，来到地面，可曾想过井底之天的形状将一去不复返，而你在平坦地面看到的天空又会怎样呢？

3

初中三年，最大的不便，就是每天须带饭去学校，不像在小学，可以回家吃午饭。

通常是将母亲提前做好的饭菜装在那个年代最常见的不锈钢或铝制饭盒内，盖子上刻好自己的姓名。早晨一到学校，就交给专供教师就餐的小厨房，统一加热。上午四节课后，大家挤在一个小窗口，报上姓名，挨个领取。不许回教室，就在厨房附近的空地上站着吃。

我从小学大人模样，习惯于手捧饭碗，站在屋前屋后，或走到隔壁邻居家，边聊、边吃、边晒太阳。在熟人中间可以享受这种随便，面对刚认识或尚未“识荆”的新同学，就甚是拘谨了。大家不但有意无意攀比（至少是留意）饭菜的质量，推测彼此的贫富，还要顾及“吃相”。哪种吃相恰当，哪种吃相难看，并无一定之规，但这就对“吃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女同学在场，男生们就特别紧张，往往弄得横吞竖咽，食不知味。我多年来的肠胃失调就是那时候落下的。

回家路上，我跟本村小学同学“四清你”讲起这种不适应，不料他突然冒出一句奇怪的感慨：“比起考大学，这些又算得了什么！”

“四清你”是公认的消息灵通人士。前一年深秋，也是他突然告诉大家，哪里抓了几个人，可把我们吓得不轻，后来居然是事实，所以这次关于“考大学”的预告，或许也并非空穴来风。

但何谓“考大学”？怎么考？考上考不上又怎样？面对我的连珠三问，他很不屑地回答：“慢慢你就晓得了。”

然而至少初中第一学期结束之前，“四清你”的消息似乎并不灵通。不仅同学之间，就是各科老师和刚刚“复出”的吴老校长，谁都不曾提及“考大学”的事。

第一学期，我所感到的小学升初中最大的变化，是课程有大幅度调整。小学只有语文、算术两大主科，以及聊胜于无的体育、音乐等副科。初中就不同了，除了语文不变，算术换成数学（几何与代数），还新增了物理、外语（英语）以及生理卫生课。这都是我们小学时代闻所未闻的。

说是新课程，也只有薄薄的几本教科书，知识量有限。经过最初几天的慌乱，逐渐也就适应了。于是积习难改，大家又都盯着各班各科的任课老师，研究起他们各人的风格特点。

英语课老师二十刚出头，毕业于某师范学院。他只教给我们二十六个字母，上百个常用词汇，十来句日常会话，便止步不前了。他从不批改作业，似乎也不懂国际音标，字母和单词经常发不一样的音，让我们不知所措。

英语只上了两学期，却助长了我们认为英语无大用的顽固意识，只满足于拿几个单词和简单造句彼此打趣。我的英语根底差，日后也很难有实质性提高，主要就因为这个开头实在太糟。后来才知道初中考技校或升高中，英语只算参考分。即便高中考大学，英语一开始也只占百分制的三十分。呜呼！英语课如此浮皮潦草，也就不足为怪了。

生理卫生课的老师是退伍军人，高大健硕，相貌堂堂，在教师队伍中，论身材长相，绝对出类拔萃。但生理卫生不好讲，更未列入中考范围，老师姑妄言之，学生也姑妄听之。

具体内容都淡忘了。只记得第一堂课，他为了强调生理卫生知识的重要性，很详细地给大家讲了一个炊事员战友不慎牺牲于火灾的故事，“hei从头就烧到了个尾”（吾乡口语第三人称单数一律发hei音，“个”是加塞的衬词）。为何如此惨烈？这个炊事员果真“葬身火海”？老师解释说，“hei其实却不然！”只因人体富含油脂，遇火即燃。

结论是：千万不要轻视火对人体的危害。

故事是生动而悲惨的，然而这跟生理卫生有什么关系呢？

这位老师显然没有学好普通话，上课勉为其难地“撇腔”，跟来自铜陵市的知青老师们一比，就破绽百出。何况他的所谓讲课，基本就是照本宣科，逐字逐句念教材。第一学期结束，这位生理卫生老师就离开了学校。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主要就是一贯“犯猴”的“学庆你”经常模仿的那两句话——

“hei从头就烧到了个尾”。

“hei其实却不然！”

语文老师患过小儿麻痹，瘸得厉害。他是铜陵市户口，又是拿正式工资的公办教师，人就比较傲慢，不大看得起绝大多数属于民办或代课身份的同事。我们这群乡下孩子自然更加难入他的法眼。他自己爱开玩笑，学生们却必须憋着。倘若我们也跟着发笑，就会遭来好一顿批评。批评的焦点是乡下孩子不懂刷牙，“一个个牙齿黄得像玉米粒！”这似乎应该是生理卫生老师传授的生活常识，不知怎么竟成了语文老师的专利。

大概他也经常在教师中间宣扬“刷牙光荣，不刷牙可耻”的理论吧，没过多久，只要我们到学校比较早，就能看见住校的青年教师们站在宿舍门口刷牙，一直刷到出血，才呼噜呼噜地漱口，结束这种集体洁净牙齿的本校保留剧目，场面倒是颇为壮观。

物理老师实际年龄也就二十几岁，但瘦小苍老，偏偏喜欢穿宽大的衣服，将身材反衬得更加袖珍。他那高度近视的眼镜片真像一圈圈“酒瓶底”。因为矮小，他总是仰头上课，酒瓶底对准屋顶，好让我们更加方便地欣赏特大喉结上下滚动之势。他强调同学们必须认真听他讲解物理学原理和方程式，但他讲解时总是怒气冲冲，咬牙切齿，而且只讲一遍，绝不重复。他告诉我们，这就相当于文学上的“惜墨如金”。如果翻来覆去讲解如此重要的物理学原理和如此美妙的方程式，岂不太廉价？“爱因斯坦会啰里啰唆讲课吗？你们看，爱因斯坦的方程式多么精美！”他在黑板上用力写出一组奇怪的方程式，然而——

“大家不必记录，我只是举例说明，这个方程式（原子弹就靠它制造出来）要等你们考上大学之后才能懂！”

一学期过后，这个超级严厉的物理老师也离开了学校。

体育老师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却出奇地爱好武术，整天在学校操场某个角落细心揣摩其复杂的武术套路，风雨无阻。我很困惑，他究竟是来教我们体育，还是喜欢乡下安静，空气好，特地来修炼某种秘密的武术奇功？

他的勤学苦练还真有效果，一个学期练下来，不再面黄肌瘦了，变得齿白唇红，也丰腴了许多。他的独门奇功始终秘而不宣，只教给我们一套最新的广播体操，以及单调的跑步，跑步，再跑步。每周四节体育课，他总是带着我们从学校出发，朝北一口气跑到“大圩埂”以至长江边上，朝南则跑到整个圩区靠近皖南丘陵地带的一条著名的灌溉渠。

跟着体育老师奔跑，我们必须大口大口呼吸混合了旱地作物和水田稻谷的清香空气，这似乎很符合某位当代作家“融入野地”的生活理想。三年下来，我们几乎跑遍全公社六十多个村镇，虽然大多还是竹篱茅舍，但“包产到户”之后，进进出出、来来往往、忙忙碌碌的农民都显得欢欣鼓舞，精神面貌跟以前大不一样。

冬春两季，我们经常从田埂上跳进铺满田野深及膝盖的“红花草”丛中，尽情撒欢。红花草俗称“肥田草”，春耕犁地时作为有机肥埋入地下，所以我们在绿杆红花、大块毡毯一般的“肥田草”丛中任意践踏，农民们并不禁止。

春夏之交，则穿行于“小圩”旱地绿油油的无边麦浪和“老圩”水田油菜花的金色海洋。秋收冬藏，这星期还是欢腾的收割场面，再过两星期就收割完毕，大地展开了它黝黑的胸膛，跟盖满庄稼时相比，别有一种沉静仁厚之美。

我们跟在体育老师后面四处奔跑，开始觉得单调吃力，慢慢便尝到其中的甜头，几十年之后仍然回味无穷。

感谢这位体育老师，虽然他的名字早就忘记了。

4

很快传来生理卫生老师的新闻。他做代课老师乃权宜之计，等到公社砖瓦厂厂长的位置空出来，他就丢下教鞭，欣欣然走马上任。

这倒不稀奇，稀奇的是他很快就要跟我们班上一位漂亮女生结婚了。大家这才猛地回想起，当他讲述“hei从头就烧到了个尾”“hei其实却不然”之类的“生理卫生常识”时，总喜欢在那位女生座位附近转来转去，有时还若无其事，停在该女生身旁，一手支着她的座椅靠背，一手拿着课本，深情款款地诵读那本枯燥乏味的生理卫生教材。

喜讯接踵而至。本班年龄最大、“个子”（身量）最高、最豪爽健谈的那位住在江边“小圩埂”上的女生，终于答应嫁给瘸腿的语文老师了！据说语文老师不仅爱她爱到发狂，而且真是有钱，每次去这位女生家“走访”，都给她的家长带去重重的礼物。正式彩礼之丰富昂贵，则更是令大家羡慕不已。

或许因为语文和生理卫生老师恋爱结婚的诱导，或许因为普遍到了“慕少艾”的年龄，男女同学的交往也越来越活跃。

全公社中学生从西面八方聚拢于这所学校，人才济济，自然不乏如今所谓的俊男靓女，经常令我这个从小在“放牛滩”玩大的野孩子犯怵。尽管如此，我对女生的爱慕也难以遏止地增长起来。小学时代对异性毫无兴趣，现在好像突然睁开了第三只眼睛，发现身边竟有这么多标致的异性。虽然行动上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情思活跃，今天留意这个女生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明天又欣赏那个女生走路的姿态，说话的声音。

然而直到初中毕业，我也没跟哪位女生说过一句话。这除了天性害羞，也因为小吴老师闪亮登场，及时刹住了这股“歪风邪气”。

5

说起来真要感谢“酒瓶底”物理老师的突然离去（可能转调到其他学校），这才有了他的后继者、代课身份的小吴老师。如果没有小吴老师，这所中学只能是一潭死水，而我的初中三年也将在灰暗沉闷的气氛中懵懂度过。

小吴老师是吴老校长的长子。老校长那时身体已相当衰弱，小吴老师就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小吴老师并无行政上的任何名分，但实际行使着校长之职。他只教我们几个班的物理，但兴趣广泛，精力旺盛，嗓音洪亮，目光坚毅而专注，天生就是领袖群伦的材料。教导主任、教务主任乃至学校基建的工作，他都积极参与，各部门领导也乐得有他襄助。他是真正的多面手，逢到哪个数学或语文老师请病假，他可以立刻顶上去。有一次体育老师请假回老家池州，小吴老师就带我们“南征北战”，一直跑到公社东北角“大江口”，跟我们一起感受“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壮观景象。

整个学校，时时处处都能看到小吴老师活跃的身影。他开展工作的抓手就是明确以考技校、考重点高中乃至将来“考大学”为目标，严厉整顿校纪校风，全面提升教学质量，不仅对老师们提出更高要求，也给一盘散沙的同学们收了收骨头，原先的慵懒闲散之风为之一变。

一系列改革举措也相继推出。他首先将食堂承包出去，不仅给老师们供应一日三餐，有意向的学生也不必带饭，允许和老师一起在食堂就餐，由此增进师生之间的交流。

另一项重要改革是腾出一间教室，给住家较远的男生做免费宿舍，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复习迎考。为安全起见，女生基本不参加晚自习。

我家离学校不算远，按理不该住校，然而每次晚自修结束，快要到家时，父亲总是站在门口，冲着学校方向大声呼喊我的名字。他年轻时得过肺结核，但依旧底气充足，响亮的叫声划破夜空，直传到四五里开外。一旦听到我的回答，他就用手电筒搜索我回家的那条必经之路，耀眼的光柱犹如他伸长的手臂，一定要亲自迎接我平安到家。

这令我在结伴而行的同学们面前颇为尴尬，再说学校集体宿舍的热闹场面又实在诱人，经过一再请求，初三最后半学期，小吴老师批准我也成了一名住校生。

过去住校和不住校的男生在教室集中晚自修时，隔壁镇上的高音喇叭总以超高分贝播放各种节目，一首又一首新歌旧曲令人应接不暇。60年代初的歌剧《洪湖赤卫队》的插曲《洪湖水浪打浪》是背景音乐，每天滚动播放。李光曦演唱的《松花江上》与新曲《祝酒歌》轮番上场，并无违和之感。李谷一的《乡恋》被誉为“新时期第一首流行歌曲”，更是把人心都唱得消化了。这些歌曲听久了也就不再新鲜，唯有刘兰芳长篇评书《岳飞传》每晚定时连播，跟我们晚自修的时间重合，男生们都情不自禁地竖起耳朵“偷听”。小吴老师多次联系镇领导，终于关闭了高音喇叭。《岳飞传》的爱好者们只得“收其放心”，全神贯注于晚自修了。

课堂纪律更加严格了。继小吴老师之后，学校又陆续招进一批新教师。清一色的小伙子，虽然属于工资不高的代课身份，但好像都是小吴老师的翻版，无不爱岗敬业，甘心奉献，整个学校洋溢着精诚合作、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清新健康的空气。

跟吴老校长一样，小吴老师个头不高，精精瘦瘦，中山装风纪扣总是扣得很严实，不怒而威。只要没课，他就捧着装有茶水的一只细长的玻璃保温杯，双目炯炯，巡视各个教室。一旦发现有学生“注意力不集中”，立即闯进教室，加以严厉的训斥。

班上有个满头卷发的同学比较叛逆，上课时硬是低头阅读他那本破旧不堪的《红楼梦》，被小吴老师当场逮住，作为反面典型狠狠批评了一番——

“某某同学，你果真以为自己与众不同？”

“给你一个杠杆，看你还能掀翻屋顶，撬动整个地球？！”

小吴老师也有和煦如春风的另一面。对成绩好的同学，他呵护有加，经常请他们去自己的单身宿舍促膝谈心。上课时则将他们作为杀手锏，一旦有成绩差的学生回答不了提问，他就喊出这些“种子选手”的大名，请他们给全班同学示范，该怎样回答提问。

初三最后一个学期，我也有幸跻身于“种子选手”行列，成了小吴老师贴身侍卫之一。蒙他感召，去集体宿舍之前，我就已经在家里“发奋图强”了，经常天不亮就起床，认真预备和复习各门功课。

一个深秋的清晨，当我确信可以背诵《岳阳楼记》全篇之后，就想出去走走。打开大门，晨雾尚未退去，一只硕大的甲鱼从门前水塘爬上岸边，昂头看着我。

我那做赤脚医生的本家堂哥说了，这乃是“吉兆”，就看应在什么事情上。

6

多年以后，我们那届同学谈起小吴老师，最感佩他的还是有一天晚上，大家正鸦雀无声地在教室自修，他突然进来告诉大家：快考试了，不必临时抱佛脚，应该放松一下，轻装上阵，这样才能发挥最佳成绩。他的办法是花钱请来县城的巡回“放影队”，连夜给大家在全校最大一间教室“包场”，放映了乡下男孩百看不厌的《南征北战》。

但大家还是紧张。我就更惨了，中考前夜彻底失眠，昏头昏脑考了一整天。

阴差阳错，我居然考了全校第一，超过“技校”录取分数线。不过很惭愧，《铜陵县第一中学志》附录1982年8月17日《铜陵报》对我这个当年铜陵地区中考文科状元的报道，追溯我的初中毕业成绩，数学才五十点五分，英语零分，完全靠语文和物理撑着。真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虽然已进入1980年代，农村学生“考大学”还是太难。再读两年高中，开销大，又无胜算，所以最好的出路是进“技校”，加入工人队伍，立竿见影，改变家庭经济状况。拿到成绩单那天，读小学五年级的小妹无师自通，问我是否就要转为“非农业户口”了？我惊诧莫名，仿佛从此就要离开家人，独自闯荡陌生世界了。

接下来是“体检”。这又要仰仗做赤脚医生的本家堂哥。他嘱咐我量血压前抿一口醋，然后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这样才不会查出贫血症。他认为农村人普遍营养不良，体检就怕这个。

结果并不贫血，倒是查出肺部有个小小的钙化点。

终于跟“技校”无缘，只能去“铜陵市第一中学”再“深造”两年了。能否考上大学？谁也没把握。

本家堂哥又说了，这叫“死马当活马医”。我生肖属马，看来他确乎言必有据，至少不久前关于那只甲鱼的预言，就并未完全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