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进办公室时，我排在队伍的第五个。一二三四五，我特地数了数。一共九个人，从前往后，从后往前，我都是最中间的那个。用很多年后的话说，我站在C位。但那时我小学三年级，这个短语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我只知道，我位列正中，是最荣耀的位置。

我习惯了这个位置。学校举行合唱比赛，五月歌会，我也站中间一个。更确切地说，我是指挥。音乐老师让我做指挥的原因不太光彩——我五音不全，夹在方阵里唱歌会有一个毛拉拉的声音呲出来。如果这个声音属于耿琪、吴泳刚，或任何一个年级里有名的皮大王，他们都会被揪着领子拉出去，骂一顿，丢在边上晾着。他们会笑笑缓解尴尬，做个鬼脸，挖一团鼻屎捏在手里玩，下课以后一边踢教室门，一边怪声怪气学女同学尖着嗓子唱《春天在哪里》。功课不好，连歌也唱不好，一天天的就知道现世。在上海话里，现世和盐书谐音，专门嘲讽那些读不好书的大笨蛋。然而我不是。

我是三好学生，雏鹰少年，整个区里只选十个。奖状贴在班级墙壁上，整整一学年，然后恋恋不舍剥下来，沾着墙皮，让我带回家。每位任课老师第一次走进教室，都会在奖状墙前驻足，目光浏览过全班最出色的几个名字，C位的是我。奖状中央的徽章实在是太耀眼了，红红黄黄，闪着金光。老师会问，卢海姗是谁？我在五十四双眼睛的注视下不卑不亢地站起来。老师明知故问，评到三好学生的就是你啊？我先不回答。空气变得有一些黏稠，我的好朋友，张俊和段萍萍会帮我喊，对！张俊还激动地讲，她也是大队长！语文课代表！升旗仪式主持人！我“嗯”了一声，左臂的三条杠适时从袖子后面露出来，热烈鲜红。老师点点头说，很好，坐下吧。

所有老师都认识了我。音乐老师姓朱，烫一个爆炸头，很少在奖状墙前流连。他们这些副课老师并不太在意成绩最棒的孩子是谁。但我的名字也传到了她耳朵里，可能通过升旗仪式。有一次她在走廊里撞见我，把我拉住，问我毛衣上的紫葡萄是谁织的。我说是我妈妈。她说，你妈妈手艺真不错呀，有其女必有其母。我觉得哪里不对。还有一次她夸奖我，卢海姗好可爱啊，两颗大门牙，像只小白兔。从此我的外号就叫兔子。

真是不幸，那把毛拉拉的嗓音属于我。朱老师思考了几分钟应该怎么处理。揪着领子把我拉出队伍是不现实的，没有一个老师敢对我这么做。而比赛又很重要，一年一度，校长和教导主任都会在第一排坐着。虽然大家选唱的歌曲就那么几首，《让我们荡起双桨》《种太阳》《海鸥》《大海啊故乡》，但总有一首会因为“歌词生动，旋律悠扬，表现出少年儿童活泼、蓬勃的精神面貌”而胜出。朱老师希望胜出的是她，因此必须把瑕疵品剔除出去，用一个不伤害我的方法。她握紧拳头，在阶梯教室踱来踱去，眼睛瞟了瞟高高低低五十五个头颅，最后一拍手掌，这样吧，卢海姗来做指挥，大家看着她的手势唱歌。小白兔，家里有漂亮一点的连衣裙吗？

别的同学已经安排好了服装，白衬衫，黑皮鞋，男生黑色长裤，女生红背带裙。我也常年备有这么一套，不用动脑，一有活动就穿这个。其他裙子，我得想想。我想起三年级下半学期，刚刚开春，妈妈带我去儿童商店买电子手表，我看中一条腰里扎红带子的蓬蓬公主裙。妈妈不肯买。你正在长发头里，她说，现在买了，明年就穿不下了。我很不高兴，盯着头有点磨白的漆皮小皮鞋，赖在儿童商店不走。哟哟哟，妈妈说，老面皮，被你的同学看到像什么样子。我还不走。她受不了了，就羞辱我，这是小小人穿的，你快读四年级了，又高又胖，再穿这个，就像一只狗熊塞到蜂蜜罐子里。

我非常生气，她是唯一一个敢说我坏话的大人。我涨红脸，在原地又赖了一会儿，把鞋尖在地砖上磨了又磨，想磨坏了就敲诈她再买一双。但一下子磨不坏。没有办法，鉴于我还没有长大，不具备和她抗衡的实力，只好收起脾气，乖乖拖在屁股后头跟她回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里狠狠写下这句话。

要是当初买了裙子，当指挥时我就能穿着上台。裙身是粉红色的，缀蓬蓬纱，腰带细细环绕一圈，在背后打个小结。指挥正好背对观众，天时地利，蝴蝶结在双臂的挥舞之下飞入观众眼帘。真可惜啊，我哀叹。后来妈妈也这样忏悔。她请了半天假，来看我们的演出，五十四位同学齐声高唱《种太阳》，我在最前，一伸右手，一颗送给南极；一抬左手，一颗送给北冰洋。身上是比我大两岁的敏敏姐姐穿不下的白底彩点连衣裙，被舞台灯光一打，旧得发毛。

我们还是得了第一名。朱老师高兴极了，牵着我上台领奖。我松开她的手，熟练地鞠躬，敬礼，把话筒从支架上拔下来，一甩电线，感谢各位领导、老师、评委的厚爱。下台后，笑容始终黏在朱老师脸上，扯也扯不掉。吴泳刚蹭过来，用他的脏手摸奖杯，她也不生气。小白兔，你真是一个小人精！朱老师捏捏我的脸。上次那条公主裙蛮好帮你买下来。回家路上，妈妈说，在一些场面上穿。我们走在人行道上，旁边是化工厂，五年后一次毒气爆炸让我爸爸的朋友柳叔叔失去了双腿。我蹦上花坛边边，骄傲地想，妈妈终于认识到了，她女儿是会出现在场面上的那种人。我跳下来，又弹回去，放纵嘴巴胡言乱语：妈妈，你看呀！我现在还没有你高。等我长大了，就和你一样高。等我再长大，就比你高了！到时候，我就要搀着你了。搀不动，你就要死了！

妈妈没说什么。想到妈妈有一天会死，我翻出日记本，找到不久之前写下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画了一根长长的删除线，穿过那句话的肚皮。

队伍往前挪了挪，小小办公室，一次走进九个人就非常拥挤。张俊被人推搡，往前跌了一小跤，戳在我脊梁骨上，我回头瞪他一眼。张俊对我又崇拜又害怕，叫一声小兔子，测试我什么反应。我不理他。我手下有四五个跟班，张俊和段萍萍是最忠诚的。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都飞快把饭干掉，不顾微微作痛的盲肠，跑到我家等我。做半小时作业，主要是抄我答案，然后一起回校。段萍萍的爸爸做水产生意，隔三差五拎个塑料袋，装一些小海鲜给我妈妈，算是对我的进贡。张俊就差得远了，他爸妈都在外地，他跟奶奶生活，那个老太婆在我们这一带抠门是有名的，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张俊没有任何东西进贡给我，就练习了满嘴好听话，小兔子最厉害了！小兔子又得一百分！我最喜欢小兔子！哪天我心情不好，突然问他：谁允许你叫我绰号？这是我摸索出的技巧，吓唬别人不用大声，只要压低下巴，阴沉着脸，幽幽抛出质问——张俊被吓得战战兢兢，那几天都尊称我大名卢海姗。

走开，走开，汤主任从队伍末尾挤进来。她胖胖的，像只肉圆，脸庞周围烫了黑人妇女那样贴着头皮的小圈圈。明明是副教导主任，老师们却恭恭敬敬喊她汤主任。我们私下叫她汤婆子。还有一位正教导主任，看起来相当老实，什么事情都不会抢先说话，稳稳的像座大山。他们叫她王主任，别名王老虎。一正一副，两个都是主任，奇了怪哉。她们一位教语文，一位教数学，都只带四五年级。这天是星期五，下午排了两节最轻松的课，音乐和班会。上课铃打过两遍，朱老师没有像往常那样脚踩高跟鞋，踏着滴滴笃笃的小碎步进来。五分钟过去了，班里乱得，炸开一锅爆米花。耿琪和坐他边上的男生扭成一团，分不清是庆祝还是打架。吴泳刚扔黑板擦，我觉得又好笑，又随时准备着站起来以大队委员的身份对他们训话。

一只手推开教室门，是汤主任。接着涌进了她的肚子、足尖、气鼓鼓的肉圆脸。撒什么野！发什么疯！两个短促有力的句子像两把尖刀，把全班扎在那个瞬间。所有人都不发声了。耿琪窝在同桌怀里，不敢乱动。吴泳刚捏着黑板擦，满手雪花。我半蹲半站，还没来得及管理秩序，像只突兀的钢钉戳在砂石表面。

没坐在自己座位上的，全跟我到办公室来！

我们慢慢挪动，像一群羊，被赶进教导主任室。那个房间不大，两张座位，分别属于汤婆子和王老虎。平时只有高年级学生可以出入，还有校长。我现身其中，情绪十分复杂。一方面肃然起敬，似乎一不小心，闯入了学校首脑们聚集的核心区域；一方面被冤枉了，和这群调皮鬼大笨蛋留级生混在一起。他们都低着头，差生早就形成了条件反射，老师没说什么，脑袋已经像枯萎的花垂得低低的。而我偏不。我是三好学生，雏鹰少年，就要像鹰一样展翅飞翔在——

你，第五个，你干什么？

汤婆子说话了。

没人回答。

扎马尾辫的，说你！破坏课堂纪律脸上还笑嘻嘻的？

汤婆子伸出一根手指，指尖冲我。

我对这个动作太陌生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根指头这样对待过我。我傻了，感到四周凉风飕飕，八九双眼睛聚焦在我身上，烧得脸疼。眼泪一下子翻滚出来，掉在脚边。这是我上小学三年以来第一次落下泪珠。

哭哭哭，碰哭精。老师说错你了吗？

我继续哭，余光瞄到张俊。他没有像老师表扬我时主动叫起来，卢海姗是大队长！语文课代表！升旗仪式主持人！反而站得比刚才离我远一点。泪眼朦胧中，我环顾左右，发现不知在什么时候，我像一粒小水珠，被排斥出了另外八个人组成的水潭。他们缓缓流动到办公室另一端，把我独自暴露在汤婆子的淫威之中。

躲到角落里去干什么？回来！

汤婆子调转枪头，手臂画一个圆弧，把他们捉回来。

张俊和其他人哆哆嗦嗦，提着肩膀，身体缩得只有平日里一半大，返回我身边。汤婆子挨个骂，把他们脸都骂皱了。训着训着她累了，绕到桌旁，拿起大玻璃罐往喉咙里灌浓茶。我瞅准时机，收起眼泪，轻轻举起手来。

干什么，第五个？

我吸吸鼻子，委屈地说，汤主任，我是三年级五班的大队长。刚刚我站起来，不是破坏课堂纪律，是想维持纪律，叫大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哦，所以是老师错怪你了咯？！

我听不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汤婆子希望我说是，还是不是？我闷着头没回答。汤婆子放下玻璃罐，在油黄油黄的办公桌上磕了一下，让我过去。我小步走，停在桌前，平视着她。她穿着一件紫酱红拉链衫，和很多老师一样，戴一副防止袖口变脏的黑色袖套。袖套迅速抬起来，逼近我的左臂，我不自觉地往后退让，汤婆子一把抓住我的大队长标志，抚了抚。

既然你是大队长，朱老师没来上课，你就应该在第一时间报告班主任，同时管理好班级纪律，承担起作为学生干部应负的责任，你说对吗？

对。

汤婆子问，你叫什么名字？

卢海姗。

原来你就是卢海姗？汤婆子歪歪脖子，三年级小学霸。你的作文《小树死了》传到我手里了，你们语文老师把你夸上了天，我看了，确实写得好。我给四三班、四四班的同学都念过了，让他们学习学习。

我抿抿嘴唇，不敢笑。

汤婆子换上一种明朗的表情，和气地说，是老师错怪你了。带上同学们，回教室吧。确保每一个人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许站起来，不许说话。这节课就自修，你坐在讲台上，看好他们。

好的。我点点头。

去吧！汤婆子拍拍我肩。

我真喜欢老师们这句去吧。像一颗小石头，用阳光灿烂即将出发的语气，被弹弓弹出。球在球门前等待命中，雨在天幕上等待滴落，船在港口里等待启航。去吧！短短两个字，包含了老师们对我最深厚的信任和期冀。

我率领双翼，一边四个，虎虎生风走回教室。

感觉又夺回了失落的光环。

唯一的变化是，张俊不可以再来我家等我了。

我剥夺他喊我小兔子的权利，永远。

第二节是班会课，班主任抱着一沓粉红色纸票进来。每个班都打开喇叭，听一刻钟学校广播，然后自行安排，由班主任总结学生们一周的表现。我双手背在身后，端端正正坐着，猜想这纸票是做什么用的。班主任把它堆在讲台右上角，粉粉地鼓起一个小包，像一只厚皮小象。大多数同学都和我一样按捺不住了，轻声讨论，是不是要去少年宫玩。

没想到不是少年宫，是少科站。班主任说这个周六，也就是明天，少科站将组织“小小科学家”科普游艺活动，面向全区小学生。轮到我们学校是下午二到四点。届时会有一系列新奇有趣的科学实验、装置、游戏，寓教于乐。每位同学分到十张体验券，每参加一个项目花费一张。要是通关，还能赢取更多奖券，最后集齐了去换毛巾牙膏。最大的奖品是一台小霸王学习机，全区只有一个名额。说得我们热血沸腾，期盼明天快快来到。

少科站我们之前都去过，就在离学校不远两条大马路的交汇处。那里面是个神秘的所在，能玩到一些日常生活中很难出现的刺激项目。比如游龙戏电。为了介绍“电”这个物理学名词，他们拿来一捆粗粗的铁丝，七拐八弯，折成一条飞舞的龙。发给参与者一枚铁环，举在手里，紧贴着龙的皮肤行走。手不慎一抖，触到铁丝，另一头的灯泡就亮起来，蜂鸣声大作。要玩好这个游戏太不容易了，得具备大智慧——既懂得在横平竖直时勇猛发力，一路前行，也懂得在狭小弯折处稍作停留，静静等候。

但小巴拉子哪里管得了这么多？才小学三年级，连一旁标签上旨在教育我们辛辛苦苦标注出来的电流、电荷、电场、导体……究竟是什么都没耐心读完。我们只关心谁能抵达终点，屏住呼吸，死死盯住铁环和参与者的手腕。碰了，没碰，没碰，碰了！触到铁丝时，我们都吱哇乱叫起来，叫声中夹杂着喜悦和失望。喜悦是因为目睹了别人的失败；失望，我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失望，也许是因为大人们把电说得那么厉害，但已经看了半小时了，为什么还没人触电，爆发一两桩流血事件？

真没劲啊。

我们偷偷想。

还有一样好玩的东西就是鱼洗。它被做得像个出土文物，青铜器，从古代穿越过来，降落在少科站二楼一个破破烂烂的房间里。一开始大家都没兴趣，只想往声光电里钻，直到老师把一两个探头探脑的学生拨开，说排队排队，一次只能体验一位，才激发出我们想将自己的双手攀上那两只耳朵的好奇心。把手掌按入水中，掌心沾水，取出来搁在手柄上，来回摩擦。手柄顿时变成了两个有魔力的灵体，挠我们痒痒，不由分说地用它的小爪子拉住我们。体验的人惊叹，好神奇呀！水溅出来啦！盆中嗡嗡轰鸣，迸射出几十条微细的喷泉。每一条顶端都托出一粒水珠，跟电视里果珍广告的水珠一样浑圆。盆底镌刻四条游鱼，此时仿佛活了过来，开闭双唇，吞吐水泡。排队的同学等不及了，满心满眼乒铃乓啷跳舞的水花和狮子老虎飞龙的低吼。嗡——只要手掌不停，低吼就一直持续，里面蕴含着一种金属的锐利和猛兽的警告，好像在说，你猜，我敢不敢出来吃了你？

我相信，这种低吼来自地底。好多年后，我和别的高中生一样看了第一部《哈利·波特》，为魔法世界折服。但早在三年级，我已经听到了发自另一个世界的吼声。它看不见摸不着，却与更深层的根系相连。回家以后，我想复制出那种声音，有一天洗脚时，把双脚拎出水面，摩擦我的天蓝色塑料洗脚盆。水溅了一地。每一滩水里都富含暗黑能量，每一滩水里都钻出怪物。

寻死啊。妈妈说。

那个周五，我们对第二天能再去少科站兴奋无比。真的是意外之喜，本以为周末回家只有作业，无聊，玩腻了的呼啦圈和溜溜球，想不到还有少科站。我们都坐得笔笔直，突显自己的乖巧，希望班主任快点把体验券发下来。班主任拿起了体验券，移动半步，手一松，又掉到了讲台上。

对了，忘记还有一件事。她说。

明天下午三点钟，学校组织大扫除，自愿报名。有没有同学要来参加？

我们迟疑了。心里默默计算，少科站活动两点开始，大扫除三点，如果参加，玩不了多久就要往学校赶，多扫兴。

这是自愿报名的，班主任重申，愿意过来的举手。

我们的手被一股磁力吸住，深深地藏在背后不肯出来。自愿两个字赋予这件事正当性。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们眨动眼睛，祈祷它流速更快一点，让美德与欲望的交战不再咬噬我们。终于，有四五个人举起手来，其中一个竟然是吴泳刚。

班主任也有些错愕，吴泳刚？说说你为什么报名。

吴泳刚站起来，习惯性地挠挠头，我……我想，大家都去少科站玩，就没人打扫卫生了。反正我也不太喜欢少科站那些东西……

我们哄笑。

吴泳刚也笑，那我就来打扫卫生吧。

全班安静。那是一种透露着愉快的安静。双方都觉得自己像一颗螺丝钉，被旋进了适当的孔洞，各归其位，各司其职。班主任将会表扬吴泳刚和另外几位具有牺牲精神的同学，分配任务，而我们这些贪玩的小懒虫就可以心安理得、轻轻松松地在少科站撒野。

结局是我们没料到的。

班主任一拍讲台，厉色道，所有班干部都给我站起来！

我们僵坐着，反应不过来。

站起来！

一位大队长，五位中队长，四位小队长，齐刷刷树立起十根蜡烛。没有一个是主动报名参加大扫除的。班主任点名学习委员涂文静，你说说，班干部的作用是什么？

涂文静是个女孩，小学究，看过无数本书，做事特别顶真，喜欢揪别人随口之言里的小辫子。任课老师抛出一个问题，石沉大海，她总是那个把答案捞出来的人。大多数同学都谈不上喜欢她，但佩服她，因为她知识渊博。我和她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后再说，先说说这一次，她是这样回答的：班干部，由一个班的全体学生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来，作用是协助班主任管理好班级。

班主任冷笑一声，说得倒是好听，你们做到了吗？

我们懵懵地。

班主任停顿了几秒，把我们悬置在自我批判的疑云里，然后说，一个合格的班干部，应该时刻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做同学们的榜样。而不是怕苦怕累，遇到好事却首先想到自己。你们刚才的行为就是这样，是很丑陋的。把你们的队长标志拿下来吧！

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班主任曾经没收过我们的铅笔盒、零食、压在大腿上偷偷看的漫画书，这些都不算什么。但标志是队长身份的象征，没收标志，如同把我们从神坛上驱赶下来，解除魔法。我们面色苍白。

快点，把标志拿下来！卢海姗，从你开始！

短短一天，我再一次尝到了眼泪的咸味。把标志上的小别针解开。一早一晚都要进行戴上取下的仪式，我早已训练出单手操作的技能。袖子被戳出两个固定的小洞，没有标志了，小洞格外刺眼。我托着滚烫的三条杠，慢慢走，将它滑向讲台。别的班干部也照做了。

班主任宣布，十位班干部留堂，闭门思过，四点半才准回家，明天三点到校参加大扫除。其余同学一点三刻在少科站门外集合，每人发放十张体验券，包括吴泳刚在内的五位志愿者额外奖励十张，各拿到二十张。

四点半，放学了，我不想回家。

周五是妈妈上晚班的日子，很多忙碌了一星期的大人会呼朋引伴到她们餐厅喝一顿小老酒，点上大厨阿愣师傅最拿手的几道菜，鱼香肉丝、宫保鸡丁、红烧甩水、咕咾肉，没钱的就叫一份素什锦，两三个人小酌。后来发展出新的菜式，清炒虾仁、响油鳝糊，还有冷菜间的佳玲阿姨两个指头撕出来的蟹柳。这天我一个人吃晚饭，妈妈离开前在电饭煲里把饭煮上，压一个菜碗，盛着中午没吃光的剩菜。我通常先把插头拔掉，手里垫一块抹布把菜碗拿出来，米饭散发香味，中间被扣出一个圆圈。我打开日光灯，一边独自吃饭，一边看《365夜笑话》。

爸爸很少在家。

就算回来，他也不和我吃一样的。他把米饭用开水泡上，拉开碗橱，夹出几根盐渍香椿，呼噜呼噜吞一大碗。吞完看一会儿电视，又到隔壁打麻将去了。我做作业，写日记，自己烧水洗脚，冬天把汤婆子冲好捂在被子里，等妈妈下班。

但是这个星期五，接连经历了两个打击，我的胸口像蒙了一团乌云。一种从来没有体会过的感觉包围了我。长大之后，我常常和它相处、拉扯、搏斗，有时候我赢，有时候它赢。它叫羞耻感。我想到那些差生，吴泳刚，是不是每天都在羞耻感的池水里游泳？是不是就是这种虚无缥缈的感觉控制了他，让他在被老师劈头大骂时撇着嘴，仍然在笑，却隐隐地透出一丝惨淡？是不是为了摆脱羞耻感的掌控，他故意让自己疲疲沓沓，对一切都不在乎，扮演一截任人戳刺，不会流泪也不会流血的木头？

这种感觉好难承受啊。身体里像有火，有雾，有湿热的瘴气，黏稠，肮脏，沉重。没有人帮我分担，把火接引出来。失去了队长标志的班干部们普普通通地走出了教室，保管钥匙的劳动委员将门反锁。我们不发一语，来到校门口，挥挥手，朝各自熟悉的方向四散。

我左拐，顺着学校围墙步行。涂文静就在我前方不远，我们暂时都不想说话。她也扎着一根马尾辫，区别是，她的马尾辫不翘在后脑勺上，而是矮矮地垂在脖子里，像一撮老鼠尾巴，和她的思想一样成熟。她拇指抠着书包肩带，专心迈步。我想绕开她，就在下一个路口转了个弯，走上平时不经过的岔路。

我在这条路上被抢劫过，二年级上半学期。冬天天冷，下了一夜的雪，我们坐在冰凉凉的教室里，浑身发抖。班主任和同一个办公室的老师们想用包装纸折五角星，打发我和段萍萍去买。我们把钱装进口袋，嘻嘻哈哈，为上课时间从学校逃逸而开心。外面是一个晶晶莹莹的世界，像万花筒里精灵般的玻璃碎片被倒了出来，比我们早晨上学时更水灵灵。太阳升起来了，雪开始融化。我们听着屋檐上雪水滴落的声音，看路人哈出白气，把脑袋团在白气里走。我们跑前跑后，踩对方的影子玩，穿过四五条马路，到天山一条街那一长串小店铺里买包装纸。那些店铺还卖衣服、鞋子、ɑ变成o的阿迪达斯和对勾倒过来的耐克。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我们选了几张灰底有白色小星星的包装纸，还有玫红色印淡黄小人的。段萍萍没什么主见，我说要哪张她都说好。我们付了钱，把纸卷起来，我让段萍萍拿着，自己背着手轻轻快快地在旁边监工。

走到那条岔路上，我看见檐角滴落下来的水珠已经形成了一根根冰棱。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像尖锥，有的像葫芦。我指给段萍萍看，她大惊小怪，说真好玩。我们决定采冰棱，一人采一根，带回学校让同学们评评，谁采的更好看。段萍萍很快采了一根。她长得矮，挂在高处的冰棱对她来说就是最有吸引力的。她爬上一户人家室外的水斗，红肿着手，颤颤巍巍把最长的那根拔下来。真的很长，握在手里像一柄亮闪闪的剑。段萍萍说，她可以用这柄剑把所有敌人刺死。

我不想采最高的。尽管还没有学习物理，但直觉告诉我，冰棱的美观程度和长在高屋檐还是矮屋檐上没关系。我一路挑剔，左看右看，每一根都瞧不上。岔路快走到尽头了，我总算注意到有蔷薇花墙的那家门口，悬挂下来一根完美的冰棱。

采冰棱就跟摘他们家的蔷薇花一样简单。夏天夜晚，我揣着一只塑料袋，一把剪刀，来剪他们的蔷薇花。能看见全家人坐在灯光下吃饭的剪影。也许他们喝着虾皮冬瓜汤，吃酱油拌的金瓜丝、咸菜毛豆炒肉丝、一片片叠起来的糖番茄。我找准目标，剪下最大的一朵，两朵，三朵，藏进塑料袋里，收手走人。树枝在晚风中簌簌摇摆。

我很满意，这家人上缴的贡品丰盛美丽。

说折就折，我一伸手，冰棱被采了下来，神奇而神圣地在我掌中发光。我向段萍萍宣讲，之所以采这根，是因为它长得像《葫芦娃》里蛇精的宝物玉如意。我用它指向段萍萍，头部轻点，口吐咒语：如意如意，按我心意，快快显灵！段萍萍傻笑起来。冰天雪地里她的笑声脆而轻弱，尾端被冷空气截断了，结束得比别的季节圆钝。她看着我，觉得自己要做点什么，让我再念一遍。我把玉如意放在唇边，吹一口气：如意如意，按我心意，快快显灵！段萍萍还是带着笑容，吠了一声，汪！

我们哈哈大笑。然后就被打劫了。

一只手粗暴地把玉如意从我指间抢过去，敲了一下我的脑门，转身就走。我认出他是四年级一个留级生，在学校里待了五六年，毕不了业。我们不敢声张，等他走远了，小跑回到教室。段萍萍把她的冰棱扔了。我们搓着冻僵的双手，把包装纸交给班主任，她表扬了我们，发给我们一人一把香瓜子，在课间吃。

此后，我尽量不走这条岔路。虽然我知道，恶霸们是流动的，并不会专注于一条路。

这天是个例外。为了避开涂文静，我又一次来到这里。还是记忆中的弄堂，两边高低错落，拼拼凑凑的水泥房子，都是住户们自己建造起来的。捡一堆别人用剩的旧砖，把房子翻一翻，一层翻成两层，两层翻成三层，让挤在一个门洞里的老人孩子，和敲锣打鼓娶了媳妇的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都有个地方住。那时流行把墙壁刷成鲑鱼粉、苹果绿，靠近天花板处拉一根棕色横线，像个复古的西餐厅。我们全家也住在这样的房间里，我的小床放在爸爸妈妈的大床旁边。涂文静不是，她住的是第一批分配给教职工的公房，扁扁的几幢。她家有好多门，大门一扇，主卧一扇，副卧一扇，厕所一扇，厨房一扇。她告诉班主任，她就睡在副卧。一个摄制组要采访成绩优秀的小学生，班主任问过我，也问过涂文静。我说，我的作业都是趴在床边的八仙桌上完成的，我们也在那张桌子上吃饭。涂文静坐在书桌旁做作业，她有一盏小台灯，还有专属于她的书架。我没有书架，我去新华书店看书，家里仅有的几本书有时放在妈妈的单筒洗衣机上，有时放在床头。

他们选了她。

我们管这样的房子叫私房，在私房生活的人，难免有一些隐私暴露在大众面前。众目睽睽下把买来的菜堆在水斗里，一把水芹、两根茄子、十几只准备用糟卤泡一泡的鸡爪子。隔壁邻居的脑袋就探过来了，哟，今朝吃糟脚爪？

快五点了，有的人家已经开火。罐装液化气用完了，是骑着自行车去换的，换回来，重重地搁到灶台边上。咔哒，点火，铁锅往火上一架，浇一圈油，油顺着锅壁滑下来。撒入切碎的蒜，爆香，掰成小指头长的刀豆往油里一滚，碧绿碧绿。带鱼银闪闪，剁成一段段，腌个把小时，煎得又干又香。还有裹了面包糠和蒜蓉粉炸出来的小翅根，模仿肯德基，堆出一小盆。

香味全钻进我的鼻子里。

我任它飘过。

双腿自动在岔路上乱走，失魂落魄。原来人难以消化负面情绪是这样一种感受，觉得自己像一口小盅，太小了，太小了，小到无法把胀鼓鼓的负面情绪兜进去。它如肿块、畸变、肉瘤，不断从小盅边缘冒出来，往四面淌。小盅只能摇摇晃晃，被它淹没。

走过这一长排私房，前面有一条臭水浜，水浊黑浊黑，行人都捂住口鼻通过。臭水浜对面，是一块新开辟出来的工地，原拆原建，不久之后大面积铺开的拆迁潮就是从这里起始的。潮水初席卷，居民们还没什么经验，没学会狮子大开口，也不懂得当钉子户。把房子敲掉的人许诺，今日拖家带口搬走，三年后就能住进四十平米装抽水马桶的新楼房。于是欢欢喜喜把合同一签，叫一辆卡车，连人带铺盖拉去了临时房。也有人借住在亲戚家里，就在周边，时不时回来看一看，工地还在不在。没过几天，护栏上被抠出一只大洞，窝着身子能钻进去，经常有拾荒者出入，还有垃圾中学的小流氓小阿飞在里面聚会。

这是我从未涉足的禁区。

但这天怪了，跨过臭水浜，天色暗下来，从远方的天角上晕染开一种混浊的墨蓝。几条小船漂在臭烘烘的水面上。我被羞耻感和失败感击垮了，脚步钝重，漫无目的地绕着工地走了半圈。经过洞口，我往里望，黑灰色的碎石乱瓦好像通往另一个时空。忽然之间，废墟和天空的衔接处冒出几点火星，闪闪烁烁，凿破灰蓝的背景色穿了出来。我的第一反应是会不会遇到了萤火虫。书上说，萤火虫在夏季傍晚提着小灯笼，鬼火般飘摇。作为一个城市里的孩子，我从没看见过。一阵激动唤醒了我，魂魄收了回来，一俯身钻过洞口，咕噜嘟就站在工地上了。我朝火星跑去，它还在那里，轻轻灵灵，明明灭灭。快接近了，我注意到火星并不是悬荡在半空，它长在一个小方块上，小方块是绿色的，握在一团圆乎乎的灰雾手里。

那灰雾是个人。

顷刻间，废墟具体起来。昔日各家各户的墙壁、地板、屋顶支离破碎，在地面竖起小刀。脚踩着的这块地方变得嶙峋，《西游记》《奥特曼》里出现过的妖魔鬼怪，和报纸上刊登的潘萍毁容案那张恐怖的照片都复活了。我立刻想要逃跑，灰雾却说起话来。

你说我把它砸在地上，会是什么样？

声音稚嫩。

我仔细看，辨认出站在半明光线里的这具形体是一个小胖子，穿着校服。校服由简单的绿色和白色组成，和我身上的一样，让他一下子无害起来。我惊魂甫定，抬腿在附近的废墟上高高低低走动了几步。小胖子继续自说自话。

我可以让它爆炸，然后就会着火，很大的火。

我看清他手里捏着的是一只打火机。

真幼稚。我想。

但是我不想激怒他，我只是说，能有多大？

很大很大，把这里全部烧光！

他又擦了一下齿轮，打火机释放出一丛火苗，底部蓝莹莹，中间有一段幽深的过渡，顶端是橙黄色。以前我们谈论起火，都默认火是红色的，全是红色，只有红色。红色才是危险的。但实际上，蓝色和黑色也酝酿着危险。

小胖子松开按键，火熄灭了。我意识到他掌控着危险的开关，存在或消失全凭他一个人主宰。这让我十分不爽。这时他又问，你说我敢不敢把它砸在地上？

你不会的。我说。

为什么？

我吊他胃口，偏不回答。

他急于证明自己的胆量，用力跳起，把打火机往脚边一砸，你看——

黑暗中腾起一片火光，伴随着一声巨响，打火机被炸成了碎尸，很快燃烧完毕了。

我模棱两可地笑了笑。

小胖子蹲下来，检阅残骸。他已经失去了他的武器，现在我们都两手空空。

你是哪个学校的？他问。

我说出学校名。

我也是。你哪个班？

我简略地说，我三年级。

三年级？小胖子笑出声，我不认识三年级的小毛头。

他又在废墟里挖了一会儿，除了一个人，那就是——宇宙超级无敌大美女卢海姗。

我诧异，什么？我就是卢海姗。

小胖子扫我一眼，不可能。

我就是卢海姗啊。

小胖子凑过来，检查了一下我的五官。

你不可能是卢海姗，因为你一点都不好看。

我无话可说。

如果你真的是卢海姗，你一定知道她写了一篇作文，汤老师带到我们四四班来读过的。那篇作文的题目是什么？

《小树死了》。

对了，但是，你能背出第一段吗？

我背不出来。

小胖子挺起胸膛，用全市小学生统一的朗诵腔背起来：过年时，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棵小树。卖树的叔叔叮嘱我们，十五天浇一次水，而且要摆在室内。过了一些日子，小树长出了嫩绿的枝叶，还点缀着三四颗新芽。妈妈说这叫爆青，说明春天的脚步正在走近。我听后非常高兴……

我不高兴，反而汗毛耸立，问小胖子，为什么会背这篇作文。

汤老师让我们背的。他不耐烦了，反正你不是卢海姗。

他捡起只剩下半截的打火机，抡圆了臂膀，往黑暗处又投掷了一次。

这一次，鸦雀无声。

《小树死了》确实在学校引起过轰动。

语文老师用红笔批改作业，在一些句子下方画打着圈的波浪线，代表你发挥得不错。《小树死了》通篇都是这样的波浪线，结尾处写有评语：擅于观察，用词精炼，将小树从生到死的各个阶段完整记录了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对爸爸、妈妈和小主人公不同的心态刻画准确，活灵活现。小主人公期待小树复活，留给读者希望，是一篇积极向上、寓意深刻的优秀作文。

大家都问我借作文本看，只有涂文静，当着众人的面刁难我，你写的小树叫什么名字？

差点就被她问住了。从妈妈把它搬进房间那一天起，我就叫它小树，没正儿八经喊过大名。它的叶子尖尖毛毛，像一片小竹林，淋过雨后树枝上会沾着水珠，轻轻一晃，洒落一地，让人想起湿漉漉的江南。这么清秀的植物会叫什么名字呢？我拼命回想，终于记起来——

是文竹！

涂文静点点头，原来是文竹。那么你写错了，文竹属于草本植物，树属于木本植物，你把文竹叫成小树是不对的。

我恨她。

然而，在写作文这件事上，涂文静启发过我，是她让我开了窍。三年级一开学，老师布置了第一篇作文，《放学以后》。我削尖铅笔，往田字格里爬进一百个字，就再也写不出来了。放学以后，我回家，吃饭，看电视，读一会儿《中国神怪故事大观》，就睡觉了。这本书有九百五十六页，十三元，是爸爸唯一一次带我逛书店，省下他的香烟钱给我买的。爸爸丢了工作，靠打麻将挣钱，每天抽一包软壳牡丹，三块六。书的最后一页写着：人是需要有幻想的。没有幻想的人，如同鸟儿没有翅膀。

老师给我打了一个低分，说跑题了。写作文就像射击，要命中靶心。既然叫《放学以后》，就应该只写那个时间段发生的事情，不写书，也不写爸爸。

涂文静得到满分。

我至今记得，语文老师站在讲台旁念了她的范文。她写一天放学回家，下雨了，天空的颜色在窗外如何变化。雨点从“米粒”转为“豆大”，她“踮起脚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把晾衣杆拉了进来。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噼里啪啦。我洞悉了写作的奥秘，写作，就是把折叠起来的句子一一打开。将动作放缓，让词语繁茂，给它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那些句子就会像有生命一样自己旋转起来。

用不了几次，我也学会了踮起脚尖，学会蹦蹦跳跳回家，一个人吃晚饭，两手撑在五斗橱和爸爸妈妈的床头板上把自己荡到电视机前，看《新白娘子传奇》，等待妈妈的钥匙尖插入门锁的声音。学会翻阅《中国神怪故事大观》，不提价格。学会和爸爸上街买书，不打麻将，也不抽烟。

那个星期六，我灰溜溜到学校参加大扫除，手臂光秃秃，错过了去少科站赢取小霸王学习机的机会。星期天，我写下一份悔过书。星期一，想把悔过书交给班主任，敲了三次办公室的门，都无人应答。星期二，老师们穿得有点古怪，黑色、棕色、灰色，把自己裹在暗沉沉的布匹里。天气阴，走廊上一片肃穆，每个教室的前门和后门都被某种无形的东西封堵，大家躲在洞穴里，不冒头。

我问段萍萍，发生什么事了？

段萍萍说，什么什么事？

我破例问涂文静，外面怎么了？

涂文静推推眼镜，听说有市教育局的领导要来视察。

不太对劲。以往有领导视察，或者开公开课，老师要求我们展现出的风貌就刻在教学楼大门两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也配合着把早就准备好的标准答案背了又背，绝不会只有严肃，没有活泼。

星期三，美术课停课，没有提前通知。我们都在书包里塞了水粉颜料和调色盘。班主任的半个身影在教室外面闪现，和谁说话。稍过片刻门开了，汤婆子和班主任一起走进来。卢海姗，班主任说，还有五位中队长，跟汤主任走。汤婆子勾勾手指，面无表情，把我们带了出去。

我心想惨了，一定是收标志事件的余波。悔过书还没有交上去，就躺在我的桌肚子里。我们六个挤作一团，大气不出，尾随汤婆子上楼梯，目的地不是教导主任室，是二楼尽头的音乐教室。到了，汤婆子回转身，示意我们在门外排队，一次只进来一个人。

卢海姗，你第一。

我心脏怦怦跳。做大队长是要付出代价的，一群鸟飞成一个三角形，遇狂风，遭雷暴，最先倒霉的就是打头那个。我一闭眼，视死如归，跟着汤婆子走了进去。

迎接我的是一片火光。音乐教室熊熊燃烧，从天花板到地板，仿佛被人泼了一盆血。我退开两步，看清楚，火光来自拉得密密的窗帘。我完全不记得这里装着这样的窗帘，红丝绒，血淋淋，瀑布般倾泻而下。汤婆子和王老虎坐镇在火光里，还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叔叔，三人面前都放着纸和笔。

汤婆子请示王老虎，开始？

王老虎敲敲笔尖。

汤婆子对我说，卢海姗，先用一句话介绍一下自己。

我困惑，但不敢让目光在老师们脸上停留太久。我规规矩矩地说，我叫卢海姗，是三五班的大队长。队长标志上星期被没收了，我错了，我写了悔过书，放在教室里，我可以去拿。

汤婆子似笑非笑，没问你这个，别害怕。

我看着她。

她说，教你们音乐的是朱老师吧？

我说，是的。

你觉得她怎么样？

朱老师怎么样？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她很年轻，漂亮，头发像母狮子一样狂野。喜欢穿裙子，各式各样艳丽好看的毛衣，弹起钢琴来十指翻飞。她的声音当然很好听，下落时低沉有力，上升时激昂高亢，带着我们一级一级爬叮叮咚咚的音阶。虽然我五音不全，她还是亲热地叫我小兔子，说我是小人精。好几天没见到朱老师了，我有点想念她。

但在弄明白老师们的意图之前，我不打算吐露全部。

我说，朱老师，蛮好的。

她对你们很客气是吧？

我想了想，是的。

她是一个好老师吗？

我领悟到了，这可能是一场学期末对任课老师的评估会。底气壮了一点，我决定表明自己的态度。

是的，朱老师上课认真负责，对我们也很客气，她是一位好老师。

汤婆子和王老虎都点点头，往纸上记了些什么。

汤婆子停下笔，你们的美术课是哪位老师教的？

美术课？脑海中朱老师的身影淡去，换上罗锅的。美术老师姓罗，中等个子，右脸靠近脖子的地方生一颗大痣，长毛，我们叫他罗锅。除了姓氏，他和罗锅其实没什么关系。电视里正在重播《济公》，其中一集，有位老爷爷下巴上挂着一只肉瘤，被济公一掌劈下，托在手心里像只寿桃。大家都说罗锅的痣总有一天也会长到那么大。他也是一位好老师，话不多，讲课的时候柔声细气，遇到不会画的，就手把手教我们。在他的辅导下，我画出了黑白分明的大熊猫、鹅黄小鸡、一串串悬在树梢上晃动的紫藤花。

于是我说，美术课，是罗老师教的呀。

嗯，汤婆子说，罗老师怎么样？

罗老师也很好，他对我们特别……我没想好该用哪个形容词，才能把罗老师润物细无声的特质表达出来，就一个个试过去。

他对我们特别柔和……温和……温柔。

说到温柔，那位不认识的叔叔抬起头，朝王老虎的方向使了个眼色。

王老虎开口了，卢海姗，特别温柔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从来不大声说话，也不批评我们。有哪位同学画错了，只要举手，他都会再发一张纸，告诉我们可以重新画一次。有时候忘记带颜料，他也会把自己的颜料借给我们。

他们没回应，也没记笔记。我感觉到，我提供的这些信息不是他们想听的。他们把我当大人，问我问题，和我对话，我不应该让他们失望。因此，我搜肠刮肚又补充了几句。

还有，遇到一些比较有难度不会画的地方，罗老师会走过来亲自教我们。

怎么教？

就是这样——我做出一个罗老师用他的大手包住我们的小手，操控毛笔引导画画的姿势。

等等，那位叔叔说，你到汤老师那里去，假设汤老师是学生，给我们演示一下罗老师是怎么指导汤老师的。

我站起来，绕到汤婆子身后，他们都扭头观望我。我刚想去握她的手，忽然记不清罗老师是站在学生的右侧，还是左侧了。这两个站位大不同，站在左侧，意味着他要把整个上半身覆盖在学生背上，右臂环绕肩膀，脸贴近脸，才能完成指导的动作。我有没有被他这样覆盖过，面颊和那颗痣上的毛毛摩擦，觉得恶心，微微让开，但后脖颈还是被那只手臂拘着呢？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开始吧，叔叔催我。

我心一横，往汤婆子的后背靠过去，捏住她的右手。现在她的呼吸声就在我耳边了。她的手好粗糙啊，摸起来像鱼鳞，还有一小块淡褐色形状不规则的花斑，让我分心。

好，可以了。

我回到座位上。

罗老师这样指导过多少学生？

很多吧，我说。

男同学还是女同学？

我回想当初的画面，什么也没想到。直到那一刻我还是很不确定，这情景是不是真的上演过。但是我必须回答了，只能动用推理能力。肯定是都有的，考虑到女同学普遍比男同学热爱绘画，我得出了最终的结论：女同学。

他们都记了笔记。

很好，卢海姗，你可以出去了。

我敬个礼，准备出门。汤婆子赶到我前面，把门拉开。五位中队长老老实实贴着墙壁站着。我们都听到了她接下来宣布的消息：卢海姗，月底市里要举办一场重要的作文比赛，由你代表我们学校参加。二十八号星期五，去一天。你等会儿下去以后就跟班主任请个假，听到了吗？

我郑重地说，听到了。

那个月在一种诡异的气氛中飞速过去。头几天，没有人谈论两位老师的先后消失。他们就这样不见了，噗通，噗通，像两只青蛙在雨天跳入水池。一位姓冯的老教师接替了朱老师，她头发花白，弹起琴来手很重，仿佛穷毕生之力要把钢琴砸破。我们在她的授意下也咬牙切齿地唱：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嘀嘀嗒嘀嗒嘀嘀嗒嘀嗒……

罗锅的课停了两节，班主任让我们做主课作业。随后来了一位擅长剪纸的周老师，红纸在手里转圈，三两下就剪出一桌子悟空、唐僧、猪八戒，把我们都迷住了。下一堂课又捏彩泥，赤橙黄绿青蓝紫，颜色应有尽有。没有人再想起罗锅。

反而是妈妈提到了这件事。邻里之间一讲起八卦，就会换上一种小小声的气音，虽然周围并没有别的人。她们用手掩着嘴，胳膊肘撞来撞去，交换秘密。我听见妈妈说，哎，就死掉了呀，血哦，从地板缝里滴到楼下。你说他胆子怎么这么大？杀掉了还要剁碎，剁到一半手都要发抖了呀。邻居说，真的假的啊，真是吓死人了。妈妈说，谁知道啦，反正他们都是这么传的。邻居说，报纸上登出来了？妈妈说，还没有看见。邻居说，这两天看看《案件聚焦》，这么大的事情《案件聚焦》应该要关注的。

妈妈上晚班时，我一个人打开电视。《案件聚焦》的片头曲飘出来，我颤抖着手又把电视关掉。我怕那个小框框里突然蹦出一张熟悉的面孔，叫我小兔子小兔子。不能看，《封神榜》里有个叫伯邑考的被纣王做成肉饼，已经把我吓得魂飞魄散。

二十八号，我和一位五年级的女同学跟着汤婆子离开学校，去参加市里的作文比赛。其中一段路我们坐的是地铁。那时上海只开通了一条地铁，它载着我和妈妈去过人民广场、徐家汇、锦江乐园。列车穿行在黑洞洞的隧道里，我紧握扶手，风刺啦啦从这架钢铁巨龙的头部卷向尾端，制造出似曾相识的、金属的锐利和猛兽的警告。它吹过我，也吹过汤婆子，我们沐浴在风的冲刷中。在那一瞬间，我体会到了人类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暂，朱老师，罗老师，就这样离我们远去了。

比赛是半命题作文，《变了》，我毫不犹豫填入上海。这座城市每分每秒都在改变，像毛细血管悄悄爆裂。等我长大以后，上了中学，上了大学，它一定会面目全非，不，日新月异。它将承载着我、张俊、段萍萍、涂文静、耿琪、吴泳刚，所有喜欢不喜欢、认识不认识的人，奔向我们的未来。它是我的故土，家园，福地。我用一个三年级小学生能想到的最绚烂、刺目的词语抒了整整两页纸的情。从赛场出来，我虚脱又亢奋，接过汤婆子给我们买的红宝橘子水，咕咕咕吸个没完。汤婆子问，感觉怎么样？我们镇静地点头。汤婆子说，如果得奖，不仅为学校争光，考试还能加分。然后，在她们的对话里我察觉，作文要求中有一条我竟然没看见：请在横线上填写一个人。

然而，我什么都没说。

回去路上，一股忧郁的情绪流遍我的全身。也不只是忧郁，还有深沉，浪漫，时光的稍纵即逝感。我静静地不说话。汤婆子问我，卢海姗，你在想什么？明后天可以休息两天，在家要做什么？我是真的思索了一番。我从没有发现，时间是一种财富，它满满地被我捧在手上，可以随我心愿，任意使用。我多富有啊，多自由。我说，我想再写点东西，写一写我的家人，我的爸爸妈妈，外公外婆，我的奶奶。是吗？汤婆子说，真好。

外公外婆那时候还健在，一个中风了，瘫痪好几年，一个为每天照顾她不得脱身而痛苦。他们将在我大学时和工作后告别这个世界。爷爷死于爸爸幼时，奶奶在我初中时睡过去了。一些事情还来不及发生，一些死亡在前面等我。

我回到家，谁都不在。眼中噙着泪水，饱含对世人的爱和难以表达的激情，我拿出作文本。纸页空空，静待书写。可是，难得有个周末，窝在家里写作文多无聊啊，还是打游戏吧。我犹豫再三，软着手，从柜子里一寸寸抽出游戏机。我只有一盒游戏卡，四合一，是商店里卖得最便宜的。要玩别的，就要等放暑假，让我表弟把他的游戏卡带过来。我吹吹游戏卡，插入卡槽，选中魂斗罗。还记得有个密码可以开出三十条命吗？上上下下左左右右BABA。我老是搞不清楚，是左左右右还是左右左右，是ABAB还是BABA——

不管它了。

我珍惜仅有的三条命，按下确定键，贪婪地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