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好主题出版策划
主持人语
六七月的南京，一年一度让人颇感污糟的梅雨季节翩然而至。人与物仿佛天天都是被刚从水中捞起，湿黏难耐；天气阴晴变幻反复无常，触目之处但见霉花点点——我觉得称梅雨为“霉雨”更准。这时，我往往幸福地臆想“假装生活在北京”，向往那干爽清凉的北方。不过，今年，南京的“火炉”桂冠像奥运火炬接力一样戴到了北京头上。6月我三上京城，参加《梅兰芳菲》发布会、参加北京图博会、在《人民日报》社开设“凤凰书架”，第一次感受到了“天下同此苦热”。35年前的7月初，我大学毕业初往北京，那年夏天客居在北外男生宿舍里，垫着棉胎、盖着棉被、不知空调为何物、感受凉澈自来水的年代变成了我和上一代人的“清凉”记忆。 袁亚春在浙江大学出版社任总编辑期间出版了无数好书，无论是浩大工程还是单本精品，都打上了明显的“浙大出版”印记，凝聚了他的出版价值观，特别是“中华译学馆出版史系列”和出版人物传我几乎是每本必得，备受滋养。袁总还管理着由各式各样作者、编辑和文化鸿儒组成的“谈笑无间”群，里面充满了智慧和雅趣。当他向我发来他与作者的交往故事时，我顿觉心有戚戚焉。外人不知出版的成本，以为只有纸张、印制、物流、稿费数项，完全没有体会到编辑的机会成本：那些耗费了编辑无数精力、头疼不已地审读却无法出版的书稿，以及与各式古怪的作者进行交往而流逝的无效时间。我曾无数次地受托看稿、“提提意见”，也曾被安排与作者见面，任由作者海阔天空地畅谈写作思路…… 戴亦梁副总编辑是我的老部下。在我的约稿下，她极简地叙述了她从事主题出版的历史——从懵懵懂懂到自觉自信。她从业之初就从事马哲的出版，与主题出版紧密相连。她所讲主题出版三要诀——抓手、方向与切口，也是江苏人民出版社乃至凤凰传媒主题出版的方法论。想必对此感兴趣的同行们可以通过她的文章和我那本《出版的正反面》获得一些思考，尽管我们认识肤浅，但写得真诚。
如何做好主题出版策划
□戴亦梁
主题出版似乎是一个新概念，但实际发挥主题出版功能的出版实践却早已有之。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刚刚开启之时，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提出要写作和出版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和书籍。
1998年我刚进江苏人民出版社工作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前夕，全社都在为这一重大节点紧锣密鼓地策划和出版图书，我也参与了《中国经济·重大决策始末》的编辑工作。接下来，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2003年开始实施主题出版工程，在这之后的近十年间，我陆续参与了一些服务于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政治类读物的编辑工作，但主观上对主题出版的概念是懵懂的，而且当时整个出版行业对主题出版的强调也远远没有达到今天的程度。
通过这么多年的出版实践，我渐渐感觉到做主题出版的紧迫感，逐渐增强了主动性、主体性，慢慢形成了主题出版从策划、约稿到审稿、编校、营销的一定流程和做法。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也是最让编辑抓耳挠腮的是选题策划，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关于主题出版策划的一点心得。
抓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作为承担着主题出版职责的出版人，每年到了申报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的时候，可能就是最慌张的时候。我做出版20多年，做主题出版10多年下来的一个感觉就是：主题出版其实是一个大框架，需要有专业的内容来充实。有了一定的专业学术出版的基础，主题出版才能有一定的根基，编辑才不会“两眼一抹黑”。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内容生产主要分四个板块：主题出版、学术出版、大众出版、教育出版。我所负责的政治出版中心涉及这四种中的前三种。从我社机构调整设立政治出版中心时的定位来说，其核心功能是主题出版，但是学术出版、大众出版这两块，政治中心有多年延续下来的成熟的出版板块、图书品种和作者队伍、编辑队伍。比如学术出版这块，我们做了多年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等学术板块，已经形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纯粹哲学丛书”“现代国家成长研究丛书”“政治现象学丛书”“学衡尔雅文库”等系列。
但是，学术出版并不等于主题出版，前者只是为后者提供了可供转化的资源，而要想让学术出版资源成为主题出版的富矿，还需要编辑在其中发挥选题策划的主动性。比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几乎涉及国家治理和人民生活的所有方面，不找准特定的点来做，容易泛泛而谈；另外，现在做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特别多，如果只盯着那几个热词很容易重复。这决定了我们只能从这个思想宝库中深挖某些特定的点来做。
那如何找到这个点呢？我们经过深入思考，决定找既有作者中在这方面研究比较深入的，并且同我们出版定位和专业板块相一致相协调，能共享作者、营销渠道和读者资源，起到相得益彰效果的选题。比如著名经济学家洪银兴教授，他是我们合作30多年的老作者，一直在做发展经济学研究，这些年来对区域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经济思想也一直在持续研究，我们曾出版过许多他的著作。于是，我们决定找他从经济学维度来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他的《中国式现代化论纲》在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即在我社出版，在学界和社会上均取得良好反响，中文繁体版随即推出，英文、土耳其文、日文、韩文版也顺利在北京图博会上签约。
方向：抬头望天，低头走路
老百姓常说一句话：“抬头望天，低头走路”。抬头望天是说，走路先要看好方向，方向错了，离目的地只会越来越远；低头走路是说，方向选好后，就要脚踏实地地赶路，要不然永远到不了目的地。这一朴实的道理，同样适用于主题出版。
主题出版中的“抬头望天”，就是紧密跟踪党的创新理论，研判党和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部署、重大事件、重要问题等，找准当前一个阶段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主题。“抬头望天”之后，更重要的是“低头走路”。大方向确定后，通往主题出版终点的并不一定是宽阔平坦的阳关大道，出版人必须埋下头来心无旁骛、踏踏实实并且拼尽智慧和胆识赶路。
前面提到主题出版会出现大量的主题重复、内容空洞的出版物。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难题，我觉得可以着重注意几点：
一是尽量结合现实问题和实践，也就是热点焦点难点来策划选题。这次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其总要求是“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得与现实问题和实践紧密结合。比如，全面从严治党的选题，要落在如何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上；对中国式现代化选题，可以结合总书记所强调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等一系列重大关系的论述来进行策划。同时，要避免空洞抽象的说教，让党的创新理论与我们的创新实践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主题读物往往更受大众欢迎，也更能说服人、打动人、影响人。
二是力戒低水平重复的选题，注重原创性、学理性。要让党的创新理论牢牢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的唯物史观和方法论，打通党的创新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的血脉，把我们党的创新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看家本领也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说清楚说透彻，以理服人。
三是策划选题时多做些精准性的准备，比如研判目标读者，其实这也是在为后面的写作和宣传做准备。当策划选题考虑谁来写时，就要考虑到选题受众和作者受众的一致性。比如，洪银兴教授是经济学学者，同时也是智库专家和政府治理的深入参与者，那么其著作受众就主要在学界和相关部门。其著作推出后，要注意通过研讨会、学界书评、相关部门讲座、权威书单推荐等方式，扩大其在包括学界、理论界、相关部门、主流媒体等领域的影响力。
切口：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主题出版的主题性决定了它必须“大处着眼”。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上级主管部门领导下出版的党的创新理论方面的选题，基本上是由上级部门牵头，设计好丛书框架、要求、体例等，然后在全省层面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和理论宣传部门的专家学者构成作者团队，短时间内就能高效率地创作、出版一套大型丛书。我社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发展理念、“四个自信”等方面的丛书，基本上都是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推出，而且，很多单位出版的基本上是单本，我们一做就是丛书。这样做的好处是：及时、高效、规模大、影响大，但缺点是：团队作战容易导致书稿质量良莠不齐，追求规模容易导致研究不深不透，丛书对结构体例要求的齐一性容易导致书稿缺乏特色和原创性。
这两年我们也渐渐发现，相关选题主题出版的出版社变多了，同时，近年来主题出版多元化、复合型、竞争激烈的形势又警醒我们，主题出版追求大而全的规模型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再沿用老的方法，就很难做出让人眼前一亮的精品主题图书。相反，主题出版精品化的趋势凸显出“小处着手”的显著优势。从《向北方》《我心归处是敦煌》等优秀主题读物来看，精品主题读物不怕切口小，再小的切口都可以映照出宏阔和高远的主题。
但是，“小处着手”并不是片面追求小，而是追求“小处”的巧妙和独特。这里面既有眼光的独到，也有写作方法上的技高一筹。比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作家章剑华的系列报告文学作品《大江之上》《世纪江村》等，都是从独特的角度，采用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纪实与文学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为时代立传、为人民画像，而作家又特别善于从江苏的历史与现实中找到具有全国意义的题材，从具有深刻逻辑的中国故事中展现既有深厚历史积淀又引领时代风气之先的江苏气派，因此这样的图书读来便别具特色和意味。
（作者系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我与我的作者们
□袁亚春
有人说，作者是编辑的“衣食父母”，是作者让编辑有书可编，从而也让编辑有了赖以维持体面的生计；编辑则是“为人作嫁”，说得规范一点，是面向作者从事文化或知识服务的职业人。
泛泛而言，这没有错，每个人身处社会职业链条中，各有各的角色和价值实现方式。角色有重要不重要之别，但并无贵贱之分。说到服务，其实作者和编辑都是共同为读者服务的，通过为读者（知识消费者）服务，实现知识产品提供者与整合加工者的自身价值。三大主体相互依赖，相互成全，共同实现知识的社会价值。
具体到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有多种样貌，有些堪称有趣。我职业生涯中就遇到各种各样的作者，有的成为终身的朋友，有的话不投机；有的合作顺风顺水，有的则留有遗憾。下面，说说职业生涯中与几位作者打交道的故事，大多是免不了磕磕碰碰，总留有些遗憾，但最终却幸好没落下“劣迹”的那种。
给我解套的，终究是系套的人
一早打开邮箱，远在美国侨居的黄教授给我发来一邮件，说附件里是他的小说《昨夜群星陨落》拟拍电视剧的“策划书”，请我提提意见。黄教授是国内某地方大学的中国文学史老师，我们通过上海同济大学的一位教授介绍认识，但并没见过面。因退休后侨居美国，研究资料相较国内比较贫乏，他就改行写大革命时期的小说。本是为消遣时间，不想一写不可收拾，而且居然还引起市领导重视，他们专门组织力量，计划将小说拍成30集的电视连续剧。
多年没怎么看小说了。黄教授的小说我曾翻阅了几章，觉得历史感极强，但可读性一般。对于这样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前景如何我不敢妄测，对所谓“策划书”当然更不敢轻易提意见。或许，黄教授仅仅是告知我这件事，并非一定要我真提什么意见吧？
由此，又记起对黄教授的另一笔“欠债”来。
黄教授学术功底非常好，久居美国女儿家中，难免对自己的老本行放不下，于是，为了搞清文学史上的一段“公案”，多年来就跟世纪老人王映霞通了上百封书信。
王映霞是郁达夫的第二任妻子，才子佳人曾惹得世人称羡一时。然而，两人后来因各种猜忌、误解而登报声明离婚。郁达夫后来在南洋死于日本人之手，有些悲壮，但在文学史上则无疑是光华无限，据我所知，如今在富阳的郁氏后人（郁的长房妻子所生）也一直沐浴着这位文学大家的余荫。而王映霞则一直默默生活在杭州，直至21世纪初高龄去世。去世前，她对自己与郁达夫的那段“公案”依然耿耿于怀，黄教授“乘机而入”，百般求证。这样，就有了一百多封往返于黄王之间的书信。他希望，能经过我的推荐让这批书信在国内出版。
按理说，这的确是极其难得的关于名人文学活动和情感生活的一手资料，对后人研究作家及时代风貌有参考价值，我也有心促成其好事。但是有研究价值是一回事，有没有大的出版价值又是一回事。我曾经跟相关文化基金负责人谈及资助事项，回应并不积极。
又发信给北京一家我任法人代表的文化传播策划公司，希望他们好好评估，争取让书面世。结果，这班弟兄们反过来劝我：有资料价值，学术价值一般，出版的市场效益则不值得期待，能否暂且放放，等有同类题材，可以系列化地出版时再推进。我无语。只得先给黄教授去信说明，黄教授倒是很达观，说是可以理解的，一起等待时机吧。
作为总编辑和公司的法人代表，我尊重专业意见，终归没有滥用权力，像我这样的人往往面子薄，不忍心跟尊重的人说“No”,但职业意识又浓得化不开，所以总是会给自己找难堪。就这件事而言，最后给我解套的，终究还是系套的那个人。
有这样忠诚的作者，出版社还有什么理由不出好书
蒋自强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他早年跟随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先生研究经济思想史，一直想完成王校长（王亚南曾担任厦门大学校长）编写一本融古今中外于一体的《经济思想通史》，我们读本科时经济思想史的教材，就是用的他油印讲义本。
知道我是胡寄窗先生的弟子，蒋老师主动找到我，希望我参与《经济思想通史》的写作，负责中国经济思想史部分的撰写。我起初有点犹豫，但蒋老师说，“胡先生是名家，我虽不说名师定出高徒，但作为弟子也不能辜负了导师的培养，希望你考虑”。我一细想也对，加上埋在心底的学术情结终究还没泯灭，于是就接受了任务。
蒋老师原计划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该书，而且已签了合同，不需要任何资助。但为了让我发挥更大作用，他要我陪同赴京拜访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王吉胜，取消了原合同，改到浙大出版社出版。考虑到浙大出版社经济实力不强，他又动用各种力量争取到11万元资助款。
此书出版后，学界反响良好，经济学院专门开了一个出版座谈会，老校长沈善洪教授抱病出席，胡代光、谭崇台等经济理论界名家都发来贺信，一时风光无限。此书还被不少高校作为博士生参考用书，并在出版第二年获得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研究成果三等奖。
蒋老师还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主译者。有一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一次讲话中谈到这本书，一时该书名声大噪。有书商找到蒋老师，说商务印书馆对此书的专有出版权将到期，他们愿意出高价购买版权。蒋老师有次来我办公室说起此事，他告诉我，“我没有同意，商务印书馆当年出版我翻译的这本名著，是有眼光的，我不能因一点钱而对不起他们”。我一下子对商务印书馆羡慕得要命，有这样忠诚的作者，出版社还有什么理由不出好书呢？
蒋老师身体健康的时候，几乎每周都会来我办公室坐坐。我忙于事务的时候，他就坐在沙发上看我忙；等我忙完，他就坐到我办公桌对面，聊聊经济学界的一些往事，我有一搭没一搭地接话，有时候也会录个音。每每聊天终了站起来，他就会反复告诫我不要忙坏了身体，说身体不好，一切归零。
有一次蒋老师来找我告别，因为他要回江苏溧阳老家了，他说：“我很幸运与你相识，师生一场，所以走之前一定要来跟你道别！”我一听心里有很多不舍，劝他别回了，儿子女儿在杭州那么好，走了让他们牵挂的。蒋老师听后连说，儿子女儿都很好的，只是老家也很想念，然后就不说话了。后来发觉，蒋老师每次来重复的话逐渐多了起来。
2021年2月底，蒋老师因病住院。我去看他那天，他精神还好，只是已不太认得人，不断双手合掌连声说“谢谢，谢谢！”最后一声“谢谢”尾声上扬，倒是颇像他健康时的声调。蒋老师2021年6月中旬去世，享年94岁，追思会那天，在杭州的受他教诲的学生大多都到场了，大家共同送别这位令人爱戴的老师。
充满悬念和“磨难”的专著
富阳有位多才多艺的老人叫王介南，几年前以90多岁高龄去世。回想起十多年前老人家为出书而表现出来的认真执拗劲，真还是让人感慨。
王先生早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法律系，后被分配到富阳一所中学当老师，62岁那年开始自学研究《河图》《洛书》之类的古代经籍，居然研究出来了一些不小的名堂，引起学界和媒体界的反响。2008年，老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是浙报传媒的蒋国兴总经理介绍他来见我。于是，我就接待了这位年届80的老人。
王先生面容清瘦，穿着整洁，一走进办公室就让人感觉到有一种传说中的仙风道骨。他一字一顿地讲话，大意就是，他多年来潜心周易研究，完成了一部专著，希望能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于这样一位勤奋、执着、智慧的老人，我有天生的好感，加上有业界朋友的推荐，于是就一口应承了下来。但是，对于一家学术出版社来说，学术著作的出版照例是需要学术评审的，尤其是关于周易八卦、河图洛书之类的研究，评审会更加严格，目的在于防止伪科学。王先生的书稿自然也被分管领导布置做学术评审。事实上，能做这样的内容评审者并不多，几番相托，勉强审回来的，评语都是语焉不详，似是而非；好不容易，谷超豪先生总算有了一个肯定的评语，这部充满悬念和“磨难”的书总算得以出版。
书出版以后，王先生非常开心。后来还在富阳举行了一次学术研讨会。我也为王先生高兴。但王先生是个闲不住的老人。不久，他又来电话说是自己研究《洛书》，发现用数理思维方式去研究这部天书，洛书矩阵竟然是1-9自然数的自组织结构，并且具有超智慧的想象力，能够阐释很多的自然现象。基于此，他已经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有的入选欧盟中华文化高峰论坛论文目录。这本书他还是想在母校出版社出版。
我之前并未告知他第一部书稿审查所经历过的“磨难”，这次只好含蓄地对他说，我个人非常钦佩您的钻研精神和写作效率，但出版社安排出版有一个时间节奏，尤其像针对《周易》这类典籍的创造性研究成果，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鉴定过程。王先生一听，就很自信地说：“没有问题，我的理论经得起审查的。”
这次书稿的学术评审还是碰到同样的问题，没有多少人能给出明确意见，有的学者甚至干脆拒绝审稿。分管领导也担忧出现伪科学问题，主张退稿了事。但编辑要求再努力一次，分管领导就找到一位老教授写评审意见，他最终给出了一个不宜出版的结论。
哪曾想，当这个结论到达王先生那儿时，老先生不但不接受，而且暴怒，他给我打电话要求马上亲自上门，跟写评审意见的教授当面解释探讨，他始终认为教授没有领会书稿的真正价值。我自然得好言相劝，百般安慰。但仅仅电话里解释似乎也难消他的愤怒，于是决定去他家登门拜访一次。
王先生倒是洞悉我的诚恳，非常大方地在家里接待了我和同事，双方谈了这书稿不顺的际遇，我竭力主张他先在相关刊物发几篇论文，看看同行学者的反应，再考虑出版不迟。他一方面认为我说得在理，另一方面也体谅我的难处，毕竟出版社有出版社的规矩。至此，那种歉疚之心总算稳实了下来。
后来，王先生还在A4打印纸上，工工整整地用毛笔字给我写过一封信，非常诚恳地阐述了他的理论核心所在，并对我在这件事上的“作为”表达了理解甚至赞赏的态度。
对了，王先生还是一位在书法艺术上非常有造诣的人，他的字刚柔并济，劲峭挺拔，时而也能感受到一种飘逸之气。我对书法见识短浅，不好随便评论，但无论如何，对一位八十五六岁依然能奋笔疾书，而且字字周正俊秀的业余书法家，即便是标准意义上的书法家也是要刮目相看的吧。
（作者系浙江大学出版社原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