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与“新时期”文学——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前后
科幻小说与“新时期”文学——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前后[1]
内容提要：1978年，随着政策的转向，科学技术工作重新展开，文学也开始复苏，科学文艺创作逐渐恢复。科幻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题材登上文坛，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并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意味着科幻小说紧跟“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步伐，并开始获得主流文学界的认可。1978-1983年，中国科幻文学迎来了黄金时期，但科幻小说在发展的同时也远离其科学普及的初衷，遭到了科学界的不满。随着“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展开，曾经蓬勃发展的科幻文学迅速衰落，直至数年之后才得以恢复。
关键词：科幻小说 《珊瑚岛上的死光》 “新时期”文学
1978年，《人民文学》发起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不仅在文学界影响深远，在社会上也造成很大声势。获奖的25篇小说不乏被文学史反复提及的重要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贾平凹的《满月儿》、王蒙的《最宝贵的》等等。然而，25篇获奖作品中的最后一篇往往被文学史的书写者所忽略，这就是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于《人民文学》第8期，它并非当时政府所极力推崇的科普创作，而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这篇小说的获奖，不仅意味着科幻文学获得了纯文学文坛的认可，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科幻文学曾经与主流文学的发展脉络紧密交织，科幻文学作家在中国文坛刚刚复苏的春天就积极参与到文学的重建工作之中，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乃至后来80年代文学的繁荣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一、文坛的春天与科学的春天
随着《人民文学》复刊，文艺界已经呈现出早春景象，文艺界形势的改变让“文革”时期一直沉寂的科幻文学创作也开始复苏。叶永烈的小说《石油蛋白》刊登在《少年科学》1976年第1期上，小说描述了石油脱蜡产生蛋白，并变成人类食物来源的未来生活。虽然小说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科普的意味，但是其生动的情节设计使其被视为科幻小说并收入《中国科幻小说大全》[2]之中。根据该书的记载，1976年仅此一篇科幻小说问世，到1977年增加到3篇，而1978年迅速增至42篇，1979年更是增长到145篇。由此可见，随着文学的复苏，科幻小说也在同步发展，并且在短时间内就实现了作品的爆发式增长。1978年前后，政治空气的重大变动带动了文学的拨乱反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歌颂和暴露问题开始得到讨论。在这样的环境下，主流文艺界迅速做出反应，以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的一批小说开始出现，并引发了“伤痕文学”的潮流。
从时间脉络观察，科幻文学的发展道路一直紧随“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步伐。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发表讲话，提出“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3]。在讲话中，邓小平不但肯定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而且将从事科学知识分子定义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给了科技工作者极大的鼓励。同时，邓小平重申了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崇尚科学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论调，文艺界也纷纷响应，表现科学、科学家的作品屡屡问世。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就专注于此种题材。与此同时，科幻文学创作者的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一批实力派的科幻作家开始出现，如郑文光、叶永烈、童恩正、肖建亨、刘兴诗、金涛等等，与纯文学作家不同的是，他们大多从事自然科学工作[4]。不仅如此，当时还形成了一支科幻文学翻译队伍以及科幻文学评论队伍。在此基础上，《科学文艺》《科幻世界》《科幻海洋》《智慧树》等20多种科幻杂志的涌现为作者提供了发表的平台，也促使中国科幻开始走入“黄金时代”[5]。
其实，“科学技术”能够在1978年被认定是“生产力”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路径。在50年代末期，整风反右运动致使政治意识向各领域渗透，科学走向了政治化的歧路。60年代后期，科学技术常常被视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1966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6]。1967年11月，《人民日报》等联合发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称“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7]。1966年以来，科学技术被看成上层建筑，科研工作者、知识分子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科学技术的地位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再次发生波动。在邓小平的汇报材料《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下称《汇报提纲》）里，有“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字样，并标注这句话是毛泽东在1963年听取聂荣臻汇报科技工作时所讲的。当时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的何祚庥也参与了《汇报提纲》的讨论，据他回忆，文革期间发的小册子《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里确有这句话[8]。然而，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却表示自己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还在旁边打了一个问号。很快，针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开始了，汇报提纲里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被批判者称为谣言，“目的是为了排斥阶级斗争这个纲”[9]，中科院也组织了大批判，何祚庥特意搜集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言论来应对这次批判[10]。1977年，邓小平恢复职务，分管科学教育工作，当年决定恢复高考，并在次年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和邓小平的发言，让科学技术挣脱“上层建筑”的社会属性，科学工作者不再是被专政的对象。
科学技术的兴盛促使了科幻小说的进一步发展，1978年，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作为单行本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新时期”第一部畅销科幻小说。该书讲述了主人公小灵通体验未来社会科学技术的种种奇遇，因其科幻元素和童趣性而广受好评。据叶永烈回忆，《小灵通漫游未来》实际上创作于60年代，但是因为其在自然灾害时期书写衣食无忧的未来生活，不合时宜，而未能发表，“到了1978年，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我把退稿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重新投到了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这时，环境氛围变了，在科学春天的环境氛围中，人人都非常关心未来。《小灵通漫游未来》很快出版了，第一版就发行了150万册，后来累计发行超过300万册”[11]。
虽然《小灵通漫游未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是深究其情节细节，可以看出其并未脱离儿童文学的范畴。事实上，1950年代的科幻小说，多数散布在儿童文学的各种体裁之中，如郑文光的《第二个月亮》（1954）、《飞上天去的小猴子》（1957），迟叔昌的《割掉鼻子的大象》（1956）等等。五十年代的科幻小说大多专注于儿童文学领域实际上也有政策原因。195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布社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要求中国作协制定儿童文学出版计划，“组织一批具有一定水平的作家深入生活，为少年儿童创作”[12]。在政策的引导下，儿童文学作品数量开始增多，科幻作家的相关创作也得到了发表机会。
科幻文学的创作与主流文学创作一样，在60年代经历了十年的中断，当科学技术迎来春天的时候，科幻小说也进入快速发展的时代。不过，1978年前后发表的很多科幻小说依然延续了五六十年代的创作路数（更有相当部分的科幻小说其实是作者五六十年代未曾发表的稿件），这些作品的本质内涵更接近于面向儿童的科学文艺读物。在这一背景下，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显得别具特色，小说跳脱儿童文学的框架，试图从另一条路线探索中国科幻可能的发展道路。
二、《珊瑚岛上的死光》的创作、发表与获奖
1978年，《珊瑚岛上的死光》与一批日后声名大噪的“伤痕”文学一道，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创刊于1949年的《人民文学》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文学刊物，经历了漫长的十年停刊之后，《人民文学》于1976年复刊。《珊瑚岛上的死光》能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并最终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表明在百废待兴的中国文坛上，科幻文学也是实现文学复苏和重建的一股重要力量。
事实上，《珊瑚岛上的死光》的写作时间远早于1978年。童恩正提到，作品写于1964年，当时已经被《少年文艺》采用，但“终因其中描写的内容与那时的政治气氛不相符合，最后又抽了下去”，而到了1978年春，“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我约稿，我又想起了这篇小说，并且修改了寄给他们”[13]。写于1964年的小说，由于政策原因未能发表，而最终保留至1978年才得以问世，《珊瑚岛上的死光》表达了特殊时期知识分子的严肃思考，它的发表乃至获奖，将“新时期”文学与60年代的文学活动紧密相连，补充了多样性的时代思索，丰富了文学创作的题材，呈现了曾经被遮蔽的思想文化资源。
《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小说讲述了华侨科学家陈天虹恪守恩师的遗嘱，献身科学，研制激光武器与邪恶势力斗争，最终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故事[14]。小说的主题符合当时的主流，歌颂了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科学家，其中关于激光武器和原子电池的设想大胆而新奇，充满科幻元素，是小说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小说在1980年被拍成电影，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外国评论者认为，《珊瑚岛上的死光》位于纯文学的“无人区”，“它携带着幻想这种违禁品，并不会受到现代科学知识理性的束缚”[15]。自然，科幻题材是这篇小说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拥有了一般科幻小说的特质，《珊瑚岛上的死光》在很多方面与五六十年代的科幻文学相比已经发生了改变。第一，小说并非面向青少年的儿童读物，没有儿童人物出场，人物多为科技从业人员；第二，作者有意识地强化了故事情节，完善了人物形象，使得小说的文学性更强。《珊瑚岛上的死光》尽管是科幻题材，但其情节走向与人物形象的塑造与主流文学一度接近，因而得到了读者和专家的认可。
《珊瑚岛上的死光》能够发表，正是借了全国科学大会的东风。自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以来，全国的科技和科普工作者都受到鼓舞，科幻文学作家也受到大会精神的感召。大会之后，中国科协在上海召开了由300多名科普工作者参加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童恩正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萌生了改写《珊瑚岛上的死光》的想法：
1978年5月，我去上海出席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又会见了我所敬佩的高士其与郑文光、肖建亨、刘后一、周国兴、张锋等科普作家。劫后重逢，我同作家们都很兴奋，相约共同为繁荣中国的科学文艺创作做出贡献。我重新拿起笔来，以比过去更强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投入了创作。我在完成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余，改写了《古峡迷雾》和《珊瑚岛上的死光》，并在沈寂的协助下，将它们改编成了电影剧本。[16]
由此看来，《珊瑚岛上的死光》的发表，不仅与文学“新时期”的开展有关，还与新的科技政策密切相连，这篇科幻小说正是科技与文学的一次巧妙融合。小说的思想主题也不仅限于弘扬爱国理想上，赞美科学精神、反对霸权主义的主题也难得可贵，更需重视的是，小说正面赞扬了华侨科学家的可贵品质，树立了华侨的正面形象。
“新时期”初期，文学界的成就主要集中在短篇小说领域，在《人民文学》举办评奖之前，各类文学杂志已经举办过多次短篇小说座谈会。1977年10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就举办了座谈会，据张光年回忆[17]，会议举办了6天，参会者60余人，大家讨论了百花齐放、从生活实际出发等问题，与1978年举办的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主旨相符。
1978年9月，《人民文学》公开发布了关于举办“1978年全国短篇小说评选”活动的启事，提出了评选范围、评选标准以及评选方法。此次评选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启事中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评选方法更是新颖别致：
二、评选标准：凡从生活出发，符合六条政治标准，艺术上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不拘题材、风格，皆可推荐。提倡那些能够鼓舞群众为新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优秀作品。
三、评选方法：采取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热烈欢迎各条战线上的广大读者积极参加推荐优秀作品；恳切希望各地文艺刊物、出版社、报纸文艺副刊协助介绍、推荐；最后，由本刊编委会邀请作家、评论家组成评选委员会，在群众性推荐的基础上，进行评选工作。[18]
不过，除了公开发表的“启事”之外，还有一份没有公开的“初步设想”仅供领导参考，当时《人民文学》评论组的刘锡诚公布了这份“初步设想”，其中的评选标准与“启事”的内容稍有差异：
二、评选标准：
（1）提倡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的佳作也可入选；
（2）提倡题材、风格的多样化；
（3）提倡篇幅短、生活新、思想深而又富有独创性的作品；
（4）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较好的作品；
（5）主要是推荐新人作品，有老作家的短篇佳作也可入选。[19]
可以看出，与“启事”中“符合六条政治标准”[20]的模糊说法相比，“初步设想”的评选标准更加清晰，主要看中作品“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生活”，以及作品题材的新颖和多样化。此外，“初步设想”提出，《人民文学》预备邀请作家、评论家做评委[21]，拟由茅盾和张光年主持。
《人民文学》的评选方法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热情，读者纷纷称赞这种评选方式的好处：“让群众参加评选，请他们发表意见，就是走群众路线，就是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22]。热情的读者将印在杂志上的“评选意见表”视为“选票”，纷纷填好寄往编辑部。“截至今年二月十日（作者注：1979年），共收到读者来信一万零七百五十一件，‘评选意见表’二万零八百三十八份，推荐短篇小说一千二百八十五篇”[23]。据刘锡诚回忆，在初次筛选中，编辑部将得票300票以上的作品（除了《醒来吧，弟弟》）全部入选，共12篇，同时又选了得票不多的优秀作品8篇，共20篇一并送给评委审阅。1979年2月22日，编辑部致信评委会，信中提到了如何处理群众与专家相结合的问题：“我们必须充分重视群众的意见，群众投票多的作品应该优先考虑。但也要看到读者提意见也会有局限性，例如地方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很多读者看不到；由于各种原因，某些优秀作品暂时还不能被广大读者所欣赏等等”[24]。评委会在3月6日举行会议，对初选篇目进行讨论，编辑部综合了评委会的意见，在3月7日再次致信评委，最终选出25篇优秀短篇小说。
在如此盛况空前的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中，《珊瑚岛上的死光》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可能和群众的投票关系较大。根据编辑部2月22日的信件，《人民文学》曾考虑要不要给获奖作品分等级：“我们觉得以不分等级为宜，但可以按作品质量排出先后顺序，在颁发奖金时，发给前5名的奖金数目可以高一些”[25]。按照这种说法，排在25篇获奖小说最后一位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应当是质量靠后的作品，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叶永烈曾回忆《珊瑚岛上的死光》“得票数进入前五名，但文学界主张不应该让这部作品入选的呼声很高，说科幻小说不属于文学的范畴。结果经妥协后被排到第25名——最后一名，不胜荣幸地忝居末席”[26]。刘锡诚在整理评委们1979年3月6日的发言时，列出一份冰心提议的不完整作品排序，共列出16篇作品，《珊瑚岛上的死光》位于第10位[27]，排在卢新华的《伤痕》之前。但是，在最终公布的名单中，《珊瑚岛上的死光》排在了名单的最后一位，据《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回忆：“前五篇后，大体按得‘票’多少为序。《珊瑚岛上的死光》虽然得‘票’不少，但因它是另外一路，属于科学幻想小说，所以放在最后”[28]。
据此推测，《珊瑚岛上的死光》能够获奖，离不开大众读者的喜爱。主流文学界的作家、评论家对其相对陌生，虽然基于丰富短篇小说题材的考虑将其纳入获奖名单，但整体上对小说的评价并不太高。《珊瑚岛上的死光》在读者中反响很大，在科幻界也得到了充分讨论，但是文学界对其评价甚少。纵观茅盾、沙汀、陈荒煤等短篇小说评委对获奖作品的讨论，几乎都没有提到过童恩正的这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秦兆阳专为获奖的短篇小说所写文章[29]中也没有提到《珊瑚岛上的死光》。《文艺报》主编冯牧虽有所提及，但也评价不高：“《珊瑚岛上的死光》是另一类题材，别具一格。它所反映的不是现实生活，从人物到生活范围来看，都显得狭窄。但不能与其他作品相提并论，它毕竟属于能代表一个时期里的新成就的作品”[30]。冯牧的谈话体现了科幻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乃至后来的文学环境中的地位：第一，科幻小说属于特殊题材，不能与主流的纯文学相提并论，应该另列一类；第二，科幻小说不是当前急需弘扬的现实主义作品，书写技巧上仍有缺陷；第三，科幻小说仍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一员，能够代表“新时期”文学的一种新成就。
三、科文之争——科幻小说的性质与功用
1978年以后，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发展科学技术被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在此情势下，科幻小说披上了科学普及的外衣，一时间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是，科幻小说与科学之间的差别和裂隙却再次受到关注。以童恩正为代表的科幻小说作者，期望通过强调科幻小说的文学性，将科幻小说从科普读物中独立出来，而这种努力却遭遇了重重困难。
表面来看，童恩正发表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的《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引发了这场科幻文学的论争，实际上，科幻小说本身的属性和功用问题一直存在。早在1903年，鲁迅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时，就在序言中提到科学小说的实用性：“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31]自晚清开始，科幻小说就被赋予了传播科学知识、启蒙思想的时代任务，并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顾均正写于1940年代的《和平的梦》《伦敦奇疫》和《在北极底下》都用大量篇幅解释科学概念，如“无线电定向法”、“地磁的成因”等等。他在序言中表明了自己写作科学小说的目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并且要不要利用这一类小说来多装一点科学的东西，以作普及科学教育的一助呢？我想这工作是可能的，而且是值得尝试的”[32]。1950、1960年代，以郑文光、迟叔昌、肖建亨、刘兴诗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同样重视作品的科普功用。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黑宝石》《第二个月亮》等作品更是面向少年儿童，在“向科学进军”大环境下，借助科学文艺创作普及科学知识。但是，郑文光们的科幻文学创作理念又有着模糊性和矛盾性，他们一方面强调科学知识的门槛作用，另一方面也不愿放弃科幻小说文类自身的独立性[33]。这样一来，在科幻文学创作的诸多问题没有得到厘清的情况下，科幻作家们也无法形成一个有说服力的创作理念，那么1980年代“科文之争”的发生也自然是无可避免的。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结束以后，1979年3月26日，在北京举办了颁奖大会，茅盾发表讲话，提到文学家要有科学知识，才能反映四个现代化：“介绍科学基础知识的通俗读物，我们还很少。这个工作，已经有人在那里做了，有些同志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们盼望在短时期内看到更多的成果”[34]。在文学和科技不断发展创新的大环境中，以《珊瑚岛上的死光》为代表的科幻小说似乎已经开始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向主流文学逐渐靠近。但是，自1979年关于科幻小说姓“科”还是姓“文”的论争，科幻创作遭到重创，直到90年代才开始复苏。
1979年8月，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在会上讲话，称“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因此，同志们的岗位是重要的。去年几十位科学家倡导成立了中国科普作协筹委会，一年之间发展了4000多名会员，虽是星星之火，十年总可以燎原吧”[35]。然而，几乎与这次大会同时，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已经遭遇了挑战。在会上科普作家们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会议之外，许多作家、评论家在各个报纸、杂志上展开论战。会上，一些代表认为“前一时期，某些科普作品存在着科学内容不准确、不严谨或科学性不足的问题，甚至有基本概念和事实的错误”[36]；会议之外，作家和评论家们以《中国青年报》“科普小议”专栏为主要阵地，对科幻小说的定性问题展开争论。一方面，评论家站在科学普及的立场，认为科学文艺应该姓“科”，以科学事实为主要依托。鲁兵的《灵魂出窍的文学》批评童恩正的创作：“科学文艺失去一定的科学内容，这就叫作灵魂出窍，其结果是仅存躯壳，也就不成其为科学文艺”[37]；甄朔南批评叶永烈的《奇异的化石蛋》中关于恐龙的知识“错误连篇”[38]，并与叶永烈在该刊物上展开论争；封根泉认为科学文艺虽有优点，但“倘若过分推崇科学小品，那也未必恰当”[39]。而另一方面，童恩正、叶永烈等作家却认为科幻是文学，应该注重想象力的发掘。童恩正撰写《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一文，从写作目的、写作方法和文章结构三方面梳理了科学文艺和科普作品的区别，认为科学文艺应当姓“文”，遵循文艺规律，“这类作品一般属于‘情节小说’的范畴，除了塑造人物以外，它很讲究紧张的悬念，曲折的故事。”[40]。同一期《人民文学》上也有一些支持的声音，有学者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至科学技术，因而文艺工作者要“开动脑筋，下苦功夫，学自然科学”[41]，还有作者认为，青年作者要冲破思想限制，“敢于幻想”[42]。叶永烈也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回应文章，提出科学幻想小说是“通过娓娓动听的故事描述幻想中的科学境界”，“燃起读者变美好的科学幻想为现实的强烈欲望”[43]。
此次争论，触及的正是科幻小说的本质问题，科幻小说是属于科普读物，还是文学作品？现在看来，这一问题的答案毋庸置疑，即科幻小说应该是文学作品，叶永烈也从理论上分析科学文艺的定性问题，认为“科学文艺是文艺作品”并同时“担负普及科学知识的任务”[44]。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之下，这一问题却显得较为复杂。1949年后，中国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科幻小说，也缺乏科幻小说作家，只有科普工作者。50年代出现的科幻小说大多是面向少儿科普工作的衍生品，因而，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一经诞生，就带有“科学普及”和“儿童文学”的烙印。1978年，中国科协恢复工作，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科普工作也逐渐开展。在政策驱动下，科普基础建设提上日程，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不断展开，科普创作也重新活跃。活跃于这一时间段的科幻小说作者，相当部分是由科普工作者转变而来，然而，当他们试图更新创作形式和创作方法，增加小说中的幻想成分，让科幻小说慢慢卸下科学普及的重担时，却遭到了反对的声音。是否符合科学原理成为衡量科幻小说价值的首要因素，科幻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开始遭遇阻碍。
以“科学小议”专栏为中心的论争虽然十分激烈，但对科幻文学的创作却没有造成很大影响，科幻小说依然处于不断进步的“黄金时代”，而稍后批评的升级却让科幻文学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打击。
四、戛然而止的科幻热潮
关于科幻小说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逐渐升级，对小说理论的探讨逐渐演变为恶意攻讦，批评的声音占据上风。1982年，童恩正等人联名书写《关于科幻小说评论的一封信》，从整体上对《中国青年报》的系列批评文章做出回应，文章表示，科幻文学可以评论，但是“不必在报刊上进行人身攻击”，“如果我们的青年都学习这种以谩骂代替讲理的批评，那是文明或是不文明呢”[45]？但是，针对科幻小说的批评再一次发生了转向，“批评的焦点很快从这些纯技术问题转为科幻小说的性质问题、社会影响，最后上升到政治问题”[46]。如果说讨论创作的技术问题，科幻作家们还能写文章与批评者进行论战，但是当批评话语从技术创作变为政治思想时，科幻作家们的处境更加艰难。
在全国科幻大会思想的指导下，科幻小说被科学家视为科普读物，应当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然而，随着创作的发展和成熟，科幻小说文学性不断增强，同时也越来越远离科学普及的任务，这种发展趋势遭到了科普界甚至科学界的不满。
1981年，中国科普作协常务理事、科普出版社总编辑郑公盾[47]发表《不要让鬼神进入科幻作品的领域》，认为“自从某些神灵学邪说侵入科学领域之后，已经污染了科幻作品”，而“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应当与其划清界限”[48]；在《让科学文艺健康地成长》一文中，他再次提到：“神鬼侵入了报刊，侵入了科学文艺创作的领域。这是近年来灵学抬头的某些错误思潮影响下的产物”[49]。在郑公盾的文章中，科幻文学的创作问题已经被指为一种错误思潮。林默涵也在《人民日报》发文，称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假借科学幻想传播迷信，而“宣扬迷信是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背道而驰的，这不是一桩小事”[50]。除了整体性的批评，针对具体的科幻小说的批评文章也开始不断出现，魏雅华的科幻小说《温柔之乡的梦》，刊于《北京文学》1981年第1期，小说描写机器人与人类的爱情生活，小说发表后引发了批评的声音。有评论者认为其竭力宣扬西方民主，“思想的偏颇与政治上的不成熟，使他的创作走入歧途，写出了有严重错误的失败之作”[51]。叶永烈也成为批评风暴的中心，围绕他的《自食其果》出现了多篇评论文章[52]，有的文章声称其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1982年3月以来，对科幻小说的限制愈发严苛，“有关领导部门发出紧急文件，要求坚决煞住各出版社抢出外国惊险推理小说之风”[53]，与推理小说具有共同点的科幻小说也受到波及，被出版社纷纷叫停。
除了科普工作者，科学家也对科幻小说有所不满。叶永烈回忆，他曾在收集稿件时注意到香港科幻小说作家杜渐的文章《鲁迅与科幻小说》，其中谈到钱学森对科学幻想小说的批评：“科学是实事求是的，可是科幻小说总是把事情夸大，出了格。这对知识不多的青年有什么好处？据我看法，这是对青年的‘污染’”[54]。1981年，钱学森针对于科幻电影也有类似的发言：“科学幻想一定要讲科学。科学幻想小说的老祖宗凡尔纳在一个地方说烧锅炉用的是钠，我就有点意见，钠哪有那么大能量呢？科学幻想作品不科学就成了污染”[55]。事实上，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正是在1980年改编为电影，由张鸿眉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的第一部科幻电影，填补了中国电影创作的空白。虽然在科幻特效的制作上还存在一定缺陷，但是电影上映后赢得了一片好评：“卖座率达95%，说明观众是喜欢看中国科幻片的。但是上级领导对此片未进行宣传，做了低调处理”[56]。在钱学森的“污染”论之后不久，曾经在“新时期”文学中蓬勃发展的科幻小说迅速沉寂下去。
1983年，科幻文学开始遭到猛烈批评，被直指具有政治问题。批判者称科幻小说“违反科学，宣扬唯心主义、封建迷信，只能搅乱人们的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是这几年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和侵蚀的结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不顾社会效果完全商品化相结合的产物”[57]。在政治批判下，科幻文学的前进步伐骤然停滞，科幻小说无处发表，科幻刊物纷纷停刊，作家们也停止了科幻创作。
结语
以《珊瑚岛上的死光》为代表的科幻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力量，以奇思妙想的科学幻境给文学创作带来的新的思考和活力，其引发的科幻文学创作、翻译和评论的热潮，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良性的影响。不仅如此，科幻文学几乎与主流文学同步发展，纯文学领域的思潮、动向，在科幻小说中也有所反映，文学界的讨论、评奖，科幻小说作家也都加入其中。尽管与主流文学有着相当程度的互动，科幻小说依然被主流文坛视为异端。
除此以外，科幻小说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科技发展大潮中扮演了尴尬的角色。一方面，邓小平的科技战略为科幻小说的出现和勃兴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另一方面，科幻小说长期挂靠在科普读物门类，当其试图在文学性上有所探索时，自然会遭到科学界的批评，因而逐渐形成规模的科学普及工作也束缚了科幻小说的发展。
科幻小说热潮在1983年前后骤然中断，科幻创作落入低谷。叶永烈曾经分析过科幻小说在80年代陷入低谷的五点原因：“第一，商业气氛日浓；第二来自科学界的过苛批评；第三文学界的不重视；第四，中国科幻小说缺乏力度；第五，过多的行政干预”[58]。概念的模糊和理论的不健全，让科幻小说的创作成就不及主流文学，但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然而，科学界的苛责和文学界的不重视，使得科幻文学面对行政干涉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它在夹缝中艰难地生存，在发展到高潮时期遭到了打击，最后陷入沉寂，直至九十年代才逐渐复苏。
注释：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研究”（批准号18CZW048）的阶段性成果
[2] 饶忠华主编：《中国科幻小说大全》上集，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96页。
[3] 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红旗》1978年第4期。
[4] 详见叶永烈：《中国科幻小说概述》，《叶永烈文集》第31卷，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478-479页。
[5] 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在世界上通常是指美国1940年初到1950年代，在这段时期，科幻小说开始广为人知，诞生了一批著名的科幻作家，如阿西莫夫、克拉克、海因莱因等。一些中国科幻研究者效仿西方的命名方法将1979-1983年视为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
[6] 吴秀明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公共性文学史料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
[7]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浙江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212页。
[8] 何祚庥：《回望1978年“科学的春天”》，《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年第4期。
[9] 龚育之：《一段历史公案和几点理论思考》，《新华文摘》1991年第8期。
[10] 这些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言论后来被整理出版，见何祚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1] 董仁威主编：《科普创作通览：全2册》，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4年版，第470页。
[12] 穆木天编：《儿童文学参考资料》第一、二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60页。
[13] 童恩正：《关于<珊瑚岛上的死光>》，《语文教学通讯》1980年第3期。
[14] 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
[15] Rudolf G. Wagner, Lobby Literature: The Archaeology and Present Functions of Science Fic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J. Kinkley (ed.), After Ma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978-198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41.
[16] 董仁威主编：《科普创作通览：全2册》，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4年版，第462-463页。
[17] 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2页。
[18] 《本刊举办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事》，《人民文学》1978 年第10期。
[19]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86页。
[20] 六条政治标准出自毛泽东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文学作品要“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团结和国际和平力量的团结。”
[21] 评选委员会由茅盾、周扬、巴金、刘白羽等23人组成，详见《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48页。
[22] 葛琼：《群众评选的办法好》，《人民日报》1978年11月8日。
[23]《报春花开时节——记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人民文学》1979年第4期。
[24]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
[25]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26] [日]武田雅哉，[日]林久之：《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下册，李重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2-73页。
[27] 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
[28] 崔道怡：《早春的记忆——复刊时期的<人民文学>》，靳大成主编：《生机：新时期著名名人文期刊素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29] 秦兆阳：《学习与思索——读25个得奖短片札记》，《文学评论》1979年第3期。
[30] 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6页。
[31]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10》，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32] 顾均正：《在北极底下》，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版，第3-4页。
[33] 详见姜振宇：《贡献与误区：郑文光与“科幻现实主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
[34] 茅盾：《在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编：《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发展报告：1978-2002》，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36] 黄兴达：《科普创作之春——中国科普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散记》，方辉盛主编《科技新闻佳作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407页。
[37] 中国青年报《长知识》副刊编辑室编：《科普小议》，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
[38] 中国青年报《长知识》副刊编辑室编：《科普小议》，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39] 中国青年报《长知识》副刊编辑室编：《科普小议》，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40] 童恩正：《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
[41] 张莘如：《文艺工作者也应当学点自然科学》，《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
[42] 楼栖：《应当幻想》，《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
[43] 中国青年报《长知识》副刊编辑室编：《科普小议》，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44] 叶永烈：《论科学文艺》，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45] 童恩正：《关于科幻小说评论的一封信》，《文谭》1982年第4期。
[46] 陈洁：《将来进行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
[47] 陈洁：《亲历中国科幻：郑文光评传》，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
[48] 郑公盾：《科普述林》，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65页。
[49] 郑公盾：《科普述林》，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268页。
[50] 林默涵：《幻想与迷信》，《人民日报》1982年5月26日。
[51] 周家骏，余文：《评<温柔之乡的梦>及其续篇》，《延河》，1982年第11期。
[52] 这些文章主要有周稼骏《值得注意的倾向——评叶永烈近作<自食其果>》，《中国青年报》1982年5月8日；任志勇《也谈值得注意的倾向——与周稼骏同志商榷》，《中国青年报》1982年6月5日；叶永烈《谈谈<自食其果>》，《作品与争鸣》，1982年第9期；梁耀《伪科学≠科学幻想》，《中国青年报》1982年6月12日；余翔《科学幻想与魔术》，《中国青年报》1982年6月19日；余翔《科幻不是大变活鱼》，《中国青年报》1982年7月10日等。
[53]叶永烈：《科幻小说现状之我见》，《文学报》1983年1月13日。
[54] 叶永烈：《是是非非“灰姑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0页。
[55]《钱学森谈科教片创作》，《人民日报》1981年3月26日。
[56] 沈寂口述，葛昆元撰稿：《沈寂口述历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257-258页。
[57] 施同：《科幻作品中的精神污染也应清理》，《人民日报》1983年11月5日。
[58] 叶永烈：《中国科幻小说的低潮及其原因》，《科学24小时》1989年第3期。
（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