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代际群体来划分作家已然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尽管这一研究方法存在着大而化之的风险，也在可能造成对作家个性的遮蔽，但在当下似乎依然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在卡尔·曼海姆看来，代际更替以一种“全新接触”的方式，增添了文化活动的活力：“我们的社会中新的人类个体不断出现是对于个体意识的封闭和偏狭的一种补偿”[1]。在文学领域，新老作家的交替反映文坛更迭过程中的选择和差异，也提供了新的阅读趣味和审美体验。不过，“70后”作家群在这一变动的过程中往往陷入两难的境地，前有成就斐然、各具特色的“50后”、“60后”作家，后有异军突起、跨媒介运作的“80后”、“90后”作家，他们被称为“低谷的一代”[2]、“尴尬的一代”[3]，是“未完成的审美断裂”[4]，是“可疑的”、“一朵虚无的云”[5]。在评论者眼中，“70后”作家面临着多重“遮蔽”，文学媒体的更新换代、文化市场对文学生产的直接干预以及同时代批评家的忽视，都造成了“70后”作家群体的尴尬处境[6]。

尽管面临着诸多质疑，“70后”作家已然成为文坛的中坚力量。苏州的“70后”作家，以朱文颖、戴来和房伟为代表，以其独特的创作个性，呈现出驳杂的思想世界和先锋的艺术观念，以风格多样的创作尝试带来历史与现实、城市与乡村、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多重文化体验。

一、“恋地情结”与地方意识

作家的写作往往离不开原生的底色，苏州的“70后”作家，通过表现城市的历史积淀与文化氛围，将苏州的繁华与妩媚、妖娆与颓废诉诸笔下，构建了独特的文学家园。朱文颖曾谈到，写作的过程意味着“到达生命本身”，意味着“和自己相遇”[7]，而共同的地方气质和生活体验，给苏州“70后”作家们带来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和审美体悟。

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始终关注地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关注地方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地方意义在人群中的建构、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中介关系等议题，强调人与地方之间无法割舍的情结。在他看来，人和故乡有着特殊的关系：“对故乡的依恋是人类的一种共同情感。它的力量在不同文化中和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联系越多，情感纽带就越紧密”。人之所依恋故乡，主要来源于潜意识层面的熟悉和放心：“是因为抚育和安全的保证，是因为对声音和味道的记忆，是因为对随时间积累起来的公共活动和家庭欢乐的记忆”[8]。朱文颖倾心于讲述南方古城的旧梦心事，她以《浮生》《花杀》《禁欲时代》《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水姻缘》等小说构筑起古老而沉静的江南文脉气质。

在段义孚看来，地方原本是一个静态概念，但却可以随着时间的流动呈现出丰厚的层次。关于地方的“感觉”，需要日复一日的经验，这些经验“是视觉、听觉和嗅觉的独特混合”，是“自然规律和人为规律的独特调和”[9]，看似平淡无奇，但却能在潜意识中加深人与地方的羁绊，成为作家的创作原点。在评论者看来，“南方的神韵或灵魂”[10]在朱文颖的小说世界中居于显著位置。的确，正是花鸟市场、园林小径、木格花窗、文物商店共同构成了她的江南空间。《浮生》再现沈三白与芸娘的日常生活，沧浪亭、仓米巷、石桥、小寺被迷蒙的细雨笼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在古典与现实的交织中生发出别样的韵味。《水姻缘》串联起苏州地标，玄妙观、十全街、朱鸿兴，顺着沈小红的步伐，苏州的大街小巷逐一展开，城市的人文图景也呈现出丰富的肌理。“狐狸”是朱文颖小说的关键意象，也是其营造江南神秘气质的重要来源。在《浮生》里，“狐狸就是讲不清楚的事物的代表”[11]，关于狐狸的怀疑、猜测和传说，推动着小说情节的演进，也给小说带来神秘莫测、亦真亦幻的效果。而《水姻缘》里的狐狸，则具象化为妖艳而狡黠的女人，在古典园林的意境中“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12]，续写着聊斋的鬼怪故事。

段义孚用“恋地情结”（Topophilia）来描述人类与环境之间的情感纽带。“恋地情结”是“关联着特定地方的一种情感”[13]，“当这种情感变得很强烈的时候，我们便能明确，地方与环境其实已经成为了情感事件的载体，成为了符号”[14]。段义孚认为，人与其生活的地方存在着心理和情感的联系，有些是短暂的快乐，而有且则是长久的依恋。熟悉的环境影响着人们的感知世界，也是人们身份认同和安全感的来源。朱文颖的南方也存在着这样一种情感的系连，她笔下的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方位，而抽象为一种意义的表达。在《刀客》里，江南的气味借助斑驳的城墙、河边的茶楼、歌女的吟唱和飘香的松子糖传递出来，具有沧桑的江湖气味。在《重瞳》《禁欲时代》《花杀》《繁华》等小说中，江南容纳着更多的历史传奇和冒险故事，散发着包含历史张力的宏阔气质。正如郜元宝所说：“朱文颖不仅真切地写出这些古今不同的人物浑身散发着多少可以相通的地域文化的神韵气息，也更加精妙地写出他们对空气一样包围着自己的特定地域文化的眷恋与决绝，沉湎与清醒，陶醉与不满”[15]。

当然，朱文颖笔下的南方既有暧昧的幻影，也有日常“细小”的底色。费瑟斯通在后现代主义视角下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定义为“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16]，即强调在消费主义语境下，日常所接触到的事物都可能被赋予审美影像。在中国文坛，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新写实小说”开始，日常化叙事就成为一种流行的写作倾向，直至今日还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这一语境下，艺术与生活、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以往并不起眼的事物开始进入审美领域。

苏州城风景秀美、底蕴深厚，古城区保留着纵横的水系和粉墙黛瓦的传统建筑，民俗风物、评弹唱曲和美食文化更给苏州人带来诗情画意的生活体验。在温润、闲散的地域文化熏陶下，苏州生活已然具有天然的审美性。江南水土的滋养和古典文化的意蕴赋予苏州作家独特的审美眼光，而他们笔下艺术化的生活景观，自然也带有南方的独特美学烙印。《浮生》里的苏州虽是传奇，但又是接地气的、无伤大雅的传奇。人们在在苏州可以游刃有余地择路而行，“苏州是出出太阳下下雨，是姑妄言之，是愿意听你就听着吧，所有的一切，在这里都能找到退一步的解释与进一步的可能”[17]。《水姻缘》细致地描绘各类饮食，既有宴席上精致的鸽子烧茉莉、碧螺虾仁和松鼠桂鱼，也有日常要吃的头汤面、苏式点心和瓜子话梅。刀客在复仇的道路上也会被路边摊的美食吸引：“喝酒呵，茶馆店呵，哭呵，都是些另外的事情。关上家门，走到街上，买菜、炒虾仁、拣豆苗，这些才是首先要做的”[18]。《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更是由生活的碎片构成，试图在电影院、唱片行、公园、街道和码头中触及人与人之间的细微情感。这些“细小”日常看似繁复琐碎，却能够为朱文颖缥缈暧昧的南方世界增添坚实的底色。江南文化散漫、闲适、颓废的“细小”气质，也为朱文颖的南方世界拓展出个人化历史的迷人空间。

二、“细小”又“宏大”的历史呈现

当然，苏州作家们的南方图景并不仅仅局限于“细小”的呈现，他们依然试图以历史的眼光构架百年城市与乡村的变迁，从而拓宽和重建文学的南方想象。朱文颖在早期的写作中已经具有探寻历史的尝试。《浮生》讲述沈三白和芸娘的日常生活，《重瞳》续写李煜和小周的凄美爱情，《绯闻》改编自《红楼梦》中晴雯和宝玉的故事，而《乱》则重读《雷雨》中的疯狂与悲情。这些古典故事和历史传奇，或多或少地带有南方的阴郁气质，而朱文颖通过对其中南方意象的强调和重复，达成了对历史故事的再创作。不过，这些早年文本中的南方还停留在意象和叙述层面，而在《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中，朱文颖达成了对南方的历史沉淀的深层把握。

通过徐徐展开的家族故事，朱文颖以运河水系来表达姑苏文化中的宏阔与坚韧，正如她在开头谈到：“我知道，我们这个家族里所有的女人都有一种深藏在心里的粗鲁。她们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来自历险，来自如履薄冰怆然失重的片段……同样，也来自这种粗鲁”[19]。通过对外婆、莉莉姨妈、潘小倩、“我”等三代人的书写，朱文颖试图改变苏童、叶兆言关于南方的叙事规则，重塑南方文化中的女性，书写她们的力量、冒险和挑战。王德威曾用“南方的堕落与诱惑”描述苏童的写作，在他看来，苏童的南方是一种想象的疆界，“纤美耗弱却又如此引人入胜”[20]，但在朱文颖笔下，南方的历史却如同大运河的航线那般坚实汹涌。莉莉姨妈们疯狂地往返于河道两端，追寻着爱情的历险。在她们柔软的外表之下，潜藏着剧毒的深情和暴烈，而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也形成了家族史中最具张力的结构。王尧在评述小说的时候提到了作者叙述的机敏：“当她在键盘上敲出‘细小’两个字时，其实想说的是‘宏大’”[21]。的确如此，作为城市的文化血脉的大运河，既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故事，也潜藏着涌动而粗粝的南方秘密，而这正是朱文颖笔下的南方力量：“不论历史怎样庞大、粗暴，怎样坚硬、杂芜，那些看似散漫却又坚韧的、散布在南方的日常生活细节与文化气脉，总能找到自己的身段与方式”[22]。

如果说朱文颖通过“细小”的片段构筑成“宏大”的南方景观，那么房伟则通过个体的生命体验，在战火和革命中呈现历史的宽广图景。小说集《猎舌师》用十八篇战争题材小说，深入大时代之下的个人，在历史与文学的对话中开启人性的反思。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新历史小说成为文学写作的新范式。相对于传统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更加注重以虚构的方式构筑个人化的历史视角，从而冲破时空的限制，形成关于历史的深邃感知。以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乔良的《灵旗》和刘震云的“故乡”系列为代表的新历史写作，在刻意含混的叙事时间中将历史的记忆从公众转向个人，实现从宏大叙事向个人叙事的转变。这类“以异样的方式重叙历史、重新赋予时间以意义”[23]在当时的文坛引发了很大的震撼效果，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小说历史叙事的更新。

在《猎舌师》后记中，房伟表示，当下有些历史小说“或流于戏说，止步于传奇性与戏剧性，或过于沉重乏味，成为史料的堆积”[24]，因而，他的历史小说创作，重在表达理性精神、地方特质和偶然性的统一。虽然房伟对抗战史料颇为熟稔，但小说的叙事不仅在于史料的呈现，而是从诸多边缘人物入手，提供了个人化的战争体验。在海登·怀特看来，新历史主义推崇“文化诗学”与“历史诗学”的写作方式，重视历史记载中的奇闻轶事、零散插曲和外来事物，因为这些内容在“创造性”的意义上，被视为是“诗学的”，“因为它们对在自己出现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支配和服从的结构，以及文化符码等的规则、规律和原则表现出逃避、超脱、抵触、破坏和对立”[25]。

《中国野人》以被放逐的野人视角，关注战争年代的人性力量。野人在日本度过了13年，一度失去了姓名，当他终于恢复“中国人”身份时，围绕在身边的各种喧嚣的话语和瞬息万变的时代环境却让野人难以适应。他开始怀念北海道的雪，也开始思考，退去了“中国人”“劳工”等身份外衣之后，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本真存在。如果说《野人》呈现了人的自我身份寻回，那么《花火》则从表现了人对身份的抛弃。曾经为革命浴血奋战的参谋长，决定抛下身份，做一个逃兵。但是，他的逃离却遭遇了重重困境，无处不在的追击者也给他造成难以摆脱的恐惧，回不去的故乡和找不到的未来也让他陷入无所皈依之境。他试图逃离历史，却始终被历史追踪，最后不得不抛下所有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走向无边的死亡。参谋长的逃遁必然无效，人无法摆脱自己的过往，过去的一切都会留下时间的印痕，“记忆太过残忍，它不时割裂时间的伤口，让美好或者灰暗的体验，变成不幸的留念”[26]。在《幽灵军》《副领事》《小太君》《七生莲》《杀胡》等篇目中，房伟则以日本军人群像来表现战争的内部矛盾。黑木星羽呼唤和平，副领事期盼和亲人见面，佐藤帮助生病的村民，在浓厚的宗教气息和神鬼氛围中，这些日本军人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被无奈卷入战争的惶惑与迷茫。对这些历史边缘人物的描绘，使得房伟的小说突破了战争视角的限制，直抵人性的拷问，同时也生发出对国家、民族和秩序的反思。房伟对过度追求戏剧性的历史叙事保持着警惕，以反战视角和忧患意识，思考历史中的偶然性，试图以“个人”和“偶然”达成历史建构的“宏大”意图，从而呈现文学和历史的多重可能。

房伟的长篇新作《石头城》[27]是其前期抗战系列短篇小说的集大成者。小说以金陵蒋家几代人的故事为线索，将日常叙事与战争叙事相互系连，从南京城普通百姓的角度写出了全民抗日的悲壮气节。在房伟笔下，战争不仅属于正面战场，还属于童子军、磨剑社、红山义勇军，甚至属于游民、僧侣、妓女和匪徒。关于普通市民参与抗战的细节史料被房伟一一打捞，而日常生活也为战争提供了更为坚实的背景。除此之外，小说关注着饮食、文学、艺术等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注重表现战局即将结束之时的都市重建，体现生机勃勃的市井风貌和人性关怀。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叙事具有复杂的结构特质，“经验世界以两种模式存在：一个编码为‘真实’，另一个在叙事过程中被揭示为‘虚幻’”[28]。在苏州作家笔下，事实与想象的关系被重新编码，在“细小”的个人史与“宏大”地方史、民族史之间，历史的多重面目得到了新的呈现。

三、城市故事的“后现代”表达

城市向来是承载文学活动的重要空间，城市生活方式的碎片化、多元化为文学叙事提供了多重表现空间。1990年代以后，作家的文化诉求从乡村转向城市，他们偏向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范式，“追求非本质性、非中心性，反权威，张扬感性生命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反终极价值，强调价值的多样性和真理的不断阐释性”[29]。在苏州“70后”作家群体中，戴来的城市书写别具特色，她常从男性视角入手，选取生活中的琐碎片段，观察都市人的生活困顿与内心挣扎。戴来并不渲染故事的苏州特色，也很少从个人经验取材，而是尽力突破阅历的边界，获取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李敬泽用“失败者和他们的城市”[30]描绘戴来的小说。的确，戴来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是小人物、边缘人、失败者，基本都为男性，他们被漠视、被排斥，陷入无望的婚姻，守着无处发泄的欲望消磨着平庸的人生。戴来认为男性视角给她的写作提供可更多可能性：“写作是一种发现，只有陌生和有趣的地方才会让我产生奋力抵达的愿望”[31]。她拥有极佳的节奏控制力，常常在关键时刻设计意外和巧合，并以此作为情节的转折和窥探人物内心的窗口。《向黄昏》里，退休车间副主任老童和妻子几十年的婚姻早已失去激情。老童精神出轨，对街心公园的小赵心生好感，妻子陈菊花也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家庭前往老年公寓。老童和妻子在夕阳的黄昏中擦肩而过，婚姻也走到了尽头。《亮了一下》中，洛扬和尚云表面和谐，背后却各自过着偷情的双重生活，即使真相暴露也不以为意，因为这是“没有力量改变的生活”[32]。《别敲我的门，我不在》里，安天有了满意的情人，却不愿进入婚姻，还对偶遇的女孩想入非非。他渴望打破现状，但却在门铃响起的时候选择放弃，朝门外喊道“别敲我的门，我不在”[33]。

戴来小说中的情感状态存在着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极不稳定，随时有被打破的危险。《爱人》或许可以看成戴来小说理念的集中呈现。与其他作品不同，小说主人公是个女作家，正在写一本名为《我们都是有病的人》的小说（这后来也成为戴来自己随笔集的名字）。小说采用了窥视视角，以望远镜为依托，表现都市阴暗面的紧张与恐惧。当然，窥视者并非一直处在安全位置，信箱里反复出现的纸条，意味着窥视和被窥视位置的转换，也表明戴来对写作者身份的自嘲与怀疑。当马力发现望远镜时，他愤怒地说道：“什么天文爱好者，你是个江郎才尽的作家，你写不出东西来只能靠偷窥找点灵感，不是吗？”[34]在戴来笔下，“有病的人”通过窥视展现自己的警惕与孤独，正如李敬泽所说：“这样的窥视本身就是真相的一部分，认识不是一个从容、正当的过程，而是一场搏斗，它是侵犯和反侵犯，它在道德上极为可疑，它破坏了世界的和谐，它从阴暗和混乱之处出发，最终的结果依然是阴暗和混乱。[35]”除此之外，《茄子》《练习生活练习爱》《对面有人》等小说同样出现了偷窥情节，借助这一手段，戴来弥合了想象与现实之间巨大裂隙，通过揭示现实生活的丑陋与病态，隐晦地传达着温情的关怀。

如果说戴来擅长以底层男性视角窥探都市生活的阴暗面，朱文颖则更愿意借助女性形象来呈现都市的诱惑与欲望。《高跟鞋》借用服装首饰等意象，渲染上海的都市情调，表现人与人之间细腻而复杂的关系。朱文颖谈到，上海是“能够给予世界和人的关系提供极为丰富可能性的一个地方”[36]。《高跟鞋》中的上海，不再是一个快节奏的理性都市，而成为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栖息地，能够承担现代社会的多元取向，并最终指向生活的真实。

在新作《深海夜航》中，朱文颖为南方城市增添了新的元素，异域风情、文化冲突、艺术、文学与占卜活动，在以大流行病为背景的都市空间渐次展开。故事的中心是法国人开的蓝猫酒吧，酒吧的常客来自世界各地，有欧阳教授和太太、评弹演员苏嘉欣、美国人比尔、厨师卡斯特罗、中国女孩莎拉等。带有异国风情的酒吧，既意味着人们对新奇特性的迷恋，也与人们自我身份的确认相关。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人们迫切需要新的身份标志，“而扑面而来的带有异国情调的对象恰好充当了这样一种媒介，使人们能在其中寻找符合自身需求的新的自我确认的符码”[37]。文化的交融和冲突在小说中无处不在，从“默片俱乐部”到占卜活动，再到古典音乐、苏州评弹和蓝调爵士，朱文颖在有限的空间内展现世界各国的城市景观，从而描画疫情影响下的人类命运。在《戴女士与蓝》中，朱文颖就已经开始将异国元素引入写作的尝试，而在《深海夜航》里，这一结构的编织变得更为精巧。家庭困境、知识分子、艺术表达、哲学思考、科技发展，朱文颖将当下世界的重要命题一一纳入讨论，以酒吧为媒介，将中国都市定位与全球经济与文化格局之中，探讨全人类的共同难题。

随着流行病的政策改变，蓝猫酒吧的营业面积不断压缩，成为一个“突然缩小的、突然改变了时空关系的世界”[38]。小说的题目可能来自于行为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和搭档乌雷名为《海上夜航》（Night Sea Crossing）的行为艺术表演。在时间和空间的耐力游戏中，他们在数十小时的时间中隔桌对视，一动不动。从这一充满张力、艰难、紧张的艺术表演入手，或许可以窥得故事的情感主题。当生存空间被无限压缩，人的文化认同、精神交往和日常沟通变得更为重要，就像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一样，小说中的欧阳教授和太太、莎拉和西班牙留学生、比尔和墨西哥女友也都在各自情感困境中挣扎而惶恐。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还引入作为“人类疯狂的自由观察者”的知识分子视角，并通过词条的插入增添了丰富的哲学维度。

房伟也常常从知识分子的视角观察都市生活。在《黑床》《狩猎时间》《格陵兰博士逃跑计划》等小说中，房伟揭示出高校学术界逼仄的现实环境，以讽刺的笔调勾勒出虚伪、空虚而孤独的知识分子群像。格陵兰博士深谙学术界的生存模式，他不择手段地获取学术成果，加入“机器猛兽般的学术体制，变成一个齿轮”[39]，走向功成名就的道路，最终却因为与师妹的情感纠纷，被体制“吞噬血肉”，结束了学术生涯。在作者看来，知识分子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学术环境，商业社会的冲击、经济的压力都诱惑者知识分子追寻利益与荣誉。面对学术理想的丧失和身份认同的瓦解，现代知识分子如何找到适宜的学术方式和生活节奏，成为作者不断思考也反复自省的话题。

四、悬疑、秘密与“血色”浪漫

房伟的《血色莫扎特》以“钢琴王子杀妻案”切入，描写1990年代改革大潮中青年人的不同遭际。小说以悬疑笔法回应同代人的阵痛经历，表现埋藏在凶杀案之下的暴力和血色的现实。金融危机、国企萧条、下岗大潮，这些1990年代的代表事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生命转折，葛春风等人，试图用“苗苗的客厅”留住过往年代的浪漫理想，但最终无法抵抗现实的打击，不得不走向灰色的人生。

尽管小说采用了复调的叙述方式，但最吸引读者的叙述线索可能还是案件的侦破过程。以悬疑叙事为主导的凶杀案，是小说情节推动的内驱力，也是小说的类型特质。房伟精心编织了环环相扣的谜团，将巧合、猜忌、推理、判断层层深入，辅之以平白的语言，使小说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当然，小说既然以“莫扎特”为名，其内在结构的音乐性也给故事提供了浪漫气质。不过，浪漫背后的“血色”指向了时代转型期的悲剧：“‘明亮耀眼’的东西，都是害人的。比如，音乐、舞蹈、友谊、爱情、刀子”[40]。故事最后，每个人都成为失败者，夏冰和苗苗死于非命，薛畅背叛了友谊，而葛春风则陷入忏悔和迷茫的人性困局。

在戴来的小说中，秩序、规则和常识难以忍受，现存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规范则值得怀疑。戴来习惯用离奇的情节和反讽的叙事姿态指向荒谬的真实，在向真相逼近的过程中，暴力事件常常成为突破口。《顺便吃顿饭》中，安天，一直在寻求与婚姻生活和解的途径，无果后，强奸了陌生的女孩，完成了“十年前他梦寐以求的事”[41]。《红烧肉》则将普通市民故事拉向了死亡悲剧。面对下岗造成的经济困境，故事里重组家庭一直尽力维持生活的平衡，但自杀未遂、瘫痪在床的女儿、不断成长的儿子、形同陌路的夫妻关系渐渐让摇摇欲坠的家庭难以负重，走向坍塌。最终丈夫精神崩溃，在红烧肉中投毒，一家人共同走向死亡。《剧烈运动》中的程翔，对女孩被强奸的新闻想入非非，几次勘探现场，将自己代入强奸犯的角色寻求刺激，期望在精神上暂时逃离按部就班的生活。而同床异梦的妻子何天雯发现了程翔的蛛丝马迹，她跟踪丈夫，认定丈夫已经犯罪。在妻子的逼问下，程翔干脆将想象的细节全盘托出，承认自己就是罪犯。荒诞的是，几天后新闻揭露，强奸事件是女孩为了掩盖自己偷食禁果而撒的弥天大谎。《自首》的主题类似，妻子被杀，杀手另有他人，但为了报复妻子移情别恋，丈夫关洋同样把罪责揽到了自己身上。在这些故事中，现代人长期被生活的孤独所压抑，只要有一个细微的缺口，就能撕碎全部的伪装，呈现鲜血淋漓的真实。

朱文颖同样关注城市内在的秘密与杀机，她谈到，苏州的美好只是表面，内里却存在“阴翳”与“杀气”：“我觉得这种地方肯定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说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只不过我们看不到而已”[42]。《金丝雀》中，一对恋人发现了意外身亡的男孩尸体，来到警察局报案，警察发现女人太爱身边的男人了：“有些事情过了头，总是危险的”[43]。此后，警察数次与女人相遇，对女人的感情发生了微妙变化，甚至对她产生幻想、实施跟踪。一个月后，女人终因过度的爱杀死了男人，警察则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回忆与其相关的全部细节。《分夜钟》的篇名化用自《枫桥夜泊》，颇具姑苏特色。与《金丝雀》相比，这个悬疑事件带有历史的底色，将院长老浦、喻小丽、喻小红和净空跨越二十年的爱情纠葛和盘托出，当夜半钟声响起的时候，嫉妒和仇杀的真相也终于浮出水面。想象、梦境与现实交织赋予朱文颖小说轻盈的阅读体验，而悬念、巧合的设计和不断变化的叙述时间，则给小说带来都市传说般的迷幻效果。

结语

卡尔·曼海姆在研究代际问题时提出，在社会学意义上，作为历史——社会发展过程中相关的“年龄群体”，一代人共享特定的经验与思想模式。而类似的社会位置关系，也赋予代际群体相似的文化传统：“只有当承认某种传统群体的位置关系保持或多或少的稳定时，指向某个特定方向的传统才有可能存在”[44]。由此看来，同一代际的人分享着社会背景和成长体验，甚至共享相似的童年记忆与心理状态。在文学领域，这些深刻的时代烙印也在作家创作中得到反映，从而形成群体的代际特征。苏州的“70后”作家们，以各自独特的风格对个体经验进行描述、想象和反省，在时代更替的夹缝中表现着南方的精神风貌、历史的宏阔进程和都市人的生存真相。而相似的成长时代、环境制约又给他们提供了共同的情感经验和精神趋向，支持他们开启文学写作的更大可能。

注释：

[1] [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第84页，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 陈思和：《低谷的一代——关于“七〇后”作家的断想》，《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6期。

[3] 洪治纲：《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群》，《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

[4] 张丽军：《未完成的审美断裂：中国70后作家群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

[5] 周立民《可疑的“个人”——七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阅读札记》，《山花》2009年第17期。

[6] 陈国和，陈思和《中年写作、常态特征与先锋意识——关于“70后”作家的对话》，《文艺研究》2018年第6期。

[7] 朱文颖：《必须原谅南方》，第5-6页，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

[8] [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第130-131页，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9] [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第152页，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10] 张清华：《南方的细小、漫长与悲伤》，《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3期。

[11] 朱文颖：《生命伴侣》，第285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

[12] 朱文颖：《水姻缘》，第7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13] [美]段义孚：《恋地情结》，第168页，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4] [美]段义孚：《恋地情结》，第136页，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5] 郜元宝：《凝视那些稍纵即逝的决断与逆转——读朱文颖短篇小说集<生命伴侣>》，《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3期。

[16]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第96页，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7] 朱文颖：《生命伴侣》，第302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

[18] 朱文颖：《金丝雀》，第67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

[19] 朱文颖：《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第5页，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

[20] 王德威：《南方的堕落与诱惑》，《读书》1998年第4期。

[21] 王尧：《在南方生长的诗学——<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阅读札记》，《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3期。

[22] 金莹：《朱文颖：在南方，“颠覆”南方》，《文学报》2011年6月9日。

[23]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3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24] 房伟：《猎舌师》，第32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

[25] 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0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6] 房伟：《猎舌师》，第14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

[27] 房伟：《石头城》，《十月·长篇小说》，2022年第3期。

[28] 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7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9] 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第170-17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30] 李敬泽：《失败者和他们的城市——戴来短论》，《山花》2003年第10期。

[31] 戴来，九鹏：《戴来：中性地站在生活之外》，《朔方》，2005年第5期。

[32] 戴来：《向黄昏》，第179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

[33] 戴来：《别敲我的门，我不在》，第29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34] 戴来：《向黄昏》，第105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

[35] 李敬泽：《失败者和他们的城市——戴来短论》，《山花》2003年第10期。

[36] 吴俊，朱文颖：《朱文颖访谈录：古典的叛逆》，《作家》2001年第6期。

[37] 李陀主编：《上海酒吧 空间、消费与想象》，第9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38] 朱文颖：《深海夜航》，《钟山》2022年长篇小说A卷。

[39] 房伟：《格陵兰博士逃跑计划》，《青年文学》2020年第5期。

[40] 房伟：《血色莫扎特》，第199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

[41] 戴来：《别敲我的门，我不在》，第165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42] 吴俊，朱文颖：《朱文颖访谈录：古典的叛逆》，《作家》2001年第6期。

[43] 朱文颖：《金丝雀》，第25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

[44] [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第82页，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原载于《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