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于刘阳扬的为人为文，我比较早的印象是她天性活泼，而绝不张扬，头脑聪敏，却不善傲物，成果丰硕，但异常低调。迷恋于学术研究的人有时候难免会粗线条地对待一些具体性的事务，但刘阳扬做起事情来却像做学术一样认真严谨、一丝不苟、高效到位，从未见敷衍之态。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与刘阳扬有不少交集，每当看到她把才华放在一边，用宝贵的时间和精神来做一些繁琐的服务性工作，把清晰的思路与追根究底的精神贯穿于点滴细节之间，我总是暗暗慨叹，这种对于人生与工作的态度本身何其宝贵稀缺，而它正是其学术研究内在于己的自然显现。真正的精神贵族从不执着于名利，不及其余，而是充满着敬畏、情怀和磨炼。年少成名的刘阳扬就这样以踏实的步伐迈上一个个台阶。

对于刘阳扬文学批评形成较为整体的学理性印象，是2020年她的学术专著《新世纪小说创作中的反智现象研究》出版前后。这时期，她的论著充分展示出富有特色的较为完整而系统的学术谱系，从作家作品评论到当代文学现象考察，从乡土写作到知识分子写作，从女性主义到科幻小说。尤为令我惊讶的是，刘阳扬的批评文字已经悄悄地在内在肌里中建构起了属于她自身的学术理路，形成了颇具个性的批评风格。概括起来有三点，其一，敏锐的问题意识与敏感的当下性融为一体；其二，深刻理性的反思意识和尖锐的批判性融为一体；其三，伦理道德的现代性宽容与自觉的价值建构融为一体。

先说第一点，刘阳扬批评的敏锐与敏感程度让人难忘。她荣获江苏省“优博”的专著可以说是国内研究界最早提出新世纪文学中的“反智现象”并且形成系统性考察的前沿成果。“反智主义”最早出现于美国学者霍夫施塔特出版于1963年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该书讨论的对象是上世纪50年代普通美国人生活中盛行的一种反智文化，即贬低理性生活，拒绝独立思考，怀疑乃至仇视被称作知识分子的人，具有这些特征的态度、思想、行为或文化综合而言即属于反智主义。这种反智主义在特朗普时代再度泛滥，并引起美国学界对于该书观点的再度关注。但在国内批评领域，人们尚未将反智现象或反智主义作为一种严格的学术概念加以使用，而且在刘阳扬展开这一研究之前，这本美国著作也未被翻译过来。

受惠于在美国杜克大学攻读的经历以及熟练的外语文献研学能力，再加上对于中国新世纪以来小说中的反智现象的深刻观察与体悟，于是有了刘阳扬这部著作。在著作中，刘阳扬从本土文本出发探讨了反智主义思潮从中国古代到现当代的衍化和变异，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问题与西方理论的结合，更准确地说是实现了“从现实出发的本土问题”与“个性化了的美国理论”的结合。有意思的是，刘阳扬的《新世纪小说创作中的反智现象研究》一书出版后不久，国内好几家出版社不约而同地推出了《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的翻译版，这也足以说明刘阳扬问题意识之敏锐的超前性。“反智主义”无论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还是作为一种学术方法，刘阳扬的论著都表现出敏锐的创新性、现实感与强烈的主体个性。

第二点与刘阳扬系统深厚的理论历练和逻辑深入的学术方法有关。正如马克思主义指出的，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而“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在敏锐的问题意识牵引下，刘阳扬用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理论是紧扣现象展开论题，进而力求透过现象挖掘本质。在2022年受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十届客座研究员的对话会上，刘阳扬这样表达自己的批评理念和学术追求：苏珊·桑塔格在评价本雅明时提到，本雅明文学批评的独到之处，主要归功于“显微镜式的观察”与“不屈不挠地控制理论分析的能力”两者的结合。在她看来，文学评论的理想状况可能就在于此。“文学批评既需要敏锐的艺术直觉、需要对研究对象精微的把握，也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这番夫子自道固然平实，却包含着高深的批评理念和境界追求。具体到方法上，刘阳扬也曾在《灵感的力量与批评的冲动》中提到了自己的一种转变和心得。通过系统阅读一些汉学家的文学批评文章，她发现他们往往都是从一个很小的灵感或启发开始，不断地加入新的内容，这些内容包括文学、电影、社会事件、甚至语词的结构，如同一颗种子，不断发芽，最终成长为一棵枝蔓旁生的大树。相比国内某些较为线性、单一的文学批评路径，刘阳扬特别欣赏他国批评家的这种网状批评结构，并有意识地加以借鉴。比如在研究新世纪网络文学的反智现象时，刘阳扬以2019年1月30日起点网首页为范围，亲自计算出一个奇怪的比例：数百万部网络小说共分为14个类型，其中仅仅玄幻、奇幻、武侠、仙侠四类就达总量的40%，而其中的“现实”类别只占可怜的0.5%。这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数字。这个“小小的灵感”和发现必然有着值得充分挖掘的学术价值。

刘阳扬的批评论文很少有那种“空对空”的理论演绎，也少有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悟式篇章，更多的是自出机杼，将尖锐的批判性牢牢地建基于“彻底”的说服力上面。除了对“反智现象”的理性反思和尖锐批判，再比如《“解密”心灵的方式——读麦家〈人生海海〉》一文指出，表面上看，小说中上校的秘密是引人注目的主线，但是细读却能发现，“我”的人生历程同样不可忽略，小说与其说是一部“解密”类的悬疑小说，不如说是一部带有悬疑元素的家族历史小说。这是对于文本创作现象的梳理和独到把握。作者进一步通过对“个人日常生活的记忆维度”与历史维度上的“集体记忆”双重展开方式的鞭辟入里的分析，直抵叙事现象背后的本质：当乡村和历史被赋予了成长的维度，一代人的疼痛、迷惘和失落也在信仰和人性的光辉中得到救赎。另如《主体性的“显”与“隐”——2014至2015年长篇小说的书写倾向》通过对大量文本描写、叙事结构和人物形象进行“显微镜式的观察”，将人的“主体性”同时存在“显露”与“隐藏”两种倾向复杂纠结的审美现象条理清晰地阐述出来，并令人信服地指出一些长篇小说表现出的主体性“隐藏”取向,包括人的匿名、人与自然的互动,并非是主体失落的反映。相反,这种趋势表现出当代作家对人性、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度思考,或可以看成是突破长篇小说创作困境的一条可能的路线。

刘阳扬批评的学术个性的第三个方面正是引起我特别兴趣的批评伦理问题。当下时代，优秀的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已在有意识地思考宏大叙事的影响。批评家也力避以宏大叙事伦理的成功与否来单一地评判文学创作成就之高低。然而，批评家的批评文字本身有时候也存在着某些潜在的批评伦理问题，不自觉地流露出思想与价值上的盲点或反现代性。表现在两个极端，就是无意中过于受到宏大叙事的影响而表现出批评伦理的固执陈旧，或者过于追求私语性和工具化而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批评伦理误区。作为新世纪以来成长起来的批评家，刘阳扬的批评既服膺道德的现代性变革意义与个体伦理的核心地位，又自觉地承担起价值建构的批评家责任，少见有些成名批评家存在的左右摇摆的批评伦理悖谬。在《地方意识、历史情结与都市表达——苏州“70后”作家综论》一文的写作中，刘阳扬提到卡尔·曼海姆的一个观点，即代际更替以一种“全新接触”的方式，增添了文化活动的活力：“我们的社会中新的人类个体不断出现是对于个体意识的封闭和褊狭的一种补偿。”这也正是我特别欣赏和钦佩她的方面：她的文字既突显出批评家个体的个性魅力，又体现出一代青年批评家代际更迭中的创造性力量。

比如，当大家为此前一些高校题材的叙事作品的现实主义力度欢呼之时，刘阳扬敏锐地看到了其中官场小说和黑幕小说书写模式的套用色彩。新世纪大学叙事看似热闹非凡，但是，深究其内容就能发现其审美上的简单化、通俗化，小说在失去深度的同时也丧失了审美表现力，而这些都显现出作家对高等院校真实生活的理解偏差。可以说，新世纪文学中的反智现象既有来自生活本身的根源，也存在着作家叙事伦理的误区，更与批评伦理显现的问题息息相关。刘阳扬批评中所体现出的敏锐的反思意识与开放性的价值建构，让人们看到了充满希望的文坛前景。

（作者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