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沈杏培是从学院中走出来的批评家，科班的训练让他具备了扎实的理论素养和逻辑思维能力。不同于那些从阅读体验和感受出发的鉴赏性批评者，他是从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和更为宽阔的知识视野中生发出对于具体作家、作品和现象的见解与阐释，其研究也竭力突破技巧、风格和审美的局限，总是着力于将内部与外部相结合，从而给予评论对象一个较为稳妥的定位。这让他无论从专著到论文都具有学理性的特色，却也并没有陷入到纯知识性的象牙塔中，在涉及到具体论断的时候，往往迸发出绵里藏针的犀利和勇气。

在《私想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现象观察》的自序中，杏培表达了一种理想的批评观：好的文学批评不仅是在“寻美”，更是一种敢于冒犯、体现知识分子批判理性的“求疵”过程，是散发着知识分子正义的“及物”活动，是批评者“不低于”批评对象的对话与“问诊”。寻美与求疵、理性的批判与及物的实践，在他的批评文本中构成了有机的结合。我同杏培在开会的时候结识，有过为数不多的谈天，他给我的印象恰如其批评观念的体现：温柔敦厚，谦和友善，中正平和又不乏自己的定见。

在“80后”批评家当中，沈杏培不属于那种锋芒毕露的类型，同时也不谋求与作家、媒体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是一个能够安静做学问的人。在进入批评领域之前，他已经沉潜了许久。作为一个本科毕业就被选调下派到组织部门的好学生，可以想见他原本会有别样的人生图景，但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一年后他又重新考回到母校南京师范大学读研，然后留校工作，继续读博。这种热爱，无疑让他的批评带有了某种虔敬和谨严，进而形成了自己关注的核心议题和价值立场。

热爱文学本身只是基础和起点，将感性的热爱同理性的思考结合起来却并非易事，如果要考察沈杏培批判观念和方法的形成，可能需要追溯到他的教育和家庭背景。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关于“新时期小说中的历史记忆”的，后来在此基础之上修改充实为《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一书。这本书主要探讨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记忆在新时期以来直至21世纪最初十年在文学中的叙述和表现。这是具有较高学术难度、富于挑战的研究领域，但他还是迎难而上了。他解释，之所以选择这个议题，原因来自于本身家族所亲历的命运变迁，理解并阐释文学表述的这段历史记忆，在他那里于是成为一种个人与时代社会之间关系的探秘。

在这本专著中，沈杏培借助叙事学的理论，将叙事理解为一种解释模式，并用叙述话语、叙述内容和叙述行为三个层面的解读，“考察历史记忆小说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叙事范式和方法，以及影响这些叙事在不同阶段生成、变异、兴盛、衰微与递嬗的原因和力量……重点并非在于对这类小说的形式层面进行技术化的剖析，而在于深入历史记忆小说的内部，挖掘作家历史记忆的动因、困惑，以及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叙述历史记忆时的重心和策略的不同，这种‘不同’所蕴含的时代原因和个体因素分别是什么。”简而言之，杏培不仅讨论故事讲述的年代，同时更着力探究讲述故事的年代——他将关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记忆叙事的研究从“讲什么”拓展到“为什么讲”，从主题内容推进到流变与动因。

可以说，《印痕与记忆——新时期小说论稿》已经呈现出沈杏培学术批评的基本样貌和方法论。从结构上来说，该书首先描述了历史记忆叙事的阶段流变史，将其分为从1977年到1985年政治文化规约下的“新时期之初”、1985年到20世纪90年代的作家主体意识觉醒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0年的多元与开放时期。这种断代同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息息相关，凸显出沈杏培试图对接文学史与思想史、社会史的企图。接下来，他分析了历史记忆小说的叙事方法和视角，进而从政治、消费、代际文化等方面考察了嬗变的原因。在历时性维度之外，他还引入了共时性的空间时间，在世界文学的坐标中对历史记忆小说这一叙事主题进行了横向比较。最后，则进入到对于此类叙事的困境和可能性的讨论，并从伦理的角度强调见证和构建公共记忆的重要性。

从历史记忆题材小说这一议题出发，沈杏培的研究推衍到更为普遍性的层面，历史、伦理、公共性这三个关键词呼之欲出，构成了他研究与批评的基本维度与尺度。历史感即现实感，见证历史的叙事伦理目的在于重建集体记忆和情感结构，以及相关的从文学内外多重角度的方法切入，这一系列观念与方法延伸到他后来的相关研究方向之中。

在2018年受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七届客座研究员之后，沈杏培开始逐步从文学史研究更多涉入作家作品论和当代批评。即将出版的《镜与针：新世纪文学论稿》，可以看到作为一个有着明确自我规划的作者，沈杏培是如何行之有效地将学术研究同现场批评、学者与批评家两种角色结合在一起的，并且生发出行之有效的三条路径。

其一是新世纪小说研究与现实主义思潮研究，从介入性的角度切入到小说现场，研究这些小说在书写中国社会的诸多重大现实问题时，如何介入社会事件。在他看来，新世纪的长篇小说以自觉的介入立场，鲜明呈现了中国社会的底层、民间、都市等公共空间的诸多图景，尤其呈现了新世纪面对峻急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带来的现实。如关于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公共空间、现实主义小说的善恶伦理、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城乡叙事和青年进城等等。由“历史”返归“现实”，其背后一以贯之的是关怀，也是当代文学的尊严和出路所在。

其二是写作资源与当代文学的关系。像在博士论文中已经有意识的从发生学和变迁史的角度阐释历史记忆题材小说动因一样，沈杏培在《毕飞宇的阅读史与文学史关系考释》等论文中，从创作资源的角度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和作家风格的形成，也即从创作发生学的角度厘清域外资源和本土资源两支重要的文学传统，以何种方式、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通过细密梳理中国知识阶层和作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倚重和消化的文学资源和文学传统，分析中国作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借鉴和消化文学资源的方式与规律，探讨这些创作资源和文学传统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和文学本体探寻的意义，从而为21世纪中国文学彰显民族性和世界性提供历史参照。这实际是将比较文学、接受史和评论交织在了一起，开辟了一种知识性批评的范例。

其三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由于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逆差，加之现代以来中国文学深受西方现代文学观的影响，而二十世纪又是一个形形色色理论层出不穷并不断进行旅行的世纪，因而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方法论深受西方文论的影响，很多时候会出现“以西律中”的情况。直到晚近一些年，关于方法论的中国话语才成为一种文化自觉。沈杏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法”指谬》一文命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强行关联研究”现象，并指出这种研究方法的共同点是，僭越或违背文学现象的真实关系，在不同文学问题域之间强行建构起虚假逻辑，表现为三种形态：“松散关联”“虚假关联”和“庸俗关联”。他结合文学与文化研究、影响与关系研究、海外鲁迅研究等具体个案，深入分析了强行关联研究的一般研究方法、根本缺陷、学术危害，纠正了这些学术实践在观点和结论上的偏差，尤其从学术方法上进行了理性的思考。这无疑是新一代批评者的文化自信和自我反思，是对前辈的“接着说”。沈杏培的文章注重学理，立论持重，但在涉及到学术征候，或是需要调动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评判时，往往彰显出不虚美不隐恶的真诚和胆识。

沈杏培曾经自述写文章并不看重理论，也不会刻意地标新立异，“看重的一是问题，二是立场。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要旨和归宿，没有问题导向，所谓研究会丧失航向，会不知所云，会成为没有逻辑的梦呓。立场是指研究者的价值判断，是研究者通过扎实可靠的研究对研究对象进行的优劣甄别和价值估衡，价值立场上的中庸和骑墙是值得警惕的，妄图追求‘去价值化’的学术研究，也是拙劣的。”这个观点与我在其他场合提到过的“有学术的批评”与“有批评的学术”不谋而合。尽管我在阅读沈杏培的作品的时候，有许多时候未必会赞同他的具体观点，但是在总体的理路和观念上是很认可的。

就学术体例和论证逻辑而言，沈杏培的专著和论文都能形成自洽，但这并不表明他是无懈可击的。比如在涉及到历史与记忆时，已经过去而永不可能真正“还原”的历史、被叙述而在后来作为知识接受的“历史”，以及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这些关键概念之间有交叉也有分疏，对这些概念应该有更清晰的分疏。又如，叙事伦理中个体真实和普遍性真实问题、历史的禁忌与现实的影响问题，应该充分注意到它们与实践之间的关联。这些都会涉及到对于历史叙事、现实书写的再评价，是可以进一步深挖的议题。因而，我愿意在沈杏培的“寻美”和“求疵”（求真）之外，再加上一个维度“向善”，这个“善”是一种目的论，也即我们站在何种立场之上欲求何种未来，它指向于当下此在的生活正当性。关于这个问题，我本身也并没有想得非常清楚，可能永远也未必能够给出一个斩钉截铁的决断，这也是关于文学、关于写实与虚构、关于追求真善美的令人着迷的魅力所在。在这条批评道路之上，我愿意与沈杏培共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