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疫情刚放开那会儿，我回老家送葬。死者是我一个同学的父亲，七十岁高龄了，算是喜丧。葬礼不算隆重，但也不寒酸，总之就那样，时间一到，事情办完，便各自返回。老同学嘛，平时联系不多，或者压根就没联系，只有在办丧时，彼此聚在一起，匆匆见上一面。老人家的丧事，往往就成了同学之间见面叙旧的场合。

近年来，我很少回老家，很多同学家的丧事也都没能参加。几年未见，大多同学都显得很生疏，聊聊天气，聊聊刚放开的环境，就再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聊的了。

结束后，有个同学问我回哪里，我说回县城。同学说，我也要回县城，那就坐你的车走吧。他说得一点都不客气。这当然没什么不好，我只是担心，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该和他聊些什么。这么说，倒不是我和他不熟，或有什么隔阂。相反，我们挺熟的，至少读书时，我们还挺玩得来，曾经坐在一个桌子的两端。有那么几个学期，我们被委任为班里的生活委员，事情倒也简单，就是中午下课之前帮全班同学收集饭盒和饭票，再统一送到食堂里去排队。现在想来，那份活儿挺没尊严的，像是班里的保姆。我们却干得很起劲。

同学叫波仔。这是我们给他起的外号，他的原名应该叫林什么波，海波或振波，反正我们那儿就喜欢这么起名字，好记好写，自然也俗得可以。波仔在同学群里是积极分子，谁家有个丧喜，都是他率先发布，大段的煽情文字，又是接龙又是打卡。总之，事儿很多，有背后说闲话的，日子久了，又被他的憨劲儿和执拗所感动，慢慢地，说闲话的少，反称赞起他的热情和公允来。不过在我看来，波仔像是还沉浸在读书时生活委员的角色里，没能走出来。他突然找上我，可能也不仅是为了顺路搭个车那么简单。

果然，波仔一坐上副驾驶座，第一个话题便是当年的“生活委员”。有些事情，如果不是波仔重提，我早就忘了。我怀疑波仔事先有过专门的温故，如果记忆这玩意儿还可以像丢进水里的失物一样打捞上来的话。

我们那会儿就读的是一所荒僻的中学，环境上没的说，依山邻水，松柏和相思树四季常青，只是时不时会传来某位同学溺水身亡的消息，那些通常也都不是什么好学生，上课时间喜欢跑水库里游泳。那时死个学生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老师课照上，校长继续在大会上对着包了红绸布的话筒口沫横飞。后来，听说有一位师范学校刚毕业的老师也在水库里淹死了。那是几年后的事情了。我们早已毕业，不再当什么烦人的生活委员。是的，我想说的是，我并不乐于提及那段为同学们服务的日子，更何况还引以为荣。

波仔显然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波仔说，我们当时作为搭档，配合得十分默契，就像是刑侦片里那些总能逮到罪犯的“最佳拍档”。中午放学之前，我们就开始兵分两路，挨个从同学手里收回饭盒和饭票，说是饭盒，其实就是每人一个搪瓷盆，我们称之为“锡槽”——女生的锡槽要干净一些、新一些，男生的锡槽不是脏兮兮的，带着洗不干净的油垢，就是磕碰得到处崩漆，一个个像是子弹打出来的弹孔，洗过水，还生了锈。饭票则是校务处统一兑换的，墨绿色，干翘翘的胶片，一张饭票抵半斤米，实际上吃不到三两。问题也出在这里。有同学耍小聪明，趁我们不注意，蒙混过关，把饭票一撕为二，一张当两张用。我和波仔到食堂清点时才发现，食堂大妈当然不认，差的饭票只能我们自己补上。当生活委员没好处不说，还得时不时往里贴粮食。波仔比较会来事，胆子也大一些，他会觍着脸跟食堂大妈说好话，大妈脸色很难看，有时也会接过了我们手里残缺的饭票。

“你知道每次饭票给一半的都是谁吗？”波仔突然歪着头问我，看神情，他断定我是不知道的，等着他来揭晓答案。

这不，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波仔便接着说：“是国庭。”

我有些讶异。国庭不就是刚刚死了父亲的同学么？我看了波仔一眼，下意识地重复念一遍“郭国庭”。波仔邀功似的冲我点点头。其实——波仔拉长声音——我早就知道是郭国庭干的了，我和他在一个村里长大，还不知道他家那点情况么？他家的每一斤稻米都不是自己种的，需要去镇上买。他家只有一个果园，就在路边，我们刚才还经过那儿，只是现在果树都砍掉了，省道要扩修，房子一平一千五，果树一棵才赔五百……也不是全部同时砍掉，他爸种的那几棵香蕉树就费了不少劲儿，一开始还真没人敢动……

波仔的话头一开就停不下来，也是厉害，一个话题到另一个话题，一件事情到另一件事情，他总是能无缝衔接，自然过渡，丝毫不让人觉得突兀。他要是能把口头上的天赋转化为文字，肯定是一个不错的作家。这下，他又开始说起了香蕉树。

波仔说的果园，我似乎也有点印象。谈不上多么具体，这条串起无数村落最终到达县城又去往别的县城的省道，确实是我读书时无数次往返的路途。无论是上初中还是高中，波仔和国庭所在的村庄，都是必经之路。那时踩的还是单车，只能缓慢通过，别说是一畦不算小的果园，哪怕是路边的一棵桉树，也像慢镜头在我眼前一一掠过。我也只是对果园有印象，至于果园是属于谁家的，我不太清楚。果园里除了常见的荔枝和龙眼，还有杨桃、油柑、柚子、杧果，以及其他叫不出名字的，在我们那见不着、种不活的，他家的果园里似乎都有。我们从路上过，远远就能看见果园异于常态的茂盛，四周还都围起高高的木栅栏，大门也是常年关闭，拒人于外的架势。我估计很少有人能进去，就连波仔，作为同村人，他也只能远远看着吧。波仔说果园里还种有香蕉树，这我不怀疑，那里面长什么似乎都不让人感到意外。

香蕉树可不同一般。这是波仔跟我普及的乡间常识。我不太清楚，之前也没听说过。按波仔的话说，香蕉树不能种太久，超过十年就得砍掉，否则会…

“会怎么？”我问。

“会成精。”波仔说。他为了让我听起来不像是开玩笑，还故意绷着脸，表情肃穆。

我差点没笑出声来。我问：“你是说，国庭家的香蕉树后来成精了？”

波仔抿紧下颌，脸上拉出两条长长的法令纹。

“是的，我们上中学那阵儿，他家的香蕉树就种了十年了，要是算到现在，都快三十多年了。”

“怎么个成精法？”我故意逗波仔玩。

“那得从火烧甘蔗林开始说起——”

波仔又开始展现他那高超的话语术。他实在是一个会聊天的人，之前我还担心一路上没什么话聊呢，原来是多虑了。在此之前，他在同学群里一副多嘴多舌的样子，给过我不好的印象。人有见面之情。他其实还蛮有趣，至少愿意把一些看似平常的乡间见闻，煞有介事地与我分享，让我都不好意思质疑。

至于甘蔗林，我们都不陌生。我是说我和波仔。应该就是我们刚记事那些年，周边的村落都热衷于种甘蔗，像是约好了一般，齐刷刷的，所有的沙园地，满是在北风中沙沙作响的甘蔗林。村民们当然不是心血来潮，大种甘蔗，是因为它们能卖个好价钱，否则解释不通，因为一季甘蔗下来，从插种那天开始，要剥蔗壳、要杀蛄虫，差不多得折腾一年。甘蔗的胃口还特别大，像桉树，凡是它们长过的园地，无不变得瘠瘦干涸。每至年尾，是甘蔗收成的季节，砍甘蔗可是苦力活，去头去尾，还得捆绑成把，上百斤，人工扛到园地路口，过秤计数，再垒上东风牌的大卡车，拉去糖厂榨糖。甘蔗多，糖厂也就多，几乎每个村都有一家露天的糖厂，负责把堆积成山的甘蔗熬榨成一袋袋黄糖，说是甘蔗好卖，其实是黄糖好卖。想起来，我们种的甘蔗品种根本不好吃，节短肉硬，汁水还少，只适合熬黄糖，不像外地来的黑色甘蔗——我们称之为“腊蔗”，那才是一根甘蔗应该有的样子。

不知从哪一年开始，甘蔗林从老家的大地上齐整地消失，像是一段行将遗忘的记忆。

火烧甘蔗林通常发生在冬天，寒冷的夜晚，只有冬天成熟了的甘蔗才会一层一层枯掉叶子，最终只剩下尾梢才是翠绿的，枯落的甘蔗叶几乎把甘蔗林堆积成一个巨大的草垛，稍一触碰火种，便怎么也扑救不过来，只能眼睁睁看着一整园的甘蔗葬身火海。为了防止火患，勤快的人家得花上足够长的时间，把甘蔗林的枯叶剥离干净，拉回屋里当柴禾，被剥了枯叶的甘蔗简直像是被剥了衣裤的男孩，一根根直戳戳列队站在园里，颇具喜感。我小时候也被迫干过几回剥甘蔗壳的活儿，那真不是人干的，得全副武装，否则一趟下来，蔗壳的毛刺可以把人拉得遍体鳞伤。

波仔讲的却是一个十分悲伤的故事。

“那应该是我们村第一次火烧甘蔗林，至少是最严重的一次。”波仔想了一下，“那年我也就五六岁，国庭比我还小，我们玩过几回，后来闹了矛盾。哦，对了，我说了他妈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来的。一般来说，妈妈的名字是不能被外人知道的，你也知道，我们这地方，女人嫁过来后就没有名字了，人们都把她们娘家的村子当名字，什么天湖、北池、西溪、南塘、甲子……这事可大可小，老妈的名字被人知道了，就像是上厕所时被偷看了一样，国庭跟我翻脸是认真的，至少我们好几年没说过话。我是说，他家的甘蔗林着火时，我和国庭正翻着脸，翻脸的原因是我当众说了他妈的姓名，他妈又在那场大火中被烧死了。这事我一想起就起鸡皮疙瘩，当时不懂事，还有些幸灾乐祸。记得是在傍晚，我们在巷口玩泥沙，突然听人喊了起来，东埔地的甘蔗林被火烧了。我们抬头一看，东边的天空确实和西边日头落山一样，红了一片，像是那天有两个日头同时落山。全村人都往东埔地跑，大人们提了水桶一个个扎进大军河，我们小孩站在河边，纯粹是看热闹，一个个的脸色被照得通红，同时又很兴奋。河水不深，我们要是想过去，一个跃身就可以跳过去。但大人不许，他们说危险，烧死人了。听到烧死人了，我们个个都安静了下来，就是不知道死的是谁。

回家后，我才知道起火的是国庭家的甘蔗林，被火烧死的正是他妈。火从北边起，国庭妈还在剥甘蔗壳，等她知道着火时，火势已经被北风送到身边，跑不赢了。后来收尸的人说，实在是太惨了，就像是一头烤焦的猪崽，蜷缩在乌黑的草灰里。谁也不知道那把火是怎么烧起来的，是有人故意放的呢，还是天火、鬼火？谁也不知道。总之，甘蔗林烧了，人也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不过死人可以改变活着的人。国庭家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不种田的，别说甘蔗，连水稻也不种，他爸开始把路边的几亩园地围了起来，种上各种果树，弄成果园，白天就待在果园里，晚上才回村。再后来，他连村也不回了，直接在果园搭个草寮，白天和晚上都在那里过，一般都见不着他的人。”

“那国庭怎么办？”我问波仔。

“吃百家饭呗，有一餐没一餐的，他又不愿意跟着去果园住。家里没米了，他去找他爸要钱，他爸没钱，抱给他一大把香蕉。国庭还真把香蕉带到学校，找校长说要用香蕉换饭票——这事你没听说过吧？”

我摇摇头。好多事情我都不知道。我读书时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也不会说话，有交情的同学很少，有交往的更少。毕业后，各奔东西，辍学的辍学，继续读书的，也分散到不同的学校。若不是有人牵头成立了同学会，路上遇见了，也都当陌生人那样擦肩而过。至于郭国庭，也是因为他丧父才想起有这么一个同学。会长在群里的讣告写道：逝者是郭国庭的父亲，情况特殊，希望同学们热情前往，送老人家一程……我当时也不清楚情况特殊在哪儿，只是刚好有空儿，索性就回乡走一走。

这么一来，我还真对国庭起了兴致。我努力回想，在离开之前，也就是在葬礼之上，好像都没见着国庭的身影，哪怕是一个身穿麻服的孝子的模样。时隔多年，他肯定变了模样。但同学们一起来送葬，照常理，他应该出来接待。

“今天好像没看见国庭？”我故意这么一问。

“这你就不知道了。”波仔神秘地说，“他根本就没回来。他呀，身份特殊，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具体也不知道是做什么工作，国家机密，不让说——你懂的，据说工作的地方出门右拐就是天安门。嗨，我都没去过北京，管它左拐右拐。他给我打电话，委托我帮他料理老爸的葬礼——作为老同学，我够意思了吧。”

“够意思。”我说，“不过老爸死了都不回来，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你说得也对，不回来说不过去，再怎么说，死的也是他爸。”

“他们是不是一直关系不好？”我问。

“嗯，他妈死后，他们父子就没好过。他读书也争气，上了高中后，就没再跟家里要过一分钱，也没再回来过。他在北京读大学，我们都是听说的，还听说他去过美国。我们村有人去北京时还特意去找过他，说是在国家什么机要部门做事，神秘得很，只能匆匆见一面，连个饭都没吃。那人回来说，完全变了样，一个顶以前三个，西装笔挺的，开着车，可排场了。我想他小时候又矮又瘦，一张饭票掰成两次用，还总是饿肚子——这猪牛可料，人啊还真是不能料，谁能想到他会有今天？”

“可是，再不好，人都死了——要是以前，当再大的官那也得回乡守孝三年。”

“是的，我们也这么说，都在猜他这次回不回来。有人还打起了赌，说国庭要是死了老爸都不回来就是当了皇帝也枉然……这些人也是吃自己米饭爱管别人家闲事。”

这别人家的“闲事”，看来也把我黏住了。

我能想象国庭的母亲死后，他们家就像是一个瓯碗掉在了地上，碎裂了。那场起自甘蔗林的大火，不但要了他母亲的命，也改变了他们父子二人的命运。这么多年，先是他父亲离开村子，躲进了自我封闭的果园；儿子当然本事要大些，出走得也远一些。儿子没有回来参加父亲的葬礼，再怎么有违常理，似乎还可以理解，毕竟他逃得足够远，远在京师，省尾国角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我难以理解的是，一个父亲，离村庄咫尺之远，竟然也能隐居长达数十年，妻子的死，儿子的恨，都像是被封存的情感，埋在地里，长出了高如巨人的香蕉树——关于香蕉精，波仔显然把它当作压轴的高潮。遵照乡间常识，香蕉精还得是女的，她跟蜘蛛精、狐狸精一样，不仅都是女的，还长得妖艳可人。这里面自然掺杂了文学化的想象。反正，在波仔和他们村里人看来，国庭父亲种的香蕉已经成精了，大伙口口相传，说得跟真的一样，还有人跳出来说曾亲眼看见过，瘦高瘦高的，穿着一身红，像西游记里的哪吒。香蕉精白天躲在香蕉树里，到了晚上才会现身，现身做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吓唬国庭的父亲，刚开始也吓唬过，过后可能还期盼夜晚的降临呢……

波仔冲我做个鬼脸，“我们是读书人，要相信科学，破除迷信。”

我蛮好奇，俗话说，无风不起浪，没有人会平白无故给一个守园的老人安排一个妖艳的香蕉精。波仔说，最早只是孩子们之间在传，国庭因此还和人干了几架。后来大人们也开始说了，国庭就沉默了，他那么小，也干不赢大人。巧的是，香蕉精的现身总是伴随着冲天大火，火光把深夜的天空照亮，把全村人惊醒，也把果园的香蕉树映得像血一样红。

我们村像是惹怒了火神，波仔说，有那么几年，村里时不时起火，有时是荒郊野坡，有时是割稻后高高垒起的草垛，有时是无人居住的棚寮，更多的是甘蔗林，几乎每年冬天的寒夜，都会发生好几起火烧事件，大火一烧，反正扑不过来，全村人干脆远远站着看热闹，像是正月看舞狮。当然，被烧的人家少不了哭天喊地，大声诅咒……一开始诅咒的还是天地鬼神，后来干脆直接指名道姓，说就是国庭的父亲惹的祸，一家人都是衰鬼，要不是躲在果园里养香蕉精，村里不会老起火，霉事不断。有人看见，每次村里起火，果园的香蕉树总是飒飒晃动，有红色人影时而迎火而立时而消失在阔大的枝叶间。

事情说得玄乎，其实我不太信。每个村庄几乎都有这么一段诡异的经历，触犯火神也好，触犯死神也好，说到底是恐惧带来的间歇性无知，类似于某种集体无意识，即便那目击者真的只是看花了眼，为了佐证，或者融入一个大集体后的安全感和虚荣心，他也会选择添油加醋，哪怕是纯属虚构的杜撰——就像波仔说的，我们是读书人，得相信科学，作为一名职校的历史老师，我有必要用“科学”的方式来反驳一下。其实，也不难解释。无论是人为纵火还是自然现象，起火之夜，全村人都能围观，国庭的父亲自然也可以，他恰巧就站在香蕉树下，火光把他一身染红，村里人将他误以为是香蕉精，以他的视角反观村里人，个个也都是精怪。

我这么说，波仔觉得有道理。说来也奇怪，也就那么几年时间，过后就没再发生了。似乎就是我们初中毕业以后。波仔说。反正你们都考上了高中和师范学校，我考不上，回了村里。波仔又说。我不知道波仔想说什么。难道他怀疑那些年的火烧事件，真的跟国庭一家有关？我还想继续听下去，波仔却转移了话题，说起了修路拆迁的事。

338省道要扩修这事说了两三年了，涉及沿道两边房屋的拆迁和赔偿，一直拖而未决，看来这次动了真格，路上，我就看见两边的房屋都拆得七七八八。国庭家的果园紧靠路边，自然是在拆迁之列，关键是，果园赔不了多少钱，守园寮搭建简陋，又不能认定为建筑物，在此之前，国庭的父亲已经把村支书和镇里来的领导轰走过好几回了。

村里人正担忧果园拆除后，国庭的父亲该怎么办呢？有人就闻到了臭味，难闻的味道正好来自果园，村人们踹门而入，才发现国庭的父亲已经死了好几天。见老人死了，大伙不觉得悲伤，反倒舒了一口气，说死得正是时候。村人把老人的尸体弄回村里时，有人掐指帮忙算了一下，说老人足足有三十五年没回村了。

第二天，推土机就开进了果园，把果树和棚寮全推了，剩下几棵巨大的香蕉树，却迟迟不敢动，怕推土机一推，会连着推出血淋淋的东西来。这事还惊动了上面的领导，亲自下来指挥，挖香蕉树时，村里人都出来围观。奇怪的是，之前诅咒香蕉树成精的人，现在反倒祈求领导最好不要动。领导怎么可能听那些话，只见他腆着个大肚子，跟村民们说，现代社会，要相信科学，破除迷信……围观的人都笑了。

如果不是车已经上了高速，我还真想掉头回去，去看一看那几棵“成精”的香蕉树——当然，它们现在已经被连根挖起了，村民们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故事到了尾声，该说的都说了。波仔疲倦地伸了个懒腰，靠在座位上，双手抬起，搭在后脑勺儿。我想他可能说累了，想趁着上高速，睡一觉。

波仔是干什么的呢？具体说，他在县城里做什么谋生，我还真不知道。不过看样子应该也好不到哪去，十有八九就是个水电工。我们之前很少联系，有一回下班，刚出校门就被一个声音叫住。那会儿我才知道波仔也住县城，孩子还在我工作的职校上学。波仔说，孩子成绩一般，本来不想让他上职校的，觉得没前途，听说我在里面工作，特意找过我。他说他在同学群里“艾特”过我，我没回复。我说工作太忙，有时没时间看手机。其实我看到过，只是不想理。作为职校的小领导，来找我的人不少，同时我也觉得，实在没必要，来我们学校的学生，正如波仔所认为的，确实没什么前途。

不过话说回来，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像郭国庭那样，能一路考到北京去。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我曾经听说过郭国庭，至少是认识过，哪怕现在我通过波仔的讲述，了解他以及他一家的故事后，却连他长什么样都想不起来。

“你真的不想知道那些火是怎么烧起来的？”波仔慢悠悠地又来一句，像是梦中呓语。

“十有八九是人放的吧。”我说。

“还是读书人聪明。”波仔坐了起来，伸手比画着，“拿几根点着的香火，用一张纸锭缠上，再绑住，偷偷放进甘蔗林里，时间一到，香火点着纸锭，纸锭再点着甘蔗林……聪明得很。”

“那到底是谁放的火？”我问。

“这个——”波仔挠挠脑袋上油腻的乱发，“我就不知道了。”

我倒是从波仔的神情里看出，他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他故意不说，像是在吊我胃口。

“我得给国庭回个短信。”波仔欠了欠身子，从兜里拿出一部手机。他用的竟然是那种老人机，按键的声音很大，还带有语音，“我得告诉他，他爸的葬礼办得很成功。”

我以为波仔会给国庭打电话，没想到他只是按了几下按键，便又把手机揣兜里了，像是揣进去一包皱巴巴的香烟。我开始怀疑起他的举动，觉得有点不对劲。

车子继续在起伏的高速上行驶，已经看得见县城的楼房，不用多久，便可以在霞湖路口下高速。我不知道波仔具体要在哪里下车。我突然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恍惚，仿佛情绪被切换了频道，莫名其妙的，对身边的同学有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像面对一个甩不掉的包袱。我可不想到了县城还得带着他，带回家里坐坐什么的。我那不怎么好客的妻子肯定会一脸不高兴。这让我一下子心情很沮丧。我只想回家睡个午觉，一觉醒来，一切又回到原先熟悉的生活，见爱着的家人和朋友，不为与自己无关的事物所扰。

我故意问道：“你住哪儿？”

波仔嗯嗯几声，似乎连自己住哪儿都不清楚。车子这会儿已经开始下高速，正在匝道上慢行。他像是被人拉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眼里有些惊讶地看着车窗外，又像是装出来的神态。我有些不好的预感。我又说，“需要我送你回去吗？”我这是主动示弱，其实也是在逐客。可惜，波仔看似听不出来我的意思。他又嗯嗯几声，才说：“要不在玉照公园把我放下来吧。”这么看来，他前面的犹豫像是在想那个公园叫什么名字，又或者，对于县城，他就知道这么一个人人熟知的地点。但据我所知，除了外地人，没有一个住在县城的人会选择在玉照公园下车，除非真想去逛一逛那个破落得像核泄漏遗址的小公园。

我没想那么多，只想把人甩掉，下了高速，便径直开往玉照公园。

在公园门口，我把波仔放了下来，假模假样地告别后，我从后视镜里看见，波仔站在原地的样子，像是被人遗落的小孩。

没过多久，这个事情便从我的生活里剔除了，连同国庭一家的故事。

直到有一天，大概是半个月之后，会长突然在同学群里发了这么一句话：“那天波仔坐谁的车走？”群里大半天没人回复。我心里咯噔一下，莫非发生了什么事？但也不敢回复，假装没看见。隔了一会儿，会长又说：“波仔的家人说他参加葬礼后，就没回家，急，那天他到底坐谁的车走了？看见了回复一下。”

这时我才意识到，出事了，可能还惹祸上身了。

我忙给会长拨过去电话，我把那天波仔搭我的车到县城，后在玉照公园下车的经过，大致跟会长说了下。会长听后，说他会转告波仔的家人。我问，波仔怎么啦，怎么不回家？他跟我说住在县城啊。会长说，他的情况你可能不清楚，你和同学们的联系也不多。我说是不多，工作忙啊没办法。会长笑着说，没别的意思，大家都有家有业的，是忙不过来，更何况……会长及时打住，转而又说起波仔，他说波仔以前是住在县城，在城东租房子住，打些零工什么的，后来他老婆不是做了微商么，过后闹离婚，其实也没离成，就是跟人跑了，找不着了……大概是受了刺激，脑子上出了点问题，时好时坏，家人怕他出事，就把他接回村里。波仔在村里什么也不干，一个人住在村外的荔枝园里，不过他对同学会的事十分上心，谁家有个红白喜丧，他保准第一个上门。

我听完愕然，如果不是会长这么一说，我还真没敢往那方面想。那天一路还好，除了最后有些异样，确实也看不出来波仔有什么大问题。

会长问：“他是不是跟你讲了火烧甘蔗林和香蕉精的故事？”

我说：“是啊，讲了一路。”

会长笑着说：“他每遇到不怎么熟的同学，都会讲一遍，也不知道是从哪听来的故事，有可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我说：“他还说了郭国庭的事。”

会长说：“他乱说的，随便往哪个同学身上安，他那口才和想象力，不当作家可惜了。”

我问：“那国庭是怎么回事？”

会长正言道：“国庭都去世快二十年了，他师范毕业后，回我们母校教书，第二年夏天，为救一个溺水的学生，在水库淹死了，他妈伤心过度，也去世了。那时你们都在外面读书，是有可能不知情。这次他老爸去世，无子送终，作为老同学，我们是得帮国庭送一送老人家。”

我一下子有些反应不过来，木然而立。

第二天，会长及时告知我喜讯，说波仔在玉照公园找到了。他的家人找到他时，他正在公园里废弃多年的“鬼洞”里睡觉。

陈再见 ，广东陆丰人，已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发表作品多篇，并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选刊选载，出版长篇小说《六歌》《出花园记》，小说集《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青面鱼》等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