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编说

熊焱的短篇小说《长夜》首发于《钟山》2023年第3期。蓦然回首，如今功成名就的“我”也有过一段迷惘失序的少年时光。人生迷宫的十字路口，“我”消极又放浪，天真又怯懦，抱着空虚的幻梦，浸没于一个似乎永无止境的长夜之中。只有掌灯的父亲从未离去，他的信任、守护和关爱如同光束，帮助“我”看清人格的坐标，待夜雨落尽走入黎明。

长夜

熊焱

父亲七十岁生日的时候，我从上海千里迢迢地赶回乡下给他祝寿。回到家时正值黄昏，精神矍铄的父亲爬在院边的核桃树上，举着相机拍摄倦鸟归巢的情景。一只八哥给巢中的两只幼鸟喂食，饥饿的小鸟们张嘴尖叫，黄色的小舌头宛如花蕊轻颤。

母亲说，自父亲退休后，拍照便成了他的最大爱好。有时为了拍晨起的鸟群，天不亮他就起床了，前往森林守候。有一次追拍一只野兔，他摔了一跤，老骨头都差点摔折了。还有一次在河边拍摄蜻蜓点水，他不小心掉进河里变成了落汤鸡……

她说起这些的时候，半是心疼，又半是埋怨。父亲只是嘿嘿地笑。

晚上我陪父亲喝酒。我从城里带来的好酒，他不喝，只喝他自己泡的刺梨酒。他跟我说：“你带来的酒再贵，我也觉得不带劲，味不够。”我笑了笑，不再勉强他。

他说：“你再过一个月就四十岁了，年纪不小了啊，得抓紧时间，多努力。”

我在上海开了一家很大的律师事务所，又是全国政协委员，在旁人眼中，我是出类拔萃的成功者了。但在父亲的眼里，我终究是那个还需要不断努力的孩子。我说：“我正在申请读博士后。”

父亲的眼中闪出一抹光亮，眼角倏然打开。他不吭声，但举起杯子跟我喝酒，我明白那所有的语言都在跟我轻轻的碰杯中。

这次回来，我提前安排好了工作，为的就是在老家多陪陪父母。但第三天父亲就要赶我走了，他说：“你赶紧回去吧，不要在老家浪费时间，你一停歇，别人就超过你了。”

我试探性地问：“要不你们跟我去上海住吧。”

“不去！”他依旧说得很坚决，“乡下空气好，食品又健康，我才不去你们大城市遭罪呢。”

我说：“那我把公司迁到省城来，以后回来看望你们，就很方便了。”

“不行！”父亲瞅着我，很严肃的表情，“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只有在那样的大城市才能充分施展才华。你要是把公司迁回来，那你回来看我们，哪怕是带着老婆孩子，我也不得开门。”

一直以来，父亲都对我要求严格。但在我青少年的成长时期，我对父亲的严格要求极为排斥，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尤其是到了县城读高中后，我开始放纵自己，成绩一落千丈，老师讥讽我，同学们鄙视我，这让我更加消极厌学，自暴自弃。我十六岁生日的前一天，正巧是周末，我的钱花光了，便回了一趟家找父母要钱。中午吃饭时，父亲又开始语重心长地告诫我，叮嘱我好好学习。自从我上了中学，每次回来，他都要在饭桌上教诲我。刚开始我还嗯嗯地回应，慢慢地，我就不耐烦了。这一次，我在心烦意乱中嘟囔着回了一句：“读书没啥意思。”“啥？”他瞪大了眼睛问我，“你说啥？”我低声说：“读书没意思，我不想读了。”

父亲把碗筷放在桌上，盯着我，目光中带着剜人的锋芒。我避开他的目光，感到气氛是干燥的雷管和炸药，只需一点火星就爆炸了。我看到他的胸脯在深深起伏，随后他又端起了碗筷，夹了一块菜塞进嘴里，咀嚼，吞咽，开始语重心长地给我讲述读书的意义。这个乡村小学老师，那副苦口婆心的样子，就只差剖开胸膛，掏出心来给我看了。他所说的那些，我都明白，可我的成绩一塌糊涂，我既自卑又厌倦，那些函数抛物线、化学方程式、英语字母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不可逾越的深渊。出于对他的尊重，我一直闷着头，听着他言辞恳切的劝导。就在他说得口干舌燥、以为我已经被感化的时候，我却冷不丁地冒了一句：“我真的不想读了。”

他猛地扔下碗筷，用力一拍桌子，双手因为生气而微微抖动，脖子上暴露的青筋仿佛沙土上蠕动的小蚯蚓，声音是从胸腔中喷出的怒吼：“你要是敢不读，那我就没生你这个娃儿，你也不要认我当爹。”

那仿佛是震动的雷霆，劈得大地微微发颤。我感觉他要是扑过来，就会把我撕碎了。我第一次对父亲产生了恐惧之感，近乎于仓皇而逃时，听到他在身后的骂声：“你狗日的要滚，就永远不要给老子回来。”那炸药弥漫的嗓音裹着带血的沙哑，就像受伤的野兽在压抑着撕心裂肺的哀嚎。

我心里生出一丝恻隐，我犹豫了，但很快又头也不回地跑了。我跟自己说，一个教师为什么就不体谅一下差生的痛苦呢，还反倒要逼着他从深渊上跳过去。我为自己找到了借口，也就走得心安理得。

在父亲的催促下，我在第四天踏上了返程的路。

在通往省城的出租车上，我回想着父母站在屋檐下目送着我离开的情景，他们就像秋收后两株形容枯槁的玉米秸，幽暗地摇曳在旷野。我满腹惆怅，望着车窗外群山连绵，蜿蜒着伸向远方，宛如岁月一望无际地通向永远。

电话突然响了，是我的同学毛云路打来的，他劈头就问我走到哪里了。我说还有半小时下高速。他说好。随即他压低声音：“今晚有一个神秘嘉宾！”

“是谁？”

“来了你就知道了。”他吊着我的胃口。

他是我从小学到高一的同学，但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失联了，直到一年前我们才恢复了联系。这次回来，我提前告诉了他，他就约在省城小聚。他与我同村，小时候我们打过几次架，我一点也不喜欢他，但来到城里读书后，我们却渐渐地混在了一起。当有人陪着一起旷课、打台球、打电子游戏、看录像，心里便会生出一种平衡感。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关系变得亲密的主要原因。后来，班上的另一个同学徐前君也加入了我们，他身材高大，习惯于发号施令，俨然一副带头大哥的架势。

那时候，由于学校的宿舍有统一的作息时间，晚上早早地熄了灯，加之人多，在宿舍很难有充裕的学习时间，很多学生便外出租房。在外租房确实可以提供更多便利的学习条件，但缺乏自制力的人很容易在那种诡衔窃辔的状态下滑入堕落的深渊。我们仨便是此类代表。

就是在父亲扬言和我断绝父子关系后的第三天夜里，在徐前君的出租屋，我们打扑克牌，玩了半天，觉得无趣，徐前君便扔牌不打了。他说：“太没意思了。”毛云路附和道：“真没意思。”我也觉得没意思，但没有吭声。

毛云路提议到街上闲逛一圈。徐前君懒洋洋地说：“逛来逛去就这么大，没劲。”

毛云路一拍大腿，说：“要不咱们去省外闯闯吧，说不定还可以闯出一番名堂来。”

我们一拍即合，决定两天后启程前往上海。那是我们第一次出远门，既紧张，又兴奋，仿佛踏上的是一次冒险的寻宝旅程。

时值五月中旬，骄阳似火，闷热的绿皮火车车厢仿佛火炉上的陶罐，咕嘟嘟地沸腾。过道和车厢的接头挤满了人，各种汗味、口臭、方便面和卤味零食的气味混合着发散，各种声响交织如打转的漩涡。在这乱糟糟的环境中，我们到达了武汉，徐前君中暑了，头晕乏力，萎靡不振，更要命的是，他的钱包被偷了，连同放在钱包内的身份证也失窃了。车上乘客如潮，无从得知是谁下的手。徐前君很沮丧，要求我们返回去。

我们在武汉下车，又在那里待了两天，才又重新返程。在返程的列车上，我们认识了一个同乡，名叫陈安康。他比我们大六岁，刚从上海打工回来。这个膀大腰圆、有着一张国字脸的年轻人，说话时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口若悬河地向我们讲述着上海的大街车水马龙，高楼鳞次栉比，金发碧眼的外国女人们身姿婀娜，浑身上下洋溢着动人的异域风情。他说有一次在酒吧里，他和一个英国女人一见钟情，当晚两人便到酒店开房。说到这里，他压低声音，既神秘又得意地描绘着外国女人的床上细节，说得绘声绘色，让我听得耳热心跳。

毛云路的语气带着妒忌：“你会英语吗？你们怎么交流的？”

“没见过世面。”陈安康鄙夷地说，“人家会说中文啊，再说了，那种事情，哪需要语言来交流呢？”

徐前君默不作声，但我看得出来，他心里已波澜荡漾。

我们回到学校后，徐前君把在火车上从陈安康那里听到的一切讲给同学们听。但他把主角置换成了自己，把地点置换成了武汉，尤其是讲到在酒吧里与英国女人的艳遇时，他添油加醋，夸大其词。

“外国女人……啧啧，简直不摆了！”他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听众谁也没有提出质疑，他们露出了羡慕的表情。有一位同学满怀憧憬地表示：“以后我要报考武汉的大学。”

我和毛云路谁也没有戳穿他。

班主任把我们叫到办公室，严厉地问我们去了哪里。我们实话实说了，他半是警告半是威胁，下次我们再这么旷课，就请学校开除我们。我心里暗暗地乐了，开除正好呢，那样我的父亲就不用再逼我上学了。

周六下午，我回到家时，父母正在坡上给玉米除草。我去庄稼地里找他们。日头渐西，他们忙得大汗淋漓。父亲看到我，没有吱声，只顾忙着手中的农活。我淡然地喊了一声：“爸。”

“我前几天去过城里，见过你们老师了。说你好几天都没有上课。”他没有抬头，手里的锄头挥动着，当的一下撞到石头上，窜出一粒火星。

我说：“你知道的，我不想读了。”

父亲不再说话。他的沉默让我有些不安。风拂过玉米地的声音，就像河水冲刷着两岸。

对我逃学之事，父亲在后来始终只字未提。反倒是母亲悄悄问我，我骗她说，我哪里也没去，就在一个同学租的房子里睡大觉。母亲哀叹一声，那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和惋惜。

离家返校时，我跟父亲要钱。我就是因为没钱花了，才回来的。父亲说：“你不是不想读书了吗？不读书那就自己去挣钱啊。我还以为你自己可以挣钱了呢。”他的话激怒了我，我转身走了。

山路起起伏伏，鸟鸣缤纷如雨滴。我生气地告诉自己，我要出去挣钱，我要证明给那个老家伙看。

突然身后传来母亲的喊声。她气喘吁吁地追上来，把钱递给我。我心里有一股暖意，我说：“妈，还是你最好。”母亲说：“你爸叫我给你送来的。”我微微有些失望，有些冲动地要把钱还给母亲，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我在县城的车站刚下车，就意外地看到毛云路朝我小跑过来，他笑嘻嘻地说：“我都等你半天了，你咋个才来呢？”一看他那神情，我就猜到他是来借钱的，我说：“我没钱啊。”他朝我伸出两根手指，涎着脸说：“就二十块，保证下星期还你。”

我不理他，兀自朝外走。他急了，缠着我不放，威胁我：“你要是不借，我就天天跟着你，连你睡觉的时候都跟着你睡。”我叹了一口气，说：“好好好，我怕了你了。”

许多年来，我都还清晰地记得他在拿到二十块钱后的那种嬉皮笑脸，而又显得厚颜无耻的样子。当二十多年后我们又一次在省城的某个酒楼包间相见时，他那嬉皮笑脸的样子一下将我拉回到过往的记忆中去。

聚会的一共七个人，有两个初中同学，一个高一的同学，我都有一些朦胧的记忆。最后剩下一个微微发胖的中年女人，不算漂亮，但自有一种气质，显得知性而婉约。她就是毛云路在电话里所说的那个神秘嘉宾。毛云路问我：“你还认得她吗？”我完全记不得了，只好讪讪地说：“眼熟得很，就是这记性啊，太差了。”

那女人微笑道：“谭总，谭大律师日理万机，记不得我也很正常。”

毛云路说：“我提醒你一下，以前读书的时候，她爱戴一个白玉手镯。”

我脑子里顿时一激灵，像是一道闪电划过：“杨……杨……杨飞燕！”

大家都笑了起来。那女人笑吟吟地说：“没想到大律师还记得呢。”

我当然记得了。那时我们读高一，她是班上成绩优异的学习委员，骄傲得如同开屏的孔雀。同班大半年了，我和她都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们之间的第一次交集是在一天傍晚，我和徐前君、毛云路、陈安康在校外的一个小餐馆吃饭，开心地喝着啤酒。喝了一瓶后，我突然发现钱包不见了。我有些慌乱，努力回想了半天，隐约觉得是落在了教室里。我飞奔回去，教室里空无一人，我在座位上寻找，钱包果然还躺在课桌的抽屉里。我抓起钱包就跑，在门口差点跟一个人撞上了，随即对方传来不满的嗔怪声：“慢点嘛！”

我慌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随即飞快地冲下楼去。

这个人就是杨飞燕。她在那天下午把玉镯放在了教室，放学时忘记带走了。据说那个手镯是她家祖传的，很珍贵。后来她想起时，就赶紧跑回教室来，差点在教室门口和我撞上了。当她回到座位上，却发现玉镯已不翼而飞。她疯了似的在教室里到处寻找，一无所获。她崩溃得大哭起来。她跑去找班主任，一口咬定，是我偷的。

班主任在次日清晨上早自习的时候，把我和杨飞燕叫到了办公室。他和颜悦色地对我说：“把玉镯还回来，就当这事没发生过。我们既不报警，更不上报学校。”我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喊起来：“我没有偷她的东西。”班主任说：“昨晚上晚自习的时候，我已经打听过，昨天下午放学后，最后离开教室的，是马婷婷和方碧霞，两人是一起走的。她们离开后，就只有你一个人来过教室，所以你的嫌疑最大。”

我盯着班主任的眼睛，一字字说：“我没有偷，就是没有偷！”班主任说：“你不说实话，那我们就通知家长，还会报警。警察自有办法，让你说实话。”

他真的通知了我的父亲。父亲来到学校后，第一时间去见了班主任。两人见面的情景，是后来我的母亲告诉我的。当时两人就站在操场边的一棵梧桐树下，阳光从梧桐树宽大的枝叶间漏下来，父亲在听完班主任的讲述后，面色平静地说：“王老师，虽然我家的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但偷盗这样的勾当，他是肯定不会做的。”班主任愣了，看着他。父亲加重了语气，说得很笃定：“他不会偷东西的，我了解我的儿子，他不会突破一些做人的底线。”

班主任盯着我的父亲看了很久，缓缓说道：“好吧，我希望你的判断是对的。从我内心深处来说，我也希望，东西不是他偷的。”

和班主任见完面后，父亲一直等着我下课。在人头攒动中，我看到父亲着急地朝我张望，仿佛激流中的浮萍。我朝他走过去。我们都没有吭声，一同朝外走向我的出租屋。路上有人跟我打招呼，我挥手回应。阳光灿烂，街上声浪喧嚣，整个世界就像大海在涨潮。

父亲终于开口了：“王老师跟我说，有个女同学反映，你偷了她的东西。”我反问他：“你相信了？”父亲说：“没有，我相信你不会偷。”我嗯了一声，有一种轻松的愉悦。父亲说：“听王老师说，那个女同学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成绩名列前茅。”我又嗯了一声。

父亲问：“王老师明显是在向着那个女同学说话，你想过是什么原因吗？”

我说：“因为她成绩好，我的成绩差。”

父亲说：“你明白就好。一个人越是优秀，越是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相反，一个人若是无能，越是容易遭到他人的质疑。”

我觉得他的话里蕴藏着一丝哲理，但我没有去细想。

父亲说：“我给王老师建议了，叫他们报警。我要让警察来证明你的清白。我的儿子不能蒙受不白之冤，哪怕只是受到怀疑也不行。”

我突然有些感动，心里浮上一股热流，但转瞬又消散了。

父亲说：“听说你与一些社会上的人在往来。”

我说：“那是我的朋友。”

父亲突然板着脸，声音提高了：“不要再跟社会上的人来往了。你现在这年纪，还不适合跟他们做朋友。”

我说：“你这是瞧不起我。”

父亲再次加重了语气：“这是命令。”

我讥笑道：“你不是已经跟我断绝关系了吗？现在又来命令我了？”

父亲气得说不出话来，只是面色铁青地看着我。在那个阳光汹涌的午间，我们在热闹的街头不欢而散。

警察后来还真来了，不过只是象征性地调查了一下，便草草结束。他们在问我话的时候，我问心无愧，也就说得中气充沛、理直气壮。

警察的调查并未消除杨飞燕的怨恨，她对身边的同学散布谣言，说我偷了她的玉镯。当那些流言传到我的耳朵时，我简直要气炸了。我愤怒地冲到她的面前，捏紧了拳头就要揍她。她身子斜靠着，冷冷地盯着我，脸上带着一种不屑和轻蔑。

虽然她是坐着的，我站着，足足高出她一大截。可她有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以一副居高临下的表情看着我。我顿时泄气了。

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有时我会想起这件事，在最初是愤慨和委屈，但后来就慢慢释怀了。只是我没想到的是，多年后我竟然意外地获得了真相。当席间我端着酒杯走到杨飞燕身边向她敬酒时，她突然向我道歉：“老同学，对不起，当年我错怪你了。”我愣了一下：“啥事错怪我了？”杨飞燕说：“你还记得我当年经常戴在左手上的那个手镯吧，有一次不见了，其实不是被偷，是掉进我书包的夹层中去了，上高中那会儿书包很重，堆满了各种书本，所以好多天都没有找到。直到有一天我洗书包，才发现手镯在里面。但那时候我骄傲得很，拉不下脸来给你道歉，手镯就不再戴了。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你转学了，我们一直没有再见面，我就没有机会给你道歉……”

我打断她：“你不用道歉，那时候我们都太小，不懂事。”

“那件事给你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我再一次打断她：“过去的事情都不说了，来，再喝一杯。”

于是我们再次举杯相碰，不再提起旧事，但我心里仍然好一阵唏嘘。

…………

全文首发于《钟山》2023年第3期

熊焱，1980年生，贵州瓮安人。著有诗集《爱无尽》《闪电的回音》《时间终于让我明白》，长篇小说《血路》《白水谣》等。曾获华文青年诗人奖、陈子昂诗歌奖青年诗人奖、艾青诗歌奖等。现居成都，任成都作家协会主席、《青年作家》《草堂》诗刊执行主编。曾参加《钟山》第六届全国青年作家笔会，在本刊发表诗歌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