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林语堂与《纽约客》杂志
1935年1945年间，是林语堂言谈与著述最重要的十年。初到美国，他即是妇女俱乐部被谈论最多的明星作者、图书出版公司最青睐的对象，并与纽约文化名流多有交集，具有专栏作家、文化经纪人、小说家和政论家等多重身份。但对于林语堂的两本文化随谈、两部长篇小说和时事政论集《啼笑皆非》，《纽约客》的评鉴始终冷静而客观。林语堂接受《纽约客》的采访时，对后者的批评建议也有所采纳。此外，《啼笑皆非》中对地缘政治学派的重构与批评，或对“共同体意识”的谨慎怀疑，皆与战时《纽约客》的态度互为表里。综观抗战期间林语堂与《纽约客》杂志间的对话，不难领悟其中包涵的自由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核心理念。
一
林语堂用英语写成《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1935）之后，赛珍珠坚信这是一本“迄今为止书写中国的最真诚，最深厚，最完整，最重要的书”[i]，与丈夫理查德•沃尔什（Richard Walsh）合力推动此书在美国出版。1935年，插图版《吾国与吾民》在四个月内共印七版，登上畅销书榜。9月21日，《纽约客》“书评”栏的主编克利夫顿•费迪曼[ii]，在“图书简讯”栏“综合类”书目登录此书书讯。费迪曼称，中国人林语堂“像大师一样写作英语”，用幽默微妙的性格描绘，展现了一群“有各式各样古怪毛病，却像是地球上最理性存在”的中国人。赛珍珠作为出版方，所言或有夸张，但费迪曼用“地球上最理性的存在”[iii]这样的表达，至少能部分说明林语堂在书写姿态上的中立与缓和。
费迪曼不能理解的是，既然这部绝妙、敏锐又博学的作品涉及中国人的种种，谈及社会政治生活、文学艺术形式，甚至社会家庭的乐事，林语堂的记录却“很少涉及中国正面临的危急的政治问题”。[iv]《纽约客》编辑有此困惑，因林语堂在自序中表示，本于“忠恕之道”，该书能“坦白地直陈一切”，“暴呈她（中国）的一切困恼纷扰”，“接受一切批评”。[v]林语堂显然十分在意《纽约客》的评价，在《论美国》中回忆当年收获的赞许时称：“费迪曼因对本书评论稍迟，赶紧向读者道歉。”[vi]并且，四年后《吾国与吾民》再版时，一来因为战争局势紧迫，二来也为回应费迪曼的批评，林语堂在书末新增一章“中日战争之我见”。
《吾国与吾民》是林语堂“对外讲中”的开始。1936年12月，受赛珍珠夫妇邀请举家迁至纽约后，林语堂很快融入当地知识分子的文化生活。[vii]12月15日，《纽约时报》和美国国家图书出版者协会在刚刚建成的洛克菲洛中心主办的第一届美国全国书展上，林语堂作为主讲作家之一出席参加，他的风度使当时许多中国留学生深感扬眉吐气。[viii]当然也有人从书中读出取巧的意味，认为林语堂只写“吾国”中与“吾”相似的阶层，用英文中“吾之”（My）与“卖”发音相同来讽刺和攻击。[ix]
“买卖”之意在《纽约客》的一篇采访稿中也略见端倪。1937年初，沃尔什介绍《纽约客》杂志的记者拜访林语堂，并在刊首“热门话题”栏目以《中国掮客》（“Chinese Hustler”）为题，记叙了对林语堂的采访。《纽约客》描述林语堂一家相当西化的客居生活，并提及他对中国的想念。[x]文章讨论的要点之一，是林语堂作为专栏写作者的经验与眼光。林语堂自1930年起至去美前，为上海英文刊物《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的专栏“小评论”（The Little Critic）写稿。《纽约客》记者将林语堂的专栏文笔与布龙、佩格勒相提并论。海伍德•布龙（Heywood Broun）和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Westbrook Pegler）均为纽约当时善写时政的专栏作家。20世纪20—30年代，布龙常常为《纽约客》撰稿，同时为民主党的《纽约世界》（New York World）日报主持“在我看来”（It Seems to Me）专栏。[xi]“小评论”中的林语堂也常常以“我”为视角，看似从个人生活抒发感言，但包含见理精深的观点。[xii]而佩格勒则是和主流大唱反调的讽刺行家，他的抨击对象不仅有罗斯福家族和劳工领袖，也有知识分子、作家、诗人和评论家，甚至包括《纽约客》的费迪曼本人。[xiii]《纽约客》认为林语堂畅销书作者的行文风格，与写作专栏的经历密不可分，这是极其准确的判断。《吾国与吾民》中的多数观点，正是对“小评论”既有议题的重申和扩展。不过，此时林语堂的讽刺远没有达到佩格勒“煽动人心”的程度，在后者的专栏中，“没有人是安全的”。[xiv]林语堂虽有布龙和佩格勒的辛辣文笔，但格调要温和许多。
《中国掮客》是一篇用典型的美国式新闻笔调写作的报道，但“掮客”一词，并非出自刁钻的记者，反倒是林语堂的自嘲。[xv]彼时他并不高看自己的文化小品。《吾国与吾民》的最末一章“生活的艺术”谈论中式园艺及饮食，成为许多美国女士的生活法则。趁西方尚无此类专书，林语堂又口述完成《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1937），讲西方风俗，也讲中国的生活思想，出版之后，高居畅销书首位竟有一年之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报刊纷纷请林语堂撰写文章，阐释中日战争的背景。1937年8—11月底，林语堂在《纽约时报》及其杂志版多次撰稿讨论中日战事。[xvi]《纽约客》也不再额外推荐林语堂“与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的生活散文。1937年11月27日，费迪曼在“图书简讯”栏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艺术》的失望：“此书的说教，老套的怜悯与讽刺的风格，却是三百年来二流哲学家轻车熟路施舍的一贯套路。”[xvii]林语堂的本意是让《生活的艺术》达到“不说老庄，而老庄之精神在焉，不谈孔孟，而孔孟之面目存焉。”[xviii]但“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中国式思辨，并不为《纽约客》所欣赏。1938年，译成中文的《生活的艺术》开始在上海《西风》杂志连载时[xix]，国内还鲜有对林语堂的批评，而《纽约客》上却出现了戏仿的文章。常驻作者科妮莉亚·奥蒂斯·斯金纳作《鸡尾酒的艺术——或林语堂的灯之油》，称鸡尾酒是中国某朝某帝某臣之发明。斯金纳还堆砌了大量毫无意义的韦氏拼音，并佯装严谨地为自己编造的汉语新词一一作注。[xx]这是为了讽刺《生活的艺术》没有提供有质感的中国材料，既然如此，不如像她一样胡编乱造。原本林语堂想做超然的评论家，领悟美国的现代生活，评述中国的古代智慧，不讲“宇宙救国的大道”[xxi]，但战争背景下出现的这类批评，将部分地改变他未来的写作策略。
沃尔什曾劝林语堂用“纯中国的小说艺术”写英文长篇小说[xxii]，这就有了1939年出版的《京华烟云》。小说的时间跨度长达40年（从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主要篇章都与战争和革命有关，但“瞬息京华”的大背景却是平静的。1939年11月18日，费迪曼在“书评”栏以“华夏四十年”为题发表评论，称《京华烟云》极其“散漫”：有800页但“写成8000页也完全可以”，书中200个角色，“其中50个是主角，以无比复杂的家庭纽带连接”。费迪曼认为，林语堂对40年的时间跨度“并无类似托马斯·曼《魔山》中的哲学处理”；且小说叙事展现的是贵族式的社会图景，“而非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它的感觉方式、说话习惯、礼仪的拘泥和习俗的转变，似乎都得益于普鲁斯特，虽然情感处理“并没有普鲁斯特的敏感微妙”；有时角色陷入感官上的乐趣，对彼此有不同程度的情感，但如《荷马史诗》般“全无我们现代意义上对罗曼蒂克之爱的理解”；有人死去，却“没有悲剧感”；有悲伤，却“没有莎士比亚的悲痛”。[xxiii]费迪曼对中国小说全无概念，面对对此同样一无所知的《纽约客》读者，只能通过比照的方式，列出《京华烟云》所缺少的经典特质。费迪曼判断，作为一本中国人用英文为英语读者写的中国社会小说，林语堂使用了“一种为他的国民写小说时不会使用的方法”，对风俗习惯、家居建筑的描写，与人物关系松散地联合，产生一种“滑稽的，过分传授知识的效果”。[xxiv]虽然有这类批评的声音，但一个月后的12月23日，“书评”栏登录1939年的图书总结，《纽约客》仍将“最佳精艺奖”（Most Admirable Piece of Virtuosity）授予《京华烟云》。[xxv]此事说明，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美国读者需要一部与战时中国相关联的小说。虽然林语堂没有将“英文技能”直接用在“为抗建国策做宣传”上，但《京华烟云》还是成为当时他所有作品中销路最好的一本。[xxvi]稍后在《美国与中国的抗建》一文中，对于海明威叙述西班牙内战的《丧钟为谁而鸣》销量已超50万本一事，林语堂感叹：“倘能撰一中国战争小说，亦可为中国作文学宣传，力量较大于政治宣传也。”[xxvii]
此后，“二战”局势彻底改变了美国新闻出版与文化生产的格局。1940年伦敦大轰炸后，图书、戏剧和广播的大量报道，让美国读者能够将同情的目光给予饱受空袭之苦的伦敦市民。“轰炸纪实”也是当时报道中国的核心议题，以《纽约时报》为例，1938—1943年间，与“重庆大轰炸”相关的文本有187篇。[xxviii]1941年，林语堂的《风声鹤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出版，很快成为《纽约时报·书评周刊》（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十大畅销书。1941年11月22日，费迪曼在《纽约客》“书评”栏表示，这部小说之所以重要，因其谈的是中日纷争，在“三角恋的陈腐俗套和佛教教义的空洞训诫”之下，可见“侵略者的病态倒错与中国民族精神的成长”。[xxix]被轰炸的汉口，扩大了《风声鹤唳》的读者效应，这一时期，无论林语堂如何谈论儒家情理、道家精神或佛教思维，都比不上战祸书写的意义和影响。
二
1943年，战局尚不明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围绕战后安全问题、欧洲与远东地区可能出现的局面展开。7月，林语堂出版时事政论集《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 Laughter），用大量篇幅讨论地缘政治学，评论若干本当时出版的涉及地缘政治的地理学名作，并梳理了这门欧洲科学的起源与脉络。林语堂的爬梳从学科鼻祖、英国历史地理学家麦金德爵士（Sir Halford J. Mackinder）开始，论及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创始人霍斯何弗（Karl Haushofer），再进而讨论耶鲁大学国际问题专家的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教授。这一系列对地缘政治知识谱系的重构与批评，或与1942—1943年间，费迪曼在《纽约客》发表的一系列评论有关。
1942年8月，中途岛海战结束一月有余，《纽约客》介绍了麦金德当时再版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1919）。麦金德的“陆权论”强调欧亚平原作为腹地的重要性，并提出“世界岛”（欧亚非大陆）概念。作为一名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学者，在他的思考中，地中海地区和欧洲种族才是世界中枢，美洲不过是“世界岛”的外岛。此书在“一战”后风行，二十多年后再版之际，费迪曼一再重申，以霍斯何弗为首的现代地缘政治家，是由麦金德引申出他们的理论。[xxx]麦金德回顾欧洲千年历史，总结出一条简单易懂而又过于齐整的空间决定论，即统治东欧便控制“心脏地带”，进而控制“世界岛”，把握整个世界的局势。麦金德的本意是从地理位置的角度确保英帝国的安全，但将大陆腹地视为枢要的地缘政治战略，被德国学派的霍斯何弗引用后，直接影响了希特勒对东欧的政策。
对于费迪曼关于地缘政治的评论，林语堂在《啼笑皆非》中写道：“美国人民迟迟开眼，才当觉在霍斯何弗之前,还有一个英国人名麦肯德（麦金德）早在1904年，便发表地缘政治的中心理论，倡欧亚‘中心地’之说。”[xxxi]费迪曼关注的是麦金德启蒙史观下政治地理的现实，而林语堂更关注强权政治与民主、自由理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每听他们讲起“地球”或“世界岛”，我就觉得它已为人血染红。地略政治并不是研究“土地”、“地片”（Land-Mass）、“核心地”（Rimland）、“边沿地”、生存空间，以及伸张空间的科学，而是“血地的科学”。[xxxii]
林语堂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慨，因为对于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国来说，凌弱暴寡的地缘政治确无公平与正义可言。1904年，麦金德向皇家地理学会宣读报告《历史的地理枢纽》，并在报告的尾声假设，一旦中日合纵便有可能推翻俄国，构成“威胁世界自由的黄祸”。[xxxiii]仅仅两周之后，日俄战争在旅顺港揭开序幕。一方面，英国舰队已经支持日本，另一方面,麦金德依然警惕任何可能的新兴力量对英国形成的潜在威胁。[xxxiv]到了1919年，《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出版，在巴黎和会的背景下，麦金德强调胶州“不该重归德国”，因为德国占领的明显目的是要使用中国人作为补充的人力，帮助德国征服“世界岛”。[xxxv]但麦金德却从未提及“胶州湾是中国领土，理应从德国人手中归还中国”。[xxxvi]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题目之下的世界史论析，看不到大英帝国之外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在麦金德看来，自然环境对人类的行动产生影响，因而人类历史是世界“有机体生活”[xxxvii]的一部分。“国家有机体”在“有机欲望”的驱使下争夺“生存空间”，是掩藏在自然生物概念之下的政治意识和视野。[xxxviii]因此，林语堂指出，这一学说理所当然会被霍斯何弗引申利用，作为德国地缘政治理论的核心，进而为纳粹的国家安全理论和领土扩张政策提供相应的地理学解释。[xxxix]
同一时期《纽约客》对于霍斯何弗的讨论，集中体现在费迪曼对《霍斯何弗将军的世界》（World of General Haushofer, 1942）一书的评价中。在这本费迪曼看来表述“漫不经心，极其淡漠”的德国地缘政治学科论著中，林语堂反而捕捉到为数不多的对霍斯何弗主义清醒的认识和批判。此书在思想史梳理中涉及大量原文典籍，让林语堂格外重视它在“资料备载上”[xl]的意义。费迪曼认为，霍斯何弗主义是一门“虚假”的“科学”，德国学派的地缘政治理论混杂着地理政治、“最模糊的德国式的形而上学”和“简单又甜蜜的德国式的对土地的渴望”。[xli]而林语堂也做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评价：
地略政治之所以危险，因为它是一门“科学”，而假借科学之名……不论是霍斯何弗派或其他派，百分之五十是集合而成的客观材料，百分之三十是冒牌科学，百分之二十是德国玄学，或可说是“浮士德的悬望”。[xlii]
不过，费迪曼看到的是强权政治之下的畸形怪物，林语堂则窥见了半个世纪内，作为一个文化有机体的欧洲的衰落。他将占据尽可能多的“生存空间”的“有机欲望”，与19世纪欧洲的自然主义论调相联系，认为“将达尔文物竞论移来适用于人事”，“把植物学应用及人类文化”，会带来斯宾格勒式的悲观主义。[xliii]霍斯何弗主义象征着西欧文明的普遍衰落，这一学派不仅受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说影响，也暗含对“西欧中心论”的批判。19世纪末20世纪初知识界的动向，几乎都与自然科学的技术有关，而显著的科学贡献又各自受物质因素的影响，林语堂逐一列举了种种知识界的唯物主义风潮，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左拉的实验小说、德莱赛的自然主义作品等。霍斯何弗的政治伦理，与这半个世纪的欧洲文化运动的发展相辅相成。林语堂亦提及艾略特的“私人僻典”、乔伊斯的“自我剖析和自我暴露”、斯特拉文斯基的“逃避和谐”、毕加索的“逃避美观”、达利的“逃避逻辑理性”以及斯泰因的“逃避文法”等，均为“科学”西方强压之下的产物。[xliv]当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已重新发出18世纪浪漫主义反理性至上的呼声时，地缘政治运动却还走在人文科学机械袭用自然科学的老路上。
另一本同时收获费迪曼和林语堂评论的地缘政治论著，是斯皮克曼影响深远的《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1942）。麦金德的“陆权论”先是在霍斯何弗的引介之下，成为纳粹德国“国家科学”的一部分，“二战”后期又为美国学派的斯皮克曼利用，成为注重武力均衡的战略指导。《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强调从战略上思考国家安全，宣扬建立视本国利益为根本的战争学说。斯皮克曼毫不隐讳，武力才是美国生存与实现和平愿景的唯一途径，美国积极参战的重要意义在于控制欧洲和亚洲的边缘地带，维持分歧的局面。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美国及武力均衡”，在某种意义上，它确实具有透视国际政治的实用价值。站在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的《纽约客》无法苟同斯皮克曼的“务实”精神，费迪曼称他“理由充分却并不友好”，“超然客观却冷冰冰”，并将其比作“美国版的霍斯何弗”。[xlv]
对于时刻关注中国命运的林语堂来说，斯皮克曼及其言论显然是一个威胁。关于“武力均衡”的种种言论已被纳入当时的外交文献，也为国防政策的制定者提供科学背景和行动指导。美国社会普遍认为，不仅应该用武力干涉欧洲或亚洲，而且战后的美国更可以作为一个超越他国的更高权威，控制与处理国际关系。在《啼笑皆非》中，林语堂一方面反驳斯皮克曼“背离怜愍苍生之感的学府观点……借科学的名义辱贬人类的心知”，一方面也惊讶于斯皮克曼与霍斯何弗的相似之处：
史班克孟（斯皮克曼——引者注）教授这本书最后十五页内所蕴含的国际毒液，比希特勒《我的奋斗》全书更剧烈……他所讲的是科学，与人生价值无关的科学。他保持完全超脱的客观态度，头脑用消毒密封方法封住，人类感情已全部肃清。如果有人说得出史班克孟教授，与霍斯何弗或希特勒在宇宙观上有什么分别，我倒愿意听听……德国的宇宙观以及达尔文自然物竞之说，影响美国地略政治家到何程度，且看史班克孟教授便可知道。他的著作最能完全反射出这“强权政治之自然科学”的徳国风味，丝毫不容人道观念插足其间。[xlvi]
林语堂无数次质疑地缘政治搬弄定义，既不客观中立，又无视道德人情。他更多次呼吁，既然“有许多独立国家的世界，是斯必克门（斯皮克曼——引者注）教授所不敢想象的”[xlvii]，那么废道忘义不应始于教育有素的知识阶层，美国大学课堂不应教授此类政治学说，高等研究院更不应被强权政治的势力把持。
20世纪40年代重新发酵的地缘政治学热潮，奠定了此后这一学科的基本格局。今日学界在思想史的研究范畴内讨论地缘政治已非常普遍，而对于1942年前后的美国人来说，它是个全新的词汇。《纽约客》曾发表一首小诗《修面》（“Shave”）调侃地缘政治的流行，形容连理发店的空气中也“弥漫宏大的战略”，理发师在顾客耳边“绘制战术防御”，“剃刀高高地摆成V型……哦美妙新地略”。[xlviii]地缘政治骤然为美国人津津乐道，尽管之前他们的地理学知识还相当陈旧。短短几年内，译介地缘政治的图书大量涌现，包括《纽约客》在内的报刊大力推广，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决定性的世界观，一种新的美国式的地理政治学思想的系统表述，已初现端倪。[xlix]它通俗易懂，又打着科学的名号，几乎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政治学说。借助《纽约客》的相关评论，林语堂敏锐地注意到地缘政治学科的风行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并使之成为他这一阶段思考的重点。
三
林语堂与《纽约客》共同反对地缘政治的鼓吹者，同时，也批判政客中“倡武力治安”或“倡武力挟制天下”[l]的现实主义者。《纽约客》杂志元老E. B. 怀特在“热门话题”栏述及“理想家”林语堂，引出了当时更流行的某种观念趋势：
林语堂博士说“问题实质是：武力足恃吗？”我们倒不认为这是问题的实质。武力显然解决问题。它是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每天我们都目睹武力的效用（对我们有利的），当它被用来支持法律，被用来维护民意时。每隔二十年左右，我们都目睹武力的效用（对我们不利），当它不经民意批准被无常地用来与法律分离之时。问题的实质不是武力是否解决问题，而是共同体的范围及意识，是否能，怎样能，扩大发展，直至武力不仅可以在地方上，也可以在国际上起到好的作用。[li]
在这里，怀特委婉地将关于“武力”的讨论，转向对“共同体”的关注。国际联盟当时虽然崩溃，但人们越来越看重全球一体化的观念，“世界合作政府”或“世界平等联邦”的构想依然盛行。只是在怀特看来，“世界警团”的存在与国际公平、安全并无绝对关系。1943年2月，《纽约客》曾介绍桥牌大师伊黎·古尔柏森（Ely Culbertson）“伟大”的“世界联邦计划”（World Federation Plan），称之为“高烧之下”的疯狂产物。[lii]古尔柏森认为，世界秩序“不需要比桥牌更复杂”，并倡导“世界警团分配原则”（World-police Quotas），从制度上保障和平。但在古氏的分配数据中，美国军力占20%，中国军力占4%，绝无平等可言。
林语堂在《啼笑皆非》中注意到斯皮克曼对“世界联邦计划”的附和，力证古尔柏森从大众心理入手，借联邦的名义行英美领导之实，强调“英美联邦”才是“建立世界联邦之初步”。[liii]不过，林语堂的观点并无独到之处，因为支持某种自由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权力联合，是英美政治家与学者的主流意见。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就主张建立某种“民主的盎格鲁—美利坚世界联邦”，让“世界的领导权暂时落入说英语的人手中”。[liv]1943年初，在没有中国代表出席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中，英、美两国单方面决定了联合行动里中国的任务。3月，丘吉尔在关于战后重建的演讲中，谈及未来世界的合作组织工作，多次使用美、英、苏“三大列强”的提法。[lv]罗斯福也认为，任何一个新的世界组织，都要遵守“由大国高度掌控”的原则。[lvi]在那些讨论如何用世界合作来维护和平稳定的谏言中，“帝国”一词已经被“联盟”成功置换。
有感于此，林语堂对“世界联邦合作”尤为谨慎。他援古证今，引用古代雅典因“不能解决帝国主义与自由之矛盾”[lvii]，以致提洛同盟解体、希腊文明衰落的例子，以证明联邦的弊病。一方面，林语堂坚信美、英两国的战后政策是“富国的寡头政治”[lviii]，可能以灾难收场；另一方面，他又以救国为最终目的，为沟通文化、促进邦交的工作奔波。1943年8月，在赛珍珠创立的民间组织“东西方协会”（East and West Association）的协调下，林语堂通过电台，谴责日本侵略并号召美国人民支持中国。活动结束后，协会收到上千封美国听众的来信。林语堂表示会将这捆信件带回中国，转交至重庆政府高层手中。12月18日，《纽约客》有幸浏览过这批来信的记者，在“热门话题”栏中转述了部分信件的内容，称“与政府的政策表现相比，多数美国人更加同情中国……他们既非孤立主义者，也非帝国主义者，亦对国际义务有较敏锐的意识”。[lix]依据来信的人群之广，反应之热烈（有听众甚至在信中附上了捐款），可以看出林语堂当时在美国具有极强的号召力。
《纽约客》编辑部不清楚的是，携带美国人民的好意归国，原本打算搜集英勇抗战故事以资国际宣传的林语堂，并没有受到中国知识界的热情礼遇。林语堂搭乘宋子文的飞机回国，落地后即推广将要被译成中文的《啼笑皆非》，称之为数年来国外观察的汇总报告。1943年10月24日，林语堂在重庆中央大学演讲，声明“所收的是公开的资料，所表的是私人的见解”，因国人“读物缺乏，对国外政治的暗潮，未免太隔膜”，读后可对“国际政治将来之发展及战后的局势，有更亲切之认识”。[lx]1944年3月，林语堂在长沙作《论月亮与臭虫》的演讲，又特意谈及《啼笑皆非》，重提东西方政治的比较，称西洋政治学“专讲政制机构、代议制度”，而中国政治学是“礼乐刑政四者缺一不可，寓伦理与政治于一炉”。[lxi]
与此几乎同时进行的，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政治丛书”系列，将林语堂《地缘政治：野蛮的法则》[lxii]的译文编入小册子《地缘政治与心理政治》（蒲耀琼译，国际编译社1943年版）。在1944年的大背景下，林语堂在正式场合的发言，直接就“中国治道”发论，谈及儒家“政者正也”，并一再坚持“儒家言治不在西洋政治学之下”[lxiii]的说法，是不顾形势的一意孤行。林语堂高调亲蒋的立场备受质疑，在陪都乃至全国都引起巨大的反对声浪。除上海的《文艺春秋》（1944年10月号），重庆的《天下文章》（1944年11月号）刊发特辑集中批评林语堂之外，更有人从《半月文萃》《当代文艺》《爱与刺》《大公报（桂林版）》等报刊中，将批评林语堂的二十余篇文章汇编成集，单独出版。[lxiv]田汉严厉指责林语堂对左派的攻击“损害祖国文艺界已有的团结”，称林语堂“认友作敌，不分民族恩怨……不知他会把我抗战军民写成什么”，又“把中国固有文化和西洋思想无原则地对立起来”。[lxv]这一批评显然与林语堂的初衷相差甚远。虽然林语堂两次发言的主旨，都是劝青年人不要盲目崇拜西洋，但郭沫若依旧用“新辜鸿铭”的绰号，讽刺他引“门外学者的话来装点门面”。郭沫若尤其不能容忍林语堂认为“易经为儒家精神哲理所寄托”，“非懂易不足以言儒”。[lxvi]曹聚仁是唯一试图将辩题深入下去的批评者，他用了很大的篇幅强调，林语堂在讲话中“否定因果律，叫青年们也跟着进入玄学的浑沌圈子”。[lxvii]即便《啼笑皆非》在开篇便解释因果循环是“全书立论的张本”，而中日战争也“可引为业缘的好例”。[lxviii]
这波批评林语堂的浪潮，往往援引美国报刊书评对《啼笑皆非》的负面评价。上海的《杂志》引《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中所言“林语堂业已疯狂”。[lxix]桂林的《半月文萃》也取该篇评论中的“故意用不公平来呼吁公平，带着如此温雅的情态来歪曲事实，对于人性的深刻了解，又如此流于浅薄”；[lxx]又引《星期六文学批评》（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中的“林语堂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一种奇绝的观点，以为美国应负责中国的幸福……他甚至建议要我们改变我们自己的政府底哲学和形式，信口把中国的施政理想作了一番形而上学的概述”。[lxxi]可见，大后方的中国知识界对林语堂群起而攻之，而美国主流报刊亦讽刺林语堂面对美国仍在进行中的援助不知感恩。
林语堂这一时期的言论由战略、战事讨论强权政治，分析欧美百年来的自然主义思潮，再言及人道主义对于自然主义的超越，提出“东西哲理，可以互通”。[lxxii]这一论证过程，显然缺乏严密的逻辑推导。1945年，《美亚》（Amerasia）杂志称林语堂为“学术型”的“新闻代言人”[lxxiii]，这种描述实际上并不准确。虽然林语堂会发出类似“美国必受良心的谴责，精神上自觉理曲”[lxxiv]的言论，但真正刺激他发声的，绝非某种“新闻代言”的本能，或某种国家主义信仰。美国主流文化刊物深刻地影响了林语堂的观点。在一点上，《纽约客》似乎已与他达成共识，即如果安宁与和平的愿景真的可以实现，那么比起政治家、外交家和科学家，诗人一定能更好地被委以重任。[lxxv]这想法近乎玩笑，但由此重新来看《纽约客》在《啼笑皆非》出版当月的评价，便可理解这本杂志及其背后的作者们，何以认同林语堂的诸多抱怨：
林博士认为“我们”处理得不太妙……以因果业缘，或强权政治，或数字统计，或世界警团分配为原则，但此事牵扯道德价值体系。除非我们能像孟子说的那样“先得我心”，否则只能愈加茫然。[lxxvi]
“先得我心”来自《孟子·告子上》：“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lxxvii]《纽约客》能够理解林语堂在引言中列入“先得我心”[lxxviii]的用意。“理”、“义”为人类所共有，事关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已无须再作重申与讨论。
注释：
[i]Clifton Fadiman, “Books Briefly Noted: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1, 1935): 85. 本文所引英文文献均为笔者自译。
[ii] 克利夫顿•费迪曼（Clifton Fadiman, 1904—1999）是美国著名报人、编辑和专栏作家。1933—1943年间为《纽约客》撰写书评稿。林语堂和费迪曼私交甚好，1939年同胡适一起为费迪曼所编的《我的信仰》（I Believe: The Personal Philosophies of Certain Eminent Men and Women of Our Time）一书撰文。2002年，费迪曼《一生的读书计划》（Lifetime Reading Plan, 1960）在中国出版。
[iii]Clifton Fadiman, “Books Briefly Noted: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1, 1935): 85.
[iv]Clifton Fadiman, “Books Briefly Noted: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1, 1935): 85.
[v] 此序写于1935年6月，中文版由黄嘉德译，原载于1936年上海西风社出版的《吾国与吾民》（参见林语堂著、陈子善编《林语堂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5页）。
[vi] 林语堂：《八十自述》，宝文堂书店1990年版，第39页。
[vii] 1936年10月，林语堂与太太和三个女儿搬至纽约，住在中央公园西路50号一栋七间房的公寓。据《宇宙风》的周劭称，林语堂忽然决定举家赴美，是因为“参与过蔡元培、宋美龄发起的‘民权保障大同盟’和编辑过《论语》，给国民党平添了不少麻烦，没当上南京政府的立法委员，因此愤而出国。”参见周劭之《前言》，柯灵、冯金牛选编《午夜高楼——〈宇宙风〉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viii] 林太乙：《林语堂传》，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版，第171页。
[ix]Chan Wing-Tsit, “Lin Yutang, Critic and Interpreter”, College English, Vol.8, No. 4 (January 1947): 165.
[x]Richard J. Walsh, Charles Cooke, and Russell Maloney, “The Talk of the Town: Chinese Hustler”,The New Yorker, (January 16, 1937): 12.
[xi] 1927年至1936年间，布龙为《纽约客》撰写了两篇人物访谈，五篇小说和一篇通讯稿。
[xii] 例如《假定我是土匪》《我搬进公寓》《言志篇》《我不敢游杭》等等（Lin Yutang, “If I Were a Bandit”,The China Critic Weekly, Vol.3 [August 21, 1930]: 804-805; Lin Yutang, “I Moved into a Flat”, The China Critic Weekly, Vol.5 [September 22, 1932]: 991-992; Lin Yutang, “What I Want”, The China Critic Weekly, Vol.6 [July 13, 1933]: 264-265; Lin Yutang, “I Daren’t Go to Hangchow”,The China Critic Weekly, Vol.8 [March 28, 1935]: 304-305）。
[xiii] William F. Buckley, Jr., “Life and Letters: Rabble-rouser” , The New Yorker, (March 1, 2004): 46-53.
[xiv] William F. Buckley, Jr., “Life and Letters: Rabble-rouser” , The New Yorker, (March 1, 2004): 46.
[xv] 结尾处记者“郑重”总结，林先生“最喜欢的自称是‘掮客’”（Richard J. Walsh, Charles Cooke, and Russell Maloney, “The Talk of the Town: Chinese Hustler”, p. 13）。
[xvi]Lin Yutang, “Captive Peiping Holds the South of Ageless China: Culture, Charm, Mystery, and Romance Linger in the Vivid City Occupied by the Japanese,”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5, 1937): 110; Lin Yutang, “Can China Stop Japan in Her Asiatic March?”,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ugust 29,1937): 5; Lin Yutang,“Key Man in China’s Future: The ‘Coolie’ A Portrait of The Stoical and Humorous Toiler Who is also a Stubborn Fighter,”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4, 1937): 152.
[xvii] Clifton Fadiman, “Books Briefly Noted: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27, 1937): 103-104.
[xviii] 林太乙：《林语堂传》，第172页。
[xix]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一）》，黄嘉德译，载《西风》第22期，1938年9月。
[xx]Cornelia Otis Skinner, “The Importance of Cocktails: Or Oil From the Lamps of Lin Yutang”, The New Yorker, (June 4, 1938): 16.
[xxi]Lin Yutang,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New York: John Day, 1935, p. 15.
[xxii] 林太乙：《林语堂传》，第181页。
[xxiii]Clifton Fadiman, “Books: Forty Years of Cathay”,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18, 1939): 103.
[xxiv]Clifton Fadiman, “Books: Forty Years of Cathay”,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18, 1939): 104.
[xxv] 奖项后特别注明，因林语堂可“让美国大多数的三流小说家们懂得如何使用简洁清楚的英文”（Clifton Fadiman, “Books: Mopping up”,The New Yorker, [December 23, 1939]: 62）。
[xxvi] 时金：《评〈京华烟云〉》，载《文艺世界》第3期，1940年10月。
[xxvii] 此文起初为1941年初《大公报》（重庆版）的通讯稿，后载《宇宙风》（参见林语堂《美国与中国的抗建》，载《宇宙风》第150期，1942年6月）。
[xxviii] 张瑾，王爽：《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分析——以《纽约时报》为例》，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xxix] Clifton Fadiman, “Books: A Week of Storms”,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22, 1941): 108.
[xxx]Clifton Fadiman, “Books Briefly Noted: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The New Yorker, (August 22, 1942): 59.
[xxxi] 林语堂：《啼笑皆非》，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徐诚斌译，第136页。
[xxxii] 林语堂：《啼笑皆非》，第138页。
[xxxiii]H.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3, No. 4 (1904): 437.
[xxxiv] 出于对俄国崛起的恐惧，也“为了使通向中国市场的门户开放”，英日同盟已于1902年签订（H. J. Mackinde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19, p. 180）。
[xxxv]H. J. Mackinde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19, p. 217.
[xxxvi] 刘小枫：《麦金德政治地理学中的两种世界文明史观》，载《思想战线》2016年5期。
[xxxvii]H.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3, no. 4, (1904): 422.
[xxxviii] 麦金德和霍斯何弗都沿用了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国家有机体”和“生存空间” （lebensraum）的概念。
[xxxix] 林形容霍斯何弗教授对希特勒的影响，有如“拉斯布丁（Rasputin）影响最后一个俄国皇帝”，他对二战的关系，有如“突来茨基（Treitschke）对一战的关系”（参见林语堂《啼笑皆非》，第136页）。
[xl] 林语堂：《啼笑皆非》，第140页。
[xli]Clifton Fadiman, “Books Briefly Noted: World of General Haushofer”, The New Yorker, (January 2, 1943): 52.
[xlii] 林语堂：《啼笑皆非》，第137—140页。
[xliii] 林语堂：《啼笑皆非》，第142—143页。
[xliv] 林语堂：《啼笑皆非》，第163页。
[xlv] Clifton Fadiman, “Book: American Geopolitics”, The New Yorker, (March 21, 1942): 68-70.
[xlvi] 林语堂：《啼笑皆非》，第136—139页。
[xlvii] 《啼笑皆非》前12篇由林语堂自译，12篇之后由徐诚斌译出。因此人名常有前后不一的译法，再版也未作修正（参见林语堂《啼笑皆非》，第19页）。
[xlviii]Maurice Sagoff, “Poem: Shave”,The New Yorker, (February 28, 1942): 53.
[xlix]Geoffrey Parker,Western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ydney: Croom Helm, 2015, p. 103.
[l] 林语堂：《啼笑皆非》，第1页。
[li] E. B. White, “The Talk of the Town: Notes and Comment”, The New Yorker, (August 28, 1943): 13.
[lii] “The Talk of the Town: The Culbertson System”, The New Yorker, (February 27, 1943): 12-13.
[liii] 林语堂：《啼笑皆非》，第113—132页。
[liv]Mark Mazower,Governing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an Idea, 1815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2, p. 194.
[lv] “Three great victorious Powers”或“Three leading victorious Powers”（Cf. Winston S. Churchill,A Four Years' Plan for Britain: Broadcast of 21 March 1943, London: The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1943）。
[lvi]Mark Mazower,Governing the World: The History of an Idea, 1815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2, p. 195.
[lvii] 林语堂：《啼笑皆非》，第23页。
[lviii] 林语堂称“现此的世界联邦必成为富户政治或富国的寡头政治，其不稳固亦不亚于一国中的寡头政治”（参见林语堂《啼笑皆非》，第167页）。
[lix]Andy Logan, “The Talk of the Town: Best Wishes”, The New Yorker, (December 18, 1943): 20.
[lx] 题为《论中西文化与心理建设》的发言稿先后在《大公报（桂林版）》《重建月刊》《新动向》《国民杂志》《天下文章》等刊转载（参见林语堂《论中西文化与心理建设》，载《宇宙风》第135、136期合刊，1943年12月）。
[lxi] 林语堂：《论月亮与臭虫》，载《宇宙风》第135、136期合刊。
[lxii] 此文为《啼笑皆非》中《血地篇第十七》的部分内容，先载于美国《亚细亚》杂志（Lin Yutang, “Geopolitics: The Law of Jungle”, Asia, Vol.43 [April, 1943]: 199-202）。
[lxiii] 林语堂：《论月亮与臭虫》，载《宇宙风》第135、136期合刊。
[lxiv] 参见子介等编《啼笑皆是：林语堂论》，东方出版社1944年版；陈荡编《评林语堂》，华光书店1944年版。
[lxv] 田汉：《送抗战的观光者——林语堂先生》，载《当代文艺》第1卷第3期，1944年3月。
[lxvi] 郭沫若：《啼笑皆是》，载《半月文萃》第2卷第5期，1943年10月。
[lxvii] 曹聚仁：《论“瞎缠三官经”的东西文化观》，载《文艺春秋》第1期，1944年10月。
[lxviii] 林语堂：《啼笑皆非》，第15页。
[lxix] 《林语堂〈啼笑皆非〉》，载《杂志》第12卷第5期，1944年2月。
[lxx] William S. Schlamn：《评林语堂的〈啼笑皆非〉》，淑译，载《半月文萃》第2卷第5期。
[lxxi] Paul I. Wellman：《〈啼笑皆非〉书评》，淑译，载《半月文萃》第2卷第5期。
[lxxii] 林语堂：《啼笑皆非》，第2页。
[lxxiii] “China's scholarly press agent: Lin Yutang's new role”, Amerasia, (March 9, 1945): 67-78.
[lxxiv] 林语堂：《啼笑皆非》，第148页。
[lxxv] E. B. White, “The Talk of the Town: Notes and Comment”, The New Yorker, (May 5, 1945): 15.
[lxxvi] Vincent McHugh, “Books: The Chinese and Others”, The New Yorker, (July 24, 1943): 60-63.
[lxxvii] 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65页。
[lxxviii] 林译“The Sage is one who has first discovered what is common in our hearts”（Lin Yutang, Between Tears & Laughter, New York: John Day, 1943, p. 5）。
（原载于《文艺研究》2019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