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镜重圆没办法”：《纽约客》非虚构之“北平叙事”考
在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于1965年重新炒热“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的概念之前，《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已践行“非虚构”写作长达二十年之久。相比普通新闻刊物，《纽约客》“特派记者”栏（A Reporter at Large）的实践者们似乎享有更多自由表达的空间，在求真的基础上，注入小说叙事的趣味与审美。战后二十年间，杂志的“非虚构”版块有着惊人的快速成长。1946年8月31日，《纽约客》前所未有地取消了“街谈巷议”、“城市活动导刊”、“小说”与“评论”等栏目，将整一期七十页的全部版面，留给了一篇与广岛核爆有关的文章。[i]著名的“广岛”特刊成为了一个关键性的时刻，使《纽约客》顺利完成了从轻松到严肃、从娱乐到专业的文化转型，这篇融合报道与小说技法的文章，本身也被认作是“非虚构”作品最早的范例。
一
《纽约客》“非虚构”的目光紧追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关于北平的叙述屡见不鲜。前述《广岛》一文的作者约翰·赫西（John Hersey）出生于天津，父母为来华传教士。就在“广岛”特刊的前三个月，赫西正为杂志撰写《北平来信：4月25日》，介绍设于协和医院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赫西心灰意冷地记录，原以为军调部是美国人在华的重要组织工具，但由国民政府、中共和美方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很难就停战谈判或调处起到任何实际作用；谈到军调处失败的种种前兆，赫西罗列政治协商会议以来民主联合政府崩溃的诸多证据，并颇费笔墨细述“未被充分报道”的“四·二一”北平音乐堂事件。[ii]1946年4月21日，由各界团体促成的国大代表选举协进会，为抗议国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在中山公园音乐堂露天舞台组织讲演，无奈遭人捣乱会场，累及无辜听众和讲演人。事后，国民党党政当局称此事为不同团体间的寻常结伙斗殴，并任由小报恶毒诋毁讲演人中的受害者陈瑾昆。[iii]而中共方面，则将“四·二一”定性为暴徒事先参与布置，使用木棍和长枪做武器的流血事件。[iv]与事后两党宣传针锋相对的报道相较比照，赫西的《北平来信》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中立。他在《纽约客》中谨慎描述“鸡蛋与石子齐飞”的冲突场面，未直接使用“惨剧”、“血案”或“暴行”等词，但又不禁道出寻衅滋事背后的某种预谋或组织。以下是赫西委婉的表述：
在会议开始前一小时，一位我恰好认识的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老先生，正在中央公园（中山公园）一家名叫“来今友轩”（来今雨轩）的茶座午餐，地点正巧在音乐堂后面。他向窗外望去，惊讶地看到有警察手提装满鸡蛋的篮子，把鸡蛋分发给一群年轻人。[v]
北平音乐堂事件的重要性，远不及同一时期重庆接连出现的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但它的发生地是北平地标性的公共空间中山公园。那位藏在赫西转述背后，显然不愿透露姓名的老者，不仅“恰好”与赫西相识、“恰好”对政治不感兴趣，又“恰好”于事发之前身处来今雨轩，占据对音乐堂后台的有利观察点。
应该说，赫西本人是“事实”的拥护者。他曾明白表示，所谓观察遗漏所产生的失真，和加入发明所产生的失真，两者有本质区别，前者导向偏见，而后者会让“读者脚下的大地打滑”。[vi]但关于音乐堂事件的材料，多少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造或转换。赫西将“来今雨轩”极为仔细地译作“来今友轩”，说明他熟知此名典出何处，也知晓此地在北平的社会空间中扮演何种角色。[vii]不能说赫西是出于某种立场的谋算，而故意提及来今雨轩，但说它是一种因应时势的“巧合”也未尝不可。不经意间，赫西的“转述”实际上赋予了著名的“来今雨轩”一种新的意义，它不再仅仅是文化名流聚集地，而是与政治风波直接发生关联，悄无声息地成为权力事件的绝佳观景台。可惜音乐堂事件之单薄，无法给予赫西足够的施展空间，到了《北平来信》的结尾处，他就已经忘记自己正使用着“转述”的伪装：
架越打越凶，民主同盟文雅的盟员们开始有些害怕，这时，正在中央公园散步的四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听到动静，冲了上来，大喊：“散开，你们这些没用的混蛋！”战斗瞬间化解。[viii]
用双引号框住被引述的对话，是赫西既官方又在场的描画姿态。理论上他既可以是局外人，又可以是局内人，但文体本身的暧昧不明，让赫西无法对这一发现中的英雄主义维度完全弃之不顾。
在赫西讲述音乐堂事件两年之后，另一位亚洲版块的作者克里斯托弗·兰德（Christopher Rand）在《北平来信：5月24日》中预言，一年内战局必有根本转变，二三十万余人民解放军将向北平进发，并在该地区压制政府军。通常，《纽约客》负责亚洲地带的特派专栏作者都有丰富的在地经验，兰德虽然没有在中国生长的经历，但长期驻守港澳。作为赫西的重要继任，他启动的却是另一种不同的城市地理观察：
事实上，北平的冷静是用一种近乎不凡的哲学去接受变化……并同样坚信这座城市有能力承受这种混乱。人们对突如其来的动荡并不陌生。北平不仅是汉人的故都，且几百年来，也是内亚各民族及各民族碎片（满族、蒙古族、鞑靼族和藏族）……的故都。这些民族几百年来相互争斗……一些布里亚特蒙古人在1920年代初，被布尔什维克从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的牧场驱赶，一直向南迁移，自此被共产党人步步紧逼。据说一开始有两万人；现在剩九百人。他们在北平懵懂地走街串巷，穿长袍高靴，戴锥形帽，如怯生生的乡下人……仿佛遭遇船难的水手，在沙滩上奄奄一息。[ix]
兰德这番话，并非只是将同情的目光投向边缘的布里亚特人，也不只为说明各族群（或各类意识形态）间的殊死斗争在北平随处可见。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1940）此时风靡已久，几乎可以肯定，兰德是拉铁摩尔的读者，他在漫谈中悄然无息地对北平“去中心化”，将其作为内陆亚洲多元文化辐射的一部分。[x]并且，兰德依循拉铁摩尔的方式，试图从边疆发现中国，这意味着真正令他，也令《纽约客》反感的，是将“中国性”等同于“汉人特性”的惯有叙事。受兰德多民族都城史的启发，《纽约客》借新闻界使用“Peking”或“Peiping”两种译名的乱象，仔细钩稽北京城的历代沿革，同时也整理了诸多通讯社与报社的意识动向。[xi]关于译名的讨论，与前述两篇《北平来信》一起，均可作为1950年代《纽约客》中北平故事系列的前奏。
二
北平故事系列前后共九篇，大致篇名与编年为：《龙、粉红婴儿和领事馆》（1953年11月14日）、《白丧，白袜》（1954年9月25日）、《红色大门和水鬼》（1955年5月28日）、《皇帝呀，齐兵马》（1955年9月24日）、《罪犯、干部和厨子》（1956年4月28日）、《银顶针与血红裙》（1956年10月6日）、《祖先》（1957年4月6日）、《狗、麻将和美国人》（1958年4月19日）和《宅人桌椅》（1959年11月11日）。[xii]
系列作者大卫·季德（David Kidd）并非特派记者中的一员，他1926年生于美国肯塔基州科尔宾的一个煤矿社区，童年跟随在汽车行业担任主管的父亲搬至底特律，15岁起自学中文，取名“杜蕴明”。1946年4月，司徒雷登在密歇根大学访问时，即将毕业的杜蕴明被选拔为燕京大学的交换学生。[xiii]同年7月，一方面，马歇尔将军召命正准备从燕大退休的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另一方面，身处美国的杜蕴明却收到燕大电报，称受时局影响，校园生活窘迫万状，北平 学生膳费无着，望其推迟入学计划。对于未满二十岁的杜蕴明来说，中国之行是千载难逢的人生机遇，他毅然烧掉电报，执意登上从旧金山港出发的邮轮。来华不到一年，1947年7月起，杜蕴明在国立清华大学做外文助教，与国立北京大学的燕卜荪（William Empson）和太太赫塔（Hetta Empson）相识。[xiv]在赫塔撮合下，他结识了曾任北洋政府大理院院长余棨昌的四女儿余静岩。两人初见在剧院包厢，姗姗来迟的余家四小姐，不仅与美国青年杜蕴明分享了自家茗茶，还领他去后台见了卸去脂粉的名旦筱翠花。
但《纽约客》中的北平故事系列将闲情雅致一并省略，直接叙述1948年年底的北平围城。此时，无论杜蕴明或余静岩，均已陷入水电粮煤紧缺的困顿之中。系列首篇《龙、粉红婴儿和领事馆》首节即是共产党接管北平的戏剧性时刻，解放军入城后，有部队在余家前院安营扎寨：
余家人——包括Aimee（静岩）的两个兄长、八个姊妹，再加上各自的妻子、丈夫、孩子、姑姨、叔舅等，大概二十五口人……在老宅已住了几代，由高墙围起，加上外围建筑和巨型花园，共计五万平方英尺。有上百间屋，曲廊和庭院宛若迷宫。过去每个房间都用火地——就是在砖地下烧炭火，1911年革命后，取暖费用太高改用煤炉。通常，少说有20多个佣人，围城期间只剩下不到10人……佣人们变得又凶又懒，不好好生火，也不好好做饭。有个佣人一边生煤炉，一边对病重不能说话的余老先生道：“再过两天试试，看看到底谁给谁生火。”这人被辞退，接连两天在大门前诉苦，引得当兵的深切同情……余家人不再走正门，改从后巷的小门进出。总之，这样的环境不适合举办婚礼。[xv]
杜蕴明在旧政权移交新政府的第一现场，以侨民身份书写国共内战及解放初期的北平，这是绝大多数西方记者钦羡而不曾拥有的便利。而他也不断有意强化单枪匹马深入腹地探险的印象：“至少据我所知，那不平凡的几年只有我独自一人是第一手的直接记录者”；[xvi]在中译本的前言，和与他人闲谈的场合，他不止一次谈及，当年远渡重洋，是上千名旅客中唯一来华留学的外国学生，甚至可能是开国大典时广场上唯一的美国人。[xvii]但仅靠见证的“唯一性”，还无法确保叙述与经验的紧密无间。从杜蕴明的“看见”到“书写看见”之中，有着巨大的时间间隔。北平故事的人物素描、对话和行动，事实上都是在所描述事件发生后很久，才被重新确立起来。与赫西在“四·二一”之后的第四天，就将文稿用无线电通讯发回杂志编辑部不同，杜蕴明启动为《纽约客》写作北平故事系列时，已回到美国，并在亚洲学院任教多年。而这几年，正是中美关系分外动荡的几年。
在处女作即获普利策小说奖[xviii]的约翰·赫西与素人作者杜蕴明之间，或许很难做出恰当的比较，但前者确为后者提供了某些有迹可循的启发。有一处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赫西曾在《北平来信》的首节，改写“鹅妈妈”童谣中的“矮胖子”，称“齐了蒋兵与蒋马”，也怕是“破镜重圆没办法”。[xix]1960年，杜蕴明将北平故事系列整理出版，书名拟定为《皇帝呀，齐兵马》（All the Emperor's Horses）。[xx]这样一来，对作为北平缩影的余家大院——从墙头衰落、一经解体再无法修复的庞然大物——所做的挽歌，就此和毫不感伤、天真而残忍的童谣声连结。
三
杜蕴明从未提及，他的岳父余棨昌曾在民国三十年编撰《故都变迁纪略》，翔实记载了北平的城垣、故宫、内外城及郊坰，并附录故都掌故轶闻。余棨昌在自序中说及：
凡建置之兴废，名迹之存亡，道路里巷之变更，无一不目覩而心识之。在今日事过境迁，人皆淡忘，独予于往日之旧京，犹惓惓于怀，而不能恝置焉。夫以声明文物绵延六百余年之古都，予幸生其间，既见其盛，旋见其衰，复见其凌夷，以至于今日而予犹偷息于此，此予之悲咽而不能自已者也……故老凋零，能知往事者盖以寡矣。[xxi]
杜蕴明晚年也曾发出过类似的感叹，“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西方人，如今只有少数人还活着……等我们死了，那时经历的奇妙生活也将被黑暗吞没。”[xxii]但“惓惓于怀”也好，“悲咽不能自已”也罢，绝非北平故事的基调。
余家在什刹海积水潭北岸，建有背城临湖的余氏宗祠。[xxiii]杜蕴明在鬼影憧憧的祠堂花费不少笔墨，但总以喜剧渲染。《祖先》这篇，为遗物的散失发出些许诗意的哀悼，又生动质疑了对风俗传统的守望。他与妻子一同整理破旧的宗祠，翻出上百卷祖宗的绢布画像，不禁问：
“为什么不卖了，既然家里要用钱？”（在美国，祖先的画像怎么也能卖五十到一百五十美元吧。）静岩笑道:“谁会要别人家的祖宗像！一文钱不值。要么绢帛和锦缎包边还值点。”我边卷画边问:“这谁？”“不认识。只知道姓余。”[xxiv]
又有中元节在宗祠祭祖，余家人点燃最后几柱香后，祠堂就此大门紧锁。向亡者与宗祠的永别，原本哀伤肃穆，真正“旋见其衰，复见其凌夷”，杜蕴明下笔却如同夜宴散场，欢快记录尘土飞扬的深夜返程之旅：
车夫都是结实的年轻人，也许是车钱给得多，也许是三人一起在月光下空旷的路上蹬车，让他们心情愉快，相互招呼：“老王八，跑快点！”“别挡我道！”“给你爹让开！”彼此激励鼓劲，逗笑着在大道上奔驰。[xxv]
余家祠堂将在1951年夏，与新中国规模最大的游泳场、著名的什刹海人民游泳场毗邻。发动群众开展疏浚西小海的河湖工程，是新北京市政建设的一部分，既能把北京最“脏”的地方变美，又能把“有害”的地方加以利用。1951年6月6日，人民游泳场建成开放的揭幕典礼上，在前一年写作话剧《龙须沟》响应首都市政建设的老舍，曾有一段澎湃的发言，声称“臭的龙须沟没有了”，变成青年们“锻炼身体的地方”。[xxvi]老舍也恰巧提及积水潭北岸的改造：
这个游泳场的北面，过去是聚贤堂，那里有戏楼，很多所谓“达官贵人”，坐在那儿看戏，吃鲜藕，吃鲜菱角。现在，那些“达官贵人”也没有了。这不是平白无故地生出来的，这是政治作用，这只有人民政府才能做到，人民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嘛……我们要打美国鬼子，要建设我们的国家，就要有好身体。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设备，就要利用这个设备，把身体炼得棒棒的。[xxvii]
讲演道明了新时代理想所折射的国家意义，另一方面，也在有产与无产、遗失与发现、毁灭与重建之间，建立了清晰可辨的划分与对立。
杜蕴明错过了首都盛夏的欢聚，1950年人民政府在西小海（积水潭）疏浚护岸时，他已携余静岩去往美国。[xxviii]或许是受到各式报道的启发，1956年，实际上已和余静岩分手，移居日本的杜蕴明，决定用《祖先》一文，记录余家祠堂到人民游泳场的巨大改变。虽然离开北京时，积水潭明明还水浅泥臭蚊虫萦绕，但《祖先》中的杜蕴明，却已“目睹”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伟大景观：聚合了几百位游泳者的快乐泳池，其中身体裸露的泳装少女和钢筋混凝土跳台相映成趣。他在《纽约客》中回忆，自己在积水潭南岸与祠堂隔湖相望时心情复杂，急忙换上泳裤游去北岸，“湖水和想象中的一样凉”。[xxix]然而，等到杜蕴明晚年，北平故事再版之时，此处的记忆又转变为他在“岸边租了一条小船”，独自划船渡湖。[xxx]说不清究竟游泳还是租船，是池水还是湖水，因为“渡湖/渡池”一事本为虚构。此处微妙的措辞耐人寻味：“仅仅是一瞬间”，他“瞥见”祠堂半开的大门，对里面少了一半灵牌的祭台“似有印象”，“无法判断”是否有穿泳衣的青年闯入祠堂搞破坏，只是“推测”那些湖水中上下漂浮的灵牌，是自娱自乐的游泳者新发明的水上游戏。[xxxi]这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冷战局面提供的不是关于变迁的想象，而是虚拟的个体经验。在打破祠堂大门、扔掉灵牌的嘈杂声中，杜蕴明记录下的对景观的识别，是为真实具体的个体危机蒙上了“不平常”的效果滤镜。这样一来，余氏祠堂反倒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废墟，其中真实的人类痕迹不复存在，全然是被隐匿的与被冥想的对象。
上世纪70年代初，高居翰（James Cahill）在京都访学时结识了杜蕴明和他的同性伴侣森本康义。四十年后，在《一部略假的经典》中，高居翰言及杜蕴明公开的同性恋身份，猜测他或许在性向上经历了转变，也或许，与余静岩的婚姻是一项纯粹的“义举”，是为了“助她离开中国而娶她”；但高居翰反对将《纽约客》中“明显具有欺骗性的描绘”奉为经典。[xxxii]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汉学家吴芳思（Frances Wood），在他们看来，杜蕴明的写作与他的为人一样，“出色但令人无法信服”。[xxxiii]从某种程度上说，杜蕴明确实没有赫西采纳口述史时的谨慎与克制，也没有效仿《广岛》的叙事，抹去高度主观的判断性旁白。四分之三个世纪后的今天，《纽约客》编辑部共有18位事实核查员，以确保刊载文章中每一条转述的真实与准确。[xxxiv]以今日事实核查之标准，不受文体规范束缚、叙述风格介于报道与虚构之间的北平故事，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再被采纳。1980年代，杜蕴明用“北京”取代书中所有的“北平”。1996年，他因癌症在京都病逝。
新世纪版《北京故事》的封面，是鲜丽光彩的中式厅堂，挂一副歪歪扭扭的五言楹联：“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横批写“海阔天空”。[xxxv]对于杜蕴明来说，非虚构叙事之“道”，自有其玄妙的精神形态。《纽约客》的北平叙事中，触目皆是他对“求真”的讽刺。哪怕忆及岳父出殡，他也不忘嘲笑手拿相机肩挂皮袋子的外国记录者——那些想要拍得更真切，靠火太近而烧了眉毛的人。[xxxvi]
注释：
[i]John Hersey, “A Reporter at large: Hiroshima”, The New Yorker, (August 31, 1946).
[ii]John Hersey, “Letter From Peiping”, The New Yorker, (May 4, 1946).
[iii] 报道称陈瑾昆因富孀而“得温饱”，在前门外大街坐拥大批房产。见阿大：《记“北平沧白堂”主角》，载《消息（上海）》1946年第11期；徐大风：《中山堂前头破血流：风流寡妇与陈瑾昆》，载《香海画报（上海）》1946年第11期。
[iv] 参见《来件：北平市国大代表选举协进会为“四·二一”血案告同胞书》，载《文萃》1946年第28期；《北平四·二一血案发生后华北民主同盟支部的严正表示》，载《民主周刊（昆明）》1946年第9期；子冈：《关于北平音乐堂事件》，载《消息（上海）》1946年第11期等。
[v]括号内为笔者注。见John Hersey, “Letter From Peiping”, The New Yorker, (May 4, 1946): 95.
[vi]John Hersey, “The Legend on the License”, The Yale Review, (Autumn 1980): 2.
[vii] “来今雨轩”典出杜甫《秋述》中的感叹，“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说朋友旧时雨天都来，如今遇雨不来。后旧雨今雨，又代指故交新知。
[viii]John Hersey, “Letter From Peiping”, The New Yorker, (May 4, 1946): 95.
[ix]Christopher Rand, “Letter From Peiping”, The New Yorker, (June 5, 1948): 52.
[x]除此之外，拉铁摩尔的《蒙古纪行》和《中国简明史》等书也已出版。参见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Mongol Journeys,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1941;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44.
[xi] 包括效仿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的《泰晤士报》《镜报》《纽约新闻报》《纽约世界电讯报》《纽约太阳报》，以及《先驱论坛报》《纽约邮报》《每日指南报》等。参见J. M. Flagler, “The Talk of the Town: City of the Great Khan”, The New Yorker, (July 14, 1951).
[xii]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纽约客》杂志常常连载非虚构作品，单篇版面可高达几十页，甚至上百页，这让杂志与非虚构作者们互利共赢。其时《纽约客》的年广告版面常常是现今纸版刊物的六倍，而如果一本书的大部分已在《纽约客》登载，也必然促进此书的推广和销售。但《纽约客》今日极少再有长文（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连载式的密集发表。北平故事系列参见David Kidd, “Dragons, Pink Babies, and the Consular Service”,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14, 1953); “White Funeral, White Socks”,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5, 1954); “Red Gates and Water Devils”, The New Yorker, (May 28, 1955); “All the Emperor’s Horses”,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4, 1955); “Criminals, Cadres, and Cooks”, The New Yorker, (April 28, 1956); “Silver Pins and Blood-Red Skirts”, The New Yorker, (October 6, 1956); “The Ancestors”, The New Yorker, (April 6, 1957); “Dogs, Mah-Jongg, and Americans”, The New Yorker, (April 19, 1958); “Houses and People and Tables and Chairs”,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14, 1959).
[xiii]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April 17, 1946).
[xiv] 苏云峰编：《清华大学师生名录资料汇编1927-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9）2004年版，第34页。
[xv]David Kidd, “Dragons, Pink Babies, and the Consular Service”,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14, 1953): 94.
[xvi]David Kidd, Peking Story: The Last Days of Old China,New York: Crown Publishing Group, 1988, p. xi.
[xvii] 比如，法国汉学家易杰（Nicolas Idier）在半传记半虚构的作品中，曾短暂提及画家刘丹与杜蕴明的交往。见大卫·季德：《毛家湾遗梦：1949年北京秘闻》，胡定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尼古拉·易杰：《石头新记》，徐梦译，海天出版社2016年版，第253页。
[xviii] 赫西的第一部小说《钟归阿达诺》（A Bell for Adano, 1944）在1945年获普利策小说奖。
[xix] 这里妇孺皆知的“鹅妈妈”（Mother Goose）童谣“矮胖子”（Humpty Dumpty），歌词为：矮胖子，坐墙头（Humpty Dumpty sat on a wall）/ 栽了一个大跟斗（Humpty Dumpty had a great fall）/ 国王呀，齐兵马（All the king’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s men）/ 破镜重圆没办法（Couldn’t put Humpty Dumptytogether again）。见John Hersey, “Letter From Peiping”, The New Yorker, (May 4, 1946): 86.
[xx]David Kidd, All the Emperor's Horses, New York: Macmillan, 1960.
[xxi] 余棨昌：《自序》，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6辑 故都变迁纪略》，沈云龙编，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页。
[xxii]David Kidd, Peking Story: The Last Days of Old China,New York: Crown Publishing Group, 1988, p. xi.
[xxiii] 原址在今日的西城区德胜门内西顺城街。参见肖纪龙、韩永编：《〈北平余氏宗祠记〉刻石和余棨昌》，见《北京石刻撷英》，中国书店2002年版，第189页。
[xxiv]David Kidd, “The Ancestors”, The New Yorker, (April 6, 1957).
[xxv]David Kidd, “The Ancestors”, The New Yorker, (April 6, 1957).
[xxvi] 《全国规模最大的游泳场 北京市什刹海人民游泳场揭幕》，载《人民日报》1951年6月7日。
[xxvii] 《全国规模最大的游泳场 北京市什刹海人民游泳场揭幕》，载《人民日报》1951年6月7日。
[xxviii] 见《京市卫生工程局修建人民游泳池》，载《人民日报》1950年8月5日。
[xxix]David Kidd, “The Ancestors”, The New Yorker, (April 6, 1957): 120.
[xxx]David Kidd, Peking Story: The Last Days of Old China,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3, p. 112.
[xxxi]David Kidd, “The Ancestors”, The New Yorker, (April 6, 1957): 120-121.
[xxxii] James Cahill, “A Somewhat Spurious Classic”, http://jamescahill.info/the-writings-of-james-cahill/responses-a-reminiscences/200-78-a-somewhat-spurious-classic.
[xxxiii]Frances Wood, The Lure of China: Writers from Marco Polo to J.G. Ballard, Long River Press, 2009, p. 3.
[xxxiv] 据曾负责此项工作的樊嘉扬（Jiayang Fan）称，在工作中，2010年她曾多次致电王蒙，仅为核实查建英转述他的引文时句句属实。查建英一文见Jianying Zha, “Letter From Beijing: Servant of the State”,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8, 2010): 60-69.
[xxxv]David Kidd, Peking Story: The Last Days of Old China,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03.
[xxxvi]David Kidd, “White Funeral, White Socks”,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25, 1954).
（原载于《南方文坛》202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