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黄河从这里流出宁夏

下了滨河路，拐向一条南北向土岔路，我们的车子顺着黄河流向向北驶去。浑黄的河水闪着晨间的光芒，河岸上一抱粗的槐树，枝杈分割着天空和河水。河水近在身旁，仿佛手伸出窗外，就可以摸到似的，虽说土路还隔着河滩，河滩上还有或稀或密的柳树槐树沙枣树，可是感觉上黄河水就在眼皮底下。

3月10日一早，我们前往位于石嘴山最北端的北农场。

石嘴山位于宁夏北部，整个石嘴山市面积5310平方公里，其中境内贺兰山面积1605平方公里，有近三分之一在贺兰山里，剩下的三分之二便是夹在贺兰山和黄河之间的滩地。这样的地理特征跟银川有些相似，但又不尽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石嘴山跟黄河要更亲近，亲近到这条河就从城中流过，亲近到没有这条河就没有北部贺兰山里的个个煤井，就没有这个城市，就没有发生在黄河和北部贺兰山之间的那么多的故事。

从前石嘴山市所辖两大矿务局——石嘴山矿务局石炭井矿务局，所属的每个煤矿都有矿农场。北农场是原石嘴山矿务局一矿农场。今天它仍属于宁煤集团，和南农场、林场同属于宁煤集团亘元房地产公司农业开发中心惠农农场。我第一次知道北农场，还是前年从一条新闻里得知：这里叫北极村，石嘴山最北边，位于宁夏与内蒙古交界的地方，黄河从这里拐了个弯流出了宁夏。

我从小在贺兰山深处的矿区长大，略知当年石炭井各矿农场。昔日石炭井各矿农场均在大武口区，多位于贺兰山山前冲积扇上，虽说离黄河较远，但那时已算比较发达的引黄灌渠就成了农场的主要水源。而石嘴山矿务局各厂矿的农场大多分布在黄河边。这里依山傍河，生产和生活用水都很便利。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当年国家选择在这里建矿，也是后来在这里建立石嘴山市的主要原因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石嘴山市中心才从这里迁到了大武口区。到2004年，石嘴山区与惠农县合并改为惠农区，“石嘴山”这个地名这才仅仅保留在城市名中，也才有了今天许多外地人总是搞不清楚，石嘴山市中心怎么在大武口这一疑问。

初春时节，树木和大地浑然呈现在眼前，伸展至黄河流向的前方。河边的柳枝还未抽芽，却已经泛出了柔软和隐约的绿意，晨光中，粗壮的大柳树老槐树面河而立，成为黄河边上几十年未变的风景。

土路的两边，树木稠密了起来，眼前出现了一块木牌子，牌子上写着：四合木人工繁殖区。四合木是贺兰山地区独有的化石级别的古老灌木，我没想到在黄河边竟然有这样一个四合木繁殖基地。一路走过，让我感觉到，迎面而来的这片土地，一定藏着诸多出人意料的故事。

虽然天气预报第二天才是大风降温天气，但此时的黄河边，风还是大得令人不得不裹紧了外套，拉严实了领口。黄河边一米多高的渠坝下面，深褐色的河滩凸凹不平，像是一堆一堆冻硬的烂泥，然而，这却是还未化尽的黄河冰凌。每到三九，黄河整个河面都有冰凌，北农场这一段最为壮观，最冷的时候，冰凌的堆积能达到一米多高，一层层尖利的冰凌堆积成冰山，与河坝齐平。远远望去，河中间仿佛河洲小岛一样突起，也是堆积未化的冰凌。冬末春初的狂风，让冰凌由最初的洁白变成了土褐色，风刮尘落，掩盖了冰凌本来的晶莹透明。就像岁月风尘中，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一样，一切都还在，一切却都变了样子，等待着人们的重新发现。

来自五湖四海

山石为嘴，黄河拐弯的河岸因此成为大风口。我常听当地人这样说：这点风算什么，过去只要一刮风就到处昏天暗地，风里裹着米粒大小的沙粒，打得人脸生疼，那才是真正的沙尘暴。

六十多年前，黄河岸边突然热闹了起来。伴随着黄河哗啦啦的冰凌碰撞，不断地有人来到这里，不断地有机器、设备、木头、钢材运到了这里。在包兰铁路还没有通车之前，在包兰公路还不能承载几十吨的大型机械运输时，黄河是最可靠的运输通道。从兰州把进口的大型矿山机械运到石嘴山的，就是黄河上运行的牛皮筏子。当年黄河运输，羊皮筏子司空见惯，牛皮筏子却很少。然而，只有三十米长的牛皮筏子才能承载起十几吨的设备零件。寒冷的初冬，负重的牛皮筏子顺着黄河冰凌流动的方向，一点点向石嘴子码头拥来。

还有，不断拥向这片荒凉土地的人们，顺着黄河的流向从南到北，逆着黄河的流向从东到西，来到了这片山河之间的荒地。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宁夏第一代工业移民到来开始，一直到90年代初，宁夏移民的方向，一直由外向内，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直至1999年，石嘴山大武口隆湖吊庄建立以后，石嘴山的移民才不再由外省输入，而是由南部山区移向本地，大规模的外省移民才算告终。

五十多年来，几近三代人的岁月，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矿工人、技术人员、复员军人，成为当年宁夏北部矿区的开拓者。这些来自于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这片天当房地当床的荒山野地，开凿煤井，建设生产。

从那天起，他们喝起了黄河的水，挖遍了贺兰山里的煤，他们由天南海北的异乡客变成了当地人，成为这片黄河滩地上的新土著。

当年，紧随着全国各地的工业移民一起到来的，是他们的家属。矿井是煤矿工人们创造国家财富的场域，而为了吃饱肚子，家属们来到了贺兰山下黄河边的荒滩上，建起了一个又一个矿农场。就这样，煤矿不只有矿井，还有了家属区，有了矿农场，成了矿镇，成了煤城。

家属工

五十三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春寒料峭的三月初，黄河冰凌刚刚开始融化，李桂芳牵着三岁的大女儿，抱着半岁多的二女儿，和一矿所有家属一起，从四十里之外的南农场，赶着架子车，拖家带口沿着黄河西岸一路到了北农场。李桂芳和众多家属们安顿好孩子，安顿好锅碗瓢盆这些简单的家什，就赶紧开荒种玉米了。因为季节不等人，全场的老老少少都指着这片荒滩吃饭呢。那年秋收之前，北农场几百口人的口粮，是矿领导和场领导想办法从内蒙古乌海借来的。

现年八十岁的李桂芳仍然一口山东话：“家属们都来了，可是没粮吃，只能买高价粮，可那时候不让买卖粮食。矿上开始兴办农场，一矿就组织家属们报名。把家属组织起来自食其力。”1969年底，李桂芳和一矿众多家属就是这样来到矿农场的。

从1970年到1982年，石嘴山一矿家属们用了十二年时间，硬是把这片荒滩变成了良田、林场、养殖场。这可以说是北农场发展的最初阶段，也是北农场第一个黄金时代。当时，北农场人口最多时有三千多人，除了五个生产队还有畜牧队、农技队、绿化队等，除了四千多亩农田，还有羊圈、养鸡场、养猪场。

对于这段历史，当年石嘴山一矿的家属们最有发言权。李桂芳就是北农场家属工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李桂芳当过多年北农场生产四队的队长，是当年北农场家喻户晓的全国劳模。她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煤炭系统全国劳模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奖章、石嘴山市人大代表证、自治区人大代表证等。一封感谢信，是2016年惠农区政府写给为当地做出贡献的老人们的，旁边有自治区六十大庆纪念品——一个刻有纪念款识的保温杯，还有建党百年纪念章。在这间位于石嘴山惠农区城北的廉租房里，除了几样简单的家具，这些代表着昔日荣誉成就的物品成了室内最醒目最突出的装饰。

1965年夏天，李桂芳跟着男人从山东泰安来到宁夏。那时男人已经在矿上工作了六年。“没出过远门，心野，光听说过北京天安门可没见过，就以为出了门就能看到北京天安门。我娘就我一个孩子，我自己愿意，我娘也不管我。” 1965年夏天，李桂芳到石嘴山时，他住在一矿一号井旁的窑洞，这片砖窑洞就是当年一矿矿工们的单身宿舍。“哪见过？这是啥房子，就后面有个小窗子，不透气。我在他姐家住了几天。后来，找了个窑洞，我们就结婚住了进去。刚开始那些年，我娘老接济我，我生孩子时，都是家里给邮吃的，大包大包地邮挂面、花生和红枣。”

1969年，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热潮，国家提倡企业办农场，这时候南农场和北农场正式成为矿农场。1969年年底李桂芳去了南农场。1970年初，来到南农场没几个月，李桂芳就当了队长，整个南农场家属工里数她文化程度最高——她是农场唯一一个初中毕业生。

1970年3月，在南农场种下麦子后，李桂芳和所有一矿家属一起去了北农场。那一年原属矿务局管辖的矿农场分解到了各矿，南农场成了二矿农场，北农场成了一矿农场。作为一矿家属的李桂芳自然归到了北农场。

问及农场什么活儿最苦，李桂芳想都没想就说：“农场哪个活都苦，没有不苦的。”过去北农场全是沙丘，李桂芳和所有一矿家属去了后，第一件事就是先平沙丘，用土埂子硬是把沙地围起来，像梯田似的，以便于浇水。修渠也是个重体力活儿。在李桂芳到北农场之前，北农场的西边已经有了矿务局的坑木林场，已经修建了一级提水。当年井下支护用的是木头，为了保证矿井生产用材跟得上，石嘴山一二矿建矿的同时，就在河滩地上开出了一片坑木林。虽说离黄河水这么近，但在北农场修渠并不容易，每年都要清淤，因为黄河水里的泥沙每年都会沉淀，渠就垫高起来，还有就是冬春刮大风，沙尘把渠都填上了，所以，年年得挖渠才能通水。到了北农场后，家属们就开始修建二级渠三级渠。

李桂芳说：“最累的活儿就是挖大渠、开荒。可是，只有荒开得多，地种得多，打的粮才多，生产队的收入才高。我们四队当年就开了五百多亩地。全是从沙丘开出来的，当时周边只有些沙枣树。就这样，我们这些家属和孩子到了农场就能吃饱了，虽说吃的都是粗粮。”

当时农场的家属们被称为家属工，她们每天在田间地头的劳作，是按上工的时间算工分的。按照规定，农场的家属工一个月要上够二十六天，定的工分是六分、八分、十分，男的十分，女的八分，干得不好的就六分。规定是这样，可是，农场的家属们月月都是满工，一天也不休息，因为活儿在那里等着，就是不休息，出工不出力生产任务完不成还得扣粮。李桂芳说：“想少干也不行，不管是修渠、平地，还是拉粪，一天干多少都是规定好的。在北农场，家属们头一年主要是种玉米，后来因为没油吃还种过胡麻。种上胡麻后，一家一个月才能分一斤油。北农场的地里种过玉米种过高粱，当年啥产量高种啥，玉米一亩最少能收五百斤，麦子最多能收二百斤。”李桂芳记得，到了1975年以后，农场才种了麦子，农场的家属孩子这才有了白面吃，每个月每个人分八斤十斤，虽说不多，但相比前几年，农场的日子已经算是好过多了。农场也种菜，各队都有菜地，也就十亩八亩，白菜南瓜啥都种，够社员吃的。李桂芳回忆说：“当年农场还种过西瓜香瓜，种下后白天黑夜得有人看，收了要到市里卖。四队当时有三辆毛驴车，早上赶上车到市里到石嘴山钢厂卖，三车西瓜卖一天，到晚上才回来。”

李桂芳带领四队开的地在当时是整个北农场最多的，产量也是最高的，虽然苦是苦了点，但到年底四队分的粮食最多。因为能干、敢管、会管，1978年李桂芳被评为煤炭系统全国劳模，1979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两年内她去了北京三回，看天安门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还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在当时，这是无上的荣光。直到今天，这仍是北农场的骄傲，时常为农场的老人和后代们提及。就在李桂芳当选劳模的那一年，北农场被选为全国煤炭系统农场的“十面红旗”之一，奖励了一台东方红牌拖拉机，之后，全国煤炭系统农场纷纷来这里参观学习。

那是北农场最红火的时代，也是李桂芳至今最难忘最闪光的日子。

农场一年四季都闲不下来。春天修渠播种，夏天灌水除草，秋天收割扬场，到冬天，各生产队都得到市里拉粪积肥。从北农场到市里三十来里地，冬天下着雪，刮着白毛风，李桂芳带着四队的家属们拉着队里的胶轮架子车去拉粪。1971年大年初一她带着四队八个人，从农场去市里拉粪，一天要拉四十车。是大汽车拉，八辆车，一天拉五趟，总共四十车。得一揪揪往车上装，还得一揪揪往地里卸。农场那时候没有化肥，全用的是农家肥。李桂芳边说边摇头，“累死人了。我从小在泰安城里长大，从来没有干过农活，谁想到跑到这儿，干这么累的活儿。”

因为户口难迁，她在老家的城镇户已经被注销了，她只能在农场上了农业户，上了农业户她就是农场的人了。此时，她在这里有了孩子有了家，有了土地有了粮食，最重要的是有了荣誉。“当时我们四队粮食打得多，分红多，到年底分粮我那个队是最多的。到年终每个职工都能分到千儿八百块钱，在当时，真算不少了。后来，我一到矿上开会或者汇报工作，领导就都找我，要把他们家亲戚朋友塞到我队里。矿上都知道，除了我们队分红多，还老有招工机会。我也公正，要招工，你必须在我队里表现好，劳动好工作好，来了指标，我就能让你走；要是又懒又调皮不好好干的，来了指标我也不让你走，等下一批。来到队上的待业青年后来陆续都给招工了。”李桂芳说。

除了几乎满负荷的田间劳动，家属们都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男的在矿上住单身宿舍，一周休息一天才能回农场，有自行车骑着来回算是条件好的。李桂芳家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都是她丈夫骑。李桂芳要进市区，就得抱着孩子走到石嘴山钢厂，坐班车到市里。直到80年代初，从北农场到市里才通了公交车。

通公交车不久，国家出台了新政策，要求企业与农业分家，不允许企业办农业。当年，矿区建设是先生产后生活，为了吃饱肚子，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让企业办农场，自力更生解决吃饭问题。现在，随着国家发展进入正轨，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所有的矿（厂）办农场要跟企业彻底脱钩。对于矿务局及各矿来说，这就意味着，煤矿可以再也不用管农场了。李桂芳说，那一年开始实行农转非政策，矿农场所有的农业户陆续转成了城镇户，农场的家属工们从此有了国家定量的粮油补助，能吃上商品粮，再也不用在农场的土地上给自己种口粮了。

1982年，农转非政策执行之后，矿农场一下子空了下来。李桂芳作为农场的副场长，又在场里待了两年。李桂芳说：“当时还有个政策，矿农场可以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将农场彻底交出去，身份就像农垦系统各农场一样，变成国营农场，农场的家属工们就有可能成为国营农场的工人。但是当时矿务局领导不同意，这事儿也就搁下了。不让企业办农业了，但实际上，矿农场依然存在，只是没人了。”两年后，李桂芳从北农场到了一矿服务公司，领着待业青年办了钢管厂。办厂四五年之后，当时矿务局领导考虑到北农场还需要懂生产搞过管理的人去管理，就又让李桂芳回到了北农场。就这样，90年代初，李桂芳又回到了北农场。可这时的北农场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农场还延续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但是生产队里参与劳动的，不再是跟矿区有关的家属和子弟，绝大多数都是从社会上招来的闲散人员，和从南部山区招的年轻小伙子。对于当时的北农场来说，他们是外来户，同是在这块土地上劳作，但是他们的身份归属和认同感，已经和过去截然不同。

1996年，北农场打算推行土地承包制，换了一批新的场领导。这一年，李桂芳彻底离开了北农场。

“农转非之前，是农场矿家属子弟最多的时候，也是开垦荒地最多的时候。”李桂芳回忆说，“当时在农场，只有场长和每个队上的一个矿职工，其他全是家属，全都不是正式工。1982年农转非之后，家属和子弟们回到市区矿上，家属们干什么的都有，有的进了街道办，有的进了矿上的三产、服务公司、矿办厂等。过去矿农场子弟，男的多数招到一矿当了矿工，女的跟家属们一起进了矿三产。”

李桂芳回了家，又成了啥也不是的矿家属。直到2009年，自治区十号文件出台，李桂芳和绝大多数矿家属一样，花了一万多元钱办了社保，从那以后才领到了退休金。

李桂芳说，刚到南农场时她才二十多岁，从没见过这么多地，更没种过地，刚去就挖渠，两米深的渠，泥是黏泥，非得蘸着水挖，不然黏在锹头上甩也甩不出去。初到南农场的那些天，累得李桂芳天天晚上哭鼻子。“俺的娘啊，跑到这儿活受罪来了，从来没干过这样的活儿。再年轻，也是人啊，两个膀子累得生疼，回到家还没烧的，还得出去拾柴火。那时候刚去，农场那儿有煤，黄河滩上随处能捡到枯草枯树枝，捡来烧炉子烧炕，到了70年代末，一家才算分到了几吨煤。”李桂芳说。

离开北农场多年，李桂芳只回去过一次，她记不清是哪一年了，还是二女儿开着车带她去的。李桂芳说：“那时候有些地都撂荒了。80年代我当石嘴山市人大代表时就提议过，北农场特别适合建生态园区。北农场原来那些地多好啊，再刮风刮不走这些地。我到现在还想，惠农区没有好的旅游景点，现在去北农场的路也修好了，要发展生态旅游有很好的基础，这样，过去的黄河码头也可以利用起来。多好的地方啊。”提及北农场，李桂芳一连说了好几个“多好的地方”。

李桂芳说：“我这个人性格太要强，不愿意落到人后头。种上麦子，人家拿镰你就得拿镰，必须得干。一开始，我一天能割二亩地，割完腰都直不起来了，就这样，我割麦子不落小伙子。既然来了，既然当了领导，我就得干出个样儿。你不干在头里，怎么管人？人家当队长的光安顿干活，走走看看，我得动手干，一天挖多少田，一天锄多少地，我得心里清楚了，才能给人下指标分派活儿，这样才能管住人。不吃这个苦，地里的庄稼怎么长？”

直到今天，提起当年的李桂芳，赵秀兰直点头。她说：“李桂芳认真，一认真可不就得罪人么。为了平地修渠，为了这些活儿的分配，为了记工分，李桂芳得罪了不知多少人，农场好些老婆子小媳妇骂李桂芳，贴她的大字报，为啥？谁愿意干啊，多累啊，都不想干活又想拿工分。骂她的、贴她大字报的都是队里不愿干活的懒女人。可是你是家属我们也是家属，你吃粮我们也吃粮，都像你这样地上长啥去？下地尽偷懒还想多分粮，哪有这么美的事儿？”今年八十一岁的赵秀兰，曾经是四队副队长，李桂芳的老搭档。“李桂芳当上劳模后，调到场部当副场长以后，队里生产就由我负责。当时我家三个孩子都还小，你想想那日子怎么过的？农场里干活的家属，男的都是井下工，孩子在这头就没爹，在那头就没娘，要不，我们农场的孩子几乎没出过大学生，哪有人管孩子，都顾不上。每天早上五六点就下地了，中午十二点回来现做饭，孩子在农场就这么吊吊搭搭上的学。”

赵秀兰是河北沧州人，1963年她从老家来到石嘴山。1969年底，赵秀兰跟李桂芳一起到了南农场。1970年她们又一起到了北农场。“一开始都住土房，一下雨就漏。有一天晚上我睡着了，一醒来吓了一大跳，我脑袋上站着这么大一个大老鼠。”赵秀兰连说带比画。当时的北农场到处都是沙子，四队五队全是沙子地，走不了几步，鞋里全是沙子，“一到夏天，蚊子多得没把人吃了。李桂芳领着我们开的地也多，别的队还有意见，说我们队里的地不对数，不是不对数——就是开得多，边上开的地还种的黄豆。”赵秀兰清楚地记得，当时在农场老刮风，一刮风，她就喊快蹲下。等风过去，一身的沙子快把人压倒了。后来，四队就在田四周种树，树不好种，一锹挖下去，沙子下面全是石头，挖个坑都费劲。

“现在能看到的树，四队田边还有河滩上都是我们当年种的。”赵秀兰高声大嗓地说着。从她说话的利落清晰声音高亢，我能想象得到，年轻时，她一定是一个泼辣利索敢说敢干的女人。“别提了，李桂芳从北京回来没多长时间就去了场部当了副场长，队里的事儿就全成我的活儿，天天起五更睡半夜。”说到这儿，赵秀兰停了一会儿，说，“我们农场，也不说谁不好，可是我们这些人干了那么多年，到最后谁也没有转正。后来有个机会，所有的矿农场都有可能转成国营农场，可当时矿务局领导不同意转，还说我们北农场只要收入二百万斤粮食就可以转，实际上，我们麦子玉米长得可好了，产量早就超标了，可到最后就是没能转成国营农场。”1982年，赵秀兰离开北农场回了家。1986年，到了市制箱厂，一直干到2000年厂子倒闭。“到厂子倒闭，我还是临时工。”说到这儿，赵秀兰想起什么，突然提高嗓门，“对，是矿务局领导不同意。当时我们使劲种粮食，最后，就是他不同意，一句话，我们这些人就算是白干了。”和李桂芳一样，赵秀兰和杨翠英，都是后来依照自治区十号文件交了养老保险，拿到了退休金。

和赵秀兰同住一个小区的杨翠英也是当年北农场四队的家属工，她是1976年来到石嘴山的。她到北农场时，沙地已经变成了熟地。1980年，杨翠英的丈夫在矿上上满十年班，杨翠英作为家属优先转了城市户，因此比别人早两年离开了农场。杨翠英说，在农场，上工就吹哨子，一吹哨子就得赶紧集合到地里干活。有的家里孩子多，做饭吃饭都来不及，一听哨子响了，端着饭碗去集合。李桂芳是队长，是吹上工哨子的人。”离开农场后，杨翠英到了一矿服务中心卫生队，打扫了十几年卫生，直到1995年。

这就是三位家属工在北农场的经历，也是当年绝大多数矿家属们的经历。

当问及北农场当年有多少知青时，赵秀兰想都没想，说：“那会儿哪儿有知青啊？当时在农场干活出苦力的，都是像俺们这样从老家来的家属，有老婆儿，也有媳妇儿。”杨翠英说：“有，咋没有？我在的时候，记得四队就有四个，都是矿上子弟，中学毕业了没工作，到农场先干活，等着机会招工到矿上，当时这些小青年就是农场知青。”杨翠英这样一说，赵秀兰才想起来，“是有这么四个人，都是一矿的，都是城市户口。他们也没待多长时间啊，也没干啥，虽说分到四队了，但是这四个人归场部管，我们生产队也管不了啊。各生产队都有这么几个人，都没待多长时间。这些年轻人，父母都是一矿职工，到了该工作的时候，没招工机会就先到北农场，他们到农场待了一两年，很快招工就走了。农场的活儿主要还是我们这些家属工干的，这些知青才多少人啊，才待了多长时间？”

说起当年北农场的知青，李桂芳记得还清楚些，她说：“当时四队前前后后总共来过十几名知青，这些知青到农场的时间主要是70年代中期那三四年时间。这些知青生产劳动由各生产队管，北农场专门有个知青队，负责管理所有的知青。”有一点，李桂芳和赵秀兰、杨翠英记忆一致，那就是这些知青全部都是当时一矿子弟，因为一时没办法解决工作，先到农场劳动，等待招工和征兵的机会。李桂芳记得，当年整个北农场，只有一名知青被保送到北京某大学当了工农兵大学生。1978年，她当选劳模去北京开会时，还代表北农场，专门去看望了这名北农场的知青。

不该忘却的过去

北农场的老场部，是一个四合院式的老院子，院门是对开的铁栅栏门。今天，老场部门口西侧的砖墙上还挂着两块牌子：惠农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石嘴山市历史建筑。牌子上具体写着：“石嘴山惠农区北农场为70年代的一个知青生活点，前身为石嘴山矿务局林场，始建于1960年，由矿务局属各单位经营。场内布局及设施基本保留了当时的生活场景。”老场部门头上写着“知青纪念馆”五个大字。位于大门两侧，当年场部会议室两间红砖平房成为两个展示馆，分别陈列着当年的旧物。院西南是纪念馆一馆，陈列着彼时北农场人捐赠的日记本、书籍、农具和一些农场宣传队的乐器、旗子等物品。东侧这间是二馆，里面陈列着一些当年场里的用具，电影放映机、收音机、电话机和锅灶之类的生活物件。两个展馆陈设简单，陈列品也不多。展馆里散发出陈味，夹杂着灰尘味儿，不由令人感慨，岁月风尘中，过去活生生的生活已经渐行渐远。

老场部改建成了知青纪念馆，加上牌子上的简介，似乎在传递和强化着这样一个信息：当年建设这片土地的主要力量是广大知识青年。然而，在采访中，我们听到看到的，令我脑子里一直挥之不去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这块土地最初的拓荒者最广大的耕作者，是矿工家属——那些当年的农业户们，没有留下名和姓的女人们，她们才是这片土地最不畏艰难最有力量的创造者。她们，还有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正在消隐于时间深处，日渐模糊。令我感慨的是，不管是今天还是以后，漠视她们淡忘她们，只会让北农场的历史变得不真切不完整。

知青纪念馆平时并不对外开放，但有专人看管，看管这里的人叫王彪。王彪说，2007年，北农场老场部作为历史建筑就被保护起来，他在这儿有二十年了，展馆没开就在这儿。建成知青纪念馆展馆有十五六年了，那时一起建设的还有高空拓展设施，当时，宁煤集团金能公司还没有分流停产，当年金能公司的职工年年来这里搞团建。

王彪是北农场子弟，他是在这里长大的。王彪父亲是一矿职工，母亲是1965年来矿上的，到这来里没户口，就报了农业户。当时只有城镇户有供应粮，农业户必须得到农场劳动挣口粮。当年王彪的母亲就在北农场干活儿，他们兄弟几个年龄小，就被托放在北农场托儿所。王彪说，1982年，农转非后，原来有着几千人口的北农场，一下子走空了。那时候北农场归到了一矿服务公司，当时又组织了几个生产队，生产队的人都是从外面招来的。现在还在农场的，有几户是当年矿子弟招了工不愿意干又回来的，比如唐家哥五个，现在是农场的老住户，没有比他家更早的。剩下的都是后来自己来的。那时候农场没人，需要人，这些外来户给北农场生产队干活，就此扎了下来。

1982年，农转非那年，王彪十六岁。那一年他们全家回到一矿，他就是那年参加工作的。在一矿下了五年井，王彪调到一矿服务公司开车，算是跟北农场一个单位。1995年，车队解散后，矿上分流职工，王彪被分到北农场。王彪说，当时他没有回来上班，出去跑了五年车，2000年他又回到北农场，管理农场的机电泵房，一直到现在。

王彪简短的叙述，似乎在印证补充着北农场的历史。国能集团宁煤公司北农场地处石嘴山市惠农区宁蒙交界处，占地面积六千八百亩，耕地面积三千六百亩。1960年11月，矿务局在河滨区跑马崖垦荒三千余亩，成立北农场，将地按片划分给局属各单位经营。1970年，北农场划归一矿经营。当时农场设有生产组、财务组、政工组、后勤组、保卫组，有两个职工连、四个生产队。1978年全场发展到两千多人，粮食产量最多时达到一百七十万斤。1973年到1976年，原石嘴山矿务局应届初高中毕业生纷纷来到北农场上山下乡，农场的开垦和建设，安置了大批知识青年，安排了农业户家属的劳动，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和职工家属的吃饭问题，稳定了职工队伍，维护了社会安定。1982年按照国家政策，职工家属分期分批转为城镇户口，到1986年农转非基本完成。此后，农场劳动力锐减，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仅一百六十七人。

这就是北农场简单却又起伏的历史。

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转非政策的实施，矿农场固若金汤般的小世界被彻底打破。之后，有关北农场农田亩数的变化，有关耕种人口的多少，出现了诸多不确定，和一时难以考证的变数和说法。

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国家统配到自谋生路，从大力发展三产到煤矿破产，20个世纪90年代至今，煤炭企业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剧烈的转型变化，宁夏煤业经历数次变革改制重组。在这期间，作为煤矿大后方的矿农场，在经济变革的洗刷下，不得不应时而变。

虽说国家政策早就要求农业要和工业彻底分离，但是矿农场依然跟煤业黏连着。随着宁夏煤业的快速发展变化，矿农场像是被遗忘却又无法彻底割舍的累赘和包袱，甩没能甩出去，但是企业没有精力去用，没有用心去用，矿农场不得不处于一种尴尬境地。作为最早的矿农场之一的北农场，像所有的矿农场一样，地仍是那块地，庄稼果树林木长了一茬又一茬，可是人来了走了，一拨又一拨，人与土地的关系再也没有像当年矿家属们跟这片土地那样休戚相关荣辱与共。

采访中，我们就像是寻找散落于各处的零碎拼图一样，在老农场户的只言片语中，在新老承包户的诉求中，在新来的开发商口中，我们试图将近年来这块土地的经历一块一块费劲地拼接起来。

沉寂之后的期待

整个惠农农场现有六名宁煤职工，负责北农场的有两个人。除了王彪还有一个朱姓师傅，他们俩工作内容一样，负责北农场的公属建筑的看护和管理，包括北京公司承包的近三千亩北农场的土地，虽然外包了，但是管理权还属于宁煤。

王彪说：“北农场现有土地总共三千多亩，除了大渠周边还有些常住户，土地使用权还归这些常住户外，北农场绝大部分地从去年起都由北京公司承包使用。矿上跟北农场的常住户（也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的外来户）签订用地合同是在本世纪初，当时承包合同土地使用权三十年，到2029年才终止。这些人所经营的这几百亩土地，只给农场交水费。这二十来户常住户，是我们服务的主要对象。”

北农场现有的常住户虽说才二十来户，但是身份并不相同，有七户仍是农业户，户口属于惠农；还有七户是长期户，属于当年农转非的农场家属；剩下的就是户口属地不在石嘴山，既不是农场的原住户，也不是矿上的职工家属，却在这里种地十几二十几年了。他们在北农场耕种有主粮地，多的有三十来亩，少的十来亩，这些地主要种玉米和菜，基本上能达到自给自足。

王彪说：“国家有规定，对于像北农场这样的耕地不能撂荒。宁煤把北农场这块地包给北京公司，也相当于在现有的条件下，把这片土地最大化地利用起来。北京公司要搞开发建设，专门有一些建设用地，以前北农场和矿上的三产用地，养猪场啊，活性炭厂啊，这些场（厂）房都烂了，这些建设用地可以用作开发，别的地方，比如占用农田是不行的。现在整个北农场，仍然由黄河取水，规定的供水总量是五百多万方，这些水主要用于我们现在管理的这二十多户农户，因为他们的田地全在渠周围，能浇上。说实在的，真正面临用水难题的是北京公司。所以，他们以后陆续要上滴灌，他们将来要在这里做的也是节水绿色循环农业。”

开发北农场的“北京公司”名为北京首食王得农业经济开发公司。这家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吕志福告诉我们，去年四月公司进驻北农场，按照规划，未来要把这里建成绿色低碳产业园区。从去年开始，这片被重新规划的土地种上了油沙豆，这是一种提炼植物油的经济作物。去年种了三百五十亩。试种了一年，收成很好，当年收获的油沙豆都由中粮收购，用于调和油的配制。今年他们计划扩大面积，场部后面这一千三百多亩地全部种上油沙豆。

吕志福说：“这里最有优势的地方，在于整体保存比较好，再就是它的红色文化传承。这些特殊的历史历程，就是这块土地上最有特色和价值的。而最难做的也是这一块。”他说，“能花钱办的事都好办，有些事情是花钱办不来的。公司对北农场未来规划中，有一块是修旧如旧，把这里打造成一个知青过去劳动的地方，要跟过去差不多，还可能拿出一块地来，让人们体验一下，当时知青们在这里干的什么活儿。”紧接着他又说，“目前这也只是计划，时间长，投资大，不是一下两下能弄完的，可能随着一些政策的变化会有变化。”

不是尾声的尾声

得知了北农场的未来规划设想，我再一次想起李桂芳所说的她对北农场的希望，希望未来这里是一片生态园。也许这是所有曾付出过劳动过，流过汗水和眼泪的北农场前辈和后代们，对于这片土地未来的期许。

在北农场采访的这两天，我时不时会想起贺兰山下的贺东庄园。我总觉得，它就像是贺兰山下另一个北农场。贺东庄园曾经也像北农场一样，始建于60年代末的西北煤机厂的厂办农场。进入改革开放后，西北煤机厂经历了数次改制重组，变身为今天的宁夏天地奔牛公司，成为全国很有影响力的煤业机械生产厂家，被誉为“新时期石嘴山工业的一面旗帜”。西北煤机厂农场上世纪末改制为贺东庄园，在经历了经济变革的种种洗刷和沉浮之后，2009年被个体老板收购。今天，贺东庄园成为宁夏贺兰山东麓最北端的葡萄酒庄园。2019年，贺东庄园靠近贺兰山的古藤种植区域被列为市级保护基地，2022年2月被公布为石嘴山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贺东庄园中最老的葡萄藤有二百二十五株，这些葡萄藤是园中也是贺兰山东麓最古老的葡萄树种之一。这些老藤成了今天贺东庄园最有特色的招牌。而在我看来，这些老藤代表着昔日这片戈壁滩最早的开发历史，记录着当初，记录着几十年来农场成百上千的家属们开荒垦地、铺路栽树、种果种田的艰苦历程，记录着这片土地上开拓者们的汗水和脚印，记录着那些被岁月流沙渐渐掩埋的历史细节。

对于石嘴山，对于贺兰山和黄河滩之间的这片土地，人们历来熟知它的煤，熟知昔日的煤矿，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在煤田之上，曾经是大片戈壁，是连绵荒地。人们更不知道，就在这天无飞鸟地无青草的荒滩上，就是她们，当年这些为生活所迫，同时对矿区生活充满期待的矿工家属们，开出片片农田果园，播种下层层色彩和风景，给荒凉枯燥的煤矿带来了希望。更多的人们并不知道，在这片依山傍河的滩地上，曾经有过那么多吃苦耐劳的女人，曾经有过那么多勤劳能干的矿工家属，她们和每天在井下挖煤不止的煤矿工人一起，让这片曾经一无所有的荒芜之地，有了粮食，有了生活，有了街巷，有了车水马龙，进而有了一切。过去，条件那么艰苦，可是她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家属们，让这片土地有了绿色，有了生机，在这里印下了令人惊异的足迹。

离开北农场的那天是3月12日，植树节，正是大地播绿的时候。看着大地上忙碌的人们，不管他们有着怎么样的身份，是老农场户，是外来户，还是新来的开发者，我都愿意相信，总有一天，北农场，这片背靠贺兰山面向黄河水的天赐之地，这片近水楼台的黄河滩地，会谱写出“贺兰山下果园成”的新篇目，唱出新的山水谣。

【作者简介：曹海英，女，70后，宁夏石嘴山人，祖籍河北泊头。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左右左》《私生活》，散文集《黑色版图》。获宁夏第九届、第十届文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