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庄子·齐物论》里记载了“庄周梦蝶”这一著名的故事：“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究竟是庄周，还是蝴蝶？是庄周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庄周？在这个故事里，梦境与现实的界限被打破和消弭，互为镜像，互为因果，彼此交融和渗透，成了固液混合态的冰水之辨。

梦境与现实的区隔，原本是极为简便的，黑夜为梦境，白昼为现实，闭眼为梦境，睁眼为现实。然而拉开一段时间距离，梦境与现实就像悄然爬上窗台的幽绿色苔藓一般，令人惝恍迷离。事实上，梦境与现实，虽然有很多形式上的差异，但它们在本质上却有着极大的相通之处，那就是二者在展开的时候，都是全息性的，故事的演绎密集接续而不留时间缝隙，且时常是反逻辑的。

从战国的“庄周梦蝶”，到唐朝的“南柯一梦”，再到清代的“红楼梦遗”，“梦”，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文学传统的重要意象。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是对如梦似幻的十余年扬州宴游生活的深沉喟叹。《牡丹亭》中，天生丽质又多愁善感的杜丽娘在梦中与柳梦梅相识相知，而她对生命与自由的觉醒也是从“游园惊梦”开始的。张岱的《西湖梦寻》和《陶庵梦忆》，率以“梦”名，皆是对富贵温柔、诗酒风流的前半辈子的慨叹和缅怀。所谓“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现实与梦境的界限在漫长的时光回溯中消隐了。

熊育群长篇小说《金墟》，共十一章，三十八万字，着“梦”者少，着“事”者多，而所在皆“梦”也。小说的叙述艺术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但更多地向非虚构倾斜。小说的语法，叙述多于展示，讲述多于刻画，密集的人物，纷繁的事象，宏阔的历史，砌成了小说的基座。不知是出于现实的顾虑，还是基于文体的考量，小说在叙事过程中，保持了令人惊异的节制和克制。小说删去了很多“逻辑词”和“关联词”，这当然破坏了我们对小说“起承转合”的传统阅读审美期待，但它反过来却又大大提高了叙事效率。那些足以令人振奋的戏剧性冲突，在即将展开的时候，很快就被木棉花、紫荆花、簕杜鹃、雨水和钟声等意象遮蔽和掩盖，可说是一种有意味的留白。

“一个黄昏，一条帆船驶入了内河，船上立一面白幡，直接来到了上埠埗头。有人看到一口黑色棺材，上面盖了一条棕色毯子，棺材从美国萨克拉门托抬上船，又在旧金山转轮船，海上漂泊近两个月，来到了维多利亚港。死者是沙地村人，他的亲属在香港租船把他运了回来。埗头围了很多人……”这一段描写引自小说第二章，引文中至少有两组词是需要引起注意的。其一是颜色词，“白幡”“黑色棺材”“棕色毯子”，它们营造出了一种特别肃穆的氛围，而这种氛围是指向死亡的，也就是说，是指向生命的深度的。其二是地名词，“内河”“萨克拉门托”“旧金山”“海上”“维多利亚港”“沙地村”“埗头”，这组词把辽远与切近、广大与逼仄很不寻常又很自然地拼接在一起，营造出了一种纷繁而开阔的气象，而这种气象是指向生命的广度的。

在赞歌与挽歌的反复咏唱中，小说意外地获得了它特有的叙事节奏和艺术韵律。虽然繁密的人与事、悲与欢导致了小说像一大坨沉甸甸的面团，但缥缈而空灵的岭南花木、江门水汽却像酵母菌一般给实心的故事面包带来了松软和清透。赤坎新城建成以后，走在廊腰缦回、骑楼相接的街巷上，司徒文倡不得不以全新的眼光打量这座新城，竟对这片故土产生了一种“陌生感”。小说写到司徒文倡的精神时，说“他一直处在梦一样的状态，难以找到真切感”。确实，小说在“脱实向虚”的书写中，脱落了更多的“叙事性”，生长出了更多的“抒情性”，这让小说飞离了泥泞而沉重的现实，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轻盈和“诗性”。小说既像一首古老而漫长的诗歌，又像一场恢宏而壮阔的梦境。

所谓“金墟”，“金”当然是灿烂与辉煌的象征，而“墟”，虽然实指“牛墟”这个地名的本义，但在耀眼的“金”字笼罩下，也容易引动人关于“废墟”的直觉联想。无论如何，“金”和“墟”，都充满了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就像生命力旺盛的藤蔓一般，从题目开始萌蘖，然后悄无声息地繁殖与攀爬，全面地渗进整个故事的骨架和毛细血管。第一章，悠悠古镇，飞来巨资，第二章，失意英雄，还乡造城；第五章，房屋征收，艰难险阻，第六章，堪舆点穴，大兴土木；第八章，游手好闲，戏梦美人，第九章，骄奢靡丽，叱咤风云……小说无所不在地蕴含着现代与传统、历史与当下、喧嚣与寂静等一系列的辩证关系。小说的叙事节律，就像巨人敲大鼓，高低起落，转捩只在刹那之间。

小说写到文璟庐的内部环境时，说神龛右边挂了司徒文倡的照片，而“司徒誉长得跟他神似”。作为小说中两个最为重要的人物，代表了当下的司徒誉和代表了历史的司徒文倡的相似，当然不止于形容举止，更在于精神气质。一方面，他们固执、犹疑、怯懦；另一方面，他们又机敏、精进、勇猛。他们都是充满了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精神的传统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司徒文倡被人诬告后，人生陷入低谷，孤独与冷的感觉袭上心头，他不由地感叹：“一个人想做点事情怎么就这么难呢？”坦率地说，他想做的事情可并不只是一“点”，因为他想要建造的是一座“梦幻之城”。他最终走向了失意、虚无与落寞，那并不全是因为现实太骨感太残酷，现实就摆在那里，战乱频仍，时局动荡，人事漂浮，现实本就骨感、残酷且摇晃不定，只是他此前并未认清。亦或者，他向来都心思透亮，只是“偏向虎山行”罢了。

相比于高祖父司徒文倡，司徒誉显得还更复杂一些。小说对司徒文倡建造新城的叙事，更接近于“虚构（fiction）”，因为这项工作堪比“古村落的活化”，既要遵循修旧如旧的文法规范，又必须恢复昔年的风采，这对作者的想象力是一种考验。至于说司徒誉，写作上的困难可能更多地在于如何对密集而芜杂的现实进行披荆斩棘的清理和整顿。总的来说，司徒誉比司徒文倡在精神人格上有着更加显著的分裂感。作为一个镇长，走在荒凉衰败的古镇街巷上，他的目光并不是物质的、经济的、具体的，反而是抒情的、怀古的、抽象的。与其说他是走在古镇的空间里，毋宁说他是走在古镇的时光中，与其说他是古镇的局内人，毋宁说他是古镇的局外人。他总是带着过去的或者未来的眼光，来审视当下的一切，反正，他永远不会以当下的眼光，来审视现场的所有。这是他与其他同僚的不同之处。至于说到对爱情和夫妻关系的期待和想象上，他好像还停留在古老的从前。热烈、奔放而现代的妻子伍晓蕾，让他感到恐惧和不自信，他宁愿躲进所谓“红颜知己”的孤船夜月里，躲进历史的砖瓦缝隙中。小说写到他跟徐芷欣相处时，直言“他喜欢她尊重她，但他不能伤害她”。这种感情道德上的沉闷单调和封建保守，与他的雄心壮志确乎有些格格不入，但细想竟又是内在统一的。

“新与旧”的冲突，或许是小说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新”，代表了包容和进取；“旧”，代表了封闭和保守。新与旧往往是水火不容的。相对而言，关璟娜是新的，司徒文倡是旧的，伍晓蕾是新的，司徒誉是旧的，甚至关氏家族是新的，司徒家族是旧的。除旧布新，鼎故革新，是小说重要的叙事动力，然而在赤坎这里，新与旧却又并非是完全撕裂的，它们常常很自然地相处共生，并不违和。为了建造新城，司徒文倡请来了堪舆大师李若水。他长须飘飘，一袭道袍，却坐在一群“穿西装、打领带和领结的人中间”，而后者有“一半人去过美国和加拿大”。更有意思的是，“大家对风水依然兴趣浓厚”，乃至于有诸多问题要向这位几乎没怎么出过远门的大师请教！

不过，新与旧却又不是截然两分的，它们彼此咬合与渗透，展现出了小说更复杂的生态。小说写到司徒誉在妻子伍晓蕾位于美国的家中时，提到了久别重逢的夫妻俩曾经的一个生活习惯之争：司徒誉怕热，容易出汗，不喜欢皮沙发，而喜欢木沙发；但伍晓蕾人瘦，坐木沙发硌人，喜欢皮沙发。为此，夫妻二人曾有过很多的争执。伍晓蕾出国后，多年来，已没人跟她争执了，但她所置办的家具，却是以胡桃木为骨架，外面再包上皮套，皮套下的填充物甚至厚得有些夸张。由此可见，虽然她身处异国他乡，而且融入当地非常顺利，但她在情感和心理层面还是很“木沙发”的。

在《挑战与超越》（见《文艺报》2023.3.24）一文中，作者熊育群坦言：“赤坎历史和现实的勾连如此梦幻，如果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写，魔幻反倒失真了，缺乏力量感。要是以写实风格写出魔幻，也许更加震撼人心。”所谓“侨乡”，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华侨聚居的地区，“侨”意味着开放、包容和多元，“乡”意味着封闭、狭隘和单一，“侨”与“乡”的矛盾和统一，正是上文所述新旧张力生成的重要原因。这种张力，既包含了社会学和民俗学层面，也包含了人类学和心理学层面，是多元而复杂的。而正是在这样一座生态复杂多元的古镇里，那一道道充满了梦幻色彩，但又不失现实主义质地的文化景观才得以生成。小说在讲述“金墟”这座真真切切的古镇时，事象密实而沉厚，难免泥于史实而难以飞越，但掩卷回想之际，人世纷纭从眼前飘然一过，又恰如大梦一场，“栩栩然胡蝶也”，“蘧蘧然周也”，忽然不知现实与梦境的界限何在了。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

作者简介：叶桂杰，从事小说、评论的创作和研究。小说、评论、散文等作品见于《文艺报》《青年文学》《西湖》《野草》《绿洲》《美文》等报刊。入选第三批浙江省作协“新荷计划”青年作家人才库，著有小说集《恍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