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金墟》的一段有迹可循的前史，是熊育群以赤坎为题材、发表于《人民文学》2018年第2期的散文《双族之城》。而《金墟》在叙事层面推进的难点，也主要源自《双族之城》之于赤坎所提供的密密匝匝的历史细节与潜隐线索，这使得熊育群在写作《金墟》时需要格外考量如何在《双族之城》的“实”的基础上另辟“虚”的门径。《双族之城》的结尾处，熊育群抛出如此之问“明天，赤坎会是何种模样?两大家族是聚还是散？他们与新城市还有怎样的勾连？”[①]这三连问，也恰是《金墟》得以“诞生”的前提。

就小说结构而言，《金墟》借由司徒文倡与司徒誉两代人跨时空的“行动”与“互证”从而形成叙事框架与逻辑支撑。民国时期的有志之士司徒文倡立志建设家乡，由此也牵扯出赤坎墟两大家族司徒氏与关氏的恩怨，以及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对赤坎墟的影响。百年后，司徒文倡的后代、担任赤坎镇镇长的司徒誉同样想要扭转家乡的衰败面貌，而他在之后的土地征收与招商引资等事件中遭遇到了祖辈亦曾面对的棘手难题。如果说《双族之城》的侧重点是对地域过往的回溯与总结，《金墟》则以小说这种独特的文体形式，旨在昭示那些隐于历史深处的碎片，究竟同我们这一时代的“个”与“群”存在怎样的联系。而这些议题延伸开去的是赤坎的“明天”，以及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新城市”建设如何谓之“新”。

一个需要展开的话题是，从百年中国小说史的角度来讲，“家族小说”“家族叙事”构成了其间无法忽视的支流脉络，关乎家族小说的“讲法”“招式”也似有穷尽之感，然《金墟》这部以“家族”为关键词的长篇小说，其出现依旧有着值得深究的特殊内义。尤其是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所谓家族，面目已显模糊之趋势。事实上，某种不知可否算是杞人忧天的看法，“家族小说”“家族叙事”或许要成为“终将逝去的存在”。有如此观点，也因现实社会的青年一代对于“家族”“血脉”的认知与立场正发生显而易见的转向——他们不再将之视作日常难以撼动的组成部分。《文学报》资深记者傅小平与莫言对谈时就提到过这样的现象：“现在很多80后、90后的孩子成了独生子女，这意味着以往那种复杂家族关系的崩溃、瓦解，意味着他们将很难亲近和理解错综复杂的家族小说。”[②]颇具意味的是，“家族”更为细化的单位构成“家庭”，也因外部社会环境的作用出现了背离于多数人观念认知的逾越。比如司徒誉，尽管拥有看似完满的家庭，但由于妻女长期生活于大洋彼岸，司徒誉一家的家庭结构实则充满缺陷，充满遗憾。由此，司徒誉带领下属建设赤坎镇，一方面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城镇建设行为，不过同时，他也因此得以重新感知“家庭的形式”的意义，进而是“家族的形式”的意义。

司徒誉对家族先辈的勘探行为，借由小说中的话即“像走向一个陌生的世界”[③]，而想象在这一过程中间获得释放。与之相关的，是相关个体与群体以此对于地域与世界的接近与摩挲。相较于常见的长篇小说地域叙事，《金墟》里赤坎墟的微妙之处在于其以逼仄起点所纵横而成的广阔天地。赤坎在早期历史发展阶段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沿线地带。至晚清民初，赤坎人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漂洋过海“走出去”讨生活。也因如此机缘巧合，赤坎的两大家族司徒氏与关氏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且在“世界”范畴下形成了指涉家庭的共同体。而熊育群对司徒文倡时期两大家族之间的互动与游离的聚焦，以及对两大家族之于赤坎墟的离去与归来的书写，也是借此强调以家族为单位的共同体的生长与回环。

《金墟》的虚构因子在此繁衍。而其基底正是司徒氏、关氏两大家族延伸出的历史共同体与现实共同体以何种方式形成呼应。需要看到，熊育群的小说虚构观并不以全然脱离现实为内核，相反，他在接受访谈时指出：“我的作品，无论是人文地理类的，还是虚构类的长篇小说，都首先进行了大量的实地采访，我认为这是写作的常态。我这样做并不代表我不重视虚构，不重视想象，恰恰相反，我要让自己的作品充满想象，甚至是魔幻。但这想象不是胡思乱想。只有符合历史与现实逻辑的想象才能震撼人心。”[④]熊育群所言“虚构”的另一面是“介入”。熊育群选择让身处现实的对象成为历史的介入者。所谓“现实的对象”，其一指的是《金墟》里司徒誉、关忆中、徐芝欣等生活在“进行时”的人物。他们基于各自的情感、身份、历程去梳理自己的先辈怎样由赤坎走向五湖四海，并在这一过程中对家族脉络的起承转合进行独特的解读。同时，历史的“钟声”也介入到他们的日常人生，反向昭示他们在“此时”“此地”“此刻”的迷津与去路。而家族共同体也以特定的方式、途径同上述人物产生跨时空关联，如司徒氏图书馆历经岁月辗转积淀为后辈的“情感和精神的支柱和寄托”[⑤]。个人史与家族史于现实与历史的转换，也令“现实的对象”真切体会到“人活在当下也活在历史中，每个人都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家族生命的一环”[⑥]。此外应一提，熊育群由《金墟》指出历史与现实的边界并非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清晰、明确。虚构与介入，令言之凿凿处生出了暧昧的歧义。关基礼向司徒文倡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司徒文倡便感到“他不仅在讲述自己，也在编造自己”[⑦]。历史的吊诡与传奇由此浮出地表。

而“现实的对象”的第二层指涉则关乎熊育群本人。写作《双族之城》的熊育群更多承担的是历史旁观者与记录者的角色职能，待至《金墟》，熊育群的虚构诉求促使他如笔下的司徒誉等人那样介入到赤坎墟的日与夜。他在勾连司徒氏与关氏两大家族跨时空的共同体联系时，将作为小说家的“自我”投射到这一虚实共生的共同体内部，而原本局限于“家族”范畴的共同体形态深化为指涉晚清以来个人与国族关系的集中隐喻。熊育群需要司徒不徙、司徒誉、关忆中、徐芷欣这些虚拟人物代替自己找寻“家族”的意义与“血脉”的纽带价值。尤其是在现今所处的语境之下，怎样讲述同改革开放时代粤港澳大湾区紧密相关的“中国故事”，使得熊育群要以如此引人注目的方式找寻百年中国长篇小说史未曾真正扎根的界域，进而确立“中国故事”在过去、当下与未来的意义位置。如前所述，司徒文倡与司徒誉在各自的时空里皆要面对由赤坎抛出的难题，关乎家乡，关乎家族，关乎亲友，关乎自身，而他们在此显现的价值抉择层面的挣扎与迟疑，无疑是相关对象进入社会转型期所凸出的典型的精神结构特质。熊育群旨在彰显的“只有符合历史与现实逻辑的想象才能震撼人心”，恰是其意在通过特定人物的形象与言行试图揭示“人”的异常真实且饶有普遍意味的精神状态、情感状态。家族，是一种传统的社群凝聚方式，也是熊育群所指认的，在未来时态下个体、社群、地域与世界之间产生认同感、归属感的契机、途径。特别是当“家族”于现实生活中的境遇逐渐脱离这个词的本意，重新审视家族的溯源与面目，也是在叩问某类富于深意的社群秩序与个体行为何以发生，又是何以得到维系。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长篇小说家族叙事的策略调整与方向转变，表明国内长篇小说正面对的新挑战与即将出现的新趋势。从这个角度而言，熊育群的《金墟》为长篇小说家族叙事的演进，提供了种种有必要审视与厘清的创作议题与构思方案。穿越“赤坎墟”这块交织着欢与泪、熟稔与陌生的叙事碎片，熊育群直指家族百年兴衰史与跨时空共同体的构成，而“地域”与“世界”由此被赋予了更多可能性。

注释：

[①] 熊育群：《双族之城》，《人民文学》2018年第2期。

[②] 傅小平：《一米寂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2页。

[③] 熊育群：《金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深圳出版社2022年版，第87页。

[④] 熊育群、何玉新：《展开百年侨乡古镇的生活图卷》，《天津日报》2023年3月7日。

[⑤] 熊育群：《金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深圳出版社2022年版，第327页。

[⑥] 熊育群：《金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深圳出版社2022年版，第311页。

[⑦] 熊育群：《金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深圳出版社2022年版，第199页。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

作者简介：顾奕俊，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