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6月17日，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和山西省作家协会举行贯彻落实《关于促进新时代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座谈会。《指导意见》是生态环境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出台的第一个关于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性文件，也是第一个生态文学创作的纲领性文件。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领导与山西文学界就贯彻落实进行了深入交流。现将参加座谈的作家黄风的观点进行分享。

写出生态文学优秀之作

黄 风

参加今天这个座谈会，只就生态文学的个人体会，从三个方面简单谈一谈。

一是近几年生态文学很火，仅从文学期刊就可见一斑。现在很多文学期刊都在发生态文学作品，有的还开了固定栏目。我们《黄河》也几乎每期都发，李青松、王剑冰、傅菲等作家的生态散文都发过。在这种“火候”上，生态环境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出台《关于促进新时代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对生态文学推波助澜，使生态文学繁荣与发展更加风生水起。用专家们的话说，会让“更多作家聚焦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讲好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故事，传播中国生态文明好声音，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夯实思想基础。”

我接触生态文学是从2004年开始的，在此之前孤陋寡闻，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生态文学。当时也不叫生态文学，而是叫环境文学。那年我写了一篇小说叫《最后一棵树》，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李景平老师推荐参加了国家环保总局与《中国作家》杂志联合举办的征文大赛并获奖，才知道还有环境文学这一说。也就是现在的生态文学。当时写那篇小说，仅仅是因为回到老家后，村里太穷，一没钱就卖树，村里的大树几乎卖光了，找不到儿时一片象样的绿荫了。不仅是我们村，周围的村庄也是如此，发小们告诉我，差不多天天能听到砍树声，能听到树倒下的断裂声。

在这个以前，我还在县里教书时，有感于老家的河滩全被种地毁了，写了一篇散文叫《消失的绿茵》，投给一家省报以后，编辑回信说我文字不错，但思想十分落后，跟不上改革开放的步伐。说农村发展欣欣向荣，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很高，怎么能说把河滩毁了？

从《最后一棵树》开始，我陆续写了多篇散文，发表在国家环保总局主管的环境文化促进会的《绿叶》杂志上。因之也结识了不少为环保奔走，为环境文学鼓劲，做出积极奉献的老师、文朋和有识之士。我也因之逐渐留心、关注起环保和环境文学——也就是生态文学来。

如果抛开以前不说，就从我开始接触生态文学算起，生态文学可谓应运而生，那么发展到现在，更可以说是“恰逢其时”了。在生态文学“恰逢其时”之际，生态环境部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出台《关于促进新时代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其意义我前面已经说过，相信一个生态文学创作的新局面，不久会在我们的期盼中到来。

二是近几年生态文学火是火，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创作概念化。我接触到不少生态文学作品，都是概念性图解，把大段“生态”资料搬来，而且这些资料很多是“公知”性的，加上几句议论或描写，就以为是生态文学作品了。我的认识是，既然是生态文学作品，就一定要讲求文学性，如果不讲求文学性，“生态”谈得再好，那也不是文学作品。要以文学的方式架构“生态”，要以文学的语言叙述“生态”，要以文学的情怀抒写“生态”，这样的作品才是生态文学作品，而且才有可能产生像《寂静的春天》《瓦尔登湖》那样的优秀之作。再一个是，当下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生态”散文比较活跃，“生态”报告文学次之，“生态”小说有点落后。当然，“生态”小说写起来比“生态”散文和报告文学要难度大得多。

三是生态文学创作，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我个人的体会是，既要“纸上行走”，去书本中钻研“生态”，比如生态学，也要“纸下行走”，到现实中去感受“生态”，一次简单的采风活动，仅能写出几篇散文。而大部头的生态文学作品，还需要撸起袖子“埋头苦干”。彼得·渥雷本写《树的秘密语言》，用了20多年的时间，潜心与他喻为“大地写上天空的诗”——也就是树，打交道才完成的。他原来是德国的一个公务员，后来辞掉工作当了一名护林员，从此与树朝夕为伴，形影不离。他发现树是有语言的，是可以彼此交流的。他写的有关作品，已遍及40个国家地区，被翻译成35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300万册，被称为“森林游侠”。

还有英国海伦·麦克唐纳的《以鹰之名》，美国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等作品，作者都付诸了极大的心血。其中《以鹰之名》获得英国多项大奖，《沙乡年鉴》被誉为堪与《瓦尔登湖》媲美的作品。

乘《指导意见》的东风，但愿我们也能写出如上的优秀之作来。

（黄风，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黄河》杂志主编。从事报告文学、散文、小说创作，已发表作品360多万字，获多种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