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池》2023年第6期｜姜紫：动物园（节选）
1
宿舍区斜对面是一座小山，山那边有一座动物园。夜半三更，或者天亮以前，我总能听见大象的叫声。那声音悠长而凄凉，像从另一个时空传来的汽笛。我不知道汽笛在催促些什么，却不得不翻个身，朝着睡梦的浅处浮上来一些。几乎同一时刻，一股温暖的暗流也猝不及防涌上我的身体，朝那里某个三岔路口汇聚过去，胀成一只鼓鼓囊囊的热水袋。热水袋很快就会破裂，我必须在那股湿漉漉的暖意把我淹没之前醒过来，否则一切将再也无法挽回。而在那些为了苏醒而苦苦挣扎的时刻，我的脑海里总会有张稀薄而苍白的面孔一闪而过，像一面标示着投降的旗帜挥舞了一下，就此轻飘飘地宣判我的一败涂地。
有一头大象，可从没有人相信我。附近曾有过一个动物园，但废弃已久，里面应该已经没有动物。报纸上说新的动物园建在城郊的山谷里，面积更大，条件也更好，所有漂亮、可爱、健壮的动物都已搬到新家。那里有全新的游览模式，动物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游荡，游客则必须坐在焊了铁窗条的观光车里。当然，经过一些温和的食草动物时，也会允许他们下车去，向鹿或羊递出手里的青草，以便在它们凑上来的时候乘机摸摸它们的脑袋，拍下一张有趣的合影，以资留念。报纸上没有说那些衰老病弱、也不够好看的动物将如何处理，也许那头象正是其中的一员。因为身躯过于庞大，处理起来太过麻烦，他们说不定索性将它扔在废弃的动物园。
新的和老的动物园我们都没去过，但四眼很肯定地说，即使确实曾经有那么一头象，它也一定早被卖给过路的马戏团了，他们通常都是这样处理废弃动物的。城市里到处都是人，四眼说，那么大个东西，要是扔下不管，让它跑了出来，后果会很严重的。
我们听着四眼说这些，就像在说我们自己。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学期，我们是在这里上完大学的最后一届学生。
新校区建在离城七十公里的地方，那里号称将来会建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进而成为某个卫星新城的核心地带，但就目前而言，那里还只能算作鸟不拉屎的流放地。流放者中的几个告诉过我们，新校区四周都是高山，校园建在一条望不到头的山坡上，教室和宿舍都散发着刺鼻的气味，路还没有完全铺好，四处尘土飞扬，是当地特有的那种暗红色的土。一下雨，所有人就不得不踮着脚尖，像蚂蚱一样在无数纵横交错的暗红色细流间蹦跳着往教室去。围墙外面是成片油绿的菜地，据说种的全是蚕豆。
这一切发生在城市的尽头之外，某个对我们来说几乎不存在的地方，并且很快将与我们无关。去了那边的人似乎有些羡慕我们，但我们不太确定被废弃与被流放相比，哪个更令人羡慕一些。
大概是人都走了的缘故，临近黄昏时校园显得尤其落寞荒凉，以往招人烦的校园广播早已停了，食堂里的人稀稀落落，天花板上吊着的电视里无声地播放着似乎很久以前就已发生过的新闻，火灾、洪水、会议、袭击，画面沉默地跳动着，令人忐忑。回宿舍的路上，我们总会远远看到那个送水工在黄昏里奋力蹬着一辆三轮车穿过校园，在他前方不远，夕阳挂在钟楼的尖顶旁，发出一种短暂而反常的明亮。这里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我们不知道他要把水运到哪儿去，但每次看到他，我们总会暗自松口气，这景象代表着某种微弱却尚未消散的秩序，像是我们的救命稻草。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垂头丧气。最后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但我们的问题还有不少，比如我们因为挂过太多科，此时还欠着学分，英语四级也还没过，投出去的简历没有一点回音，除此之外，我们还没有女朋友。这样下去，我们可能拿不到毕业证，也拿不到学位证，我们将不断接到不知什么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里面会有一个粗鲁而冷漠的声音一次次催交三方协议，以及，我们还很可能以最丢脸的方式离开大学，为接下来的人生新旅程奠定一个完蛋的起点。在不知从何而起的众口一词中，最后这件事的严重性总是被再三强调。学分可以补，工作可以找，学位证很可能不再跟四级挂钩，但是那件事，套用一句足球解说员的常用语：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依照惯例，问题最后总会落到我头上。四眼喜欢像个算卦的江湖骗子那样，掰着手指头说，现在最难过的就是路小白了，你们想，他现在要解决那个问题只能去找那个田小年，可是现在出了这种事，他又不能找田小年解决那个问题了，毕竟怪吓人的，是不是，路小白？
这种时候我只能扭开脸去看着书桌，桌上放着一本《四级必过词汇大全》，最后一次考试在六月，要背的第一个单词是abandon，放弃。
四眼那些和废话无异的分析终于停下后，我们会一齐沉默着点上烟，望着对面宿舍楼。只有零星几个窗口还亮着灯，灯光之外仿佛是广袤无垠的荒野，有什么东西竖起汗毛蛰伏其中，正等待着把还有光亮的方格一口一口吞下去。
我们就这样看着，直到我们中的某一个掐灭烟头，恶狠狠地说，老子早就说嘛，好端端的一个学校，人都搬走完，肯定要出事，这不是！
不会有人回答，但作为隔岸观火的人，我们无疑惶恐又痛快。
2
田小年走进来时，教室里照例突然安静了一下。四年了，大家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只是这次，安静持续得比以往长一些，里面大概还多了某种莫可名状的成分。那件事让田小年从一个难以理解的怪物，变成了一个多少让人同情的怪物，更重要的是，她是我们能接触到的人里，和那件事关联最紧密的一个。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大家都沉默而严肃地看着田小年，仿佛她是一套神秘莫测又至关重要的密码。
田小年已经许久没有出现过，她还是那副样子，面色苍白，身材干瘦，驼着背，一对招风耳从披散的黑色长发间戳出来，当你同她那双大得出奇的眼睛相遇时，你会发现她的目光稀薄而涣散，仿佛即将失明。但她当然总能一眼就捕捉到目标，似乎只是短短一瞬，她已经视若无睹地穿过重叠交织的目光，径直朝我走过来。她在我面前站定，牢牢盯住我，旁若无人地问，路小白，你旁边有没有人？
我旁边坐的是肥龙，但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起身挤到后排，此刻正自以为是地冲我眨眼睛。我躲开他，也躲开正看着我的其他人。和田小年有关的什么东西像一块嚼剩的口香糖，已经牢牢地粘了我四年，现在，我似乎还将承担什么新的不幸。田小年在我旁边坐下，带着小学班主任式的关切语气问我，你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有个面试，一家医院，我说着，扭开头去。这时班主任急匆匆地走进教室，班会终于开始了。
事情发生在寒假结束前，一共发现了三具尸体，都被严严实实地裹上特大号的黑色塑料袋，塞进宿舍的柜子。那间宿舍是六人间，有六个柜子，同宿舍有一个人提前返校，他的柜子里恰巧没有塞进尸体，所以他一直没有察觉异样，他也一直没有见到假期留校的两名舍友。独自在宿舍住到第三天，他闻到像是墨汁的气味，又看到底下一排的柜子门缝里滴出来粘稠的液体，于是报了警。
三个人里最先遇害的一个和凶手都住这间宿舍，另外两个则分别住在不同的宿舍，其中一个晚上偶然过去想找人聊天，看到熟人不在，要走时，被凶手留了下来。我们明白那种感觉，人都走了，晚上到处静悄悄的，人就会有些发慌，所以要去串门，找人聊天，说不定凶手一开始也只是想把他留下来聊天呢。
班会当然不会讲得这样详细，实际上，案情早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私下传的真真假假的消息也早已超过了班会上可以宣布的那些。因为事态严峻，所以从明天开始，出入校门必须带学生证，校徽不管用，外出实习的人必须每天打电话向班主任汇报行踪，进出宿舍要锁好门，天黑后不要在外面逗留，最后，不要听信和传播流言，以免干扰案件侦破。如果我没有看错，说到这里时，班主任朝我旁边的位置投去意味复杂的一瞥。田小年一动不动地坐着，我觉得空气短暂地停止了一下。
班会开完，大家却不愿散去，他们围着我们坐下来，迫不及待说起他们真正关心的那些事。我们成了中心，是因为我们是班上仅有的几个也在假期留校的人。
有人疑心凶手不止一个，照片上凶器又大又沉，一个人怎么弄得回来，三个人的血加起来也得处理很长时间，单靠自己搞不定的。另一个反驳说又不用把血都放光，遮掩个一两天不被发现就行了，何况假期里人本来就少。还有人关心我们的安全，提议现在还在学校的人集中起来住，自然无人响应。有人开始规划逃跑的路线，这里离边境不算远，如果方向正确，那么人现在大概率已经在山里了，一定会往那边跑，因为过去就是金三角，咬咬牙就海阔天空了！说到这个，不少人脸上都流露出某种向往的神情。这是不应该的，出了这样的事，四周回荡的却是隐约的兴奋和莫名的快意。可如果你在学校里待过就会知道，事情总是这个样子。
田小年在人群围过来之前就换去窗边一个位子坐下。在他们讨论怎样在山里躲避毒蛇和瘴气的时候，她一直面无表情看向窗外，十根手指绞缠在一起，不时扭一下变个花样。她看上去并不悲伤，只是显出一种奇特的肃穆。没有人向她询问或求证什么，他们只是看向我，压着嗓子问，听说她和他们一起打过牌？
我见过那个因为偶然串门而遇害的男生，在真假难辨的传言里，他的后脑勺碎得最厉害，就像煮鸡蛋的壳被敲碎的样子，有人这样形容。我不爱吃鸡蛋，也不愿去想象它被敲碎的壳。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时还是冬天，天黑得很早，在我前面不远处，情人坡，他和田小年并肩走着。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宽而扁的梯形，从背后看过去，让人想到青蛙。他的形状注定了田小年无法和他挨得很近，起码不会像情侣那样近。
不是，我说。我知道他们要问的不是打牌的事。
他们齐刷刷看着我。你认识他？有人低声问，同时暗自朝田小年的方向瞥了一眼。
我说，那个人不是她男朋友。
似乎有人在笑，但没有笑声，有人又问，你怎么知道？
我忽然感到恼怒，声音也陡然大了起来。我就是知道，爱信不信，我说。
我一向灰头土脸惯了，现在这样，似乎让大家很扫兴。短暂的沉默后，有人小声嘟哝了一句，她自己都报名去了。
听说可以留校，另一个人小声补充道。
我有些吃惊，忙看向田小年，她也正看着我。她从窗边站起身，朝我走过来，说，路小白，你要去面试的是哪家医院？我可以陪你去。
不用，我说。但她已经转身走了，不知道有没有听见。我盯着她的脊背，她看上去似乎并不在意刚才的事。
人都走了之后，四眼坐在课桌上，忧心忡忡地看着我，郑重地说，路小白，你一定要当心田小年，你看，你们的名字都是对仗的。
是啊，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肥龙在一旁帮腔。
3
在一切的开端，我们站在一扇半掩的门边，天还亮着，里面没开灯，什么都看不清，只有音箱刺刺拉拉的杂音不断传来，其间夹杂了“喂喂”的试探。我们等了一会儿，又走回去看旁边的招贴栏，那张巨大的黄纸上画了一个鲜血淋漓的“舞”字，收笔的一竖故意画得像条腿，膝盖以上飞着半截裙摆，末端高跟鞋鞋尖点地，引人遐想。
我估摸着女生应该晚来的，那样才有……肥龙想了想，终于找到那个词，谱儿。
话音刚落，音响炸了几个杂音出来，随后传出一个悠扬的女声，但原本舒缓的歌声中被生硬地加进去了标示节奏的鼓点，让那首歌变成了另外一个版本。
好人，一生平安？肥龙迟疑着说。
音乐忽然中断，门全部打开，有几个看上去很老练的男生走出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说，你们来了怎么不进来，还愣在那儿干嘛？
就是他们，昨天在宿舍楼门口像传销团伙一样向我们不停重复：二食堂吃完饭出门左手边活动中心，门口有海报。
那就走吧，肥龙卷着袖子走进去，我们忙跟上去。
地方不大，空气里有很重的霉味。一个人从我们身后窜出来，对着墙上一排电闸折腾一番，“啪”地一声，一排刺眼的小灯在我们头顶齐刷刷亮起。我们发现自己被笼罩在不断翻滚起伏的灰尘里，天花板正中挂着一只灰扑扑的灯球，靠墙摆着一圈简陋的折叠椅，每一只上面都积着厚厚的灰尘。
刚才门口的几个人冲进来，连珠炮一样对我们说，欢迎你们来到K大，我们是舞协的。他们说得太快，冷不丁被灰尘呛到，此起彼伏地咳了几声。肥龙问，太极拳，还是双节棍？一个人缓过气来之后解释，是舞蹈的舞，交谊舞。另一个人问，你们是哪个学院的？
文学院，肥龙面带狐疑地嘟哝了一句。
中文班，四眼补充道。没必要告诉它们这个，但那时我们还是新生，不知道这样很傻。
哦，他们说，看上去都有些兴奋，似乎陷阱旁的猫终于等到了耗子。一个男生说自己虽然不是文学院的，但在校报上发表过不少文章，所以我们一定听过他的笔名……
这时舞厅的门忽然被推开，我们一齐扭脸去看新来的人。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除了我们，只有一个人来参加这个传说中可以结识老乡和女生的迎新舞会。
走进来的人很瘦，有点驼背，穿着一条分不清是黄还是白的裙子，披散的长发稀疏又黯淡，脸色苍白，睁着一双大得出奇的眼睛，略带神经质地看向我们。此外，她还长了一对尖尖的招风耳，让人想到电影里的精灵，或者鬼怪。
是她，那张表格的最后一个，田小年。
你们在这儿干嘛？她认出了我们。
我扭过脸去，问那几个男生，迎新舞会到底几点？
他们脸上泛起尴尬的笑，不等他们开口，田小年已经接着说，迎新晚会不是已经开始了吗？好多人都去了。
是舞会，进大学你们要先扫舞盲，一个男生有些慌张地说，不然很丢脸的。
哦，田小年把我们挨个儿看了一遍，似乎明白过来，她又慢悠悠地说，那边也挺丢脸，几十个人穿着白衬衫牛仔裤在那里唱什么“吹动少年的心”，跟耍猴儿似的。
听她这么说，我们多少有点欣慰，这几天来，我们找了各种借口不去参加合唱排练，此刻终于避免沦为猴子。
舞协男生里的一个摇摇头，脸胀红了一些，结巴着说，也，也不能这么说，进到大学来，就是要积极，这个，参加活动嘛，学知识还要学做人。
田小年不置可否，走过去关上门，同时被关在外面的还有一些隐约回荡的歌声，以及同样影影绰绰的月光。歌声有些跑调，听不清是不是“吹动少年的心”。
那么你们学得怎么样了？她转回身，拍拍手上的灰，在灯光下盯着我们。
音响并没有完全弄好，杂音依然断断续续，一个男生用眼神示意另一个扮演女伴，二人随即踩上鼓点，在舞池中煞有介事地上演起一种我至今不明所以的舞步。迈步，后退，转身，甚至还有几个滑步和下腰，他们不时向我们飞来几个炫耀的眼神。那副模样比耍猴好不到哪里去，但肥龙和四眼看了看我，还是下定决心隆重又稀松地搭上对方，摸索着溜进舞池。剩下的几个男生也成双作对，在舞池里转起圈来。
现在只剩下两个人，田小年似乎松了口气，把随身挎的布包往我身旁的椅背上一挂，然后一屁股坐了下来，好像完全没发现那上面厚厚的灰尘。不远处的肥龙和四眼跳得奇形怪状，不时朝我们这边瞟一眼。我咬咬牙，也坐了下来。
她从身上不知什么地方摸出两根烟，递给我一根，却不忙着点火。烟卷是棕色的，又粗又短，她把它夹在指间转来转去，就像中学时在课堂上无数次被老师打断的转笔那样。现在不会再有人打断我转笔，但我依旧时常陷入与从前别无二致的茫然。
你会跳舞吗？我问她。
她摇摇头，说，这样式的，恐怕不行。
那你会跳什么样式的？我又问。
她摸了一下头发，转过脸去看着肥龙，嘴里说，都不会。
哦，我说。这是我能想到的全部话题。
她转回脸来，看着我，郑重地说，那是我妈，不是我，精神病不遗传的。
军训回来之后，一部分人被叫去谈过话，都是在统一摸排中筛出来有情况的。我是单亲家庭，问题不大，所以只是例行说几句后在一张表格上签字了事。表格最后一行的名字是加粗的，后面填谈话记录的地方直接打了叉，那是重点关注对象，应该会有很长的谈话，需要另行记录。签字的地方空着，只剩下她，情况最复杂的那个，按表格上的说法是：学习班。
这是那几年心照不宣的说法。参加过某种类似于传销的非法组织的人，为了让他们清醒过来，不再犯错，会把他们送到某个地方去，集中起来教育改造，什么时候改好了什么时候放回来。也有的管这个叫治病，治的自然是精神病。
田小年大概已经被谈过话，在那张表格上见过我的签字，也知道我见过她的名字。其实她没有必要向我解释什么，谈话的事几乎已经人尽皆知，大家自然也知道学习班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并不会因为我这个模棱两可的同病相怜者有所改变。
我知道，我说。这时音乐停了，没有人能够像舞场礼仪规定的那样在一曲终了时将舞伴送回座位，这大概是因为舞伴里没有女的。
下一支曲子响起来，是《昨夜星辰》，一首很老的歌。这时田小年从挂在椅背上的布包里掏出个东西，你知道这里有大象么？她说着，把一只耳机递到我面前。
那是一只我梦寐以求的随身听，爱华牌，银灰色外壳，耳机线上竟然带了一个小巧精美的遥控盘，看得出不便宜。
什么？我问。我接过另一只耳机塞上，这样我就不得不和她靠得近一些。
大象，你听见过大象叫吗？她说着，在遥控盘上摁了一下，然后塞上手里那只耳机。
“咔嗒”一声后，我听到一个男孩儿在耳边唱了起来：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
新世界来得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
舞池里的音乐似乎停了下来，我看到肥龙在不远处指着我和田小年在说些什么。在“昨夜星辰”的伴奏里，耳机里那个男孩儿似乎下定了决心——我要把自己打扫，把破旧的全部卖掉。
他们朝这边走过来，我摘下耳机，听见四眼说，我们要回去了。他的手还虚搭在肥龙肩上，语气里有一点嫌恶。
两首曲子过去，没人能跟上那套舞步，也没有什么女生或老乡加入，椅子上有很厚的灰，他们不会坐下来，我觉得所有人都已经开始厌烦。
人没来齐，而且你们还没有学会，一个舞协男生急促地说。他看向我和田小年，似乎发现了救命稻草。比如这两个，都还没有试一下，他说着，向田小年伸出手去，我可以邀请……
田小年把手里的烟塞回身上不知道什么地方，站起身，拎起她的布包，把随身听装进去，抬头说，下次吧，12月31号晚上八点半，铁路边上，你们来吗？
那男生说，露天的吗？没听说有这个计划啊，难道是别的部门搞的？
田小年的目光挨个儿扫过我们的脸，说，你们都来，可以么？她又看着我，说，新世纪要开始了，而且在那里可以听到大象的叫声。
我们条件反射地点点头，不知是因为新世纪还是因为大象。她满意地转身，又很快转回来，问刚才接话的那个男生，我们都是一个班的，那你呢，叫什么，哪个班的？
男生喜出望外地说，我嘛，他们一般都习惯叫我的笔名……
他又说了一遍，但或许是音响里那首曲子也正演奏到最高潮，所以我还是无法确定他刚刚说出的那个词究竟是改锥、螺丝刀，还是锤子。我最先排除的是最后一个选项，在四眼的家乡话里，那个词是骂人的。这样一来，那个理当耳熟能详的笔名到底是三个字还是两个字，就成为一个永恒的谜。
4
也许是1999年12月31日的世界末日预言太深入人心，以至于大家迫不及待、也是顺理成章将终结的下一刻视为新的开端。但新世纪要按新的算法，真正的新世纪应该从2001年1月1号零点算起，我们是在2000年快过去时才知道的。
至于为什么是从2001年开始，四眼胸有成竹地表示自己在网吧早听说了，叫作“千年虫”的东西已经被成功消灭，所以新千年就可以到来了。有虫的话人家网吧首先不会允许噻，人家还要开通宵场的嘛，他说。
无论如何，世界末日是一桩令人失望的未遂计划，延迟了一年降临的新世界大概率也不怎么会像梦一样让人暖洋洋。但我们还是如约去了铁路边，那是这里为数不多的我们已经熟悉的地方。
铁道的路面比两旁的人行道要矮一些，我们喜欢天黑之后再来，跳下去坐在铁轨外的石子上。我们身后总是很热闹，砂锅店、串串香、包子铺、奶茶店、租书店什么的生意都不错，不过它们在高处，影响不到我们。我们面朝一道灰色的围墙，从里面伸出来一截大烟囱，里面不时飘出沉甸甸甜腻腻的气味，那是经过烘烤的烟叶。我们就像几个无可救药的瘾君子，混和着夜风贪婪地把它们都吸进去。
但是在2000年12月31日晚上，约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我们一直等到风里的烟味都散尽，不论田小年还是大象都没出现。
上次扫舞盲失败之后，我们就没再见过田小年。她很少来上课，也很少出现在校园里，听说她被通报了几次夜不归宿后，就索性在外面租了房子。虽然有些不像话，但也没什么好在意的，“学习班”已经足以解释一切，况且这里是大学，所有人都很忙。
这谱会不会摆得有点大了，肥龙朝远处张望着，嘴里嘀咕道。
会不会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从一开始就是做了个梦？四眼问。
我捡起地上一颗石子，用力朝铁轨扔过去，“当”地一声脆响，四眼应声倒下。
谁要和你做同一个梦，我说。
四眼捂着额头从地上坐起来，抱怨说，路小白，你有没有稍微，啊，注意一点，老子瞎了啷个整！
你少在这里演，肥龙打落他捂在额头上的手。
嘿嘿，像吧？四眼讪笑着说。
我们一齐摇头，刚要说什么，有人在对面那道灰色围墙下冲我们招手。是田小年，她穿了一条毛线的连衣裙，依旧难以分辨颜色，连衣裙的上半身开了鸡心形的领口，她却没有围围巾，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颤抖，再被呼呼的夜风一吹，就有些气若游丝的感觉。
你们来了多久了？她问。
不是你约我们来的么，四眼说，八点半。
田小年挽着一个高个子的男人，那人的平头显然刚剃了不久，迷彩服歪歪扭扭裹在身上，领口的扣子随意敞开着，脚上是一双短靴，和衣服相反，鞋带系得一丝不苟。他的手插在裤兜里，被田小年挽着的那只胳膊上，袖口胡乱卷起来几圈，露出一截黑乎乎的图案。我几乎可以断定那是画上去的，我知道他们不允许纹身。
她也找了教官，肥龙说。或许是意识到军训早已结束，他又换了个词，大兵。
对不起啊，都怪……田小年在风里声嘶力竭地喊着，但她的声音很快被吞掉了大半，远处隐隐传来一阵汽笛声。我们早已熟悉了它，一天之中唯一一列从这条几近废弃的铁道驶过的火车，车厢是露天的，总是堆着些砂石、泥土之类看上去一文不值的东西，以慢得不可思议的速度一节节依次从我们眼前爬过，像一桩漫不经心的意外。这意味着我们要等上好一阵，等到火车终于消失后，才能重新和田小年喊话。
对不起，我们来晚了，田小年再次试图解释，因为他……
但没有人想听她解释，我把手里另一块石子向铁轨上砸过去，和方才大同小异的“当”的一声，在黑夜里飘荡出去老远。你们，过来吧，我喊道，趁火车来之前。
田小年看了看身边的男人，走到人行道边，往下看了看，又朝铁道两端各张望了一番。
没事的，肥龙说，还早着呢，那趟车很慢的。
我们看着田小年跳下铁道，朝我们走过来。我们从不想开什么舞会，与她道别之后我们将沿着铁轨走回去，说不定还能追上那趟火车的屁股。铁轨通向宿舍区的方向，我们在路面下方走，尾随一列像假的一样的慢火车，我们喜欢这样。
铁轨早已被磨得过于光滑，田小年踉跄着走在上面，打了几个滑，我们正犹豫着是否要伸手扶她，忽然，她的身后一道雪亮的光柱刺破黑暗，轰隆隆的声响连绵不绝从我胸口滚过，一列火车咆哮着像是从幽深的黑洞里钻出，喷着粗壮的热气，张牙舞爪地扑向我们。
这是一列我们从未见过的火车，列车上亮着无数个方形的小窗口，里面贴着无数剪影一般形态各异的人形，就像一股裹挟着泥沙的洪流，从我们眼前席卷而过。大片的风拍在我的脸上，里头卷着一股腥热的气味，像是某种野兽的气息。我在风里屏住呼吸，不远处有几缕头发高高飘起，晃晃悠悠荡在夜空中，像是某个无法企及的梦境。但就连这一丝梦境，转瞬间也被那股洪流舔舐得干干净净，好像在最后的最后，这个走到尽头的世纪，丝毫不准备给我们留下点什么。
风慢下来之后，我缓过呼吸，惨白的路灯下，四眼抖抖索索从石子路基上爬起来，肥龙站得笔直，后背紧紧绷着，好像贴着一堵坚硬的墙壁。他的手掐着我的胳膊，正不停地颤抖，我意识到自己正以和他同样的姿势站立着。
似乎是在火车过去之后很长时间，我们才想起田小年。
怎么样？肥龙最先问，他的声音和手颤抖的频率大抵一致。
没事，田小年镇静得让人害怕的声音传过来。她还在，没有被碾成四溅的碎片，也没有在风暴中化为乌有。黯淡的路灯光里，她趴在铁轨间的枕木上，微微抬头看向我们，甚至还含含糊糊地冲我笑了一下。
这条路每天只过一趟，那个，拉货的，是慢车，我发誓，肥龙木然说。
田小年慢慢爬起来，拍着毛线裙子上的土，冲我们高声说，你们大概没听清吧，刚才火车的声音太大，把大象的叫声盖过去了。
你怕是扯鬼哦，四眼忽然嚷起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抵消我们的仓惶与狼狈。
田小年微微笑了笑，说，你们吓得不轻吧，但是真的有大象，我听见过的，就是不知道今天怎么会有趟火车，搞不好是开错了。
四眼骤然绽放出一个慌张的笑容，像是潦草地原谅了刚才的一切，他结巴着说，随，随便了，不过你胆，胆子好大哦，刚才火车是不是就在你上面几公分？我过去只在报纸上看过这种事。
我们都笑起来，也忽然想起，新世纪好像已经到来了，在我们丝毫顾不上它的时候，并且一来就是一千年。
在我们的笑里，对面的大兵突然吼了一声，神经病啊！不等我们有所回应，他已经转过身，朝着来时的方向跑了。
大兵也吓坏了，肥龙说。他的手已经不再抓着我的胳膊，我也就无从知晓他是否还在颤抖。
他说不定是对的，四眼说，听说神经病有时候会遗传。
田小年朝大兵离开的方向看了看，很快转回头对我们笑着说，不理他，今天吵了一架。她看了一圈，问，还有几个呢？
不知道，肥龙回答，后来再没见过。
那还是扫不成舞盲啊。田小年说。
理他们呢，傻不拉几的。四眼说。我觉得这话里也包括我们，我同意他说的。
田小年耸了耸肩，长出一口气，像是放下心来，又像是有些无奈。也好，她说，不过总得有点音乐，你们会唱歌吗？不等我们回答，她已经自顾自哼了起来，某支我从没听过的曲子，但我能听出她哼得跑了调，她的情绪大概还没平息。我们都情不自禁跟着唱起歌来，这大概就是劫后余生的心情。
很快，形形色色的奇怪调子在空旷的夜空回荡开来，四眼吼的好像是《无地自容》，我哼了几句《祝福》，肥龙刚唱了句“有过多少往事”就被我们严厉禁止，在劫后余生的新世纪，没有人要听这个。
很久以后，我想起那个晚上，始终无法确定是否真的出现过一列错误的火车，以及那野兽般散发腥热的轰鸣里是否真的夹杂着象的叫声。在刚刚降临的新世纪里，所有人都迫不及待要变得更酷，正像那个男孩儿唱的：我要把自己打扫，把破旧的全部卖掉。那些破烂过时的东西已经自动成为错误，比如一头被遗弃在动物园的象。
我现在唯一能够确定的是，那天晚上，大兵转身逃跑时曾向我投来的短暂一瞥。那目光里混杂了惊惧与茫然，却并不是因为火车，我知道他和我看到了同样的东西。火车驶过后，趴在枕木上的田小年瘦削的脊背明显地向上拱起，左右两侧的肩胛骨在毛衣下显出清晰的轮廓，它们像刀刃般薄而锋利，正向上不停跳动，似乎有温度、会呼吸，此刻正试图冲破那层衣服，完全伸展开来。有一个瞬间，我觉得它们即将带着田小年升到半空中去，就像一只振翅起飞的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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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在城市边缘一条尘土飞扬的马路边，紧挨着一个城中村。我去的时候是上午，可是空气中已经飘荡着倦怠和腐烂的气息。
院长办公室在四楼，里面弥漫着一股杀虫剂的气味。来参加面试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坐在院长的大班台对面，好让他把我看清楚，但窗子在我身后，灰白的阳光从木头窗框里照进来，密密的灰尘在光里不停翻飞，大概只是让我的面目更加模糊。有十几只苍蝇在桌面上聚成一小团黑，很长时间都不动一下，让人怀疑它们已经死去。
院长穿一件灰白的大褂，看不出是不是医生穿的那种，也看不出他的年纪。他操着沿海地区口音，冲着办公桌上一摞花花绿绿的册子抬了抬下巴说，宣传总监主要负责医疗内容的运营和推广，今后我们集团还要考虑建个网站，中英双语的，你英语过了四级吗？
我已经背下了第一个单词，abandon，放弃，你看，已经开始了。我并没有说出口，只是小心翼翼从苍蝇们旁边抽出一本册子，它们丝毫没有要动的意思。册子封面上有一行字：××国际妇女健康关怀中心免费赠阅。我翻到目录，从标题来看，主要是少女未婚先孕遭遇负心男、少妇出轨沉沦欲海意外染病，以及中年女富豪重金求子三个故事。封底印着一些奇形怪状的据称是医疗仪器的图片，仪器们旁边悬浮着一个身穿白大褂的老太太，正斜着眼凶巴巴地看向桌上的苍蝇。除了开本变大了一些，册子和去年没什么区别。
那个，我犹豫着开口说，名称是不是能把“妇女”改成“女性”，这样针对面会更广一些。院长眼睛一亮，猛地一拍桌子，苍蝇们终于不情愿地四散飞开，与此同时，办公室里某个角落忽然“吱呀”一声，一个中年女人端着一只焦糊的锅走出来，嘴里骂骂咧咧说，还不去拿碗，眼里有没有点事儿？我吓了一跳，此前并没有注意到这里面还包含其他房间。院长坐在椅子上没有动，只是略显尴尬地看向我。我忽然意识到那女人骂的是我，于是赶紧起身，作势抬了抬胳膊说，那我不打扰你们吃饭，先走了。院长忙站起来连声说，别客气别客气，留下来一起吃饭嘛。这时那女人已经把锅放在茶几上，站在灰尘翻滚的光柱里气鼓鼓盯着我。我胡乱摇了摇头，转身逃出去，仿佛他们准备吃的是我。身后传来那女人严厉的责问，你不是说今天这个肯定能搞定吗？
我沿着空荡荡的水磨石楼梯跑到一楼，看见田小年百无聊赖地坐在楼梯上。楼道里黑黢黢地，她穿一条辨不清颜色的连衣裙，长头发垂下来，缩着脖子，驼着背。看见我过来，她仰起脸问我，怎么样？有一瞬间，我觉得她像一只迷路的女鬼，苍白、柔弱、茫然、神经质。这时一个佝偻的身影从走廊深处向我们走过来，边走边说，姑娘来看病啊，先进去躺好，我洗完饭盒就来给你检查，哪里不好啊？那身影走近时，我忽然发现她就是刚才那本册子封底悬浮的斜眼老太太，她手里端的不是饭盒，而是一把硕大无比的剪刀。
我吓了一跳，赶紧拉起田小年，喊一声，快跑。田小年紧紧攥住我的手，我们像一对亡命鸳鸯，朝着走廊尽头有光的方向拼命奔去。院子里晾在树丛上的灰白色床单从我们身旁掠过，伴着一阵腥热的气息，我感到自己身后仿佛拖着一只风筝，它正笨拙地微微离地，试图朝上飘起，只是我们奔跑的速度尚不足以战胜风筝自身的重量，所以它最终没能飞起来。我们又狂奔了一段路，直到确定危险消除，这才站定，一边大口喘气，一边再也按捺不住地大笑起来。
为了感谢田小年陪我走这惊险而滑稽的一趟，我决定请她吃串串香。
小店里的苍蝇和医院办公桌上的仿佛是同一个品种，都懒洋洋地不愿搭理周围川流不息的人们，仿佛正静待一切死去，以便让它们叮上去，聚成一团黑球。我和田小年一起研究了一会儿苍蝇，渐渐有些尴尬，便都沉默下来。
我把她拿来的菜全部下进锅里，隔着蒸腾的热气问她，怎么样，你还好吧？
他们都死了，我却活着，田小年突然抬起头，直勾勾看着我说。
我心知不妙，想躲开她的眼神，于是拼命扭动僵硬的脖子，又想闭上眼睛，谁知道一使劲却反而睁开了眼睛。肥龙盘腿坐在他的床上，正伸着脑袋盯着我看。
我一哆嗦，被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我踢得干干净净，我连忙向下瞄去，什么都没有，幸好。
你看什么？我扯过卷成一团的被子盖在腰上。
你小子有鬼，肥龙摸着下巴说。
什么鬼？我挤一下眉头，终于能扭开脸去。
你是不是梦见什么了？坐在书桌边的四眼问。
那不是梦。面试在上午，我和田小年在医院对面的城中村吃的串串香，没有大剪刀，也没有斜眼老太太，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真的，正是我这样的人活该遇上的倒霉事。
你的诗写好了吗？肥龙说，不如写写你那头大象。
几乎没有人在最后一个学期还需要上课和应付考试，被抽中毕业论文答辩的人已经在准备PPT了，只有我们这样的倒霉蛋，还在为以前的挂科还着债。
在最后一个学期，为了补齐最后两个学分，我选了一门叫作“文学创作”的课，开课的据称是一位“激愤派”的著名诗人，当然，也可能是“鸡粪派”，我不确定，我从不认识任何一个诗人。我之所以选了这门课，只是因为我估摸着一个诗人也许能约略明白一些，所谓“倒霉蛋”是怎样一回事。
其实没有人会欢迎我们这些人，这里早已受够了我们，正如我们早已受够了这里。何况现在情况很麻烦——我们无法去上课和考试，蚕豆地旁的新校区仿佛另一个世界，我们根本无从抵达。
我按照辗转问来的号码把电话拨过去时，那头诗人的语气明显有些反常的兴奋，不过是因为另外的事。人到底抓到没有？有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你们那边挺紧张的吧？我早说了嘛，人都搬走了，要出事的！诗人说。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于是赶紧对他强调我的倒霉，以及他所掌握的生杀大权。他似乎对此很是满意，半推半就地同意接收我，并且许诺我不用去上课和考试。我是很开明的，他自豪地宣称。
但是，我需要交一首诗。他强调不准写打油诗，末了，又意犹未尽地说了一句：可怜的孩子啊！我不知道他说的是我，还是那三个被害人，抑或是凶手。
一天的最后一次铃声响了起来，九点半，晚上最后一节课下课。这里的教室已经没什么人上课，但铃声永远准时响起。这反倒让我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好像一觉醒来，我们被永久地抛出了某种运转不息的秩序之外。
我坐直身子，扔开团在腰上的被子，试图从一团混沌里一点点把发生过的事剔出来。
在串串香店，田小年把一条青菜挑到碗里，轻轻戳着，嘴里说，谢谢你。
对不起，我说，我没料到是这么个鬼地方。
那天开完班会，你说的那几句话我都听到了，她说。
这么说，她一定也听到了其他的。
我说的是真的吗？我问。
她看着我，不点头也不摇头。
几个受害者家属都提出了赔偿要求，但学校不想在破案之前谈价钱，就得先想其他办法安抚他们。他们想打感情牌，派几个跟受害人生前认识的学生充作志愿者去参与接待工作，但找了一圈，只有田小年愿意去。
田小年应一个家属的要求讲过一点她知道的死者生前的事情，这违反了学校事先给志愿者的规定。其实没什么可讲的，她说，不过是学校里那些千篇一律的事。可是他们还是暂时忘记了哀痛与愤怒，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插嘴问上她几句。看得出来，他们和自己的孩子之间几乎像陌生人一样。宾馆里还有不少家属们找来一道办这事的人，那些人什么都不听，只是一直在旁边吆喝着什么，直到所有人恢复愤怒，一道吵嚷着让她去把洋楼里办公的那帮人叫来。
有一件事她没有对他们提起。他们经常一起打牌，输了在脑门上贴纸条。有一次，其中一个人一直输，脑门上和脸上都贴满了长长的纸条，没地方贴就贴到眼皮上去。他很老实的样子，一直没说什么，但是他很快又输了，看起来就有些不高兴，吞吞吐吐地说几个人串通好耍赖。另一个人就哼了一声，很不屑地把手里的牌摔在桌上，说，小气样儿，玩不起就别玩。他就赶忙站起来道歉，还在下嘴唇上新贴了一张纸条，引得大家发笑才作罢。
那次我看见他们几个互相使眼色了，我看见有人袖子里藏着一张牌，我都看见了，田小年说，我就在那里，他们都死了，我却活着。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问。这是我一直想问的问题。
她耸耸肩，扭开头去看柜台前抢着付账的一伙人。
我猜他大概很不耐烦。她说。
为什么？我又问，对什么不耐烦？
不知道，她说完，转回头，冲我温柔地笑了笑，说，路小白，不论如何，你知道他们说的那件事我帮不了你。
他们知道个屁，我也笑起来，说，那件事我早解决掉了。
要不是那个叫巴蒂斯图塔的家伙。
……
全文见《滇池》2023年第6期
姜紫，教师，现居昆明。小说见于《滇池》《小鸟文学》《特区文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