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柏祥伟，籍贯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济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至今已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等期刊发表作品三百万字，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四部，长篇小说四部。作品多次入选《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选刊和年度选本。曾获山东省第二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山东省第十三届“文艺精品工程”奖。系山东省委宣传部首批齐鲁文化之星，济宁市首批济宁文化名家。

归 来（节选）

柏祥伟

学 者

1

二〇〇七年初冬，天高云淡。一行学者参观完尼山，沿着坑洼不平的小道走到尼山脚下，王殿卿教授仰望山顶，神情凝重地发出一声叹息，陈洪夫正在他身边。

回家以后，王殿卿教授的那声叹息，犹如平静水面上漾起的涟漪，让陈洪夫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回想起陪同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学者登临尼山时的场景，一行皆是满腹经纶的著名学者，其中王殿卿、李汉秋、王楚光等，虽年龄都在六十岁以上，登山时却兴致昂扬，步履轻快。

众人沿着山岭小道，穿过千年古松，登上石阶走进尼山书院。此时正是初冬季节，寒风萧瑟，枯叶飘，书院里寂寥冷清，空气中散发出阵阵霉尘味。目睹古松枯败、破旧门窗，众人愕然，纷纷哀叹，书院不再有书生身影，也听不到琅琅书声，只有乌鸦叫声隐隐入耳，更显凄凉。

众人神情肃穆，缓步行至厅堂，对堂前的孔夫子像拱手施礼，愣怔良久，皆默然退出书院。行至尼山脚下，走在最前边的王殿卿教授叹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陈洪夫与王殿卿教授相识于二〇〇四年，时任泗水县教育局局长的陈洪夫去北京参加全国教育系统培训会议，培训期间会议组织方邀请时任北京市青年政治学院常务副院长王殿卿教授授课。王教授是全国著名德育教育专家，曾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等研究，他对教育事业的未来发展理念，使在场的陈洪夫产生共鸣。讲课结束后，陈洪夫走到讲台前，对王教授做自我介绍，谈了听课感受，并相互留下联系方式。

此后两人保持着联系。两年多以后，王教授去山东某地召开一次关于传统文化的研讨会，邀请陈洪夫参加。会议结束以后，陈洪夫主动邀请与会学者：“诸位难得来孔孟之乡，不妨借此机会逗留数日。”

王教授欣然同意，并邀请几位学者同行。

王教授道：“洪夫先生是当地人，更是同道中人，咱们一切听从他的安排。”

参观尼山以后，陈洪夫又邀请诸位学者去孔府和孔庙以及发源地陪尾山参观。当年孔夫子由泗河逆流而上，在泗河源头陪尾山下，面对滔滔河水，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千古感叹。学者们身临其境，体验儒家“洙泗渊源”之地，才知孔夫子出生在尼山、成长在曲阜的具体历史背景。

诸位学者感慨：“不虚此行。”

如今仔细回味学者们走出尼山书院时的感慨，陈洪夫终于明白王殿卿教授在尼山脚下发出的那声叹息。几番犹豫后，他拨通王教授的手机：“先生登尼山有何感想？”

王教授答：“我此生如约诸位学者重新建设书院，再现当年琅琅读书声，使优秀传统文化再现蓬勃生机，应是世间美景。”

陈洪夫沉吟片刻，才道：“先生，如有此想法，我也当尽力。”

王殿卿道：“新建书院谈何容易，我召集国内有志者，尽力促成。”

两人相约保持密切联系，数月之后，有好消息传来，王殿卿教授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儒联会之后，邀请与会学者商议新建书院。他慷慨发声，在场者入耳动心，产生共鸣，达成了一致意愿，二十多位学者在倡议书上签名，并将新建书院定名：尼山圣源书院。

王殿卿教授将此事告知陈洪夫之后，陈洪夫欣喜之余，立即给当地政府领导汇报此事：“全国学者倡议建设尼山圣源书院，此事意义重大，机会难得，我们应当全力支持，于千秋万代，功莫大焉。”

领导开会研究之后表态：“新建书院之事，我们全方位做好服务。由陈洪夫负责全程联系对接此事。”

事不宜迟，陈洪夫随即联系王殿卿教授，邀请钱逊、牟钟鉴、丁冠之、郭沂、颜炳罡、骆承烈等数位教授来泗水县召开研讨会，商议新建书院事宜。教授们欣然前来，为书院选址。陈洪夫召集附近村里的村委负责人，陪同学者们踏遍尼山周围山野，遴选书院新址，众学者虽疲累，但心情愉悦，兴致盎然。

途经一处种植花生的田地，其中一位村委负责人指着一块花生地，询问道：“这是我家种的花生，现在差不多成熟了，我拔些请先生们尝尝？”众人便不客气，拔出几簇花生，抖掉泥土，剥开皮，花生仁吃进嘴里，鲜香溢满唇齿。众人皆赞叹，身居城市，很久没有接触田野，难得如此开心。

尼山是孔子的出生地，西去是连绵山岭，南去也是山坡，北面是村庄，东边毗邻尼山水库，一行人察看数日，最后选定在与尼山相距千米的北东野村西的一片空地。此处背靠五风山，南邻小沂河，河南接着孔母颜徵在的家乡颜母庄，是一块儒家起源的风水宝地。

确定地址以后，陈洪夫给县里汇报。县里随即召开常委会，议定新建尼山圣源书院，随后得到济宁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

占地百亩的尼山圣源书院于二〇〇八年挂牌成立，牟钟鉴院长制定书院体制：民办公助，书院所有，独立运作，世代传承。以“明德弘道，博学笃行”为院训，国内外著名学者纷至沓来，形成了一个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内的高端学者团队，开始举办一系列高端学术会议、理论研究、培训交流等活动。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尼山圣源书院隆重举办。四百多位国内外嘉宾出席开幕式，来自欧、美、亚洲的七十余位专家学者，以“和而不同与和谐世界”为主题，开展高层次对话，并于二十七日闭幕时发表了以人类和谐为主题的《尼山和谐宣言》。

2

二〇一二年底，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的赵法生接任尼山圣源书院秘书长。书院与北东野村毗邻，阡陌相连。赵法生在书院居住，村庄鸡啼犬吠，声声入耳，袅袅炊烟飘来，整个书院沉浸在浓郁的乡土氛围之中。这让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赵法生感到无比亲切。

赵法生出生于山东青州，家贫，自幼喜爱读书。他一九八一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党政机关，后从事金融工作，均有所成，但他并不满足，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博，并从事儒教研究。由此与传统文化结缘。时光如白驹过隙，远离乡村已近三十年的赵法生想，今天的村庄到底是什么状况呢？

赵法生怀着这样的好奇，相约时任书院副秘书长的陈洪夫，一起走进北东野村和夫子洞等周围几个村庄，进行了走访调查。那时赵法生还不会想到，自此以后，他将与这个偏僻的小村庄产生唇齿相依的交集，成为开办乡村儒学讲堂的开路先锋。

北东野村距离尼山夫子洞不足千米，村南的小沂河在《论语》里有所记载，再往南就是孔子母亲的家乡颜母庄。这座村子有一千多口人，村民大多以农耕为主，主要种植地瓜和花生，头脑活泛的人再以村里的农产品延伸做生意，开设加工花生米的油坊，储存地瓜利用季节差赚取利润。总体来说，村民的生活自足有余。

在乡村儒学讲堂开办之前，北东野村的村支书庞德海在村街上见过几次赵教授，彼此没怎么细聊，只知道这个说话笑眯眯、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是来自村西头尼山圣源书院的教授。那时候庞德海不喊教授，他和村里人一样，把书院的人称为先生。在乡间，先生就是有学问的人的代名词，包括医生和教师，乡里人统称为先生。

有时候庞德海在村街上遇见赵先生，两个人点头说几句话，赵先生说逛逛，庞德海也就很客气地说欢迎。后来有村民给庞德海说，那个戴眼镜的赵先生，经常去老百姓家里串门，尤其是到孤寡老人家里，一聊就是大半天，好几个老人都说赵先生这人太好了。

庞德海问：“怎么个好法？”

村民答：“赵先生不端架子，平易近人，和咱老百姓拉家常，搭手帮老人干活，还给老人掏钱花。”

庞德海问：“他掏多少钱？”

村民答：“二百三百的，说让老人补贴家用，老人们感动得直掉泪。”

按照北东野村村民的话说：“赵先生很喜欢来家里串门，俺们愿意和他聊天。”再后来，庞德海听村民亲切地将赵先生直呼为“老赵”的时候，吃了一惊，他明白这不是村民们说话没礼貌，而是对赵先生发自内心地表达亲切。

3

赵法生去村里串门，不喜欢去高门槛的人家，他更喜欢去低矮房屋的院落，站在敞开的大门前，喊一声：“家里有人吗？”

屋里有人答：“谁啊？家来坐吧。”

在这一问一答之间，乡情乡音就显出来了，赵法生找到了少年时在农村生活的感觉。他去串门的人家，大多都是孤寡老人。坐在农家自制的木板凳上，端着沾满茶垢的瓷碗，赵法生笑眯眯地和这些老人聊天。

家里有几口人？孩子都出去打工了吗？生活怎么样？孩子们孝顺吗？

老人们给赵法生的回答，大多是叹息。更有老人回答：“孩子们都大了，各过各的日子，都忙着挣钱，俺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越聊话越多，有时候聊到晚上十二点，赵法生才步行穿过村街回到书院。只不过，此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再细聊下去，赵法生发现，这些与孔夫子出生地紧密相连的村庄，本该是民风淳朴，竟然还存在着让他吃惊的事实。有些村里的年轻人对老人不但不孝敬，甚至还有虐待老人的现象。

村里一户老人，儿子在淄博打工多年不回家，儿媳妇扔下两个孩子走了，了无音讯。身患哮喘病的老人只得带着两个孩子种地勉强维持生活，平时还得到处捡垃圾补贴家用。因为无力承担学费，正在读小学的大孙女只得中途退学，赵法生去老人家里走访时，聊到伤心处，老人请求他领走一个孩子。

赵法生当场泪目。不久，赵法生和陈洪夫想办法让失学的孩子重返学校，并给这户老人提供了一些资助。

村里人给赵法生讲了一个邻村老人的事。这位老人有两个儿子，儿子成年结婚以后，老人主动搬出去单独居住。老人生活上非常节俭，为了节省两毛钱，每次理发要步行五公里去邻村，病危弥留之际，老人却拿出一张十万块钱的存折，两个儿子每人五万。真是难以想象，一个平生在土里刨食的农村老人，此生要如何节衣缩食，才能从牙缝里积攒下十万块钱。

一场调研下来，赵法生发现，在村里偏僻的地方，存在很多低矮破旧的“老人房”。儿女一结婚，老人就要从家里搬出来，搬到远处一个又矮又小的房子里，单独生活，老人似乎也已经习惯了此种待遇。

这等于是子女放弃了对老人日常照顾和赡养的义务。

大部分年轻人常年在外地务工，有的年轻人挣了钱去县城买了房子居住，留守在村里的村民，几乎全部是妇女、儿童、老人。

走访调查的结果让赵法生内心不安，如何帮助这些老人，如何拯救被破坏的乡村文明，他决定寻找一条出路。

乡村是儒家文化的根。当初全国学者倡议重建尼山书院，就是要让传统文化从“象牙塔”走进民间，教化大众。如果在乡村设立一个讲堂，这对重建乡村文明应该至关重要。

4

新农村建设不仅是经济问题，重建乡村文化生态，重塑乡村人生价值和教化体系，更是建设新农村的当务之急。赵法生将北东野村的走访结果汇报给尼山圣源书院的领导，在牟钟鉴、王殿卿、刘示范、颜炳罡等先生的支持下，以赵法生为首的学者们决定在北东野村开展儒学教育实验。

在商讨如何开办儒学教育的过程中，时任执行院长的颜炳罡谈了自己的感受，他说话时语速缓慢，神情温和，但说到动情处，他也会扬起手，语调不觉地高昂起来。

孝道文化是儒学的根本，也是老百姓最易于接受的切入口，在乡村讲儒学就从孝道入手。赵法生担心村民们听不懂书本上的儒学知识，便着手编写了通俗易懂的《论语》精选、《弟子规》《增广贤文》《三字经》《家训》等经典注释读本，把教材分成启蒙教材和提高教材，供村民诵读，在编写形式上注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儒家理念进行故事化表达。

颜炳罡认同赵法生的做法，他说：“学术界不缺少咱们那几篇论文，但现在乡村缺少伦理道德，乡亲们缺少听得懂用得上的文化向导。”

某天晚上，颜炳罡和赵法生在书院里散步，月光如水，草虫鸣唱，赵法生对着夜空中银盘一般的月亮感慨：“咱们都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对农村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如今目睹破败的乡土伦理，真是心痛。”

颜炳罡说：“我小时候的乡村，是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的生活图景，但现在许多优秀的文化被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

随着赵法生的叹息，颜炳罡说：“所以呢，咱们有责任做打开院墙办书院的‘传承人’，做背着干粮为孔子打工的人！”

一年之后，赵法生在《乡村儒学的缘起与意义》一文中提出自己对乡村儒学的理解：乡村儒学的基本理念是，以乡村儒家文化的重建来带动乡土文明的重建，培育民众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观念，重建乡村的人伦秩序和文化生态。我们将这一理念变成定期化的课程，以课程为核心建立起一套儒家教化体系，再通过教化活动将理念变成农民的生活方式。

村 民

1

北东野村有一千二百多口人，庞姓占了七成。年过六十岁的庞德海，当了十多年的村支部书记，平时负责村委会的工作之余，还和家人开了一个规模不算很大的花生米加工油坊，家里的经济情况比别人宽裕些。他的辈分在村里比较高，也正因如此，村里一些困难户总是找他帮忙。

这些年，庞德海在村里凭着一己之力做了不少事。只是个人能力毕竟有限，村里时常发生不孝、偷盗等闹心事，一直让他很苦恼。

赵法生去村民家里串门拉家常，庞德海也知道一二，只是没想到他会实心实意地帮助老人。庞德海想着再遇着赵法生时，一定要对他表示感谢。没想到赵法生和陈洪夫却主动找上门来了。

之前因为工作的关系，又因为两人都是本地人，庞德海和陈洪夫很熟悉。陈洪夫带着赵法生登门，庞德海热情地招呼落座。陈洪夫开口说：“庞书记，赵教授在村里调研了很长时间。以为北东野村这个紧靠孔夫子出生的地方，民风应该比其他地方好呢，没想到这一番调研下来，发现咱村里存在着很多让人痛心的现象。”

庞德海听着，低头叹气，陈洪夫说的这些事，何尝不是他一直头疼却解决不了的问题。庞德海涨红着脸问：“你们是专家，对这些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

赵法生说：“村风败坏，道德缺失，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从根本上做，教育村民讲礼仪、行孝道、知廉耻、懂规矩。人心端正了，情况自然就好转了。”

庞德海挠着头皮说：“赵先生，村里都是大字不识的老人，脑子里都是老观念，给他们讲文化，估计行不通。”

陈洪夫说：“咱们让书院的教授们给乡亲们讲道理，教导怎么做人，什么叫天地良心，让乡亲们懂得敬畏，知道孝敬是一个人该有的基本道德。”

庞德海问：“不要讲课费？不要书本钱？”

陈洪夫说：“什么都不要，只要村民们认真听课就行了。”

庞德海说：“那咱们就试试，需要我做什么，您二位尽管安排就是了。”

2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六日早上，天色还未大亮，北东野村委会大院里沉寂已久的大喇叭里，传出了村支部书记庞德海的喊声：“各位乡亲，今天尼山圣源书院的教授邀请咱们去书院听课，机会难得，请各位积极参加……”

喊声随着清晨的凉风回荡在村子的大街小巷。那时的庞德海书记还没想到，他在这个清晨的喊声，把北东野村喊向了全国，让这个普通的小山村成为全国乡村儒学讲堂第一村。

时隔数年以后，庞德海面对接踵而至的媒体记者，欣慰地回忆他和书院的教授邀请村民们第一次在书院听课的情景：“那天早上，我在大喇叭里反复下了七八遍通知，嗓子都喊哑了，可是村民们没有一个人出门去听课。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和赵法生教授挨家挨户去敲门，村民问，大冷天的，去书院听什么课？”

记者问：“然后呢？村民们去听课了吗？”

庞德海眯眼笑了笑：“村民们都不愿去听课，后来我就给村里的党员下命令，党员必须带头，带着老婆孩子亲戚朋友去听课。没想到赵教授的一堂课没讲完，很多老人就哭了。”

“赵教授讲了什么内容？”

“那堂课赵教授讲了孝道，这个话题可是戳准老百姓的心口窝了。”

采访不久后，记者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通讯报道：

在尼山圣源书院，一群学者走进乡村义务讲学。他们不要报酬，自出经费，与村民面对面，传递传统道德的教化力量。一场乡村儒学建设试验正在孔子的出生地展开。如果传统文化是一股清泉，以尼山圣源书院为泉眼，汩汩甘泉正在干涸已久的山乡漾开。

二〇一三年底，一批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在泗水县圣水峪镇北东野村试点开设“乡村儒学讲堂”。以孝道为切入点，每月两期，为村民讲授敬老爱亲、修身齐家等儒家思想，用传统美德教化群众，滋润乡村文明，劝导群众举止，优秀传统文化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

目前，乡村儒学已在山东济宁、聊城、潍坊等地不断涌现，呈现燎原之势，遍及北京、河南、湖北、江苏、黑龙江等省市，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光明日报社和山东省委宣传部在当地联合举办了“山东乡村儒学现象”座谈会。“乡村儒学讲堂”被中宣部列为宣传思想工作典型案例。日前，记者走访了圣水峪镇的多个村落，探寻这独特文化现象背后的故事……

3

北东野村没有一间像样的教室，那就请村民们去书院听课？书院里的教室硬件齐全，有桌椅，有水喝，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六日，庞德海在村委会的大喇叭里下过通知以后，又挨家挨户做工作，请村民们去听课，很多村民听说去听课给发毛巾和洗衣粉，才愿意去书院听课。

庞德海心里没把握，平日里懒散的村民们在听课上表现怎样呢？

上午九点钟，教室里坐满了北东野村的村民。

陈洪夫走到悬挂着孔子像的讲台上，对村民们说：“各位乡亲，请起立！咱们向至圣先师孔子行鞠躬礼。”

村民呼啦啦站起身，跟着陈洪夫的动作示范，拱手行礼。他们跟着学鞠躬，气氛庄重，神情肃穆，鞠躬之后，一百多口人坐下来。

教室里安静下来。

赵法生走到讲台上，笑眯眯地说：“各位乡亲，咱们坐在一起拉呱，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有的人有钱但不孝敬父母，有些人没钱却愿意孝顺父母？”

台下听讲的人点头：“是啊，有！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有谁能说一说？”

一个面相憨实的男老者高声答：“社会风气变了，很多人只认钱不认人了！”

“说得很对，现在是有这样的社会风气。因为钱，忘记了最基本的孝道。乌鸦都能反哺，对人来说孝顺更是人之常情。父母是孩子的榜样，现在的年轻人不孝敬老人，等你老了，你的孩子也不会孝敬你！”

赵先生从《孝经》讲起，讲了古代的孝道故事：“从前有个儿子，不孝敬老人，老爹年龄大了，觉得是累赘，就用推车推到深山里准备抛弃，在路上，走一段路，老爹就朝底下扔一个草棒，儿子好奇地问，你扔草棒做什么？老爹说，儿啊，我是怕你回去找不着回家的路，扔草棒给你做个记号。儿子一听，自己想把老爹抛弃，老爹还这么心疼自己，羞愧万分，觉得自己不是人，就把老爹推回家里，从此安心赡养。听完这个故事，在座的年轻人有什么感想，不妨到讲台上来说说……”

教室里发出一片唏嘘声。

第一堂课，赵先生讲的是《弟子规》：“我先念一遍：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教室里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有的没进过学堂，有的大半辈子只是围着灶台转，在土地里摸爬滚打，此刻找到了做学生的感觉，满脸都是虔诚的神情。

赵先生讲得通俗易懂，从古讲到今，从远讲到近，结合身边事。教室里没有人说话，没有掌声，讲到动情处，还有人哽咽。这堂课讲了一个多小时，结束以后，村民们都围着赵先生不愿走。

村民朱伯宜是退休老教师，听完课，他对赵法生说：“有的老人回家之后，独自哭了个痛快，把多年憋在心里的委屈全部倒了出来。”

4

讲堂的反响这么好，庞德海和赵法生真是没想到。村里八十多岁的魏德英老人，听课时，情不自禁地走到讲台上，伸手给赵先生要话筒，她也想讲讲心里话：“人不孝顺，不如畜生，爹娘把你从小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娶了媳妇忘了娘，恁不想想，没有娘哪有你呢？”魏德英这几句话，羞得在场的人鸦雀无声。那堂课讲完以后，很多人围着赵先生问：“您讲得太好了，下堂课什么时候讲？俺还想听呢。”

第二次讲课，是二〇一三年正月二十一，继续讲孝道，人数比上次还多，备用的凳子用完了，仍有村民陆续赶来。本来这次准备每个村民发一只塑料盆，结束时，庞德海说：“在这边乡俗里，有着人死之后在丧事上摔老盆的乡俗，这刚过了大年就发面盆，老百姓会觉得不太吉利。”陈洪夫也赞同庞德海的说法，便没再发奖品，村民也没人提意见。

第三次讲课有一百三十人左右参加，男女老少都有，晚来的没地方坐，就站在走廊里听课。那时候庞德海才明白，赵教授说的那句“以文化人、以德润心”，真是太对了。

下课之后，庞德海兴奋地对朱伯宜说：“村民们没吃过肉包子，不知道肉包子香，这回知道有文化的好处了。”

5

儒学讲堂开课五次之后，赵法生一抽出时间便到书院附近的夫子洞和周庄两个村进行调研，向老百姓介绍乡村儒学讲堂，对于愿意参加的群众登记电话，并事先电话通知，将听众扩展到三个村庄。后来发现来听课的也有其他村的村民，他们是听了亲戚的介绍后主动来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儒学讲堂确定了半月一次的常态化制度，具体时间为每月中间和最后一个星期天，即使农忙时节也尽量不中断。并设立了点名制度，对于每次坚持听课的村民进行物质奖励。

讲课三个月以后，村风有了大改变，民心也有了新面貌。以前不孝顺老人的，甚至打娘骂老的、偷鸡摸狗拔蒜苗的、喝醉酒骂街的，这些丑事闹心事都没了，原来互不搭理的邻居，一起上过课之后互相说话了。大人教育小孩，不再张口就骂脏字。就连村委到村民里去调解矛盾，工作都比以前更好开展了。

二〇一四年一月三日上午，一位美籍华人向村民冯宝清打听去小河村的路怎么走。这位教授去尼山圣源书院开会，途中想看看中国乡村集市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乡下没有出租车和公交车，冯宝清主动用自己的三轮车将他送到五公里外的集市，并且按照约好的时间又去将他接了回来。听说客人是去尼山圣源书院开会，冯宝清说：“来书院的客人都是讲礼传道的，对俺老百姓好，俺一分钱也不能要。”

二〇一四年大年初一，北东野村一位庞姓老太太走进庞德海家里，激动地对排行老三的庞德海说：“他三叔，讲堂一定要继续办下去，俺可得劲啦，俺儿媳妇以前总朝俺瞪眼，连该给的口粮都不给俺。今年大年三十她请俺到家里过年，摆上了酒菜还包了饺子。”

庞德海挠着头皮嘿嘿发笑，这些曾经油盐不进的村民，居然真的开窍了。

忙完田地里的农活，赵法生和陈洪夫想对儒学讲堂的效果做一次检验，便发起了“好媳妇”“好婆婆”的评选活动。通过全村村民一轮投票、村干部二轮筛选的方式，选出了孝德模范四十余人，在村里张榜表彰并发奖品奖励。得奖的村民觉得脸上有了光彩，胸前别着大红花，笑得像是捡了宝贝。

村庄是个熟人社会，奖励一个杯子、一个暖瓶，没人看重这些东西，村民看重的是脸面。一个妇女说：“我不是在意那个东西，我打一天工就挣七八十块，可是为什么人家能有奖品，咱家就没有？”没有评上荣誉的村民觉得脸上挂不住，此后也有了向好向善的觉悟。

讲堂开课一年，庞德海邀请陈洪夫和赵法生等教授们来村里，组织了一场背诵《弟子规》《三字经》的比赛，目的是为了检验学习成果。比赛场地设在村委会大院里，几乎全村人都来了，简直就像一个热闹的节日。比赛分为老年组、中年组和少年组，参加者从四岁的孩童到八十五岁的老人皆有。

村民们争先恐后上台背诵，有的背得很顺溜；有的因为紧张卡了壳，憋得满脸通红；有的显然做了精心准备，语气从容，抑扬顿挫，观众不时爆发出掌声和笑声。

一场比赛下来，原定一个小时的时间，居然延长到两个多小时。

6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习近平总书记去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考察时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距离曲阜只有二十公里的北东野村，此时的乡村儒学讲堂正开展得如火如荼。书院的教授精心准备课程，制订课程表，由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学者讲课。

孔为峰第一次给村民们讲课，村里人以为他是来传授养殖奶牛知识的专家，去了之后听说是讲儒学，很多人扭头就走，村委会负责人劝说村民留下来。一堂孝道课讲完，村民们听得心服口服，围着他要联系方式，问他下次什么时间开课。

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拉着他的手说:“我不想活了。我的爹娘都去世了,孩子们也不用我管，我活着没意思。”

老人的话让他吃惊又心疼：“老人家，孔夫子说的‘天命’您知道吗？人活着，首先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啊。如果您的孩子到了您这个年龄，想要了断自己的生命，您会愿意吗？”

老人听后，擦泪摇头。

冬日里，孔为峰讲课以后，与村民们围在一起喝大锅粥，他突然想到：以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何尝不是手里的这碗粥？不仅养百姓的胃，暖百姓的身，而且健康、质朴、滋补，应当融入日常的精神食谱中，常食常养人。

年轻的张颖欣教授每次去村里讲课前，都会从衣橱中找出一件最简单、最朴素的衣服穿上，她担心如果穿着太花哨艳丽，容易让老乡们产生疏远感。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村民对学者们的态度，从最初的新鲜与怀疑，变成了信任与亲近。赵法生走在北东野村街上时，村民们遇见他，老远便会喊：“赵教授来了，进家里坐坐喝碗茶吧。”

有老人看见赵法生，便对他招手：“老赵，吃饭没？来俺家喝碗糊糊粥吧。”

赵法生听村民喊他老赵，比喊他赵教授、赵博士、赵秘书长高兴多了。他觉得心里热乎乎的，他和村民之间是真正的兄弟爷们儿的感情了。

赵法生在书院儒学讲堂的总结会上说：“给农民上课可比给研究生上课难多了，农民一旦听不懂你讲的东西，拿起马扎就走，回家还有一地的活儿等他干呢！所以，给农民讲课主要是讲故事，尤其是讲乡村的事情，他一下子就听懂了、领会了。这叫作‘理在事中’。更重要的是，让农民自己上去讲。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欲望，只有当他敞开自己去表达的时候，他的心性才能被唤醒，精神才能开始生长。”

村民参与乡村儒学讲堂的热情，随着村民的好评和口碑朝四周散开，亲戚传亲戚，朋友转朋友，附近村子的村民都赶来听课，住在县城的不少人也开车三十多公里来村里听课。人数最多的时候，北东野村借了四十多条板凳，让村民们坐在讲堂外的走廊里听课。附近村里的村支书和庞德海联系：“老庞，你请书院的专家来俺村里讲讲课吧？”

庞德海答应下来，给陈洪夫说起这事。陈洪夫说：“没问题，只要老百姓愿意听，我们就去讲。”

三个月后，乡村儒学的课覆盖了周边六个村，讲堂的数量不断扩大，就要有足够的授课人员。原本尼山圣源书院的教授师资显然不够用，当地政府及时制定政策和工作措施，主动联合尼山圣源书院的师资优势，制定培训课程培训规章要求，组建由退休干部、老教师、农民、大学生等组成的乡村儒学志愿者讲师团队，陆续走进了全县的乡村儒学讲堂。

自此，乡村儒学讲堂也由书院的专家学者授课，完成了主要由志愿者讲师授课的转换。此后不到三年的时间，乡村儒学讲堂模式在山东省内遍地开花，并遍及全国。泗水县北东野村，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率先开办乡村儒学讲堂，在全国叫响了它的名字，有了“乡村儒学讲堂第一村”称号。

讲 师

1

退休老党员王春做了十年讲师，小城子村的村民送给他一个“王大善人”的称号。这个称号没有证书，也没有物质奖励，却是小城子村的村民从内心里喊出的。

“王大善人在俺村里做的好事，三天三夜说不完，一火车皮也装不下。”面对媒体采访时，村民这么说。

记者随即问王春：“乡亲们送给您这个称号，您是怎么想的？”

王春抬手擦了擦被泪水浸湿的眼角，浅笑不答。

年过七十岁的王春，在大半辈子的工作生活中，得过各种荣誉和表彰，还当选过县里的人大代表。第一次听乡亲们这么喊他时，他连忙摆手说：“别这么喊，我可是不敢当。”

村民喊“王大善人”时那满脸的真诚，让王春明白，这是对他的信赖，更是一种责任，还有一份沉甸甸的亲情和友情。

二〇一二年，王春从泗水县园林管理所退休。像大多数人一样，在工作岗位上忙活了半辈子，一下子清闲下来，还真有些不适应。他摸起搁置很久的毛笔，试图重新开始研习中断很久的书法和绘画。他进入县里的老年大学，担任老年大学讲师的同时，参加了各类社会公益活动。

二〇一三年，陈洪夫联系老年大学的钱玉珍校长，想通过老年大学的师资力量，组织培训一批乡村儒学讲堂志愿者作为讲师。王春和陈洪夫有着多年的交往，他听说此事以后，便主动联系报名，成为首批二百多名志愿者讲师之一，在参加课程培训的过程中，他觉得自己找到了苦思不得的答案。以文化人，是乡村文明教导的可行之路。

二〇一三年冬天，儒学讲师培训结束以后，王春根据陈洪夫的建议，接受了去泗水县小城子村开展乡村儒学讲堂的任务。小城子村隶属圣水峪镇管辖。村子地处龙湾套水库岸边，全村有一千三百多口人，像泗水县大多数村庄一样，年轻人常年在外地务工，留守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和儿童。村子距离县城有二十多公里，距离北东野村有十多公里。王春没来村子之前，这个位置偏僻的村庄还没听说过儒学讲堂。那时的王春也不知道，他以后会与这个村子产生十年的交集。

2

王春第一次来小城子村讲课，是一个周六的上午。准备在小城子村开设讲堂之前，陈洪夫提前协调了村里的小学，趁周末学生不上课，借用学校的教室开展儒学讲堂。村委会派人在大喇叭里播了讲课的通知，又用手提喇叭在村街上吆喝，动员村民们去学校听课。

第一次讲课，只来了六个人。都是年迈的老人，手里牵着孩子，神情谨慎地盯着王春这个和他们差不多年纪的人。

王春笑着说：“我是来和乡亲们拉呱的，给你们讲讲孝道的故事。”

有老人问：“你来俺村里讲课为了什么？政府给你发工资吗？”

王春说：“政府不给发工资，我是志愿者，自己愿意来的。”

那次讲课结束以后，心情沮丧的王春给陈洪夫打电话：“人太少了，村里人不愿来听课。”

陈洪夫说：“万事开头难。即使一个人来也要坚持讲，当年孔夫子讲课，就是采取一对一的方式，只要坚持讲下去，就会有效果。”

第二次讲课，来了十几个老人，不时有人进出教室，就像赶大集一样自由。半个小时以后，课堂上只有一个人在听。这个唯一留下来听课的人叫陈本义，六十多岁，年轻时做过木匠、民办教师，后来辞职，和妻子办起了蛋鸡养殖场。陈本义平时爱读书看报，凡事喜欢琢磨，喜欢接受新事物。听说村里有人来讲儒学，他怀着好奇心来听课。一堂课听完，他沉吟半晌，喊了一句：“王老师，您讲的这些都在理，俺听着顺耳朵。”

陈本义喊这一声“老师”，让王春差点儿掉下泪来。

陈本义说：“快到晌午了，去俺家吃完饭再走吧。”

王春没客气，去村里小卖部买了一些青菜和熟食，提着去了陈本义家。两盘乡野蔬菜、一筐白面烙饼，王春和陈本义边吃边聊。说话慢悠悠的陈本义说了很多村里的事，村里时常有人丢东西，生病的老人没人照顾，儿女们克扣下村里发给老人的补助金，沿街叫骂也不罕见。

陈本义边说边叹气，王春也跟着叹气。这一顿饭吃完，两人成了朋友。陈本义说：“下次再讲课，我给你喊人。”

下次王春去讲课前的那几天，陈本义在村里做宣传：“多学习没坏处，人家王老师讲得有道理，听听心里舒坦着呢。再说，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大伙儿趁听课的机会一起说说话多好。”

村里的老人们以为，王春来讲课，也就是水过地皮湿，走走过场就算了。没想到他竟然又来了。第三次开课的时候，陈本义带头儿，先后有二十多口人来了学校，在教室门口等着听课。但是教室的门却推不开了。之前每到周末，学校的老师回县城之前，就把钥匙留给门卫，这次老师临走前却忘了留下钥匙。

众人站在教室外发怔，有人提议把锁撬开，有人反对，觉得撬锁不妥。有人提议给老师打电话，来学校开锁，可是老师们周末都回县城了，再跑二十多公里来学校开锁，王春觉得劳累别人不好意思。后来陈本义提议说：“今天天气好，没风，也不冷，村街上有棵一百多年的皂角树，咱们不如请王老师去老树底下上课。”众人听着，都说：“老树底下凉快，是个听课说话的好去处。”

王春同意了众人的建议，相互吆喝着去老树底下。走了二百多米，在村北头水库岸边的高岗上，果然有一株皂角树，枝繁叶茂，蓬蓬成荫，树身四五个人都搂不过来。陈本义给王春搬了一个马扎，众人围坐在树底下。这堂野外课没有投影设备，没有笔记本电脑，没有喇叭，只有和煦的阳光、轻柔的微风和树冠里的鸟鸣。这是一座没有任何遮掩和阻挡的课堂，王春清嗓朗声讲起来，他问席地而坐的老人们：“孝这个字怎么写？”

没有人吱声，王春接着讲：“上边一个老，下边一个子，意思是什么呢？孝是两个人的事，老人需要儿子照顾，这才是孝。”

老人们定睛深思，神情投入，不时有人点头附和。王春讲课的声音在村街上回荡，不时有路人停下脚步，侧耳倾听，便不自觉地围坐下来仔细听讲。王春再接着讲下去：“孝分为孝敬和孝顺，敬和顺是两回事。孝敬是指孝敬老人礼物，照顾老人衣食起居；孝顺是指多听老人的话。晚辈行孝，首先要从顺做起，如果没有原则性的问题，就顺着老人；即使有原则性的问题，也要注意自己的语气。老人年龄大了，会有自卑感，生怕自己成为孩子的累赘。”

村民们陆续从家里围了过来，有拄着拐杖的，有瘸着腿的，还有老人牵着孩子的手蹒跚走过来的。众人的神情惊奇又认真，都侧耳听王春讲：“孝敬父母什么最难，是‘色难’，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最难。如果你流露出蔑视和不耐烦，这种孝心就是不到位的，因为这会让父母不安心。有人认为，给父母买东西，带父母去旅游，照顾生病的老人，这些就是孝顺父母。其实，真正的‘孝’是应该有一颗恭敬的心，关心父母的精神生活，从内心深处发出微笑，让他们感到快乐、幸福。”

王春讲到这里，听到阵阵叹息声。原来只知道做人要孝顺，没想到孝还有这么多学问。讲课不时被听众的掌声打断，有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激动地站起来，颤声说：“王老师，你讲得真好，俺们现在不敢想着孩子孝敬，只求孩子别给俺们脸色看就行了。”

另一位老人站起来，像是对王春说，又像是表达自己的悲愤：“现在的年轻人，一门心思想着挣钱，挣了钱只图自己享受，哪里想着自己的爹娘啊。”

一时间，众人七嘴八舌，有人说着说着，忍不住低声哭了起来。

王春没再继续讲下去，他想让老人们倒出苦水来，倾诉一下窝在心里的苦恼，这比讲课的效果要好得多。平日里，老人哪有这样的机会把这些糟心事说出来。

这一堂课的气氛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热烈。得知王春进不去学校教室，转移到老树底下讲课的情况，陈洪夫一行赶到小城子村，在老树底下见此情景，陈洪夫感慨：“当年孔子在民间施教，也是坐在田野树下。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情景再现，真是让人感动。”

陈洪夫与义工们当即向书院请求，专门在村里寻找一间教室，作为儒学讲堂专用。

几天之后，义工们在村街路边找了三间常年闲置的屋子，尼山圣源书院出资配备了简单的课桌和座椅。

有了专用的讲堂，村里来听课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每到周六上午，村民便自发去讲堂听课。此时王春也在不断调整讲课内容，自己学习更多知识，把学到的知识转换成村民容易接受理解的讲课方式。比如开课时先对讲台上的孔子像拱手三鞠躬，强化讲课的仪式感；在讲课时注重插入古今趣味小故事，让听众不觉得枯燥。鼓励听众上台谈自己的听课感受和个人的见闻，让听众演唱民谣、红色歌曲等，尽量互动起来，不拘泥于形式的课堂氛围得到了村民们的喜爱。王春和村民之间的关系，慢慢地由师生情谊转化成兄弟姊妹似的亲情。

3

浇花浇根，交人交心。

初秋某次讲课时，七十多岁的老人陈本京正在村里的诊所打吊瓶，听说学校里又开课了，没等打完吊瓶，拔下针头就来了。王春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那一堂课讲完以后，王春走到陈本京身边，询问他的家庭情况和他的病情。得知陈本京独自一人生活，王春当即拿出二百块钱，让他买点儿营养品补补身子。陈本京很感动，回家拿了二十多个笨鸡蛋和自家树上摘的梨子，执意要送给王春。

陈本京说：“东西不值钱，别嫌少，您不要就是看不起俺。”

王春只得收下。那天王春返回县城前，托人把陈本京送给他的鸡蛋和梨子转送给了村里另一位生活困难的寡居老人。

秋天，阴雨连绵，眼看地里的花生就要烂掉了。陈本京行动不便，难以把花生收拾到家，正在他心急如焚之际，王春听说此事，对村民们说：“我建议今天把儒学讲堂换个教学形式，咱们到花生地里去上一堂劳动实践课。”听说要去帮助陈本京拔花生，村民一致同意。十几个村民在泥泞的田地里，用了多半天的时间，把花生全部收拾回家。

众人告别陈本京，卢长英老人悄悄对王春说：“我回家拿?头时，俺家老头子听说去给陈本京家拔花生，把俺数落了一顿，不愿意让俺来，因为俺家前几年和陈本京家闹过架，他把俺的头都给打破了。俺对俺家老头子说，王老师在课堂上讲过，邻里之间，礼之用，和为贵。俺记住了，咱不能记仇，冤家宜解不宜结。”

拔花生这事，让王春受到启发，村里大多数人是留守老人，彼此相互照顾、相互抱团取暖，不正是以文化人的体现吗？

“咱们村里可以成立老人互助小组。一人有困难，众人来帮忙。”王春这个提议，得到了众人赞同。

4

每到春节前夕，王春就会购买一些红纸和笔墨，组织县里的书法爱好者去小城子村写春联。第一年来村里写春联时，有的村民不等着晾干，便抢着往自己家里拿，墨汁顺着纸往下淌，拿到家也不能张贴。

这几年春节再去写春联时，村民们准备好茶水和墨汁，帮忙裁好红纸，春联写好晾干后，先给行动不便的老人送去，没有再出现争抢的现象。几个老人对王春说：“经过咱们儒学讲堂的教育，村民素质确实提高了。”

每年春节前的最后一天，儒学讲堂讲师志愿者们都会在微信群里发出“除夕相约小城子陪伴老人过除夕”的名单接龙。除夕清晨，王春邀请一些志愿者，带着鸡鸭鱼肉水果等年货，来到小城子村儒学讲堂，把屋里和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贴好红红的春联，在院子里摆好饭桌，支起大锅，擀饺子皮，切菜，剁肉，包水饺。三四张饭桌，摆满色香味俱全的饭菜。

有人提议放鞭炮，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大家围桌共坐，香喷喷的菜肴、浓浓的酒香、热腾腾的水饺、深深的祝福，陪伴着老人们欢度春节。

二〇一八年春节前夕，写完春联的那天下午，王春发现一位叫杨宁英的老人没来，便写了春联送去她家里，贴在她家的门框上。等王春开车返回县城时，发现后备厢里多了一布袋绿豆和几十个土鸡蛋。他猜测应该是贴春联时，杨宁英老人悄悄放在车里的。春节过后，王春去县城超市买了一件棉袄，再去村里讲课时，送给了杨宁英。

杨宁英穿上棉袄，眼窝湿润。她之前经常去十几里外的教堂里聚会。自从听了儒学讲堂的课程后，杨宁英说：“俺觉得王老师讲的课在情在理，俺心服口服，以后俺就不去教堂了。”

在杨宁英的带动下，村里十几个信教的老人，也成了儒学讲堂的忠实听众，不再参加教会活动。

小城子村的儒学讲堂开办得风生水起，各级媒体前来采访，宣传推广教学经验，县城里的很多志愿者也跟随王春来到小城子村，观摩学习，轮流授课，对老人们进行不同形式的帮扶。在老年大学工作的钱玉珍女士退休以后，联系王春，也加入了儒学讲堂的队伍，付出自己一份力量。小城子村儒学讲堂得到了镇政府的支持，二〇一八年，镇政府出资在小城子村建设了一座二层楼房，成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把儒学讲堂纳入其中，同时开展幸福食堂等福利项目，让村里的老人在食堂免费吃饭，开展文体娱乐活动，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了真实温馨的生活体现。

以小城子村为代表的乡村儒学讲堂，从传授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精神层面，转换到改造村民的言行身心，村民们以行动实践完成了从接受知识到成为儒学讲堂义工的过程，出现了村民互爱互助的和谐景象。

回顾过去十年在小城子村开办儒学讲堂的历程，王春说：“我对小城子村的感情，已经成了亲人的感情，如果几天不去，心里就觉得空落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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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3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