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裘山山，祖籍浙江，现居成都，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已出版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春草》，长篇散文《遥远的天堂》《家书》，儿童文学《雪山上的达娃》，以及中篇小说《琴声何来》等作品约五百万字。先后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文津图书奖等多种奖项，并有部分作品在海外翻译出版。

二〇二二年底，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被病毒攻击，之后迟迟不能复原，最大的症状就是心慌气短，走几步就喘，感觉上不来气，有时候不得不做深呼吸。这让我不断地想起西藏，想起在西藏的夜里一次次被憋醒的时候。我猜想，是老天爷在提醒我不要忘记西藏吧？或者，西藏已经在我的心脏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时常有人问我，你去西藏没有高原反应吧？我连连摇头。怎么可能没反应呢？准确地说，年轻时没反应，去了还敢借辆自行车去逛八廓街，还敢爬楼梯去朋友家玩儿，还敢去拉萨河玩儿。跟在成都一样。后来就不行了，年龄越大反应越大，也曾光顾过军区总医院，还狼狈地一路狂吐，倒在连队沙发上吸氧。

即使如此，我依然非常怀念那些在西藏的日子；怀念气喘吁吁走在高海拔哨所的日子；怀念同甘苦共患难的伙伴；怀念辽阔透彻的天空，亘古沉默的山脉，还有比山更高的树，比阳光更炙热的笑脸，以及放飞的心情。所以每年规划下部队时，我总是会想，我再去一次西藏吧。

留在记忆里的西藏时光，几乎都在路上。西藏太辽阔，高山大河，无边无际。从一处到另一处，经常需要一整天。有时候翻一座山就需要好几个小时。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路况差，车也差，仅仅从拉萨到林芝，都得十二个小时，天不亮出发，天黑透了才到。

头几次，我们坐的还是老旧的北京吉普，其中还有方屁股那种，横着坐。路大多是搓板路，很颠，车子四面透风，所以即使坐在车里，也需要用纱巾把脸蒙住（那时除了医院没人戴口罩），不然鼻子嘴巴头发里全是沙土。后来，车越来越好了，但路依然是问题。不是不修，而是修得不如坏得快。风雪时时刻刻肆虐，一座座没有植被的大山说塌就塌。没有哪条路可以一劳永逸，泥石流、水漫、地陷，你得不断维修，不断疏通，不断重新开筑。似乎那里的山水都在告诉你，走西藏的路，必须付出代价。

如此，遇到危险就是常事了。曾经历过水箱漏水，拿水杯在路边舀水灌注的事；经历过轮胎爆胎，用自行车气筒打气的事；经历过开夜路时车前大灯坏了，用手电筒代替的事。也遇到过人家翻车帮忙救助，自己翻车请人救助，以及差点儿翻车等各种奇葩的事情。不过，我这个人似乎一直被老天眷顾着，数次遇到危险，数次都化险为夷。仅此我就很知足。

第一次去西藏就遇到了危险。那是一九八九年，我们五个人（海波，花小萍，曾有情，我，加上司机），坐一辆北京吉普去某边防连。越往边境开路越险峻，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涧。西藏的边境公路大都这样，在峭壁上开凿。走着走着就遇到了塌方，塌下来的泥土埋了半条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塌方，有些紧张。但给我们开车的张老兵笑眯眯地说，没事儿。他贴着山崖，慢慢将车移了过去。

不想刚移过去就发现，路中间还卧着一块巨大的石头，肯定也是从上山滚下来的，将路断成两半。我们五个人下车一起去推石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石头纹丝不动，倒是我们的心脏动得一塌糊涂。

眼看天色已暗，虽然距离边防连就二十多公里了，也没办法通知他们。等下去毫无结果，打道回府谁也不愿意。张老兵又笑眯眯地说，没事儿，你们下车到前边去等我，我开过去。万一要掉也掉我一个。

只见他上车，发动，小心地从大石头的左边，即靠深涧的那边，将车一点点开过去，左边车轮几乎是悬空的。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一直到车过去了才呼出那口气。后来那块大石头，是我们到达连队后，连里派了一个排的兵才将其推开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忘不了张老兵，四川人，瘦瘦小小的。貌不惊人。却是胆大心细，很了不起。

一九九七年夏天，我和我们创作室的作家施放，去采访兰西拉（兰州－西宁－拉萨）光缆工程的施工部队。在贡嘎机场遇到了一位副旅长，我们就搭他的车前往米林。他们旅刚完成施工返回驻地。

翻越加查山时，路很烂。那段时间雨雪多，路被泡成了泥浆，又被往来的车轮蹚出两条深沟，太阳一晒成了型，深沟中间有一道小山梁。我这么费力形容，是想让大家明白我们的车在什么样的路上走。幸好副旅长的车是一辆很好的越野车，我们比较顺利地翻过了加查山。

下山后，我们继续在两条深沟里前行，山下背阴，路更烂，这时前面来了辆大货车，驾驶员朝左避让，右轮开到了“小山梁”上，大货车慢悠悠地，开到与我们差一米的时候，突然熄火了，司机下来修车，看那个架势，一时半会儿修不好。

我们的驾驶员不想等，就从大货车侧面移过去，哪知移到与大货车平行时，车子已经歪斜到无法再开了，再开肯定翻。必须等大货车走了，往右回正才能安全。忽然之间，我们就置身危险中了，越野车颤颤巍巍地斜着，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危如累卵。

当时副旅长坐副驾，施放坐副旅长后面，我坐司机后面，一车人都不说话。我从车窗往外看，下面是雅鲁藏布江，但路与江之间不是悬崖，而是坡，挤挤挨挨的全是嶙峋怪石，大概四十五度。我目测了一下，若我们的车侧翻下去，应该不至于掉到江里送命，但可能会撞个鼻青脸肿。我稍稍安心一些。

这时候副旅长说话了，他说，幸好今天我和施老师坐在右边，我们两个加起来三百斤好歹能平衡一下。我一下乐了，可不是，若他们两个大汉坐左边，说不定就成了车子侧翻的最后一根稻草！十几分钟后，大货车终于修好了，慢腾腾地从我们身边移了过去，而我们的车也终于回正，两个轮子重新进到沟里，如同我的心重新回到肚子里。

这种在危险边缘试探的行车，也算是可遇而不可求了。

就我的体验，拉萨到日喀则的路相对好走些。那段路的大部分是中尼公路，柏油路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修建的。当然，后来不断地坏，很多路段被垮下来的山石埋掉一半，剩下的一半也经常被更多的泥石流堵塞。必须说一句，在西藏负责维修公路的武警官兵，还有道班工人，都非常辛苦。

一九九八年，我们编辑部搞了一次“喜马拉雅笔会”，邀请了全国十几个作家。军区给我们安排了一辆大客车加一辆越野车。快要结束时，我们从日喀则回拉萨。途中停下来在路边吃饭，也就是一人一碗面吧，用高压锅下的面条，有鸡蛋。饭后，小车先走了，我因为结账耽误了大概五分钟。然后上了大车，大车努力去追前面的小车。

就在尼木县路段，左边是山，右边是雅鲁藏布江。车正开着，司机小何忽然看见我们前面一辆车正在快速后退；他反应迅速，赶紧刹车，那车继续后退，他也随之后退，大约退了两百米才停住。定睛一看，前方路上正腾起黄色的烟尘，是大塌方！半匹山垮下来，泥石流埋掉了整个路面。幸好我们那个小车已经过去了，而我们这辆车若不是因为结账耽误，很可能就被埋进泥石流，或者被泥石流推下去，葬身雅鲁藏布江了。

一车人都傻了，站在那儿发呆。我清醒过来后，想到刚刚路过的尼木兵站，于是跟大家说，我们回去找解放军吧。另一个作家也缓过劲儿来了，跟我开玩笑说，你不就是解放军吗？我一想也是，真的吓傻了，忘了自己正是解放军的一员。

我们全体回到尼木兵站，兵站的官兵和正在兵站住宿的西藏军区某汽车团官兵，热情地帮助我们，留我们住，给我们做饭吃，把仅有的蔬菜都给我们吃了。

但我们住了两天路也没修通，兵站也没有力量长期接待我们。这时我得知旁边有个机务站，便跑去打电话（通信兵发挥了作用），向领导报告了情况，领导很快就派车来了。车在塌方的另一头接我们，我们把行李丢在大客车上，十几个人互相搀扶着，徒步涉过泥石流，坐上军区的车回到拉萨。又一天后，驾驶员小何开着大客车回来了。

事后我最恨自己的，是竟忘了拍照片，尼木兵站没有拍，泥石流没有拍，帮助我们的汽车团官兵也没有拍。真是后悔不迭！无图无真相，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好在每个人都留下了清晰的记忆。

还有一次遇险倒是留了照片，却不是危险的照片，而是美景。

二〇〇〇年五月，我们编辑部的另一次笔会，从昌都出发。成都飞到昌都，然后坐车从昌都到米林，又从米林到山南。十几个作家和画家，坐一辆大客车。那车车况不太好，翻越加查山时，只能慢吞吞地爬。二十几个回头弯就用了近两个小时，还大喘气。眼看要到山顶了，大客车忽然坚持不住了，水箱干裂起火，一时间黑烟滚滚在车里弥漫。我们迅速跳下车。火倒是很快灭了，但一个个都惊魂不定。

就在这时，天边忽然出现了彩虹，好像要安慰我们似的，彩虹横跨天空，无比壮观，灿烂，动人心魄。所有的人都忘了刚才的危险，忘记了我们是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山上，一个个欢呼雀跃，大喊大叫，又是拍照又是合影，驾驶员把车修好后，还不想上车。

我跑了那么多次西藏，那是唯一一次看到彩虹。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真是很正确。

不过，我们也只是留下了彩虹的照片，车子冒烟遇险的那一刻，仍没有拍照。

回头看自己的几次遇险，没有一次留下了照片的。显然我很缺乏记者素质，包括我自己真正遭遇车祸那次，也没有拍照——我从栽进沟里的车里爬出来时，完全傻掉了。当然，也因为是天黑，下大雨，无法拍照。尽管整个车栽进防洪沟，但车上的人都没有大碍。我除了软组织受伤也完好无损，这种遭遇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作家体验生活，总想什么都体验，又不想付出代价。必须说，西藏很眷顾我。

走在西藏的路上，遇到的不只是危险，更多的是让我感动的人和事，还有意外的邂逅，意外到如同小说。

记得是一九九七年，我独自进藏采访，那时已经有了写长篇的打算，想去补充素材。西藏军区创作室的冉启培就陪着我跑，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地跑。有一天我们来到日喀则八医院。为了体验生活，我提出当天夜里和护士一起值班。

就在夜深人静我困得不行的时候，下面部队送来一名受伤的战士，很严重，医护人员便连夜抢救，还连夜找血源给他输血。

我帮不上忙，坐在值班室，一眼看到登记簿上写着送战士过来的那位军医的名字，心里不由得一惊。离开成都前，成都一位女性朋友曾委托我帮她找一位大学时代心仪的男生，她只知道那个男生军医大毕业后进藏了，具体在哪个部队不清楚。我当时想，西藏那么大，部队那么多，上哪儿去找啊，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哪知就在那个夜晚，他的名字出现在我的眼前，堪称奇迹。

我连忙去病房找他，当时小战士已脱离危险入睡了，床边守护的战士告诉我，那位军医一直顾不上吃饭，饿得不行出去找吃的了。我就写了个纸条，简单说了事由，写下了朋友的电话，希望他回来后能来找我。我回到值班室，熬不住困睡着了。等我醒来，军医已经走了，他也留下纸条，说部队没有其他医生，他必须马上返回，来不及见我了，但他会和女同学联系的。

我觉得好遗憾。不过，虽然我和他错过了，虽然他和我那位友人最终没能在一起，但那个夜晚如同一颗星，每次想起来就闪闪发光。我很想知道他今天怎样了，离开西藏了吗？一切都还好吗？

二〇〇四年六月，我走川藏线。返回时，在康定到雅安的途中遭遇了翻车。整个车栽进了山下的防洪沟。这个就不细说了，我想说的是翻车后的事。

当我们从车里爬出来后，大雨滂沱，四周漆黑一片，几个人不知所措在雨中发傻。这时，一辆红色小轿车路过，主动停在了我们身边，一个男人从车里探头说，需要帮助吗？

我们车上的人像遇到救星一般，上前请求他把我带回到康定去，他们留下来处理事故。我上车，发现车后已经坐着两位老人了，我全身都是湿的，有些不好意思。老人一再说没关系，朝里移，给我腾地方。坐在副驾驶的男人，就是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助的那个男人告诉我，那是他的父母。

我依然惊魂未定，便在车上给甘孜军分区的朋友打电话，当我在电话里说出名字时，坐在前面那个男人笑道，原来你是裘山山，我读过你的书。

我吃了一惊，一问，原来他是甘孜州宣传部的王部长，难怪主动停车帮助我们。他读的是《我在天堂等你》。我也真是好运气，竟然在车祸之后遇见了他。虽然正狼狈，也是不幸中的幸运。

见我吓得不轻，他半开玩笑地说，既然走不成了，就在我们康定多住两天吧，和我们的文学爱好者开个座谈会。他这么说，我真的放松了很多，我回复说我采访任务还没完成，还要去雅安。以后再来。当他得知我要投宿兵站时，便提出帮我安排条件好一点的宾馆。我自然婉拒了。当晚我住在康定兵站，医生检查后无大碍，第二天便离开了。

非常遗憾的是，我回成都后竟然没再和他联系（他给了我名片的），感觉有点儿没良心。再后来，也没再遇见他。衷心希望他一切都好。

我在机关，属于不善与人打交道的人，时常闹笑话。人家当处长了，我还叫干事，人家当部长了，我还叫处长。但是，只要我和他们在西藏遇见了，就能很快成为朋友。和那些采访过的官兵，我也能很快建立起战友情。再次相遇时，一说起西藏往事，就觉得特别亲切。也许在西藏那个地方，人与人相处更诚恳，更真挚。

也是一九九七年，我和冉启培来到一个炮团，在那里偶遇了我们军区政治部工作组，带队的是当时的副主任邓永良将军。我在机关和他并不熟，可在那里遇见了，一下觉得很亲切。

邓副主任是老西藏，后来调到成都任职，又从成都带工作组进藏。我们遇见时，他们已经进藏十多天了。别看他是老西藏，依然不会照顾自己。我和他站在招待所门口说话时，见他老用手去摸后脖子，脸上有痛苦的表情。我就问他怎么了，落枕了吗？他说不是，脖子那一块儿很疼。

原来他天天和工作组在日头下走，天天被高原的太阳暴晒，身上有衣服遮着，脸上有大檐帽遮着，唯有后脖子一直亮在外面，几天下来就晒伤了，医学名称叫“紫外线灼伤”。

我说，你怎么不擦防晒霜啊？他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擦什么防晒霜嘛。我就给他讲道理，防晒霜不是防晒黑的，是防晒伤的。这下他信了，可怜地说，我应该去哪里买那个东西？我马上把我的防晒霜给了他。你想我这种人，肯定是预备两瓶的，一天擦好几回呢。

晚上，我和他们一起打双扣。

这里必须说一下双扣。那个时候跑西藏，打双扣是常事。实在是太无聊了，不要说网络，电视都很少，有电视也就看个新闻联播。四周都是大山，别说霓虹灯，路灯都没有。打双扣是工作之余唯一的娱乐。有一回我们十几个作家坐大客车从日喀则到亚东，路途漫漫，几个人就在车上用箱子当桌子，开始打双扣。我和军报的李鑫一家，邓一光和刘醒龙一家，我们称之为军民鱼水情。中途停车方便时刚拿了一手牌，大家就揣在口袋里下车了。我在转角遇到了李鑫，他压低声音快速地说，换牌换牌，你有没有J？我缺一张就成炸弹了！我愣了一下，笑得蹲在地上，眼泪都出来了，牌也没换成。

至今想起来依然开心不已。

可以这样说，我只在西藏打双扣，在成都我不跟人打牌，去北京之类的地方出差，更不会跟人打牌。唯有在西藏。要么和同行的作家打，要么和遇见的熟人打，甚至和采访对象打。每每和他们打双扣，看他们输了钻桌子，一个个乐不可支的样子，我就开心不已。我知道他们心里有很多苦，但我希望看到他们笑。至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希望他们是快乐的。

那天晚上，我们在招待所找了张桌子就坐下来打。当时工作组里还有一位是我师弟。我们是大学中文系前后级的同学，他一直叫我师姐，直到今天。我自然和师弟一家，邓副主任就和工作组某部长一家。

我的双扣技术很臭，曾经有一次跑西藏，和朱苏进（南京军区创作室）、张波（广州军区创作室）、于斯（西藏军区创作室）一起打双扣，我屡屡出错，把朱苏进气得不行。他是个极聪明的人，实在无法忍受我这个蠢队友。记得我们当时住的招待所非常简陋，要端一盆水在台阶上刷牙洗脸，在我刷牙的时候，朱苏进站在旁边不停地批评我某张牌不该那样出。我很不耐烦（很不谦虚）地嘟囔说，下次不和你一家了；之后我真的换了队友，和张波一家。输是很自然的，但不再挨批了，因为张波也是个糊涂虫。

但是那天晚上，我的手气特别好，尤其邪门儿的是，总跟邓副主任作对：他如果有一对10，我必有一对K，他若有一对K，我必有一对A，还来过两次王炸。等我们赢到第三盘时，邓副主任终于脸红筋胀地叫起来了，他说，山山你怎么回事啊？我一想不对，我就是不把他当领导，也得把他当长者啊。怎么能把长者气成那样呢？这时师弟也在暗暗给我使眼色，我们俩便十分默契，也十分认真的，输掉了第四盘。邓副主任终于乐了，我们也乐。

那份儿快乐，至今想起来依然鲜活。

非常遗憾的是，四年前邓副主任离开了人世。当我得知消息时，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了那个夜晚，他那张晒得黝黑的脸，还有和孩子一样输不起的笑容。真的是非常非常怀念。

在远离西藏九年后的今天，在疫情之后心慌气短的今天，我是多么怀念那里的山山水水，怀念在那里遇见的纯真笑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