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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在他的著作《棉花帝国》中写道：“棉的故事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东海一隅的永嘉男儿，受某种力量的驱动，父带子、兄带弟、亲戚带朋友，背起棉花弓，走南闯北谋生活。这股潮流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据说，当时永嘉有五万多人在外弹棉花，俨然是南方近代史上的“闯关东”。现在还在以弹棉花为业的，或许只有徐晓兵了。

一、穿过风雪，弹响古老的棉花谣

楠溪江，是瓯江下游北侧的一条支流。这个有着二千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像一个布袋，只有南端向瓯江敞开一个口子，隶属于永嘉县。

“澄碧浓蓝夹路回，崎岖迢递入岩隈。人家隔树参差看，野径当山次第开。”走进楠溪江，还是清人陈遇春《楠溪道中》的情境。那些叫苍坡、芙蓉、岩头、枫林、花坛的村子古貌苍颜，有着时光沉淀下来的温厚。

我就是在楠溪江中游的岩头村遇见他的。当时村子的公园里正在举办文化活动，熙熙攘攘地热闹着。一块大型的“爵士乐∨S弹棉花”的广告牌醒目地竖立在草地上，老手艺与现代音乐的比拼产生的新鲜感，让许多人驻足。“琴山”戏台上，爵士乐队正在调音，耳朵里灌满了音乐碎片。在戏台的斜对面，一块铺着蓝印花布的木板上堆着雪白的棉絮，像一座积雪的孤岛。他就站在“徐晓兵弹棉花” 广告牌旁。我看着他做上场前的准备。

——一根细细的牛筋线，像一条攀援时光而来的藤蔓缠绕弓木而上，越过半月形的弓头，被手拉扯着，竭力与弓尾的一截牛筋线相扣。就在连接的那一瞬间，他手上的筋脉像老树根拱出地面。提起的那一口气落回去后，一个指头勾了一下弦，发出“嘡，嘡”两声，像调试乐器。只有主人的手和耳朵能听出这根弦是高一度，或是低半度，是松了，还是紧了。

他拉好了弓，然后系上一根宽腰带，拿起背竹竿反手往背后腰带上一插，食指挑起腰带上一截线，在竹竿末端绕了三圈后绑定。这是一根弓形的小竹竿，高出头顶半尺，像钓鱼竿，下垂的线扣在弓木中间的位置，分担了手持棉花弓的一部分力。一根小竹竿、两根线、一根木头，这几样简陋的材料组成的工具，仿佛某种装置，浮在空气中，而人则被这几根线擒住了似的。

他左手持棉花弓，右手举起棉花椎，往牛筋弦上一敲，“嘡”的一声，阳光晃了一下，所有在场人的影子仿佛也扭了几下。声音在空气中漾开，仿佛一枚石头子丢进湖中，泛起的涟漪推着他走向湖中央那个积雪的岛屿。

弹棉开始了。

孤弦沉入，花棰敲落。那一堆雪似被一阵风吹散，扬了起来。“咚咚咚铮……咚咚咚铮……”。声音有两种：弦在棉花里，是吃进去的，声音沉闷，是“咚”的音色；棉花缠弦上提起后，是吐出来的，声音清远，是“铮”的音色。弦音单调，却音在弦外。从棉花床的这一边移到另一边，从这个角挪到另一个角，棉絮似云海向前翻滚，又蓬松如云山高耸。

爵士乐和人群的嘈杂声仿佛都被蓬松的棉花吸附了似的，耳边只有弹棉花的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我嗅到了母亲、故乡、童年的气息。

——天光透过木板窗的缝隙，落在被面上那朵大红的牡丹花上。母亲推门进来给我穿好衣服，随后把被子一卷，抱出去放在院子里早已架好的竹帘子上，然后拆线，抽走被单和被面，赶紧浸泡清洗。棉胎袒露在阳光下，像一块积雪的田野，我扑上去，把脸埋在棉胎里。下午三四点光景，阳光威力减弱，母亲又赶紧穿针引线，用一条淡绿色的长条细格子被单和一条绿孔雀被面，裱一幅画似的，把棉胎细致地缝合起来。晒过的棉被柔软而温暖，盖在身上，呼吸间都是阳光的香气。

老家镇上邻居的儿子林有也是一个弹棉郎，他在外面弹了几年棉花，带回来一个叫“萍谷”（谐音）的湖北女人。林有留着长发，穿着西装喇叭裤，女人也穿着西装西裤，一个英俊一个漂亮。大娘把公路边的两间平房拾掇了一下作为他们的新家，一间铺床，一间弹棉。刚开始弹了几床棉花，后来就没有生意可做了。弹棉郎的命就是流浪，在家怎么会有生意呢？男人没有别的技艺又不愿意干农活，整日游手好闲，女人也没有手艺，两个人都无所事事。林有后来开始酗酒，然后打自己的女人，睡梦中经常深更半夜被这个湖北女人“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的哭号声惊醒。接着会好几天不见这个女人的身影，再见时那个女人的目光又黯淡了一些，人也苍老了一些。女人对周围的人说，她是被诳来的，他说自己是温州城里人，家里条件好，就跟了过来，谁知越走越偏僻，最后到了山里。她想回家，身上没有钱又回不去。后来，女人生了一个儿子。再后来林有上吊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小镇因造水库整体搬迁后，我再无她的消息，不知道她回老家了没有。

人世间那些轰轰烈烈的事情，都被时光的河流悄无声息地袭裹而去。家里那条棉花被在何时不见了，就如童年的时光何时结束，母亲的第一条皱纹何时爬上眼角，等等，都没有感知到而记下具体的时间。但在时光的流逝中，我们才认识到那些失去之物的意义。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突然间，弦音从八分音符突然变成了十六分音符。这是一次变奏，也是唯一的一次。棉花弹松后，要再弹平。此时，弓要放平，弦要压着棉絮。人随棉花弓一起倾下，弦移椎跟，一口气从这头连着弹到那一头。此时的弦音跳脱，恍若一群小鹿跑过水洼，又似忽来的一阵山雨扫过屋檐，弥漫起一层薄薄的水雾。他说：“这是花弓。”这样炫技式的弹法实在迷人，摆脱了“技”旁边的那只手，拨动的是一条心弦。老子说的“大巧若拙”就是如此吧。先人发明弹棉弓，应是受到弦琴的启迪，不然发出的音响怎会抚慰人心呢。

这个操持四尺棉花弓的弹棉匠，实在显得太瘦小了。他的瘦小不是瘦弱，而是精瘦。如果要形容这种瘦，似乎只有悬崖石头罅隙中长出来的那种枝干曲折饱经风霜的树木可比拟了。他的一双手，却是出奇的粗壮，手臂肌肉突起，手掌宽大，每个指关节树瘤般突起，这与他瘦小的身材极不相称。他看了我一眼。成年人很少有这样一双清亮而柔软的眼睛。

他与千余年来所有的弹棉匠一样，不同的是他成为时光的选择，弹响古老的棉花谣。再看他时，身上已落了一层疏疏的白，仿佛穿过一场风雪而来。

二、烟火深处，目睹一条棉花被的形成

沿江路，是楠溪江下游上塘镇上一条狭窄的巷子，挤挤挨挨的商店，五花八门的货物，铺陈出小镇的烟火底色。

“徐晓兵弹棉店”在这条巷子的中段，门口充塞着一卷卷棉花筒和已经做好的棉被。弹棉店一共两间，一间放置一架现代破棉机，另一间放置一架布纱磨棉的机器。两间房被机器几乎填满，人只能侧身而过。此时弹棉机正在工作，后面的滚筒传送出一层层薄薄的棉絮，卷到前面的滚筒上，不多时就叠了厚厚的一层，而后吐出一条“粗坯”。

“机器就是速度快，手工弹棉一天弹两条，机器一天可以做十五条，但核心技术仍然是古代技术。”穿着一身青色对襟棉布衫的徐晓兵，一边说着，一边兴冲冲地带着我们上二楼，要给我们揭开什么机密似的。

看见一把弹棉弓像一枚弦月挂在白粉墙上，一张木板床上铺着雪白的棉花。门框上有楹联——“三尺冰弦弹秋月；一天飞絮舞春风”，横批：“弦舞飞花”。写联的人应是一个与我一样追寻一条棉花被的人吧，联语写出了徐晓兵弹棉的情境。

“弹棉最费时，为了缩减时间，让你们看到后面的程序，我已经弹好了。”徐晓兵说着就忙活开来。

徐晓兵用一块长方形的竹篱把蓬松的棉花轻轻地压出棉胎的雏形。这是“压棉”，这叫“竹拿”，压好的粗坯叫“花坯”。这些行业称呼从徐晓兵的口里说出来，有山野草木之气。

“花坯”上是真有“花”的。徐晓兵躬着身，低着头，把一团染了红和绿两种颜色的棉絮，慢慢地扯出一个“囍”字粘在“花坯”正中央。此时，我看清楚了他那双手，除了关节粗大，皮肤粗糙龟裂，还浮着一层白粉，而上半截的手指苍白，是在水里长时间浸泡过的那种。难道棉花也有水性吗？徐晓兵可以扯出花草、鱼、鸳鸯等花样。弹棉郎没有学过美术，但总有办法，比如粘出一条“鱼”，就用脚在棉胎上踩出一个印，然后按着印迹编出一条鱼来。

接着是“牵纱”。

徐晓兵叫来自己的妻子谢晓薇作对手。先要布红纱。徐晓兵手里的一条竹竿挑着一根红线，引给对面的妻子。“对手”接住后，两人把线的两头往棉胎上一按，几乎同时竹竿迅速返回来，第二根线抛过去。如此反复。红线斜着拉五条，横着拉九条，竖着拉七条，都是单数。单数是阳。红线落在雪白的棉胎上，瞬间活起来，像一条条血脉。第二步拉绿纱，是双数，与红线构成棋盘式的图案。红男配绿女，生动和谐。最后才拉白纱，密密地布线，像一张网，横一层竖一层，再横一层竖一层，网住棉花。牵纱的动作不能以个论，所有的动作仿佛就是一个，不可分解，一气呵成，形随意至，舒展流畅，简直就是一套无懈可击的剑术。

其实这一根根顺着引竿过来的纱线是一把刀。徐晓兵说：“特别是冬天，手心被割开一道一道血痕，钻心地疼，但也要伸出手去，由不得片刻犹豫，弹棉的学徒，接不住那根凌空而来的细线，师傅手中的竹竿就狠狠地打下来。”

“也是不打不成器，有本事的师傅，一手可以拉两根、三根、四根，甚至六根、八根的纱线。”牵纱不仅仅凭眼疾手快，是长年累月锻炼出来的技巧。那一来一去的流畅，是两人从身到心的默契。能牵好了纱，做徒弟的才有资格拿起那张弹棉弓。

接着要磨棉。

磨盘叫“花盘”。徐晓兵身体前倾，双手推压着花盘走。徐晓兵说：“主人家担心弹棉师傅不够卖力，抱了自家的孩子坐在‘花盘’上，孩子笑成一朵花，而弹棉老司已累得气喘吁吁。”

弹棉郎的“花盘”是乌桕木做的。做“花盘”的乌桕也有讲究，要选泥土以上三十公分至八十公分，一尺到两尺五之间这一段，其横切面上，布满针尖一样的洞孔。这一段上下，越往上重量越轻，越往下则越重，独这一节刚好。晾干后，要先用砂纸打磨，再放在麻袋上磨上几个小时，而后还要在旧棉胎上磨几次。然后看纱线与棉胎起的疙瘩，不粗不细，像一层鸡皮疙瘩，就是一个标准的“花盘”了。

“花盘”是弹棉郎的命。弹棉郎在一个地方遇到同行“夹排”（竞争的意思），往往去偷生意好的那个弹棉郎的“花盘”。没有“花弓”，还可以就地取材做一张应急，没有“花盘”就是捏住弹棉人的命脉，一时半会哪来那么大的乌桕木做磨盘，枕着“花盘”睡就成了每个弹棉郎的习惯。

“都说棉胎四个角，弹棉不用学，怎么不用学呢？” 徐晓兵说，“我的师傅是我的父亲，我们徐家弹棉是四代父子直系传承。这个花盘是我太爷爷留下来，大家看到有这么一个黝黑发亮的大花盘，就知道这个弹棉郎不是新手。”徐晓兵说着就脱了鞋子，双脚站到花盘上，扭动腰，双脚像长了吸盘似的，带动花盘在棉胎上走。他微笑着，衣摆翻飞，在雪白的棉胎上像一个优雅的舞星。

花盘走过的地方，渐渐地结出一粒粒小棉球，像一层鸡皮疙瘩。这些小疙瘩把纱线和棉花紧紧得粘连在一起，那个大红的“囍”字，让人不由眉开眼笑。目睹一条棉被的形成，感受到一种传统与时间对抗的力量，以及蕴含其中的无限可能。

三、一把弹棉弓，与一个时代

枫林是徐晓兵的老家，去仙居的故道经过此地，早在宋代就形成了繁华的集镇。

枫林的新街，像深色衣服翻出来的一条崭新的花边，环绕着枫林古镇。徐晓兵的父亲徐三川戴着“雷锋帽”，穿着棉裤，微偻着背，坐在新街小卖部的柜台后面，笑呵呵地，给我讲徐家弹棉的故事。回忆像一把弹弓，翻新了那些陈年往事。

徐家的弹棉花手艺是从徐三川的曾祖父徐余实手里传下过来。农闲时节，徐余实就背上弹棉弓和磨盘，到温州城郊走街串户弹棉花贴补家用。到了他儿子徐象弟，就不做“临时工”了，开始背着棉花弓外出闯荡，在江西宜春一带小有名气。可惜徐象弟英年早逝，那时儿子徐三川只有十岁。没有了父亲的依靠，还是孩子的徐三川就背起弹棉弓，跟着大哥，开始走南闯北。“弹棉郎，走四方”。当时，十一岁的徐三川应是永嘉弹棉郎这支大军里最小的身影。

为什么选择弹棉花呢？当然是弹棉花投入成本少，入行门槛低。但个体再微小的举动，都可以连接到宏大的历史叙事下——十八世纪，随着欧洲工业革命和土地的扩张，以印度和中国为主的世界棉纺织产业中心，从亚洲转移到欧洲国家，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再次回到亚洲，中国也再次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棉花种植和棉布生产国家之一。哈佛大学历史教授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中写道：“1860年，美国几乎垄断了棉花出口，而今天，全世界只有14%的棉花在北美种植。中国和印度居于前列，每年生产3400万包棉花和2600万包棉花，而美国为1700万包。”正是这一历史性地转变，在东海一隅的永嘉产生了弹棉郎大军的蝴蝶效应。

《永嘉县志》（2003年9月方志出版社出版）“耕地”条的一组数据可以观照这一现象背后的在地原因——“1949年至1990年，全县人口从34.56万人增加到80.93万人，净增46.37万人。而耕地却从42.39万亩减至36.65万亩，减少5.74万亩。人均占有耕地从1.25亩降至0.45亩。”这些数据换成徐三川的话说：“不出去，没饭吃呀！”

徐三川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最小，全家一亩二分田，两间半房子。徐三川落地时，正值“换新天”，接着又是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失去父亲的小孩子，哪里有能力赚工分让自己吃到饭。再说，迎头又是饥年。现在当地人还拿那几年作比较——“多吃一些，现在又不是五八年。”

当时外出弹棉花在当地是一股暗涌。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形势下，男女老小都要投入劳动，哪有农民跑出去做工的，搞副业或者外出赚钱是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徐三川说，那时候外出人员要向生产队缴纳“积累金”，一个月五元钱，弹一条棉被的工钱是一毛五分钱。当时永嘉各县公社革命委员会，严格控制人员外流，仅个别人在大队、公社里拿到外出弹棉的证明。于是很多人就动脑筋私刻公章，造假证明来蒙混过关。村里一个哑巴专门刻私章，就是被抓到也问不出什么名堂来。如果碰上“严打”，见到弹棉郎进行盘问，查验身份证明，对没有证明的，或者怀疑是假证明，就会被扣押下来，然后打电报回乡，进行查证，等所在的政府回电才放人，或者关押几天遣送回乡。扣押期间要去参加当地的农业学大寨劳动。但还是有很多人，“皮剥了都是胆”，出去再说，找不到活干的，就如一句顺口溜说的那样——“出门借盘缠，回家卖花盘，卖了当盘缠”，还是要回家种田。

“在外弹棉苦啊！”徐三川说。“弹棉花看似投入成本少门槛低，其实人的身体是最大的投资，要靠一双脚走遍千山万水，靠一张嘴问尽千家万户，这些也是弹棉人除了技术外要练的本事。”

都说各人有各人的苦，但在弹棉花这一行，大家受的苦竟然都是一样的。在江西受的，拿到安徽去也一样合适。河南的那条山岭，与河北的那条山岭，都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在福建路上遇见的冰雹，第二年转到安徽会变成大雪在那儿等着。湖北柴仓里的跳蚤，与四川柴仓里的跳蚤一样会咬人。风在吹，水在流，今天不受，明天也要受的，此地不遇，在其他地方也会撞上。弹棉郎被风霜雨雪左一刀右一刀地雕刻着。

那年十一岁的徐三川，跟着他的大哥去了新疆伊犁。永嘉弹棉郎的棚屋就搭在路边的田野上，生活和工作都在棚屋里。冬天大雪压下来，这些低矮的棚屋仿佛要被压塌，田野成了茫茫雪原。南方的孩子哪里见过这样的冬天？南方有山挡着，有水拥着，转个弯就能看到黑黑的鱼鳞瓦，袅袅的炊烟。弹棉郎的棚屋没有烧坑，只有一个煤球炉，既用来煮饭烧菜，也用来取暖。寒气沿着徐三川的脚指头一寸一寸入侵。第一年冬天的寒气还没有在这个南方孩子小小的身体里消解完，第二年的冬天又来了，年复一年，小小的身体里的某个角落不自觉囤了一块陈年的坚冰。

一九六三年的冬天，屋外大雪纷飞，正在弹棉花的徐三川一头栽倒在弹棉床边。医生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看了后说，下肢冻坏了，要截肢才能保命。大哥与乡人们都束手无策。十六岁的少年茫然地看着四周，只说要回家。徐三川在家中养了一年多后，冻坏的双腿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捡回了一双腿的徐三川，第二年又背起棉花弓出去了。徐三川还是那句话——“要活命呀！”

一九六八年，二十岁的徐三川用弹棉花挣的钱，回家娶亲成家，然后带着妻子一起走南闯北。一九七六年，他再次走进新疆伊犁。此时，成年的他已有足够的能量来对抗边疆的严寒。当时一家供销社向社会招聘弹棉师傅坐镇棉麻部。这可是一个肥差。来应聘的弹棉郎足有五十余人，且都是温州人。招聘单位想出一个怪招——谁弹的棉胎能撑住一百公斤重的石头，且棉胎没有损伤变形，这个业务就交给谁。徐三川将棉花弹得“烂熟”，在纱网上下足了功夫。他横竖在棉胚上覆盖了十层棉纱，又加粗了经纬线，用大磨盘进行了反复磨，经过二十个小时的忙活，一条超级棉胎完成了。第二天，四名员工抬着石头对所有参选作品进行测试，结果只有徐三川的棉胎毫发无伤。徐三川在伊犁立足了脚跟，一呆就是十年。

徐晓兵清晰地记得那年夏天父亲从新疆回来时的情景。父亲回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关上门，解开外套，脱掉衬衣。他看见父亲的腰间捆绑了一层厚厚的白色棉布。父亲急忙将绑带一圈圈解开，从每一层里拿出一张张不等面值的钱，最后一层的纸币几乎被汗水浸透了。

年幼的徐晓兵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钱。那时他还无法想象，父亲是在火车、轮船、汽车、车站、码头，倒腾了十多个日夜，把这些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平安带回家的。

徐三川用弹棉赚来的二万元钱，建起了镇上第一间四层楼新房。这是徐三川几十年走南闯北打拼下的家业。此时是一九八二年。

一九八六年，徐三川回来，带了十几个乡人去新疆，也带走了寄养在妻子娘家的儿子徐晓兵。不知是巧合，还是老天刻意安排，父子俩都是同一个年纪出去弹棉花。其实徐晓兵打娘胎里起双脚就在外地了。母亲是在新疆怀上他，回乡生下他后，又去了新疆。

十一岁的徐晓兵跟着父亲从枫林出发，走上父辈谋生的那条路。徐晓兵不记得出发的具体时间，还有那天的天气，但记得出行的路线，因为之后走了好多次。

——先坐拖拉机到珍溪口，过渡到对岸。再坐拖拉机到清水埠住那种通铺的旅馆。第二天，父亲坐渡轮去温州安澜亭排队去买去上海的轮船票，要排好几天的队才能买到票，买不到，就去黄牛那里买，但价格比住旅馆的钱还要贵，很多人宁愿住旅馆，也要排队去买票。买到票后，坐两天两夜轮船去上海。到了上海先住下，然后排队去买到兰州的火车票。到了兰州，因为那边下雨少了，就睡在火车站，父亲又排队去买到乌鲁木齐的火车票。乌鲁木齐到伊犁，只能坐汽车，顺利的话两天两夜到，如果碰到风雪，车停发，就不知道何时能到达了。徐晓兵算了一下，从温州到新疆伊犁，车上需要十一天十夜，把住旅馆的时间也算进去，总共需要二十天才到达目的地。

“父亲说，只要拿得起棉花弓，才有他的一口饭吃。”原来，徐晓东长身体时需要的那些营养，都被一双手抢走了。

一九八八年，徐三川带着家人从新疆回到了枫林，收起了棉花弓，在自己建的新房子一楼开了一个小店，心满意足地坐在一屋子花花绿绿的商品中，再也没有出过远门。永嘉弹棉郎的时代结束了。

四、新旧交替，也是绝处的求生

时代变化的气象，就如一缕春风吹过田野山川。

徐三川歇业时，徐晓兵十四岁，做裁缝，卖纽扣，卖手表，买菜刀，做皮鞋，踏鞋包等行业已像芽叶般冒出来，弹棉郎纷纷放下弹棉弓，另创新业。

徐三川觉得弹棉又脏又累，也希望儿子能改行。当时做裁缝很吃香，刚好同村一位做裁缝的师傅，从新疆回来要带学徒出去，说好第一年打下手，学锁纽扣和锁裤脚边；第二年学踩裁缝车，能把衣服裤子缝好；第三年学裁剪。父亲就让儿子跟着师傅去了新疆伊犁的昭苏县学做裁缝。

徐晓兵再次去了遥远的西北。徐晓兵不知道自己与新疆的缘分，其实也是新疆与棉花的缘分。新疆从古至今都是中国重要的产棉中心。公元六世纪，印度的棉花进入了中国新疆地区，最初是作为观赏植物，而后才慢慢地在全国传播开来。徐晓兵并不知道是新疆与棉花深厚的历史情缘，驱使着他一次又一次踏上那片土地。

徐晓兵跟着裁缝师傅打了一年下手后，还是没让他学做衣服。师傅把学衣服的机会给了自己的亲戚。徐晓兵见师傅不守信用，就对师傅说，不让他学做衣服，自己就走了。师傅以为他年纪小，又身无分文，不敢走，顺口对他说，随便你，你要走就走吧。

初夏的夜晚，天上的星星离得特别近，仿佛伸手就可摘到。下半夜，雨稀稀疏疏的，筛糠一样。徐晓兵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天还没亮，他就从那间低矮的棚屋里走了出去。他要去父母弹过棉花的特克斯县，找那里的乡人，弹棉花赚钱。

十六岁的少年，不知道从昭苏县到特克斯县有几百公里的路程，也不知道要走多长时间，只想着走几天总能到。不知道当时哪来的胆？是走南闯北的弹棉人后代天生的胆量，或是年少对世界的懵懂无知而无畏。

徐晓兵从上午五六点钟，一直走到下午四五点钟。一路上很少看见村庄，只见一个个隆起的小沙丘。他脚板麻木，肚子饿极，看到一户人家就去敲门，一只大黄狗从篱笆上扑出来咬住了他的左小腿，顿时出现几个血窟窿。房子里跑出一位少数民族妇女，赶紧把狗赶开，给咬伤的地方撒了一些红糖，给了他一些干粮。徐晓兵觉得不怎么痛，就继续赶路。

茫茫戈壁上，一个小小的身影，像一粒沙，其实比一粒沙弱小几万倍，甚至没有可比性。少年不知道，这些黄沙有脚也有口，对于生命有着无限的容纳性。夏天的太阳毒，少年的脸上泛起一层碱花，风一吹就生痛。又走了几个小时，路上没有看到一户人家，太阳的威力在渐渐减弱。在黑夜来临之前，少年看见前面公路上停着一辆抛锚的东风牌绿色大卡车。驾驶员问他怎么一个人在路上走。“走路根本到不了特克斯县。”少年才开始害怕。驾驶员说可以帮他拦一辆过路的顺风车。一个多小时后，一辆黑色的皮卡车开过来。好心的驾驶员让少年坐上自己的车。中途拦车吃饭时，少年没有钱。“饭总要吃的。”驾驶员给少年点了一碗羊肉大拉面。少年没有记下驾驶员的名字，只记住了这碗面的味道。

到了特克斯县后，徐晓兵向路边开诊所的医生打听当地永嘉人弹棉花的地方。那位医生看到他腿上的血迹，知道被狗咬了后，马上给他的伤口做了消毒包扎，而后帮助他找到同乡。那位弹棉花的师傅，叫徐晓兵试一下弹棉花的弓，只弹了一下，就说很好，给徐晓兵开出一个月一百五十元钱的工资。

远在东海一隅的父亲，并不知道自己十六岁的儿子，在茫茫戈壁滩上千万里追寻，是为了回到他的路上来。当年十六岁的徐三川，也经历了一次生死磨难。与其说父子俩的命运，不如说弹棉郎的命运，何其相似啊。

流水向前，时间的催化剂不断起反应——皮鞋厂、眼镜厂、服装厂遍地开花；李春波的《小芳》，杨钰莹的《让我轻轻地告诉你》在街上飘荡；黑白电视机前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看《精武门》《霍元甲》《陈真》；录像厅里不论白天夜晚不断传来打斗声……

市面上开始流行九孔被、太空被、踏花被、丝绵被等五法八门的棉胎，这种新型的棉胎原材料不是棉花，而是化纤之类。人们不知道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就如那么多条棉花被往哪里去了一样，传统棉花被基本没有人定做了，传统的弹棉手艺人纷纷改行去做这种被子了。一切犹如潮水，退去的一拨，不是涌来的那一拨。

一九九二年，徐晓兵跟着邻居去了深圳，做这种新型棉被。

徐晓兵一踏上传说中的捞金宝地，那股闷热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让他胸口发闷，但他还是被脚下的柏油路吸引住了。他先花了八百块钱办了一个边防通行证（当时也有人偷跑进去）。在老乡家里住下后，几十户老乡一起去村里把田园租过来搭棚屋。此时，师傅已改称为老板。每一个老板底下都有自己的工人，老实一点的就在里面做棉被，脑筋活络一点的就出去卖棉被。徐晓兵被分配去卖棉被。

徐晓兵每天骑自行车，驮着一堵三十条被子叠成的高墙，从郊区出发，经过香蜜湖中国娱乐城时，总会停下来，看一会儿空中那个特大号的车轮，他不知道坐摩天轮的感受，然后继续踩着自行车，身体前倾，躬着上身，双脚用力地蹬着，经宽阔的深南大道到深圳市中心。他穿梭在一些综合市场和工业区的商店销售完踏花被后。这种被子很好卖，价格在二十五元到五十五元之间，一条踏花被利润在五元到十七元之间，一天能卖完。

徐晓兵卖了两年的踏花被后，自己另起了炉灶。做了老板才知道不容易——垫本，租地，应付地皮敲竹杠，一些治安人员也过来白拿，还要办理暂住证，没有暂住证要被遣送到当地一个叫樟木头的地方。徐晓兵没有在深圳继续待下去。

这段深圳卖棉花被的经历，倒成为徐晓兵讨老婆的一个优秀条件。当时谢晓薇的大哥问那个男孩是干什么的，她说是在深圳送卖踏花被的。她大哥说，这是个聪明人，这门亲事可以定。

父亲还是希望徐晓兵做生意，干净又体面，但他觉得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他对这个被大多数人放弃的手艺充满着一种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感情。每次到转折的关头，总是被一种力量拉回来。他带着妻子到宁波、湖州等地，还是“村村弹”（当地对弹棉郎的称呼）。这样一弹又是十多年。

多年后，当徐晓兵站在深圳“世界之窗”的车水马龙间，觉得自己当年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山里娃，一个猛子扎进汹涌的大海，还没来得及激起一朵小水花，就被大浪打了头。

五、乌桕发芽时，回到了家乡

二〇〇六年三月，枫林路边的那棵乌桕树，枝头雪白的籽实间，已见新芽冒了出来。过不了几天，这些芽眼就会长成招风的叶子。十多年过去了，这棵小树已长成碗口粗的大树。

在徐晓兵的记忆中，永嘉的乌桕树特别多，到了秋天，漫山遍野像火一样燃烧着。但是种乌桕的人不是为了看风景，也不是为了做弹棉郎的“花盘”，而是收桕籽。上世纪八十年代，化工产品替代了桕籽油，桕籽也无人收了。到了九十年代，温州鞋业兴起，乌桕树材因坚硬不易变形，几乎被砍伐殆尽，做成了一双双鞋楦。

二十一世纪的这个春天，徐晓兵夫妻俩背着弹棉弓回到了永嘉，家人和邻居都以为他们不再弹棉花了。此时，乌桕做成的鞋楦已换成塑料制品，弹棉郎的“花盘”几乎不见了踪影，当年在外的五万多名永嘉弹棉郎，不是歇业就是转行，办起了公司当大老板的不在少数。

徐晓兵回家后，每天早出晚归，家人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一个星期后，徐晓兵在永嘉县城的沿江路上挂出了“徐晓兵弹棉店”的招牌。父母，包括乡人，对他开弹棉店很不理解，连房东都认为这个店开不久，就在不久前，这条街上的一家弹棉店刚关门搬走。

徐晓兵有自己的主意。十年间，徐晓兵经历了“大空被”围剿棉花被，“羽绒被”替代棉花被，还有许许多多材料的被子替代了棉花被，也记不清自己弹了多少条棉花被。徐晓兵认一个理：无论时代如何变，还是有人来找他弹棉花，说明这个行业饿不死人，古人说“行行出状元”，他要当弹棉花行业的那个“状元”。

徐晓兵要停下流浪的脚步。他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投了进去，定下经营的标准——“技术过硬，服务热情，多做好事”。最初一年，生意清冷得很，顾客大都是来翻新旧棉被当垫被的。喧闹的沿江路上，人如流水，大家的目光停留在这家“徐晓兵弹棉店”上不过那么一瞬，而“徐晓兵弹棉店”却要做磐石。

“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盖棉花被呢？”徐晓兵开始动脑筋找原因：蚕丝被、鸭绒被、丝棉被，都比棉花被轻软。然后找解决的办法。他从新疆采购一级的棉花，然后尝试着去掉棉纱网。他改变机器磨盘下面的纱布，让它类似于传统的花盘，经过反复地磨，在棉花表面形成了一层包浆，手拎起来，也不会散棉。无棉纱的棉胎实验成功了。

妻子谢晓薇的裁缝手艺也派上了用场，她给棉胎制作了漂亮的被套，传统的棉胎变身为环保又轻软的踏花被。徐晓兵的无网棉胎技术获得了“国家新型专利证书”，又注册了“弦舞飞花”品牌商标。物美价廉的“弦舞飞花”牌踏花被，给“徐晓兵弹棉店”带来了生意。

徐晓兵根植传统又跳出了传统，是一次破茧。这些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东西有它顽强的生命力，怎会轻易退场呢？徐晓兵其实把传统所包含的永远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找出来——人天生对自然的爱好和真挚进行了发扬光大。二十一世纪，在喧嚣、浮华、甜腻之后，传统正在缓慢归来，人们开始“返璞归真”。

作为植物，棉花是一种“真”。作为人，有一种“真”，那是善。“人之初性本善”。徐晓兵身上有这种“善”。他记得戈壁滩上，两位驾驶员的救命之恩。记得初到一个个陌生的村庄，村人送来米饭、蔬菜接济的温暖。徐晓兵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字，他以自己的能力帮助别人，来回报这些恩情。在宁波弹棉时，夫妻俩从一条旧棉被里拆出二千元钱，找到老人家后悉数奉还，当地人纷纷给这位老实的弹棉郎介绍生意。贫困的村人来弹棉花，他从不收钱。他给永嘉当地困难家庭和孤寡老人赠送棉被，照顾生病的乡亲。二〇一六年至二〇一九年期间，四次不顾个人安危，冲进邻居家去救火。徐晓兵经营之道里的最后一项就是“多做好事”。二〇一八年，徐晓兵因“乐于助人，诚实守信”被评为“温州好人”。这一年，徐晓兵在永嘉县城买了一个套房。

徐晓兵的“真”，是一个弹棉郎“吃了百家饭，盖了百家被，弹了百家棉”，在几十年弹棉郎的流浪生涯中与棉花相依为命，而养成的一种与棉花相同的品质——温暖，也可以说是一种棉花精神。我恍然大悟，徐晓兵那清澈的眼神，淡淡的微笑，随和的性格，也是棉花精神的一种外在表现。

徐晓兵是一个弹棉郎，但已不是一个传统的弹棉郎。他成为弹棉花非遗项目传承人后，开始有意识地收集传统弹棉花工具。他听闻枫林山面村里有一座清光绪年间的雕刻龙凤图案的脚踩弹花机，多次登门求购，终于打动了藏主。徐晓兵甚至返回新疆，把见证父亲弹棉生涯的两台弹棉机运了回来。徐晓兵的弹棉花文化展示馆已收藏了五十多件老工具，其实也收藏了五十多个弹棉郎的故事。

“现在我每次弹棉花，脑子里总会出现很多人影。”徐晓东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弹，而是与很多人在一起弹，他们是古人，是爷爷，是父亲，是当年的伙伴，也是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和数不清的顾客。

“咚咚咚咚铮……”，也是光阴跑过的足音。今年四十八岁的徐晓兵，有三十八年的弹棉岁月。他与年龄不相符的沧桑，与棉花却有着相依为命的明白如话。弹棉对于徐晓兵不仅仅是谋生，其实是多次的绝处逢生。他对弹棉花那种说不清楚的感情就来源于此吧。

徐晓兵发来央视《探索与发现》栏目组拍摄的纪录片《弦舞飞花》。我点开视频，看见徐晓兵一头挑着弹棉弓，一头挑着花盘，淌过潺潺流淌的溪流，走过斑驳的石板路，在青苔斑驳的老屋里弹棉花，这是对自己走过的路的一次回望，是对传统的一次回望，也是时代的一个缩影。

棉花，不是花，是果实。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棉花给予人类的馈赠何其丰厚和广大。我们今天的生活看似摆脱了那些古老的事物，其实仍然被它们的浓荫照护。

周吉敏，浙江温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章见于《中国作家》《十月》《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人民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杂志，著有散文集《月之故乡》《民间绝色》《斜阳外》《古游录》，童话长篇小说《小水滴漫游记——穿过一条古老的运河去大海》。曾获琦君散文奖、三毛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等。多篇散文作品入选全国各类散文随笔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