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家乡，一条由西向东的大江蜿蜒穿行，镶嵌在一块块水稻田中。一只白鹭飞过，远山淡墨。不是江南，胜似江南。明镜如水的稻田，四处弥漫着草木香气。那时，母亲化作一个移动的点，在稻田里点缀下一颗颗“希望”。陇上，姥姥拉扯着枣儿，踩着三寸金莲送来一瓦罐井水。年轻的母亲走上陇，一口喝干，一口抱怨说，天爷哎，插秧真累。姥姥说，木命是田里人最好的命。木，沁润了眼泪，就成了米；米，熬干了眼泪，也就成了木；木，拆过十遍，就成了人。

门槛

1974年秋，一封电报飞进北京某军区：家急，速回。

接到电报的父亲跟连长请了探亲假，打上背包急匆匆踏上回乡路。三天三夜，父亲凭着身上一件单衣，一张嘴，一路打问，一路搭车，昼夜兼程，回到了小县城外的小村，回到了日夜惦念的家乡。

东方鱼肚白，一千多公里的行程在父亲的脚上磨出了血泡，钻心地疼。可脚步不敢有丝毫停顿，一跛一跛地踮着脚尖前行。大江的土桥上代销点的高癞子凭着灰暗的身影认出了他，拦住说：快回吧，看看你家女人。父亲淌着稻田，黄风似的飞向老屋。

日头将出未出，大江前的老柳树上挂着的硕大蓝幕弥漫着暗淡的光。大江北岸的老屋前，气喘吁吁的父亲站定在门槛前，寸步不敢靠近。

过去的一个多月，若不是姥姥偶尔跪下来喂两口炒米或者灌口米汤，母亲几乎会与老屋的门槛一同化为腐朽。她在黄土上，在风沙里，在大江岸边来来往往的人群的鄙夷中，蓬头垢面，尘沙为衣，硬生生成了老屋门槛“新生”的一段枯木，目光恰如枯木上的虫洞，就连残留的生气都随着时光流逝消失殆尽。

那道齐膝高的木门槛，见证了母亲的出嫁，见证了父亲和哥哥们的分家，见证了父亲的远走他乡，见证了枣儿的出生，见证了门前那条大江一次次泛滥和村子多年的干涸与饥荒。母亲惊叹那道火烧过、水泡过的千疮百孔的烂木板如何腐朽却保持着麻木的样子，看尽村落的四季更迭，依旧紧咬着最后一口气，“活”在众人脚下。

枯坐门槛月余的母亲，一点点破旧，老去。内心的忿恨、仇怨蛀虫般一次次闯进心坎，嚼碎了她仅有的温柔，在父亲回乡路上，消散成一缕缕尘烟。

父亲僵住了手脚，不能走出半步。那道门槛，一面通往生，一面通往死。枯坐的母亲枯坐在生死边缘等待枣儿归来，对千里奔袭而来的父亲选择视而不见。而对于噩耗的推测让父亲心生胆怯，以为不靠近就不用面对既定答案的苦痛。可就那么一刹那，母亲听到他急促的喘息声，像一棵风中干裂的树杈突然裂开了口子：“枣儿？……是你吗？”那声音像根锥子，狠狠地扎在父亲胸口上，泪水哗地流下来。他绷紧的心一次次颤抖，一股积蓄已久的悲伤从胸中涌上。他靠近她，扛麻袋似的扛她回了屋。

凉风穿过土房过道上的芦苇席铺的土炕，父亲与母亲对坐，四目相对，沉默无语。

孩子丢了，咱再生……

稻田可以丢，锄头可以丢，家里破烂木头，桌椅，筷子……啥都可以丢。咋就偏偏弄丢了枣儿？！母亲摇头，摇头，一直摇头，直到许久之后，那一声尖裂的哭声从嗓子眼像破了的皮球似的，爆了……母亲一头扎进父亲怀里……

和许多美丽的绽放相似，枣花会在枝头颤巍巍晃动，后来的枣儿像极了枣园里千百万绿色星斗中的一颗。母亲的初孕，和枣花一样匆忙绽放，没有观众，没有洗礼，没有祝福，甚至没有父亲在场见证。

夜幕遮蔽的江边稻田里，刚刚插完秧的母亲把大辫子在脖子上绕了两圈半，赤脚回到老屋。往常，右手拴着绳子的枣儿总会跳出母亲为她筑起的栅栏，摔碎一个碗，或打破一盏灯。那天，枣儿却出奇地安静，蜷缩着身子，双眼紧闭，嘴唇发紫。母亲摸了摸枣儿的头，心头一紧，一步三跑抱着枣儿出门去找四叔，寻个板车做脚力上医院。从村东头绕到村西头，母亲又绕回来，四处寻找买醉的四叔，却怎么也找不到人。村头最后几盏煤油灯熄灭，四叔醉醺醺、晃晃悠悠地回了家。母亲抱着枣儿求他。四叔轻瞥一眼奄奄一息的枣儿，咧嘴伸手要路费。她愣了一下，赶紧从手帕里掏出一毛钱。四叔噘着嘴很不屑，拖着沉醉的双手挂了板车消失在进城的夜路上。枣儿的脑袋越来越烫，烫得嘴唇翕动如蝉翼，慢慢陷入了昏睡。母亲不停用凉水冲洗她的额头。烧退了，枣儿身体也凉了下来。母亲急着叫四叔快些走。他偏偏又晃悠悠地睡在了车把上……母亲只好把四叔扶上了板车，自己拉车往县城走。

太阳照在县城医院大门外的板车上，四叔昏沉沉坐起来，对面坐着我的母亲，怀里空无一物……

扁担

母亲恨板车，恨门槛，恨一切木头，恨它们的笨重，恨它们的迟缓和冷漠，不给枣儿留一点点时间救命。

人生的际遇常常就像曲曲折折的木纹，大部分纹路平缓，时不时出现“圈结”，那些结在曲线中突兀后，重归平整。你以为后来的平整表面上只是平整，可那“结”成为木的无法抹去的一部分，也许刻在深处，也许藏在心底。

涌入人潮的人往往很难退一步，安静地去审视生活。得了失心疯后的母亲丢了枣儿，却得到了时间的眷恋。父亲陪伴的日子里，坐成枯木，依然是母亲每日必做的事情。可她的眼神渐渐有了神，她知道抬头看麻雀，知道听见驴叫扭头探探风，知道拨浪鼓的声响是卖货郎到来的预告。她的心结渐渐融化，渐渐忘却了怨恨，忘却了悲苦，忘却了黑夜里向医院挣扎的每一步。她知道自己必须走出来，为了活着，为了家人，也为了今后的日子。那些恨埋在了心底，被净化，被融合，后来都化成了力气，充满了母亲健硕的身体，一次次跨过老屋的门槛，一次次躬身插秧苗，一次次打草喂猪，一次次在土灶前烧水做饭。她说人忙起来，谁还在乎痛还是苦？可内心却是一直背负着罪过。父亲结束长假回部队时，母亲重归稻田，沉默不语，依然蹲在地头吃炒米，依然在油灯下撕扯烂旧衣服，给新衣打上五彩补丁，依然在昏暗的油灯下守望着生的希望……

1984年，母亲决议离开乡土跟复员转业的父亲去山东安家。四叔打了一根扁担，“带着它，好使呢！” 四叔还花了两分钱换了两个箩筐，交给母亲。许多年以来，枣儿的故事压在四叔的心头，挥之不去。他捶胸口，砸脑袋，就一句话：我不是人，畜生不如！

一只漆过清油的枣木扁担，两头窄，中间宽，一道道木纹从窄走向宽，再从宽走向窄，其间纠结的纹路紧张后又舒缓，像极了坎坷不断的人生。母亲端详着，眼神忽而落在了陈旧的门槛上。她决定拿出微薄积蓄给门槛上漆。归期遥遥，不知何月。母亲就要离开那座老屋，转而背上扁担，也将背上了一辈子放不下的担子。

母亲腰间缠一床被，裹着干粮和大瓷碗，扎辫子的头巾里裹了五块钱的路费，又把我和三姐抱进前后两个笸箩里，一手牵大姐，一手牵二姐。余下一些七零八碎的东西就塞满了大姐二姐的双手。唯一“违心”的谎言就是告诉姐姐们，山东那里有很多糖，甜得倒牙。那时的我，还没有看懂这个世界。只知道在笸箩里跟三姐打闹，还时不时嘲弄为母亲拎包的大姐二姐。我唯一喜欢的是扁担，颤巍巍一晃一晃，笸箩在漫漫沙土上投射的影子，像夏日傍晚枣儿姐姐骑在母亲头上时两根开心跳跃的羊角辫。温热的夏风，好像在为我唱一首歌，旋律像山谷里清脆的夜莺鸣叫。这一路很长很长，我们有生第一次越过大江的土桥，穿过不知名的稻田间，穿过羊肠小道，穿过枣儿姐走失的县医院，穿过人潮汹涌的车站，坐汽车，换火车，再走路，再坐汽车，再搭牛车，一直到后来我们称之为童年记忆的小农场。路程上，一日两餐，母亲都会选择无人的路边，悄悄掏出干粮分给我们，再打发大姐去河边打一碗水回来，孩子们分着喝了，母亲再喝。不知道出过多少汗，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就那样浑身黏糊糊一路打听一路走，走错了再折回来，折回来也许还要再走回去。母亲累了，就把我们扔出来，跟着跑，跑累了再蹲进笸箩。如此往复，迁徙的路越走越短。直到见到工地上晒成小红人的父亲，跟他回到一个叫做农场的地方，那是我记忆开始的地方，也是母亲新生活开始的地方。

此去经年，记忆里仍有模糊的痕迹：清晨小路，母亲挑着扁担，扁担两头的笸箩晃乱了岁月的节奏。

铁锨

八年，母亲和许多农场家属工一样，渐渐忘记了各自家乡的农具，统一练习如何使用铁锨。和扁担相比，铁锨的木质更轻了，甚至有了金属结构，更尖锐，更锋利，可以铲除淤泥，可以挖出河沟，也能埋下新树，那是农场家属工的标配。八年里，鸡叫三遍，农场女人们胡乱卷起头发，起床，点火，烧炉子做饭，互相喊着嚷着去上工。母亲熬好了稀饭，捡一盘咸菜送到桌前，头也不回地扛着铁锨出了门。中午仅有的半小时，回了家熬上稀饭，再包几根咸菜就走，天黑才回来。

母亲总有使不完的劲儿，总有干不完的活儿。丢下铁锨的她，身影从灶台转到水池，又从水池转到菜地，从菜地转到卧室，再从卧室转到凉棚，一直到天黑下来，直到一切都安静睡去，直到灯亮起来。疲惫常常在深夜爬遍全身。当我问时，她总是摇摇头，叫我赶紧睡，转身时留下长长的叹息。凉棚下，母亲端坐红砖墙下，望着天外闪闪的星，以为那是远去的故乡。从农村到农场，从门槛到扁担，再到现在的铁锨，母亲知足，也常乐。至少，她不用再为孩子们饿肚子发愁，也不用在雨夜端着木盆到处挡水。她唯一要做的就是努力去挣工分，去弥补父亲补贴故乡亲戚们的用度后余下的经济大窟窿。

八年后，农场准备搬迁，院墙边的木棉树被连根拔起，姐姐们哭成了泪人。院子里的西红柿枝叶被砍断，姐姐们又哭成了泪人。院子后的白菜被一棵棵挖出来，姐姐们又哭成了泪人。凉棚上结了五年葡萄的老树也被连根拔起，姐姐们又哭了。依靠土壤滋养的它们失去生命的时候，好像眼泪是姐姐们表达离别的唯一方式，又好像她们想用这种方式去结束自己短暂的童年记忆。此时，我和母亲没有哭。我的无泪是因为无感，而母亲的无泪则是出于解脱，同属麻木，却非一种。即将结束的这段生活，对母亲来说，无异于炼狱。当她经营多年的鸡棚被挖沟机抽成一根根弯曲破碎的钢管时，母亲的嘴角微微颤了一下。几秒后，她长舒一口气，喃喃自语：总算垮了……

农场的小院在顷刻间被拆得支离破碎，意味着我们即将迎来新家。

木头会干裂，却从不屈服，因为它足够坚韧。正如坚强的母亲，很少流泪。即便是化肥烧烂后背的雨夜，父亲一次次用酒精给她擦拭伤口时，母亲也没有掉下一滴泪。我总有疑问，母亲的坚强究竟源自哪里？是独自将她和大姨小姨们带大的姥姥身上的骨气？还是出于母亲对生命单纯的敬畏？

三年自然灾害时代，母亲只有柳树条那么高，瘦弱纤细。一个夏天清晨，气温突升，江边起了大雾。瘦弱的母亲拎着木桶到江边打水，远远听到疯狂犬吠。她顺着声音踮脚寻去。雾中，江边那条瘦骨嶙峋的恶狗嘴里正叼着一个可怕的东西。惊恐中，她丢掉木桶，哭着跑回姥姥怀里。后来，母亲总会眯着眼对我说，决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后来，我将母亲的口述拼接起来，才领悟到：那句话就像火镰掠过了木纹留下的黑黢黢烧痕，那是枣儿夭折烙在母亲心口的疤。

搬家前一天，母亲洗了澡，剪去几十年舍不得放弃的长辫子，齐刘海的短发亮相以独有的仪式感，宣告一场期盼已久的告别。第一次，她在我们作业写完之前就踏实睡去。她知道，黎明出工的家属工队伍不会再敲我们家的门，那只银光闪闪的铁锨也注定是黄昏里的红日，再锐利也终将被锈迹吞噬。

大解放车载满了家具，一路颠簸着奔向滨州，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陌生的小区。我们有了新平房，新院子，新邻居。

第二故乡，在我们的反方向。那样的日子，静悄悄离开我们。

镰刀

我们围着黑白电视庆祝中国体育代表队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争金夺银。母亲坐在门口的木凳上，紧皱眉头，若有所思。她知道仅靠父亲微薄的工资，不足以支撑有四个孩子的六口之家。半个月后，母亲成为养猪场的一名家属工。晚饭时，手拿镰刀的母亲开玩笑说自己要养猪，还要养人，两头都重要，两头都放不下。比起铁锨，镰刀更锋利，却更短了。母亲的农具不再是扛在肩膀上，而是别在腰间。是肩上的担子小了吗？她想，并不是。只是自己慢慢老了……养猪场的工头是个极其刻薄的男人，母亲总在茶余饭后把他的外号当做吐沫，吐了又吐。那是母亲唯一可以发泄情绪的方式，暴力却很有效。母亲更累了，收获也多了。家里添置了新沙发，通了暖气，就连电灯泡也换成了白炽灯。母亲在养猪场外不停地割草，以满足不停疯长的“猪大人”和我们。作为回报，每年过年，家家户户都会分到一份上好的猪肉，包饺子，炖粉条。我们餐桌上的菜品也混杂了来自东南西北各色不同的风味。清晨出门，傍晚回家。她已经不用再顾及我们的吃喝，随随便便留些饭菜就可以对付午餐。直到天黑，她才打一些蔬菜回来，淘米，做饭。

四叔去世的消息传来，母亲的表情像木盆里冻住的冰面，不喜不怒不忧伤。父亲长叹一声，说：走了……也轻松。父亲花掉了半年的工资，托老家棺材铺的王麻子给四叔打了一口上好的棺材。小双哥伺候完四叔的头七，就以养子的名义跟随父亲来了山东，同行的还有姥姥。据他说，四叔临走时是凌晨。四叔坐在芦苇铺上双手抱着头呲着牙却叫不出来，双手颤抖着，双眼圆睁着，渐渐没了光亮，直到断了气息。因为输液患上肝炎，双哥被安排了单独碗筷，与我们四个孩子对面而坐。他没有机会上学，只好靠着父亲求朋友去学汽车驾驶。双哥顺利当上了卡车司机，成为家里的新劳动力。养好身体后的双哥白天忙着跑车，晚上回来跟母亲做家务。从起初的敬而远之到后来的沟通融洽，双哥凭着勤奋逐渐融入新家。双哥来的那一年除夕，父亲带他一起走进大雪中，走向广袤的荒野，点燃火纸，在星火飘远的时刻，双膝跪地，为故乡和远走的亲人们祈福。

双哥为家里增添了收入，父母向老家的施舍也更多了。姥姥的哮喘病得到了很好的照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母亲依旧忙碌，她不顾父亲的劝阻，私下在院子里盖起了鸡棚，在院外种上了西红柿。“你就一辈子改不了农民的命！”父亲抛下狠话，扭头去了工地。父亲的狠话透着心疼，也透着无奈。母亲以胜利者的姿态认真打理着家务，打理着鸡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姐二姐陆续完成学业，走上了工作岗位。母亲做了一段家属工厂的临时工，因为政策改变不得不赋闲在家，安心照料院里院外。生活从未如此平静，平静得让母亲觉得难受。她对枯坐有着一种习以为常的恐惧，对空荡的双手也充满焦虑。脑子里总会闪现一些幻想，让深夜的梦不得安宁。

得益于分房政策，我们家终于从平房搬进了楼房。母亲利用那段时间和双哥忙里忙外，把家里收拾得体体面面。透过五楼的窗，我可以看到很远的田野，看到车来车往的小公路，看到远行的工人队伍，看到节日里兴高采烈串门访友的小青年。

小脚姥姥的双眼镶嵌在凹陷枯萎的脸庞，空洞地望着窗框里的天空，不够蓝，不够广。那样的天无法与大江岸边的视角相比，更无法与稻田里清香的蓝天倒影相比。她说，孙儿啊，该走出去，去更远的地方，去看更大的世界。直到有一天，她趴在五楼的窗户上目送我上大学，默默地说了一声，孙儿啊，这是我看你的最后一眼。

锄头

姥姥倒在了大姨家门外的凉席上，如一段枯木。三天后，那段枯木突然又坐起来跟大姨说，别让你妹回来，她不欠我的。说完话，姥姥才咽了气。

2003年寒假最后一天，父亲躲在卧室里手捧着一张纸，愁眉紧锁。母亲一言不发，也面露难色。我看过那张纸，明白了，“爸，你不能买断！这事，我不同意。”父亲瞪圆了眼睛训斥道：“混账东西！还轮不到你教训我的时候！”我气不过，找双哥说事，没想到他也准备签买断合同。双哥捂着车祸撞塌的右脸说：“所有人都瞧不起我，混不下去，不如出去闯一闯。”

疯了，都疯了！为什么非要离开？第二天临走时，我跟母亲说：“千万拉住我爸，不要签字。”母亲无奈地说：“你爸，倔脾气，谁说的话他也听不进。”

一个月后，父亲给远在学校的我打了电话，说要外出陕北打工。终于，他还是签了，双哥也签了，还搬出了家。

依靠了几十年的父亲的工资来源断了，车祸后毁了容的双哥也不再上交工资，母亲的心跟着家里的钱包一起空荡起来。

几乎一夜，母亲白了头。

天还没亮时，开门声，关门声……母亲摸黑下楼。小区院墙外一条小路穿过，母亲停在了那片无人认领、杂草丛生的荒地前。黑暗淹没了杂草，也淹没了母亲的半截身子。她想了想，回家扛了锄头来。夏日凌晨的风温热，柔柔地吹着母亲的发髻。锄头在她手中一次次挥舞，一次次落下，掷地无声，却狠狠地砸出一个个坑，抛出那些荒草的根。锄头比镰刀重了好多，母亲也感到了吃力。这个年纪干农活儿，远没有大姑娘时代那种泼辣和冲力。挥舞起来的锄头，一次比一次沉重；挖出来的坑，一次比一次浅。可母亲不放弃。也许唯有那样，才能将这个家庭的贫瘠锄掉，也许唯有那样，才能给四个孩子足够的衣食照料。也许，她手中挥舞的锄头，仅仅是用来拉回早已远去的故乡。黄沙土里没有南方的水田，没有白飘带一样的鹭鸟，没有日出时就吆喝起来的小渔舟，没有走街串巷的手艺人，更没有心心念念的爹和娘。母亲傻傻以为他们都埋在了黄沙里，只要一锄一锄地挖下去，他们就能重新回来，往日的快乐也会重见天日。

东边的天，从漆黑迈向蓝幕，又从蓝幕转向橙黄，随着红日升空，母亲皱着眉头直起身，回头望望没过小腿的土坑。

日出时，母亲拎着两根油条回来，为我煮了粥。粘着灰土的手上，几根指头赫然裂开血口子，像甜份过度的西红柿裂开了皮。我抓住她的手问，怎么回事？母亲说，盘土啊，田里人都这样。她也许忘了，早在三年前父亲就办完了母亲户口的“农转非”。看来，户口本上与土地割裂的关系，并不代表那份感情就能轻易放弃。母亲坚信，只要谦卑地躬身乞求土地，它总会给你想要的收获。

大米粥、油条在茶几上被清晨的阳光拉出倒影，我却没有半点食欲。母亲在虚掩的房门后，为裂开的手指涂抹药膏。透过门缝，我看到她皱起的眉头，像极了被翻烂的黄沙土。

半亩黄沙土，给了我们额外的供养。丝瓜、豇豆、茄子，甚至是西红柿，市面上可见的蔬菜，款款走上我们的餐桌。无数个清晨，我们总会在黑暗中听到轻轻的关门声，又总会在天亮时看到母亲用破旧工服兜着满满的新鲜蔬菜归来。父亲的工资换来了我们口中的粮，而母亲的辛劳换来了我们盘中的菜。直到有一天清晨，我在公厕后见到挑着粪桶的母亲，羞愧压低了我的头。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母亲看来，今天与明天之间还藏着某一天。那一天，她可以在黄沙土里拼了命地刨锄，刨出希望，锄到收获。她说她想念某一天里的故乡，想念双腿被稻田淹没时，躬身插秧的活计。想念田间地头干嚼炒米的味道，想念故乡的风、想念故乡的雨，想念父亲离去的背影和母亲弯下的腰。母亲说，人都一样，流干了身上的汗，就忘记了眼中的泪。人不能轻易去哭，因为眼泪最不值钱。这世上只有土地对人最真诚，弯下腰，就能捡到宝。

她知道不断失去养分的黄沙土需要肥料的伺候，却忘记了自己壮硕的身体也会慢慢老去。几年后，姐姐们长大了。头发雪白的母亲预想着她们出嫁的情形。某天清晨，她再次扛起锄头走进沙土地。又半亩地……母亲舍不得临边的蔬菜地，更爱惜自己的棉花地。在她眼里，那些即将绽放的白棉花，将会随着女儿们出嫁，开枝散叶，儿孙满堂。它们会在黄河边见证女儿们身披彩衣的样子，见证她们走过红地毯，与自得所爱举案齐眉，牵手走过红拱门。那时，母亲也为自己心疼：当年她出嫁，有且仅有一床被。

木柄

日子越来越好，家当也越来越多，多得堆满了所有角落。这种显性的表象，是节俭家庭的特质，直到几年后的又一次搬迁才让我们有了切身体验。扁担、铁锨、镰刀……那些拍去厚厚尘土的农具已然裹上了斑斑锈迹，依然被母亲都视为珍宝，简单擦拭之后，悉数装上了卡车，搬到新家。上千户集中的小区，规划有致的配套设施，绿草皮铺满了楼间的走廊两旁，母亲感叹世界将养育自己的土地生生吞没在车水马龙中，感叹要骑车子去很远的郊区才能感受土地的温热，感叹自己以土为生的岁月悄然远走，更感叹当年赤脚插秧的小姑娘，怎么转眼就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她执拗地染黑了头发，不消半个月又会变得花白，于是再染，再白……这种掩饰终究徒劳，可她心里仍旧放不下对抗岁月的抵抗。

姐姐们由于出嫁各奔东西，有了孩子，有了新家，有了新的挂念。那些挂念带走了我们的注意力，却在身后为父母留下了一座空巢。这些年，姐姐们和我回家的机会越来越少，母亲总在空荡荡的屋子，盼着孩子们早回来，哪怕稍坐，说句闲话也好。

小区周遭的绿化没有了荒地，种菜更无从说起。母亲盼着抱孙子，那样小屋里就有了新的热闹。可盼望的，一直不来。

乳腺癌手术后，三姐婆婆蹒跚地把炒米花锅递到母亲手里时，母亲开心坏了。她扯了旧衣服，缝了新围裙，气罐、筛盆、玉米、奶油、锅和糖，依次搬上三轮车，辐条在风中转起，愉快的炒米花生意就在小区里做了起来。小锅的手柄经由父亲用一把螺丝刀焊接弯制，红色的，质地坚硬。母亲只需要一只手就能把玩它，一圈一圈地转着，转成一次次回忆，一次次轮回，轻巧，灵动。

米花在热锅里摇啊摇，从冒烟到砰砰砰响起来，大约三五分钟……母亲抿着嘴，注视着手中不停旋转的木柄，期待米花涌出。几年前做了静脉曲张手术的母亲，不再像以前那样总说腿疼，但落在水泥地上的双脚总觉得发飘。母亲没有离开土地，却失去了田地。那些常常折磨她无法入睡的手指冻伤没有了，让她蹒跚而行的老寒腿没有了，让她清晨起不了床的腰疼病没有了。可是即便如此，她也无法再扛起任何农具，扁担、铁锨、镰刀或者锄头，就好像不断消耗掉的青春。

小火炉燃起的红光中，母亲陷入了沉思，是什么燃尽了它们？记忆的河流上，泛起了一场薄雾，隔绝了过去与现实。无论如何，过去再也无法回来，青春，或者其它。她枯萎的生命再也无法从容使用它们，或划过长空，或深挖地下，或在水池前洗涮，或在晒场上扬起。她终究老了，老得只有力气驱动巴掌长的木柄。

陈东，1980年出生，系山东省作协会员、中石化作协全委会委员，滨城区作协副主席。2012年出版小说《我是特种兵3：侦察精英》。散文小说等作品常见于《石油文学》《北方作家》等报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