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尽管路牌已经严重褪色，我还是瞄到了。因为它的体积足够大，塑料板上“三合村五组（蒿子堂）由此进”几个字，每个都有人头大小。路口很窄，又被两边的树枝遮掩，从外面看，只是一条缝，开车很容易错过。

汽车在山道中行驶了一段，我从驾驶室跳下来，在路边伸了一个懒腰。世界铺陈在脚下，白云浮在腰际，云层之下是我出生的村庄，深呼一口气，胸中跌宕草木的气息。正值深秋，天气晴和，人无溽热之感，山林也没染上萧瑟之气，草木还是大规模的绿。远远地，听见了鸡鸣，它们的声音在群山之中，既空洞，又响亮，叫得人心慌。村庄掩在一片葳蕤之中，那种绿，比春天沉，比夏天结实，荒芜以另一种形式顽强生长着。村里的人一年比一年少，我需要治愈，村庄又何尝不是？

每次遇事，心情不畅快了，就想回老家，尽管此处已无我半分田地。父亲去世后，母亲随家兄进了城，老宅荒废不可住人，阶前荒草丛生，时有蛇鼠出没，在这个生我养我的村庄，我真的没了立锥之地。但还是忍不住回来了，像一个避难者，寻找内心的偏安之地。

我家在村口——所谓家，单是指房子——但我并没去看一眼那栋破陋的土砖屋，径直把车往前开，停在三叔家的晒谷坪上。听见刹车声，三婶甩手慌忙走出来。她脸上堆着笑，腰间系着青布围裙，为迎接侄子的归来，她在家里搞卫生。我觉得她过于客气了，从小在山里长大，怎会在意这些。我喊了一声婶，她的笑容立马从脸颊两边荡开。三婶看起来年轻了，脸上没有了先前茧状的酱紫色硬皮。三叔在县城工厂里做事，堂弟堂妹在外面打工，家里有了固定收入，她不用每日下地，更不用担心吃食问题，日子好过了起来。

三婶说，床铺预备好了，当在自己家一样。我问，叔呢？她说，知道你回来，骑摩托到镇上买酒去了。我说，我不可能空手回来，车上带了酒的。三婶笑了笑，就是个礼。我不再说话，默认了。有些东西，坦然接受反而是一种尊重。每次回来都住三叔家，自家旧宅这么多年无人居住，床铺、被褥都长了霉，屋顶很多地方漏水，破洞到处可见，夜里抬头，可望见堂屋上空的星星。说是回家，其实是回三叔家，父母不在之后，我已经是一名客居者。从后备厢把孝敬三婶的东西拿出来，靠在堂屋神龛底下。她没说什么，也坦然地接受，这让我感到踏实。

三婶将竹椅递到我手上，意思是让我坐，她的卫生没搞完，转身继续忙了。开了半天车，确实有些累。坐在晒谷坪，身上落满余晖，那日光有着金属般的质地，重重落在我发酸的胳膊上，我充分感觉到了它的分量。坐在大门前，对着青山发呆，过去放羊、放牛的山坡如今长满高大的树木，成了一片森林。掏出手机对着它们拍照，山头上飘着的白云，让图片看起来比现实美丽，挑了一张最好看的发到微信朋友圈，在点击完成的同时，听见山道中传来摩托车的声音。

三叔把摩托车停在墙根脚，人没站稳，就迫不及待掏出他的老摩托罗拉打了起来。等下过来吃夜饭啊，早点来，莫等到天黑，天黑我是不得去接你的。听语气，就知道他在跟新雄说话。三叔跟新雄是同庚，从小关系就好，到六十岁，还是这么好，互称老兄。按辈分，新雄跟我平辈，他要喊三叔一声叔，但他们两个喝酒猜拳的时候，从来都是把哥俩好放在前面，旁若无人地称兄道弟，爷爷在世时，经常骂三叔不分长幼尊卑，把辈分矮了下去。三叔在村东头，新雄在村西头，几年前，新雄死了老婆，如今女儿出嫁，儿子又不常回来，多数时候，新雄一个人在家开伙。一个人吃，一个人住，自己缝衣补鞋，日子有说不出的恓惶，三叔只要喝酒就喊他。

通完电话，三叔才腾出手跟我打招呼。他指了指手里的塑料袋，镇上有人开了酒坊，卖高粱酒，手艺不错，三十块一斤，隔那么久我就去打两斤。在老家，这种是最好的酒，平日大家喝的自酿米酒，市场价不过八块。听说我要回来，他老早就杀好了鸭子，血用半碗米醋装着，准备炒血鸭，刚刚又从镇上买了两斤排骨，打算清蒸。年轻时三叔在工地上学过几天砌匠，还当过帮厨，什么活都会几下子，十个八个菜不在话下。我乐得看他忙活，一边陪他聊天。干活和看人干活，也是一种交流方式。他问我近来如何。具体指工作、妻小、身体状况。我一律都答好，尽管实际情况并不很好。可如果我的回答有半点犹疑，他会当即停下手，问个究竟。接着又问，怎么不把儿子带回来看看。我说，太小了，才三岁，一个人带他，坐不了这么远的车。这个理由找得很好，三叔没察觉异样，我不会跟他说两口子吵架的事，更不会说吵到了何种程度。

新雄很快就来了。正值农闲，手里没有紧要事，天没黑，我们就在晒谷坪摆桌子，吃起了夜饭。好几年没跟新雄喝酒了，彼此都放不开。我客气，新雄更客气。三叔就催，喝起，喝起，喊你过来是陪酒的，又不是外人。我们这才放开手脚。喝到第二杯，婶子在一边敲警钟，莫让你叔喝多了，他春天因为胃病住过院。我说，不会的，我们晓得分寸。三叔则说，我不喝多，最多二两，让新雄和侄儿喝，我倒酒总可以吧。说得大家笑了起来。乡里喝酒用酒盅，比酒店里喝白酒用的小玻璃杯大不了多少，如果不猜拳，慢饮的话，喝一天都不会醉。

几杯高粱酒下肚，我坚持要开带回来的酒。三叔说，算了，算了，开了又喝不完，三个人哪里喝得完一瓶白酒。我说，喝不完，明天继续喝，谁规定开了非得喝完？喝多少算多少，尝尝吧。三叔乐得不再坚持，行，那就尝一下侄儿的酒。酒到嘴边，饮下半口，酒气喷向鼻尖，三叔连说好。新雄也说好。当然好，这酒买的时候就是年份酒，到现在又多藏了好几年，品质当属上乘，差酒也不敢往家里带。新雄平日不喝酒，我也不太喝，因为话赶话，进度出奇地快。天暗下来的时候，婶子把大门口的灯拉亮，灯亮的一刻，我看见三个人的脸都成了猪肝色。

酒桌上新雄一会儿指责儿子很久不回来看自己，电话都不打一个，我要是死了，在屋里臭了，长蛆了，都没人晓得。然后又说，不回来更好，看到胀眼睛。那女人什么都不会干。他是指儿媳妇。伟伟讨的老婆是河南人，是嫁到我们村的最远的外地姑娘。姑娘在镇上长大，说起来，算城里人。你一个农村娃，讨城里老婆干什么？长得好有什么用？讨回来当菩萨供？女人不伺候男人，还要你反过来伺候她！说起儿媳妇新雄很不满意，但从口气看，一时听不出到底是在埋怨，还是骄傲，儿子娶到一个城里女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本事。我说，什么农活不农活的，能搞钱就行，田种得再好，未必能吃饱肚子，时代不同了叔。三叔也说，他们两口子打工，不用下地干活。新雄说，打工能打一辈子？他像是在问我们，又像问自己。这是一个终极问题，一时间三个人都答不上来，场面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村里跟我一般大的这批80后，没有一个会驾牛耕田。山里土地不平，如果不用牛耕，那些田只能抛荒，三叔和新雄为此感到担忧。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死了屠夫照样吃肉。他们自问自答道。所有问题都有它解决的方式，哪怕不解决，也是一种解决。儿孙自有儿孙福，真到了那个时候，双腿一伸了事，想那么多干什么。他们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继续着话题。

讲到儿女，三叔也有自己的苦恼。堂弟今年已经三十四岁，堂妹的女儿读小学一年级了，他还没言及婚姻，三叔和三婶催了一年又一年，始终不见动静，每次回来，都要谈及此事，我怎么搭话似乎都不太合适。新雄刚好相反，女儿方丽说嫁就嫁了，养了二十多年，没得到一点好处。没嫁人时，衣服是女儿洗的，地是女儿扫的，里里外外都靠女儿，如今，吃的没人煮，卫生也没人搞，屋成了狗窝。你啊，讨得老婆嫁不得女，光想着占便宜。三婶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

夜色从野地漫过来，对酒桌形成合围之势。酒劲猛力冲击着头颅，夜色和酒配合得当，赐给我们短暂的安宁。酒不但能释放情绪，同时也给人带来勇气，在这份勇气的掩护下，一切变得没那么严重了。生老病死是常事，何况只是嫁女儿。

说到婚嫁，母亲那辈最远不过嫁一二十里，翻几个山头的事，如今，村里的姑娘动辄嫁到千里之外的外省。读书，或者出门打工，认识了外省男孩，两种情况都有。有孝心的，或者说有经济能力的，隔两年回娘家探一次亲，没经济能力的，嫁出去，跟卖给人家一样。就当那女娃死了吧，长辈们如此感叹。对偏远地方的人来说，女儿远嫁跟死老婆一样悲壮，即便新雄这样的硬汉也肝肠寸断。

倒了很久苦水，新雄才想起问，你妈身体好吗？我说，好。孩子跟老婆呢？也好。他便奇怪，那你回来有什么事？我说，没事，就是回来散散心。你是说旅游吧，农村有什么好看的，你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啊。确实，散心对农民根本不存在，他们遇到闹心事，要么在肚子里憋着，要么用酒灌醉自己。他想不明白，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可烦的，吃国家粮，端铁饭碗，房子车子孩子都有了，日子很好过才对。我无法向他解释，我的烦恼是看不见的，更无法说清，不像他，可以列出一二三来。不过，经他这么一问，心情轻松了不少。人就是这样，看见别人不幸，好像自己的不幸就减少了许多，听别人诉说烦恼，自己的烦恼潜意识退居到了幕后。酒真是好东西啊，刚参加工作时，很少喝酒，就是喝，也当任务，当毒药，捏着鼻子往下灌，再好的酒都浪费了。现在，我经常一个人在家自斟自饮。很多东西，要到一定年龄才知道它的好处，如苦难，如孤独，如那些无法与人分享的悲与痛。人世深不可测，我们有着自己必须独立面对的东西，倾诉不过是瞎子点灯，别人的烛光照不亮自己的方寸之地。

2

原本以为开了五六个小时车，又喝了酒，一定会睡一个好觉。可上床后，灵台异常清明，脑子里播放起了白天的种种画面，仿佛喝下的不是酒，而是兴奋剂。煎熬多时，才意识到麻烦的根源所在。我的失眠与胃里的酒精无关，更与白天的奔波无关，是蟋蟀在作怪。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诗经》的这种说法经常被作家引用。如今正是蟋蟀跋扈之时，它们的叫声此起彼伏，如遥远星际的闪电，不时照亮这个屋子，也照亮黑夜深处的我。想到清明回来那次被蛙声打扰，现在又被蟋蟀吵得不得安宁，在这里，我已经是一个外人了，突然出现在村庄之中，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以前在村里，从没这种感觉，我很少注意那些野物在夜里的存在，它们的叫唤像身边某个人的呼吸，干扰不到我。现在不同了，多年的城市生活，一旦适应了一种环境，会对别的环境产生排斥，过去熟悉的村庄对我来说成了全新的领地。跟当初努力适应城市一样，如今，我又要调整心态去适应乡村，像两个血型不同的人，彼此深爱对方，可当身体遭遇危机，却爱莫能助，无法给对方以帮助。

饶有节奏的鸣叫，如强悍的敌人，在屋外环伺。闭上眼，全身心呼唤睡意，身体并不回应。乡愁不是愁，老家也不是家，谁能想到，一个人在他的出生地陷入了失眠的境地，睡不了一个好觉。

想着这般种种，睁开眼天已经大亮。

三婶问我睡得如何。我未及开口，她自问自答说，是不是醉氧？山里空气太好，氧气太足，所以睡不着。不过没关系，在山里睡五个小时，比你们平日睡八个小时还管用。我问，你怎么知道？她说，年轻人从外面回来都这么说。三婶说得对，我没睡多久，精神却很好，昨天开长途的疲劳全没有了。

早餐除了前晚的剩菜，还有一碗水煮南瓜苗。已经十月，居然有南瓜苗，我很是吃惊。三婶说，只要最顶上的嫩龙头，几田埂的南瓜，总共凑了这么多。她说，秋天的瓜苗比春天好吃，味浓，甜净，春天水分太重，味道寡。我迫不及待动了筷子，如三婶所说，确实好吃，有植物的清香，还有山泉一样的甘甜。三叔大清早就上班去了，他每天天亮出去，天黑回来，来去都骑摩托。我说，起这么早，冬天怎么办，会很冷啊。她说，冬天住工厂宿舍，他们厂有宿舍。三叔在砧板厂上班，老板是陈明忠。陈明忠是我们村的首富，一度也是县里的首富，县城最好的宾馆，就是他开的。再上两年班，就可以领退休工资了，三婶说，搭傍老板人好，他在厂里没上够二十年班，是老板想办法让他把以前欠的社保交上去的，凑足二十年工龄，工龄一到，每个月可以从国家领到一千八百块。有这个钱就可以安心养老了，跟退休干部一样，说到这，三婶脸上露出了难以抑制的幸福。的确，他们住在乡下，没有买房的烦恼，平日吃的粮食蔬菜都是自己种，不生大病，有这个钱，可以颐养天年了，比多数城里人都舒服。

被酒精侵蚀的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治愈，用力咀嚼，满口是南瓜藤特有的香气，我不觉放慢了进食的速度。城里吃不到这么可口的菜，那些菜大多出自大棚，是被化肥催出来的，像元宵节单位发的那些元宵，虚有其表，引不起我的食欲。

说起元宵，也许是位置偏僻，又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总之，小时候从未听说世界上有元宵这种东西。山里人只吃汤圆，也只认汤圆，那种做工简单，颗粒粗糙，味道却极好的东西。上年头顶好的糯米，用水泡一夜，第二天上石碾子，磨出来，过一遍筛，然后，在筛里直接用手搓。因为粮食有限，糯米不多，不管什么时候做汤圆，跟过节没什么区别。一家老小齐上阵，仪式感很强，什么馅都不加，丢一点白糖进去，就很好吃。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后来考大学，离开老家，再没吃过那么好的汤圆。原因很简单，如今的糯稻，经过品种的改良，产量上去了，质地却差很远，加上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口感不可同日而语。更关键的是，没有用汗水浇灌土地，一镰刀一镰刀割取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东西，少了劳动的艰辛，没了收获之喜，味道自然减色不少。

大山深处的寒凉之地，每棵稻子都关乎我们的命运，伺候它，打理它，看着它一步步从泥土中走到碗里来，整个过程，如奉神明。可如今，村里人已经不插老式糯稻了，那种糯稻产量低，禾叶锯齿锋利，收割麻烦，要吃糯米，都是到市场去买。那是一股近乎浓烈的芬芳之味，上磨的时候老远都能闻到，轻轻揉搓，满手生香，现在的汤圆和元宵，光用鼻子，根本无法确定是米做的。

在土地上丢失的东西，只能在土地上找回来，我的还乡无非也是如此。其实，一切精神所需都可以从物质中汲取，这仅仅取决于你的牙齿、嗅觉和肠胃的消化能力。我应该去爱具体的人，而不是什么模糊的精神概念，爱具体的事物，而不是纸上谈兵，玩文字游戏。绝大多数苦恼都是我自找的，虚妄而无意义，是我为自身设下的陷阱。如果每天能吃一碗眼前这样的南瓜苗，也许什么精神诉求都不会有了吧。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身体充满局限，有些事物比精神更难触及。

吃了早饭，一个人在村里漫无目的地走。

天气很好，我想去爬山，顺便到水库看看。

3

远远地，没靠近水库大坝，便有急促的犬吠传来。

大坝上那户人家还养着狗，那狗还像多年前一样敬业，从老远叫到跟前，踮着脚朝我探视，好在它并不龇牙。这是最好的看家狗，懂得掌握火候。主人家没随狗叫出现，想必下地干活了，单留狗看家，他们家的两个儿子和女儿也没出现。那两个儿子都比我大，女儿比我小，儿子跟村里大多数人一样，在外打工，至于女儿，已经远嫁他乡。主人不在，狗叫得也不自信，嚷了一阵，怯怯地退到屋檐下蹲着了。任何时候，狗都是要仗人势的，没有人给它撑腰，再称职的狗都会敷衍了事。它比我更恓惶，对眼前的世界更没底气。大概觉得任务已经完成，此刻，它坐在那里显得很心安理得。

爬上坝顶，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巨大的土坑，水库不是印象中的平湖高举、碧波荡漾，底下只有一小层水。黄黄的，浅浅的，徒劳地汪在那。它是那么浅，那么可怜，犹如半锅黄汤。今年年成很好，雨水充足，没遭遇干旱，水库怎会没水？我想不明白。因为爬坡，身上出了一层细汗，秋风吹过，感觉到皮肤的紧缩，脑后似有一道寒流闪过，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村里最热闹最受欢迎的地方如此败象，寂寥透顶，只两壁倔强的骨骼，嶙峋地袒露在那，太阳一照，耀眼发白。泡在水下的小岛，露了出来，看起来那么丑，完全不是记忆中的样子。现实轻而易举刺破了记忆的表层，它比窗户纸还要薄。原本想从水库大坝上去，爬爬山，看看过去放羊的芭茅岭，如今一点心情都没有了。其实，也没法爬山，林木疯长，上山的旧路被柴草灌木覆盖得找不到入口。出门时三婶就告诉我，已经没路了，除了野东西，谁也上不去。我不信，非得来看看，结果让人败兴。

从水库回来，发现三叔在门口坐着。这两年因为疫情，厂里订单时有时无，班也上得稀稀拉拉，但他依然坚持每天按时去，机器不开，就回来，开的话，就做几个小时工，相机行事。

我问三叔，水库里怎么没水？他说，要那么多水干什么，村里只种了几十亩田，不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其中一半还是单季稻。碰到下大雨，蓄水太深，还会把水放掉，只留一小层，能兜住鱼就行。水库每年都要干，好出鱼，下半年蓄水太多，年底就得用抽水机去抽，那样会增加成本。又问，水库边上的窝棚是谁家修的？荣辉修的，一个给羊住，一个给猪住，他的猪和羊都是放养，猪每日三餐准时下来吃潲，羊只有落大雨才会归栏。你不知道吧，三叔说，现在山里野猪成灾，没人的时候，它们会下山偷东西吃，花生、红薯，什么都刨，山边边的地，没有不被祸害的，夜里还进到村里来，但不能打，说是二级保护动物，打野猪犯法，还可能坐牢。

其实也打不到，野猪力气大，比家猪聪明，很狡猾。荣辉养了两头母猪，故意不配种，天天往山上赶，让它们跟野猪混在一起，生下来的猪仔，都成了野猪。野猪肉四五十块一斤，比牛肉还贵呢，三婶在一旁啧啧称叹，她还打开手机微信，让我看视频。三婶的手机比三叔先进，是华为荣耀，4G，什么都可以看。荣辉在猪栏前装了摄像头，那段视频里，浑身长着棕色毛长嘴獠牙的野猪，跟黑色的家猪相处甚欢，混在一起吃潲，相对野猪仔的收益，猪食的损失不值一提。视频来自村里的微信群，那个群除了转发政策文件、下达通知，更多的是村里老头老太太唱歌跳舞的内容。自从荣辉装了监控，观看野猪下山跟家猪交配，成了大家关注的热点。

荣辉不单在猪栏前装了摄像头，山前、山后和几个主要隘口都装了，猪羊丢在山上，一点也不担心。二十年前，我们家养羊，丢过好几次。有了这种操作，再也不可能出现偷盗事件了，不论谁想偷羊，都要从那几个隘口过，二十四小时全程监控，看得一清二楚，盗贼无能为力。真是与时俱进，养猪也用上了高科技。

荣辉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70后，专科，在那个年代已经很不容易。早年他在中山某公司任职，一个月工资好几千，消息传回村里，大家瞠目结舌，因为那是2000年初，钱还非常值钱。事业有成，在外面混得风生水起的人，到中年，突然回乡创业，当起了农民。有人猜测，他肯定是在外面待不下去了，被迫回来的。也有人说，他厌倦了城市生活，不喜欢每天八小时按部就班，回来过小日子的。似乎都不像，他在村里干得很卖力，不像优哉游哉的样子，那些吃力活，没有半点享受生活的迹象。但他也没灰头土脸，仍然有条不紊地干着。对此，他没过多解释，好像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怎么就回来了。由此，这个奋斗半生，已经成为都市白领的人，成了村庄的另类。受荣辉的影响，前年我哥也把户口迁回了村。我哥是村里第二个大学生，重点大学本科毕业，如今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在深圳教书法。他把户口迁回村里理由明确，现在土地比身份重要，只要有钱，到哪都可以买房，但土地不易得到，要是选择城市户口，他将失去村里的所有田地。哥哥把户口迁回来的举动，遭到亲戚们的一致反对。好不容易两腿不沾泥，成了城里人，又不像荣辉在家里创业，没必要这么干。但哥哥义无反顾把户口迁回来了。不在体制内，端的不是铁饭碗，城市户口没有多少用处，区别可能只在于吃低保的标准高一点，我难道会混到靠吃低保过日子？如此，大家只好接受这个事实。

和三叔谈及村里的人事，发现这块巴掌大的地方暗流涌动，一些人在拼尽全力进城，另一些人又想方设法回乡。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县城买房，买了但并不住，租出去给别人，只为证明自己有能力，好在村里争得话语权。在外创业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在村里修起了深宅大院，那些院子，他们同样很少住，仅仅作为财富的象征而存在，提醒村里人不要把他们忘了。他们在模糊一个界限，或者说，强调了一个界限：无论走到哪，身份如何变化，他们始终是村里的一员，必须占据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据族谱记载，湘南陈氏于明代中叶从江西迁到此处，从定居那天起，没有一人埋骨他乡，这是一群有恋乡癖的人。

4

相较于我的默默无闻，几个月前，另一个人的回乡，则轰轰烈烈。

陈明忠的发迹充满传奇色彩。最初，他是厂矿的修理工，从学徒做起，成了老师傅。上世纪80年代末，工厂效益不好，被迫改制，他靠贷款购得一个车间，由此开启创业之路。在车间的很多年里，他的事业平平无奇，只是个小型企业主，他的发达与美国人有关。那年海湾战争爆发，在此之前，他的厂子钢材堆积，无法出手，战争一来，钢铁价格飞涨，那些滞销的钢材，一扫而空。之后，南斯拉夫又开打，有了前面的经验，嗅觉灵敏的他，迅速捕捉到商机，从广西和越南大量进口铁矿石，他的身价从小百万眨眼蹿到几个亿，以几何倍数增长，一跃成了全县首富。因为年事已高，十年前他移民美国，只留儿子在国内守着以前的产业。这种人以前大家只在电视和报纸上见过，他的存在，让村里人感觉，自己离财富很近，离美国也很近。

陈明忠回国，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美国那边疫情严重，这让他感到了恐慌。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新冠病毒对老年人很不友好，重症和死亡病例主要集中在老年人身上，在异国他乡，陈明忠每日担惊受怕，他闭门不出坚持了一年半，等情况一缓解，找准时机回了国。

村里最有钱的人从美国回来了，村里男女老少奔走相告。相较于村民的激烈，陈明忠本人倒显得很平淡，他回村不是为见乡亲，也非寻亲访友，他的那些兄弟姊妹，早迁居到了城里。他是回来祭祖的，老祖宗不但保佑他发了财，还让他逃离了病毒的围困，从美国安然逃离，必须要感谢一下。

大概受了陈明忠的启发，听说我要回老家，母亲大人专门从深圳（哥哥那）打来电话，嘱咐我，记得去看看你老子啊。所谓看看，是指到他坟前烧香化纸。春天涨水时村里人告诉她，父亲坟前的陡坡被山洪冲塌了一块，她担心自己丈夫在下面睡不安稳。由此，我的回乡有了一个临时使命，给父亲理坟。

父亲走得匆忙，不像村里其他老人，自己选好墓地，那个地方是村里长辈为他定下的。方位虽好，但地不平，空间不够宽敞，地势逼仄，然而，已经是短时间内可以选择的最佳地块了。只能怪父亲自己，只活到五十九岁，对身后事完全没来得及安排。照我们村的惯例，墓地和棺材，都是老人自己备的，只有他什么都没管，屁股一拍就走了，留下一个烂摊子。

听说我要去理坟，三叔决定陪我走一趟。

父亲的坟在村子对面，新安塘往上不到三百米的地方。我和三叔走到父亲坟前，看过之后，徒呼奈何。坍塌的地方虽小，但很难修复，因为它的前面是近乎悬崖的陡峭之地，要修复原貌，得从下往上砌一堵高墙上来，工程量很大。三叔估算了一番，运送土石方，外加人工费，没有几万块做不到。其实这个缺口并不影响坟头的安全，只要父亲不半夜里翻身，绝无坠入悬崖的危险，只不过有碍观瞻而已。村里人喜欢把坟修得很漂亮，越有钱，投入越大。跟办丧事一样，热闹是给活人看的，坟墓的华丽程度，代表子孙混得如何，纯粹是面子工程。可现在不是争面子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情况并不好，家里的房子都没钱整修，没有余力管去世的父亲的居住条件，只能等以后再说。用柴刀将父亲坟头的茅草和灌木收拾了一番，算对母亲有了交代。

忙完这些，两个人出了一身汗。三叔坐在父亲坟前抽烟，我站在原地伸起了懒腰。从父亲坟前望去，正对着我家大门，这是他们当初把他埋在此地的决定性因素，父亲可以看到自己挣下的家，只可惜，多半时间他望着的地方空空荡荡，我们很难回来一次。

就是那个土包，水桐树下的那个，海娃就埋在那，那是他家菜地，三叔忽然起身指了指左手对面的山坡说。我早就看见了那个新鲜的土包，只是不知道那是海娃的坟，还以为谁家新修了什么东西。

海娃去年冬天死于一场意外，坐在办公室，悄无声息丢了性命，据说是劳累死，发现的时候，人已经僵硬。因为是疫情期间，遗体不能出城，他们只好在殡仪馆将他火化了运回来，家中父母、妻儿，未能见他最后一面。海娃比我大三岁，不满四十，生龙活虎的一个人，说走就走了，留下一对年幼的儿女。这些年村里很多看着我长大的老人都走了，年轻一辈，海娃是第一个。听到他走的消息，大家都无法接受，村里的年轻人不论在家的，还是在外打拼的，按人头，每人五百，自发给他捐了一笔款。想着那尚且年轻的妇人和失去父亲的孩子，我们能做的少得可怜。

照村里的习俗，亡人墓地多就近选取，屋前屋后，进村出村的路口，甚至自家菜园，哪里方便就埋在哪里，海娃的位置算远的了，因为村子周围的好地方早被前辈们占据了。按理，海娃没有资格葬在村边地界，因为他是横死之人，这种人被认为死后仍心怀怨气，幽灵会干扰活人的生活，对村庄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应埋在偏僻之地。但这次，村里人一反常态，表现出足够的宽容，他们觉得海娃虽是短命鬼，但留有子女，对村庄只有不舍和留念，不会有怀恨之心，因此，同意他就近下葬。除海娃这个例外，离村子越近的墓，主人的年岁越长。相对海娃这个晚辈，父亲辈分高一些，他的墓也就离村口近一些。

隔土相望，生者和死者之间隔着的是表里山河，满目人事，升起炊烟与苦难的村庄，无论萧条、繁茂、寂寞，还是热闹，永远是离乡者心心念念之地。如同一种媒介，我们用肉体连接泥土内外，年年岁岁，那坟头衰草，正是灵魂散布的消息。

5

要说我们村跟别的村有什么不同，可能就在于它是一个被死者围绕的村庄。这里的墓地和房屋近在咫尺，与眼前活着的百把人相比，埋在地下的人早已过万。老祖宗明中叶从江西搬来，迄今六百年，族谱上那一沓厚厚的名字，如今都活在土壤之中，活在每日三餐的粮食蔬菜当中。

出门见坟，很难说到底是活人住在死人堆里，还是死人始终参与着我们的生活。跟死人为伴，我们丝毫不觉惊扰，也不感到恐惧，大家早就习以为常。村民们下地干活，常挖到骸骨，那些坟墓因为时间久远，塌陷得看不出迹象，跟普通平地没什么区别。过去日子穷，无钱立碑，谁也不知道那些骸骨具体是哪家的祖先，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们都曾是陈家祠堂的血肉之躯。因此，无论谁，在哪挖到骸骨，都会收拾好，烧一把纸，鞠三个躬，选一个不碍事的地方重新埋了。

村口大路边有两尊低矮的夫妻坟，据说是我们家先人，至于是几世祖，家中无人清楚，更谈不上具体名讳。爷爷说，他小的时候每年会跟着他的爷爷去给那两尊坟烧香化纸。之后，爷爷自己有了孙子，到岁末和清明，会带着我们去给那两口子上香烧纸，摆上猪头肉做的供品，再泼洒三杯水酒。因为这样的举动，村里人人知道那两个土堆是我们家先人，尽管平日里牲畜喜欢在那里撒泼拱土，屎尿拉了一地，但依然是一块令人敬畏之地。

既然是我们家先人，死后，理所当然也是我们家的鬼，他们守着的那两簸箕宽的地，自然就是我们家的地。过去，那个地方很不起眼，可有可无，跟路边其他角落没什么区别。后来，村里修路，两个土堆成了无法忽视的障碍，工程队的人说，用铲车铲平了事，却被村主任阻拦，这件事我们后来才得知，一家人对村主任万分感谢。既然是坟头，必须绕开，哪怕多费一些手脚，多转半个弯，也不能对人家的祖坟动手，这是我们村的规矩，在移风易俗的时代，外人很难理解这一点。也许，等我去世，后代就不会记得他们了，我从未告诉儿子，村口有我们家的老坟。祖先是用来怀念的，而怀念，也意味着事物的消失。乡村很多东西在变，但我并不觉得它像某些作家说的那样一味在荒芜，它只是改变了原来的状态，有了全新的面貌，这个面貌需要重新去认识和接受。

这些年人在外地，跟故乡联系有限，这个地方只有两件事能惊扰到我，一个是生，一个是死，至于我，无论生死，对村庄来说都微不足道。我喜欢这种微不足道的状态，不管去哪里或者回到哪里，都不会惊扰旁人。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时刻被内心的焦虑所充斥，需要想各种办法求得安宁，所幸还有故乡，所幸我还能回到故乡。

【作者简介：秦羽墨，本名陈文双，生于1985年，湖南永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常德市文联。著有散文集两部、小说集一部，多篇作品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中篇小说选刊》转载，曾获《创作与评论》杂志年度作品奖、第二届三毛散文奖、湖南青年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