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跃文在《文汇报》刊文谈《家山》的写作，他说小说里的很多人物和事件都有原型。这种事后的补述似乎可以增加故事的可信度，但却不是必需的。《家山》的艺术真实感和感染力奠基于作者对传统乡村生活的细腻描摹，以及在此之上为人物及其性格变化创设出的生活情境、命运走向和道德面向，当然也有对民国初年到解放时期历史变迁的总体性观照。小说在具体地域和文化环境中写出了家事与国事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性，实现了合情与合理的高度契合，在张弛有度的节奏中迸发出了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故事是一个近似“大团圆”的结局，但读者“长舒一口气”之后却轻盈不起来，心上仍是沉重的。掩卷深思，佑德公与陈劭夫在“新天新地”中告慰祖宗，贞一在半个世纪后叮嘱留在台湾的念梓“勿忘故土，勿忘家山”，结尾的这些情节让我们为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和家与国多舛的命运唏嘘不已。

如果没有记错，“家山”这个词只出现在了上述贞一写给念梓的信中，而且是在全书结尾的一句，“点题”意图相当明显。这个古词本作故乡讲，但在此处的意涵显然不止于此，王跃文赋予了它以新的、更加丰富的语义。小说聚焦于湘西南一个名为沙湾的小村庄，表面上看是在描写陈、刘、朱等几姓之间既有宗族血亲又有利益冲突的复杂关系，似乎延续着《古船》《白鹿原》等家族史写作的传统路径。但细究起来，却又有很大的不同，最突出的是使用叙事空间几乎不曾转换的定格视角，在小地方、小人物的烟火日常中见历史、见时代、见家国，给绵密厚实的传统乡土生活增加了诗性。对于这样一部逾五十万字的“大长篇”而言，将以小见大这种并不新异的技巧扩大为整个故事的叙事追求，不仅见功力，也更见勇气。

《家山》的叙事在一个极其狭小的地理空间内展开，视点基本没有离开过西到豹子岭、东到齐天界的沙湾村周边，最远只到过县城。贞一、克文等在长沙读书，劭夫在外征战，人物离开故乡的活动几乎未曾给予正面的书写；贞一的丈夫郭书坤也只是一个活在众人口中的人物。但若从时间上看，算到结尾贞一给女儿写信，时间跨度长约百年。作者虽然在临近结束时留下了大段的叙述空白，但并不妨碍故事的完整性，因为熟悉当代中国史的读者有能力在想象中将其补齐。从民国初年到解放大军到来，作者的笔触犹如在沙湾上空安装了一台摄像机，在相对固定的位置观察这个“邮票般大小的地方”里百姓生活的变与不变，聆听“梆老倌”更梆声里的安稳与俏皮，触摸一双油鞋上的人情冷暖……四跛子被迫打死外甥，妻子桃香以一副出口成章的口才赢得官司从而得到“乡约老爷”的美称，但仍然将自己刚刚生下的孩子送给姐姐去顶门立户；逸公好心将空屋子给达公住，最终却落得个明卖暗送也换不来一句感谢的结果。如此等等这些乡土生活中常见而又重要的内容，不仅反映出传统伦理的复杂纠葛，更掩藏着每一个当事者内心深处难以言表的情感揪扯。

世俗生活是小说想象现实的根据，《家山》用带有田野原生气息的方言、百科全书般的地方知识和事无巨细的乡土经验构建起的民间性，使之显现出不同于以往此类题材作品的艺术质感。跨越巨大的时间鸿沟，依然能够令人信服地向网络时代的读者讲述百年前的乡土中国及其变化，是因为作者发现了“民间”这个可以承载精神的丰厚土壤。在普通话和网络话语大行其道的今天，选择方言不仅意味着用认同传统和乡土的方式来对抗今天程式化的生活秩序和消费美学，从而还原生活的生动性，也意味着找到了解开人物与他们身在的山川地理、村庄院落、习俗器物，乃至思维和情感方式之间关系的密钥。从“揸火”到“种阳春”，从“吃橘子不知道分瓣瓣”到“吃橘子知道分瓣瓣”，读者的阅读既有因为沉浸于想象和思考中的深沉向往，也有幽默与风趣激起的会心一笑。对于外界，作者笔下的沙湾是偏僻的，但在靠天地神明和祖先崇拜、宗法制度下的乡间伦理、以乡绅威权和保甲制度为核心的乡村自治、“媒妁之言”和“无后为大”的婚育观念等建构起的带有总体性的乡村生活模型中，精准刻画出了农民情感世界里的丰富与细腻，也勾勒出了传统文化由封闭僵化而日渐走向开放的轨迹，“时代变了”是一句常被他们提起的话。可以说，在用扎实的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传统乡土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家山》堪称近几年长篇小说中的翘楚。

作者自言，“文学笔法即人间态度”，对社会道德和生活意义的价值判断也同样隐含在《家山》的笔法中。在小说里，传统伦理道德被置于至高的位置上，佑德公的仁厚、善良、智慧与顾全大局，有喜、四跛子和桃香等人的淳朴、勤劳，齐峰、劭夫、贞一等积极投身革命的勇气，以及沙湾人对知识的重视等都对此做了很好的诠释。佑德公和扬卿的形象令人记忆深刻，前者作为在乡耆宿，是传统道义的维护者，在沙湾人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后者留洋学习水利归来，在县上主官频繁更换、地方兵荒马乱的时局中，不辞艰辛进行水文勘测，以科学的态度主持修建红花溪水库造福苍生，是富有理想主义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这其中，家国情怀作为沙湾人身上的重要品行被彰显出来，尽管佑德公声言“我做老百姓的，只盼好官府，只盼有太平日子”，但在这个朴素的愿望背后，他所信奉的仍然是国泰才能民安的历史逻辑。正是基于此，逸公临终叮嘱扬卿对抗日要有信心，要“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抗战胜利时刻，在佑德公的号召下，沙湾五百多人挑着新谷去劳军；解放前夕，五云寺的涤音师父和平日里“尖小”的修根都出粮出钱支持自卫队等一切行为都有了充分的合理性。

革命是《家山》的一条重要线索，但它摒弃了宏大叙事对革命的模式化，把革命与沙湾人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这不仅使家国天下的情怀有了坚实的生成基础，更写出了时代变迁、家族荣衰和个人命运三者之间盘根错节的共生关系。佑德公行动和观念的转变是一个典型。国共合作破裂的消息传来，他砍樟树雕菩萨为劭夫祈福；全县到处都在杀红属，他在齐峰的安排下冒险将沙湾十一户红军家属转移到齐天界，并在后来的生活中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彼时他的头脑里并没有革命的概念，只是认为“杀人总不是好事”；他曾经年年主动封柜缴税、日本投降后还把新谷交作军粮，但面对国民党强拉壮丁和缴不完的苛捐杂税，喊出了“我屋世世代代做顺民，今年我要反了！我领头做抗欠大户！”的口号，此时他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革命者。看似距离这个偏居一隅的小山村非常遥远的革命，不期然改变了从佑德公到逸公，再到修根、齐树、朱达望等许多人和他们家族的命运。可以说，《家山》以人民的视角写出了革命的必然性。对于沙湾人而言，家事就是国事，国事也即家事，这无疑是“家山”不可或缺的词义。当然，小说里也不缺乏对革命的正面书写，并且塑造了齐峰、史瑞萍、胡珮、劭夫等职业革命家的形象；尤其是对齐峰的描写，他出人意料的真实身份被公开的过程带有谍战和悬疑小说的特征。

《家山》生动描绘了传统生活及其衰变的种种细节，时代变革加诸于形形色色的沙湾人身上，每个人的内心又都是一个幽深而复杂的小世界。作者并不通过直接移植外来观念去生硬启蒙乡村传统，而是让人物在家族血脉和山河大地的滋养中，在他们所处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中成长。在种种物质和制度的现实中涵育出的思想情感，构成了家国天下里的世道人心。仅凭这一点，《家山》就已经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佳作。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

作者简介：

桫椤，文学评论家，河北作协研究员，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诗选刊》杂志主编。著有评论集《阅读的隐喻》《网络文学：观察理解与评价》，网络文学研究专著《林海听涛与<冠军教父>》，散文集《自以为灯》。曾获第六届《芳草》文学奖、第二届孙犁文学奖、第十三届河北文艺振兴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