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时候，每天晚饭后，总会听到悦耳的笛子声飘向街头。有非常好听、但庄稼人叫不出名字的曲子，也有人人都会跟着哼两句的《洪湖水浪打浪》等。

吹笛子的是六哥，他们本家堂兄弟大排行，他排第六。

人们的兴趣爱好一是传承，二是传染。六哥的父亲生前教书，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影响了六哥。我们村里有“玩乐器”的风气，传染了六哥。村里凡是男人不论胡琴琵琶，还是笙箫，人人都会一点儿。一个四五百人的小村子，拉出一支四五十人的民乐队，都是上得了台面的。

那时农村中所有的乐器，六哥都能上手，但最出色的还是吹笛子。每天晚饭后六哥总要吹一阵，但是吹什么曲子、吹多长时间，一要看六哥的心情，二要看他是否还有别的安排。

六哥多数时候是在家里吹笛子。他家祖上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日子也还宽裕。留下来三间大瓦房，屋门口有高高的台阶，六哥就坐在台阶上吹。夏天的夜晚，乡亲们聚集在街头乘凉，如果有人提议让六哥去吹一会儿，他一般也欣然前往。有月亮的时侯，六哥也会到村口去吹。村口有个很大的坑塘，常年有水，坑塘旁边有一个高高的土堆，是村子里历年来坑塘清淤的泥土堆积起来的，像一座小山。皎洁的月光里，六哥坐在“山”顶，悠扬的笛声响起来。

月光瀑布一般洒下来，远处的庄稼，近前的绿树，都被涂上一层闪烁的银辉。坑塘里镜子一样平滑的碧水，映照出又一轮月亮。在这样的情境中，六哥吹起《九九艳阳天》，我们听得如醉如痴。

月光里坐在土山上听六哥吹笛子的，都是男孩。女孩们大都矜持地保持一段距离。只有一个叫夏荷的女孩，每次都走到土山脚下，而且每次六哥笛子独奏结束的时侯，夏荷都刻意迎着我说一句：六哥笛子吹得真好。

包括六哥在内，村子里熟悉乐器的人们都不识谱，也没有曲谱，他们自称叫“啷当韵”。听别人唱过之后，根据歌曲的旋律，凭听觉和理解，变成“里哏愣哏里地噔……”之类的节拍，在乐器上演奏出来。这很原始，但也需要天赋。有一段时间，我很羡慕那些会摆弄乐器的同龄人，于是私下向六哥提出，我想和他学习乐器演奏。六哥打量我两眼：“你嘴唇太厚，吹笛子肯定不行，要学就学拉二胡吧，二胡好学。”

三日笛子两日笙，拉胡琴起个大五更。在我们村里，连我奶奶都知道这句话，意思是说学习吹笛子需要三天，吹笙需要两天，而拉胡琴起个大早就学会了。遗憾的是，我学了一年，拉出来的声音依旧如“黄鼠狼拉鸡”。六哥叹一口气，轻轻拍拍我的头，说：“你还是好好读你的书吧。”

六哥不仅精通乐器，还练过拳脚，虽然叫不上什么名堂，但打起架来，同龄人三个五个不是对手。我们村子虽小，却分为两个自然村，前村和后村之间有一道天然的沟壑。有一天晚上，我们前村和后村的孩子们隔着沟壑对骂，随着骂声聚集的孩子越来越多。骂着骂着对面有人开始打弹弓、投坷垃，还有人扬言打过沟壑来。这时候六哥来了，他站在沟壑边上，双手叉腰，朝着后村那边大喝一声：一群小屁孩，滚蛋！就喊了这么一声，后村的孩子们呼啦就散了。后来看书只要看到“一鸟入林，百鸟压音”这句话，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六哥那一声断喝。

六哥会上树，不管什么树，也不管有多高，他像一只狸花猫，嗖嗖几下就上去了。六哥会凫水。1963年河北平原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洪水，洪峰到来的第三天中午，人们站在仓促筑起的堤埝上，看着被洪峰削去的十几户人家，看着依旧不见回落的洪水，忧心忡忡。突然，一个人飞身一跃跳入了水中，是六哥。人群顿时像炸了锅：六子干什么去呀，不要命了。六哥游到不远处，拦住了一个漂浮在水面上的汽油桶，他借助水流，一手推着油桶，一手划水，把油桶推到岸边，请大家帮忙弄了上来。打开油桶的盖子一闻，不是汽油，而是不知从上游哪个粮站冲下来的花生油。六哥找辆平板车拉回家，挖个坑把油桶埋在地下，一家人吃了三年。

凡是六哥会的，我都不会。别人即使会，也只能在六哥屁股后头跟着跑。唯一遗憾的是，六哥不愿意上学。

六哥比我大五岁，我们两家的关系，到我们这一辈算是五服。他的父亲母亲都去世很早，和妹妹跟着爷爷过日子。爷爷年老体弱，操持一家人的生活就很吃力了，再加上俩孩子没爹没娘，在管教方面有些力不从心。六哥读完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爷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去了。好在六哥只是不愿意上学，并不淘气，辍学第二天就跟着大人们下地劳动挣工分了。六哥虽然上学不多，但由于父亲是读书人，家里有不少的藏书，所以他还是读了许多书。

尽管我和六哥是兄弟，他也只不过比我大五岁，但在我心目中他是我的上一代人。小时候特别盼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上学读书，可是，当我入学的时侯，六哥已经辍学两年了。虽然他的笛子声让全村人着迷，但是，除去集体劳动之外，他喜欢独来独往。如果硬要说他和谁关系最好，那就是我了。我后来想，为什么六哥有时候愿意带我玩？他母亲和我母亲的娘家是同一个村子。听母亲说，六哥母亲咽气之前，拉着我母亲的手说，妹子，往后替我照看着孩子们。这算不算“临终托孤”，六哥是不是知道这个情节？我没有和他核对过，我自己猜测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就是我不让人讨厌。六哥有时候一个人坐在村口的坑塘边上发呆，我凑过去，坐在他旁边一声不吭，决不打扰他。他什么时候意识到我的存在，主动同我说话，我再搭话。还有，大概我的一些举动也让他觉得新奇。初级小学即将毕业之际，国家出了一个劳动模范叫时传祥，是北京市的掏粪工人。《中国少年报》开展“当掏粪工人光荣吗”大讨论，我投了一篇稿子。虽然没有刊登，但报社为了鼓励参加讨论的同学，给我寄来一张精美的书签作为纪念。在偏僻的小村里，能够收到《中国少年报》从北京寄来的书签，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村子没有过，在我们公社也没有过。六哥翻来覆去地看着书签，神色凝重。大概就像我觉得他的许多技能很神奇一样，他也觉得我能得到这样一张书签很神奇。在还给我书签的时侯，他认真地对我说：“我兄弟不简单。”

每当六哥的笛子声响起，总是有乡亲叹息：可惜了六子的本事。

是金子总会发光，六哥到底迎来了他人生的机遇。公社成立文艺宣传队，点名让他去宣传队吹笛子。六哥到了宣传队大放光彩，因为他不仅会吹笛子，还会拉二胡，不仅会拉二胡，还能上台表演。

大约宣传队成立半年之后，终于轮到来我们村演出了。

那是春夏之交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逢年过节村里自娱自乐的演出，都是在学校里。而这一次为了显示隆重，也为了容纳更多的观众，演出场地改在打麦场上。用秫秸编织的帘子围出一个凹字，靠凹字后面三分之一的部位拉一根铁丝，挂上两块床单，床单前面算舞台，后面自然就是后台。两盏汽灯把前台和后台都照得雪亮。我们几个男孩不老老实实在前面看演出，跑到后面看队员化妆。那秫秸帘子本来就稀稀疏疏，用手稍稍一扒，后台的一切尽收眼底。

刚开始，只有宣传队的女一号在后台补妆、喝水，而我最想看的是六哥。正在想，六哥真的走到后台来了。不过他没有看到我，或者根本没有想要看我。他径直走向女一号，拿起女一号刚刚放下的水杯，喝了两口水。女一号瞟了六哥一眼，娇嗔地说：“干嘛用俺的杯子喝水。”六哥一副理所当然的姿态：“愿意用你的杯子喝水。”就凭在这过程当中的眼神、语气，我马上明白六哥在事业有成的同时，还收获了一份爱情。

接下来六哥返回前台，下一个节目就是他的笛子独奏《逛新城》。他本来吹得就好，又是回到我们村演出，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看完演出回到家，我兴奋地告诉奶奶和母亲：“六哥搞对象了。”

母亲问女方是谁，我告诉她们就是公社宣传队的女一号王云红。王云红人长得漂亮，又是我们邻村的人，母亲和奶奶都知道她。在为六哥高兴的同时，又对我的判断半信半疑，一再嘱咐我：“小孩子家，不许乱说。”

隔了不到两个月，王云红果然大大方方到六哥家里来了，给爷爷买了点心，走时还约上六哥的妹妹，两个人一块儿到县城去逛街，等于公开了和六哥的关系。

那天晚上，我出门遇上了夏荷。夏荷只比六哥小一岁，但是那天晚上我觉得她的表情像是一个比我还小的小女孩。而且我觉得她好像是在刻意等我，打过招呼之后，她问我：“你和六哥关系最好，听说他有对象了？”我没有迟疑：“对呀，对象今天上六哥家来了。”夏荷停住了脚步。因为没有月亮，我看不太清楚她的面容，她眼中好像有泪光。

又是不到两个月，六哥遇到了他人生中第一次重大挫折，公社文艺宣传队解散了。县里要求各公社不再保留文艺宣传队，优秀的人才选拔到县里去，县里组织一个高水平的宣传队。而我们公社的宣传队，只选拔走了王云红一个人。

原来村里人们以为，公社的宣传队即使不办了，也会给队员们安排一下工作，哪怕到社办企业去上班呢。没有想到，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六哥又回村里来了。好在王云红表现够意思，六哥回村第二天，就来六哥家表示绝对不离不弃。

六哥回村后连续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有人撺掇六哥挑头，组织一个吹打班子，哪里有人家过白事，就去当吹鼓手，总也有点收入。六哥听了勃然大怒：“我从事的是艺术，在你们眼里我居然是吹鼓手！”结果那人从六哥家出来，到处散布六哥是“武大郎攀杠子——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第二件事就有点严重了。六哥跟着爷爷长大，爷爷对他恩重如山。也正因为如此，爷爷是他的底线：开什么玩笑都可以，不能拿爷爷开玩笑，骂爹骂娘可以，骂爷爷不行。可在农村里面，长辈和晚辈开玩笑，多数时候是拿爷爷奶奶开涮。生产队的作业组长李三明偏偏忘记了六哥的底线，和六哥逗嘴，冒出一句“去你爷爷那个烂屁股的”，恰巧六哥的爷爷有严重的痔疮，经常便血，李三明不仅“侮辱”爷爷，还揭爷爷的隐私，六哥顺手从地上捡起一块半头砖，“啪”就向李三明头上砸去。幸亏李三明躲得快，否则不出人命也得形成重伤害。对于这件事，村里人们只要提起来，只有一声叹息。

因为运动的关系，无学可上，我也回村参加劳动，和六哥见面的机会更多了。这天傍晚，我发现他又是一个人在村口的坑塘边上坐着，就走了过去。这一回我不仅主动搭话，而且直奔主题：“和人家打架而且动砖头，确实过分了。”他没有扭头看我，依旧盯着坑塘里的水，但口气非常诚恳：“我知道，这一回是我错了。”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我说：“经过宣传队这一年，你已经不再安心捋锄把子了，你得想个办法离开。”“你以为我不想离开，可是怎么离开，去哪里？”“我想过了，你只能去当兵。”“当兵？”他终于扭过头来望着我，“人家都十七八岁当兵，我已经二十二了。再说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大爷的事。”

六哥说的大爷，是他父亲，小名叫琪。按家族辈分，我叫他琪大爷。抗战前夕琪大爷在县简易师范学校读书时，由校长做主全班同学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什么事也没有做，甚至连张表格也没有填，就是把班里的花名册报到了国民党的县党部。这件事成了琪大爷一生的污点，并累及子女。我告诉六哥:“昨天我去城里，遇见一个高两年级的同学，从部队回家探亲。他说现在部队特别重视文艺工作，经常搞文艺汇演，你应该去试一试。”

六哥动心了。

这一次又是他的笛子成全了他。他的笛子声不仅征服了接兵的连长，连长怕团长不相信，把团长叫来当面验证，团长也听得如醉如痴。再加上公社领导和村干部都愿意帮助他，琪大爷国民党员的事被网开一面，六哥终于在二十二岁那年当兵了。我去县城送他，他和所有的新兵一样，已经换上了没有领章帽徽的新军装，背着绿色的军用挎包，只是挎包里多一支笛子。

从始至终没有看见王云红来送行，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一年之后得到确切消息，她和县里分管文艺宣传队的一个干部不清不白，居然怀了孕，还把孩子生下来了。那个已有家室的干部受了处分，王云红则被开除回家。这事不能瞒着六哥，我马上写信告诉了他。六哥回信也很快，信中说：咱家的鱼缸又旧又小，养不下这样的金鱼，散了就散了吧……

只隔了一天，生产队收工回家的路上，夏荷小声喊住了我。等人们渐渐走得远了些，她说：“听说王云红出事了？”没有等我回答，她扭过头去，望着路边的白杨树，“你问问六哥……看得上我不？”说完不停地用脚尖划着地上的泥土，好大工夫才回过头来。我仔细端详了夏荷一眼，这也是我第一次认真端详她。我突然发现，夏荷虽然算不上特别漂亮，但也端庄耐看。她的眼睛不像王云红，看你一眼就能让你丢了魂，夏荷的眼睛里透着善良和诚恳。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六哥愿意，而且表示他一直对夏荷有好感。可惜，夏荷的父亲坚决不同意：“就小六子那小子，一句话不中听就拿砖头砸人，除非我死了你去嫁给他。”我写信告诉了六哥，六哥回信只有一句话：“兄弟，告诉夏荷，都是缘分。”

那天晚上，在六哥当初吹笛子的土山脚下，我把信的内容转告了夏荷。夏荷一句话不说，只是痛苦地抽泣着，不敢哭出声来。我劝不是，不劝也不是。坐下不是，走也不是，就这样尴尬地陪着这个大我四岁的女孩，哭了至少两个钟头。

随后发生的事情，我真的相信了六哥说的缘分。有人通过我给六哥提亲。女方的村子离我们村七八里路，女孩是我的初中同学，叫杨素序。她应该比我大一岁，但上学晚些，低我一个年级。如果那时也流行评选校花，自然轮不上她，但排前五名是没有问题的，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六哥的姻缘来了。我答应马上告诉六哥，让他回来相亲，女方家长说不用。我这才知道杨素序对六哥心仪已久，当初曾经追着公社文艺宣传队走过全公社三分之一的村子，就为听六哥吹笛子。可是，六哥反倒坚持要回来相亲。他说杨素序和夏荷不一样，和夏荷一个村子长大的，知根知底。和杨素序走对面都不认识，还是见个面找找感觉为好。

六哥请假从部队赶了回来，一个多云的夜晚，乘着朦胧的月色，我陪六哥去相亲。到后，我和杨素序的父母、姐姐坐在西间屋喝水聊天，六哥和素序在东里屋交谈。我至少三次提示天太晚了，我们走吧，六哥才依依不舍地走出来。素序提出送送六哥，她的家人非常知趣，只迈出大门一步就停下了。我虽然算不上聪明，也不算太傻，一出村口，我就独自上了自行车，骑出至少三里地，坐到路边去等了。

等的那个工夫啊！突然，月亮从云缝中露出半个脸，我隐隐听到了笛子声。我知道六哥今天肯定找到感觉了。

大约零点时分，六哥才匆匆赶上来，见到我第一句话是：“我告诉你，你们虽然是同学，但今后不许叫名字，叫六嫂！”

那一年我被推荐上大学，离开了家。后来听说六哥在部队遇到一次提干的机会，但这一次父亲的问题没有被放过，提干不成他复员了。杨素序果然重情重义，六哥复员不到半个月两个人就结了婚，可惜我没有喝上他们的喜酒。这些年回老家和六哥见过两次面，每次都匆匆忙忙，没有坐下来交谈过。但他的情况我都知道。复员回来结婚以后，他出去打过工，也自己做过生意，没有摔过跟头，也没有发过大财，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近几年听说他翻盖了房子，又买了车。素序给他生了一儿一女，孙子都快上中学了。

退休之后，回老家的机会多了。一次，我在村里随意走动，下意识地走到了六哥家附近，正巧碰上六哥。他请我去家里坐坐，我自然不能推辞，也不想推辞。

第一次走进他翻盖过的房子，虽然不如当年的大瓦房气派，也算得上高房大屋。六哥一进门就喊：“素序，炒菜、烫酒，我兄弟来了。”

堂屋里没有了老式的灶台，正中是一张八仙桌。六哥招呼我在桌旁坐下，高兴地说：“真巧，昨天晚上做梦梦见你，今天你真来了。”

我问：“梦见我什么了？”

六哥说：“还不都是年轻时候的事。”

我们的话题就从年轻时侯开始。聊来聊去，聊到他对音乐的热爱，没想到六哥却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人们对我的看法有分歧，全是因为这件事。我现在有车有房，有吃有喝，日子过得挺滋润，没有人说我不会过日子。唯有在一辈子喜欢音乐这一点上，有人依旧说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向上够不着艺术家，向下瞧不起吹鼓手，顶多算个自娱自乐的艺人。”

我插话说：“也不完全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当年你的笛子不仅让你自己感情有所寄托，而且愉悦了乡亲们。”

六哥点点头：“还是我兄弟会说话，就是这句话，感情寄托。感情寄托这东西不像拐杖，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它支撑着一个人往前走，所以一个人一辈子总要有个感情寄托。我从小没爹没娘，生活艰难，是喜是悲全都在我的笛子里宣泄出去了，我就是自娱自乐又如何！”

六哥眼睛里一闪而过的神情，让我仿佛看见了那个敢于直面任何挑战的年轻人。他接着说：“所以我对一辈子喜欢音乐从不遗憾，更不后悔。感情寄托这是对我自己而言，对外人来说呢，会吹笛子总也算是个长处，这些年许多小生意就是因为人家喜欢听我吹笛子才谈成的。当然，最大的成功，是吹笛子打动了你六嫂。”

素序来上菜，一听笑了：“见了你兄弟，还没有喝酒就醉了。”

酒菜摆好，六哥开心地端起酒杯：“咱哥儿俩先喝了这杯酒。”

我伸手制止了六哥：“酒我差不多天天喝，你的笛子我却几十年没有听过了，我想先听你吹笛子。”

六哥放下酒杯，对素序说：“拿笛子来。”

六哥握好笛子，问我：“听什么？”

“小时候听过的，欢快的曲子。”

六哥略一思索，一曲欢快的《扬鞭催马运粮忙》响起。

郭华，197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近年来在《当代》《北京文学》《作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多篇。曾获中国报纸副刊作品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