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邵风华，诗人、小说家，兼及文艺批评和随笔写作。湖山社成员。著有诗集《另外的时间》，随笔集《不辞怀抱》，编著《空白之页：戴望舒的诗》等。获第十八届滇池文学奖年度大奖。现居山东东营。

我接到小荷的电话。她正在商洛的某处山庄，那里是她好朋友的家。也许是最好的朋友，我没听清。走廊上正好有一个护士推着送药的小车走过去。她告诉我她想来看我。她马上就要毕业了，已经拿到了毕业证书。她说，我想你了。这句话让我感动。医院里太压抑了，每个在这里呆到两天以上的人都会怀疑人生——无论他是病人还是陪护者——而我已经呆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左手边的第三个病房里，躺着我的父亲。他的肺已经烂了。但他自己还不知道这有多严重。他的对面是一个九十岁的老头，个子不高，常常盘腿坐在床上。前几天他住进来的时候，父亲问他多大年纪了，他回答说：四十五岁。在我们狐疑的目光中，他像个孩子那样挤了挤眼睛，公岁！他大声说，然后开心地大笑起来。透过刚刚被保洁阿姨擦拭过的窗子，一缕阳光照在我的脸上，走廊一下子暗了下来。我内心涌起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她想来帮我几天，她知道陪护病人是非常辛苦的事。我没告诉她我听到这句话有多开心。我想把这股热乎乎的、可以称之为幸福的东西紧紧包裹在心里，一点也不让它溢出来——我非常开心。有几个人进了病房，我收起手机快步返回。那几个人围在那位老先生床前。又没死成！老头的话把大伙都逗乐了。包括我父亲，我，还有和父亲邻床的宫老。只有他的女儿没笑，她正聚精会神地盯着手机。这天晚上，邻床的宫老去世了。前一晚，我半夜里被他喊疼的叫声惊醒。黑暗中，我父亲的眼睛也睁得老大。走廊上来了不少人，但没听见哭泣的声音，连说话声也被刻意压低了。一大早，保洁阿姨把邻床的床单被褥都抱走了，又换上了新的。等待着下一位病人的到来。病房里的气氛似乎没受什么影响。大家都对离去的人闭口不谈。我只是感到有些奇怪，因为我昨天下午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他的笑脸。

小荷追问我是不是真的。她很难相信一个人在下午还能露出那样的笑脸，而到晚上就死了。我也许不该对她说起这个。可这么多天都在医院里，我已经没有了别的话题。每天看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病人。小荷，我觉得我快坚持不住了。我心里想的是，父亲出院的日子仍然遥遥无期，而我就像一个判了苦役的犯人。我踢飞脚下的一枚石子，告诉她我这会儿正在病房楼西边的一个小公园里。然后，我在紫藤架下的石凳上坐了下来。每天中午，伺候父亲吃过饭，我都会来这儿坐一会儿。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看到枝头上那些跳来跳去的小鸟，黄色的、蓝色的、褐色的。我相信这是整个医院里最有活力和诗意的地方。我不知道那是些什么鸟，小荷当然也不会知道。你很难向一个不在场的人描述清楚一只鸟的样子。此刻她正和她的那位好友在山间漫步。我想她们也会看到许多鸟。不管它们是什么颜色，只要是鸟，就能唱出好听的歌声，就一定比我们人类更自由一些——它们可以在蓝天下无拘无束地飞翔——那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最终，小荷没来找我，而是去了杭州。

回到病房的时候，父亲正瞪大着眼睛追踪一只飞来飞去的苍蝇。一见到我，就吩咐我快点把它打死。我找不到苍蝇拍。父亲有些气恼，指了指被风吹动的窗帘。我知道苍蝇拍就在窗台上，是我昨晚放在那儿的。我举着苍蝇拍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儿，寻找那只被父亲深恶痛绝的苍蝇。这会儿，它不知躲到哪儿去了。我咕哝着放下苍蝇拍，给父亲的水杯里加满水。他一定觉得我蠢笨极了。其实，那只苍蝇是我故意放跑的。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大概放跑了二十几只苍蝇和更多的蚊子。晚上，病房里只剩下父亲一个人。那个瘦小的老头晚上悄悄回家住了。我轻手轻脚地出了病房，再次来到那个小公园里。我仰望着树林之上的天空，那么高，那么奇怪而蓝。有两颗明亮的星星一动不动地挂在上面。

两天后的下午，小荷告诉我，她正在一辆去往杭州的高铁上。我记得我愣了好一会儿，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我没问她为什么改变了行程，大概只是随便说了一句什么，就很快挂掉了电话。但我不想再回到病房里去了。一刻也不想。我找到那位保洁阿姨，她有一个老乡在医院里做护工，这两天正好闲下来。我说我想回家去洗个澡，换一下里里外外的衣服。我掏出五百块钱，请那位护工替我去陪护一夜。我叮嘱他编造一个合适的理由，尽量不要让老头生气。无论如何，我现在不想去见他——那个我很少直接称呼“爸爸”却又实实在在做了我三十年父亲的人。在病房里，他似乎变得更陌生了。

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鸣翠湖边的布克咖啡。我经常坐在窗口的位置。在那儿可以看到正在沉落的又大又红的夕阳。我喜欢看它在湖面上跳跃着，展示它最后的辉煌。我端着一杯没加糖的意大利苦咖啡望向窗外，那浓重的苦涩让我的脑袋有了一丝清醒。所以我又想起了小荷。我给她发了一条微信，告诉她我正在湖边喝咖啡，告诉她这儿有很美的夕阳。我还想再说几句什么，但写了几个字又删掉了。疲倦感再次蔓延上来。我点了一份意面，也只是皱着眉头吃了几口。大概是五口。然后，回家。直到晚上九点多，才收到小荷的回复。她发来一张照片：一个穿着桔黄色睡衣的女孩躺在宾馆的床上。那是她自己。她看起来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么瘦，锁骨支得很高。她的样子像是在笑，可又看不到皮肤下面有什么欢快的东西在涌动。也许是累了。杭州是一个大地方，比河口大多了。整个晚上，除了这张照片，她没有多说一个字。她想告诉我什么？告诉我她已经睡了，还是想告诉我现在她是一个人在宾馆，让我对她放心？我用两根手指不断地划开去：尽量把照片拉近，想看清楚她半眯起来的双眼。

我刚认识小荷的时候，她就是这个样子，瘦瘦的，笑起来嘴巴咧到腮边。但这丝毫不影响她的美，反而增添了一丝俏皮和性感。那时候，她还是一名大三学生。在网上各种链接的神秘牵引下，她看到了我的博客。我贴出了刚刚做好的书架。我在某本杂志上看到一个德国艺术家的工作室图片，她在展示她去世的祖母留下的一个古典沙发：黄褐色的表皮上有一条裂痕，但看起来依然典雅、温暖，仿佛她的祖母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在那张沙发上，侧耳聆听一曲勃拉姆斯。在沙发后面，立着一个大大的可以折叠的纯木书架，除了几根斜拉骨架和搁板，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哦，那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简洁、大气、文艺范儿。我找了一个木工，把那个图片交给他；他推荐用美国红橡木来做。小荷在那篇博客下面留言：这个书架好漂亮啊，我想要一间房子，四面墙上都是这样的书架。我看着她的留言，实在忍不住，一边笑一边回复她：那你从哪儿出来呢？

第二天，我起得很晚。醒来后，大脑里还在不停闪过一些乱七八糟的场景。分不清那是什么场景，它们只是不停地闪动，仿佛只是为了证明我还活着。我觉得我又小睡了一会儿，还在迷迷糊糊中看到父亲躺在病床上的样子。然后我又想到了我自己。很久以来，我都是一个悲观的人，从不敢想象未来。三年前，我终于下定决心出离自己死水般的生活，妄想去外面闯出一片天地。我甚至跟着一个温州老板去阿塞拜疆卖了一年智能卫生洁具。可转了一圈之后，我又低着头灰溜溜地回到河口，窝在家里写一些不知何时才能发表的文字。在人们眼里，我的脸上一定写满了“失败”。很多个“失败”。

去医院之前，我先去看望了我的母亲。我已经好几天没见到她了。父亲刚住院那阵子，她偶尔会炖一点鸡汤送过来。除了鸡汤，她想不出别的有营养的东西。上次来医院的路上，她被一辆电动车撞倒了。她感觉撞得不重，也没让肇事者把她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甚至没留下对方的电话号码。可到了第二天早上，她的尾椎骨开始疼痛，一连两天走不了路。而我们已经没办法找到电动车主了。她咬牙坚持着不去医院，我明白她是怕我太累了。的确，自从父亲住院以来，本来就瘦弱的我又轻了十来斤。现在，我可能跟小荷差不多重了。我不喜欢称重。小荷也不喜欢。可能太瘦的人都不喜欢称重，当然，不喜欢称重没什么大不了的。路过菜市场，我给母亲买了一些土豆、西红柿、茄子、包菜。它们便于储存，不容易坏掉。她已经好了很多，可以拄着拐杖在屋子里转圈了，就像一头掉了牙的老年动物。她照例在门口嘱咐我慢点开车，然后又挪到厨房里，透过窗子看着我开车离去。

一进病房，父亲就开始发作。他肯定已经憋足了劲，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我甚至能听见他的肺在丝丝作响。但他全然不顾。我是你的父亲，你的亲爹。他狠狠地盯着我，两只手攥紧身侧的床单。他的声音沙哑，哪怕用尽了气力，也只比一只烧开的水壶更响一点儿。我忽然感到一阵悲哀。我决定不再忍受下去——是的，我知道你是我的亲爹，我的嘴角溢出笑意。必须承认，那笑意比我父亲盯着我的目光更刻骨、更有杀伤力。我知道你是我的亲爹我在五岁那年就知道了……我喘了一口粗气，把多年来压在心底的话全都倾倒而出。连我自己都很难相信，我讲出的那些竟然全部都是事实。我觉得从我们这代人开始，应该再也不会出现那样的父亲了。然后，我瞪大眼睛盯着他。我有点担心他会立刻死掉，那当然是我不愿看到的。但我也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的反应顶多就是闭口不语，装作什么都没听到。现在，他正是这么做的。还是老一套。小时候，我多次想长大以后杀了他。

小荷，我又和他吵架了。这一次，她很快回复过来。她正在杭州一个有名的商业街上游荡。她用了“游荡”这个词，让我想到了城郊外的荒野。从前，我经常去那儿“游荡”。一片片盐碱地。荒草和鸟鸣。有时候大风会把人刮回唐朝。那条街上店铺林立，卖的大都是杭州特产。多年前，我曾在其中的某个小店里买过两个银饰，上面刻着“一生平安”。街角有一家电影院，门口贴满了大幅海报。现在，小荷就像多年前的我一样，正从影院门前经过。她告诉我吃过午饭后，可能会去看一个电影。我告诉她那很好，我告诉她我也喜欢一个人看电影，那感觉挺酷的。她发回一个微笑的表情。她没有询问我的父亲。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她现在应该和我一起呆在病房里。那样我就不会和他吵架了。我们会幸福地沐浴着病房里的阳光；或者，她会在家里等着我，让我拥有一种久违的温馨之感。而现在，我们只是各自游荡。她游荡在一条人群熙攘的大街上，我游荡在病房里，走廊上，轻易没人打开的步梯间，以及那个小小的公园。我把手机装进兜里。我不喜欢想这些。我不希望这个世界变成我不希望它成为的那种样子。我觉得自己老得越来越快了，而世界也不再年轻。

一年前，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是一个女孩，她说她是小荷的同学。小荷来找我了。她担心我找出种种借口阻止，也担心我由于出差而不在，所以上了高铁之后，委托她的同学通知我。小荷已经去找你了，那个女生说，你要保证她的安全。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否是小荷交代的，但它让我隐隐有了一丝不快。我起身走到窗前。楼下那几棵香椿树像是突然间就长大了。那是春天的时候，我和两个来找我打球的朋友一起栽种的。傍晚时分，小荷发来信息，她已经到了东营火车站。我回复说我正在洽谈一笔业务，让她打车去森朴咖啡等我。我把手里的书放下，走到门口摁亮了电灯，再为自己倒了一杯水。然后，又拿起书看了几页。直到我感觉到，我可以出去找她了。我觉得时间刚刚好。

小荷坐在最里面的一张桌上。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她也立刻看到了我，站起来，朝我微笑。这是一个安静的所在，在这里，可以省去第一次见面时不得不说又很难说出的话；也省去了不知如何开始却又感觉不可缺少的拥抱。我们一起坐下。她面前的咖啡杯已经空了。我叫来服务生，点了两份简餐。她低声对我说东营是个不错的地方。我知道这句话有些牵强，因为她来自一个省会城市。但东营没能让我长肉，我说，所以我恨它。她立刻把嘴捂上，又把腰弯了下去，而咖啡桌却差点跳起来。在那一刻，我感觉她的确是爱上我了。

护士要换班了。我跟随她们走进病房。前面的一位交代说病人晚上还要吃一次药。就这么简单，连床号都不用重复。父亲在医院里呆了一个月了，没人不认识他。我也早已和她们熟悉，要下班的是郭小璐，值夜班的是王晴。大约十一点半之后，逐一查完自己负责的病房，她可以在护士站里面的房间里睡一会儿，但要随时准备起来应付各种情况。最麻烦的是那些大呼小叫不停喊疼的老家伙。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死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床上？如果换成我，我哪里都不会去，只有呆在家里才会让我踏实。当然，也说不定是被自己的孩子强行弄来的，他们不想让他死在家里，没人想买死了人的房子。你不能这么刻薄，王晴说，吃个苹果吧，甜东西会让人快乐。工作台上有一袋苹果和一袋香蕉，可能又有病人出院了。父亲上次就诊出院的时候，我也买过。我拿了父亲的药和一个苹果回了病房。快乐？我几乎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快乐过。太久远了。我感觉我已在医院里呆了一个世纪。我是你父亲，是你的亲爹。是的，这是事实。人们就是这样，陷进各种各样由事实构织的网里，无从挣脱。现在，我站在床边看着他。他说他是我父亲，可我们看起来毫无相像之处。也许疾病会彻底改变一个人，从形貌到内心。不过也许，我从来就没有这样认真地盯着他的脸看过。

我记得小荷脸上的每一个细微之处。我们躺在东园的草地上，晒着太阳。她向我描绘小时候生长的地方（她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天水，伏羲氏的老家。我说我想去那儿养老，她笑得在草地上打滚。她当然是故意的。我让她给我看好那里的山，不要让愚公那样的蠢蛋挖掉，也不要让什么神仙鬼怪背走。山里还有一个瀑布呢，她说。那就一块看好啰，这还用说嘛！她又滚了半圈，滚到我的怀里来。后来，我好像睡着了。不过肯定没有睡多久。当太阳西斜的时候，我们去了天鹅湖，又去了广利港。看到那么多渔船挤在海沟里，她兴奋极了。一个在天水长大的人，从没见到过那么多渔船。我们又去了海边的跑马场，但时间有点晚了，马场已经关门。我们只好远远地看一眼围栏里那几匹脏兮兮的瘦马，悻悻地返回。晚上，我们去了东城唯一的一家咖啡馆。我曾在那儿写过一个剧本，关于那些在咖啡馆里混时光的男男女女，我把他们想象成一个个心怀鬼胎的人。时间还早，年轻的店主坐在吧台后面出神。我们直接上了二楼，我时常占据的那个位子。在那里可以观察每一个进出的人。如果在这里架一台摄像机，我对小荷说，或者，安装一个隐形探头，就可以拍出一部不错的纪录片。小荷说，原来你是个偷窥癖。不，那应该叫偷窥狂。哦，原来你是个这样的人。不，我不是。我们一起笑。我们吃了一份九寸的金枪鱼披萨，两份海鲜浓汤。然后喝咖啡。小荷想早点回家。她又想做爱了。

星期天，母亲强撑着来到医院。我明白，她时刻都在担心我父亲会突然死去，见不上最后一面。这一辈子，母亲的心全都系在父亲身上。这是老一辈的人生。我不知道母亲年轻时什么样子，因为她从不照相。但我见过父亲年轻时的照片，就挂在我们家老屋的墙上：浓眉大眼，留着分头，中山装的扣子一直系到脖领。在六七十年代的乡村学校，他拥有让女孩们心跳的风采。而我承袭了母亲的基因，长了一个讨厌的大脑门。母亲拄着拐杖出现在病房门口，她的手里提着捂了两天的香蕉。父亲满口假牙，只能吃捂软了的水果。我扶她进来，坐在父亲的床边。但他们并没有什么话说。几十年来都是如此。母亲的眼睛在病房里溜来溜去，像在寻找着什么；那只放在膝盖上的手一直在轻微地颤动。我找出一次性水杯，给她倒了一杯水。你爸爸的单位还是没人来吗？我说没有。你忘了，他已经退休这么多年了，早已经没人管了。想了想，我又加上一句：社会已经变了。这次，母亲没有炖鸡汤，她自己也瘦了。

我把母亲送到医院门口，她坚持一个人回去。看着她拐过医院墙角时脚步蹒跚的样子，我想象她忽然一跤跌倒，拐杖扔出去老远。然后，我像犯了罪一样逃进小公园。我坐在石凳上，气喘吁吁，惊魂未定，仿佛一只被毒蛇追赶的青蛙。我心里充满了内疚，或者充满了别的让人不快的什么玩意儿。也许是对我母亲，也许是我所经历的一切——一段看似漫长，实际上只是短短一瞬的该死的人生。那几只鸟又在枝头叫了起来。怎么可能又是那几只呢。我抬头寻找，一枚蓝色羽毛从枝叶间飘落下来。我用手接住，又把它抖落在草地上。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我想弄清楚那些鸟的名字，看清楚它们的样子，还要将它们的鸣啭录下来保存。这么多天以来，我在病房里陪伴我的父亲，而它们就在这里陪伴着我。它们见证了我的落寞和劳苦。说不定，它们婉转动听的歌声还可以治愈我的躁郁和失眠……这时，我的手机响了。

小荷准备离开杭州了，她觉得有必要跟我说一声。我准备离开杭州了，她说学校里还有些事情，推荐信、派遣证什么的，还有收拾宿舍，还有我送给她的那些书。她每次来，都要带走我书架上的一本书，并要我在扉页上为她写几句话。写什么呢？就写你对我的期待。看着我沉思和挥笔，小荷的脸上慢慢绽开了微笑。看着她明月一样的脸，我实在想象不出她中学时的样子：逃学、打架、抽烟、喝酒……后来，她迷上了吉他和唱歌，被父亲接到省城参加培训，最终考上了一所艺术院校。我叮嘱她收拾好行李，别落下什么东西，路上要注意安全，以及当时能想到的其他的事。刚挂掉电话，手机上就弹出小荷的微信：马上下楼。紧接着，又被撤了回去。

出乎意料的是，父亲的病情出现了一些好转。我想，那应当是精神上的振作所致。父亲的饭量也开始增加了。午饭过后，他甚至跟我谈起了他自己，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他说自己在师范读书时喜欢打篮球，拉二胡，下象棋，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我记起多年前曾在他放书的箱子里发现了一本《弃子攻杀法》，并据为己有。转折发生在十七岁那年，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的继母反对他继续上学，要他回家帮着干农活。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家。他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学校的各种活动中再也见不到他的影子。我不知道那时的他会怎样看待生活，看待命运。对于上一代的事，我们总像隔着几个世纪，无法按照自己的年龄和经历还原他们彼时的状态和思想。我们如此不同，就像分属于不同的物种。

这两天，天气也变得格外晴朗，不再阴阴沉沉，像一个失独的老妇。父亲想要出院，他说这么好的天气，不知道他养的那些花怎么样了，恐怕我母亲快把它们弄死了。我母亲不喜欢花草，也不喜欢猫狗，甚至不喜欢养猫狗的人。一年之后，我把在湖边散步时捡到的一条小狗带去给母亲看。叫奶奶，我对四喜说。而她已经老到连一点脾气也没有了。

得知父亲出院的消息，母亲非常高兴。她丢下拐杖来到医院，帮我收拾陆续带来或买来的各种物品，包括一个医院里提供的、不用再交回的小便壶。一共收拾了五六个袋子。我楼上楼下跑了好几趟，总算把它们塞进车里。当车子开出医院拐上黄河路，父亲坚持要绕路从鸣翠湖边经过，他想去望一眼湖水。湖区公园重新修建，刚刚向游人开放，湖面比以前扩大了很多。他是在病房的电视上看到这个消息的，当镜头掠过壮阔的湖面时，父亲看得特别仔细。几乎和西湖一样大，他说。他年轻时游览过西湖，那是他引以为傲的事情之一。他要把脑袋伸到车窗外面，我不同意。主管医生很严肃地告诫我，不要让他剧烈运动，不要让他吹风，一次感冒就可能要了他的命。但我总觉得他不会这么容易死——他的存在就像是对我的嘲讽，不会轻易撤销。事实上，我父亲只在家里待了不到三个月，就再次住进了医院，并最终在那里死去。

回到家之后，父亲显得非常疲惫。不用太多的运动，仅仅是一种兴奋或愤怒的情绪，就足以消耗掉一个人的精力。他坚持躺在沙发上而不是床上。也许他觉得躺在沙发上，只是表明他累了；而躺在床上，就是一个病人。他躺在沙发上，一抬头看见了挂在墙上的一幅字。那是他六十大寿时，他的一个学生送来的。红色的宣纸，写着几个繁体的隶书大字“福寿康宁”，装裱在一个深褐色的框子里。这像是一个遗像！父亲大喊起来，拿走！拿走！我把它摘下来，放进后面的小房间里，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已经好几天没有小荷的消息了。我没有主动联系她，她也没有联系我。晚上，我坐在桌前，翻看着下午刚刚从图书馆借来的两本书：一本不列颠百科全书系列里的《鸟类学》，一本《中国鸟类观察手册》。我想我终于找到了一部分鸟的名字。黄绿色的是绣眼，蓝翅膀白肚皮的叫白腹蓝鹟，那种灰褐色的胖鼓鼓的家伙是太平鸟。其他的已经记不真切了，只有好听的鸟鸣仍在我的脑海里时隐时现……夜越来越深，而我依然毫无睡意。我想着一个多月来在医院的经历，觉得自己快要勘破生死了。但爱情不一样。我一直搞不透爱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尽管我有过一次短暂的、不快乐的婚姻生活。离婚的根源当然是爱情的缺失。所以婚姻也好，离婚也罢，都没能让我更明白，到底是什么让两个人一辈子厮守在一起。我想起上次和小荷通话后，那条被迅速撤回的微信。这时，我的肚子里像藏了一只鸽子一样咕咕咕地叫起来。我去到厨房，烧了一壶水，将一只鸡蛋打在碗里，又用汤匙搅匀。在等待水开的时候，我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同时，左边的胸腔一阵刺痛。

我几乎咳嗽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匆匆赶到医院。挂号处已经排起了两条长龙。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跑到我身边，手里提着一个花篮，盛着几束玫瑰和康乃馨。社会实践课，他仰起脸对我说，老师让我们选一样喜欢的事做妈妈就让我来这里卖花叔叔买一支吗？他一口气说下来，好像生怕被我打断。我摸了摸他的脑袋，从花篮里抽出两支玫瑰，交给他十块钱。小男孩蹦跳着走了。我把玫瑰插在双肩包里，用拉链紧紧箍住。半个上午的时间里，我就背着那两支玫瑰奔走在门诊大厅，内二科，CT室，住院部和护士站，每到一处，都有人看着那两支玫瑰微笑。看到我，王晴差点笑出声来。在呼吸病房陪护很容易感染肺炎，她说。何况我在医院里呆了那么长时间；还有劳累和熬夜也会损害我的免疫力。她给护士长打电话，为我安排了病床；随后又过来给我量血压、测体温，登记在床尾的病人信息表上。我拿出插在包里的玫瑰送给她。送给你的，我说。

下午三点多，输完了第二瓶药液时，我接到了快递电话，问我是否在家。我说了不少好话，他才同意送到医院来。是小荷寄来的：一个黑色的粘贴本，粘贴着她第一次来东营找我以来所有的火车票、汽车票和机票。我坐在病床上，一页页翻动，看着那些票据上的日期，回忆着两年来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然后，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捂着胸口走到窗前。

窗外是一小片树林，我知道，它们一直连接到西边那座小小的公园。有几棵树下已经落了一些黄绿色的叶子。难道秋天快要来了？我想到那些陪伴过我的鸟儿，不知它们是否已经离去。这时病房门响了一下，紧接着，一个女声在背后响起——在看什么呢？王晴问。

鸟，我说。一些很不错的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