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史记（节选）
富顺、成都、广州、北京、天津、高邮、南京、上海、西安、合肥，这十座城在作家杨早的人生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并最终成为他笔下书写的对象。在他看来，阅读城市，居停和解史同样重要，脚步丈量与深入陋巷更是必不可少，“阅读城市更该是一个比生命更漫长的过程，重点是对城市的好奇，对世间无数独异生活的兴趣，是否一直在你的血里。”
十年一吃
1973年12月19日，天下太平。我出生在川南一个叫富顺的县城人民医院，并在县城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初十年的大部分时间。
先介绍一下这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富顺县，原名富世县，因六朝时创建的富世盐井得名（后来号称“盐都”的自贡，起初不过是富顺的一个区）。唐初改名富义县，宋初又改名富顺县。这个地方除了出盐，也出过一些人，据说明清两代中进士者两百多人，川中共称“富顺才子内江官”。
说到才子，明代有李调元，清代有刘光第，民国有李宗吾和陈铨。据说记得乡先贤的事迹有助于励志，所以这些人我从小就记得很熟。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富顺的吃食不算特别著名，但也不辱没天府之国的名头。其时敝人尚未成长为一名美食分子，但显然已经得了启蒙的滋味，后来能够一直将吃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和小时的成长环境是分不开的。
这个年纪的吃是不成体统的，只好不依谱系而按照地域，将其划分为三类：家中、街上和学校。
家中
富顺吃食中最家常又最知名的，莫过于豆花。豆花不是豆腐脑，也不是老豆腐，在外省学会吃川菜的同志注意，你们根本就没吃过正宗的豆花！
黄豆现推的豆花，如雪如玉，堆在一汪鹅黄的卤汤中，食指已经开始微微摆动。
然而富顺真正名震全川乃至行销海外的吃食并非豆花，而是豆花的蘸水。而且一定要现点的，罐装的完全不是那回事。紫红的辣椒、翠绿的葱花，一碟碟地摆在乌黑的木桌上，并无香味，却已引得唾液如心事般奔涌。一碗豆花、一碟蘸水，是谓之“素豆花”（“荤豆花”只是多加一碗肉，其实不必），再来两斗碗“帽儿头”（两碗饭扣在一起），就是人见人爱的“豆花饭”。拢共两毛五分钱，却能吃得人满头大汗，口舌生津，一个字：high（高兴）。《死水微澜》里说，当叫花子都要在成都当，其实在富顺当也不坏，一天总能吃上一顿豆花饭。
豆花蘸水最好的牌号是“刘锡禄”，听说后来此人到美国去了，于是整个富顺的豆花饭水平倒退了一个世纪。他女儿开的“小刘豆花”，也不错，只是不够high。
闲常早饭，馒头花卷之外，有泡粑和燕窝粑。泡粑类似外地的发糕，只是个小些，易消化，不甚经饱，以西湖宾馆的为佳。燕窝粑是所有小孩子的恩物，从我爸到我，无不对之终生垂涎，念兹在兹。其实不过是做工精细些的花卷，抖散后成丝状，染红色，极甜，间杂肥猪肉粒。这有什么好吃的呢？然而热爱得不行。多年后我将它写进大学时的作文里，同学们都以为粑以燕窝为名，定然高级好吃过广东茶楼的“顶点”“超点”，实则也是穷人乐。但是小时候对它的爱慕不亚于慕少艾。
小时吃的席，多半是婚宴丧火或年节时的转转酒。据说我一上桌就霸着面前那盘菜猛吃，带我的大人无不叫苦连天。现时多已淡忘，印象深刻的只是一盆青笋焖兔。富顺人实在爱吃兔子，上小学时会经过一条叫马门口的街，一条街都是杀兔子的。杀好的兔子一只只倒挂在树上，无头，据说剥了皮的兔子和猫难以分辨，有奸商挂兔头卖猫肉，顾客回家一吃，酸的。这种传说不时听闻，以至重兔轻猫的观念根深蒂固。后来我在广东十年，从来没起心去吃他们的“龙虎斗”，大概这是童年阴影。
我小的时候，富顺的酒席还是很有章法的，六碟凉菜、三道热菜、一道汤、一道甜点，再三道菜、一道汤、一道甜点……似乎可以无限循环。
街上
我在十岁前很少有下馆子的经验。那么在街上吃什么呢？爆米花、棉花糖，这些是少不了的。成都街头常见的糖饼，富顺并没有。我能记得的街头吃食，无非是稀米粑、冰粉和凉糕。
稀米粑大约是糯米做的，如纸般薄薄的一大片，寻常果盘大小。味道很淡，有一点点甜，像软糖外层的糯米纸，但是更有质感，一片可以颇吃些时候，每片又有不同的颜色，一分钱两片，也是小时狂爱的吃食。掰一小块放在嘴里，让它在唾液中慢慢溶化，也是极满足的事。在大人眼里这是既不健康又没吃头的东西，因此决不容许购买。据说我曾经为了争取这一购买权和姑姑闹别扭，甚至跳进水田相威胁。姑姑那时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回来没多久，根本不理我，我也只好算了。
这么平淡的叙述，出自强势的大人一方，在我模糊的记忆中，那时的悲愤和失望是难以言表的。每当我读到书上关于弱势群体权利的表述时，就会想起那个试图用自杀捍卫一片稀米粑的小孩。倘或今天我带着一个小孩，他要求购买这种低档的不卫生食品，我同样会强硬地拒绝。所以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冰粉是夏天的吃食，家里也会每天做上一桶给大家饭后喝。然而街上的冰粉更有味道，用纱布包着一种叫“冰米子”的植物颗粒，不停地在水中搓捏，慢慢地，那水便凝固成果冻状的半固体。舀一大块在碗，用马口铁小勺切碎，浇上稀稀的红糖水，一口气吸喝下去，心头一片清凉。不知怎的，总嫌家里的冰粉凝得不好，红糖水也兑得太甜或太淡，还是街头五分钱一碗的解恨。
冰粉都是凉水摊带卖的，这种小摊主要卖凉水，自来水加上糖精和色素，盛在玻璃杯里，用玻璃片盖着。买这种水喝也被大人悬为厉禁。可是对于一个疯跑了一下午，满脸是汗，水壶里的水早就喝得精光的小孩子来说，一杯凉水可真是难以抵挡的诱惑。
凉糕是担子挑来卖的。糕是米糕的一种，黄黄的，一大块罩在纱布里。挑担子的人为你切一块下来，同样放在碗里，切成小块，浇红糖水。凉糕味道像湘西的米豆腐（或者就是同一物也不一定），碱味颇重，我不甚爱吃，但是在门前叫住一副挑子买东西吃的况味很有意思。
学校
有人说：学校有什么好吃的？中学之前是没有，每顿饭都回家嘛，顶多是校门口应季的桑葚。夏日的中午，校门要两点才开，许多小朋友都会提前一刻钟到达，于是五分钱一捧的桑葚便迎来了它的旺季。到校门开启时，大部分小朋友的嘴唇都是乌黑的一圈，常遭到把守校门的值勤老师的怒斥。
上了中学便是另一番天地。富顺最好的中学是二中，离城约四公里。学校在柿子岭（亦写作十字岭）上，周围都是川南丘陵地形，一条大江从山脚下流过，说不上山明水秀，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那时还没有班车通学校，几乎全部学生都必须在校午餐。富二中的食堂是当时学校风潮的重要源头。大师傅们早上来做饭时，会发现门板上钉满了干枯的馒头，三五时会有“大字报”在校园出现，往往是上百行的长诗，而且是一韵到底，带给观众许多吟咏的快乐。有一句顺口溜流传上下：“天大地大不如富二中的馒头大，山青水清不如富二中的稀饭清。”
在我的记忆中，食堂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首先是水煮肉片，是用菜头（又叫儿菜，外地不知叫什么）打底，一颗颗花椒粒密布于汤内，肉片半肥瘦，在筷尖上泛着油光。
肉片的鲜嫩、菜头的润滑、花椒的电麻，轻易就制造出一场舌头风暴。多少次吃完这个菜，跑到水龙头下冲舌头，以抵消一点儿那种蚀骨销魂的快感。这样的好菜居然才卖两毛钱。后来每逢在他乡吃到全无滋味的辣椒汤，内涵单薄的打底生菜，以及冰冻的肉片，我都忍不住深深地怀念富二中那一大盆的水煮肉片，禁不住泪流满面。
其次是每当放学时，大师傅们站在校门口，用大簸箕装了无数卤鸭头和鹅翅膀。五分钱一个的鸭头，擎在手中，一路吃回去。当然，不到十分钟就报销了，然后是抓蝗虫、偷玉米、逗农民家狗的时间。
虽然有这么一个思之潸然的食堂，可富二中饮食天地的美好就在于它的多样性。罗素说得好：“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通往操场的门口有一家小面店，冬天的课间，那是一定要去吃一碗抄手或汤面的。抄手基本上只有皮，面也只有一两，然而要的是那碗奇辣无比的汤。我们站在小店口，一边呼噜呼噜地喝汤，一边听老板娘和来吃东西的工人打情骂俏。
更好的吃处在校外。一般是三四个人，合出一块钱，到小饭馆里请老板称一点儿肉，加素钱炒个“翘荤”。莫忘了，咱学校是在农村包围之中，那肉那菜都鲜灵无比。每次都让我们吃得汤尽盘干，心满意足。不太方便的是要凑够人，有时人数够了，又须大家同意吃何种菜，同学常常因此翻脸，各自走开，隔几日方又凑到一起大吃小喝。
饭后的余兴也很多。校外的公路上，常年都有农民摆摊卖各类果菜，什么时鲜卖什么。甘蔗、大麦柑（柚子）、番茄、苹果、橘子、玉米……“划甘蔗”是流行的娱乐。取一根甘蔗，向老板借了刀，用刀头点住甘蔗梢，使之立住，提起刀来，喝一声，刀在空中画一个圈，在甘蔗将倒未倒之时立劈下去，倘能将甘蔗一分为二，那自然是高手中的高手，可以独享整根甘蔗；若大半都是宫本武藏式斜劈而下，则断口以下的部分归你；下一个接着来，直至将甘蔗分完，甘蔗钱由输家付。许多人对这游戏乐此不疲，志不在吃，往往有赢了后分赠路人的壮举，当然也有为甘蔗“倾家荡产”的，老板总是很乐意让你赊账。
我最喜欢的，是用两角钱买一个大麦柑，携一册小说，去到礼堂的阶梯转角处，那里有一扇窗。慢慢地翻书，慢慢地将大麦柑剥来吃了。富顺的大麦柑总是青涩的，吃得满嘴发麻，从嘴唇到舌头都失去知觉，而且酸得让人泪流不止。
然而哲人说过，有吃的，有看的，沙漠也是天堂。就这样吃掉一个大麦柑，看完一册书，听到预备上课的钟响，站起来说到此处，想起唐振甫先生批评川菜美韵久已不传，全无规矩，剩下的，只是火锅这种上不得台盘的东西在那里跋扈。确实，火锅只是符合外地人对川菜的想象，一味麻辣而已，论到细品，有甚滋味？忍不住改龚定盦诗曰：
剧谈惯喜说吃喝，满眼京华尽火锅。
忆到滋味唾液涌，天下美食已无多。
（《城史记：我读过的十座城市》杨早/著，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