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与作者一起做嫁衣
主持人语
徐海：与作者一起做嫁衣
都说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的行业，这似乎已经形成了千年共识。在这种共识下，构筑了如“改错不改好”等一系列方法论，形成编辑行业的经验之谈。中外历史上那么多名家名作，作品传世，人品留芳，然而传世的编辑出版名家少之又少。孔夫子之所以被称为圣人，主要不是他编《书》编《诗》编《易》，而是因为《论语》传布全球、光照千年；昭明太子之所以永垂后世，大概也不是因为他作为edit的“编”，恐怕更多还是因为他作为collect &select的“辑”。这当然是我的愚见。明晓自己的职责，是做好编辑的第一素质。你绝对不能当作者穿上鲜艳灿烂的华服后悻悻地说“那是我的衣服”，更不该妒妇般地抱怨“如果不是我裁缝得好，细节处理得好，他的塌肩将暴露无遗、她的粗腿将世人皆知”。一名优秀编辑该做的唯一的事便是在众人面前为作者尽情地鼓掌。
不过，话不能说过。做嫁衣裳的裁缝是农耕时代的职业，尽管人们在“清明上河图”中看到了“成衣铺”和“服装店”，但大多数人家还是自己找裁缝加工。我生在苏南，上大学前里里外外的衣服都是母亲把我带到村上的裁缝家量体“定做”的，直至到南京上大学后才开始买成衣穿着。今天，鳞次栉比的大街上到处是成衣店，高档宾馆和写字楼里几件迷人的时装就足以令人驻足流连。时装设计师和公司除了为少数名流量身定衣外，大部分是为不见面的芸芸众生做衣。雷同的款式、有限的尺寸，让顾客躲在试衣间反复脱试。裁缝，不再是为他人做嫁衣而是为自己的理想和美学设计，让愿者上钩。
今日编辑与今日裁缝一样，不再仅仅是定制产品的来料加工者，而是变成了有一定自主意识的创造主体。美国著名编辑、《克林顿自传》的责任编辑戈特利布对克林顿说出“不是我为你工作，是你为我工作”的惊世骇语，让编辑单纯为作者做嫁衣的使命逐步淡去。
成就作者的同时成就自己，并与作者共成长，是我的老搭档、江苏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府建明这篇文章的核心要义。多年来，我见证了他为资深前辈名家做成一件件精美嫁衣的同时，学会了为自己做衣裳并与作者一同做嫁衣；安徽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何军民的文章亦充分展示了他如何与作者共同设计、共同推翻重来、共同修撰的经历。两位总编辑将告诉你如何与作者一起做嫁衣。
与作者共成长
□府建明
我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近40年，回想起来有不少值得记取的事，但最难忘的还是与作者的相处。因为与编稿、发稿等枯燥的事务相比，跟作者的交往则是活生生的，通过与他们的相处和交流，受到的教益也最多。就我自己而言，后来一直抱有学术兴趣并做一些学术研究，多是受一些作者的影响；而不少作者的研究课题和著作，也是在我“偶发奇想”的触动下推出的。所以，当徐海约我写一篇编辑随感，我首先想到的是“与作者共成长”这个题目。
当然，这个“共成长”仅局限于比我年龄稍长或与我年龄相仿的学者，那些学术大家如赵朴初、季羡林、任继愈、周绍良、杜继文、楼宇烈、方立天、杨曾文、叶秀山、李学勤、张海鹏等等，虽与我多有接触，有的还成了忘年交，但在我始终以“高山仰止”待之，断不敢用“共成长”这样的话。只是学术乃薪火相传之事业，通过编辑这些大家的著作或主持的项目，逐步结识他们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由此通过这样的学术生态链，得以与许多学人切磋学术，结成长久的友谊，实是一件可慰平生之事。
一
我于198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江苏出版总社。其时正值出版业大发展，许多专业社从人民社中分出，独立建社，急需人员，我即被分配至当时刚成立的江苏古籍出版社（后改为凤凰出版社）。被分配至古籍社的缘由，盖因我是哲学系毕业的，而古籍社缺少哲学专业的编辑。但实际上我在大学时的兴趣是西哲和马哲，毕业论文做的也是关于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所以当时对这一分配颇感不适。更为突然的是，我甫一到社，领导安排给我的第一本书稿是《佛教常识答问》，乃赵朴初所著。佛学在当时尚属被批判的唯心主义思潮，我们大学时的中哲史课也只是约略带到，所以我对此完全是懵懵懂懂。但也许有一种不服输的性格，我硬着头皮编辑此书，同时寻找相关资料补充这方面的知识。后来在一些老先生的影响下，我又制订了一个更宏大的阅读计划，涵括中国传统典籍与相关学术研究著作，以此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工作的兴趣倒也渐渐浓厚起来。
《佛教常识答问》出版后反响很好，我鉴于当时其他宗教的知识性读物尚属空白，而读者对此方面的兴趣浓厚，就提出拓展开来做一套“宗教常识答问丛书”，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等。社领导对这个主意很是赞成，就让我独自去约稿。而我大有初生牛犊之慨，决心找最权威的专家，如基督教方面找了时任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的丁光训，伊斯兰教方面找了时任江苏省伊斯兰教协会秘书长的郑勉之，道教方面找了时任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的卿希泰。我给这些先生写信，有的还登门造访。他们对我这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竟给予热情回应，如郑勉之决定亲自写；丁光训因为事务繁忙，推荐了金陵神学院的副院长陈泽民来承担，并亲自作序；卿希泰则带上他的博士生唐大潮、王志忠两位一起写。在这套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我对宗教学的知识渐渐丰富起来，初步算是入得堂奥了，同时与该领域的学者也有了更多的交往。现在回想起来，我后来的学术方向转向中哲史和佛教史，应该是那时埋下的种因。
也就是在编辑“宗教常识答问丛书”时，社里邀请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可能因为我是当时社里对佛教唯一有所了解者，领导就安排我担任这部大型工具书的责编。编辑这部书前后历5年，其辛苦繁难自不必说，但收获也是巨大的，首先是让我接触到了国内一大批佛学研究专家，对此一领域的学术动态有了较全面的了解，由此生发开来，可策划出不少高质量的学术著作。
记得当时我得知杜继文（时为中国社科院宗教所所长）正在撰写《中国禅宗通史》，我感觉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即向社领导汇报，将其列入我社出版计划，并亲自担任责编。后来在与杜先生的学生魏道儒博士接触时，得知他有意写一本《中国华严宗通史》，我觉得同样是一个很意义的选题，并由此生发了做一套“中国佛教宗派史丛书”的想法。因为对佛教宗派的分类研究，在当时国内外学术界尚属空白，而学术发展的走向又势在必行。我就此向任先生和杜先生请教，得到了他们赞许，于是经社领导同意，在《中国禅宗通史》和《中国华严宗通史》的基础上，组织这套丛书。约请的作者当然都是学有专攻的，不过有的已是学术名家，如潘桂明、陈扬炯；有的则是中青年学者，如董群、杨维中；有的还刚刚博士毕业，如吴忠伟、王建光。这套丛书出版后，在佛学研究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从学术成长的角度看，对那些年轻学者起到的作用更大，确立了他们在该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至于我自己，也是通过策划、编辑这套书，当然还包括编辑《佛教大辞典》等，学术的重点转到了中国佛学上，为此我在已是正高职称的情况下，在职攻读了南京大学赖永海教授的博士。
说起赖老师，我与他的相识大概在1987年，他主编的《禅学研究丛刊》在我社出版，我作为责编就与他多有往来。记得当时我俩多次去排版公司改样，中午就一起在台阶上蹲着吃盒饭。后来我俩还多次结伴参加过相关的学术会议，颇多有趣的事情不备细述。当时的关系用“亦师亦友”来形容是不为过的，只是后来我考入其门下，成了他的学生，便再不敢以“友”妄称了。当然，因着前述的这些缘分，当赖老师主编的国家级重点项目《中国佛教通史》（15卷）启动时，自然落在了我任职的江苏人民出版社。而参与该项目的作者，由于多为赖门弟子，我与他们更有着一份亲切感。一些比我年轻的学者，甚至视我为老师辈，经常就相关学术问题向我请教，我也尽我所能给予帮助。另外，我也经常应邀参加一些大学的研究生答辩，并担任研究生导师，带出了多名学生。在即将从出版社退休之际，我算是实现了从出版人到学者的角色转化。
二
人们常说编辑是“杂家”，这是由于编辑要接触不同类型的稿子，有时是跨度极大的稿子，知识积累难免驳杂。这一貌似贬义的称号，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其实也有褒义的成分，因为编辑可以接触到更多领域的学者，可以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当然，这一切都是要“有心”为之的。
我在出版界工作了近四十年，其中一半在江苏古籍出版社，一半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在这两个社，我都编辑过许多类型的书稿，接触过许多不同领域的作者。如在江苏古籍社时，我就主持编辑过“中国古文献研究丛书”（金开诚主编）、“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周绍良主编）等等。在编辑这些重点项目时，我除了接触到不少著名的老专家，也接触到不少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如中国社科院的刘跃进、北京大学的荣新江、首都师大的郝春文等等，他们当时都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比我大不了几岁，如今都是各自领域的学术大咖了。至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刘宁，当时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完全是一副青涩的模样。
相对于在老先生面前的拘谨，我与年轻学者的相处自然更感轻松。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几位作者请我吃饭，席间有沙知、宁可等老先生，我与荣新江相挨而坐，因为年龄相仿，聊得极为投机。新江兄对敦煌学的国际动态极为熟悉，所谈的事情也深深吸引了我，以至于我后来恶补过敦煌学的知识，对我的学术研究大有帮助。刘宁由于比我小了七八岁，在当时看来比我小了半辈，我只与其父沈玉成先生有过交往，跟她则是从未接触。直到2018年，我们在北京的一个学术研讨会见面，聊起前事，终于对上了号，彼此似乎是久已熟识的。她对我们当年能出一个研究生的著作（尽管是合著）很是感激，我则表示一直注意她的学术发展，并从中受到很大启发，这自然也不是简单的客套话。后来得知她的夫君是北京大学的李四龙教授，而四龙与我早有交往。
我于2003年调到江苏人民出版社，单位虽是变了，工作的性质却没有变。只是人民社出书的范围广、选题宽，因此我的作者群也大大丰富起来。如在统筹编辑8卷本的《西方哲学史》时，我与叶秀山、王树人等老一辈学者及周晓亮、谢地坤、尚杰、江怡、黄裕生等一批中青年学者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传统品牌，原来一直由资深编辑周文彬老师负责，周老师退休后就由我负责。由于该丛书的主编刘东是我在南大哲学系读书时的师兄，我们交流的话题因着共同的人事越来越多，甚至可以说是无话不谈。负责这套丛书让我获得的另一个收获，是结识了一大批学有专攻的学者，包括海外的学者，如日本的滨下武志、美国的周锡瑞、德国的薛凤等，颇开阔了我的眼界。记得大约是2010年左右，滨下武志来南京，通过南大的一位老师提出要专门来拜访我，我在凤凰台饭店与其品茗聊天，他操着一口不甚流利的中文，谈到赴世界各地收集资料的情况。他说这次来南京，也主要是查阅资料，所以我们仅仅喝了个茶，他就动身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负责“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时，我结交更多的当然还是中青年学者，因为他们是这套丛书翻译的主力军。其中不少人当时未曾谋面，但我与他们都有书信和电话往来，所以日后偶遇竟也似老友重逢。
三
由于编辑涉及的门类多，所需的知识应该较为广博。但我同时认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编辑，至少在某个领域要有深入的研究，说是成为“学者型编辑”也行，这样才能体会到研究与撰著的甘苦，也才能更好地判断一部书稿的优劣。我从事编辑工作以来，不间断地做一些学术研究，部分是因编稿驱使而激发了本人兴趣，部分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称之为“编研相长”。以前许多出版前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现在似乎少有人提倡了，但我认为还是值得继承的。
我个人走上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之路，是有着所谓的特殊因缘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正是因着这一兴趣，我到苏人社后策划了“新版宗教史丛书”“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等，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另外，早在编辑学术版《西方哲学史》时，我也产生了组织一套新的学术版《中国哲学通史》，以形成西哲、中哲两翼发展的格局，使苏人社成为哲学类图书出版的重镇。缘于此，我找一向熟悉的任继愈先生，希望他来主编这样一套书，任先生对我的想法很是赞同，但表示年事已高，难以胜任。他同时推荐了武汉大学的郭齐勇教授，认为郭齐勇年富力强，且武大的中哲史团队齐整，可以尝试一下。
对于郭齐勇的大名，我当然是早就听闻的，而且大约在1991年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彼此见过一面，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我也时有关注。鉴于此，我于2006年给郭老师写了一封信，详述了我的想法。郭老师很快给我回了信，态度热情而谨慎。热情是他认为新编一套《中国哲学通史》（他称为“大通史”）很有意义，谨慎是他觉得这样的大项目难度很大，需要与他的同事好好沟通。恰在此时，我们集团正在组织出版“凤凰文库”，需要邀请一些学者做学术委员，我就把郭老师也请上，并在会议期间与他做进一步的沟通，其意当然是说服他。我把我社已出的和将出的同类重大项目向他做了介绍，以取得他的信任和理解。郭老师显然受到了鼓舞，回去后再与我反复交流，最后达成了出版意向。
此套10卷本的大书从立项到最终出齐，前后历15年，其间的繁难与波折不足与外人道也，但我与郭老师及其写作团队结下的学术友谊则是可以一表的。
为了这套书，郭老师与我通过许多信，初是纸质，后是电子邮件，再后多是微信了。郭老师来信总是以“建明兄”相称，显得十分谦和，遇事也是以商量的口气。我因郭老师年长我15岁，且与我的老师赖永海教授乃同辈学人，当然不敢坦然应承，总是以学生自况。至于与吾淳、丁为祥、胡治洪、吴根友、龚隽、萧洪恩、丁四新等，因是年龄大致相仿，时常是以兄弟相称的。事实上，我们平时尽管联系不多，但如果见面（譬如在学术会议上），都是十分亲切的。我也欣喜地看到他们的新成果不断推出，并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和学术见解。
记得这个项目启动之初，我与郭老师商量在武汉开一次会，主要就体例、内容、规模等统一意见。我为了激励各位参与者，特意说了这样一番话：“别看现在做这个项目难度大、辛苦多，一旦出来后，会奠定大家在各自领域的学术地位，这对年轻的学者更是如此。”事实上，书出一年有余，从学界的反映来看，我的话大致不虚。而对我个人来说，通过策划和编辑这个项目，对中哲研究自然也有了更多的体会，这也是所谓的“与作者共成长”罢！
（作者系江苏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
善待作者 做成好书
□何军民
在出版领域，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极为重要：优秀作者是优质内容的源头；没有优秀作者，即便不能说好书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非常困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认真思考编辑和作者的关系，对于一个有追求的编辑来说，任何时候都不是多余的。
编辑善待作者的重要一点是充分调动自己的职业积累，为作者当好负责任的参谋，尽可能为好作品锦上添花。我要举的一个例子是《新发展格局下的长三角一体化》。那是在2021年，当时主流媒体都在关注“新发展格局”，我们所处的安徽属于长三角地区，同时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长三角一体化”。一开始我的想法是找一位做过精深研究的专家写一本诠释长三角一体化的理论普及作品，调研一番之后我联系上了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但刘教授是个大忙人，此前从未跟我接触，因而婉拒了我的邀约。我继续物色作者，同时也继续调研，在此过程中我发现，刘教授不断有关于长三角的新成果问世，而且很多成果同时涉及了新发展格局，于是我再次找到刘教授，建议他把已有的涉及“新发展格局”和“长三角一体化”的成果集中起来，看看能否融合成一部呈现一定系统性的书稿。刘教授认真考虑了我的提议，沉下心来做了很多工作，最后形成了经济理论学术普及读物《新发展格局下的长三角一体化》。该书当年即被确定为安徽省“十四五”规划首批重点选题，后来又获得202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当我向刘教授报告该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消息时，他很谦虚地表示没有想到。作为编辑，对于后来的成书来说，如果把刘教授原来的研究成果比作一块未曾雕琢到位的玉石，那么编辑调动专业积累对其进行打磨就使质地优良的玉石终于显出了它应有的光彩，我感到非常欣慰。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是我编辑长篇儿童小说《少年与海》的经历。那还是在2013年，作家张炜最初的想法是写一套名为《海边妖怪小记》的儿童文学丛书，共5册，每一册里都有一个似真似幻的“小妖怪”形象作为主人公。我看了5本书的初稿之后，既对作品质量充满信心，又对5个故事各自独立成书的形式心存疑虑，思来想去，总觉得5本一套的形式缺乏应有的整体性和必要的规模。作家长于内容设计和形象塑造，对于出版技术方面的细节往往认识不深，而编辑习惯从技术优化的角度考虑问题，在如何把书出好方面一般会有更多心得。基于这样的思考，我说服作者将5个故事组合起来形成一部长篇小说，这一优化措施大大提升了其中形象的典型性、思想的厚重性和主题的史诗性，得到了作者的高度认可，于是在原来5本小书组成的丛书之外，利用同样的素材产出了一部面貌全新、整体感突出的长篇儿童小说《少年与海》。该书2014年4月上市后获得好评，几乎获得了2014年和2015年评出的所有重要奖项，销售更是长盛不衰，到2022年下半年累计发行已经超过30万册，两个效益非常突出。虽然一本好书有远比获大奖和抢占市场的更大意义，但是在它成功过程中有编辑专业意见的贡献，我想每一个编辑都是很有成就感的。
善待作者是不是意味着编辑应该放弃自己合理的想法？我觉得，把书做好是作者和编辑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为了达成这个终极目标，编辑如果对自己的想法有充分信心，那不妨坚持一下，取得作者理解之后果断执行下去。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之后，我找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新中国经济史专家贺耀敏先生，请他写一本从经济角度阐释新中国重大经济成就的书，后来定名为《谱写发展奇迹：新中国重大经济成就精讲》。成书过程中，我和作者多次沟通，包括选取哪些重大事件进行讲述，都进行过反复考量。付印之前，我把全部书稿文件发给贺教授看，其中包括图书封面。恰在那时，贺教授的另一本书在北京举行了一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在肯定那本书内容品质的同时，对图书封面也非常赞赏，认为表现出了淡雅庄重的特色。贺教授看到《谱写发展奇迹》的封面后，委婉地表示希望我们参照得到专家肯定的图书封面进行较大幅度的改动。我看到贺教授的意见以后，犹豫了很长时间，一度打算放弃自己的方案，但是反复比较之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坚持，因为那个得到赞赏的封面出自北京一家名社，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自带气场，所以可以淡雅庄重，但我们作为一家地方社，似乎应该适当突出某些重要元素，追求一定的视觉冲击力。我向贺教授解释了我的想法，贺教授充分表现了长者忠厚之风，同意了我的意见。书印出来之后，形象完全符合我的预期，得到多位专家的肯定。后来这本书参评“中国好书”，入选了2022年11月月度“中国好书”榜，在2023年4月23日公布的年度“中国好书”中也榜上有名。颁奖晚会播出该书影像时，我从不同角度观察再三，还是确信其整体形象很有冲击力。想到这里，我很庆幸自己当初的坚持，也对作者的充分理解感到由衷的敬佩。
编辑在其职业生涯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很多年轻作者，他们往往经验欠缺、略显稚嫩。面对这样的作者，要不要善待他们？我想所有编辑的共同答案是应该善待。但是，如何善待，这却是一个问题。我想，是否能够做到真正善待年轻作者，这是对一个编辑胸怀、能力和职业道德的综合检验。还记得我在从事少儿出版的时候，一位著名作家担任主编，给我们编了一套绘本，其中有一位作家是江苏常熟的幼儿教师，虽然很有才华，但是作品不多，知名度不高。可想而知，这样的作者如果得不到编辑有力的扶持，想要在竞争激烈的儿童文学界崭露头角肯定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从长远角度看，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又要求不断有年轻作者成长起来，以便给内容创作补充新鲜血液。基于这种考虑，我在从事儿童文学编辑工作的时候策划了一个品牌，名为“当代新锐儿童文学作家原创精品书系”，专门为确有才华但是缺乏机会的年轻作家提供出版机会，其中就收入了江苏常熟那位作家的作品《狗先生》。在出版这部作品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作品原来的结尾显得比较灰暗，我建议作者结合全书情节发展脉络进行修改，尽量以明亮色彩结尾，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儿童读者，春暖花开总比乌云蔽日更加赏心悦目。这部作品后来获得了上海国际童书展“金风车”奖，版权到期以后又被另一家出版社再版，表现了很强的生命力。这位作家后来不懈努力，拿出了很多好作品。每当看到亲手扶持的年轻作者取得好成绩，我都非常欣慰自己在他们成长的关键阶段做出了正确选择。我想，对于作者来说，好的编辑不仅要做到锦上添花，也要做到雪中送炭。尤其是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年轻作家，雪中送炭往往更有意义。
一本好书做成了，走上前台的往往是作者。但是，每一个有情怀的编辑都会为作者的成功感到由衷的欣喜。当编辑透过优秀作品字里行间看到自己和作者共同劳动的结晶时，那种发自肺腑的喜悦，没有从事过编辑工作的人是无法体会的。
（作者系安徽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