蚌壳与珍珠（节选）
作为一座百年建筑，武康大楼存在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上海的一处地标。居住在大楼里的居民既是岁月变迁的亲历者，也是建筑与人、人与历史彼此交织、影响的见证人。经作家陈保平、陈丹燕的采访整理，武康大楼和中国、上海近现代百年的历史在一个个普通人的记忆片段中浮出水面。作品寻求共同构筑的集体记忆，通过口述史记录民间的生活，也为上海的城市更新提供文化基础。本文节选自其中对武康大楼居民周炳揆的访谈。
问：您是什么时候搬到这栋楼的？
答：说来也凑巧，我们搬过来是1956年6月17日，今天是6月18日。我算了一下，搬到武康大楼已经59年了。在这里上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我比较走运，安排在工厂（大中华橡胶厂）工作。改革开放后再读书，后来考到市政府外经贸委做公务员，再出国留学读书。回来后就在外资企业工作到退休，现在退休了5年。基本上我从小到大，都在此度过，对这幢大楼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问：您小时候对武康大楼的记忆是怎样的？
答：当时觉得大楼很有趣，特别是从小孩子的眼光来看，比现在更有趣。底层有个半圆形的券廊，有好几个小摊卖小东西，吃的玩的都有。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买一种叫“游戏棒”的玩具，大约2分钱一捆，比火柴略长一点，两个人拿着游戏棒可以比谁的硬。那时问妈妈讨了钱就去买，楼下有好几个摊。还有，到了下午有人做臭豆腐干，2分钱一块，煎的时候那个香气啊，整条街都是。跟我斗游戏棒的小朋友有住武康大楼的，也有我的同学。我在淮海中路第二小学，现在是乌鲁木齐路幼儿园。
有些小学同学现在还保持联络。我现在有个习惯，写一些回忆，投在《新民晚报》。大概两年前，登过一篇文章回忆一个小学同学。我们读书的时候下午要上四节课，他只上三节课就离开了，老师也不骂他。后来看到他在兴国路那边帮人家炸油墩子，我就明白了。兴国路这个地方原来是菜场，路边的小吃摊很多。他家境比较困难，上三节课后必须去弄油墩子，帮助维持家里的开销。记得有一天，我问母亲要粮票，拿了三四斤粮票给他。他家就住在当时的1754弄，现在可能拆掉了，就一间房间，比我家客厅还小，他妹妹、母亲……一家人挤在一起，很贫困。全家的生活都靠他母亲在龙华拉“劳动车”，很微薄的收入。
讲这个故事（因为）我和这位同学有很长的交往，后来他在兴国路摆摊卖鱼，我们经常去关照他的（生意）。1980年代改革开放了，他在那边烘山芋，我看他衣服上沾了很多火星，就找了几件旧外套送给他。他却一定要拉我去泰安路兴国路的一家饭店吃饭，他说：“你以后外套不要送给我了，我赚的钱一定比你多。”那时候1983年、1984年吧，他已经在浦东买房子了。我一听很吃惊，八几年我的工资40块不到，他已经在浦东买房子了。但是他30多岁的人，看上去像60岁，手全是白的。因为每天早晨要烫鳝鱼，在开水里烫，还要刮鳝丝，所以他能够买房子，可以想象付出多么辛苦的劳动。有一些小时候的同学，还有一些故事啊，始终在我的脑海里，也是跟武康大楼有关的。
问：您搬进来的时候，这套房子当时的格局是怎样的？
答：当时进来，就是现在看到的格局，没有变过。我们算运气比较好的，这套房子没受到破坏，而且房间的水波纹的玻璃窗都是原配的，在很多人家都是看不到了。若是玻璃破掉一块，再去配，配上去的与原来的肯定不搭。房间钥匙和一些设施一直保持到今天，原配的水波纹玻璃和各种设备都保留到今天。
问：（您家的）房子是买的还是分的？怎么一个过程？
答：是租赁的。我们原来住在陕西北路，五几年的时候，那个房东要收回房子。当时我父亲在职位上刚好有一个提升，可以分到武康大楼的房子，当时的工作单位就把这套房子分给他了，但是要付租金。当时我和爸爸妈妈来看房子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打蜡地板，很干净，像我这么大的孩子马上就躺在地板上了。我爸爸（搬）进来的时候，还享受“供给制”，一个房间（提供）一个电灯泡，都是100瓦的大灯泡，每个月电费收一毛钱。我们这7间房间，7个电灯泡，每个月电费就收7毛钱，随便你用的。那时没有电视机，也没别的电器设备。所以我到了武康大楼，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电灯泡。这个供给制大概只执行了很短的时间，1957年以后就取消了，灯泡都换了，用自己的了。
问：改革开放以后，这栋房子里面的人员变化比较大。随着国家的房改政策，你现在买下来了？
答：买下来了。
问：买下来后很多人都装修。我们听居委会书记介绍多数人都装修，只有您这间保护得最好，我想问问为啥这么多年，从令尊到您两代人从没想过要装修？
答：家父是搞工程建设的，他对上海的建筑和市政规划都很重视，对一些老的建筑，也有自己的认识，要保护好。所以我也受家庭的影响，没有像其他人家（那样），把墙推倒扩大厅，改变房屋的结构，觉得这是不好的做法。199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喜欢装修房子，把房子搞得很现代化。当时我还记得，我们要装修房子的时候，装修工建议把所有的墙全部敲掉，把这些门也全部敲掉，“我给你重新做现代化的布局”。我说你什么都不要动，原来怎么样就怎么样做。
我这个房子你们看到了格局，这个装修是在2000年（做的）。当时我请了好几个装修队，让他们提出一些建议。当时一个搞装修的人，自以为在外面帮人家装修做得很好，很新潮的，他建议我把墙头都敲了，重新分割和组合。我让他啥也不要动，我装修就要按原来的样子装修。我后来没有请他们，但我知道这里有几套房子就是像他讲的重新分割了。
我希望这房子能在我手里保护好，让这个房子有历史意义的。一方面是受家庭的影响，我爸爸是工程设计人员，他对上海的市政建设、城市规划很关心，还设计了很多自来水厂。他一直讲这个房子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不要去动它。还有就是我本人比较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两方面相互影响。
事实上，我认为20世纪20年代设计的这栋房子观念是很先进的。一进来生活中需要的都有，比如说保姆间、厨房间，还有两个小储藏间，都考虑了。当时设计这个房子的时候，这些功能都用上了。只有住在这里住的时间长了，人家看觉得这里是缺点，其实都是优点，包括它的层高。很多人家为了中央空调，做吊顶。中央空调是舒服，但我坚决反对，屋顶是绝对不能动的。现在整栋大楼只有我还在用窗式空调，为啥坚持到现在呢，是结构简单，不破坏房子，不打洞。人家把百叶窗丢了，我把人家丢的捡回来，要是我家的坏了就可以用这个补。我觉得现在装修并不先进。
问：小时候您住在哪个房间？慢慢长大后，对这个房子有没有新的感觉？
答：我就住在这儿（现在的客厅）。其实，这个房子，刚搬来的时候，我和姐姐都住在这个房间（现在做客厅了）。搬进来时一家六口，爸妈、祖父和三个小孩，现在的书房当时是祖父的卧房兼书房。
6月5号（我）在《新民晚报》上有一篇文章《书房和爱》，写的就是这间书房。我回忆到祖父（周由廑）在我小时候教我英文。祖父是清末的秀才，自学英语，在民国初年研究英文语言，再后来到商务印书馆编英文杂志。陈望道介绍他做上海大学英语系代主任。我父亲是交通大学毕业的。
现在这间房间还原封不动地做书房的原因，是为了纪念祖父。祖父在书房里看书写字，到了晚年以后，身体不太好，就在书房里面养病。我和他的接触比较多，他教我英文，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教我英文，还给我讲《三国演义》。当时天平路淮海路有个书亭，他带我去买《三国演义》连环画。大概一套书是60册，它不是一、二、三、四连续出的，而是跳着出版的，所以我和祖父经常去，一个星期要去两次，去看有没有新的，后来全部收齐了。
现在的这个书房，有我特意做的一个红木书桌。这个书桌与祖父当时的书桌完全一样的，摆放位置也一样，当然式样不可能百分百一样，但是仿造他书桌的式样，凭我的记忆，还特意让家具公司做了一个垫脚板。因为当时祖父在垫脚板上面放了一个饼干箱，里面有饼干。我小学的时候放学回家，他会给我吃两块饼干。饼干味道特别好吃，这个饼干箱对我来说太诱惑啦。他在看书的时候，我就钻到下面去，找饼干箱子。那时候我猜想祖父并不知道我偷拿他的饼干吃，因为他老了，反应比较迟钝；现在，我感觉祖父他是完全知道的，装作不知道。有时候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讲，也是一种爱，他就是给你机会多吃些饼干。
问：您和太太也是在这里结婚的吗？
答：我们当时结婚的时候就住在当中的一间房间，就是我们现在的卧室。那时应该说是两代人住在这里，我祖父在1960年代就去世了。我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结婚的，各方面比较宽松。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结婚时，淮海路的人民照相馆可以拍婚纱摄影了。那时那个摄影师，是我认识的，他打电话告诉我刚来了一套新婚纱干净的，让我们马上去。我们马上就过去拍了，不像现在拍婚纱照要拍几百张几千张，当时几张就拍好了。婚纱是有头纱的。我们家里面始终和长辈的关系都相处得很好。五个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小的，大家都经常回到这里，武康大楼是家庭聚会的中心。可能是因为父母曾经住在这边，大半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所以兄弟姐妹都会来我家聚会探望父母。现在父母都去世了，这样一个习惯，延续到今天。
问：您家聚会的习惯是怎样的？是一起吃年夜饭呢，还是找一个日子聚餐？
答：都有的。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年夜饭，1976年以后我爸爸恢复工作，以前的东西发还了，上面的标签都没有撕掉就还给我们了，有字画也有玉器。那年除夕，当时好像还没有春节晚会，吃完年夜饭后我爸爸说有余兴节目。他以抽签的方式，把送还的东西送给子女，给我们做一个纪念。这些都是我父母非常珍爱的东西，就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些东西给了子女。
问：您（小时候）有没有带小朋友回家玩？
答：那时放学以后有课余小组，就是大家（一起）做功课。在我家做，也到其他同学家里做。像隔壁602室，那是我一位姓沈的同学（家），我们也到他家去做功课。谈到602，我就要补充一段。那位沈先生，收藏照相机，在上海很有名的。当时他家里还有录音设备，那时候录音机不像现在这么普及，那时候的录音都是那种弹片样的。（因为）有这样的设备，当时很多音乐界的人士都到他家里采访。我那时喜欢摄影，和他成了忘年交。
问：您好像不仅喜欢摄影还喜欢古典音乐，和602有关联吗？后来沈先生怎样了？
答：我想应该是有关联的，从小在这个环境长大，多少都受到影响。沈先生属于工商业者，他个性非常乐观，记得有一次路上碰到，说要去吃点心，一毛二分钱一碗的葱油拌面是他最喜欢吃的。而且尽管当时的生活非常拮据，但他还是有很平稳的心态。改革开放以后，也得以落实政策，原来的一些朋友还不断来拜访。总的来讲，沈先生的后半生还是非常愉快的，后来他们把房子卖掉了。
（《蚌壳与珍珠：上海武康大楼居民口述》陈保平、陈丹燕/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