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全国公安文联散文分会副主席。曾获首届“孙犁散文奖”（双年奖）、“赵树理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等文学奖项。

1

老卞给我发微信：“穆总终于有老伴儿了，祝福他吧。”后面跟了一长溜的玫瑰和烟花表情。我正开着车，半信半疑，没有当即询问，随后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

按说这么重要个事儿，我不该忘了，但就是忘了。也不是全忘，偶尔会想起来，却仍旧没有询问的动力，几个字都懒得打，就像生怕牵扯出什么麻烦似的。当然，不会有什么麻烦，就是逃避，恹恹地没有情绪。

过了几天，老卞给我发来一段他写的小说。我看了两眼，像他一贯的风格，油腔滑调。不想就小说多说几个字，突然想起前几日他说的关于老穆的事儿，便问道：“穆总老伴儿芳龄几何？”

打完这几个字，我感觉“老伴儿”这个称谓怪怪的。

他回复：“72年生人。”

我有了一点兴致：“其他你知道的情况，也详细说说。”

“两人很投缘，女方好像在政府上班，把穆总照顾得不错，完成了由公仆到私仆的转型。”

这就是老卞说话的方式，他的小说也这么写，总是在寻找诙谐或俏皮的表达方式，初看新鲜，看得多了，就能感觉到某种一成不变令人生厌的油滑。

即使私下里聊天，老卞也总是一丝不苟地对别人用尊称。他称老穆为穆总，称老简为简教授，老龚为龚老板。对我，他称邵博士。当初认识我时，我还年轻，只是一个讲师，如果称我为“邵讲师”，一是谈不上尊敬，有点怪怪的；二是称谓必不长久，因为我肯定还要升任。事实上，几年后，我就成了副教授。

我不，当面，我会尊称他们，但私下里，我就叫他们老穆、老卞、老简、老龚。也许恰恰是因为我年轻，这么称呼他们，好像能满足我内心里与他们平起平坐的需求似的。

他们都大我十几二十岁，是我年轻时认识的朋友。忘年交。

老卞又说：“人端庄贤淑，说话不多。”

我问了一个关键问题：“俩人领证了？”

“领了，但不准备办婚礼。”

我表示怀疑：“真领证了？你问过？”

他回复：“问过。”

我没再说话，他也没再说话。

我算了算，老穆今年周岁65，如果老卞所言非虚，老穆的新媳妇儿周岁51，小老穆14岁。

51岁这个年纪，如果保养、打扮得体的话，还算不错。打一开始，我就希望老穆找个年轻媳妇儿，而不是像老卞说的那样，“老伴儿”。

过了两天，是个周五，老穆突然打来电话。他先问过好，然后直截了当和我说他找了个“小”媳妇儿，语气里洋溢的自得，像他当年夸赞自己的炒股水平一般。

他问我周末有时间不，想一起吃个饭。不巧，这个周末，我要去外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来回两天。他说那就下周。

到了下周五，老穆又打来电话，问我周六有时间没，又不巧，我得出席本地一个作者的作品研讨会。这样，就推了一天，定到了周日中午。

我没问他邀请的还有谁，但从他的口气，知道这个饭局以我为主，没我不成。算算，我们已经五年没见面且没通过电话了。微信里，也是一两年才问候一声。

我问他怎么认识小媳妇儿的，他嘟哝说别人介绍的。还说，小媳妇儿对她挺好，平素很照顾他。说到这里，他自我解嘲地笑了一下，说：“没想临到老了，到底还是找了个媳妇儿。”

我说：“很好很好。”

他叮嘱我：“后天饭局带上夫人。”

我说：“好”。

2

先说说我们的关系渊源。

我和老简是我们当地一所大学的同事，我刚参加工作，他就是我们系的主任。后来，中文系改成文学院，他成了首任院长直至退休。老卞、老穆、老龚，我都是跟着老简认识的。

老卞和老简住一个小区，是围棋棋友。起初他俩不认识，一次老简在小区转悠，迎面过来一个中年男子和他打招呼：“你是小简？”老简大为诧异，他桃李遍布，是我们当地的文坛领袖。社会上老一茬的人，叫他简主任；新一茬的人，叫他简院长；学生们，叫他简教授，或者简老师。比他年龄稍大或者年龄相仿且关系熟悉的，至不济也叫他声老简。叫他小简，印象中是多少年来头一次。

原来，老卞认识老简的哥哥，老简的哥哥也是社会上另一领域的名人，但自幼就被人称为小简。有时称谓就是这样，有的人从小被冠以“老”，有的人从小被冠以“小”，和高低胖瘦穷富智愚毫无关系，且一辈子约定俗成，难以改变，简直无道理可言。老卞不谙世事，想你哥都是小简，我不叫小简叫啥。

但此后俩人就认识了。老卞主动和老简搭讪，是因为老简下围棋的名声，而不是他的职位和文学成就。老卞酷爱围棋，一辈子痴心不改，但水平始终没有稍稍长进。后来，老简写过一篇关于老卞的文章，里面这么形容老卞：“他是我市围棋界著名的臭手”，老卞不屈不挠，非让老简在“臭手”后面加上“之一”。老卞半辈子在围棋方面的成就，是成为了我市围棋界的“门槛”，也就是说，只要某人能下过老卞，那么就算是我市围棋界中人。如果还不如老卞，那就暂且作罢，去一边磨炼自己的技艺。

老卞围棋不行，却是少见的聪明人，干啥都是一学就会。认识老简之后，在围棋之外又迷上了文学，写的散文、小说多有发表，于是也偶尔参加有老简在的文学活动。这样，就认识了我。认识我时，我还不满三十岁，刚刚博士毕业到大学当老师。

关于老卞的“一学就会”，还有一则轶事。老卞还是学生时，爱慕他们学校一个女同学，可人家女同学正和一个男同学处着对象。老卞追求不成，便问女同学：“你喜欢他啥？”女同学没好气，说：“他会拉手风琴。”老卞说：“这有何难？”果然，一周之后，老卞就在操场面对女同学拉起了手风琴。女同学到底没追着，却开启了老卞的音乐之路。后来，他学会了各种乐器，还学会了作曲。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是代表全省出席了全国的音乐青创会。

老卞本是另一个市的人，在一所中学当音乐老师，因为他的音乐成就，我们当地一家国企成立文工团时，专门把老卞挖了过来。附带的优惠条件是，给他本来没工作的老婆安排了一份正式工作。

老穆和老简相识，是因为俩人都是我们当地的高考状元。老穆是1978年的理科状元，读了复旦。老简是1979年的文科状元，读了北大。因为彼此知道对方的名声，惺惺相惜，自年轻时偶然机会认识后，关系一直持续至今。

这期间，老穆读硕、读博，后来又出了国。我们这里成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时，实施了一个人才计划，把海外一批高层次人才引进回来，政府给了他们所有能给的优惠政策，鼓励他们在当地创业。老穆作为生物化学专家应召而回，办了一个药业公司。但实际上，公司最终发展成了一个空壳，生产出的药品，根本销不出去。之中的缘由，老穆给我讲过，我也听不大懂。后来，这个公司继续存在的必要，就是供上级领导参观。厂房里机器设备倒是琳琅满目端庄大气，药物的包装也整饬精致清新脱俗，上面还印着老穆的头像。每到这种时刻，老穆就会作为引进人才兼公司代表走在参观队伍的前面，脸上挂着他标签式的神秘而淡淡的微笑，向各式人等颔首致意。然后，政府每年会补贴他们一二百万，让他们把摊子支撑下去。

但老穆在社会上的名声，并不因为他是博士，是专家，是海归，是企业家，而是他炒股。他不仅自己炒，还给别人炒，是我们当地著名的操盘手。挣钱后，和别人分成。没准政府补贴他的那些资金，他都没投进药厂，而是用来炒股了。

再说老龚，老龚和老简是高中同学，但老龚只读了个中专。中专未必出路不好，老龚毕业后，去了省里当年炙手可热的物资部门。在物资部门待久了，老龚看出了其中商机，成了第一批停薪留职下海的人。但真正投身生意场后，才发现钱并没像别人说的也没像自己想的那么好挣，但总体好过上班拿死工资。后来，老龚通过老简认识了老穆，老穆天生一个书生，药厂自己根本打理不了，而老龚做了半辈子不死不活的生意，貌似有一些管理经验，老穆便聘了老龚管理企业。老穆董事长，老龚总经理。

老卞说过一句话，除了他的同事，在这个城市，别的所有他认识的人，都是通过老简认识的。他所言非虚，后来我发现，我所认识的重要的人，也都是通过老简认识的。我是本地人都这样，更别说老卞这个外地人了。我和老卞的相识，同时也验证了老卞这句话。

老卞很是讨人喜欢。他幽默、聪明、慷慨、热情、浑无机心。和他交往，一点也不费力气。

但我和老卞只是散淡地交往着，见面的机会只是偶尔的饭局和文学活动。我和他真正走近并亲密起来，并在之后和老简、老穆以及老龚扭成一个相对固定的圈子，始于老卞介绍我认识老穆并请托老穆为我老婆程漫办一桩事情。

3

我老婆程漫在城区某单位是一个中层领导，忽一日，他们单位空缺了一个副局长，她动了心。她资格够，工作、口碑都不错，但这并不能保证那个空缺的位子是她的。除了资格是硬杠杠，工作、口碑这玩意儿，无法准确衡量。就是那句话，领导说你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行也不行。你的命运，掌握在你也许并不认识的某领导手里，这个领导，可能是区委组织部长，也可能是区委书记或别的官员，最不济，也得是他们局长。局长虽然没有决定权，但他极力推荐的人，也有几分胜算把握。

这就需要运作关系，去找一个合适的人，这个人或者有权力，或者有影响力，能帮你向掌握你升迁命运的人打招呼，这样事情才可能办成。

一天我和老卞闲坐，说起这个事情。老卞一听很热心，说他最近跟老简认识了一个叫老穆的人。这个老穆可是了不得，他是市里从国外引进回来的人才，没准市委书记、市长都认识。让市委书记、市长和区委书记、区长打个招呼，你老婆的事儿不是分分钟就能办成？我一听也很兴奋，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老卞说，他和老穆还没那么熟，这样，咱们约上老简，一块和老穆说这个事儿。于是，那天晚上，我们四个人一起吃了个饭。这样，我第一次见到老穆。

老穆话极少，表情淡漠而神秘，看上去很像一个大人物的模样。

本来以为老穆真能和市委书记、市长这个级别的官员说上话，但聊这个事儿的时候，老穆并不往这个方向走。他问：“组织部长行吗？”我说：“当然行。”他说他正好认识城区组织部长的姐姐。

晚上回家，和程漫通报了这个事儿，程漫也很兴奋。当然也有惋惜，像我在饭局上想的那样，老穆为何不找一个更大的关系来打招呼？办这种事儿，官员似乎比亲戚更靠谱。

老穆倒是重诺，隔了两天，他就带我和程漫去拜访组织部长的姐姐。不巧，她家人说，她不在家。细问，也不说。老穆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和组织部长姐姐的关系，家人才告知她身上发现肿瘤，去北京做手术了。

老穆问程漫，等她手术回来误事不？程漫自然心情急迫，怕等待的日子里位子就被别人抢了。便说：“正巧人家病了，咱们去医院探望一下，不更显咱的诚意？”老穆脸上露出一丝为难之色，但还是答应了。

去北京之前，我到老卞办公室说了一下行动计划。老卞当即从办公室抽屉里拿出一沓捆绑整齐的百元大钞塞给我让我先用。看钱的厚度，应该是一万。我说我有钱。他说不是给你，是借你，你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他说这是他给别人编曲刚收到的劳务费，自己暂且用不着。老卞此举感动到我，但我确实不需要这个钱，便继续推让。他说：“你赶紧装身上，别突然闯进来一个同事，看咱俩推来让去，还以为你给我行贿呢。”我被他逗乐了，便不再推脱，先装到了衣兜里，想北京回来就还他。

回到家，我和程漫说了这一万块钱的来路。程漫说：“你的朋友们都真好。”她由衷的赞誉，让我很是自得。

说走就走，第二天，老穆便随我们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去之前，程漫用一个信封包了一个两万块钱的红包，其中包括老卞那一万。我们都认为，用这个友谊加持的钱，没准会让事情更加顺利。

到了北京，路过一家同仁堂药店，程漫又进去买了一盒冬虫夏草，价值四千多元。老穆给组织部长的姐姐打了电话，问清了医院和病房，这样就见了面。

病房里还有别的人，不大是求人办事的环境，但也别无他法。程漫故意用我们当地方言和姐姐说了请托的事，老穆在旁边帮腔，说他和我们关系如何之近，情势又是如何之急，要不也不会在她患病期间这么急切地打扰她。

姐姐沉吟一会儿，我和程漫的心在她的静默中悬得老高。她终于勉为其难答应和弟弟说一下，但事先和我们说好，不知自己的话是否管用。老穆赶紧恭维说肯定行的，我们也忙不迭附和。

程漫留下自己一张简历，把包装精美的冬虫夏草放她床头。她推脱不要，我们道了别就要走。临走时，按照我和程漫事先约定，我从衣兜里掏出那个红包迅即塞到她枕头底下。我看她在病床上惊诧一下，想说什么，但碍于病房有人没说出来，我们已经疾步闪出病房了。

塞红包的动作，被老穆看见了，这是他事先没预料到的。本来这是程漫的意思，我只是操作者，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老穆多次把这个事情作为我的一项丰功伟绩予以褒扬。他说，没想到我一介书生，能撇去文人的清高办出如此接地气的事情，且一点也不拖泥带水，简直难能可贵。

我想，这有啥啊？后来和老穆慢慢熟悉了，才知道他是完完全全的生活低能儿、办事低能儿。他既没有攀附权贵的心思，也没有攀附权贵的能力，认识组织部长的姐姐也只是凑巧而已。

再后来我才知道，他本来确实可以有一批达官权贵的朋友，但都失去了联系。他复旦的同学，有官至正部级的。

北京行让程漫意识到老穆、老卞是少见的好人，她鼓励我要多与他们往来，想方设法维系这种友谊。我知道她的意思，他们不像我们一样，还正处于人生的打拼时段，他们已到了收获季节，没准以后还能帮得到我们。我没有程漫这般功利，我乐得和他们交往，是因为他们丰富的阅历，以及并不因我年轻而轻慢我的那种情谊。

就像启动了一个开关，我们的聚会密集起来，基本每周一次。而且，并非全是我的意思，一到周末，老穆会主动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有时间小坐小酌，然后由我通知其他几位并组织饭局。起初是我们四个人，后来因为老穆和老龚的特殊关系，老龚也加入了这个饭局里。再后来，饭局继续扩大，扩大的形式有两种，一是除独身的老穆外，我们各自带自己的家人；二是各人带自己亲密的朋友。饭局不怕人多，要的就是热闹。因为饭局，我又认识了几个他们的朋友。

后来发现，还是我们四个人最有意思，顶多加个老龚。只有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聊天才能形而上或者形而下，即使枯燥的话题也能聊出点意思来。人一多，乱糟糟的，完全成了和别的乌七八糟饭局没区别的聚会。

起初我和老卞、老简也买过几次单，后来买单就多为老龚老穆了。归根结底，老龚的钱就是老穆的钱，老龚靠老穆活着。但老龚不这么认为，他私底下说过，没有他老龚，说不定老穆早饿死了。

老龚本来住省城，因为自己生意没起色，夫妻感情又不好，所以来到地方上帮老穆打理公司，他本来是抱着大干一番事业的决心和斗志的，慢慢地，发现理想与现实相距甚远，就逐渐泄了气。毕竟不需要起早贪黑求爷爷告奶奶，钱就主动送上门来，比他自己当年打拼挣钱来得轻巧多了。另则，凭老穆疏懒的性格，他离开药厂，那些政府主动送上门来的钱不知又好过了谁，还不如先在这里支棱着慢慢再寻找机会。在老龚心目中，他此生一定会大展宏图。他一向自视甚高，依他的口气，老穆的药厂如果不是靠着他的管理，政府早让那个摊子闭门歇业了，所以他才会说“要不是他老穆早饿死了”那种话。而老穆也傲着呢，他打心底就觉得老龚是在他名下讨饭吃。时间久了，我们也能看出，他俩是相互鄙视又相互倚靠，就这么捆绑在一起不死不活地讨生活。两人之间，始终弥漫着一种没当面说出来的瞧不起和不服气。

4

北京之行并没有奏效，不久，程漫单位就补齐了副局长的空缺，是从别的单位过来的。因为抱的期望很大，程漫心情很是灰暗了一阵子。很久之后听别人说，组织部长的姐姐最终因为癌症医治无效去世了。我们始终不清楚她到底和她弟弟打招呼没有，只是可惜了那两万块钱。

又过了大概一年多时间。老穆的药厂终于支撑不下去了，因为政府停止了对它的资金扶持，它也没有支撑的必要了。老穆并不感到损失，反正股市一派欣欣向荣。原先，他像孤魂野鬼一般住在硕大厂房的一间硕大办公室里，这回，他干脆搬进了豪华酒店去住，成了酒店长包房客户。我们问他何不租一所房子，甚至买一所房子，他说酒店对他来说更为合适，因为酒店有餐厅，一个电话，饭菜就能送进房间。即使按他说的酒店给长包房客户打四折优惠，一年房费也得十多万。我惋惜他这么糟蹋钱，他说也就是股票涨几个点的事儿。

老龚却失去了营生，暂时回了省城，他那边还有一点生意。

程漫的事情没有办成，我们的友谊却在一次又一次的小聚中稳固发展。老穆说，他正在考察几个项目，只要吃准吃稳，没准能发大财，到时还请老龚过来打理。看来，他心中还挂念着老龚。

酒足饭饱之后，老穆总喜欢展望未来。他说，等他发了大财，会到乡村找一块地方，修一栋大的连排别墅，座中人人手一套。像老简那么理性的人，对老穆这个说法，估计也就是耳朵听听，嘴角咧咧，不会太当成回事。但说得多了，我和老卞信了，感觉那是一个可期望的未来，所以很是憧憬并欢欣鼓舞。我信，是因为我看到了老穆性格中的义气，而且，他孤身一人，没准我们这帮朋友是他未来的依靠，为他自己着想，也不失为一桩好事。老卞信，是因为老卞生性天真，只要对方没有明显的恶意，他总是相信任何人说的一切。何况，有没有恶意他通常也分辨不清。

不久，一桩生意找到老穆头上。他证券市场的一个朋友，打包买下了某银行在全省范围内的不良贷款。如果能把这些不良贷款的极小部分追回来，其中也有巨大利润。追还不良贷款，最需要的就是人脉资源。那个朋友，也许就是像大多数人一样轻信老穆的人脉资源才找上门来的。

老穆问我们仨有没有兴趣。我是有兴趣没能力，老简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老卞却动了心。清单上显示，他老家那个市，正好有几笔贷款，数额还不小。而他交情深厚的两个朋友，一个做土地局局长，一个做公安局副局长，两个单位都是权力部门，没准在这个事上能帮到他。

正巧，老卞天津的一个朋友遇到一桩麻烦事。这个朋友叫彭图，在天津闹市区开一家大型超市，因为土地和房产纠纷和隔壁公司犯了官司。彭图本来认为自己能赢官司，却因为对方势力大，一审判决输了。他突然想起老卞和他炫耀过一个叫老穆的朋友，“关系通天”，就问老卞能不能邀请老穆北上一趟，托老穆让“上面的人”给他的官司打个招呼。彭图不差钱，他这么兴师动众，是想争口气。

看来，老卞真是以认识老穆为傲，就像当初对我那样，不失时机抬出老穆。

两桩事合在一起，就促成了我们的一次远行，先去天津，再回老卞老家，一路上把该办的事都办了——他俩办事，我凑热闹。老简照例没有兴趣。

老卞和彭图的友谊，有一点传奇色彩。老卞年轻时，去考天津音乐学院。他家里穷，去的时候连换洗衣裳都没有，就里外各一身。

第二天面试。面试得争取评委的好印象，老卞就想着无论如何得把那身已经穿脏的外衣给洗了。他带的钱，每天除了凑合着吃点饭，根本住不起旅店，所以洗衣服也是件麻烦事儿。好在将近夏天，他就脱下上衣裤子，光穿背心裤衩在海河边用河水把外衣给洗了，然后挂在树枝上让日头晾干。

大半个中午，衣服总算晾干了。他穿好衣服准备走。谁想这时，耳边突然响起喊“救命”的声音，原来一个小孩儿顽皮，失足落水了！

人命关天，老卞嗵地就跳到河里去救人。那时社会风气好，到处是活雷锋，一会儿工夫，扑通扑通跳进河里去救人的有好几个。大伙儿一起用力，小孩得救了。老卞刚刚干透的衣服可惜又湿了，他只好再次脱下在岸边洗。

人世奇妙。从他第一次洗衣服，再到第二次洗衣服，全被一个人看到了眼里。这个人就是彭图，当年也就十来岁，天津本地人。他好奇，便过去和老卞说话，了解了老卞的情况，彭图干脆把老卞领回自己家里吃住，两人就是那时结下的交情。

大概是老卞说过老穆的人脉主要在北京吧，彭图约定大伙儿在北京会面。我们坐动车去的北京，下车后，已经下午两三点了，大家还没吃午饭，彭图自己驾车在车站外等着我们。我们都饿了，本来彭图安排就近找个饭店吃饭，但老穆那天摆谱的劲儿上来了，他非要吃北京炸酱面。其实也不是摆谱，但因为他那么一说，彭图又有求于他，就积极安排，而他也不像我和老卞期待的那样将就一下先填饱肚子再说，就任由彭图开着车在北京城里转悠找炸酱面馆。结果转了一个多小时才总算找到。

老穆偶尔会摆个谱，似乎唯有这样才对得住他的身份，比如，他喝酒只喝茅台，抽烟只抽中华。事实上，后来他落魄的时候，我看他诸如这类曾经摆过的谱也就放在了一边，什么都能将就了。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住在一个高尔夫会馆里，彭图是那里的会员。据彭图说，他们这些会员，每年要缴纳十多万的会费，宾馆可以随时住，免费住，所以不住白不住。我们哪懂这些，只有目瞪口呆的份。

当晚，彭图安排了一个高档晚宴，海参鲍鱼一应俱全。但因为肚子里炸酱面还没怎么消化，所以我们只是惊叹彭图的慷慨，也没吃出个好来。酒，自然是茅台——老卞说，“穆总只喝茅台”——这句话放在这里说特别合时宜。

回到会馆，又在房间里喝啤酒。房间里有厨房，还有冰箱，冰箱里还有冰激凌。我拿了一个冰激凌吃。彭图说，这种冰激凌叫哈根达斯，一支二十多块钱。那是我第一次见有厨房有冰箱的酒店房间，也是第一次吃这么昂贵的冰激凌。

那两天，我们上午睡觉醒酒，起床后就去高档饭店吃饭。下午在房间抽烟聊天，晚饭后去后海的酒吧喝酒、听歌，很是潇洒快活。

我们四个人抽烟都很凶，房间里烟雾弥漫，消防感应系统都报了警。彭图抽烟很是奇葩，贵巴巴的中华，他每支只抽五六口就掐灭扔掉。据他说，这样摄入的尼古丁最少。我不知老穆和老卞的感觉，反正心疼得我不行。

在后海听歌时，邻桌坐着一桌女孩。有个女孩突然递纸条给我们，问能不能一起。自然能。那天，老穆少有的兴奋，他特别喜欢里面一个长相像影星赵薇的女孩，频频和人家碰杯。后半夜散场时，还问人家明天来不来。路上彭图说，这些女孩是附近一些大学的学生，她们就是靠这种伎俩来蹭酒喝的。

反正一切都让我大开眼界。

因为喝酒都上了头，彭图就问了老穆一个我和老卞不敢问的问题：“穆哥，我很好奇，你有没有情人？”老穆回答：“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彭图又问：“那有没有性伴侣？”老穆又回答：“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嗨，等于没说。

但我认为老穆大概没有，因为在我和他的交往中，察觉不到一点蛛丝马迹。

不知怎的，最终老穆也没有引荐彭图去见他那莫须有的高官朋友。也不知是彭图自己打了退堂鼓，还是老穆没联系到要找的人。

我知道事情没办，是因为临别时有一个小插曲。老卞悄悄找到我说，彭图塞给他一个信封，信封里装了一万块钱，他怀疑以彭图的性格，也许也给老穆塞钱了，而他认为，老穆既然没办事，就不该收这个钱。他找我，是想商量一下，他能不能直接问老穆收钱没有。我说你不能问彭图吗？他说彭图不一定说实话。

老卞最终还是直接问老穆了。老穆听后十分生气，当即就变了脸，因为彭图并没有像老卞认为的那样给他钱。那是我唯一一次见老穆生气变脸，他通常是沉得住气的，总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模样。事情搞得很不愉快，老卞道歉也无济于事。好在，过了半天，大家就忘了这事了，或者装着忘了这事了。

彭图把我们送上了往老卞老家走的列车，而他也和老穆无比亲密了。我记得分别时，老穆拍着彭图肩膀说：“没事，真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你就打电话，我不遗余力。”

5

老卞公安局的朋友姓上官，土地局的朋友姓周。三个是发小，光屁股一起长大。

路上，老卞给我们讲了上官和老周的一桩往事。很早之前，都还年轻的时候，一次，老周约上官打麻将，打了个通宵。那晚上官出门时，已经申告老婆自己和老周打麻将。第二天下午，上官老婆在街上遇见了老周，就随便问了一句：“昨晚上官和你打麻将了吧？”老周见上官老婆这么问，恶作剧心理腾地冒了出来，瞪大眼睛说：“没有啊，我昨晚一直在家。”上官老婆心里起了疑，恨恨地等上官晚上下班回家，一进门就吼道：“昨晚你不是和老周打麻将了吗，老周怎么说没有？！”上官是聪明人，他不动声色，说：“哦，本来说好的打麻将，一出门，单位来了电话，突审了一晚上犯人。本来想告诉你，又想算了吧。”上官当时是刑警队长，这种夜半审人的事常有，不稀奇。

过了几天，老周又约上官打麻将。趁老周上卫生间，上官把一张早已写好的纸条，偷偷塞进了老周搭在椅背上的夹克内衣兜里。他们彼此太熟悉了，既熟悉对方，也熟悉对方的家庭。上官知道老周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衣服肯定是老周老婆洗的。而老周老婆洗衣服时，自然要把衣兜里的东西掏一遍的。老周懒，自己不愿意干这种事。即便自己掏，有时也掏不干净，老婆还得再检查一遍。曾经很多次，她让老周掏过了，扔进洗衣机里，最后，衣兜里没掏出来的被搅碎的卫生纸粘得衣服满满都是。

这次，老周老婆掏出了那个纸条，一看，浑身血液腾地涌上头部：

“周哥，咱们俩好就好了，你还非要给我五百元钱。知道也是你一片心意，这次我就收下了。以后再别这样了。”

没有署名。这还需要署名吗？老周老婆本来就一直怀疑老周不老实，但没想到这种事情会以这么直接这么不堪这么明目张胆的方式呈现在她眼前。关键，不光是男女之事，还侵犯了不大宽裕的家庭经济——一次五百，你够大方的啊！——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这桩事情，可不像上次老周祸害上官那样能够不疼不痒收场了。后来，不管上官如何解释，老周老婆就是个不信。她理所当然地认为，上官是出于朋友情谊给老周打圆场的。

上官搞侦察出身，写这个纸条时，用的是左手。可左手两次写字，笔迹完全不同，无从比对验证上官所说真伪。事情继续发酵，老周两口子几乎闹到了离婚的地步。最后，还是上官仔细回忆，终于翻出了当时写那个纸条时下面垫的稿纸，因为左手写字用力不均，稿纸上留下了几个字的印迹，这事才算最终平息。

这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闹归闹，并没有因此翻脸，友谊始终保存到现在。

如法炮制，老卞也用左手写过一封信。按照他的说法，这封信对他的二次婚姻起到一定作用。

前面说了，老卞酷爱下围棋，但半辈子是个臭棋篓子，他的业余时间，全部用来下棋。后来有了互联网，连棋伴都不用找了，就在网上下，连上班都能下。多少次我去他办公室，一推门，办公室烟雾腾腾，他叼着香烟在那里昏天黑地下棋，话都顾不得和你说。

他输得多，赢得少，越输越想下，越下越输得多，终于形成恶性循环。而他原来的老婆，特别反感他下棋，和他吵，和他闹，摔他棋盘，给他臭脸。为了下棋不被老婆发现，他曾经花钱雇一个小孩给他放风，真算走火入魔了。终于，他老婆无法忍受他的不务正业，两个人离了婚。

他的第二任妻子，也就是我们都认识的小廖。小廖很漂亮，用老简的话说，是“如花似玉”。小廖小老卞十九岁，原先是老卞他们文工团的歌唱演员，他相中了她，开始展开追求。当时，老卞三十八岁，小廖刚满十九。

一次，小廖的弟弟来看望小廖，老卞作为小廖的朋友，对弟弟很是热情。弟弟在这边玩了几天回去了。过了几天，小廖收到弟弟的一封信，大致内容是：姐姐，我不知你感情状况如何，如果你要选择男朋友的话，我觉得那个老卞很是不错，然后如何如何夸赞了老卞一番。后来小廖才知道，这封信是老卞自己用左手写的。凭老卞的聪明，这样的套路层出不穷，最后终于赢得了小廖的芳心。结婚后，为避免和老卞在一个单位尴尬，也为躲避老卞前妻，小廖离开了文工团。反正她是临时工，也不在乎这份工作的。

晚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到。老卞联系了上官和老周，中午，他们设宴招待。微醺之后，老卞吞吞吐吐说出了此行意图。上官和老周大为诧异，他们没想到老卞会专门跑这么远来说“这种”事情，当着老穆和我的面，很是揶揄了老卞一番，因为他的不靠谱是他俩熟知的。老卞讪讪地说，我不是想挣点钱么。

但不管老卞怎么央求，他们根本不为所动。他们才是真正的官员做派，只是笑着看老卞说，根本不接话，接话也是笑话老卞。老卞知道，这趟路白跑了，且搞得自己很没面子。

老卞在上官和老周面前丢掉的面子，在他的学生们面前捡了回来。当天下午，老卞联系了自己当年的一个学生，学生晚上设宴招待。到了饭店，没想到这位同学叫来了满满一大桌子老卞当年的学生。而且，大家对老卞十分尊敬，甚至可以说是崇拜，二十年前结下的师生情谊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让我和老穆这两个外人一览无余。他们挨个向我们敬酒，我美美享受了一番做师叔的感觉。

回宾馆的时候，一位同学开车送我们。老卞是爱车之人，就像平常我们见惯的那样，一上车，就对车子问这问那的。没想到话音刚落，那位同学说：“卞老师，你要喜欢就开走。”让我们目瞪口呆。

很长一段时间，老穆总把这个事情挂在嘴上，以此来夸耀老卞，就像夸耀我送出的那两万块钱一样。

本来还想去看看老卞家的老宅，据说是民国时修的。关于他家这所老房子，因为他的一个形象的比喻，也一直被我们津津乐道：“住也不能住，塌还塌不了，修也修不起，卖还卖不掉，和当年民国政府一个鬼样。”后来老卞一再说实在没啥看头才作罢。

6

关于老卞如何爱车，还真有话说。

老卞说，有些人说自己喜欢开车，他喜欢的是车——奔驰啊，宝马啊什么的；他喜欢开车——喜欢的是开，而不在乎是什么车！就像他喜欢围棋，是喜欢下，而不是喜欢赢。

老卞绝非有丝毫故意违反交通规则的本意，然而却屡屡违章。那种交通管理部门署名具姓寄给他的罚款通知单，如果摞在一起，应该有厚厚一沓。但这只是想象，因为这样的罚单他根本就不可能收到。他是离过婚的人，身份证地址，也就是车辆的登记地址仍是他与前妻的住址，所以那些罚单乖乖地被绿衣使者送到了前妻那里。不可想象老卞前妻收到那一张张罚单时的心理和表情，但可以证明的是，没有一张哪怕是辗转回到老卞手里。所以，在车辆审验之前处理那些违章成了老卞既棘手又无奈的头等大事。

他从年轻时萌生开车的愿望，大半生矢志不渝，直到五十岁时，才考取了驾驶证，但还没有自己的车开。有一次，我开了一辆当时最便宜的破奥拓车，他百般企求要替我开一截子路，我终于心软，想他也考取了驾驶证，就把车交给了他。一路上，他神情亢奋，不住地按着车喇叭，就那样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忽忽悠悠闪腰岔气地把车开进了我们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之中，害得我一阵一阵地冒汗。停住车，在面部兴奋还没完全褪去的时候，他突然遗憾地说：“唉，我等公共汽车或骑摩托车的时候，总有一帮一帮的熟人打我身旁经过。今天开车走了这么长一截路，居然没遇到一个熟人！”

那年冬天，老卞认识了一个出租车司机。这个出租车司机和老卞如出一辙，一个不好好开车整天想着搞音乐，一个不好好搞音乐整天想着开车。他俩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决定每人每周抽出半天时间，你给我指导音乐，我给你指导开车。但这个司机惹得老卞很不开心，因为老卞开车的时候，司机一会儿批评他这不对，一会儿指责他那不对，最后终于把老卞说得勃然大怒：“你以为你会开个车有什么了不起的，就你那破音乐水平，你见我说过你什么吗？！”

老卞是我们当地音乐界的翘楚，如果他想有钱，完全可以变得有钱。比如可以教学生收代课费，可以写歌挣辛苦费。但他既不收学生，又不辛苦写歌。偶尔应承别人写了歌，还不好意思要钱，害得朋友们帮他讨债。他只是昏天黑地地下围棋，或满门心思想着开车。他聪明绝顶，但似乎始终不务正业。也许，正应了《红楼梦》中贾雨村对冷子兴说的第三种人，聪俊灵秀在万万人之上，乖僻邪谬又在万万人之下，代表了尘世中的某一类痴迷。

一个偶然机会，老卞遇到一辆要卖的二手桑塔纳轿车。车主开价三万，老卞未经朋友参考就应允了这个价格。事后懂车的人说，他起码亏了一半。但老卞不这么认为，他完全沉浸在终于开上了自己的车的兴奋中，只对大家真诚的惋惜报以敷衍的应和。

付过车钱的当日，他凭借平日修炼的开车技术，把车从另一个小区开进了自己的小区。唯独忐忑的是，因为未经老婆首肯就自作主张买了这辆车子，不知回去该如何交代！这样踌躇着到了楼门前，他需要把车开到路沿石上面停车。一加油，猛了，又没来得及踩刹车，车倒是上了路沿石，连带撞了已经停放在上面的另一辆车子。

他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只好一个人在驾驶室里恍惚了半天，终于瘫软着身子从车里出来。老卞说：“当时，我看四下无人，不是没闪过卑劣的念头，想就那样逃之夭夭。但转念一想，这是我第一次开自己的车，决不能在自己的开车史上留下这样的污点。”于是，他就站在那里苦苦等待那个车主到来。

谁想车主一来立即吵闹不休，让他无法招架，他只得带车主回家找老婆处理。这样，摆在小廖面前的问题已不是老卞为何擅自买了这辆破车，而是如何处理这辆破车的交通事故。

小廖不愧是小廖，她伶牙俐齿，斩钉截铁，只赔三百，否则交给交警处理！那车主不依不饶，非讹要五百。最后老卞拿着老婆给的三百元钱，自己偷偷从抽屉里取了二百到楼下，给了那人五百，而且请求那人：“如果我老婆问你，你就说得了三百！”

老卞如愿以偿地开上了自己的车。他刚开上车的那段日子，正好也是我们几个人友谊的蜜月期。他物尽其用，载着我们奔这跑那，不嫌麻烦，其乐融融。然而我们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因为他近视眼却把车开得老快，技术差还老爱走神，且不听劝阻，我行我素。终于，发生了一次真正的交通事故。

那天晚上，我们计划到一个饭店喝点小酒，便给他打了电话，他说他还在单位，让我们先开始，他随后即到。然而，他迟迟未来。我们又不敢给他打手机，怕他接听分神。正在抱怨时，他主动打来一个电话，说让我们不要等他，他在返城的路上出了点小事故，车轱辘掉下来了。这还了得！我们赶紧离开茶楼，由我驾车到达他出事的地点。

那简直可称为一起大事故！原来，当天下午，老卞开他们领导的奥迪车跑了趟长途，回来后稍事歇息，就接住我们的电话，赶紧换上自己的车子往城里走，顺便还拉了单位四个赶场的演员。他还沉浸在下午在高速路上驱车飞奔的感觉里，错把自己的破车当成一辆好车，速度自然就快了些。行至中途，宽阔的道路中央有个水泥隔离墩，视力不好再加上隔离墩的反光标志不明显，车左前轮便擦到了隔离墩上，速度快力量就大，车横轴居然断为两截，一只轱辘便滚了出去，直至滚出百余米方才停下。车在右偏的同时左后轮又撞到了水泥墩上，轮胎被撕裂成一条大口子。所幸车在滑出十余米后勉强停住，没有翻车，保住了满满一车人的性命，甚至连一个受伤的人都没有。

车停住许久，满车人仍吓得无人作声，还是老卞在惊魂初定之后先说了一句话，大伙儿才逐渐缓过劲儿，纷纷庆幸自己福大命大。那几个演员怕耽误演出，赶紧打上一个过路的出租车走了。害得老卞眼睁睁地瞧着宽阔马路上疾来疾往的车，孤零零地四顾茫然不知所措，直到想起我们还在等他吃饭才给我们打了电话。

上官局长后来来过我们这里一次，老卞就载着小廖开着这辆破桑塔纳到车站接他。上官说：“你这车也太破了吧？”老卞说：“破是破了点，但机器好。”

吃过饭，上官想去老卞家看看，老卞和小廖赶紧推脱。老卞最怕有人去他家，因为他家乱到让人无法下脚。小廖长得光鲜亮丽，却偏偏不会收拾家。我去过他们家一次，乱自不用说，阳台及附近，还到处是烟熏火燎的痕迹，好像失过火一般。我问怎么回事，老卞说，有一年春节放鞭炮，他懒得下楼，就计划在阳台上放。他把一盘五千响的鞭炮抖开一截儿，垂在阳台窗户外边，计划点燃后，这边转着抖着，那边放着，这头抖完了，那头也基本放完了。孰料鞭炮太干燥了，那头点着捻子后，他来不及往下抖，一下子蹿烧到他手这里，他吓坏了，一大盘鞭炮当即脱手，在阳台地面上噼里啪啦炸响。他倒还好，吓得他家的猫在整个屋子里上蹿下跳，呼号奔命。

上官坚决要去，老卞夫妇只好硬着头皮把上官领到自己家。

进了家门，老卞讪讪地说：“不好意思，家里太乱了。”上官说：“乱是乱了点，但机器好。”

……

全文刊登在《山西文学》2023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