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魏碑”平添大同文化自信
北魏龙兴地，天下大同城。
大同之名，取之于《礼记》。
《礼记》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寄托了儒家至高的社会理想。
大同城名，起于唐代。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以云、蔚诸州为大同道；咸通十年（公元869年），置大同军节度。辽承唐制，设西京道大同府，又置大同县，之后大同之名一直延用至今。
平城文化是大同的一张名片。
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期，许家窑人便在这里再现了远古人类生息的一大时空坐标。他们创造工具、飞索掷兽、移种植物、结队而行，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属于大同人的远古文明，点燃了大同史前星火。
战国末期，赵武灵王在这里筑城屯兵，实行“胡服骑射”，开疆拓土，名震天下，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军事文化和城池文化，使这一多民族居住之地融入三晋文化圈。
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抗击匈奴，在此被困于白登山，用和亲之策乃得突围；和亲政策为中原汉民族与游牧民族和平共处做了榜样。唐宋明几代这里战事不断，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代代传颂。
北魏拓跋氏在这里建都，统一了北中国。北魏王朝将一个有汉、鲜卑、山胡、卢水胡、铁弗匈奴、高车、丁零、乌桓、党项等多民族居住的平城，用汉化推演了一次民族大融合，为中国历史进入盛唐做了充分的准备。文化学者余秋雨称赞：从这里走向大唐！
文化自信是大同的厚重底蕴。
大同的文化自信，在于她包容多元的地域文化——她正处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汇处，多民族融合了特殊的地域文化。
大同的文化自信，在于她久久不息的边塞文化——古之大同西界黄河，北控大漠，东连太行，南据雁门，乃兵家必争之地。“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沙场征战的金戈铁马，汇成了气势磅礴的边塞文化。
大同的文化自信，在于勾连南北、往来东西悠久的边贸文化。大同地处边塞，自古就是中原与边疆地方政权“朝贡”“互市”的重要枢纽之地。殷人名商、周人善贾、秦人弼马，自汉武帝凿通西域，迈出了向外征服的第一步，开启了中原王朝与异域小邦交往的新纪元。“丝绸之路”在之后的两千余年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而平城丝路更是明清时的“茶叶之路”及“走西口”商贸往来之路。宋辽在此设榷场，明朝在此设马市。大同的边贸文化铸就开拓进取、诚信立业的晋商文化，更是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交流中诞生的推动历史向前的思想动力。
大同的文化自信，在于古人希冀和平安定、求得心理安慰的宗教文化。由于地处边塞，战争纷扰，百姓盼望安宁生活，于是崇信宗教，尤以佛教为主。北魏平城寺庙上百所，僧尼三千人，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首个高峰。举世瞩目的云冈石窟就是这个时期开凿兴建的，这是西来僧法在华夏大地首次奏响的一曲惊世乐章。明清时期，古城仍有寺庙百处，庙会法会众多，俨然一佛国世界。
大同的文化自信，在于她有着1600多年的建都史，是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国九大古都之一，在中国古都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彰显个性的古城空间形态，高大威严的殿堂庙宇等公共建筑，以及众多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熔铸了城市形象，浸润了城市精神。
大同的文化自信，更在于平城文化开启了大同的优秀文化。平城文化从史书上首次明确记载“平城”始，即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至北周（公元556年）长达七百多年，分为秦汉平城、曹魏平城和北魏平城。而北魏平城文化脱胎于鲜卑文化，形成了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复合型文化。北魏孝文帝改革尊儒重教，华夷互化，为统一中原奠定了胡汉融合的民族基础。因此，平城文化形态丰富多彩，主张兼容并蓄，体现出积极的与时俱进精神，对中华文明影响巨大。
这里，我们单取平城优秀文化大树的一枝——“平城魏碑”这一文化符号，对中国文化产生的深远价值进行探讨。
翻开中国书法史，说到魏碑，即指南北朝时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因魏碑书体是楷书，人们也称之为“魏楷”。
魏碑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种书体，因此它上承汉隶、下开唐楷，兼有隶楷两体之神韵。然则过去书法史提及魏碑，皆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实行“汉化改制”的结果，魏碑实乃洛阳魏碑。其内容分两大类：一类是佛教造像题记，多集中于龙门石窟；一类是民间墓志铭，且多集中于洛北邙山。其中，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有三千余品。著名的有《龙门四品》，后又增至《龙门二十品》及《龙门百品》；而邙山出土的墓志铭有四千多块，著名的有20块。自魏晋南北朝之后的近千年，几乎鲜有人关注魏碑书法的价值，宋代虽然金石学昌兴，却提倡“以碑证史”，并非重视书学。明代一些书学家倡导碑帖并重，但对碑帖书法价值的评价仍不明确，即使提及魏碑也不过洛阳几帖，并未提及“平城魏碑”。清代的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提倡“碑学”，尊崇魏碑，将学习实践上升到了理论层面，而且确定了魏碑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赞誉魏碑“十美”，并言“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可见，康有为等还是赞美洛阳魏碑。因此历代书学家言魏碑只提洛阳，不言他处；言魏碑人物必是索靖、崔悦、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等。这些都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魏碑作品及书法家，反而忽略了魏碑的源头“平城魏碑”作品及书法家。可见，历代书学家视“平城魏碑”为魏碑早期不成熟阶段，只是将“龙门体”作为魏碑书法的标志。
实际上，魏碑是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段里，中国书法出现的一个光辉灿烂的文字书写形制。从魏碑粗犷、古拙、劲正的笔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与北方人豪放雄强的性格相符。既然，历代书论家认为魏碑诞生于北魏，那么，北魏先定都于平城，“平城魏碑”实乃“魏碑”书法之源头。
公元398年，拓跋珪从盛乐迁都平城，开始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崔玄伯等，且“会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同时继续征战统一北方。此时的朝廷文诰书檄多出自崔玄伯笔下。崔玄伯史书称其“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楷模”。接着，卢渊、崔浩等也为朝廷重用，尤其是号称北魏第一谋臣的崔浩乃平城一流书法家，他因修《国记》被灭族。他修的《国记》按平时他教授的体例所书丹，刊刻于石，立在京师平城西郭门外郊祀坛东，每石都一步见方，用工多达三百万个。《国记》碑林实乃“平城魏碑”的代表作品之一，可惜因触犯陛下而被毁，后人不得见其真容。
最早倡议“平城魏碑”的是已故我市史学家、书法家殷宪先生。1987年，殷宪先生的《平城北魏碑刻三种》论文提交由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举办的第一次全国北朝史学学术研讨会，论文前的短语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注意，其中重点是，“大同作为北魏前期都城96年，可以说是魏碑书体的重要发祥地。然而千百年来，人们每论及魏碑，知有洛阳墓志，而不知有平城碑铭，言必称龙门诸品而无论云冈题记。这无异于以流为源、舍本逐末，实为中国书法史研究的一件憾事”。之后《光明日报》刊登这次会议述评时引用了这段话。1988年，他的《大同魏碑及历代碑刻》收入中国历史文化丛书《大同卷》。他响亮地提出：魏碑书体诞生地是大同的立论。20世纪90年代后，殷宪先生更是不断拿出有影响的“平城魏碑”研究成果，而且于2006年在《东方艺术·书法》杂志上明确提出“平城魏碑”这一概念，接着又出版了专著《北魏平城书迹研究》《北魏平城书迹》《持志斋旧藏北魏平城书法拓本选集》等。《书法》杂志是这样评价的：在殷宪先生的努力下，“平城魏碑”已经走进中国书法家的视线，而且得到中国书法界的公认。
2009年出版的《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一书增加了《平城时期》一节，书中称：“要了解北魏书法历史的全貌，平城时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了解这个时期的书迹，就无从知晓北魏后期书法的变迁。”换言之，没有“平城魏碑”之源，就不可能有魏碑书体之流。之后，一些书学家如沃兴华的《碑版书法》、华人德的《六朝书法》、刘正成的《中国书法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墓志》、逢成华的《北朝造像记书法研究》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北朝魏碑书法及“平城魏碑”的书学价值和历史地位。
2018年9月，“魏碑故里·天下大同——全国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暨平城魏碑高峰论坛”在山西大同召开。此次论坛对平城时期魏碑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专家所论角度多样、视野宏阔，并对“平城魏碑”的历史贡献和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
2022年7月1日，由平城区主办的“致敬经典·守望平城”全国书法临帖作品展暨首届“平城魏碑”主题展在大同市雕塑博物馆举办，所展作品即有《平城魏碑十二品》的临创之作，国内不少书法名家参加了展览。这对提高“平城魏碑”在中国书法史的地位、挖掘“平城魏碑”的文化内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22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山西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拍摄的6集大型系列文化纪录片《云冈》于12月1日起在CCTV-9纪录频道亮相，用镜头带领观众了解云冈石窟1500多年的秘密。其中，第4集在对“平城魏碑”进行解读时称，一个原本没有文字的民族，在学习和接受汉文化的过程中，自信地发展出一种新书体。魏碑的真正起源地在平城，而且很快在中国北方流行起来。作为北魏皇家开凿的云冈石窟，造像题记就有31个。这些造像题记端朴高古，技法多变，是高扬的文化旗帜下面北魏那遥远历史的记忆，更是那涤荡着北方多民族文化激情的绝响。
2022年12月9日，由大同市博物馆申报的“平城魏碑 ‘拓’步归来”经典系列活动，以传承平城文脉、绽放北魏文化，让青少年领略魏碑书法魅力为主题，成功荣选2022年度全国文博社教百强案例。
2023年3月18日，“平城魏碑”作为区级第十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通过了大同市平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平城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的评审。这之中，平城区文联积极申请“平城魏碑”非遗保护项目，组织“平城魏碑”专题讲座、开展“平城魏碑”研学活动，与中国楷书艺术研究院合作，在平城区建立“平城魏碑”研学基地，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2023年3月18日，由山西省文联、山西省书协、大同市委宣传部、大同大学、大同市文联、大同市文旅局、大同市文物局、新荣区委区政府主办的“展卷新荣 永固长城”全国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暨平城魏碑及长城文化论坛在大同启动。当日即举行了平城魏碑及长城文化高峰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对“平城魏碑”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平城魏碑”的文化意义和历史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
这里，我们应该明析北魏书体碑刻的脉络。先看来源，三国时钟繇楷书代表着文人化楷书的艺术高度，魏晋时实用写经书体承钟繇楷法，由隶书演变成楷隶之实用新体。随着魏晋佛教大兴，写经便构成书法泛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写经体成经典书体，成为早期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而北魏“平城魏碑”诞生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北凉的写经体与碑刻。北凉是十六国之一，由匈奴支系卢水胡族的首领沮渠蒙逊所建。沮渠蒙逊重视汉文化，提倡农桑，实行军屯，国力不断增强。北凉以佛教立国，召昙曜在天梯山开凿石窟，形成了史称“凉州模式”的许多石窟，遍布河西地区。公元439年，北魏拓跋焘灭掉五胡十六国中的最后一个小国就是北凉，统一了北中国。就是这个蕞尔小国北凉由于永嘉之乱时大批未及南迁的名儒士人避乱来到这里，使凉州成为中原文化的聚集之地。由于北凉大兴佛法，凿建石窟，于是写经成风，文人有了用武之地，北凉写经体形成了完善的体系，而凿建石窟的题记则为碑刻。北魏灭凉后，大批士人、名儒、僧侣以及能工巧匠被迁至平城，其中主持开凿云冈石窟的沙门统昙曜就是这些人之中的一员。云冈石窟是北魏雕刻在石头上的王国，体现了北魏政教合一的思想信仰。云冈石窟的开凿仍是“凉州模式”的传承，如突出如来佛像的巨大等；而云冈石窟的造像题记更是北凉写经体的延续。这些文字借助山石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成为早期魏碑不可摧毁的永恒象征。纵观“平城魏碑”早期作品，如《皇帝南巡之颂》便与北凉《且渠安周造寺碑》《高善穆石塔经》《程段儿石塔经柱发愿文》等如出一辙。同时，十六国的后燕、后秦、前秦、前燕等的碑刻也对北魏“平城魏碑”产生了深刻影响。
诚然，“平城魏碑”的形成更离不开崔浩、卢渊等世家书法的引领。崔、卢分别取法钟繇、卫瓘，均习索靖草法，所以擅隶与章草。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崔浩、寇谦之之体兼隶楷笔，互方圆者也。几家缘本为隶，崔浩则褒斜之遗。”可见，崔、卢、寇等为隐含隶楷之变，以方笔楷法为主体，实则是一种新隶体。在他们的影响下，平城书体为之一变，既有北凉写经体和碑刻之意，又承隶变突出楷书之风，形成了“平城魏碑”。这无疑是对中国书法史的一大贡献。今天，无论从《皇帝南巡之颂》，或是《司马金龙墓表》《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亦或是云冈石窟造像题等，我们可以看到“平城魏碑”到了平城中后期，其按顿挫间、笔势笔法，已呈现出新体貌，标志着“平城魏碑”趋于成熟。换言之，“平城魏碑”在北凉体的基础上，在崔、卢书风的影响下，逐渐形成魏碑雄奇角出的典型风格。鲜卑民族强悍刀笔结合的笔法，推动并深化了楷书书法，从而令中国书法瑰宝向着唐楷出发。
“平城魏碑”的时间段为公元398至公元494年，地域上是指当时北魏王朝控制的中国北方地区，具体包括现今的山西、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和内蒙古等地。“平城魏碑”书法包括有墓志铭、造像题记、碑文、摩崖石刻、瓦当、砖文等。“平城魏碑”的代表作品为《平城魏碑十二品》，即《平国侯韩弩真妻碑》《皇帝南巡之颂（正面）》《皇帝南巡之颂(背面)》《申洪之墓铭》《瑯瑘王司马金龙妻钦文姬辰墓铭（正面）》《瑯瑘王司马金龙妻钦文姬辰墓铭（背面）》《陈永夫妇墓砖铭》《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石庙形像九十五区及诸菩萨记》《司空瑯瑘康王墓表》《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封和突墓志铭》《元淑墓志》，还有一些诸如“大代万岁”“富贵万岁”的精美瓦当文等。其中，《皇帝南巡之颂》碑堪称“平城第一碑”，为总高度约350厘米至400厘米左右的鸿篇巨制大碑。该碑朴厚灵动、笔划严谨、雄健浑穆、骨法洞达，从字体上看结构凝重，呈楷书欹斜状，有的横折则表现出明显的顿挫，体现出北方民族的刚毅性格和以北魏为正统的皇家风尚与气象。此碑原矗立在笔架山御射台中央，1993年迁至灵丘县觉山寺内保护起来。
“平城魏碑”最大的特点是豪放壮美，她是北魏平城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元素，也是古城大同的一张高颜值的文化名片，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文化瑰宝。作为一个传世的文化符号，她可以代表大同历史文化展示给世人欣赏学习，她是古城大同留给世界的文化底蕴。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不仅仅是其外部表现，更多的是大众对这个城市代表性文化符号的肯定。“平城魏碑”作为华夏灿烂文化的一抹光彩，应该通过各种形式广为传播，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大同的一个城市符号。我们的街巷名牌、街头牌匾、户外广告用字及景区景点等，应突出北魏书体，从而使市民及游客能够处处感受到她温雅壮丽的身影，不仅可以传承和发展文化个性，还可以带动城市的整体知名度。
一座城市的文化建设应以文化自信为着力点，充分挖掘城市自身的文化魅力和特点，构建适合城市自身发展的文化战略。大同古城得以保留并恢复，在古城里重点着墨“平城魏碑”对发展大同文化意义重大。大同城市文化的构建，应该兼顾过去和未来，应该兼顾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要通过“平城魏碑”这一城市文化符号提升城市的文化自信心，让“平城魏碑”这一文化符号闪耀在新时代大同的繁荣发展中，让大同真正成为天下大同、世界大同、中国大同！
樊善云，笔名北岱，大同日报社高级记者，诗歌散文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山西日报》《诗歌报》《当代诗坛》《黄河诗报》《山西文学》《山西青年 (诗专号)》《草原 (诗专号)》等，著有诗集《红屋子·绿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