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23年第3期｜程舒颖：小说二题
导 读
本期“发现”栏目推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程舒颖的短篇小说《逃跑的人》和《追随》。如两位推荐人所说：
程舒颖是一个逃跑的作家，从学生写作里逃跑了出来，跑到了一片开阔之地，开始在仰望里寻找现实与历史的点滴真实……她通过叙述完成了对父辈和祖辈的追随，让自己的写作离开了校园，来到广阔现实和深远历史的门口，开始东张西望，所以她也是一个追随的作家。
——余华《一个逃跑与追随的青年作家》
叙述人不是愤怒的、叛逆的孩子，当然，也不是言听计从者……她有她的怀疑与困扰，她冷静地旁观，以平等和克制的声音讲述。
小说里的每个人仿佛都有着灰扑扑的脸庞，需要仔细辨认，而辨认需要耐心打量，需要抵抗时间的磨损。不得不承认，这位年轻的写作者，开始拥有了她独特的叙述视角。
——张莉《“埋藏”的秘密与自由飞翔的翅膀》
程舒颖，女，1999年生，毕业于武汉大学文学院，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与批评方向硕士研究生。曾于《长江文艺》《小说月报·原创版》《西湖》《青春》《文艺报》等刊物发表小说和评论。曾获第二届“京师·牛津青年文学之星”银奖。南京市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签约作家。
小说二题
文｜程舒颖
· 追 随
我的外公李德厚从麻纺厂水塔的梯子上下来之后，终于决定告诉自己的姐姐，我的外婆纪文秀已经去世了。他花了很长时间做出这一决定，天还没亮的时候，他顺着梯子爬上去，坐在差不多水塔中间的高度，直到黄昏浸染一切。等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瑟缩在棉大衣里，在地面上和水塔一起投下影子，万物静止，好像他的时间也结束了。
是小姨最先在水塔上发现李德厚的身影，她流着一头汗，急匆匆地走在最前面，我和妈妈跟在她身后。水塔外是一整片倒闭的工厂，脚下还有一条堆放着垃圾、散发着臭气的蜿蜒小河。小河本来是大河，在工厂倒闭后的几年里，大河带走了一些人，流动的去处被封上，留下一个细小的口子，河水一下子少了一半，变成了小河。
李德厚父母在他幼年时死于饥荒，李德厚的姐姐，我的姑婆，是抚养他长大的人。之前给外婆上坟时，我看到李德厚在墓碑上刻下的红名字，因为不知道自己生日，旁边写的鬼节三月三。李德厚从水塔上下来后，宣布自己要回老家，妈妈和小姨都沉默了，但由于害怕李德厚再次爬上水塔，不知道是她们中的谁先点了头。小姨说要陪他一起回去，李德厚摆着手拒绝，毫无商量的余地，从衣柜抽了一个包，低头收拾行李。妈妈在门口堵着，不让他走，他甚至出不了卧室。妥协之后，她们选定我陪他，实际上是看守，李德厚勉强同意了。路上我帮李德厚提着包，问了他几句话，他只是应答，坐到车上时，我们就像两个陌生人。
终于，车到中途时，李德厚打破了一直以来的沉默，和我说起话，我甚至有些紧张，怕他要随时自己下车。然而他告诉我的是，他年轻时去过很多地方。比如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他跟着学校队伍，到北京一两个月，住在东四十条，还参观过我们大学，搞大串联。他记得那时广场上的人们排着又长又宽的队，能看到城楼上的毛主席向他们挥手，他在其中欣喜地昂着头，大踏着步子，感到周围是一阵人群形成的暖流。之后他又去过广东，站在深圳画的圈旁，清澈又潮湿的空气中，看着那里许多刚刚兴建的低层楼宇，比起镇上的也高不了多少，感到自己的命运即将发生改变，心情也是相同。
李德厚家乡位于丰乐河、杭埠河、小南河交汇处，连接三个县城，其中一个就是他后来栖居多年的县城，那里更为发达，新修建了很多工厂，从北京回来后，他没有回家，选择成为当地麻纺织厂光荣的一员。进了写着镇名的大门楼，就能看到一条宽阔泛绿的河，如主干道贯穿着所见之处，各种各样的船只像车辆一样在上面行驶。陆上建筑，白墙青瓦，檐角飞起。我们踏着的狭窄道路，铺长条青砖，缝隙里长满了苔藓，道路交会的巷口，最细处只能走过一人。
这条街上每户人家门口挂白色纸糊灯笼，一面写姓氏，一面写家族门属。有的写郡，有的写堂，李德厚停下步子仰着头，一家家看去，我以为他在街上寻找姐姐，但发现他的眼神几乎在每一家门头漫游。李德厚说，这里堂小郡大，他所在的陇西郡是大家族，还有仁爱堂，是小家族。他们家以前在街上卖爆竹，店面在“土改”时被收，走到原址时，看到里面短头发女人戴眼镜，四十多岁样子，穿着印红粉牡丹的围裙，向人吆喝叫卖茶干。李德厚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去和女人搭话，甚至还加快了些脚步，目不斜视，在路上笔直地经过，我只看到一个写着“陇西郡”的白灯笼，灰扑扑地荡在门头。
李德厚的姐姐家原来在一条巷后，没有河流的大片宽阔地带，已经是现代小区的模样，铁栏杆围着几排高楼。保安在小屋子里低头打瞌睡，我和李德厚等在小铁门的入口，直到里面有人出来。在敲姐姐的家门前，李德厚就对我说，不要多话，她有神经病。等门打开时我屏住呼吸，看到一个矮小的老人，整张脸缩成一颗枣，短发全部竖起来，如同一团灰白色的火焰。她的嘴抿着瘪下去，蠕动着，见到李德厚和我，开口却没有打招呼，只是热情地问着吃没吃、多久来的，护工从厨房匆匆赶来了，扶着她颤颤巍巍躺回床上。
李德厚解释了很久，他是她的弟弟，而她一直说她知道，她早就知道了。她又问李德厚，那你哪里来的？李德厚说，麻纺厂要拆迁了，他从口袋里取出钱包，关节粗硬的手指捏出一张粉红色的票，颜色恰似我小时候喜欢的糕饼的油纸。他姐姐就说，新房子不要给小孩，自己换大房子住，以后她会搬过去和他一起住，就像小时候那样。她一躺下，不再与李德厚对话，又开始絮絮叨叨说她的孩子，那些故事我已经听过。女儿去了北京，出人头地了，现在她住的楼房是女儿买的，但儿子很早就去世了，剩一个孙子，她想把街上的祖宅给他，女儿不肯，说护工的钱也是她出的。其实她的孙子很早就去外地了，她还以为他在街上住着，随时会回来。
李德厚静静地看着她，点头，帮她整理下靠在背后的枕头，我不确定他是在听她说话，还是只是盯着她的脸，我想起他本来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外面的院子落下来什么，楼上晾的米黄色的棉毛衫，沉甸甸地发出响声，像一只落地的动物。李德厚的姐姐要出去看，端来茶的护工拦住她，茶水洒了一地，溅到我的脚上，又慢慢流淌进床底。护工捏着她的胳膊，想要骂她，但最终只是皱着眉头去捡杯子。姑婆不说话了，安静地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还能看见眼球在眼皮下滚动，嘴里念念有词，像是一段经文。
护工告诉李德厚，他姐姐以前疯狂地拜神，给当地寺庙捐了许多香火钱，可是儿子死后，她就再也不信这些，最近又开始信，是因为她的腿坏了。她去年被诊断为抑郁症，从二楼走廊往院子里跳，装了一个人造关节。她不愿意坐轮椅，在家里摆了神仙，听广播里念经。那神仙像是一位穿着红粉褙子墨绿褶裙，飘着缎带的女性，慈眉善目，白色陶瓷皮肤，笑盈盈的，不同于其他许多神仙，她的手垂下，手里空无一物。
李德厚的姐姐闭上眼睛，呼吸越来越平缓。他在床边站了一会儿，眼神涣散，不知道在想什么。最终李德厚准备带我走，就像年轻时一样，再一次逃开他自己的决定。而当我们就要走出房门，李德厚的姐姐突然醒来，从床上坐起，声音洪亮地喊我们留下吃饭，李德厚摆手，推着我出去。他姐姐又问，明天还来吗？李德厚说，下午就走。她突然叫了一声，德厚，问他，你和文秀怎么样了？李德厚不打算坐回去，垂着手站在门口，低声告诉她，文秀已经去世了。
我看见李德厚姐姐的嘴唇在微微发抖。她说，我真作孽。她瞬间换了个人，清晰地吐出每句话。她弯腰，几乎是折叠着身子，把自己往靠垫上移了移，想要下床，说，我得拜拜。护工按住她，不让她乱动，说你再折腾就要死了。她们纠缠了一会儿，护工死死捆住她的手，等她不再挣扎，又轻轻抚摸她的手背，盖好她的被子。李德厚始终没有走过去，我用余光瞥去，他的双眼发红。等他姐姐终于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沉默了，直到她说，英子搬回古南街了。李德厚怔了一下，她又重复了一遍，脸上所有的线条都呈现着向下的趋势，她说，英子搬到古南街了。李德厚点点头，说，好。他姐姐又说，要拜拜。李德厚最后点了一下头，终于带着我离开，他的步子很慢，出门时擤着鼻子，本来被他聚拢在头顶的头发被风吹散，我看见他几乎没有头发的一块头皮。
当我跟着李德厚进了仙姑庙，看到这里的黄泥子墙时，仿佛回到了那面相同高矮、几乎熏成全黑的墙壁前。火焰燃烧，黄裱纸的碎屑飘走，黑色的焰芯指向另一个世界。纪文秀下葬的那一天，李德厚整理着剩下的纸，让我对她再说说话，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希望她不再有任何感觉，也就不会再有任何疼痛。我讨厌燃烧的气味，也从来不相信彼岸真的存在。而当我现在走进庙里时，看到墙壁前的红花酢浆草和小青菜种在一起，狸花猫在墙头蜷卧，墨色的香炉前，人们拥挤在院子里，吵闹着祈福新年。香火味中的空气也是如此浑浊，我恍惚感到这或许就是黑墙对面的另一个世界。这里的石牌写，光绪二十五年，江西一位女道长到老字号中和祥糕饼店显灵，后院金光闪烁，设仙姑牌位。牌位前小铜炉里插满了香，烧完的灰掉在桌上，摔成几截。我四处寻找着仙姑的塑像或画像，只看到一个木架子床前的踏板上，一双玫红三寸绣鞋。
英子的全名叫洪兰英，是一个全家人遮遮掩掩的名字，李德厚告诉女儿们的说法是，她是他的中学同学，她家于他有恩。而妈妈和小姨都知道，在英子父亲古南街的宅子里，李德厚在和她订婚的仪式上，没有进门，半路神秘地逃走了。有人说看到他跳进了丰乐河里，能憋很长时间的气，一直看到水面有气泡冒出。有人说他躲在粉蒸肉菜馆的厨房里，那里肥胖的厨师围着油腻的皮围裙，将他轻易地隐没其中。更多的人默认，李德厚在洪兰英父亲的帮助下外出求学，其实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说他逃走只是为了败坏他的名声，逼他回头。而唯一知道真相的洪兰英父亲，在流言蜚语和女儿一直未嫁的遗憾中，患病过世了。
李德厚的姐姐在这里独自承受了一切，而她受到的所有指责，未来都以尖酸刻薄的攻击，还在我的外婆纪文秀身上。纪文秀是家里派出参加上山下乡的青年，和李德厚在隔壁县的麻纺织厂自由恋爱，她剪着短短的头发，强健的身体可以搬重物、挑粪桶。李德厚的姐姐说她是男人婆，不流月经的人，“比英子差到哪里去”，纪文秀看都没看李德厚一眼，只是冲过去，和她扭打起来，拽她的头发。最终是李德厚的姐姐逃了出去，纪文秀警告她，“一辈子别想再见二次”。
也许就是从那之后，李德厚彻底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过去的生活在这个新世界里也追上了他，让他再也无法和两个最亲密的人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回过老家，在自己的家里也是近乎隐形的人。那时工厂还没有倒闭，李德厚还没有退休，即使他下班回来，和家人也很少说话，否则就是与纪文秀争吵，然后让旷日持久的冷战占据生活里的大部分日子。白天太阳好的时候，老房子暖黄色的空气里，对我来说，只有外婆和小姨的声音。
我的妈妈很早就去外省的大城市当小学老师，只会在每个假期，给我带回她没收的一大桶班上学生的玩具。外婆因为年轻时在路上狠狠摔过一跤，腿脚不好，总是让小姨带着我出去玩，小姨就骑着一辆外婆以前的女式自行车，驮着我到处跑。我有时候坐在车篮里，有时候在后座抱着她的腰，人们都以为我是她的女儿。
在小姨出嫁前，我不记得她谈过多少次恋爱。每几个月，就会有不同的男人跟在她身后，他们有的头发长长的，穿喇叭裤，个子比小姨还矮，有的戴墨镜，梳着刺猬头，叼着烟见了外婆，
被赶了出去。他们都喜欢在县城最高的百货大楼给小姨买衣服，多半是红色和淡粉色，有时是鲜艳的明黄，袋子里还有一些皮筋、花铅笔、有香味的橡皮，都是给我的。早些年外婆劝她赶紧安定下来时，她嗤之以鼻，几年后她居然单身了大半年。最后她和一个高中同学结婚，上学时他就对她表白过。
大概只过了两三年的样子，他们的婚姻就失败了。不过不同于妈妈，小姨之后一直都不是一个人，经常会从住处回来看我和外婆。外婆经常问她住在哪里，小姨支支吾吾，为了转移话题，她就问我，过得还开心吗。我就说在楼下玩的时候，工厂里的男孩总是欺负我，说我是没有爸爸的孩子，把沙子往我身上抹，这时外婆拍拍我，让我别再说了。后来，外婆不再让我去楼下工地，自己一瘸一拐地拉我去别的地方玩。我们冬天去工厂活动室外、石头做的乒乓球台上堆雪人，夏天去还清澈的河边摘荷叶，我把荷叶举过头顶，假装自己是躲在下面的一只青蛙。
……
全文请见《当代》2023年第3期
· 逃跑的人
如果时间来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父亲十六岁，他会出现在新疆乌什塔拉，一个核试验基地旁。父亲正在戈壁滩上和大部队一起拉练，每天跑步五公里。他穿着白色的老布背心，因为多天没有换洗而发黄变硬。行程过半，大部队已经消失，战士们零零散散，气喘吁吁，有的则在班排长看不见的地方勾肩搭背，互相搀扶。我父亲身姿矫健，背阔肌宽厚，上半部分前倾，健步如飞。他的面前和身后已经都不见一个人，于是停在了戈壁滩的一处断崖前，看见了令他铭记一生的画面：远处低垂的落日，厚重的橙红色，有着不刺眼的、边缘清晰的轮廓，在那片矮到近人的天空上燃烧。
远处吹来了一阵风，那太阳的边焰被吹动，朝我父亲扑面而来，他寸头里紧抓着头皮的沙砾被吹得松动，突然感觉胸前有一种裸露的寒冷，下一秒又因为太阳的直射而炽热起来。他的背心明明浸透了汗水，却因为瞬间被太阳晒热、被风吹干而像纸片一样破碎，碎片有的被吹到他的身后，有的落下崖去。我父亲摸了摸他的深绿色涤纶短裤，同样因为潮湿而过于厚重，于是他把短裤脱了下来，攥在手里，把里面的水拧干，继续向基地跑去。
一天的训练结束，父亲回到宿舍楼时已是黑夜。父亲的同乡战友、至亲好友陈贞德睡在他的上铺。那个铺位本来属于我父亲。为了方便夜里叫人换岗，又或许是为防止有人偷偷摸摸逃跑，每个铺位都贴上了无法被撕下的名牌，晚上睡觉不许拉窗帘，巡逻的手电筒在半夜来回往里照。而不远处核试验基地的灯光，也在同样的时刻悄悄潜进房间。后来我父亲描述，那是一种没有温度的光，和会发热的白炽灯光完全不同，白得有些发蓝。在上铺时，当他侧身朝里，那片光就投在白墙上，再反射向他的脸，他觉得胡须都因此放缓了生长。胡须或许还是小事，他在被子里摸了摸他身下的那个物件，又搓了搓，反复数次，都没有硬挺起来，顿时冷汗出了一身。
为了换铺，我父亲、陈贞德曾和班长大打出手。班长敲着父亲铺位上的名牌发了火，把他的被子扔出窗外，喊着不睡就滚。是我父亲先动的手，班长穿着迷彩短袖，被打后捂着眼睛，指着我父亲的鼻子撂下狠话，他妈的这个狗蛋处分老子让你背定了，看看他妈的你狗命长还是老子命长。话音一落，血成一条细流，顺着他手指的缝隙流下，再铺展染红整条胳膊，让我父亲顿时不知所措，招架不住，也只能他妈的他妈的回骂，手里却还不敢停下，只是不知道拳头该往哪个部位挥。
宿舍四人剩下一个，因为老被班长敲头但面无表情，外号方铁头，此时也站在一边，身子尽量往墙角的阴影里缩。陈贞德一把将他领子提住，人拉到跟前，对准脑门一顿乱拳，方铁头还是没反应过来，好像他感觉不到一丝疼痛，竟在那不动，任由陈贞德挥拳。陈贞德见状，对他道一声对不住兄弟，也朝方铁头的眼睛挥了过去。方铁头的眼珠好歹柔软，痛了就立马号叫出声。此时，巡逻兵手里的大手电筒一下子射进窗户，炮一样粗细，光也强烈，把几张脸都照得惨白。陈贞德集中精神，忍痛咬破食指，把血抹脸上再回头，盯着那道强光后面看不清的黑影，脸上表情夸张地惊惧，心里却明白，这事成了。
被放出狭小漆黑的禁闭室时，父亲和陈贞德的身上都有一股尿骚味。一见面，陈贞德就问我父亲，检讨怎么写的，父亲笑着，神神秘秘地说，我举报陈贞德同志为了不让战友背处分，故意打人。陈贞德也笑，说，写得好，这叫法不责众。一同出来的方铁头在后面听到，踢了他们一人一屁股，两人都没还手，捂着屁股跑。一直到了人多的地方，几个人自动列成一小队，整齐划一，隐入大部队的人群中。自此之后，陈贞德变成了我父亲的上铺，那冷硬的白光终于反射在他的脸上。我父亲和陈贞德在食堂吃饭，还偷偷问过他那个东西的情况。陈贞德不顾周围人的存在，故意放大声音说，硬得很，梆梆硬！举起自己的手臂，好像他的那个东西比肱二头肌还硬。
但后来，不论是白天那片炽热的日光，还是晚上核试验基地发出的白光，在我父亲的脸上都只滞留了一年。在一个无法察觉其重要性的普通训练日后，一辆黄色迷彩越野车，挂着红字头的车牌，拖着又浓又黑的尾气停在了他们面前。从后排走下的人穿靴子、戴墨镜，肩章两杠两星，连长列队，带着战士们喊完“首长好”之后一片寂然无声，太阳照射地表干裂。首长站定，眼睛扫视一圈，抖动着手里干干薄薄的一张文件，向这群年轻的战士用带有乡音的嗓门大声宣读，断句凌乱而不知所云。最后他合上那张纸，应该没有读完，清了清嗓子，说出了一个宏伟的蓝图，如同领取巨额彩票的签字书，缓缓在他们面前展开：发射基地需要基地输送人才，报名留下、身体素质达标的战士们将改变自己的未来，成为航天员、工程技术员，历史伟大的一部分。以后发光的，将不只是那座核试验基地，而是连同着数千里整片被照亮的戈壁滩。
父亲自小恐惧火焰，在中年之后他甚至难以直视傍晚已不刺眼的太阳。他解释他坚决离开的最大理由不只是他偶然得来的小道消息，还有那即将可能燃烧的火箭尾焰，一定会比核试验基地的白光更加刺痛他的眼睛，和之后的整个一生。他也决不会没有告诫劝阻那唯一的同乡、至亲好友陈贞德也彻底远离那片土地。第二天是最后一轮体检，医生手上的小手电照过我父亲的鼻孔、喉咙、他后槽牙上圆形的龋坏，和身上其他有孔洞的所有部位。当灯光照射我父亲的眼睛，他突然不住流泪，那次照射后，我父亲的眼睛再也不能直视过于强烈的光源。在朦胧的泪光中他看向三米外的c型视力表，医生指向1.5的那一排，然后是1.0，我父亲不住摇头，一直指到0.4，他突然把食指往天上指去，c的开口朝上。
当天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陈贞德与我父亲一班巡逻，陈贞德手里拿着粗大的手电筒，突然照在我父亲脸上，我父亲又一次因为突如其来的刺眼白光被晃得摔倒在地。陈贞德嘲笑他，怎么连他妈手电光都怕。父亲坐在地上，用手挡着眼睛，问陈贞德，体检过了没？陈贞德说，过了。我父亲说，我没过。陈贞德把他从地上拉起，甚至帮他拍了拍迷彩服屁股上的沙子。在那条返回基地的石子路上，白头鹀在干枯稀疏的树枝上发出鸣叫，遮盖了我父亲与陈贞德的低语。
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见到陈贞德，是在他父亲陈小泉的追悼会上。那一天，黑色的白日里下着暴雨，来往的亲友匆匆，卸下雨衣和伞，灵堂的地面潮湿一片。陈贞德黝黑粗糙的脸上满是沟壑，停滞着一种候鸟的神色，像是羽毛潮湿。他在追悼会凝结的空气里一言不发，所有的帛金记账都由我父亲代劳。在陈小泉的棺木快要合上的时候，陈贞德突然对着封棺人大喊，不许动。封棺人穿着黑衣，雨水从衣角滴落，闻声静止。陈贞德没有上前，只是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封棺人，眼里满是怒火，嘴里发出犬一般发怒时低沉的“呜”声。我父亲上去要拉陈贞德，却被他一拳打蒙，陈贞德自己也因为地面过于潮湿而重重地滑坐在地，从那以后他将不能正常行走。他本就因为训练而落下病根的盆骨又一次严重地骨折，那具沉重的棺木在这时才被合上。
打幡抱罐的陈贞德终于在那场大雨里流下泪水。他凭借着过人的毅力，忍着剧痛一瘸一拐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雨水混着眼泪挂在脸上，他以为我们没人发现，但是他脸上深刻的皱纹让他的表情尤为明显，比一般人放大百倍。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陈真真，她穿着对她来说过于宽大的孝衣走在陈贞德的背后，像是陈贞德反射在雨水间的一个矮小又伤心的影子。在墓碑前磕完头后，她被挤在了前来吊唁的人群之外，朝我挤眉弄眼。我偷偷离开父亲，朝她靠过去。她低下头悄悄问我，你今年多大，我说我属兔，今年十四岁。她说，那你还是个初中生。我问她叫什么，她远远地指着陈小泉的墓碑，上面刻着她红色的名字，告诉我她叫陈真真，不是陈贞德的贞，是真实的真。
……
全文请见《当代》202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