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叶舟继续在丝绸之路的文化纵深处荡笔深掘、躬身耕耘。从诗集《大敦煌》《敦煌诗经》到中、短篇小说《秦尼巴克》《1898年喀什噶尔大事记》再到长篇小说《敦煌本纪》，叶舟对丝绸之路的书写矢志不渝、乐此不疲。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凉州十八拍》与其以往的作品在文学志向与审美追求上也是一脉相承的，虽然这次将言说的阵图铺排在了“凉州”，但其思想境界、叙事调性、语言风格等依然保持着“叶舟”特色。当然，与四年前出版的《敦煌本纪》相比，不管是内容构思，还是结构设计，长篇小说《凉州十八拍》都显示出一个优秀作家不断超越自我的品质、才情和匠心。

当前众多的阅读者通常将这部作品视为西部文学或地域文学，这固然没错，因为“凉州”就在西部，《凉州十八拍》中的风土人情及叙述语言极具地域识别度。但是，如果要在学理上探视这部现象级的作品，“西部文学”或“地域文学”又似乎过于宽泛而很难对其独异性给出客观的评论。

我们将长篇小说《凉州十八拍》框定在“边塞文学”的视域中，基于两点考虑：第一，在横向上，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是面对“当下”的，而在纵向上，都有其历时性，这种“历时性”显现于作家对文学传统的叙事技巧、语言表达、审美习惯等潜移默化地遵从，同时又将其书写内容、审美趋向、叙述技巧等呈现于未来文学研究的参考中。《凉州十八拍》虽然在清末民初河西走廊的重镇——凉州演绎了一个现代版的《赵氏孤儿》的故事，但是其精神气象和语言风格都保持着边塞文学的美学特点。莫娜·奥祖夫说：“所有作家，不管他们想不想成为新派作家，都受到过去著作的滋养，都经过古代文明长时间地培养和塑造，这是不允许被遗忘的。”叶舟祖籍武威（古凉州），常年奔走于河西走廊，而河西走廊恰恰就是边塞文学的主要生发地，近水楼台先得月，作为一个作家，自然会受到这一脉文风的影响，其之前创作的诗歌、小说、散文等作品也印证了这一点。“却顾所来径”，因此，从边塞文学的传统上把握《凉州十八拍》，才有可能在内外两个视角上给予这一文本客观的评价。

第二，“凉州”地处西部，我们可以笼而统之地称之“边地、边关、边缘、边疆”，但论及包括《凉州十八拍》在内的叶舟其他作品，我们将之界定为“新边塞文学”，是因为“边塞文学”是一个自成体系并形成独特艺术风格的文学流派，与“边地、边关、边缘、边疆”相比，“边塞”已经从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存在升格为文学、文化意义上的特指。我们在“边塞文学”之前冠以“新”字，这既符合叶舟的文学风格和美学追求，同时也能看到汉唐以降的“边塞文学”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延续的“伟力、活力和热力”。在“新边塞文学”的维度上谈论叶舟的作品，不仅仅为探析《凉州十八拍》打开了一个广阔视角，也是我们依托这部优秀的文本，在这个古老而苍劲的文学流派中，通过“辨章学术”、钩沉经验，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发展贡献力量而提供了契机。

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征途中，学界一般认为边塞诗初步发展于汉魏六朝，隋代开始兴盛，至唐朝进入黄金时期。就本质而言，边塞诗是战争的副产品，其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就艺术风格而言，大多数没有耽于凄婉和哀怨的悲情书写，诗人们将大漠塞外的烽火、狼烟、孤城、羌笛、长城、飞雪、夕照等意象与自己的慷慨豪情和踌躇满志相结合，赋予了边塞诗壮阔雄浑的审美境界和激昂超迈的精神气韵。如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徐陵《关山月》、王昌龄《少年行》、崔颢《赠王威古》《古游侠呈军中诸将》、李颀《古从军行》、祖咏《望蓟门》、高适《塞下曲》《武威作二首》、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之涣《凉州词二首》、陶翰《出萧关怀古》，等等，这些作品格调高昂且不乏浪漫主义色彩，在悲天悯人的家国情怀中暗潜着慷慨节义的英雄气魄。因其作者是“一群具有北方阳刚气质的豪侠型人才”，他们热衷于建功立业的人生梦想，意气风发，自信自负，“颇有横绝一世、骏发踔厉的狂傲气概”，将这种充盈的豪情壮志诉诸笔端，其诗作具有了“豪爽俊丽而风骨凛然的共同风貌，创作出了清刚劲健之美”。

边塞诗如此，其实边塞文亦然，只不过不长于直抒胸臆或数量少等原因，边塞文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类作品其实很丰富，如司马迁《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大宛列传》《游侠列传》、班固《苏武传》、王符《实边》、李华《吊古战场文》等以及诸多书、序、跋、铭、诔等文体中闪现的有关边塞的人、事、物的记录。这些作品或长或短，虽然与诗歌在体裁上相分，但在美学气质和情感基调上异曲同工，都是在宏阔苍凉的自然环境中寄寓着作者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赤子之心。例如李陵在《答苏武书》中，真实记录了当时的边塞环境：“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而“刺目以自明，刎颈以见志，顾国家于我已矣”一句可视为戍边将士精神操守的真实写照。

由诗而文，我们看到了边塞文学刚毅、奔放、沉雄、激昂、慷慨的精神骨气和美学风格，而这些诗文的背后又何尝不是站着一位意气风发、锐意进取、率性磊落的精良、纯明的少年？推文及人，人以文彰，因此，汉唐以降的边塞文学的笔墨情韵当成为推动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长篇小说《凉州十八拍》是如何承继边塞文学的笔墨情韵的？

首先在主旨立意上，格调高远、精神超拔。解读《凉州十八拍》的一个关键词是“除锈”，叶舟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清末民初这段风云激荡的历史中，我们知道，这一时期的河西走廊，军阀混战、各方势力角逐争雄，导致商贸滞塞、民生凋敝，繁华熙攘的丝绸之路因此而“锈迹斑斑”。叶舟将自己的历史愿景倾注到《凉州十八拍》中，依托主人公顾山农设立的“保价局”开启了“除锈”的文学行动。用朱绣的话说，这一壮举是“在为天下的商贾们祈福，为凉州的将来筹谋再三，也为这河西一线的四郡两关把脉问诊，开疆斥路”。作者又将贸易中的“除锈”志向延伸到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节节推进，层层晕染，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让我们体会到充盈于边塞文学中的那份刚毅、沉雄、慷慨的精神品格在当代文学中的浮现。再从人物的精神面貌来看，同样是写孤儿，狄更斯《雾都孤儿》笔下的奥利弗、费金、南希等孤儿通常为饥饿、贫寒、自卑所困，有“暗淡”之气，通过展现他们坎坷悲苦的生活遭遇，狄更斯完成了对社会转型期各种丑陋嘴脸的无情揭露以及对残酷现实的犀利批判。而在《凉州十八拍》中，徐惊白也是孤儿，但叶舟却将其塑造成一个孤勇者的形象，与之相关的人也都被赋予了一种使命担当，表现出家国危难之际中国少年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风貌遥接汉唐时期策马奔走于丝绸之路上的那些少年将军所表现出的刚毅节烈、春秋大义。我们可以将这种刚毅节烈、春秋大义视为《凉州十八拍》的思想底色，而这份底色恰恰也是边塞文学的精神本色。

其次，《凉州十八拍》的语言古朴洗练、苍劲隽永，极具边塞文学的语言特色。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特色的形成除了与作家本人的文学修养、个性追求、表达习惯等因素相关外，还受制于地域文化的浸染，也即语言特色显现于地域文化的异质性。具体而言，边塞文学语言特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创作者们使用了所指塞外边陲奇异风光和风土人情的字词，通过这些字词，不仅让我们识别到了“边塞”，同时也表征着边塞文学语言的美学特色。例如边塞文学中经常出现的“雪山、飞石、莽沙、长云、大漠、羌笛、胡笳”等词汇，不仅仅是作为文学的审美意象而存在，通过这些词语的组合也形成了代表这种语言风格的语言秩序。《凉州十八拍》除了边塞文学中经常出现的这些表征着语言特色的字词外，叶舟通过对“凉州”民俗文化的扫描，成功将自己的语言与其他地域文学创作中使用的语言区别开来，让我们体会到《凉州十八拍》在语言的美学追求方面对边塞文学的继承与创新。

当然，文学语言的特色除了从字词表面识别外，我们在更多情况下是从语言符号所呈现出的情感格调与精神境界上来把握。在边塞文学中，创作者往往选取一些苍凉、宏大、孤寒、奇伟、壮丽的意象，用慷慨激昂、沉雄刚健的语调来表达自己的壮志豪情。《凉州十八拍》因为体裁的功能不同，虽然没有像边塞诗文通常采取的一些艺术手法来显现其语言特色，但是，作者将“凉州”大地上约定俗成的歌谣、俚语以及边塞诗文中惯常的语言表达技巧挪用到自己的叙事或描写中，从而形成了《凉州十八拍》的“边塞”语言特色。德国当代著名美学家马丁·泽尔认为，文学文本语言的艺术性“在于构建一种易于被想象性阅读活动接受的语言，因为它自身就呈现为我们想像活动的一种乐器——一种根据字母之间的音符被读者所演奏的乐器”。可以说，《凉州十八拍》语言表达的艺术性和独特性再次激活了我们对边塞文学的审美欲望，同时，也让我们在“似曾相识”的阅读中，体会到叶舟对边塞文学语言传统自觉接续的努力。

综上，长篇小说《凉州十八拍》触及的文学命题绝不仅仅限于上述几点，在文本结构、叙事技巧、思想内容等方面都提供了可资讨论的话题。我们在边塞文学的维度上对其进行审视，这既是对文学传统的尊重，也是对新时代文学如何计划“攀登”问题的思考。就当前学界而言，“新小说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构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也已达成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中，长篇小说《凉州十八拍》或许不失为一个值得深究的文本。

（蒋应红，上海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学创作、文艺评论。大学期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文艺评论，先后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名作欣赏》《长江文艺》《飞天》《四川文学》等刊物发表散文、文学评论100多篇。曾获第九届冰心散文奖单篇奖、甘肃省第四届文艺评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