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许俊文，笔名令狐铁，安徽滁州人。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国作协会员。著有散文集、长篇儿童小说、报告文学等十余部。曾获安徽省政府文学奖、全国第二届大自然长篇儿童小说奖、全国百首优秀歌词奖、安徽省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等。作品入选新中国70年优秀文学作品文库，列入国家教育部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的“一本好书”、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农家书屋工程优秀图书名单、河南省重点图书扶持项目。大量作品被《新华文摘》《散文海外版》《读者》《青年文摘》等转载。

 

马厩班其实不叫马厩班，军事编制单位名称叫驭手班，通俗点讲，就是野战部队中饲养军马的最小单元。我们十来个兵都住在马厩里，除了喂马，洗马，刷马，钉马掌，就是遛马，所以，官兵们都管我们这个班叫马厩班。连队首长这么叫，团首长也这么叫。一个叫起来顺口的名字，叫就叫好了，反正我们也是兵。

马厩在营区最后一排，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援建的，一溜六大间，宽敞得可以踢一场足球赛。马厩靠南一面是拴马桩、马槽和马栏，靠北一面改造成宿舍、饲料房和杂物间——也只是砌一堵墙。房子一隔为二，中间空出的地方，走一辆拉马粪的大车还绰绰有余。

听老兵说，我们所在的部队换防前，这里原是木工房。我到部队的第一个夏天，马厩曾上演一出惊心动魄的“大戏”。那天我正在午睡，恍惚觉得蚊帐在不停地抖动，似有什么活物悬在自己的头上。睁眼一瞧，妈耶，原来是屋顶上掉下一条赤斑蛇，被蚊帐兜住了。软塌塌的蚊帐像个陷阱，它哪里游得动，蜷作一团，嗞嗞吐着血红的蛇信子。

那是一条大蛇，松松垮垮的蚊帐被它压得垂下来，几乎碰到人的脸，我不敢贸然爬起。

“蛇！”

全班的兵都被我的惊叫声叫醒了。

“蛇！蛇！”大家慌作一团。

班长张平走过来，朝蚊帐顶上瞄了一眼，正色道：“午睡时间叫什么叫，不就是一条蛇吗。”只见他嗖地出手，两指精准地捏住蛇头。

没隔多久，我们马厩屋顶上的朽木板换成了新木板。大家开玩笑，说这是我对马厩班的一大贡献，应该载入史册。

我从新兵连分到马厩班，许多新兵对我既羡慕又嫉妒，他们一个个热血沸腾，向连队递交了决心书，有的缠着连长和指导员，要求去马厩班养马，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组织考验，可偏偏被我“高中”了。其实我是因祸得“福”呢。下新兵连没几天，周围都是生面孔，想家，寂寞，便私自跑到操场上加练投掷手榴弹，由于没活动开筋骨，结果把自己的右臂给弄骨折了，住进了医院，新兵分配的前一天才出院。当时我后悔极了，就差没扇自己的嘴巴，心想这下完毬了，枪还未摸过，就成了伤兵，别说老红军连队去不成，就是一般连队也不会要我。

我被分到了高机连。

我悄悄问一位即将退伍的老兵，高机连是干啥的。老兵卖关子：“飞机是你的死对头。”

我一拍脑袋：“原来是专干飞机的啊！”

“你不傻。”老兵睃了我一眼，没兴趣跟我这个新兵蛋子啰嗦。

十二点七毫米的高射机枪就是一堆死铁，可沉了，得两个人抬，每天外出训练，从马背上搬上搬下，我那只受过伤的胳膊肯定吃不消，于是，歪打正着去了马厩班。

养马就养马，入伍前我在生产队喂过牛。所不同的是，我现在是穿着军装喂马，而且还是军马，说得好听一些，是战马。

我名正言顺地成了一个另类的弼马温。

马厩班班长叫张平，是一条标准的北方汉子，阔嘴、方脸、浓眉，直捋捋的身板，一看就是块当兵的好材料。他对我的到来十分高兴。

“我们马厩班也有秀才了。”他不无得意地对班里的兵说。

那一刻，说我受宠若惊，一点都不为过。一个曾受过伤的新兵蛋子，别的连队都不愿要，居然在这里能够受到如此尊重，唰地，我的脸红到了耳背。

不错，在入伍前的各种表格“文化程度”一栏，我填写的都是高中，并在“个人特长”栏，大言不惭地写下“爱好写作”。其实吃下去多少字，自己心知肚明——初中晃一晃，高中两年再晃一晃，就瞎混过去了，啥也没学到。至于“爱好”，也只是在《皖东通讯》上发了个豆腐块，不，豆腐干，那能叫“爱好写作”？去毬吧，连我自己都不信。但是，跟连队的许多兵比，“高中”就是天花板级的了。

张班长就是，参军前还是个拽牛尾巴的文盲，七年下来，勉强能写家信。

在我们连队，不会写家信的战士才是多数。新兵下连队后，按惯例要给家人写封信，报个平安。许多兵拿着信纸，排队找识字的战友。我也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只字未提“喂马”——我怕戳伤了他们的自尊心。

我背着背包朝马厩走去，张班长像接天神一样，全班集合在门口欢迎，巴掌拍得啪啪响。班长上前夺下我背上的背包，往一张空铺上一丢：

“你就睡这张铺。”

铺是通铺，铺架子是砖块，上面搭一块床板。显然比新兵连强多了，那里睡的是地铺。

走进马厩，一股呛鼻的马臊味彻底将我淹没，粘在喉咙里，我打了一个干哕。那气味，比生产队牛棚里的味道难闻多了。牛也拉屎拉尿，但它们吃的是青草和稻草，细嗅，屎尿中有一种植物特殊的芬芳。军马不同，它们享受的是精饲料——蛋白质丰富的豆粕。

几个老兵抢着为我整理床铺，我拦也拦不住。班长对我说，今天你是客人，从明天起跟大家筷子一般齐，被子要按照内务条令叠。

这个难不倒我。在新兵连叠被子，我多次受到过表扬。

班长又补了一句：“我们马厩班的兵也是兵。”

我像小鸡啄米，连连点头。

全班的兵都围着我转，摆瓷缸的摆瓷缸，放鞋子的放鞋子。此时，只有一个头发从帽檐口露出来的兵无动于衷，坐在铡马草的铡刀上吹口琴。

“汪沪生。”班长朝他喊。

汪沪生口中衔着口琴，瞄一眼班长。

“该铡马草了。”

汪沪生好像没听见，照吹他的口琴。

我一个立正，朝班长敬了个礼：“报告班长，我会铡草。”

全班的兵都笑了。

我不知他们为啥笑，我说我真的会铡草。

班长很风趣，说，马厩里敬礼，是六个手指头挠痒——多一道子。

我吃了一个大红脸。

马厩班的墙上贴着一张值班轮流表，谁夜班，谁白班，谁出厩，谁遛马，列得一清二楚。汪沪生今天值白班，和其他几人要把马草铡出来——马无夜草不肥。

我小跑过去。汪沪生吊了我一眼，懒洋洋地站起来。

“你是客人，还铡马草？”

我听得出来，那声音不阴不阳的，挺刺耳。

铡马草难不着我，我提起铡刀，汪沪生不紧不慢地甩了甩口琴，用一块布裹好，揣进裤兜里，然后蹲下来，将干稻草束成小束，搭在铡刀的槽口上，我双手握柄，刀起刀落，嚓嚓有声。

班长把全班的兵都叫了过来，说，马最爱吃的就是这种寸草，你们以后再铡草，就照这个标准铡。

我说汪沪生添草添得好，非常到位，再说，这草没受潮，铡起来嘎崩脆。

“新兵蛋子也会拍马屁。”汪沪生又吊了我一眼。

他的话音刚落，那匹屁股正冲着我的〇九号马，横空放了一个响屁。

大家都笑抽了。

晚上熄灯号响过，大家钻进了被窝。我的铺紧挨着班长的铺，感觉呼吸都不自在。

“闻得惯吗？”班长小声问我。

我知道他指的是马厩里浓烈的马臊味，连声嗯嗯。

班长又问：“没想到来部队会当马夫吧？”

我沉思了片刻，说挺好挺好。

“那就好。”他拉灭了昏暗的电灯。

马厩的第一个夜晚，我怎么也睡不着，难闻的马臊味弥漫在空气中，浓稠得化不开，每呼吸一次，都让我反胃、打哕。我用被子将头蒙起来，谁知被子上的气味更重。我静静地躺在铺上，听觉告诉我，所有的人都睡得很香，有的打着轻鼾，有的嘎吱嘎吱搓牙，有的说梦话。在我眼里，他们都是老兵，随便拽出一个，起码都有两年以上的兵龄，也就是说，从走进军营的那天起，他们在这种气味里已经“泡”得很久了。

寂静中，马咀嚼草料的声音被放大，发出嘎嘣、嘎嘣脆响。这些都是正处于青壮年的马匹，它们的牙口好。除此，还有偷吃马料的老鼠的声音，好像不止一只两只，有许多只，窸窸窣窣地跑来跑去。

偶尔会传来一阵哗哗声，那是马在肆无忌惮地撒尿。

起床号响了。

天黑咕隆咚的。当我从铺上爬起来，班长已经扎好了腰带，正在扣风纪扣。

汪沪生的动作跟我差不多。他的铺与班长的铺一头一尾，从起床动作的速度看，好像是八个音符倒着来——他最慢。

“以后，大家要给新兵做出好样子。”班长显然对汪沪生的动作迟缓不满意。他加重语气说：“大家记住，马厩班的兵也是兵。”

于是，集合、列队、报数。班长简明扼要地安排一天的事务。

从这天起，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养马的军人了。

“你跟我遛马。”班长对我说：“〇九号。”

原来就是昨天朝我放屁的那匹枣红色白蹄马。

班长从拴马桩上解下绳子，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又捋了捋马的鬃毛：“你小子别欺负新手。”

“〇九”打了个响鼻，咧了咧嘴。它笑得意味深长，上唇翻翘，露出一排镀金的大黄牙，不知是嘲笑还是嬉笑。班长叫我把手掌贴在马的鼻子上，让它闻一闻。

“马聪明得很，能记住人的气味，以后它就认得你了。”

马的鼻子很柔软，我的手刚触上去，“〇九”就伸出舌头反舔我的手背，痒酥酥的，比牛的舌头软和多了。

班长戳戳自己的大腿根，说他第一次遛马就被尥了一蹶子。“那一蹶子比铁锤还重，如果再往上移半指，”他比划着，“这辈子就报废了。”

我倒吸一口冷气。

马厩后边是一溜低矮的岗丘。此时，滞留的夜色还未完全化开，雾蒙蒙的，我们就牵着马踢踢踏踏地出了营区。这个时候出厩的马最兴奋，咴咴叫，振得空气一波一波地颤动。我有些激动，突然想起“马鸣风萧萧”来，不由得有一种悲壮与崇高感。

难怪那些新兵都争着要来马厩班，养军马真好！

班长和他的〇一号走在最前面，其他人马紧随其后。开始迈的是小平步，慢悠悠地，接着是大踏步，走着走着就变成了小颠步。我拽着牛皮缰绳，夹在遛马的队伍里，一路气喘吁吁地小跑。

山路上遍布着石子，马蹄踏上去，嘎嗒嘎嗒响，迸出一颗颗火星，明明灭灭。

山不大，不一会儿就遛了一圈。马儿似乎还没过瘾，不愿从原路返回。班长牵着头马拐下一条毛道。下边是一条河，窄溜溜的，目测只有两丈宽，河面上结着一层冰。

大家不知班长要干啥，牵着马立在河边。看上去，这有点像《饮马长城窟行》里的阵势。

我又瞎想了。

班长说，下个月就要开始冬季野营拉练了，我们的马是军马，平时走惯了平路，从没有涉过河，蹚过水。说着，他脱掉鞋子，挽起裤腿，下到冰冷刺骨的河水里。河水只没到小腿肚子，可是马儿僵着脖子死活不愿下水。

“你们都看见了吧，要是打起仗来，这咋行。”

“他还以为自己是团长呢。”汪沪生小声表达不满。

“你们从后边轰。”

班长说的“轰”，就是强行驱赶。

副班长抡起马缰绳，照马屁股猛抽了一下，〇一号腾空一跃，跳进了河。其他的马匹都看头马的，鱼贯蹚过冰河。

汪沪生和他的十一号落在最后，他犹豫着是否值得平白无故地吃这份苦，而马却不听他的，挣脱缰绳跃入冰水中。汪沪生只好脱掉鞋子，抛向对岸，一失手，落在了河里。

我下河把汪沪生的鞋子捞了上来。

全班的人都盯着我看，那意思，我做了不该做的事。

汪沪生提溜着裤筒蹚水过河，走一步，嘴角夸张地抽一下，发狠话：“我八辈子都不会再当兵了。”

话尾巴还搭在嘴唇上，突然“哎哟！”一声。他已经顾不得寒冷了，弯腰从脚下摸出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狠狠地砸在冰面上。

“像你这样还能打仗？”班长压着怒气，“都跟上队。”说罢，牵着马朝营区走去。

我陪着汪沪生走在后边，他走几步停一下，翻看脚板。脚板其实没啥，既没青紫，更没流血。

“〇九”趁我一不留神挣脱缰绳，撒开蹄子一路狂奔。

“想提干也不是这么玩的。”汪沪生的气还没有消掉。

我发现他那张扁平的脸都气歪了，鼻子和眼都挪了位。

马厩班不参加连队的军事训练，但要把高射机枪驮运到训练场。日复一日地上架、卸载，训练的就是人和武器、马匹的契合度。

白天，我们的时间比全训班排多一些。但要种菜。冬天没菜种，班长也不会让大家两只手闲着。他琢磨出一个道理：水要流，兵要动。兵一旦闲下来，脑瓜子会长毛——想家。因而，他总能拨拉出一些事来，刷马毛，晒草料，整理驮架。实在没事，就领着我们翻马粪，用铁锹把粪垛扒开，捣碎，泼上水，重新堆成垛，这样春天气温回暖有利发酵，再用大车拉到菜地去。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比全训班排的兵要自由得多，可以写写家信，或翻翻《毛选》，补补衣袜之类。

我入伍时偷偷从家里带了一套《红楼梦》，没事时，一个人躲在马厩外僻静的地方看。班长走过来，问我看的是什么书。书壳是用报纸包的，我心里发虚，赶紧把书合上，说是一般的书。

班长朝我笑笑，挨着我坐下来，瞅瞅四下无人。

“这种书最好不要看。”

我心里咯噔一下，他咋知道我读的是禁书？

班长语调平缓地说：“你有文化，只要好好干，会留在部队的。毛主席说，一个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

看来瞒是瞒不过去，我只有向班长坦白，自己看的是《红楼梦》。

“我没文化，不懂红楼梦，绿楼梦，但影响进步的书最好别看。”班长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像一个兄长。

我低下了头，仿佛一个犯了错的小弟弟。

“这样好不好？”班长看着我，以征询的口气对我说，“这书，要么你寄回家，要么我替你保管。”

班长想得真周到。连队有个集体储藏室，专门保管战士的个人用品，每月都会例行检查一次，班长是老兵，又是党员，连部文书一般是不会检查他的包裹。

我把书交给了班长。

连队每个周末晚上都要开班务会，大家围坐一个圈，各自汇报一周的工作表现，存在的缺点，谈谈在新的一周的努力方向，最后班长挨个进行点评。我们马厩班是独立班，连首长或连部文书通常参加我们的班务会。

我是班里的新兵，总是最后一个发言。本来我就不擅长表达，当其他的老兵汇报时，我就在心里打鼓，数人头。每汇报完一个，我的心就咯噔一下。

终于轮到我发言了，我说：“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我的本意是想以此调整调整紧张的情绪，给自己设置一个缓冲区。

“小资产阶级情调。”连部文书打断我的话，“班务会不是抒情的地方。”

我彻底蒙圈了。心跳加速，浑身发抖，先前想好要讲的话，全忘到爪哇国去了。

“让他说嘛。”班长笑笑，替我解围。

我结结巴巴，语无伦次，连自己都不知说了啥。

文书是代表连首长参加我们马厩班的班务会，然后把全连各班排的情况汇总起来，为连长点评提供依据。表扬谁，批评谁，一般都是文书先定个调调。

时间已经不早了，班长看看马蹄钟，问谁还有什么要说的，大家都摇头。

班长出于礼貌，说：“请文书给我们讲评一下。”

文书也是老兵，端着架子说：“好的方面我就不讲了。”他看了一眼班长，“你们班要加强政治学习，养马不能脱离政治。对不对？”

班长说：“你说你说，有什么问题我们虚心改正。”

“听说你们班有人看不该看的书。”文书又看了班长一眼，余光却瞟着我，“我没有证实，也许有，也许没有。还是那句老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的表现和汇报使班长感到失望。事后他跟我说，你下冰河帮战友捞鞋子，为什么不说道说道？我说那有啥好说的，举手之劳的事。班长说，你咋脑瓜子不开窍呢，哪有那么多大事，小事上见精神。

我为此愧疚了很长时间，深感对不起班长。

一天，我和汪沪生在山坡上放马，马安静地吃草，我们俩躺在背风的阳坡晒太阳。或许是我那天捞鞋子起了作用，汪沪生对我的态度好了不少。

“《红楼梦》是禁书，难道你不知道？”汪沪生吊着眼看我。

我心里一凛，不知该怎么回答他。

“你瞒着我，别以为我不知道。”汪沪生嘴里衔着一根草茎，一忽儿拨弄到左边，一忽儿拨弄到右边。

“但不是我说出去的。”

汪沪生真够意思，他向我交底，入伍前他在工厂当车工，又苦又累，交了三个女朋友都吹了，太埋汰人了。他说，当满三年兵回去可以换个轻松一点的工种。

我的心思全在倒霉的《红楼梦》上，对汪沪生的事，只是心不在焉地支应着。

汪沪生比我精明多了，他叫我把《红楼梦》赶快寄回老家，不然会连累张班长。

我一怔，此人老跟班长搓反索，怎么又关心班长起来了？

汪沪生似乎看出我心中的疑窦，悄悄告诉我，文书和我们班长都是提干的苗子，他们两个人暗中较劲。

“切，笨人都能看得出来。”汪沪生摆出一副鄙夷相。

我就是个笨人。

“他什么都压我们马厩班一头，其实压的是班长。”

照汪沪生这么说，文书在班务会上挖苦我，是针对我们张班长的。

我真笨。

星期三晚上是自由活动时间，兵们都出去找老乡聊天了，马厩班里只剩下班长和我。他问我为啥不去会会老乡。我说和我一起入伍的老乡，他们的驻地都很远，晚上去赶不回来。

班长看见我手里捧着一本鲁迅的书，说：“看书好。”

我想对他说一声“对不起”，想想还是没说。

那本鲁迅的书，名字叫《呐喊》，是我用那块“豆腐干”换来的，一直被我视作骄傲的资本，走哪带哪。

班长好像突然想起什么，问我为啥不写写新闻报道。

我显得很为难，也很好奇，班长认识的字，写家信都不够用，为啥对写报道这么感兴趣呢？再说，新闻报道也不是好写的，连部报道员鼓捣了两年，连报屁股也没摸着——这话是指导员说的。

听说我们连队有着新闻报道的优良传统，前两任报道员都穿上四个口袋的军装，唯独现在这个报道员连续两年剃了光头，连首长要换人。

“你有文化，”班长凑近我，“这对你，也许是一条路。”

我挠挠头。

“我看过你的档案。”班长突然冒了一句。

我羞愧地低下头。

班长肯定是从我的档案资料受到启发的，叫我学写新闻报道。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把那块“豆腐干”随身带到部队。

班长的话点到为止，没有再往下说。

他走到草料间，动手朝外边搬东西。我问腾房子干啥，班长羞涩地笑笑。

“你嫂子要来探亲。”

“什么时候来？”

“今天晚上。”

我和班长正搬着东西，外出的兵陆续回来了，大家听说班长媳妇要来探亲，荤话上了一大桌。

“你们是嘴上抹猪油，闻着香。”班长毕竟是过来人，没啥不好意思的。

“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车站接？”副班长是管内务的，他这么说没有错。

汪沪生似乎抓到了话把子，借题发挥道：“你想当电灯泡是不是，人家见到久别重逢的媳妇怎么下嘴。”

全班的兵几乎笑翻了。

班长媳妇是半夜到的，蓝底白花的棉袄上，粘着细碎的雪花，脸红扑扑的，是个俊俏的农村小媳妇——这是值夜班的兵告诉我的。

我们营区离县城火车站七公里，大冷天的，班长把媳妇接到马厩班的饲料房，我一点都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起床号一响，我发现班长已经站在门口了。

下半夜落下了入冬的第一场雪。外边风很猛，打着尖利的呼哨。

“这样的天还遛马？”汪沪生嘟哝着。照他的估计，班长的媳妇在途中颠簸了一两天，早上是不会遛马的。

班长牵出〇一号，打开马厩的门，一阵风雪饿狼似的扑进来，他打了个寒颤，愣怔了片刻，毅然出了门。

我们牵着马绕着山岗跑了一圈，回到马厩时，班长媳妇手里拿着毛巾站在门口，替每一个人除去身上的雪。

汪沪生是最后一个进来的，受到了特殊照顾，背上重重地被抽了三下。

“你怎么舍不得抽你家张平。”汪沪生身上冒着热气。他的气已经消了，可他不会放过这种斗嘴的机会。

班长媳妇又追上去抽了一毛巾。

“你要是我娘子，我保证让你抽得手抽筋。”

大家笑得一团糟——咳嗽的咳嗽，打喷嚏的打喷嚏，荤话素话一起上。

班长任由着大家闹腾，他拿着扫把，轻轻扫去马身上的雪。

“你们小两口配合真默契，一个扫马，一个扫人。”

又是一阵大笑。

汪沪生这个活宝，当初班长媳妇来部队成亲，婚房就在马料间，那天晚上他值夜班，故意学马叫，折腾得一对新人一夜都没合眼。

班长媳妇的到来，让我们马厩班每天都有欢笑声。

汪沪生也不再赖床，出操集合号还没响，他就牵着马出去了。

班长媳妇来队的第三个晚上，我值夜班。添过第一遍马料，我靠在稻草垛上打盹儿。寂静中，恍惚听见抽抽嗒嗒的啜泣声，像拉风箱，有一搭，无一搭。我觉得奇怪，侧耳细听，声音来自草料间。

我不敢确定是鼾声还是啜泣声。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马厩班的兵还在睡梦中，穿戴整齐的班长媳妇就出现在我面前，她不好意思地朝我笑笑，臂上挽着一只包袱，班长没精打采地跟在后面。我上前正准备跟她打招呼，班长嘘了一声，将食指竖在嘴上。我知道他不让我出声，怕影响兵们睡眠。

班长的媳妇向我招了招手，我看见她的脸上没有一点忧愁的样子，也许昨晚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

那天早上遛马，我们班长第一次缺席。

原来部队要开始冬季野营拉练，班长叫他的媳妇提前回去了。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孜孜矻矻鼓捣了一篇《“马倌”张平》，悄悄地交给连部报道员，不承想，竟然在《人民前线》报纸上发表了，与我的原稿相比，登出来的文章多了一个作者名字。

谁知道班长看了那篇报道很生气，把我训了一顿，说连队的好人好事多得很，不该写他，更不该写他媳妇。

那天，报道员把我叫到连部，文书见了我，脸拉得比马脸还长。我心想，这下可捅娄子了。

一连几次班务会，文书都没有来我们马厩班。

我们开始整理驮架，拧紧每一颗螺丝。尽管我们很细心，班长还是不放心，把每一个驮架的螺丝都检查一遍。他说拉练就等于打仗，掉一颗螺丝，都会影响战斗。

给马蹄挂掌，是我们班长的独门活计，这也是连队一直不让其退伍的理由。连首长换了一茬又一茬，调走的，劝班长再等等，新来的，叫班长安心工作，给人的感觉，只要军马还在，班长就有希望朝自己的那个目标接近一点。

班长呢，有时估计自己没戏了，身上的军装都穿破了七八套，哪里还有机会。但有时又觉得后面也许还有戏。

结婚后，媳妇也劝他，七年的兵都当过来了，不差那一年两年，开水就靠最后一把柴。

班长心里燃着一把火。

他琢磨我不是接班的最佳人选。在他眼里，我有文化，一个小“秀才”怎么可能留在马厩班呢？早一天飞，晚一天飞，都会飞。

于是，他物色了一个比我早进军营两年的农村兵，作为培养对象。

冬季野营拉练是个苦差事，不停地行军，不停地出敌情，走一路，练一路，翻山越岭，扎营露宿，时间长达一个月。战士的鞋子磨破了，有备用的，马可不行，它们一旦上路，想换“鞋子”也来不及。

我们班共有十三匹马，九匹驮高射机枪，另外四匹驮子弹和草料。

部队开拔的前三天，新任连长来到我们马厩班，见班长正在领着吴家奎挂马掌，他说自己是干步兵的，懂枪懂炮不懂马，要我们班长多辛苦一些。

班长一个立正：“报告连长，保证完成任务！”

给军马挂掌，真是一个技术活。首先你得熟悉每匹马，马也得熟悉你，彼此间建立起信任关系，不然，它们冷不防给一蹄子，不送命，也得落下残疾。

我们班的十三匹马，都是经班长一手调教过的，每匹马的脾性，班长都摸得一清二楚，有的得顺毛抹，有的得给它一点颜色看。用班长的话说，得镇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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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班长从杂物间搬出一个大榆木墩子，叫吴家奎牵出〇一号。班长“吁”了一声，用手拍拍马臀，〇一号仿佛懂得要给它换新“鞋子”，乖乖地提起一只后腿，班长用锤子敲敲木墩，〇一号顺从地屈腿反掌搭在木墩上。班长先用钳子拔下磨损的马蹄铁，操起一把锋利无比的切刀，像技艺高超的扬州修脚师傅，将蹄壳腐烂的部分切掉，铲平，再换上新的马蹄铁。挂掌时，下钉子最有讲究，深了，不仅伤马蹄，还可能致残；浅了，蹄铁容易掉落。

我请求班长让我试试。

“下次吧。拉练就像打仗，可不是儿戏。”

十三匹马，班长和吴家奎整整忙活了两天。

马匹换上新的马蹄铁，班长叫我们牵出去跑两圈，看看马蹄铁与马蹄是否吻合。如果钉子下深了，马儿走起路来，蹄子不敢重重着地。

冬季野营拉练并非像我想象的那么刺激、好玩。第一天行军二十公里，我走得很轻松；第二天三十公里，感觉也没啥。

晚上我们班寄宿在一个牛棚里，喂过马，从连部受领任务回来的班长叫大家早点睡，明天有情况，需要奔袭八十公里，抢占阵地担负对空警戒。他仔细检查了马匹和驮架，才最后一个躺下。

天上又开始飘雪了。

我们马厩班走在队伍最前边。那雪下得真叫狂猛，刚抖掉又落满一身。羊肠小道埋在雪下，负重的马匹蹄下打滑，行进的速度非常慢。班长担心马匹摔倒损坏了武器，叫我们收紧缰绳，贴着马肚子走，万一出现险情，人得顶上去。

缰绳上结着冰，硬得像根棍子。

我的衬衣已被汗水湿透，寒风一吹，冷到骨头里。班长见我那个狼狈样子，顺手夺下我的步枪，左肩挎一支，背包上横一支。

当又一个黑夜来临时，我们的队伍还在匆匆赶路。走在前面的班长提着马灯，我们就追着那一团昏黄的灯光走。

积雪的道路似乎没有尽头。

朦胧中，我看见汪沪生拽着马尾巴，一步一晃，他的整个身子几乎要瘫软下去。

前边响起了歌声：向前、向前、向前——好像是班长的声音。我强打起精神跟着唱起来，刚唱两句，上气不接下气，只得闭嘴。

当我们疲惫不堪地赶到目的地，天色已微亮，早早等候在“阵地”的团长和几位参谋人员同时抬起手腕看表：“你们提前了十分钟。”

这一次，我们的班长立了三等功。

给大家的感觉，他仿佛离那个目标又近了一步。

第二年秋天，我的一篇文章出现在更大的报纸上，并引起一时轰动。令许多人想不到的是，它竟然与《红楼梦》有瓜葛。

成功来得太突兀，我觉得有点儿虚幻，见了人就想躲。

班长端着饭碗来到连部，呲着嘴笑。

“饭还是要吃的。”他替我打了一份饭菜，“趁热乎快吃。”

当时我的眼泪差点儿都掉下来了。

连队指导员自然对我高看一眼，叫通信员通知我，把铺盖搬到连部。

班长的好事也来了，团政治处干部股电话通知连队，叫他明天去医院参加体检。谁都知道，这是提干的前奏。

我为班长高兴，班长也为我高兴。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班长叫我跟他去县城走一趟。我们走到县城时，已近晌午时分了。我俩在空旷的大街上晃了两个来回，班长踅进马路边的一个小饭店，点了两个菜，要了一瓶酒，理由是欢送我。

其实班长根本没有酒量，他只喝了两小杯，就红头杠脸的。我也不是能盛酒的家伙。不过，那一次的酒，我们喝得很开心。

班长双手搓着微微发烫的脸说，是那十三匹马成全他。我说是他成全了我。

班长摆摆手：“你有文化，部队将来需要有知识的人。”

我头有点晕乎，怔怔地看着坐在对面的班长，突然端起酒杯站起来：

“班长，你不要喝，这杯酒算我敬你。”

说罢，我一闭眼，把杯中的酒喝干。

班长为我搛了一块猪头肉。

“还记得《红楼梦》那本书吗？”

我说早忘了。

“我可没忘。”班长又给我搛了一块肉，笑模悠悠地说：“你可以把它拿回去了。”

我笑起来。

班长比我笑得更灿烂。

我虽然搬到了连部，但还是每天都朝马厩班跑，有时还会跟他们一起遛马。文书是我的新班长，由于有那篇文章撑着门面，他不大过问我的事。

说来也怪，我再去马厩班时，已经闻不到马臊味了。

班长的话越来越少，每次见面，除了叫我安心写报道，不要熬夜，也没有多余的话。

汪沪生变了。我每次去马厩班，他不是在铡马草，就是在清理马厩，连个人内务也整得挑不出毛病。他悄悄告诉我，离老兵退伍时间不会太久了，自己反而觉得心里发空。我说你当了四年兵，养了四年马，是有感情的。

听了我的话，从没见过点头的汪沪生，连连点头。

“说不定将来哪一天，我会回来看看的。”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时间一天天过去，班长提干的消息一直在路上，我都为他着急，但又不便安慰，怕触动他心里的痛处。

每天，班长还像以前一样喂马、洗马、刷马、遛马、铡马草，也有说有笑，但我隐约觉得我们的班长快活不起来。

没过多久，从上边传来高机连要换装的消息，单管高射机枪改为双管，淘汰骡马，用卡车牵引。听到这个消息，全连官兵无不欢欣鼓舞，翘首以盼，从训练场到饭堂，“换装”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文书显得特别兴奋，故意当着我们班长的面，夸新装备如何如何厉害。班长表面上附和，内心深处，很可能翻江倒海。

终于，我们马厩班的十三匹军马被牵上了一列火车，拉走了。那天我也在现场，火车徐徐启动后，班长追着跑了一段。跑着跑着，好像突然醒悟过来，呆呆地伫立在站台上。

这是冬天向春天的转换季节，略带寒意的风把班长的军装吹得鼓起来，身体仿佛大了一圈。蓦地，他脱下军帽，缓缓地，举起来，举起来……

这一年的老兵是春季退伍。此时，我被抽调到军里参加新闻报道会战。而张平班长也离开了连队。

四十多年过去了，听到军歌，我好像又回到了年轻的岁月。战友们，你们在他乡都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