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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学》2023年第5期|王彬彬:父亲扼杀了我的才华
来源:《上海文学》2023年第5期 | 王彬彬  2023年06月01日08:12

小时候,我被周围的人看成是很调皮的孩子,甚至以顽劣闻名乡里。长大后我经常反思儿时的行为,当然干过一些比较捣蛋的事情,有过一些恶作剧,但特别出格的坏事实在没有做过,让我羞愧终身的劣迹,实在也没有。顽皮的恶名,多少有些虚。我自认为从小其实就不算胆大,因而也不敢真正地妄为。成人后,胆子就更小了。说白了,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勇敢的人。

但既然生而为男,在少儿时期,总会做些让别人恼怒、招父母打骂的事情。在外面惹了事,人家告上门来,这样的情形,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是常有的。至于原因,大多数时候,是在外面与别人家的孩子发生了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在外面欺负了别人。孩子们在一起玩闹,你瞪我几眼,我骂你几句,或者你推我一掌,我搡你一把,通常谈不上谁欺负了谁。我从小便不是一个乐意欺负人、敢于欺负人和有能力欺负人的人。在外面与别的孩子玩闹后,回到家,就把啥事都扔在外面了。但有时候,突然就有人告上门来,说我欺负了他的儿子。往往是牵着那刚刚与我玩闹过的儿子的手,上门告状。我在外面受人欺负的事情,也是有的。但我就是在外面被人无端地打得鼻青脸肿,回家也决不说实话,会编造个理由,例如,说是自己走路跌了一跤,或是上树摸鸟摔下来了。那鼻脸上的伤,与走路跌跤或上树摔下,实在不相匹配。父母虽然看得满脸狐疑,但也懒得深究。可这样的时候,也有可能有人告上门。有的孩子,明明欺负了别人,明明把别人打得鼻青脸肿,回家仍然要向父母诉苦。只要有人告上门来,父亲自然收拾我一顿。我最怕的,是家中正在吃饭时,有人上门告状。父亲有一个毛病,就是特别厌恶吃饭时有人打扰。桌上有鱼有肉,或许还喝着小酒时,谁都不愿放下筷子酒盅应付琐事。但父亲是就着咸菜豆腐乳扒着米饭时,也极其不愿有人打扰。扒着饭时有人来告状,父亲便分外火气大。往往是告状的人一开口,父亲也不问到底是咋回事,放下碗筷,抱起我,便往离家最近的池塘跑。那告状的人,自然不好意思跟着我们,看看父亲是否真的把我沉塘了。也不能在我家里等着,看看我是否又回家了。所以,总是在父亲抱起我往池塘跑时,告状的人便讪讪地回去了。他来告状,本意是要控诉我的罪行,但父亲根本不给他诉说的机会。人家都要把孩子扔进池塘淹死了,你还能说什么?父亲这一招,对付上门告状者,十分管用,实在是最佳应对方式。但我相信,这绝不是精心设计的招数。父亲那吃饭最烦打扰的毛病,也遗传给了我。我想,这其实是一种没有在进化过程中丧失掉的动物本能。你看那些家养的猫啊狗啊猪啊,平时再温驯,在进食时,有人骚扰,也会龇牙咧嘴、发出哼哼叽叽的愤怒声和警告声。人吃饭时不愿意被打扰,还是这种动物本能的表现。也许有人说,这并非普遍现象。吃饭时特别厌烦打扰,说明这个人还很像禽兽。像禽兽很好。在很多时候,像禽兽,比像“人”,更令我心安。

与别的孩子打架、弄坏了人家什么东西,有人告上门来,是闯祸了。上树摸鸟,一般不会惹出事来。要惹事,惹的也是鸟事,不是人事。一般的树,你往上爬,大人即便看见了,也就是看一眼而已,理都不理你。但在乡村,有那种特别大的老树,是不能爬的。一个人,哪怕本来是不怎么样的人,甚至是很卑琐无聊的角色,但如果活到被称作人瑞了,就带有几分神圣,让人仰视膜拜。树也这样。树大到远超寻常,往上爬,就触犯了某种禁忌。我们村里,北边村口,那时便有一棵这样的枫树,拏云攫石,是几个成年人合抱方能抱住的粗;朝日初升或夕阳西下时,那树影会伸展到老远老远的田冲;树冠如一座鸟岛,有许多鸟窝。这棵树,是不能爬的。连续几年,我一次次地围着树转圈,数着树冠上的鸟窝,像在羊堆里数羊,鸭群里数鸭,总是数不清楚。春夏间,那鸟窝里常有小鸟在啁啾,像是在引诱,像是在嘲笑,也像是在挑衅。一个夏天的下午,我绕着树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这样地转了好多圈之后,终于忍不住,开始往上爬了。这么粗的树干,根本抱不住,手和脚都没有牢靠的着力点。好在树皮很粗糙,手腿并用,缓慢地往上攀援还是可能的。爬到一半,离树冠上的鸟窝还远着时,远处田冲里干活的村人们便发现了我。他们认出了是我,一半靠辨,一半靠猜。他们怒吼着,吼些什么,我完全听不清,但能感觉到他们的惊恐。我也被吓住了,赶紧往下滑溜。落到地面,两肘内侧和两股内侧,都有了血印子。小时候,一到夏天,我身上不流血的日子很少,所以,也不当回事。在我的爬树史上,绝少失败的记录。这棵树,打了几年主意,却只爬了一半,心里很憋屈,想:要找个人们都在家里的日子,再来爬这棵树。打定这样的主意后,也就把这事忘了。吃晚饭时,父亲从外面回来,直冲到我身边,抓起我便往池塘跑。往常,是跑到离池塘还有一段路,便把我往地上一扔。这一回,是跑到池塘边上,才把我扔下,弄得我真的差点滚进塘里。后来知道,父亲在回家的路上,就有三次被人拦住,都是有人控诉我竟然爬那棵枫树的滔天罪行。难怪父亲进门时,脸都歪着,那是气的。

这样的勾当,都算是武祸。小时候,我还多次闯过文祸。文祸,是因为文章、言论而惹祸。一个乡村里的小毛孩,能招来什么文祸?但我那些年,还真多次因为文字、言论而招来父亲的打骂。我后来回忆,每次我闯了武祸,父亲的打骂都具有强烈的表演性,是做给别人看的。打,手举得很高,动作很夸张,手掌落到屁股上,感觉如抚摸一般,没有什么像样的痛感。至于动不动抱起我往塘边跑,那与其说是要惩罚我,毋宁说是要让告状者难堪。但每次我惹下文祸,父亲的打骂,非但没有丝毫夸张,反而带有隐秘性,即不想让别人知道,却打骂得很切实:骂,声音不高却咬牙切齿;打,动作幅度不大,却招招阴辣狠毒,打一下是一下,用的是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功夫。

回想起来,我小时闯下的最严重的武祸,是把一个大娘的头打破了。那应该是我初中二三年级时,年龄是十二三岁。那时,我的父母已经从小学调入公社初中,我的家就在学校内。进校门右手边,是一排平房,前面两间是分给我家的。学校边上的村中,有一位独身妇女,也就五十来岁。但因为是孤老,所以是生产队的“五保户”。这位老大娘,是有精神病的。她的惯常行为,是用一副箩筐,把全部家当挑着,进京找毛主席。每次她挑着一副担子,往自认为的北京方向走,我都有些担心。但却总是今天出去了,明天又看见她在家里。除了经常进京拜见毛主席,她的另一个惯常行为,是站在家门口骂人。骂人,她会说出许多人名和许多鸡零狗碎的事情,但我们从她慷慨激昂的骂中,实在理不出一个头绪。我后来想,曾经与她一起生活的人,应该能够听懂她的意思。这两样之外,这位大娘也没有什么特别怪异之处。一天下午,我拿着弹弓,四处找鸟,走到这位大娘家门口,见她站在门前,倒是没有骂人,而是朝很远很远的地方看着。我想,她可能又在遥望北京,又在深情地思念着。我没有在意她。离她几米处的一棵桃树上,几只麻雀正叽喳跳踉着。我没多想,拉紧皮筋,一粒石子向树上飞去。麻雀当然打不着,我也根本没指望能打着,但麻雀虽小也是鸟。既然是专门出来打鸟,不能看见麻雀而不打。几只麻雀惊恐地飞走了。我正要离开,却见大娘右手掌往前额一搭,“哇”地哭了,但哭声不高。我赶紧靠过去,大娘把手掌拿下来,放在眼前看着。大娘仔细看着自己的手掌,是看看有没有血,我仔细看着大娘的额头,也是看看有血出来否。我没有在大娘的额头上看见血,但有一小块油皮没了,有半个小指甲盖那么大。我的丰富的打弹弓经验告诉我,这是石子打中树枝,又从树枝反弹到大娘额头,才碰掉一点油皮。如果是石子直接击中额头,那会伤到肉,会有一个小小的伤口,会有一点点血流出来。但我仍然十分恐慌,连声道歉。我一道歉,她倒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把两手拍着地。我怕村人们围上来,揍我一顿,一撒腿,跑了。

在一处小树林里鬼混到快吃晚饭时,我才回家。心跳得多少有点快。家中正要吃饭时,门外起了喧哗。我一看,那被我打伤了额头的大娘,挑着一担箩筐,箩筐里是被子衣服一类家什。大娘身后,是那个村里的两个小伙子。他们是认识我的。大娘和两个小伙子在我家门前站定。大娘一边悲泣着,一边嘴里说些听不明白的话。两个小伙子则默默地看着我家的门口。他们是要把我父亲逼出来的意思。很快,许多学生围了上来,几个老师也走了过来,校长也在不远不近处站着。父亲与校长的关系不大好,校长的神情里显然有幸灾乐祸的意思。我缩在门后,探出半个脑袋,盯着门外。这时候,我最担心大娘挑着家什闯进我家来,那麻烦就不是一般的大了。但这位大娘,显然是被那两个小伙子引到这里的,到底为什么要来这里,她也不知道。所以,也没有提出任何诉求,只是站在那里,悲泣着、嘟哝着。人群里渐渐有了嘈嘈杂杂的声音。所有人,都很快明白了事情的真相,那就是我竟然用弹弓把一位有精神病的“五保户”老人的头打破了。在我家门口,他们不便大声表达谴责,但他们的窃窃私语,明显透露出愤怒。我生怕他们看见了我,把我拉出去。我闯祸多矣!被人告上门来的情形多矣!但这一回不同了。告上门来的,是一个“五保户”,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就是有理,也说不清。何况,确实没有理。这一回,我是真的怕了。我在门后偷偷看着父亲,父亲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吸着烟,神色十分平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仿佛门外只有空气。这期间,不断有人走到大娘身边,查看她额头上的伤势。那一小块破了油皮的地方,并不是一眼就能找到,要找好几眼才能看到。好容易找到了,盯着看看,便有些失望,亢奋瞬间消失,像皮球泄了气。天暗了下来,大娘额头上的伤口,便无法确认了。父亲始终没有走出家门。人群与我的家门这样地僵持了许久。终于有人劝大娘回去了。他们说,“今天先回家吧!明天到北京告诉毛主席,毛主席一定会为你做主!”这话还真管用。听到“毛主席”三个字,大娘立即停止了悲泣和嘟哝,很高兴地回去了。

当人群在我家门口聚集时,我以为父亲一定会把我拎到众人面前,痛打一顿。我把全身的筋骨缩紧,等着这一顿打。父亲一直不动声色。我以为,父亲是等人走后再打。人散后,便开饭。饭菜在桌上摆好了,我仍然在门后缩着。母亲冲着我喊声“吃饭”,我才蹭到桌边,坐下后,身上的筋骨仍然不敢放松。我以为吃完饭,父亲会与我算账。吃完饭,父亲没有提这件事。第二天没有提。第三天也没有提。我的筋骨才敢恢复常态。我以为父亲至少会问一下我为什么要用弹弓打人。如果问,我就解释是石子从树枝上蹦到大娘的额头上,不是我故意要打她。但父亲连这个都没有问,我也就无由解释。

这一次闯了这么大的祸,父亲竟然连骂都没有骂一句。我想,那原因,就是门外的阵势太厉害,我已经万分恐惧,这足以构成对我的惩诫了。外面的阵势有些令他反感,让他反而懒得追究我,可能也是原因。这都是我的猜测,未必很准确。就是儿子,有时也猜不透父亲的心思。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何那次轻轻放过了我。闯下这么严重的武祸却能放过我,倒是说明父亲对于我在外面闯武祸,内心其实并不太在意。但是,我闯下的文祸,却一次也没有逃脱父亲的凿栗。

我记忆中的第一次文祸,是一场雪带来的。那也是在初中时期,那一年元旦,早晨睁开眼,便觉屋里分外亮堂。匆匆穿上衣服,出门一看,世界一片银白。我家住在校门口。校门外面,是一个篮球场。我走出校门,篮球场上积雪几寸厚。在我们那里,这就算并不十分容易见到的大雪了。篮球场的雪面上,只有那一边的边缘处,有一行狗爪留下的梅花印,此外便洁白平整着。面对这样一片难得一见的洁白平整,我忽然有了创作的冲动,转身回家,拿了把扫帚,走到篮球场中间,一笔一画,写下了“庆祝元旦”四个大字,每个字有方桌那么大。写完了,往后退到一定距离,便欣赏起自己这雪地书法。正得意着,后脑上重重地挨了一下。急回头,父亲怒目注视着我,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还弯曲着,是随时准备再来一下的状态。好在父亲并没有打第二下,只是又瞪了我一会儿,便转身走了。父亲从小打我,喜用凿栗,别的手段用得不多。凿栗之为物也,可轻可重。打得轻时,像用朽木敲了一下脑袋,没有什么痛感;打得重时,则似铁块击来,能痛上好长时间。父亲用怎样的力度敲凿栗,当然视闯祸的性质和程度而定。还有,敲几下,也颇有讲究。如果敲了一下,再敲一下,甚至敲打了三下,那闯的祸就不是一般的严重了。但父亲的凿栗,最多敲打过三下,超过三下的情形没有过。通常情形,是敲得不轻不重。特别轻,如抚摸一般,那样的敲从来没有过。但敲打得极其重,像是用最大的力气、咬牙切齿地敲,那样的情形也很少。如果敲了一下再敲一下,甚至敲到三下,那一定每次都敲得很重。不是气极了,不会一敲再敲;既然气极了,必然要使劲敲。这一次,雪地上的“庆祝元旦”四个大字,只换来一个凿栗。父亲转身回去了。我左手摸着后脑,右手提着扫帚,也回家了。但当时实在不明白,在雪地上写个节日套话,有什么不可以的。

在墙上写字招来凿栗的事情也有过。那也是在初中阶段的事情。一天,我在校园里闲逛,见地上有半截粉笔,便捡了起来。会写字的人,手里有了能写字的笔,便想写写画画。晃悠着到了学校边上的公厕。那公厕,是青砖建成。青砖上很适合粉笔写字,写出来效果一定很好。想到这,心里很高兴。于是走到公厕后面,面对那后墙,上下左右估算了一会儿,便走近去,一笔一画地写了“厕所”两个字。字很大,从左边的男厕所写到了右边的女厕所。写好后,也是后退到合适距离,一笔一画地欣赏着。最后一笔,写得太细了,正要去描粗一些,后脑上挨了一凿栗。这种打法,这种方式的痛感,不用扭头也知道是谁来了。我兀自痛了一会儿,觉得不扭头看看,不太礼貌,才慢慢地扭过头,父亲又在身后对我怒目而视着,那右手还半抬着,食指和中指还保持着弯曲的状态。我明白,如果再不扭头,又会来一下。我很后悔写以前没进厕所一趟。如果知道他在里面,我就不急着写那两个字,可以等他走了再写。现在后悔也没有用。但好在他也没有打第二下。这一下,不能算太重,但偏于重,比在学校门外雪地上挨的那一敲,要明显痛些。或许在父亲看来,在学校公厕上用粉笔写“厕所”二字,比在白雪覆盖的学校篮球场上用扫帚写“庆祝元旦”,性质要恶劣些,尽管雪地上有四个字,而公厕上只有两个字。

招来两下凿栗的文祸,也闯下过。那是因为随口说出的一句话招致的。还是在初中时期,一次,上面的杂技团下乡慰问贫下中农,来到了我们公社。杂技团只在每个公社演一场。贫下中农白天都在“抓革命,促生产”,当然只能是晚上演出。演出在中学的操场上进行。我们家就住在学校。早早吃过晚饭,一家人进了操场,都带着小凳子,在入口处不远的地方,一字排开,坐下来,等候演出开始。这操场,四周挖了一条沟;挖出的土,沿着沟的内侧堆起一道坝,坝上种了芭茅,起着围墙的作用。天一黑,操场上亮起了好几盏汽灯,把操场照得雪亮。上面的杂技团下乡演出,是不收门票的。那时节,难得有这样的娱乐机会。贫下中农们、公社社员们,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地涌来。有好几个派出所的警察在维持秩序。入口处站着一名警察,拿着小喇叭,不停地喊:“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大家进场后快点找地方坐下,坐下后就不要再走动了!”每次,这“坐下后就不要再走动了!”要重复好多遍。我因为来得早,已经坐了好久了,有了尿意,又有些烦躁,便想出去一下。走到出入的地方,警察伸手拦住了我,说:“进来了,就不要随便出去了!”我当然不敢跟警察分辩。好在尿意也不大,便又回到原地,坐下,脱口道:“这搞得像坐牢一样!”话音未落,坐在左边的父亲急速地扭头看着我。我们是并排坐着,两人紧挨着,几乎头碰着头,父亲那眼神离我的眼睛很近,那眼神像刀子一般闪着寒光,又像火焰一般灼痛我的脸庞。在用这样的眼神逼视我一番后,父亲还是抬起右手,在我的头顶上凿了一下,又凿了一下。父亲平时凿我,都是从后面凿后脑。这次,是肩并肩坐在那里,不能水平地凿后脑,只能垂直地凿头顶。平时,总是先感受到后脑的疼痛,后看见父亲那凶狠的目光。这一次,是先感受那凶狠的目光,后经受那凿栗的打击。这一次是在人群中,是在雪亮的汽灯照耀下,是否要打我,父亲想来有过片刻的犹疑,但他还是终于克服心理上的顾忌,果断地出手,而且迅速地击打了两下。我后来明白,在这样的场合,在警察的身边,说这样的活动像“坐牢”,比在雪地上写“庆祝元旦”和在公厕墙上写“厕所”,性质要恶劣一万倍,宜乎连凿两下。头顶的抗打击能力,远不如后脑,所以痛感是后脑的好多倍。其实,凿栗,只应该打在后脑,就像耳光只应该抽在脸颊。父亲朝头顶上敲凿栗,是很不讲武德的。

我闯了武祸,父亲几乎没有动用过凿栗,总是装腔作势地要把我沉塘。我闯了文祸,一次也没有逃脱过凿栗的击打。但留在记忆里的,并不是那凿栗带来的痛感,而是父亲在施用凿栗时的眼神。闯了武祸,父亲的目光有时也很怕人,但那目光放射的是气愤,脸有时都气得冒烟,也是恨铁不成钢的恼怒和悲哀。而闯了文祸,父亲那眼睛里,满是恐怖,那恐怖,寒气逼人,又热浪袭人。那些年,各种各样的“反标事件”太多了。不小心写错了个字,就成了“反革命标语”;无意间说了一句什么话,就成了“反革命口号”。一成了“现行反革命”,那就是家破人亡。我这样地喜欢乱写乱说,怎不令父亲深深地恐惧。

连挨三下凿栗的祸,我也闯过。还是初中时期的事。一年暑假期间,学校的老师都回家了,我因为家就在学校,所以仍然在学校生活。另外就是校长偶尔来学校,每次来都住一两晚。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位是公社副书记的儿子,姓赵。赵副书记是北方南下的干部,家就在公社院子的边上,离学校很近。赵同学暑假里经常来学校找我玩。我那时刚刚读了鲁迅的《自嘲》诗。这首诗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尽人皆知。但一般人也就只知这两句,并没有读过全诗。我很快背熟了全诗,虽然并不很懂其意,但觉得十分有味道,总在咀嚼玩味着。这天,我与赵同学一起在空寂的校园里蹓跶着,逛到了单身教师的宿舍区。老师们的房门都锁着。走到走廊尽头,正要离开这里,却见最顶头的那间宿舍门前有一破旧的桌子,桌上有硬纸做成的粉笔盒,盒中有几根写掉一半的粉笔。我于是拿起一段粉笔,在这房门上写了一副对联:“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这也是鲁迅《自嘲》中的两句。我平时写字潦草难看,但因为是写鲁迅的诗,便不敢潦草,是一笔一画地写。难看仍然难看,但并不难认。那位赵同学,也不知我写的是啥。他问都懒得问。这间宿舍,住的是一位教数学的女老师,姓汪,是安庆市人,暑假里汪老师自然回安庆市了。但我写下那副对联时,根本没管房间的主人本来是谁。写完了,我和赵同学便走开,把这事忘记了。第二天傍晚,我们家正在吃晚饭,校长进来了。虽然是盛夏,校长脸上刮得下霜来。校长昂着这样一张脸进来,我们自然都停止了吃饭。“王老师!你到我这里来一下!”校长说完转身离去,父亲立即站起身,跟着校长到了他的房间。父亲走后,我们继续吃饭。饭刚吃完,父亲回来了,也换了一张凝着霜的脸。父亲厉声命令我:“跟我走!”于是,父亲在前,我在后,走到了汪老师宿舍门前。这时,我已经猜出是咋回事,心里并不很害怕。我想:我写的是鲁迅的诗啊!写鲁迅的诗,难道也有错?站在汪老师门前,父亲用研究的眼光看了一会儿那对联,然后父子之间有了这样的互动——

“擦掉!”命令低声而强硬,同时移步到我身后。

“这是鲁迅的诗!”我争辩着,扭过头,斜眼看着父亲,有几分得意。父亲用异样的眼光看了我一眼,抬起右手,“咚!”一个凿栗打过来。平时,凿栗总是打在后脑的正中间,这次,因为我头微微向后偏着,凿栗的击着点也偏了些,后脑正中最抗痛,两边的部位抗痛性能就差些,又打得比较重,就比较痛。

这第一下,虽然打得偏重,但不是最重。

“这是鲁迅的诗呀!!”我又一次分辩,斜眼看着父亲,有几分委屈。父亲用愤怒的眼光看了我一眼。那右手本来就半抬着,食指和中指本来就弯曲着,于是,很便当地“咚”了一下。这一次的凿栗,比第一次力道大得多,接近于最大值了,击着点仍然有些偏,也就比第一凿明显痛些。

“这是鲁迅的诗啊!!!”我第三次分辩,声音高上去,同时斜眼看着父亲,有几分愤怒。说完,我把头扭回正常状态,把后脑正对着他。那意思是,要打就尽情地打吧。我虽然看不见父亲,但能感觉到我的愤怒让他怒上加怒。我感觉父亲把右手像拉弓一般扯向肩后,然后猛地向我的后脑打来。这一次击着点在正中间,把我打得向前一趔趄,额头碰到汪老师门上,后脑还没有感到痛,前额却先痛起来了。父亲的右手,与汪老师的房门,算是合伙完成了一次对我脑袋的前后夹击。我站直身子,用左手摸着后脑,用右手摸着前额,终于明白,我把鲁迅的诗背得再熟,鲁迅也救不了我。可是,用什么擦呢?我四周看看,找不到家伙,便用右手的拇指以外的四指扣紧袖口,用袖子前端上下左右地把汪老师房门上的字都擦掉了。但门上却是一片白色。见字没有了,父亲转身回家。我也跟着回到家中。父亲在家里找到一块抹布,在脸盆里打湿,然后轻轻拧了拧,抓着还在滴水的抹布,又向汪老师的宿舍走去。第二天,我溜去看了一下,父亲把汪老师宿舍的门,擦得像水洗过一样。

我后来知道,校长假期里每次到校,要里里外外巡视一番。这天午睡起来,巡视到汪老师宿舍门前,大惊失色。校长不知道这是鲁迅的诗,但那十四个字当然都认识,也知道“破帽遮颜”“漏船载酒”不是什么好话。现在特意写在一个女老师的门上,那是存心要骂她。我和赵同学时常在校园里晃悠,校长是知道的。这汪老师门上的字,不是我写的,就是赵同学写的。赵同学是公社赵副书记的儿子。如果是赵同学写的,那另当别论。为了查明真相,校长特意到赵副书记家了解情况,弄明了是我写的后,校长决定要严肃对待。把我的父亲找去,肯定有一番严厉的告诫。好在校长倒是没有往政治上想,没把这作为政治事件,只以为是我存心要气那汪老师,甚至怀疑是我母亲与汪老师闹了别扭而唆使我干了这样的事情。父亲则一开始就嗅出了政治性的风险。幸好是鲁迅的诗,幸好校长抓不住政治性的把柄,否则麻烦就很大。我这次写的是政治上无碍的文字,说不定下次就写成了“反革命标语”。只要喜欢乱写,迟早要出事。想到这些,父亲怎能不紧张,怎能不气愤,怎能不恐惧?想到这些,父亲怎能不连给我三个凿栗,而且一个比一个结实有力?

我初中时期闯下的文祸不止这些,有些就不写了。为什么文祸都集中在初中时期呢?小学时期,还没有创作欲和发表欲,也写不了几个字,主观上客观上都不具备闯文祸的条件。到了高中阶段,我已被父亲的凿栗规训得很懂得约束自己了,已经知道乱写乱画、乱说乱动,后果可能极其严重。自己死无葬身之地不算,还要给家里人带来巨大的灾难。

在初中时期,父亲的凿栗有效地打掉了我头脑中对乱写乱画的喜好,政治上比较安全了。但我此后就有些瘟头瘟脑,直到现在还是如此。我本来在写作上可能有点天赋、有些才华,但在初中时期,就被父亲的凿栗扼杀在萌芽状态。到现在,也只能写些不痛不痒、不冷不热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