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黄德海，《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上海文化》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著有《诗经消息》《书到今生读已迟》《泥手赠来》《个人底本》《驯养生活》《若将飞而未翔》等。曾获“《南方文坛》2015年度优秀论文奖”、“2015年度青年批评家奖”、第八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十七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文学评论家”。

一

一个作品成为经典之后，随之而至的光环会慢慢弥缝创造物本有的针脚，让我们忘掉其初生时灰扑扑的模样，只记得光环围绕中宛如琥珀的完美织体。那个写出了伟大作品的人，也逐渐在传言中脱离了在世的辛劳，只剩下了跟不朽媲美的从容自若。然而，忘记了经典必然的世间属性，会同时忘掉其生长所需的土壤、水分和阳光，忘掉任何经典和写作者都无法离开的具体世界，忘掉那耀眼的光芒可能是从近乎密不透风的阴影里透射出来的。大概需要记住，文化天空中的繁星点点，正因为很多时候，背景是无边的暗夜。同样，一个人无论怎样聪明绝伦，都不可能完全生而知之，大体仍需要从识字、学书这些最基础的教育开始，经历如《学记》所谓的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等过程，甚至在某些时刻也需要“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天才或许可以适当缩短这一过程，却很难绝不经过就躐等而进。

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后世很容易把读经典这件事高推圣境，忘记了高明的读书人也是世间的辛劳者。比如，我们往往会觉得，书香世家的子弟就该以读书为天职，出入经典而心怀天下，忘记了这四个字背后有时近乎残酷的生存竞争。金克木上辈至少四代书香，他却坚称，这并不高人一等，家里只是靠啃字纸为生的，其中有种种难为人道的艰辛。在《私塾》一文中，他提到书香背后与生存相关的情形：“从前中国的读书人叫作书生。以书为生，也就是靠文字吃饭。这一行可以升官发财，但绝大多数是穷愁潦倒或者依靠官僚及财主吃饭的。无数的诗文书籍出自他们的手下。书也由他们而生。这一行怎么代代传授的？这也像其他手工业艺人一样，是口口相传成为习惯的……照我所知道的说，旧传统就是训练入这一行的小孩子怎么靠汉字、诗文、书本吃饭，同商店学徒要靠打算盘记账吃饭一样。‘书香门第’的娃娃无法不承继父业。就是想改行，别的行也不肯收。同样，别的行要入这一行也不容易。”

金克木说的，还是后世的情形。秦汉时期，不但转行困难，有些职守，比如“史”，甚至不得不遵命世袭。李学勤《试说张家山简〈史律〉》曾谈到这问题：“云梦睡虎地竹简《秦律》的《内杂史》有一条称：非史子殹（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即规定只有史的儿子才能到专门培养史的‘学室’去学习。”黄留珠《“史子”“学室”与“喜揄史”》，则给出了世袭的原因：“盖三代时，一切文字工作皆由史官包办，一切官书典志也都出自史官之手；从广义上说，大凡卜筮、天文、历法、地理、医术等等，几乎全属史官的业务范围。这样，‘史’便成了从事文字工作官员的统称。迨秦汉时，‘史’虽然已不再享有《尚书·酒诰》所记载的被国王称‘友’的崇高地位，但由于‘史’之所职全是起文书草一类机要性工作，因此，‘史’不仅‘父子畴官，世世相传’，而且‘史子’从小要受读写文字的教育，以便更好地继承‘史’的职务。”总其实质，即“史”因所职之重要，必须世代相传。

富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也涉及了这一问题，不过对世袭的必要性存疑：“太史的职责在于记录国家大事和自然现象，考虑到记录的连续性和记载方法的一贯性，这一职务的父子相传有其合理的一面。或者说，在识字教育尚未普及、学校制度还未确立的情况下，父传子习的家学教育才是最现实的。此外，从另一方面理解，国家典礼、祭祀和天象的记录是一种神圣的行为，只有特定的血缘家族才能代代接受这个任务。然而，就负责下层行政文书的书记官而言，账簿、名籍的书写果真也必须在世袭制之下进行吗？”这疑问后面还会提到，暂且不议。需要考虑的倒是，“史”从小是怎么学习的？这一情况文献有记载，但过去没有官方文件背书，多是根据记载的推断和猜测。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发现竹简《二年律令》（行于吕后二年前后），其中就有一部《史律》，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初级史官的学习和选拔方式——

史、卜子年十七岁学。史、卜、祝学童学三岁，学佴将诣大史、大卜、大祝，郡史学童诣其守，皆会八月朔日试之。［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能风（讽）书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有（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其八（体）课大史，大史诵课，取（最）一人以为其县令史；殿者勿以为史。三岁壹并课，取（最）一人以为尚书卒史。

照李学勤的理解，简文的意思大体如下（摘引，不用省略号）：“《史律》讲的学习者是‘史、卜’子，即有史、卜专职的人的儿子。‘年十七学’，意思是年满十七可以入学，接受专业培养，从下文‘学三岁’看，学习期一共三年。史、卜、祝三种学童于结束培养以后，由‘学佴’率领，分别送往大史、大卜、大祝处。按‘佴’训为贰、次，‘学佴’大约是学室里辅导学习的人员。至于各郡，只有史学童，则送往郡守处。两者均在八月初一日进行课试，这是因为汉初和秦一样，以十月为岁首，八月初课试便于在当年内上报。其课试分先后两项，先试以‘十五篇’，再试‘八体’。‘十五篇’者就是小学书《史籀篇》。‘八体’即《说文·叙》的秦书八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关于史学童试后的任用，简文所言非常明白。学童能讽书《史籀篇》达到标准，即取得为史资格，再试以八体，选最优秀一人为尚书卒史。”

相似的内容，传世经典也有记述。《汉书·艺文志》小学类：“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又《说文解字·叙》：“尉律：学童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两段引述与简文有同有异，讽诵的字数也不一致，但主要部分可以相通。文中的“书或不正，辄举劾”，应该可以部分回答富谷至的疑问——账簿、名籍之类的行政文书，因为需要下发和登记，一旦有误，会影响到具体人的生活，造成不必要的社会后果，因此用举劾来规避。世袭可以让史童从小接受训练，很大程度上避免各种可能的错误。不过，随着汉代文书行政的大规模发展，富谷至推测，“被称为‘某史’和‘某令史’的下级文书官吏在各个机关部门中的人数已攀升至相当规模……不可能都是世袭就职的”。李学勤也通过比较指出，传世经典“只说‘学童’，不再限制其先世出身，可知这种限制在那时业已解除”。

汉代儿童就学，早者六岁，晚者八岁，史学童十七岁开始学习，应该是基础教育之后的职业教育。照富谷至的说法，汉代识字教科书分为两类，一类是“吏员以撰制行政文书为目的使用的文字学习书”，另一类是“初学者以学习文字或获得教养为目的使用的教科书”。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以学习文字或获得教养为目的。汉代史学童必修《史籀篇》，是为了熟悉相对于隶书而言的“古文”，以便任职时能识读过往的文字记录。他们另需学习的《急就篇》和《苍颉篇》，也不是为了获得文化教养，因为两者“由文书行政中使用的制度用语构成，习得这些词汇，就能撰写行政文书”。我们现在看到汉简上充满浓厚文化气息的文字和书法，很多属于当年等因奉此的官方文件，是“史”为维持生计反复训练出来的技能，只因久历岁月而有了斑斓的色彩。

《史记·项羽本纪》：“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这段文字通常作为项羽志大才疏的明证，说不上错，但“学书”“学剑”的具体意思，大概要到劳榦《史记项羽本纪中“学书”和“学剑”的解释》才得以明确。照劳文的意思，项羽开始的“学书”“学剑”，不过是为了备为文武吏。“汉代的文书中，确实可以看到具有人名的占绝大部分”，所以项羽才会讽刺性地说，“书足以记名姓而已”；“而武吏的职务，在于逐捕盗贼或其他有关罪犯的追逐”，所以是“一人敌”。跟项羽文武两种吏职都没做过不同，刘邦任的亭长是武吏的一种，“这不能说两人的抱负有任何根本上的差异，而是两个人的家境是完全不同的。汉高帝只是出身于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家，做了吏就可以在乡下有了相当的地位，项羽出身于楚国贵族，当然不在乎。这就可能是项羽连学不成的一个原因”。让人好奇的是，后来做了中央史官的司马迁，是否也受过史学童的职业教育呢？

二

在秦“以吏为师”的大背景下，除了跟项羽类似的旧贵族或新权贵，学书做吏可不是文字风雅，而是关涉生存的基本技能，所用的教材也就不能太抽象玄远，必然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急就篇》起首：“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请道其章：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总共罗列了一百三十六个姓名，“并非实有其人，只是把常见的姓和名，都举出来，以备将来的应用”。《胡平生简牍文物论稿》根据出土的残简，推测“《苍颉篇》与《急就篇》一样，可能有一个‘书人名姓’的内容。准确地说，应当是《急就篇》仿效了《苍颉篇》罗列名姓的编辑方式”。如此一来，张金光《秦制研究》中的结论，就非常可能是当时的实情：“秦之《仓颉》《博学》《爰历》，汉之《急就篇》，皆为当时学吏者识字、学书、识名物所使用的课本，并非一般的启蒙教材。”不止如此，上节引文中的“［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臧知非《〈史律〉新证》就认为这“十五篇”并非《史籀篇》，而是包含法律文书在内的薄书之类。

除此之外，引文未及的“［卜学童］能风（讽）史书三千字”，其中的“史书”，因在多种文献中出现过，所涉语境不同，有解为隶书者，有解为文书者，上引臧文即认为是称为薄书的公文。或许，“史书”究竟是书体还是公文，原不必强求一律，放进历时性的河流之中，很多问题说不定可以迎刃而解。吕思勉《中国文字变迁考》即云：“书法之成为艺事，实自东汉以还。西汉称人善史书，无专指书法者。”也就是说，西汉时史书指文法或法律文书，东汉则多指书体或书法。此外，像富谷至，则提出了一个可能让二者合一的说法：“书记官使用的书体、书法称为‘史书’。书记的书体与行政文书十分匹配，换言之，是一种行政公文式的书法。它强调应当强调的文字，使行政文书带上一种威严、威信的色彩。……长于此道者被称为‘善史书’，他们擅长行政文书的书写，可以增加行政文书的公信力和说服力。”

学会了公文写作的人，既不是官，也不是僚，而是基层的吏，地位并不怎么高。不过，那些吏写下来的公文，在汉代，甚至可以说在任何时代，都非常重要，因为文书里有着天下的地理、政治和财政状况。《史记·萧相国世家》云：“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金克木《秦汉历史数学》，提到过萧何这一举动的深意：“刘邦不取秦宫财富，萧何却取了秦的最大的财富，统治天下的依据，全部图籍、档案，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他怎么能有这样的见识？因为他是县吏，是行政基层组织中的一员，留意并熟悉行政运作，知道文献是工作的保留依据，他又能看得懂，所以一举就得其要领。刘邦本是亭长，是行政基层组织的细胞，所以也明白这一套。”拿上面项羽看不上的学书、学剑来比方，正是文吏萧何学成了书，武吏刘邦学成了剑，两者合一而拥有了秦的天下。

有个问题大概不能不讲，即这种公文性质的文字材料，并非我们习惯认为的书籍，写这公文的人，也不是后世所谓的读书人。金克木《古“读书无用论”》指出，萧何所收的“这类‘图籍’好像不算正式的书，只是档案。萧何也不是读书人。靠读书吃饭的儒生、文士，除了当‘文学侍从之臣’以外，只有‘设帐’收几个孩子教识字”。说白了，这类图籍的主要目的并非让阅读者获得教养。又因为这类文书跟现实关系密切，不得不锻造出缜密性，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政治后果。与此同时，缜密的锻造也会让律法在执行中变得深刻（严峻苛刻），甚至出现欺上瞒下的刀笔吏，《汉书·禹贡传》所谓，“择便巧吏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如此实用性可能造成的隐性后果，是文字庄严性和经典权威性的降格，圣贤们在言辞中建立城邦的努力，一步步让位给娴于算计的实用性，对决策者长期而严格的德性要求，也就变成了短时期内利益的衡量。长此以往，共同体的品性必然会降低。

说得有些远了，那就回到前面提到的问题，司马迁有没有经过上述的职业训练？他入仕的过程是怎样的呢？只是，要从司马迁的记述来推测这个过程，差不多只能推测个寂寞。跟涉及自己生平的大部分事情一样，入仕的问题，他也只在《报任安书》中简略地提到一句——

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

司马迁出仕，除了这段话，还有同文中的“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另外就是《太史公自序》中壮游之后的“于是迁仕为郎中”。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云，“其年无考，大抵在元朔、元鼎间。其何自为郎，亦不可考”。这意思是，司马迁入仕的原因和年月均无法确定。据旧注，上面这段话有几个要点。“不羁，言其材质高远，不可羁系也。负者，亦言无此事也。”这是说，司马迁少无不羁之才，因此长无乡曲之誉。“先人，谓迁父也。”这是说，其入仕的途径，与父亲有直接关系。“周卫，言宿卫周密也。韦昭曰：‘天子有宿卫之官。’”这是说，司马迁仕为郎中，做了皇帝的侍卫。当然，以上也不过是从诸多注释中挑选的一部分，仔细推敲起来，很多地方都有细微或重大的认识差异，比如“负”有人释为“抱持”，“不羁”有人解成“不合礼法”。好在，出仕的事实不会因这些差异而改变，就暂且不去管各种争议。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文中所谓的“以先人之故”，究竟何指？

据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秦汉时，“郎官宿卫宫闱，给事近署，职任亲要”。两汉仕为郎官，“以‘孝廉’‘荫任’‘明经’为主要途径；‘訾选’‘德行’‘才艺’及其他迁转次之。析而论之：西汉初叶，以‘荫任’‘訾选’及‘军功’为多；中叶以后，以‘荫任’为多，‘孝廉’‘明经甲科’次之，‘才艺’‘公府掾’又次之”。对照以上条件，司马迁显然没有立军功的可能。汉代的訾选，费钱极多，《史记》张释之传《集解》如淳引《汉仪注》，“訾五百万得为常侍郎”。严文考察，“汉一金值钱一万。文帝云，百金中人十家之产，则中人一家当十万也”，则五百万是五十个中等之家的家产，以司马家的耕牧所得，恐怕很难出得起这么多钱。至于选拔孝子廉吏的“孝廉”，司马迁明说自己“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这条路显然也行不通。如果通过“明经”仕进，则司马迁应有一段作为博士弟子的经历，如此正宗的入仕途径，他似乎不会绝口不提。排比下来，司马迁为郎的原因，最可能的应该就是“荫任”。只是，据《汉仪注》，荫任的条件是“吏两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而司马谈的秩才六百石，不满足规定。不过，这个荫任条件并非毫无通融余地，“亦有特诏任子，不必二千石者”，如东方朔、冯唐和眭孟的儿子，都是特诏任子之例。这样看来，司马迁所谓的“幸以先人之故”，很有可能是因为父亲作了某些重要的贡献，因此汉武帝特诏选其为郎。

这样看起来，司马迁上面那段乍看含糊的话，非常可能句句落实。从上面的分析看，唯一遗漏的是那句“得奉薄伎”。或许，司马迁虽“幸以先人之故”得以荫任，但父亲司马谈条件不足，需以他自身的技能打动人主之心。西汉除郎，有“才艺”一项，严耕望谓：“才艺除郎，可分‘文才’‘经世才’‘术学’‘技艺’四类。汉世都有上赋颂上书言世务者，若称帝意，可拜郎中，此即以‘文才’‘经世才’而特拜也。武帝时，此风尤盛。”以技艺除郎的，文才有司马相如、东方朔，经世才有“朝奏暮召”的主父偃和提出“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的徐乐，术学有发明地动仪的张衡，技艺有能在车上表演杂技的卫绾和善于划船的邓通。司马迁应该没什么实用性或杂耍类技术，但他有家传之学，可能受过史学童的专业训练，文才和经世才通过《史记》可以发现符合要求。术学乍看有点远，但观星望气这类术数之学，恰是谈迁父子的看家本领。大胆点推测，司马迁可能是因为父亲而为汉武帝所知，并以其才能得到赏识而除为郎。这也让司马迁避开了史学童那样按部就班的缓慢进阶，直接踏入了中央。当然，这些都只是可能，不必一意坐实。能确切知道的是，从此之后，司马迁踏上了仕宦之路，开始了他一段意气飞扬的人生历程。

三

在为《教养的迷思》（The Nurture Assumption：Why Children Turn Out the Way They Do）写的序言中，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提到，正统的社会科学模式认为，“儿童是由一组条件反射和一个空白的大脑皮层构成，等待心地善良的父母对他进行编程和设置”，可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大可能的。像其他的生物一样，孩子是演化的产物，必须在适者生存的过程中努力拼搏，才能得以生存和繁衍下去”。这话差不多是说，儿童的大脑并非“擦净的白板”（tabula rasa），“会永远保留最初印刻在上面的东西”，而是需要不断跟外界相刃相靡才能得到发展。一个人在学习过程中接受的知识，毕竟未经外界检验，如果没有师友和其他群体带来的社会因素，无论练习到多么纯熟的程度，一旦接触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都非常可能立刻崩溃。表述得清晰一点，即便如司马迁这样的高才，除了承继自父亲的学问体系和独学而获的心得，也还是需要良师益友的砥砺。如此，才有机会随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时代情景调整自己的心性学识，日新又新，始终保持认知的领先性。司马迁壮游前后，已经广泛接触了社会，入仕为郎之后，更是进一步扩大了交游面。

司马迁可能的师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孔安国和董仲舒。孔安国，鲁国人，生卒年约当景帝元年（前156）至武帝太初（前104—前101）间。从各种文献记载看，孔安国幼承家学，熟悉各类典籍。师承上，他自小即从申公学属于今文的鲁《诗》，并曾受《尚书》于伏生，《孔子家语·后序》所谓“少学《诗》于申公，受《尚书》于伏生”。从申公学《诗》事，《汉书·儒林传》有载，应该没有疑问。从学伏生的事，《汉书·儒林传》没有提及，且文帝时伏生已“年九十余”，生于景帝继位前后的孔安国，未必来得及受学。不过，当时伏生以今文二十九篇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亡不涉《尚书》以教”，借地利之便，孔安国学习今文《尚书》应该不算什么奇怪的事。后来，孔安国因整理孔壁藏书，又开创了古文《尚书》的家法。仕宦上，他做过武帝时的博士，教过精治《尚书》的兒宽，官至谏大夫、临淮太守。司马迁跟孔安国可能建立授受关系的，正是情形复杂的《尚书》。如果逻辑链延长一点，《史记》多用鲁诗，说不定跟孔安国也有一定关系。

关于古文《尚书》的发现，《汉书·艺文志》记云：“《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怀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孔安国对古文《尚书》的贡献，《汉书·儒林传》写得较为详细：“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也就是说，在班固看来，司马迁不止跟孔安国学了古文《尚书》的识读，还熟悉了各种与今文不同的解说。照程金造《史记管窥》里的说法，“孔安国虽是古文《尚书》‘家法’之始祖，但是他的‘师说’，却是从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说二十九篇的基础上，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太史公从孔安国问故，必然是要先学习了今文《尚书》二十九篇，然后本此基础，才能向孔安国问古文《尚书》的训故”。

司马迁跟董仲舒可能的师承关系，文献依据更为薄弱，只《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相关的话——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支持司马迁跟董仲舒有师生关系的信息，其实只有“余闻董生曰”五个字。董生即董仲舒，河北广川人，生卒年为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04年，平生历文帝、景帝、武帝三朝。《史记·儒林列传》：“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汉书》本传记其老境及子孙事：“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赞引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可就是这样的王佐之材，仕途却并不顺利，不但未能身居要职，且每因牵连或被举报而降职。董仲舒真正影响了当时以至未来中国政治文化格局的，是他《天人三策》中对六经和孔子的强调：“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应该就是习称的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根源，对当时和后世造成了正反两个方向的重大影响。

不过，从“余闻董生曰”后面的文字看，董仲舒影响于司马迁的，并非他独尊儒术的部分，而是《春秋》公羊传的精微之义。上面的引文如果还不够清楚，那就不妨再引一段：“《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这段话，差不多正好可以对应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中引用的子夏说法：“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胁穷失国，揜杀于位，一朝至尔。”或许，我们可以从此推测《春秋》公羊家的主要思路，即国之大乱大祸，皆非一日之事，而是积渐所致。有国有家者，当深识履霜坚冰之旨，不可当危局而闭目塞听。

说到《春秋》，就不能不提跟这书最为相关的孔子。《春秋》究竟是否孔子所“作”，向有争论，但《史记·孔子世家》非常肯定地认为，孔子是“作”而非“述”（作与述之间的种种问题，以后再谈）：“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引文中的“史记”，泛指记载历史的书。阮芝生《论〈史记〉中的孔子与〈春秋〉》，详列各种材料，以证“太史公明白记述孔子作《春秋》，作《春秋》不是为修史，而是‘以制义法’‘当一王之法’；……《春秋》是孔子明志、传道、立法之书，似史而实为经；《春秋》借事明义、假事示法，而义在口受”。这一理解《春秋》的思路，正是公羊家的传承。《史记》“叙事多本《左氏春秋》，其义则取诸《公羊春秋》”，也说明司马迁接续的是公羊传统。除此之外，阮文还提及，“太史公对孔子的重视与眷念，实超过任何其他历史人物”。这个态度，其实就是《孔子世家》赞所言：“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一百三十篇，“有五十二篇一百二十九条提到孔子”，并以孔子之言作为折中取信的标准。如此，或许也就不妨说，司马迁把孔子看成了自己遥远的先师。

认真推究起来，除了先师孔子，两位可能成为司马迁当世老师的人，其实都无法直接确定。董仲舒不用说了，《自序》中的“闻”字，有人就觉得并非“接闻”，很可能只是司马迁间接听到或读过董仲舒的言论。何况，最有可能留下授受记录的《史记》和《汉书》，都没有这问题的只言片语。孔安国的情形要明朗一些，毕竟《汉书》有“问故”的记载，显然司马迁直接会面请教过。只是，一句“问故”并不能完全确定师徒关系，有人就认为，那不过是司马迁去看当时还不常见的“逸书”。其实，对孔安国、董仲舒和司马迁这程度的人来说，他们自己便足以成立，原不必非扯上什么师承。有这层关系，只是世间多了段佳话，并不为他们本身增加什么。更何况，即便有授受关系，对司马迁这种绝顶聪明并有充足学识准备的人来说，关键处经师一言决疑，便可相揖而别，不必非得朝夕相处、耳提面命。我们需要知道的大概是，经过对孔安国的“问故”和“闻”董仲舒所言，司马迁在家传的天学、易学和道论之外，又在今文《尚书》的基础上增益了对古文《尚书》的了解，《春秋》则得以深邃于公羊之义。凡此种种，都为他此后的《史记》写作，疏浚出更开阔的河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