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少一，本名刘少一，男，土家族，湖南省石门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签约作家，常德市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结业，湖南省文艺人才扶持“三百工程”文艺家。2013年开始文学创作，在《民族文学》《当代》等刊物发表作品200多万字，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看得见的声音》《绝招》等，部分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获2016年《民族文学》年度奖、首届“中国土家族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入选首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

 

就在今天凌晨，一位身着军装的耄耋老人突然闯进书房，用手枪顶着我说：“还记得你答应我的事情吗？”

我一时脑雾——再好的记忆也受不住这般惊吓。我做出毫无意义的挡子弹的手势说：“请您先把枪收起来好不好，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言而无信，我先崩了你。”他不由分说扣动了扳机。我最后看到的是枪管里喷出的那团淡蓝色的火焰……

我被吓得魂飞魄散，醒来虚汗淋漓，卧看窗外，天光隐隐发白。

近日来，我集中精力读完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短篇小说获奖作品。我发现，军旅题材的作品占了很大优势，而且大都与西北边陲相关，没南方什么事儿。中篇小说有王松的《红骆驼》和王凯的《荒野步枪手》，短篇则有张者的《山前该有一棵树》和董夏青青的《在阿吾斯奇》。大致说来，刘建东的《无法完成的画像》也可归于“军旅文学”一族，只是故事发生的时间稍有不同而已。啧啧，占比一半，够牛的了！

或许，白天的“沉醉”便是我夜有所梦的源起。循着这样的思路，我恍然想起那个朝我开枪的人。我确定，就是他。是啊，我们曾经有约，可后来，他做出的那件事情不可理喻，也伤害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不想和他继续交往下去，也就无所谓兑现承诺。

想不到，他竟追到梦里来了。这老头！

一

刚调进县城那年，常听人说起“老革命”。开始并未上心，以为就是个公众人物，年龄稍长点，既然扯上“革命”，无非是经历过战火洗礼，北上过？南下过？抑或是跨过鸭绿江吧。后来听别人唠叨多了，未免产生疑问，“老革命”姓甚名谁、何方人氏、干啥样工作、年纪多大，可问谁都是只鳞片爪，诸多不详令我产生好奇。

老红军！而且是当时全县唯一健在的老红军——从县人武部获知，算官方消息。世间物因稀贵，人以独尊。老人家既“唯一”健在，人们尊以“老革命”当属实至名归，其他皆不重要。

关于“老革命”，社会上传闻多多。我简单归纳一下，由远及近，择其要者大抵有这么几个桥段：

传闻一，关于他当年参加革命的缘起。

“老革命”的父亲早在一九二七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乡农协主席。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为部队秘密筹集粮款时，不幸落入敌手惨遭杀害，且祸及家人。时年十三岁的他不得不改名换姓，走上革命道路。

传闻二，关于“蒋瘸子”的来历。早前，人们不称他“老革命”，而取其败相直呼“蒋瘸子”。“老革命”戎马一生，先后五次负伤。一九四二年十月，在山西恒曲县的一次战斗中，他带领一个排阻击敌人，掩护部队突围，右腿股骨被日军炮弹炸伤。当时医疗条件不好，腿里留下八十三块弹片没取出来，由此落下残疾，走路一直瘸着。后来，他被评定为二等甲级伤残军人。平反之前，人们叫他“蒋瘸子”似也合理。那么，“老革命”姓蒋，我由是知之。

传闻三，有关“老革命”缴枪的故事。某天，有一帮“红袖标”闯进“老革命”家里，要求他把私藏的手枪交出来。“老革命”领着他们进了卧室，然后不慌不忙从裤带上解下钥匙，将书案左边最上面的屉子打开，抓出一把手枪，子弹利索上膛，枪口直接顶住领头小将的脑袋，一字一顿，说出的话像子弹直突突：“小东西，你听清楚，老子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手里的枪打死过日本鬼子，也打死过国民党反动派，但还从没杀过胡闹瞎搞的孩子。你们谁敢动老子半根汗毛，我也就不在乎多杀一个小王八蛋，有种你试试。”领头小将就是个怂包，见“老革命”要动真格，吓得浑身哆嗦，小便失禁，尿直接撒裤裆里了。“老革命”见状，喝令一声：滚！从此，“红袖标”们再也不敢上门招惹他。

传闻四，说“老革命”八十岁那年毛遂自荐申请回老家村里当党支部书记，为乡亲们脱贫致富干过不少好事，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书记的特殊性：年纪一大把，享受副厅级待遇，应该是当时全国年龄最大、行政级别最高的村支书。军人本色加桑梓情怀，含金量够高的了，宣传出去定能一炮打响。

当然，关于“老革命”的传闻远不止这些。他少年参加革命，长征到达陕北，后来受到过不公正待遇，恢复名誉后投身家乡建设。在小小县城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传奇。然而，经验告诉我，传闻大多有待考证。流传中，事情经过传播者二度创作难免变形走样，甚至面目全非。比如为躲过追杀，他曾改名换姓，那么，他真的姓蒋？名字呢？另外，一条右腿里留下八十三块弹片，谁给数的？搞准没有？是不是稍微夸张了点儿？再就是他凭一把手枪真能唬住那帮“红袖标”保全自己？还有，他给H首长当警卫员的经历更是被传得神乎其神，众说纷纭，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

我是个喜欢探究生活真相的人，疑点多多，心里便萌生出一个想法，一定要登门和这位“老革命”好好聊聊。我想，缘分会有的，小小县城就是个熟人圈子，要不，怎会有个“六人定律”？

二

红砖、青瓦、白墙、绿色葡萄架……

“老革命”的私宅坐落在县城西郊一片橘园里，三间两层的房子被院墙围起来，屋后是一面缓坡，前面有马路穿过，交通便利，环境幽雅。

铁门上把着铜将军。刚一碰响，便闻院内狗吠，定是让链子拴着，有金属的“哐啷”声入耳。接着，听到有人吆狗，嚯嚯，嚯嚯，一颗白脑袋跟着声音从门洞里晃悠出来。他走路趔趄，想必就是“老革命”了。

葡萄架下，日影斑驳。一方小桌，近在咫尺，却实打实的把我俩隔开了半个世纪。相向而坐，我得以仔细打量这位“老革命”：他的肤色白里透红，脸上肌肉饱满，几道浅浅的抬头纹，不笑不显眼。疏朗的发丝理成寸头，根根竖立，经绿色军装映衬更显精神。他一半在说话，一半打哈哈，声若洪钟，笑声在小院内激荡，全然不像朝杖之年的老人。桌面上摆两只同样的搪瓷缸子，正面烤着“为人民服务”的毛体，白底红字醒目而遒劲。缸子并无主客之分，足显平等待人之礼，上面氤氲着薄薄的热气，逸散出沁人心脾的茶香。这样的氛围温馨、熨帖，与讲述者和倾听者皆契合而应景。

“需要我讲什么？你说。”

我知道，对这位浑身每个毛孔都浸透着硝烟味的“老革命”来说，故事不在话下，而我恰恰需要。我打开记录本，择最关紧的话题问：“听说您给H首长当过警卫员？”

“老革命”反应够快：“那我就先给你说个保卫首长的故事。”

我赶忙记录，生怕漏掉一个细节——

一九三七年二月，我在抗日军政大学警卫连当战士。后来，我被挑选出来，给H首长当警卫员。那之前，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捉住（我注意到，他不说“抓住”。或许，在他自带情感的语境里，“捉住”更贬义一些）。为保命，老蒋同意跟我们合作，一起打日本鬼子。当时，国民党军队像乌龟缩在瓦窑堡县城里不敢出来，城外全是解放区。国民党派的县长阳奉阴违，故意找岔子扣押了我们的干部。首长去交涉，到了县党部，我被拦在外面，他们只准首长进去谈。

吃饭时，他们不起好心，把我和首长分开，一个劲儿地给我灌酒，指望把我灌醉后浑水摸鱼。我心里有谱，我们是去救战友，又不是做客，哪来的心情跟他们拼酒？真要比酒，他们肯定不是老子的对手。我悄悄揣了条毛巾，每喝完一口酒，我就假装擦嘴巴，把酒吐在毛巾里。这样一来，他们都喝得晕哒哒的，我却清醒得很。

“您喝酒挺厉害吧？”见“老革命”吹得起劲，我对他的酒量突发兴趣，“能干多少？”

他把右手食指笔直伸给我：“我能喝这么多。”

“一斤？”

“老革命”好玩地摇摇头：“你再猜。”

我心里估摸着：一杯？太少了吧；一壶？概念有点模糊。“莫非是一公斤？我的天啦！”

“我就晓得你想破脑壳也猜不到。”“老革命”可爱地笑笑，晃动着他那根骨节变形的食指说，“我这叫一直（指）喝。”他说，他打小能喝酒，从没醉过，到底能喝多少，连他自己心里都没个准数。

我知道，他小时候家里穷，肯定没酒喝。“您那天喝得不少吧？”他的脑筋急转弯游戏引起我更大的好奇。

“老革命”闷了一下：“差不多喝了八两酒，吐掉三两，肚子里还剩小半斤。真要喝，我有把握把他们都喝趴下去，你信不信？”

我稍微迟疑了一下，他马上追问：“你信不信？我现在还能搞半斤下去。你要是不信，俺俩约时间比量一下，我请客。”说到这里，他摸了一下鼻子，“哈，跑题了，刚才说哪儿了？”

回想片刻，他继续说——

我假装上厕所出去找动静。哦呀，满院子都是枪兵，刺刀闪着寒光——啥时候调来这么多人？我听到屋子里有人对首长吼叫：“是你们在破坏统一战线，问题不搞清楚，今天谁也别想走！”我一听情况不妙，首长处境危险，我必须冲进去保护他。

我胆子大，天不怕地不怕。你想啊，如果首长的安全出了差错，我这当警卫员的还哪有脸面活着？对我们军人来说，怕死是没用的。我借口给首长送通知，扒开门岗直接闯了进去。我看见那县长站着，样子蛮神气，他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首长大骂大叫。我们首长在延安可是千人敬万人仰，哪受过这种窝囊气？我一下火蹿八丈高，冲上去将县长按坐在椅子上，同时拔出盒子枪抵住他的脑袋警告说：“你对我们首长说话客气点好不好？谁要是敢动他，我先送你见阎王佬儿。”首长见我闹场子，一拍桌子命令道：“天才，你敢！赶快把枪收起来！”

天才？我心里一个咯噔，“老革命”有名字了，他叫天才。如果姓蒋，全名就叫蒋天才。采访本上顶格还空着呢，我赶紧补上去。

——平时不敢违令，但这会儿我不会听首长的把枪收起来。我朝外面努努嘴，火冲冲地说：“首长，他们不是真心谈判，外面都围紧了。”首长见机行事说：“既然这样，我们先回去，日久见人心，谁是真抗日谁在搞摩擦，历史自有公论。”回去的路上，我噘着嘴巴觉得满肚子委屈。首长知道我为啥不高兴，安慰我说：“天才，还生气呀？你当时那么做是对的，我训你也没错，那就是做样子给人家看。这叫策略，你明白吗？”

听到这里，我疑问道：“人家就这么放你们走？”

“城外全是我们的队伍，他们敢怎样？再说了，那是国共合作时期，谁破坏抗日谁就是历史的罪人。”

起了一阵风，翻得橘树林哗哗响。有几片葡萄叶从头顶的架子上被吹落下来，让风追着在院子里乱跑。一只健硕的花猫不知从哪儿蹿出来，撵着翻滚的枯叶撒欢。“老革命”打住讲述，目光停在不远处的花猫身上，不知看出什么玄奥，脸上缀满慈祥的微笑。

“听说您曾经受到过不公正待遇？”我把开小差的“老革命”拽了回来。

他的目光在我的记录本上溜了一眼，然后抬头，渐渐朝北方望去。风识相地停了，眼前是丰收在望的橘园，绿色的枝叶间挂着密集的果实，从屋门口一直铺陈到远方。橘园尽头是县城的制高点，名叫方顶山。当年，日军想攻占县城打开通往湘西的门户，遭到方顶山守军的顽强抵抗，最后不得不放弃。“老革命”的目光越过山顶，眺望远处层层叠高的群峰，群峰之上的天空停泊着几朵洁白的云。他轻轻叹息一声：“哎，往事不提了，和首长比起来，我受的那点委屈算不上什么。”

我想，只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才有如此博大的胸怀，不计小我，包容一切，看淡时势风云。我不想让“老革命”的情绪停留在不愉快的往事中，引出另一个话题：“听说，您后来去北京看望过首长……”

那是一九八七年冬天，首长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我第一次去北京看望他。工作人员把我带进办公室时，首长已经在等我了。一进门，他马上起身相迎，紧紧握住我的手：“天才啊，我们快五十年没见面了吧？”

“是的，我很想念您，这次是专门来看望您的。”

“这些年，你都在干些什么？”

“我当书记呢。”我报喜不报忧，很自豪地报告首长，“只不过，我是中国最小的村支书。”

首长听了呵呵笑：“哦，那你说说，你这村支书当得怎样？”

我就扳着指头，给首长汇报自己的成绩：“过去十年，我带领村民修通了五公里村道，汽车能开到村部；两百多户人家全都通了电；从七公里远的凤凰山引来山泉水，送到各家各户灶台上；开辟了三百八十亩茶园和一百七十亩脐橙园，栽了杜仲树五千棵、杂交板栗树两千棵……”

听到这里，首长竖起大拇指，啧啧夸奖我：“看来，你这个书记干得不错嘛。天才啊，论参加革命的时间，你恐怕是全国资格最老的村支书了。革命战争年代你经受住了考验，和平建设时期你同样是好样儿的。”

那天临走时，首长说：“天才呀，送你点什么呢？我很清贫，钱是没有。”说着，他走进卧室，从枕头下抽出一件毛衣塞给我，“拿着，这是我身上穿过的，留作纪念吧。到这把年纪，我们是见一面少一面了。”

说到这里，他朝自己身上看看。换季了，他没穿那件毛衣，但他神态若定，满足地沉默下来。

我拎起水瓶，给他杯子里添水。

——一九八九年四月，听说首长患病的消息，我又去北京看他。首长知道我住在一家小旅社，千里迢迢不容易，嘱咐工作人员给我退了房，让我住进就近的招待所。工作人员告诉我，首长交代过，我是他的客人，费用由他付。我清楚记得，四月二日是星期天。首长请我到他家吃饭，他老伴、儿子和女儿都在。首长亲手把一只鸡腿夹到我碗里，对子女们说：“这是位老战士，曾救过我，你们不要忘记他。”

记得辞别时，我问他：“首长，我下次再来看望您，带点什么礼物合适？”首长说：“能见见面、说说话比什么都好。你也老了，出远门带东西不方便，我们之间不要讲那些客套。”我说：“也没什么好东西可带，我们山里只有土特产，不值钱的。”他见推不过，就想了想说：“那就红豆吧。”我感到奇怪：“您怎么想吃那东西？”他看着我说：“还记得在延安时你给我弄过，蛮好吃的，以后一直就没吃过。”我不由得想起一九三八年瓦窑堡战役期间，首长断了三天粮。我找到一位老乡，用自己的一件衬衣换了两斤小红豆，让首长渡过了难关。

回家后，我到处打听，乡亲们都不种红豆了，那东西产量低，搞不好还失收。后来，好不容易在离县城一百多公里的大山里买到十斤红豆，就赶紧动身给首长送去。那天，火车到站时天黑了，我刚在旅社住下来，就听到电视里播出首长逝世的消息。我看着装满红豆的袋子，趴在床上吼吼地哭起来。第二天，我赶到首长家里，把红豆放在灵前，给首长磕头。我说：“首长，天才来迟了，没让您吃上红豆。您这一走，我们就只能在梦里相见了。如果有下辈子，我还当您的警卫员。”

说到这里，“老革命”已是泪流满面。我听人武部的同志说过，“老革命”是在H首长的亲自过问下才恢复名誉平反昭雪的，不然，他还是那个“蒋瘸子”，可他从始至终只字不提这个。此刻，半个世纪的风雨都化作他苍老的泪水流了出来。

这是我听到的最本色的革命故事。我表示，一定要把“老革命”的故事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让他的英雄事迹得以传扬。“老革命”听了十分高兴，露出顽童般的欣喜。他说：“要得，都说你好文采，写出来的东西肯定带劲。不能吹我的泡泡啊。”

我承诺：“到时候一定把报纸送到府上，请您指正。”

“指正个屁，我一个文盲。”他说，“你要亲自读给我听。”

“作数！”

“那我先欠你一份人情，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尽管找我。”

我嘴上应着，心里却不想承他的人情，不是他帮不了我，而是我想不出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出面帮助。我非超人，但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有求于人。“老革命”是何等了得的人物啊，在小县城，他只要出面，压在任何人头上都是一座山，谁也承受不起；所以，这样的“资源”切切不敢乱用。

三

我有点贸然了。自己立足未稳，却把妻小接进县城。没房子，先租住。东找西找，相中了房管局一套公租房，七十多平方米，租金不贵，而且月交，对我这种低收入的工薪族来说很人性。可我经验不足，没想到先去房管局“走程序”，而是稀里糊涂从租住户手里直接当了“接盘侠”，而且付了人家一笔在当时看来不算少的“转让费”——那时候，房地产开发尚未兴起，房源比较紧张，我犯了病急乱投医的错误。等到房管局的大姐上门收取租金时，发现房屋已经易主，而她毫不知情，这还了得！按规定，公租房不得私相授受。大姐很生气，令我们必须马上搬出去，没商量。果真如此，我就亏大了，“转让费”收不回来，房子还没得住。我好说歹说，大姐最后让步，不“马上”了，宽限到二十四小时，让我们暂时缓冲一下。可是，这点时间远不够用，如果租不到房子，除了露宿街头，我们一家只能“缓冲”到桥洞下去了。我一宿未眠，不得已想到自己手里还攥着的一张牌。

中午下班后，我去求助“老革命”。正是三伏天，日头很毒辣，“老革命”抓一顶半新的草帽戴头上，拄着拐杖就踅出院门。阳光将他的影子揉成一团投在路面，我见他腿脚不好使，准备拦一辆车过去，却迟迟不见有车过往。他反对打车，坚持走路，边走边嘀咕：“你钱多吗？一泡尿远的路，你租车你坐，我不坐。”我知道老人家是说一不二的人，拗不过他，除了紧跟其后默默行走，一点办法也没有。“老革命”身有残疾，走路比常人困难。他在前面一高一低地迈动着两条腿，很费力。我看见汗水浸出他的发根，渐渐汇聚成水滴，像蚯蚓一样在他的脖颈上爬行，白色的衬衫被汗水湿透，一块一块贴在后背上，像女人敷在脸上的面膜。我一面怪他多事，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问题，非要整这么一出，不是自讨苦吃吗？害得我也跟着遭罪。一面又觉得很过意不去，便没话找话，以表达内心的歉意。我说：“吴局长让您在电话里说事，您何必跑来跑去？”

他说：“求人办事，不能让他认为我拿架子。”

我就想，您随便往哪一坐，哪就矗立着一座山啊。您这一上门，带着兴师问罪的杀气，“架子”不是端得更大了吗？

“老革命”见我没应他，继续说道：“这种事情只能商量着办，不能拿权势压人家。”

他既然这么说，我就该“懂味儿”了。我在一家小商店门口打住脚步，目光在琳琅满目的烟酒柜里逡巡。“老革命”问：“你干啥？”

我说：“我想给吴局长带点见面礼。”

他拿手里的拐杖戳着地面“咚咚”响：“你年纪轻轻，哪里学来的这些歪风邪气？！”

我嘀咕道：“求人办事嘛，怎么好意思？再说，也是一份尊重。”

“我们共产党人不兴搞这套。”

我说：“你不兴，如果吴局长兴呢？”

“那他就不要当这个局长了，我去跟组织部说。”

我被噎得没话说，只得拔脚离开。

见“老革命”亲自上门，吴局长应接不暇，嘴里赔着小心：“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非得让您老人家跑这一趟？您随便发个话，小吴照办就是。”

“老革命”喘匀了气，指指我说：“小刘遇到点麻烦，和你单位有关。他不认识你，我给带路来见个面，你看能不能给办了。”

继而，“老革命”就要我把事情简明扼要地跟吴局长汇报一下。

吴局长听完，恭恭敬敬地请示“老革命”：“首长，小吴想先听听您的意见。”

“老革命”呷了一口茶：“我是这么想，房子是公家的，人家搬走了，就得有人住，总不能空着。小刘一家几口从山里搬下来，没地方落脚，同样交房租，又不少公家的钱，就让他住吧，谁住不是住？”

“老革命”的话听似委婉，实则给事情定了调。吴局长不敢怠慢，诺诺连声：“您的指示一定照办。这件事就交给小吴了，您不必再操心。”说完，吴局长转向我，“这样吧，你下午到房管局去一趟，直接找我。”最后，他又给“老革命”解释说，“按规定，公租房不能私下转让，应该先到房管局办理登记手续。这不是我们的房管员要给小刘出难题，制度是这么规定的。”

“办啊，当然办，我又没要你破坏制度。”“老革命”说，“不过，我听小刘说，你手下那位女房管员有点不像话，作风粗暴，不讲方法，不体贴老百姓的难处，她限定人家一天之内必须搬出去，不然的话要把东西甩下楼，这可不像我们共产党人的作风。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嘛。她这态度有点问题。”

“您批评得很对。”吴局长见“老革命”动了气，嘴唇直哆嗦，就一个劲地检讨说，“回到单位，我好好调查，一定严肃批评她、教育她，保证以后……”

“老革命”摆摆手：“事情过去就算了，往后注意点，改进就好，不搞秋后算账那一套。”

四

几番交往，我和“老革命”成了忘年交。

按那时流行的说法，我是在红旗下长大的。见到“老革命”之前，我对英雄人物的认知来自书本里，或人们的传说中，抽象、浅表、单薄，局限于感性层面，仅仅是个具体的概念。可打从面对面采访“老革命”，亲耳聆听他的传奇人生之后，一座英雄的丰碑在我心里巍然矗立，变得具象而清晰。尤其是他顶着日头，带我去吴局长家解决租房难题后，我对他更是充满感恩之情。我们的友情洁白无瑕，没有掺杂任何世俗的东西。我想，这种友情一定会历久弥新，就像窖藏的老酒，随着时间的浸染会酝酿出岁月的沉香。

哪想到，租房问题解决后的某一天，“老革命”找到我单位来了。他是直接奔领导来反映问题的，可那天我们局长不在家，就电话安排了办公室主任接待他。以“老革命”的资历和性子，他有事情不会藏着掖着，而是直来直去。他不知从哪里翻出我的“老底”，要求单位将我辞退，理由是像我这种“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不能留在公安机关这样重要的岗位工作。我们时刻都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搞破坏活动。我只差惊掉下巴，都什么年代了，他还在拿出身论说事？！对，我祖上是地主，可到我父亲那辈早就“摘帽”了。我压根就不知道“剥削”是咋回事，反倒是从小吃苦，靠自己的勤奋努力才一步步走到今天。主任不知道我和“老革命”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他认为“老革命”是囿于他的阶级情感才提出这种不合时宜的要求，可“老革命”身份特殊，主任只能做些不痛不痒的解释，还口口声声“保证”一定尊重他的意见，给领导汇报后“研究处理”。“老革命”可能看出主任不太走心，离开时还一再叮嘱，不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

起初，我还蒙在鼓里，并不知道这回事。有次闲聊，主任突然问我：“你认识‘老革命’？”

我把和“老革命”的交往说与他听。主任听完后颇感疑惑：“那就是说，你们的关系不错喽？”

我嘚瑟道：“算忘年交吧。”

主任不信：“就没发生过什么误会？”

我肯定：“没有。”

主任说：“那就奇了怪了，不至于嘛。”

我听出哪儿不对劲，便套他的实话……主任叭叭叭一通，最后说：“老同志难免犯迷糊，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只当是他开了个玩笑，反正谁也不会当真。”

“老革命”这样的“神操作”令我对他刮目。我不恨他，但想法还是有的。我迷惑，他是真老糊涂了，还是我们之间有了什么误会？我最担心的事情是社会上总有小人见不得别人好，会不会有人在我们之间搬弄是非，离间我们的关系。“老革命”老了，耳根子不清净，容易偏听偏信，可以理解。但以他的智慧和秉性，就算听到什么谣言也完全可以和我直接沟通，不必从背后来。如果由此产生罅隙，让我们纯洁的友谊付诸东流，多可惜啊。我想，我得抽时间去见见“老革命”，我期待他给我一个说法，如果真是我错了，我有勇气承担一切。

蹊跷的是，自从那次到公安局告状之后，“老革命”没有后续跟进，对他的“息访”我们都感到诧异。我太了解“老革命”了，他是个性格倔强、执着无悔的人，盯上的事情是不会轻言放弃的，这是他在血与火的年代里建立起来的坚韧。后来打听到“老革命”生病住院了，这是个不祥的信号——对他这样高龄的老人来说，一旦病倒就很不容易爬起来，我真为他捏着一把汗。“老革命”的病情引起了社会各界关心，我们单位也决定派人去看望他。鉴于我和“老革命”之间的缘分，主任邀我一同前往。怕我心里有疙瘩，他特别向我“剧透”：“人武部的同志说，‘老革命’专门点你将，希望你能去说说话。”主任还特意提醒我，“那事就别提了。”主任的担心有点多余，我还不至于那么小心眼儿，“老革命”身体欠安，我就算有再多的憋屈，也只能暂时隐忍，见面后只字不提，就当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老革命”住在高干病房，状态真的不太好。见了我们，他使劲欠起身子打招呼。护理人员让他躺着说话，他不干，坚持把床摇起来，坐正身子和我们握手、说话。许是刚刚拔了吊瓶，我感觉他的手有些凉，甚至有些轻微抖动，脸色也明显苍白、憔悴。进来之前，医生告知，“老革命”体力不支，需要休息静养，我们待的时间不宜太久，最好控制在十分钟之内。主任遵医嘱礼节性地问候几句，就拉上我起身告辞。

“慢着。”刚走到门边时，“老革命”招呼我，“小刘，你不忙吧？留下来坐会儿，我们单独说说话。”说完，他费力地咳嗽起来。

我转过身，马上去扶他，轻拍他的后背，然后在床边坐下来。“老革命”招招手：“坐拢来点。”同时吩咐护理员给我倒开水。见我们有话私聊，冰雪聪明的护理员退出病房，在门外候着，让我们有事随时叫她。我把杌子挪近“老革命”身边，握住他的手，一时意绪万千，不知从何说起。

“还好吧？”他注视着我，目光比话先到。

我不知道他这话啥意思，是在试探我，还是要继续“关注”我。我怕他心里添堵，于康复不利，随口敷衍一个字：“好。”

“恨我，是吧？”许是病体虚弱的缘故，他说话尽量用短句，“看得出，你在撒谎。”

我该怎么说呢？我的心情无比复杂，这种复杂不能简单地归纳为一个“恨”字，甚至和爱与恨没半毛钱关系。我只想知道是否有人在我们之间掺和了什么，而他的话语焉不详，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让我捉摸不透。“哪能啊，我还欠着您的人情呢！”

顿了顿，他幽幽地说：“再给你讲个故事吧，也许，这是最后一个故事。”

接下来，我听到了“老革命”投奔队伍的另一个版本。

父亲死后，我成了放牛娃。有一天，我把地主家的牛放在山上后去下河洗澡，没想到牛踩进天坑摔死了。我当时吓得半死，东家肯定会要我赔偿损失，不然，我的小命难保。我可尝到过东家的厉害，平时只要稍不如意，他就会用皮鞭往死里抽我。我常常吃不上饭，还被打得浑身是伤，通夜睡不着觉。可是，不给地主放牛，谁能收留我呢？现在闯下大祸，我肯定回不去了。我在树林里躲了一会儿，生怕被人发现。后来，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又转到河边，捧了几口水喝，然后躺在沙滩上，饥饿加劳累，很快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听到河磡大路上有急急赶路的脚步声，而且还伴着什么铁器撞击出的叮当声。我爬上去一看，是一支破衣烂衫的队伍。他们扛着枪或梭镖，帽檐上缝着红五星，我知道那是我们穷人的队伍，我爹和我二叔曾经参加过。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跟在队伍最后头，成了他们的尾巴。

跟了一段路，最后那个人扭头问我：“你干啥子？”

听出湘西口音，我问：“你们是红军吧？”

那人对我嘿嘿笑，露出一口黄牙：“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我爹也在你们队伍里干过。”

“你爹？”那人来了兴趣，“他叫什么名字？我兴许认得。”

“他死了，我现在没爹了。”我怕他丢下我，撵着说，“我要参加红军，替我爹报仇。”

那人问：“你今年多大？”

我说：“十三岁。”

“太小了。”那人说，“你跟不上队伍的，回家去吧，等你长大了再来。”

我没理他，心想，我哪来的家？你也别小看我。就这样，我成了一名“红小鬼”，一直走到延安，后来的故事你都听说了。

我联想起他参加革命的传闻，不禁一头雾水：“不是说您在亲人遭杀害后就直接投奔革命了吗？”

“父亲死后，我改名唐天才，先逃到一户地主家当放牛娃，才保住了性命。”

怪不得H首长叫他“天才”。我自作聪明地说：“哦，您叫蒋天才。”

他摇摇头：“不，我叫蒋文模。”

什么剧情啊？！

见我蒙圈，他抓过我的手，摩挲着说：“我本来就叫蒋文模，唐天才是我在队伍上的名字。平反时，我要求组织上恢复了我的原名。”

是这样啊。我仍不明白，他把我叫回来叨咕这么多，仅仅就是要给自己正名？

“我去过公安局，你应该听说了。”

我装糊涂。

“我痛恨地主。”他对自己的阶级立场毫不掩饰，“所以，听说你出身不好，我感到担忧。我没有错。”

“老革命”襟怀坦白，我却啼笑皆非，不知说什么好，最后说：“我理解。”

“后来，我也想明白了，一码归一码，出身的事怪不得你。嗯，好好干，不要有包袱。”

接连说了这么多话，他咳嗽得更厉害了。咳嗽声也是召唤，护理员闻声进来。

道完珍重，我徐徐离开病室。

“你还答应过我一件事呢。”轻飘飘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并非不记得，只是因为那点别扭，我没做，也不想做。我忽然想起来似的：“哦，一直忙，把大事给忘了。放心，我回去就干。”

没多久，“老革命”去世，我由此欠下一笔文债。

五

人世间，所有欠的债都是要还的。

对执着者来说，尤其不能轻许诺言。“老革命”都追到梦里来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于是，你读到了这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