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林莽，1949年11月生。1969年到河北白洋淀插队，开始诗歌写作。是白洋淀诗歌群落和朦胧诗的主要成员、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诗刊》编委、北京作协理事。著有《我流过这片土地》《永恒的瞬间》《林莽诗选》《秋菊的灯盏》《记忆》等诗集。还著有诗文集《时光瞬间成为以往》《穿透岁月的光芒》和《林莽诗画集》等。

水乡札记·往事篇

林莽

走入水乡

1968年我们是在不断的告别中度过的，许多同学、朋友离开了北京，有的到了东北，有的到了陕西，有的去了内蒙古或云南……北京火车站送别的场面是悲壮的，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们，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中年的父母，有年轻的同学或兄弟姐妹。车窗口挤满了探出的头和挥动的手臂，列车开动的瞬间，呼唤和哭泣的声浪几乎能将整座车站掀翻。想起诗人食指的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浪翻动……北京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阵阵告别的声浪/就要卷走车站/北京在我的脚下/已经缓缓地移动……”食指的诗写出了一个离开北京的青年学生的心态，那些送别的场面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

从1968年的夏天到1969年的春天，我拒绝了两次到陕西和东北的下乡分配，与几位朋友多次到白洋淀实地考察，最后决定自行到这个被称为华北明珠的水乡插队。

那年夏天，我遇到高中同年级的同学崔建强，他说他和几个朋友已经联系好了到白洋淀插队，说他们去的村子人数已经满员了，你如果想去，可以自己去那儿的县城联系。那是“文革”的中期，只有占据县城的一派接收下乡知青。于是我找到同班同学张大为，商议一同到白洋淀联系插队。我们询问了大致的情况，做了一些简单的准备，带上水、干粮、一些钱、一些粮票、手电筒，我借了一辆自行车，与大为开始了第一次往返京城与白洋淀的360公里的里程。

我们沿着京广线，经丰台、窦店、涿州、高碑店、定兴一路向南，到徐水转向东，经三台镇再到安新县城，整整骑行了12小时。回来时走同样的路线，遇到很大的西北风，有时只能推着自行车前行，回程用了16个小时。那年我们18岁，正是精力最旺盛的年纪。因为长时间的骑行，下车时人无法站稳，摇摇晃晃险些摔倒，缓了许久才能正常地行走。那天从清晨出发，到达白洋淀县城时已近黄昏，我们举目无亲，沿着县城东关码头的大堤走到了大张庄，向一位带孩子的中年人打听，附近有没有可以住宿的地方，他看我们是两个不谙世事、疲惫不堪的小青年，就把我们带到了自己家里。招待我们吃了晚饭，还留我们在他家里住下。后来我仔细想，我之所以下定决心到白洋淀插队，不仅因为孙犁对它的描写，也不仅仅因为这里是北方唯一的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而是因为这位朴实的白洋淀人，让我深深感知了这里人们的善良与真诚。因为当时太年轻，只知道一再地感谢他的招待，只知道他姓张，没有记下他的名字。第二次来时，面对一片房屋相似的村落，几经打听，怎么也找不到那户人家了。时间长了，这在我心中仿佛成了一个故事，一个幻觉中的故事，仿佛一个救助过他人的仙人，做完好事，人和房屋就消失在白洋淀水天一色的浩渺中了。

第二次的考察，有两位女同学也加入了进来，因为她们骑行得慢，还没到县城，天已经大黑了。我们只好在半路上找了一家大车店住下来。大车店是一片场院，几间土坯房。店主让我们男女4人住在一条铺了苇席的土炕上，好在天气不冷，我们和衣而卧，吹灭油灯后，劳累中的我们刚刚要入睡，突然觉得后脖颈火辣辣地疼，急忙起身用手电一照，只见许多的臭虫四处逃窜，再细看，房顶上，泥皮墙的裂缝里，到处都是臭虫。我们的惊叫，惊动了店主。他说，这房子已经很久没人住了，这些饿极了的臭虫终于等来了你们这些可口的荤腥。

屋里实在无法睡了，店主让我们打开了一捆新的苇席，铺在场院的两辆马车的下面，再围上两张席子，搭成了两个简易的窝棚，以遮住夜半的露水，我们就那样度过了骑行了一百多公里后的劳累的一晚。

第三次去，距县城还有60里路时，天突然下起了纷扬的大雪，最后的十几里路因为积雪太深，我们只能推车步行。雪深没过了鞋面，到达县城时，裤角和鞋袜都湿透了。我自行车一侧的脚踏板，也不知什么时候，掉落在了那一片雪地里。

考察中，我们也曾到过几个已经入驻到村里的知青集体户，因为也是刚刚入驻，他们的生活条件十分简陋。房子是临时借用的，低矮破旧，有的只是睡在铺了麦秸的地上，门窗也是破损的，那种艰苦是现在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有一次到了一个村子，正赶上午饭时候，为了招待我们几个不速之客，主人拿出了从北京带来的以应不时之需的挂面，煮了一锅，没有调料，每人撒一些盐，为了更有味道，主人又拿出了一包味精，每人加上一些，就这样解决了一顿“客饭”。

同我一起考察的几位同学，也许是因为路程的艰难，也许是因为生活的毫无保障，只有我留了下来，甚至迁了户口的两位女生，后来也都转到东北兵团去了。因那时候当地两派武斗，接收我们的人一时回不到村子里，他们在县城“搞革命”，我们也无法下到村子里。办好了户口和插队的手续，我又在北京等候了几个月，“文革”中的两派都被部队收缴了枪支，派性斗争缓解了，我也可以入村了，为了不孤单，我将哥哥也办到了白洋淀，于是，北何庄有了我们两个来的最早的知青，我被分到一队，我哥被分到了六队。

那段近一年的考察期，我了解了白洋淀的基本情况，这里是北方唯一的鱼米之乡，芦苇是它的主要经济作物，芦苇多的村子收入就多。我走了白洋淀的许多地方，那时因为连年干旱，淀里水位很低，浅水的区域已经干涸了，有些村子不用坐船，骑车就能到达。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安州向北，经干涸的藻苲淀，穿行过我后来插队的北何庄，那时因为还在考察之中，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也没有认真地观察村子的情况，只记得，穿过村庄时，推车经过了一道很深的沟，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漕河的主河道。以后我多次坐船从这条河，穿过水波荡漾的藻苲淀，抵达县城的南关大桥，再搭其他的船只，到淀区其他村庄的朋友们那里去。这些都和一条曾经干涸了的、冥冥之中相遇的古老的河道相关。

1969年夏季多雨，白洋淀又蓄满了水。深秋，我们从安州上船，经八里水路，第二次踏上了北何庄的土地，在我青春最美好的年华，在这个小小的水乡村落里生活了六年。那些给予了我许多帮助的乡亲们，那片生生不息的养育过我的淀水，那些在风中起伏的芦苇，那些清晨或暮晚，都在我的心中。这里也成了我写出了第一首诗的第二故乡。

最初的劳作

插队生活的初始是艰难的，一切也都是陌生的，不会农活，不会撑船，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我们的房子是村委会帮助借的，屋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我们只能白手起家。在热情的乡亲们的帮助下，总算渐渐安顿了下来，有了锅灶，有了碗筷，有了油灯，有了可以吃饭和看书用的炕桌，从小卖部里买了油和盐，简单的生活就那样开始了。

第一天下地干活，是在结了一层薄冰的浅水中收苇子。为了防止被用镰刀割过的苇茬扎脚，老乡们大多穿了一种用老牛皮做的靰鞡套鞋，我只穿了一双橡胶底的球鞋。下船时老队长告诉我，在割过的苇地里，用脚搓着向前走，就不会被扎了。我干的活是将捆好的芦苇一捆捆地扛到船上。水不深，刚刚没过脚踝，但结了冰碴的水很冷。我和队里的小青年们比着干，老队长一直看在眼里，中午休息时，他大声地和会计说，这小伙子干活不惜力，他的工分和整劳力一样，记10分。

因为我在中学时的刻苦锻炼，身材虽不高，但很健壮、结实，干这种不需要技术的活我一点都不吃力。半天干下来，上船时，我的双脚冻得通红，用手一摸，一点知觉都没有，像是摸到了一块冰凉的石头。后来比我大几岁的德增哥带我做他一条船上干活的搭档，我渐渐地学会了一些水乡的农活。

北何庄位于白洋淀最西边的藻苲淀和鸪叮淀，是方圆约40平方公里淀区中唯一的村子，除了河道和壕沟较深，四周多为一米左右深的浅水区，芦苇很多，村民收入在整个白洋淀是名列前茅的。这里下淀干活行船的工具是竹篙，北何庄单篙挑的行船技艺是白洋淀最著名的，“北何庄的篙，王家寨的棹，大田庄的单棹摇”。它同“金圈头，银淀头，铁打的采蒲台”一样，是白洋淀的民谣，一个是讲使船的方式，一个是讲经济收入。那时的北何庄与郭里口并不比那三个上了歌谣的村子差，都是因为被人们称之为铁秆庄稼的芦苇多。北何庄的人们只有在去县城或到淀区其他村子走动时才会用到桨。桨被白洋淀人称为棹。大约有半年的时间，我行船撑篙的技术就十分熟练了，而在去县城的路上，我总是抢着在船头上摇桨，那种随着桨声的吱呀，水花有节奏地拍打船舷的前行，对于年轻的我，是并不吃力的劳作。有经验的长者用船尾的后棹掌着舵，年轻人轮换着划前棹，天气好的时候，到县城的十五里水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白洋淀的人们下淀干活一般是两人一组，撑一条船。一个队里的船同时出工，有时一个十几只船的船队驶离村子，一个坐在船头，一个在船尾撑篙，船队在台地的壕沟间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隐于芦苇丛中，还真有些诗情画意。但水乡的许多农活儿也是很劳累的，人们一年四季在风雨中奔波，那种辛劳我深有体会。

如揇河泥，将壕沟底部的淤泥挟到船舱里，再用大勺从船舱出来放到芦苇的台地上，这是给苇地施肥的活儿，只有经常施肥，芦苇才会长得更好。这种活儿，如果没一把子力气是根本做不来的。

如套苇，用一把一丈长的、长杆的大镰刀，站在船上将芦苇割下并拢成一束，再用镰刀搭到船边，由助手捆成捆，码放在木架上。收芦苇的季节，已是深秋，船舷上结了薄薄的冰，又冷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冰水里。遇到大风天，迎风撑着满载的一船芦苇，需要用出全身的气力，才能将芦苇运回村头的场院里，村民们风趣地说，大风天撑船，那是在和老天爷比力气。

还有入冬后在冰上收芦苇，冰拖床就代替船做了运输工具。高出冰面的台地上的芦苇，要沿着河道用拖床运回村头的场院中，剁成高高的苇垛。为了拉冰拖床时不打滑，我们在棉鞋上绑上金属的脚齿。空载的拖床，用带铁矛的冰杆可以在冰面上撑得飞快，装满了芦苇的冰拖床拉起来就如同爬山一样艰难了，人弯成弓形，绳套勒入肩头，脚齿和冰杆撑住冰面，人一步步向前，如同拉着一座芦苇的小山。

水乡的冬天是繁忙的，所有的芦苇都要加工整理，梳叶、分类、打捆、上垛，一干就是一整个冬天。开春前似乎倒有些清闲了，春节过后人们开始整修船只，那标志着又一年的到来。而后还有水稻育秧、插秧，下网、扎箔、下篮等治鱼的 劳动。

有些更需要技术的活儿，只能是有这门手艺的人才能做得来，有一些是家传的技艺，如扎箔、用大网罩、下卡、放鱼鹰、养鸭子等等。我在德增哥帮助下，学会了一些普通的水乡的劳作，渐渐融入了劳动者的行列。不但能熟练地撑船，100多斤，一丈多高的苇捆，我也能轻松地扛起，并自如地在船上行走。

6年后，我离开了那里。当我再回北何庄时，德增哥因中风已经不能说话了，他认识我，但不能表达，这让我十分的痛苦，第二年他去世了。那年我写了一首纪念他的诗，题目就叫《德增哥》：

当我写下这个名字∕心中就闪现出你许多个愉快的笑容∕但最后一个形象是让人哀伤的∕你看着我 相识 但已无法表述∕不再是那个谈笑风生∕幽默而愉快的德增哥了∥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几十年前那一幕∕在村子北面开阔的大淀上∕十一月的寒风掀起了墨绿色的波涛∕冷 让即将冻结的淀水变得黏稠∕我们每人一条船运柴草回村∕我看见德增哥在喊∕但大风吹走了所有的声音∕我被冻得发僵的手没有握紧∕结了一层薄冰的竹篙突然滑落水中∕船转了向 不知将被吹向何处∥那是一件性命攸关的往事∕德增哥是如何捞起了竹篙∕赶过风 将我的船牢牢地稳住∕我完全没有看清楚∕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在插队生活的第一年里∕是你主动要求和我做一条船上的搭档∕一个没有任何农活经验的生手∕得到了近乎兄长一样的呵护∥德增哥 时光一晃三十年∕你的女儿们都已长大∕最小的儿子也已成家立业∕当年那个算命先生说你犯了九女星∕但你不认命 依然是一个∕身强力壮充满了快乐的人∕在清贫的年代里养活着一家人∥我离开白洋淀的那些年∕世事风云 白云苍狗∕当我们再次相见 谁知竟也是永别∕当年那场让淀水结冰的大风∕依旧在我的心中低吼∕当我们在村口拴好船∕你说：“这种天气里行船∕篙就是我们的命”∥德增哥 细细想来∕这些年无论风狂雨骤∕生活中 我再也没有失过手（《德增哥》，2018年6月16日）

德增哥是个性格爽朗，谈笑风生的人，喜欢说笑话，喜欢和他人斗嘴皮子，但他为人热情，善良，是他主动要我做他一条船上干活的搭档，我是个什么都不会干的生手，刚刚开始学习撑船，下地的路上都是他载着我，好像我是师傅，他是徒弟。正如诗中所写到的，德增哥曾在危难中救助过我。

36年后，他告别了这个世界，但那些往事，我是不会忘记的。

五月的鲜花

那年初冬，我和哥哥到县城办有关知青补贴款的手续，回来晚了。我们第一次独自踏冰回村。刚刚冻结的8里冰路潜藏着许多危机，我们小心翼翼地探寻着走，绕过因水流冲击，还没有冻实的冰层，绕过一片片残留的芦苇，离村边还有几百米时，我们有些放松了警惕，穿出一小片苇地，我便一脚踏空了，水一下子淹到了胸部，多亏我身手敏捷，一把抓住了一丛芦苇，翻身爬上了台地。因为是靠近村边，在绕村的水流的冲击下，冰层很薄。那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向他处绕行也根本看不清冰面的情况。我们只好大声呼救，住在最近处的小延和他的两个年轻的舅舅，小群和承启，用大木榔头砸开数百米的冰层，撑船将我们接回了村里。那天天气异常寒冷，他们的船到来时，我浸了水的棉裤已经冻成了直挺挺的，不能回弯的两支大冰棍，他们把我直挺挺地架到船上，上岸后又直接架到小延姥姥家的火炕上，扒掉棉裤，盖上棉被取暖。那化险为夷的一幕，至今我都真切地记得，同时也记下了乡亲们的关切与深情。

白洋淀水乡一年有两个时间是不能出门的，一个是结冰期，一个是融冰期，人们提前就做好了生活的准备，这两个合起来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所有的人只能在村庄的小小的孤岛上困守。在白洋淀的许多村庄，都发生过因掉到冰水里死人的事。好在整理芦苇、编席、织网的活是可以在家里和场院里做的，而初冬也是这里人们最忙碌的整理芦苇的时节。

水火无情，白洋淀的人们深深知道这个道理。风雨天在大淀上行船，人们都会自然地沉默不语，掌舵人凝视着风向和水流，他们知道敬畏才会平安无事。大风天，所有人的家里都不再生火做饭，因为村子里到处是芦苇，人们只能吃干粮度日。过节和婚丧嫁娶，对于烧纸、放鞭炮，都有很多防范的规矩。因为确实有过大火烧掉整个村子的血的教训。

小延的父亲老冉叔是我的忘年交，在白洋淀那些年，我们两个经常一起谈天说地。老冉叔是同我父亲一辈的人，年龄也相仿，他们年轻时抗日战争爆发，凡是有血性的男儿，都加入了抗日的行列中。对那个时代，他们有着深深的记忆。我经常听到父亲轻轻地哼唱《黄河大合唱》中的歌曲，那是他们的青春，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最刻骨铭心的青年时代。

老冉叔有过许多与众不同的人生阅历，是村里公认的聪明人，没有正经上过学，但识文断字，知识面很宽，走过许多地方，有很多不同于常人的见识。因此与他的交谈是有趣而愉快的。有一段时间，我们是邻居，吃过晚饭他时常到我的屋里聊天。一件破旧的黑色老棉袄，这也是白洋淀人惯常的打扮，在淀里干活，那件旧棉袄是多用的，既防寒又遮雨，有时在船上小憩，它就又成了临时的铺盖。棉袄经常是闪披着的，天凉了，有时也用苇葽子系紧腰部，以防风寒。老冉叔喜欢喝酒，那个年代，酒是稀缺物资，他有些办法，经常能搞到些。他有一个扁扁的金属的小酒壶，有时到我那儿聊天，他会从怀里掏出来不时地喝上一小口，一种很享受的样。有时也劝我来一点，我那时不会喝酒，试过几次，用红薯干做的酒，又苦又涩又辣，还有一股发霉的味道，实在无法接受。老冉叔很少坐在炕边上，常常是坐在灶台边烧火用的苇草上，靠着墙，炕桌上的油灯照亮了他那张布满皱纹，但满含智慧的脸。多少年过去了，那印象还会经常浮现在我的记忆里。

有时谈得兴趣来了，他会唱起他们年轻时的抗战歌曲，他那沙哑而低沉的嗓音唱得深情而感人，一首《五月的鲜花》曾让我多次热泪盈眶。

多年后，当我听到老冉叔离世的消息，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于是写下了一首题为《五月的鲜花》的短诗，作为无法释怀的祭奠：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他用沙哑的嗓子唱∕他用轻轻的假声唱∕他是我插队时的邻居∕一件旧棉袄∕用碾过的苇子束着∥时间过去三十年∕那张布满了风尘但满含智慧的脸∕时常在我的心中闪现∕同我父亲一辈的人∕他们在那个战争的年代∕一个个热血青年∕情感同五月的鲜花一样∕开遍了祖国的大地∥在我的土炕边∕在那些零乱的柴草上坐着∕同我一个异乡人谈天说地的他已经故去∕那些秋日那些春宵∕五六个寒暑已经遥远∕而一个人的歌声和对他的记忆依旧是清晰的∥如同白洋淀的秋风∕在某些寂静的瞬间∕忧伤地吹过我的心头

每当想起这些，那歌声就会萦绕在我的心中，白洋淀的风声和浪涛拍打船头的声音就会在我耳边升起。我们青春的岁月里的那些记忆，同父亲他们那一代青春的记忆虽迥然不同，但同样都有着青春的血的热度，因此，它们也都会感人至深。

……

（全文见《十月》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