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神圣婚姻》的开篇——“许多年以后，程田田仍会清晰回忆起2016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那个晚上……”——这个久违的《百年孤独》式的经典开头，恍惚让我们回到作家们纷纷模仿马尔克斯句式的那个激情燃烧的文学年代。对于《神圣婚姻》的女主人公程田田而言，2016年至今太近，似乎载不动“许多年之后”；而对于作者徐坤而言，她的确离开得太久，正如小说的腰封所言——“暌违十年 徐坤归来”。

“神圣婚姻”显然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名的《神圣家族》的戏仿，其无意间搅动起我们的历史之幽思与批判之幽情。鲍威尔与其伙伴如耶稣及其门徒一样，自视为“神圣家族”，超乎群众之上，实际上却脱离了实际，歪曲了现实。马、恩以“神圣家族”，对鲍威尔及其伙伴予以无情的讽刺和揶揄。《神圣婚姻》征用了这一著名的反讽，叙写当下中国人婚恋的诸种形态，在与经典文本的遥远呼应中带给我们巨大的期待。——这不仅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被消解了”，也源于遁隐已久的徐坤之前形成的独特小说风格对我们的吸引。

《神圣婚姻》的开头便吊起了读者的胃口。我们急切地想知道，孙子洋为何要抛弃程田田，悄无声息地结束他们之间的恋情。从辽宁到澳洲到北京，他们相识、相知、相爱，孙子洋签约北京的全球十大金融事务所，前途一片灿烂；程田田在大姨毛榛的帮助之下，也在北京找到了工作。在北京购房上两家人虽有不同意见，但并没导致他们感情破裂。程田田家人主张租房，孙子洋家人主张买房。最终孙子洋还是倾全家之力在北京潘家园曲里拐弯地买下了一套二手房——孙子洋的母亲于凤仙跟丈夫孙耀第假离婚，跟一个有北京户口的炮三儿假结婚，买到房子，等几年后于凤仙再离婚，将房子变更到自己名下。为了给孩子买房结婚，先把自己嫁人的确匪夷所思，但这种事情在北京“国五条”楼市调控政策出台之后或不少见。孙子洋和程田田看过潘家园装修好的房子之后，充满了幸福与甜蜜，并在新房中留下了爱的印记。他们以为幸福生活由此开启，哪料想到事情正在起变化。变化发生在大年初五到元宵节的短短十天，孙子洋不接电话、不回微信，甚至在元宵节这天彻底拉黑了程田田的微信。程田田找到潘家园的新居，入职第一天的孙子洋疲惫麻木，道出了分手的原因：性格不合，没有共同语言；程田田不喜欢数学，但他却要一辈子跟数字打交道；最重要的是买房子的事，程家人伤了他父母的心。到这里，小说回到了自身的叙事逻辑，是房子导致了有情人分道扬镳。我们却不禁生疑：购房的冲突至少在他们看新房时已经平息，在大年初五的两家欢聚中也丝毫看不出两人的感情裂痕，那么短短十来天之间，孙子洋经历了什么？他们之间是真正的爱情吗？

我们这个时代，尤其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如孙子洋这样，为房子老一辈离婚，小一辈分手的屡见不鲜。正如大家所调侃的——“有房人终成眷属，无房人劳燕分飞”。《神圣婚姻》通过顾薇薇之口道出了当下房屋与婚姻的关系：“婚姻是房屋的精神内涵，房屋也常常成为婚姻的信物。不过，这些年，房价虚高，连带婚姻也变得飘忽了，有多少悲剧都是这么发生的。”①（第60页。按：后文凡引《神圣婚姻》，只标页码。）我们知道，婚姻是个人社会性的具体体现，同时社会也在塑造着个人的婚姻观念，制约着个人的婚姻选择。现代意义上的婚姻是爱情的瓜熟蒂落，是家庭生活中充满欣赏、理解、关爱、坚贞、忠诚、互助以及责任与义务等亲密关系的互补共同体，是成年人具有法定意义的伦理性的爱。其不仅担负着繁衍后代的生命本能，而且承载着社会道德诸方面的需求。但近几十年来，物质的力量和资本的逻辑不仅绑架了中国人的爱情与婚姻，而且重塑了一种可怕的异化了的爱情和婚姻文化。正如毛榛在检讨书中所言——“…一个由顶层设计的购房政策，竟衍生出如许复杂多样、饱含心酸无奈的婚姻形态。为了能有买房资格，相守半生的伉俪假离婚，真心相爱的新人假结婚，想想真是要流泪。”（第168页）《神圣婚姻》敏锐地捕捉到我们这个时代婚姻的痛点，并以调侃反讽的笔调展示了当下中国人婚姻的艰难酸楚和一地鸡毛。孙子洋和程田田因为房子而分手。孙子洋的母亲于凤仙为了给儿子在北京买房而假离婚，结果丈夫却和小三如愿以偿地结合。程田田的大姨——在北京宇宙文化与数字经济研究所当副所长的毛榛离婚。二婚的所长孔令健被前妻和孩子折腾得焦头烂额。毛榛的闺蜜顾薇薇与萨志山是令人羡慕的“天作之合”。顾薇薇是京城著名律师，性格外向，主外；萨志山业务上出类拔萃，但在单位不被重视，成为难得的家庭“妇男”，接送孩子上学，买菜做饭，练得一手好厨艺。他们的婚姻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最后萨志山以到地方挂职逃离，顾薇薇则以离婚要挟阻止挂职，萨志山终了还是离婚去挂职，并有了新的恋情。总之，在纷繁的现实和忙乱的生活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正常的健康的甚至差强人意的婚姻，正常的婚姻荡然无存，婚姻的神圣性也无从谈起。

那么幸福的婚姻从哪里来呢，婚姻的神圣性还能回归吗？如果说《神圣婚姻》上部是反讽性地描述了当下婚姻的诸种形态的话，《神圣婚姻》下部则在寻找婚姻的救赎之路。理想主义者萨志山离开了郁郁不得志的单位，离婚结束了滑向惯性的富足怠惰的“妇男”生活，挂职安岭市，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在造福基层百姓中“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也感受到了使用权力的妙处；权力和个人价值此时才是合二为一的。”（第230页）权力让他从萎靡懦弱的状态中走了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和为民造福的地方官。毛榛忽略了权力给予萨志山的自信，在她看来，农村和基层虽然艰苦，但这个“广阔的天地”，真是个历练人和重塑人的好地方，萨志山不就是在农村和基层成功地完成蜕变，成为踌躇满志的时代新人吗？因而，她也让因失恋而颓废不堪的外甥女程田田到农村去支教，“体会一下乡土中国，看看那些乡村的孩子是怎么奋斗上进的。”（第237—238页）程田田很快适应了在坝田村的支教生活，她担任一年级到五年级的英语和体育课程，跟孩子们打成了一片。村子里没有网络信号，她动念要在村子里架设5G移动通信基站，这在驻村第一书记潘高峰眼里，是可想而不可即的事情。但她一点儿也不气馁，把工程图纸、预算、基站选址都做出了方案，最终在萨志山的协调帮助下，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建设基站的过程中，她也走出了失恋的阴影，同潘高峰摩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找到了自己的归属。结束支教后她重返北京，成为社科院大学的博士生，并与潘高峰会和，两人携手走进激情四溢的新时代。小说的结尾，在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北京颂歌》中，——“潘高峰挽着程田田，两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并肩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金色朝阳下，微风吹动程田田秀美的长发，金秋的阳光打在潘高峰英俊的脸上。他们在鸽哨响彻晴空的欢歌笑语里，心驰神往，遥望未来。”（第277页）他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和对理想的憧憬之中，小说前半部如梦魇般压迫纠缠他们的房子，已经完全淡出了他们的视野。如果说于凤仙因祸得福，在联手炮三儿对付前夫的官司中增进了感情，组合了新的家庭，重新获得了幸福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话，那么到基层锻炼则是萨志山、程田田、潘高峰等现代都市人爱情和婚姻救赎的康庄大道。我们毫不怀疑这种可能性，现实中或许也有这样的例子；我们也丝毫不怀疑作者的真诚，但这条道路不可能是解决现代都市青年爱情与婚姻危机的唯一通途，一切危机到了基层和农村均能迎刃而解甚至开出绚烂的花来，未免有些理想化了。现实主义的平庸性需要一种参与性的美学来中和，但艺术家必须将读者带进真实的具有多种可能性的世界。

《神圣婚姻》如所有的现实主义小说一样，从特定角度出发对现实进行塑造，用理想故事为现实本身塑形。作品直面新时代中国人的婚恋现场，见证了婚姻的百态与人性的幽暗，也不乏对现实的锋利感受和严肃批判，具有生活质感和痛感。作者企图在反讽与揄扬之间达到平衡和统一，上部以严肃沉重的笔调反讽了当代中国人婚姻的荒诞，并触及了最关键最本质的问题，而下部正能量的高蹈和应景式的大团圆结局，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上部苦心经营的具有时代普遍意义的“共通”故事与“共痛”情感。

萨志山、程田田的挂职走基层与下乡支教符合当下的时代精神，也许是拯救爱情、寻找婚姻神圣性的沧桑正道，但这条道路是否能解决小说上部提出的爱情婚姻危机，解决资本逻辑和物质主义对爱情婚姻的致命威胁？恐怕仍是悬而未决、值得深思和进一步书写的。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

个人简介

王鹏程，1979年生于陕西永寿县。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届客座研究员。现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马尔克斯的忧伤——小说精神与中国气象》《或看翡翠兰苕上》《见著知微——觑尘斋文史论稿》等，编有《陈忠实文学回忆录》。曾获陕西省文艺评论奖一等奖、陕西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