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那头驴，还有那头牛

包产到户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一直喂着一头驴和一头牛。白天拴在一个槽上，晚上卧在一个圈里。不同的是，此前是生产队的，此后是自己家里的。

耕地、碾场的时候，它们并肩前进。但在耕地、碾场之外，驴似乎还有更多的活要干，播种时拉耧，运肥时拉架子车，推磨时拉着厚重的石磨一圈一圈地转，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驮，驮水、驮粪、驮草、驮粮食。古代诗人和画家笔下的牧童，差不多都是骑牛的，但在我们老家，孩子们都喜欢骑驴，累了或者懒了，或者想证明自己勇敢了，只要有机会，就一跃而上，骑在驴的光脊背上，像开着一辆敞篷车一样洋洋得意。上了年纪的人赶庙会、走亲戚、上卫生院看病，驴也是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所以，每一个养驴的家庭，都给驴准备了好几套“行头”，一套拉的，拉犁、拉磨、拉车；三套驮的，一套驮水，一套驮粪，一套驮人。

与驴同吃同住的牛，好像要轻松许多。所以，很早以前，我就意识到牲口之间也存在着不公平。牛只是季节性忙碌，驴则是年头忙到年尾，这深深地激发了我的正直之心。如果驴和牛一起从庄稼地旁经过，而且都吃了地里的庄稼，我宁愿打牛也不打驴；如果我在路旁发现一棵嫩草，如果刚好拔了下来，我宁愿给驴吃也不给牛吃。碾场的时候，驴和牛都可能趁人不备把屎尿拉在粮食上，我宁愿骂牛也不骂驴；吃草的时候，牛和驴都可能把草拱到地上，我宁愿认为是牛干的也不会认为是驴干的。推磨的时候，驴是蒙着双眼的，但这并不影响它偷吃，而我则更愿意将它的偷吃行为归之于麦子刚刚破碎后那股清香的诱惑，因而一次一次劝自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包产到户时，为平衡土地质量，各家各户分到的土地大都东一块西一块。我家除了庄子周围十几亩地之外，五六里之远的小湾有一小块，生产队海拔最高的牛家梁上有一小块，河对面几乎无路可去的马壕里有一小块，山背后另一座山的阴洼里也有一小块。如果在这些地里种粮食，要耕一次，要种一次，要锄一次，要收一次，还要运回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见得有什么收成。所以，这些远处的、陡处的、高处的山地，基本上都种上了苜蓿。所以，小时候我就知道，苜蓿有一种特殊本领，它的根可以锁住自己生长所需要的某种营养，因而可以在贫瘠的土地上茁壮成长。很久以后我才懂得，苜蓿属于豆科植物，那种本领应该归功于它的根瘤菌。苜蓿是最好的饲草。你一定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对了，驴往回驮苜蓿的时候，我心里要稍微舒服一些，因为这毕竟也是为了它自己的生活。

但割草的时候，牛和驴是一起去的。因为刚割了苜蓿的地里，还有许多低矮的杂草，是放牲口的好地方。只是回来的时候，人背一捆子，驴驮两捆子，而牛只是甩着尾巴，撇着八字步，不紧不慢地走着。所以，我会在上坡的时候特意拽着牛尾巴借一点力。这当然并不能减轻驴的负担，但满足了我打抱不平的心理。好在，牛也不惊诧，也不挣脱，仍然撇着八字步，悠悠然地走着。很多次之后，我突然觉得，牛与驴之间的不平衡，其实并不是因为牛在耍奸溜滑。

牛有牛的命，驴有驴的命。这并不是说驴天生就比牛命苦，而是说牛和驴的命之所以不同，只是因为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用途而已。不然的话，那么多家庭都养两头牲口，但为什么不养两头驴，也不养两头牛，而要养一头驴一头牛呢？

老人们说，驴性急，有时不免慌慌张张，紧走几步可能就要停下来；驴率性，关键时刻可能会把持不住，有时甚至会撂挑子。比如耕地，如果没有牛的引导，顺着驴的脾气，复杂地形的边边角角就很难耕得到；比如碾场，如果没有牛的稳当，跟着驴的节奏，累不死人都会把人的腰闪了。牛是慢性子，恰好牛也比驴更有力气，所以，驴与牛“共事”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顺着牛的意思在走。而这，也正好是人的意思。

这样一说，牛和驴就同样重要，也同样可爱了。那个时候，饮牲口要到河里去。但人得跟着，跟着它们到河里，让它们喝足了水，再跟着它们回来就行了。但人有懒的时候，很多很多次，我饮牲口时站在河边等着它们，它们当然也不是每次遂我之愿。更多的时候，喝完了水以后，驴有时要啃几口碱土，撒一阵欢子，牛有时也会到处转一转，吃几棵野草解解馋，但只要我稍稍多点耐心，总会有一个带头往回走，另一个也跟着回来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粮食缺，柴草也缺。农村人住窑洞，睡的是火炕。驴粪和牛粪都成了烧炕的燃料。开始的时候，我喜欢驴粪，因为它比牛粪更容易晒干；后来，我也喜欢牛粪了，因为牛粪比驴粪更耐烧。牲口粪本来就是肥料，烧炕之后变成了草木灰，仍然是肥料。不同的是，牲口粪是有机肥，草木灰是无机肥，如此而已。

那头驴和那头牛曾经拴在一个槽上，卧在一个圈里，尽管一个会踢，一个会顶，但它们之间不曾有过伤害，也不曾有过冲突，也许是我没有发现吧！而且驴没有踢过我，牛也没有顶过我，这是千真万确的。现在想起来，每一户人家，他们家的那头驴和那头牛已经与他们成一家子了。早上起床后，先得把它们从圈里拉出来拴在外面，添上草；晚上睡觉前，先得把它们从外面拉进去拴在圈里，添上夜草。在那个年代，好多好多家庭之所以能够挺过来，驴和牛是有功劳的，尽管驴有驴的脾气，牛有牛的性子。

笼匠，或者木匠

在农村，没有一点手艺是不行的。

每一个家庭，筐是少不了的用具。挖洋芋得用筐，摘辣子也得用筐；装馍馍用的是筐，装杏子用的也是筐；给牲口添草得提个筐，给灶火添柴也得提个筐；垫羊圈时得用筐把晒干的土担进去，挖牛粪时也得用筐把牛粪担出来。真可谓，筐就是个筐，什么都能装。

在我们老家，把这种用途的筐叫“笼”。是不是方言呢？由庆阳学者编纂的《庆阳方言词典》中没有找到这个字。是不是这个字呢？《说文解字》中有“笼，举土器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线索。所以，我坚定了用这个字的决心：一、和“筐”字一样，“笼”字也是竹字头，二者有缘分；二、“笼”和词典上所说的“笼子”部分功能有关系，都是用来装东西的，尽管装的东西不尽相同；三、“筐”是编出来的，“笼”也是编出来的，二者有相同的工艺。

这个意义上的“编”，我们一律叫“打”。比如，编席叫打席，编草帽叫打草帽，自然编笼就叫打笼。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大家不是把编毛衣叫打毛衣吗？

笼分为两部分，用来装东西的部分叫笼体，由笼底和笼帮组成，笼底看起来像一个过密的蛛网，笼帮看起来像一个精细的围栏；用来提起的梁叫笼鋬，形若弓，气若虹，如一桥飞架南北，总而言之，统而领之。

笼跟榆树关系最密切。做笼帮最好的材料是当年新生的榆条子，细若筷子；做笼鋬最好的材料是生长三五年的榆树枝，粗如擀面杖。神奇的是，山坡地畔到处有榆树，而且，差不多每一棵榆树上都有打笼所需要的这两种材料。记得小时候，院边大石头底下时常压着父亲刚刚焌好的笼鋬。“焌”的意思是，用火将树枝烤热使之软化，然后弯曲到所需要的弧度。对榆条子的处理，有两个步骤，一是“割条子”，到了秋后，榆树叶子快落的时候，把榆树条从榆树上割下来；二是“括条子”，就是削掉榆树条上面的细枝，捋掉榆树条上面的叶子。

父亲好像不会打笼。有一年，父亲准备了好多榆条子，可能因为找不到帮忙打笼的人，只好将条子埋到土里面，以保持水分。但后来挖出来的时候，全都发霉变脆，完全不能用了。我能感觉到父亲的失落，也能想象到父亲因为找人打笼被回绝时的无奈。大概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学习打笼的技术了。我清楚地记得，到了初中的时候，家里的各种笼差不多都是我打的了。

俗话说：“打笼不难，走三拧沿。”“走三”和“拧沿”是打笼最难的两道工序。为了使笼更结实，也为了让它放在地上更稳当，就要在笼底与笼帮的衔接部分采用一种特殊工艺：不是一根条子打完了再接着打另一根条子，而是让这一圈上的所有条子从此同时起步。这就叫“走三”；因为条子都是从粗的一头开始的，所以形成一个明显的分界线，这条线大概就是“三”吧。为什么叫“三”，我就不知道了。“沿”就是笼口，“拧沿”即收口，就是把作为龙骨的条子像绳子一样拧起来，要点在于：一、笼沿本身要拧得紧致，不能松松垮垮；二、笼沿与笼帮要结合紧密，不能留有空隙。

开始的时候，我先把笼底打好，然后像提着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一样，到村里的打笼能手跟前学“走三”；再回去把笼帮打好，又像提着一个完全石化的水母一样，去学“拧沿”。没有多长时间，从焌笼鋬到“走三拧沿”，关于打笼的一切技术，我似乎全部掌握了。有一年，我甚至心血来潮，抱着“炫技”的心态，打了一只足够大的“大老笼”和状如孪生的一对“粪笼”之后，又废物利用，用更细更短的小条子，打了仅能装十几个杏子的“迷你笼笼”，还仅凭所见用红柳条打了一个腹大如盆口小如碗的“气死猫笼笼”。那时候，我感觉，在打笼这方面，我差不多已经成专家了。遗憾的是，我没有打过专门用来装粮食的大囤子，也没有打过专门用来背东西的背篓。但我感觉，我会。更遗憾的是，自从参加工作以后，再也没有碰过任何条子、打过任何东西了。但我感觉，我仍然会。

擀毡的叫毡匠，合绳的叫绳匠，如果打笼也算是一种手艺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算一个“笼匠”呢？有时，从手机上看到农村老人打笼的视频，我就特别有感觉，似乎那个打笼的老人就是我，我甚至觉得我比他们打得更好。

人生不能倒回去。和初中同学开玩笑时，我曾经非常自信地说，如果我这一辈子一直在农村，我一定是一个不错的木匠。曾几何时，家里请木匠做木活的时候，我站在旁边能一晌一晌地看；当木匠要用什么工具时，我总会在第一时间交到他手里。我也曾经用家里几件简单的工具和一些边角废料，偷偷地做过一个半成品的小书架；后来在一位木匠的帮助下，终于成了一件“家具”。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但我仍然耿耿于怀。几年前，我买了一本据称是“教科书级”的《木工全书》，又委托在老家的二哥买了几截木头，甚至从网上买了一台木工专用的台锯直接发回了老家……

农村变化太大了，打笼的少了，榆条子也没有人割了；做木活的少了，木头也不值钱了。但我仍然喜欢那些手艺，仍然想做一个手艺人。

冰 草

冰草冰草，与“冰”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在我们老家，就是这么叫的，也是这么写的。

冰草是野草里面最“野”的草。不论什么地方，墙角、院外、地埂、路边、人迹罕至处，荒无人烟处，它都能扎下根，它都以为是它的故乡。在陇东山区任何一个小山村，以它命名的小地名，听起来都是那么顺口，比如冰草洼洼、冰草梁梁，比如冰草崄崄、冰草壕壕，比如冰草嘴嘴、冰草峁峁，比如冰草台台、冰草弯弯，比如冰草畔畔、冰草岗岗，比如冰草滩滩、冰草窝窝。我家旁边以前有一段小路，是去庄稼地里的捷径，足够陡，因为上面长满了冰草，所以也足够滑，我们叫它“冰草坡坡”。从那里经过的时候，谁都是小心翼翼地，但仍免不了要趔趄一下，摔倒也是常有的事。我因此想到了其他的事，还说过一句不咸不淡的话：生活不是不可以抄近道，但一定要小心脚下的冰草。

冰草是杂草里面最“杂”的草。不论地里种什么，木本的、草本的、多年生的、一年生的，它都能结伴而行，都以为是它的知音。你种粮食，它和粮食一起生长；你种蔬菜，它和蔬菜一起生长。你种树，它围绕在树的周围；你种花，它围绕在花的周围。你不想见到它，它就在你眼皮底下；你一点都不喜欢它，但它一点都无所谓。1957年初，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过一段话，说的好像就是冰草：“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锄，一年要锄几次……杂草一万年还会有，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斗争一万年。”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喜欢冰草，因为冰草活着并不是为了讨人喜欢的，它只是不想死而已。

和它长在一起的许多野草，比如甘草、麻黄，甚至漫山遍野的白蒿、青蒿，都进了李时珍《本草纲目》，但它没有。但冰草确实可以药用，《中华本草》说用它煎汤当茶喝，可以清热利湿呢。和它一样长在庄稼地里的杂草，比如苦荬菜、辣辣菜，甚至人见人躲的沙蓬、刺蓟，都进了鲍山《野菜博录》，但它没有。野草之成为野菜，大多是趁其嫰时，冰草好像是个例外，再嫰的冰草也有些老。

冰草也叫赖草，但我不知道哪里人是这么叫的。《现代汉语词典》中，“赖”字有一个义项是“留在某处不肯离开”，是贬义的。从褒义的角度去理解，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坚守”呢？冰草根系发达，生命力顽强，一旦在某个地方生根发芽，就很少有人敢对它说“斩草除根”。很早以前听说过，种荞麦可以抑制冰草生长，原理是荞麦发芽后，退下来的壳可以把冰草芽扣住，使它永无出头之日。但这可能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我没有试验过，也没有听说有人试验成功过。但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每一年收荞麦的时候，荞麦地里仍然有绕也绕不过去的冰草。

冰草的叶子特别长，也特别薄，叶子边缘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锯齿，在农村生活过三五年的人，很少有人没被冰草割过手。好在，长在它周围的另一种野草刺蓟，其叶子具有很好的止血功能。将刺蓟的叶子揉碎，挤出几滴汁液滴在伤口，有立竿见影之效。这一点，我有亲身经历，但城里人可能不信。当然，刺蓟也不是好惹的，虽然花无比妖艳，但它的叶子上、茎秆上，甚至花托上都有尖刺，在阳光的映照下寒光闪闪。

这也可能是冰草的生存智慧。没有人为冰草的繁衍生存着想，它就得不断地完善自己，壮大自己，为自己铺埋好一条条活路。它想方设法保护自己，但也避免与我们拉下仇恨，以防大家团结起来对它下死手。

冰草还有一个别称，叫“野麦子”。它与麦子有着怎样的渊源呢：麦子是从某种冰草进化而来的吗，或者是人们把某种冰草驯化成了麦子吗；更多的冰草之所以还是冰草，是它们放弃了进化的机会吗，或者是人们已经无法驯化它们了吗？这些我们已经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冰草确实与麦子长得有点像，不论是叶子、茎秆，还是穗子。这是一种伪装，还是一种模仿呢，也没有人说得清楚。事实是，长在麦地里的冰草，最不容易被发现。在黄土高原，它的生长节奏基本上与冬小麦保持一致，麦子返青时它返青，麦子抽穗时它抽穗，麦子成熟时它成熟。如果给麦子锄草的时候，冰草没有被锄掉，它就会像麦子一样被收割。收麦子的时候，也没有人会把冰草挑出来，如果麦子黄过了头，人们还会用两股冰草头对头拧在一起，做成麦腰子来捆麦子呢。

长在韭菜地里的冰草也一样。按常识来说，冰草会比韭菜长得高。但冰草一旦长在韭菜地里，它就要和韭菜一样一茬一茬地被割掉，再一茬一茬地长起来。所以，韭菜地里的冰草长得更像韭菜，一般高低，一般胖瘦。尤其是农户家里自种的韭菜，割的时候最操心的就是不要把里面的韭菜一起割回来，拣韭菜的时候最用心的就是要把里面的冰草拣出来。但是，即使从韭菜饺子、韭菜包子里吃出一两片冰草叶子也没有人当一回事儿，即使生拌韭菜、清炒韭菜里真的混进去了一两片冰草叶子也未必有人能感觉得到。冰草叶子和韭菜叶子一样，都含有非常丰富的纤维，切碎以后，再经油盐，也许就更难分清了。

俗话说，六月的韭菜驴都不吃，言其太老而已。其实，驴吃不吃嫰韭菜，还是一个问题。话说回来，再老的韭菜要比冰草嫰，再嫰的冰草要比韭菜老。但是，嫰冰草仍然是一直拴在槽头的驴们、马们喜欢的零食之一，而老冰草则是大草原上牛们、羊们惯常的主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中的草，一定没有把冰草除外。

冰草是一种聪明的草。在干旱地区，它的叶子比较细，而且经常是卷着的，以便减少水分的蒸发；在潮湿地区，它的叶子比较宽，而且是铺展开来的，以便充分接受阳光的照射。即使在同一个地方，冰草也会根据降雨量的变化作相似的调整。同一座山上，阴面的冰草和阳面的冰草是不一样的，山顶的冰草和山下的冰草也是不一样的。同一条沟里，沟掌的冰草和沟口的冰草是不一样的，沟畔的冰草和沟底的冰草也是不一样的。信不信由你，在自然条件下，冰草始终是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最好的植物之一。

冰草是野草。野草，就是长在野外的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没有野草，就没有草原；没有野草，许多风景会失去底色。如果说没有一种野草是了不起的，那么所有的野草一定是了不起的。

冰草是杂草。爱默生曾经把杂草定义为“优点还未被发现的植物”。正如英国博物学作家理查德·梅比在他的《杂草的故事》中所说：“这个定义给得既慷慨又友善，暗示即便是已被定罪的植物也还有翻身的可能。”这些话，是说给冰草听的吗？

冰草只能听到风和雨的声音，只能听懂鸟和飞虫的语言。

椿 树

我老家到处都有臭椿树，就是《诗经》中所说的“樗”。《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古之豳地，一般认为在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后来也有人把甘肃宁县、正宁纳入其中。我老家在环县南部，与旬邑、彬县相距不远，与宁县、正宁同属庆阳，所以我一直认为《七月》所描绘的正是我老家曾经的曾经的生活景象。也就是说，3000年前，我们那里到处都是臭椿树。“风”属于民歌，应该是最民间的语言。但在老家的方言里，我也没有听到有人把臭椿树叫做“樗树”。也可能是不小心弄丢了吧。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知道椿树有臭椿树与香椿树之别的。《庄子·逍遥游》有两处文字，一处当然是庄子说的：“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另一处是庄子的朋友惠子说的：“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前之“大椿”指的是香椿树，后之“大樗”指的是臭椿树。念书的时候，这不是“知识点”，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更不知道香椿树到底是个什么鬼。

我是在吃过香椿之后，才见过香椿树的。第一次吃香椿的时候，已经到省城工作两三年了。“香椿炒蛋”除了给我视觉上的新鲜感之外，还让我知道，香椿的余味中其实还是有一点臭椿味道的。或许是它太香的缘故吧。有些东西太香了，反而让人接受不了。所以从此之后，我请人吃饭时，从来没有点过香椿炒蛋之类。别人请我吃饭时，点了香椿炒蛋之类我也没有动过筷子。

第一次见到香椿树是在出差的时候，但我并不知道它是香椿树，当然我也没有把它认作臭椿树。从植物学的角度说，臭椿树与香椿树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最容易混淆的是它们的叶子：臭椿树叶子和香椿树叶子大体都像一根羽毛。不同的是，臭椿树是奇数羽状复叶，香椿树是偶数羽状复叶。翻译过来就是，臭椿树的叶片是单数，顶端只有一片叶子；香椿树的叶片是双数，顶端有两片叶子；臭椿树和香椿树的叶片上都有可以分泌气味的小突起，官名叫做腺点。不同的是，臭椿树分泌出来的是异臭味，香椿树分泌出来的是奇香味。当然，如果把臭椿树和香椿树栽在一起让我区分，我根本就不需要摆弄这些知识。

我老家没有香椿树，臭椿树因此独占了椿树之名。椿树的形象，也像刻在了我的脑海中一样。十八世纪后期，两位日本汉学家纂辑、绘制的《毛诗品物图考》中有“樗”的白描图，树枝、树叶、果实等细节，可以说没有一点儿椿树的样子，整体构图、画面布局，给人的感觉缩头缩脑，小里小气，更无法传达椿树的狂野精神。十九世纪中叶，另一位日本儒学者又编绘了《诗经名物图解》，其中“樗”的图像与《毛诗品物图考》如出一辙，虽然上了色，看起来要时尚一些，但更让人难以辨认。大概日本没有椿树吧，大概他们也没有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吧，或只凭他人口授，或仅据文字描述，总之是，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们画的是椿树。用我们老家的话说，谁要能据此认出他们画的是椿树，我把他背到西安城里夸一回。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濬编绘的《植物名实图考》，差不多和《诗经名实图解》同时刊行，但显然是内行之作，“樗”的白描图虽然只选取了一截树干、一组树叶、一串果实，但差不多抓住了它们的全部特征，而且结构大胆、线条舒展，让人感觉到椿树的欲望和信心。

说椿树“立之涂，匠者不顾”，显然是言过其实，或者是为了自圆其说而强以为词。事实是，在好的木匠眼里，从来就没有无用之材。在我们村子，扁担、锨把，驴鞍子、牛耕头，低桌子、小板凳，差不多都是椿木做的。几十年前，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一辆架子车，最吃劲的车辕很多也是椿木做的。用椿木做的门框、门板，几十年风吹日晒，依然风骨依旧。当然，这并不是庄子的所说的唯其“无用”才有“大用”。

小时候，院子周围有很多椿树，有些是专门栽的，更多的是野生的。院子里有一棵椿树，原来可能长在深坑里或者小旮旯里，所以又高又直，像一根活着的旗杆。父亲修庄子的时候，一定没有舍得挖掉它。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移栽到了院边，也许是某个阴阳先生说了什么吧。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自从挪到院边之后，它就没有缓过劲，叶子稀稀拉拉，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连喜鹊也不肯在上面做窝。几年以后，终于在一场暴雨中倒下了。不久，树身被截为三截，然后分成木板，摞在院子里。我不知道最终用它们做了什么，只记得同村一户人家借走了其中最好的一块板子，说是过几年我们要用木头的时候另还我们一块，但不知道后事如何了。这起码说明，椿木并非无用之材，当柴火烧掉的只是它的细枝末节或边角废料。

其实，在烧柴时代，能当柴烧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如果没有椿树，也得有其他树木被烧掉。椿树作为薪柴，更有它独特的优势。一是，椿树对环境不挑不拣，耐寒耐旱耐盐碱，在艰苦的环境里也能耐得住寂寞；二是，椿树种子、根蘖均可繁殖，所以往往有一树成林之功；三是，椿树树形高大，生长迅速，砍了一茬又一茬，有绵绵不绝之势。《诗经》只说“薪樗”，《毛传》却说：“樗，恶木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变本加厉：“惟其恶木，故豳人只以为薪。”做饭需要烧柴，把人家当柴烧了，然后又说人家只能当柴烧，这就有点不厚道了。用臭椿烧火，做一盘香椿炒蛋，难道不是互相成全吗？

在烧柴问题上，我们这一代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有过许多辛酸的经历。寒冬腊月，起早贪黑，去十几里远的山沟里背柴，是无论如何也抹不去的记忆。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曾有过别样的惊喜，比如在山崖沟畔突然发现一丛小老头一样的椿树。那个时候，在我们那里，可以叫做树的东西，只有这样的椿树才有可能是无主的，也才敢提心吊胆地当作柴火砍下来。我念初中的时候，老师白天在窑洞里办公，晚上在窑洞里睡觉。窗子后面是土炕，土炕后面是办公桌。每一年秋季开学后不久，学校都要组织学生打柴，然后分给老师烧炕。打柴是有任务的，这个时候的椿树叶子还有水分，所以也最压秤。有一年，我跟另一名同学将几棵小椿树连枝带叶砍下来，然后夹在蒿子中间背回来，轻而易举就完成了任务。

来省城二十多年，从来没有换过单位。单位门口一段马路上的行道树，也一直是清一色的椿树。椿树是有臭味的，但只要你不有意凑近它，不执意去闻它，它其实是臭不到你的。我无数次从这些椿树下面经过，但从来没有看到有人掩鼻而过，也没有听到有人埋怨过它们。椿树不是什么名贵树种，但夏秋时节，枝繁叶茂，红果满树，却是街道最大气的风景。秋末冬初，椿树叶子坠落一地，我甚至会想到老家的土炕。

尚德琪，1963年11月生，甘肃环县人，高级编辑。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甘肃省领军人才（第一层次）”，“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曾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