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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晚期以及后世文人凭吊孟浩然（689—740年）的诗作有很多，在此随举一例：

每每樵家说，孤坟亦夜吟。

若重生此世，应更苦前心。

名与襄阳远，诗同汉水深。

亲栽鹿门树，犹盖石床阴。

——张蠙《吊孟浩然》

这位张蠙为晚唐人，生卒年不详。张蠙少年成名，唐宣宗至唐昭宗（847—904年）年间他与许棠、张乔、郑谷、任涛、周繇、剧燕、吴罕、温宪、喻坦之、李昌符、李栖远等十二位寒士诗人被称为“咸通十哲”，又称“芳林十哲”。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张蠙中进士，授校书郎，曾任栎阳尉、犀浦令。通过张蠙这首凭吊诗的描述，我们大体可知孟浩然的墓地位于襄阳鹿门山附近，其时墓地的四周杂草丛生、树丛遮掩。孟浩然辞世后，于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中状元的施肩吾（780—861年）登上襄阳岘山亭怀念孟夫子，“岘山自高水自绿，后辈词人心眼俗。鹿门才子不再生，怪景幽奇无管属。”（《登岘亭怀孟生》）对于孟浩然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而言，尽管肉身已湮灭，但他的诗名与襄阳古城和滔滔汉水一样都将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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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多年来，人们总是单一而惯性地想到隐居鹿门山的孟浩然，想当然地把他归结为一个纯然的隐士和山水田园派的隐逸诗人。究其原因，与孟浩然一生只是两次短暂做过荆州长史的从事而没有出仕做官的“布衣”经历有关，因为一个没有社会地位可言的“处士”“隐士”往往在死后是不会被时人重视的。这也是孟浩然的墓地很快就遭到了破坏而墓碑也不知所终的原因。正是因为墓碑不存，孟浩然的生卒年月、家世、经历以及他的妻子和后代的信息几乎是空白—这也涉及唐代著名诗人孟郊是不是孟浩然的孙子，尽管这不妨碍好事者杜撰出孟浩然与当地歌妓韩襄客的一桩情事。

那么，孟浩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他有什么样的性格、遭际和命运？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他有没有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当回溯孟浩然五十二年的一生，剥除千百年来留下的风流、潇洒和自然、率性的隐士风范以及田园诗人的常规印象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更为真实、立体而又复杂、分裂的孟浩然形象。换言之，在很多时间节点和复杂境遇下孟浩然活得并不轻松，甚至一直处于自我互搏式的反复纠结之中，“几千年来，一直让儒道两派思想维持着均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一种心灵的僵局中折磨自己。”（闻一多《孟浩然》）孟浩然诗才名动天下却怀才不遇的命运不能不令人感叹唏嘘，“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白居易《与元九书》）

在大唐开元时期（713—741年），孟浩然五十二岁而终已经不算是短寿了，其时的平均寿命也就三十岁左右。观其一生，孟浩然时常生病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事实，比如《晚春卧病寄张八》《李氏园卧疾》《初年乐成馆中卧疾怀归作》《家园卧疾毕太祝曜见寻》《疾愈过龙泉精舍呈易业二公》等诗，正所谓“已抱沉痼疾，更贻魑魅忧”（《送王昌龄之岭南》）。这些痼疾终成大患，也为他最后的离奇去世埋下了无法救治的病灶。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这是孟浩然在人世的最后一年。此前，也就是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春夏之交，作为荆州大都督府从事的孟浩然思乡归隐心切，又由于身体有疾而终于还乡卧病。此次孟浩然伏枕卧病的时间比较长，从开元二十六年夏初开始，到了深秋时节其仍在病中。此时的孟浩然已经五十岁了，正所谓“斑白恨吾衰”。此际，孟浩然卧病寒室，门前冷落，朋友隐遁。这种空前的萧瑟、孤冷之感也让平生重交结的孟浩然开始反思自己一生结交的朋友中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朋友。此时，官任太祝的毕曜来访，真正可以说得上是雪中送炭。

夫子自南楚，缅怀嵩汝期。

顾予衡茅下，兼致禀物资。

脱分趋庭礼，殷勤伐木诗。

脱君车前鞅，设我园中葵。

斗酒须寒兴，明朝难重持。

——《家园卧疾毕太祝曜见寻》

孟浩然的这位好友毕曜，生卒年不详，曾任太祝，于乾元二年（759年）任监察御史，后遭流放黔中。毕曜与孟浩然、杜甫、独孤及等为好友，“才大今诗伯，家贫苦宦卑。饥寒奴仆贱，颜状老翁为。同调嗟谁惜，论文笑自知。流传江鲍体，相顾免无儿。”（杜甫《赠毕四曜》）孟浩然几乎从不喝茶，却嗜酒如命。即使已经卧病几个月，但是一见到老朋友毕曜，他仍然按捺不住喝酒的冲动，仍然控制不了手中频频举起的酒杯。孟浩然以西晋时期的名士“酒狂”山简（253—312年）自居，是有唐一代名副其实的“酒徒”，甚至因为贪杯而误了大好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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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秋天，王昌龄被贬岭南，途经襄阳时孟浩然仍在病中，“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岘首羊公爱，长沙贾谊愁。土毛无缟纻，乡味有槎头。已抱沈痼疾，更贻魑魅忧。数年同笔砚，兹夕间衾裯。意气今何在，相思望斗牛。”（《送王昌龄之岭南》）

因为溽热加之年长体衰而身体机能下降，孟浩然旧病复发。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后背上长了疽，因此只能侧卧或趴在病榻之上，痛、痒之中更是食欲不振、心烦意乱，真是痛苦至极。对此，我有过类似的极其难挨的感受。一年夏天，不知什么原因我患上了蛇胆疮——民间称为蛇盘疮，这是带状疱疹病毒影响神经和皮肤的感染性疾病。起初是腰部两侧有零星分布，之后就不断向前、后呈腰带状蔓延。那时村里没有医生，就听信了偏方，每天用锅底灰和烟袋油子抹，但是不管用，患处时时有灼热感和刺痛感。几天下来，整个人乏力、低热、焦躁异常，坐卧不安，甚至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后来整个腰部和背部基本快爬满了，看着病情越来越重，父亲带着我去了镇上的卫生院。大夫给我开了一包西药，吃到第三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明显的效果，那些疱疹不断变小、萎缩……关于背疽这个病，晋代刘涓子所著的外科专书《刘涓子鬼遗方》（又称《神仙遗论》）中有记述。“发背”看似小疾而实则大患，“凡发背，外皮薄为痈，皮坚为疽。如此者，多现先兆，宜急治之。皮坚甚大，多致祸矣。”《刘涓子鬼遗方》还提供了一个治疗痈疽的药方，“淡竹叶（四升）、麦门冬（去芯）、黄芍药、干地黄、生姜（以上各三两）、前胡、黄芩、升麻、远志（去芯）、栝蒌、大枣（十四枚）、当归（一两）。上十二味先以水一斗八升，煮竹叶、麦门冬、黄芍药、干地黄、生姜，取一斗，去滓内诸药，再煮，取三升，分温三分。”背疮的另外一个医治方法是用大蒜十头、淡豉半合、乳香一钱，研细。疮上先铺上一层湿纸，纸上再铺一层药，厚约二分。艾灸百壮左右，痛灸至痒，痒灸至痛。这出自《本草纲目》，是李时珍总结的医学经验，但我们已经无法确认孟浩然当年是如何医治自己的背疮的了。

关于孟浩然的背疽在此再多说几句，因为它关系到孟浩然的死亡。背疽，民间又称“搭背”“疽搭背”，即背后生毒疮、脓疮，专业术语叫“有头疽”，即粟米样的疮头。中医认为此病是外感风湿火热、气血为毒邪阻滞所致。隋代巢元方撰的《诸病源候论》对此病也有记述：“疽发背者，多发于诸脏俞也，五脏不调则发疽。”按现代西医的说法就是背部急性化脓性蜂窝组织炎，症状是脓疮处红肿、热痛、溃烂，而全身寒热、口渴烦躁。西楚霸王项羽的著名谋士范增（前277—前204年）就是辞官途中“疽发背而亡”（《史记》）。孟浩然患背疽与其心情郁闷、长年心理郁结而不得舒展有关，看似淡然洒脱、不慕名利的“隐者”孟浩然实则一生处于纠结和矛盾之中，“既笑接舆狂，仍怜孔丘厄。”（《山中逢道士云公》）

古代人是比较注重食疗的，而蕺菜对治背疮有一定的效果。蕺菜既是蔬菜又是药草。按照《本草纲目》记载，如果患有背疮热肿，可以把蕺菜捣成汁涂在患处，留出透气的孔以便泄散热毒。蕺菜又称岑草、折耳根、鱼腥草，有的地方又叫作狗贴耳、猪鼻拱等。蕺菜味辛、性寒凉，归肺经，可全株入药，嫩根茎可食，具有抗菌、抗病毒、提高肌体免疫力以及利尿等作用，有清热、解毒、利水之效，能够治疗肠炎、痢疾、肾炎水肿及乳腺炎、中耳炎等。《会稽志》载：“蕺山在府西北六里，越王尝采蕺于此。”古人很早就食用蕺菜了，比如汉代张衡《南都赋》就有记述：“若其园圃，则有蓼蕺蘘荷，藷蔗姜，菥蓂芋瓜。”再比如南北朝时谢灵运的《山居赋》：“畦町所艺，含蕊藉芳，蓼蕺祼荠，葑菲苏姜。”在战乱、饥荒年代，人们甚至挖掘蕺菜以充饥、果腹。

那么，居于湖北襄阳的唐代人孟浩然能吃到折耳根吗？

按照苏颂《唐本草》的说法，“山南江左人好生食，关中谓之菹菜，叶有腥气，故俗称鱼腥草。”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设置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其中的山南道治所即在孟浩然的老家襄州（今湖北襄阳），所辖范围包括今湖北大江以北、汉水以西、陕西终南以南、河南北岭以南、四川剑阁以东、大江以南地区。山南道统辖荆、襄、邓、唐等州。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十道增加为十五道，即京畿、关内、都畿、河南、河东、河北、山南东、山南西、陇右、淮南、江南东、江南西、黔中、岭南、剑南。山南道（山南东道，治襄州）地区种植折耳根比较普遍，而对于生活在襄阳的孟浩然来说，在日常饮食中是能够接触到折耳根的。甚至襄阳还是盛产折耳根的。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中记载了西晋名将刘弘（236—306年）于荆州刺史任上于木兰桥种蕺菜为养猪饲料之事，“木兰桥者，今之猪兰桥是也。刘和季以此桥近荻，有蕺菜，于桥东大养猪。襄阳太守皮府君曰：‘作此猪屎臭，当易名作猪兰桥耳，莫复云木兰桥也。’初如戏之，而百姓遂易其名。”

孟浩然的病情一直拖到了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夏天才痊愈，如此算来此次卧病足足一年多的时间。到了740年初，谁也没料到王昌龄的再次到来在不期然间加重了孟浩然的病情。可以说，是王昌龄给孟浩然带来了黑色的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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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那么，孟浩然是因何离世的呢？

孟浩然的死因是确定的，即食鲜疾发而暴卒。《新唐书》：“开元末，背疽而卒。”前文提到，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王昌龄被贬谪岭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王昌龄遇赦，从岭南北还途中与孟浩然在襄阳重逢。二人畅饮食鲜数日，最终导致孟浩然病发而暴亡。极其遗憾的是，作为重要当事人的王昌龄在孟浩然死后并没有相关的追悼诗文存世……

关于孟浩然的死因，最早的也是最权威的说法见于唐人王士源。

王士源是孟浩然的老乡，即襄州宜城人，十八岁开始他就游历山川、寻道求隐。天宝四载（745年），王士源在偶然间才知道孟浩然已经过世，于是四方搜求而编定了孟浩然集三卷，收入诗作计二百一十八首，分为游览、赠答、旅行、送别、宴乐、怀思、田园七类。关于整个搜集和编定过程，我们可以看看王士源下面的这段话，“士源幼好名山，行年十八，首事陵山。践止恒岳，咨求通元丈人，又过苏门，问道隐者元知运。太行采药，经王屋小有洞。太白习隐诀，终南修《亢仓子》九篇。天宝四载徂夏，诏书征谒京邑，与冢臣八座讨论，山林之士麇至，始知浩然物故。嗟哉！未禄于代，史不必书，安可哲踪妙韵，从此而绝？故详问文者，随述所论，美行嘉闻，十不纪一。浩然凡所属缀，就辄毁弃，无复编录，常自叹为文不逮意也。流落既多，篇章散逸，乡里构采，不有其半，敷求四方，往往而获。既无他事，为之传次，遂使海内衣冠缙绅，经襄阳思睹其文，盖有不备见而去，惜哉！”（《孟浩然集序》）此时，距离孟浩然离世刚刚过去五年的时间，所以王士源关于孟浩然的生平、性格、轶事、交往、诗歌特点以及历史定位的记述和评价是可信的，这也成为后世最有参考价值的重要文献底本。

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中对孟浩然死因的记述成为后世研究中绕不开的底本：

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时浩然疾发背且愈，相得欢甚，浪情宴谑，食鲜疾动，终于冶城南园，年五十有二。

南宋计有功所撰的《唐诗纪事》基本是复述了王士源关于孟浩然之死的版本，“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时浩然疾发背且愈，相得欢饮。浩然宴谑，食鲜疾动，终于南园。年五十有二。”

孟浩然的死恰恰是因为犯了饮食上的大忌而导致疾发。患了背疮之人，在饮食上有着相当多的禁忌，比如要尽量避免高盐和高脂肪的食物摄入，因为高脂肪食物可以滋生热量而使得背疮的热毒加剧。尤其要避免饮酒，鱼腥和海鲜更不能食用，“鱼发疮则热中之性”（《素问》）。庄绰在《鸡肋编》中也提到“盐则散血走下，鱼乃发热作疮，酒则行药有毒。”孟浩然恰恰是与王昌龄重逢时饮了大量的酒且吃了鱼等鲜冷之物。这着实印证了生病或服药期间饮酒是大忌，酒大热有毒。可见，是王昌龄在偶然间加剧了孟浩然的病情并使其最终不幸致死。

大家熟知的王昌龄（698—757年）是有唐一代边塞诗人的杰出代表，尤其擅长七绝，被誉为“七绝圣手”。王昌龄为山西太原人（一说为京兆长安人），排行老大，因而孟浩然等一干好友称他为“王大”。王昌龄于开元十五年（727年）进士及第，那一年考中进士的有二十三人。

关于王昌龄被贬谪的岭南，我们顺便说一说。

唐代设岭南道，治所在广州，其四十五州分属于广州、桂州、容州、邕州、安南五个都督府（又称岭南五管）。其辖境包含今广东全部、海南全部、广西大部、福建大部、云南东南部、湖南和江西的部分地区以及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地区。要知道，岭南在唐代时期属于极其僻远的荒蛮之地，“这些南方省份居住的土著居民，被统称为‘蛮’（Man），这不是英语单词man，而是汉语中表达类似‘南方的野蛮人’意思的字眼。从训诂学范围来看，其同源词包括‘曲折的、弯曲的、蜿蜒的、蛇状的’等意义。”（【美】薛爱华《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岭南这一瘴疠之地成为古代官员流放的首选之地。众所周知，唐代的王昌龄、刘禹锡、宋之问、韩愈、李商隐等都曾被贬岭南。对于王昌龄等这些远谪之人来说，被贬岭南往往就意味着有去无还的悲剧，所以被贬岭南（泷州，今广东云浮市罗定市）的宋之问甚至偷偷逃回洛阳避难。

岭南与内地风俗迥异，按照孟浩然的说法就是“土毛无缟纻”（《送王昌龄之岭南》），即岭南人没有穿生绢和细麻所制衣服的习惯。

王昌龄此次被贬岭南必然是凶多吉少，所以王昌龄与孟浩然这两个失意之人只能暂且以浊酒慰缓冷彻的境遇。临别饯行之际，王昌龄的落魄、焦虑以及对岭南的恐惧感愈发强烈，“只要想象一下前往南越途中那坎坷艰险的长途跋涉，北方人心中就会激起一种复杂的情感。在他动身之前，朋友们通常都会为他饯行，在这个场合，他内心那种既激动又恐惧的感觉变得更加强烈。这一类快乐的聚会，经常是在郊外酒肆举行。人们往往望着行人即将出发的那个方向，联想起与行人途中以及目的地相关的各种风物以及想象，然后赋诗赠别，主题都是描述行人途中可能遭遇的各种物质艰难与精神困顿。”（薛爱华《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

分别之际正值深秋，孟浩然以诗相赠满怀惆怅的老友：

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

岘首羊公爱，长沙贾谊愁。

土毛无缟纻，乡味有槎头。

已抱沉痼疾，更贻魑魅忧。

数年同笔砚，兹夕间衾裯。

意气今何在，相思望斗牛。

——《送王昌龄之岭南》

这首诗印证738年秋天写作此诗之际孟浩然正在患病期间，即“已抱沉痼疾”。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与王昌龄非同一般的交谊。在王昌龄还没有取得功名的时候，孟浩然在长安时曾与他同盖一床被子，写文作诗时同用一个砚台、一支笔，几乎已经到了不分你我的混融境地。孟浩然比王昌龄大九岁，二人早已成莫逆之交。他们能够交往且成为挚友除了性情脾性相投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非常崇拜道教，这与唐代道教文化的兴盛关系密切。

流放岭南一年多之后，王昌龄遇赦北还，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再次途经襄阳。二位老友重逢，自是悲欣交集、感慨良多。王昌龄辞别孟浩然之后不久，于该年冬赴任江宁县丞。王昌龄在天宝七载（748年）被贬为从九品下的龙标尉，安史之乱时被濠州刺史（一说亳州刺史）闾丘晓诬陷并惨遭杀害。闾丘晓则于至德二年（757年）十月因为延误军情而为张镐所杀，“时方兴军戎，帝注意将帅，以镐有文武才，寻命兼河南节度使，持节都统淮南等道诸军事。镐既发，会张巡宋州围急，倍道兼进，传檄濠州刺史闾丘晓引兵出救。晓素愎戾，驭下少恩，好独任己。及镐信至，略无禀命，又虑兵败，祸及于己，遂逗留不进。镐至淮口，宋州已陷，镐怒晓，即杖杀之。”（《旧唐书·张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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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会知道自己的身后事。

孟浩然自然也不会料到，在自己去世后有人在这里建起一座亭子来纪念他，甚至好友王维在此给他画像、题诗。

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

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

——《哭孟浩然》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襄阳，按图索骥的话还能看到一座孟浩然的墓。但是唐代时期孟浩然的墓碑早已不知所踪，而墓志铭对于了解孟浩然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块墓碑为何消失了呢？

我想，这对于去过或没有去过襄阳的人来说都是解不开的千古谜团。

2011年12月26日，早上，樊城。

一艘挖泥船在樊城杜甫巷码头附近挖出了一块唐代的墓碑。

墓碑的主人是襄阳人韩南盛（字昌本），曾经任云南郡太守。韩南盛娶会稽郡太守袁仁敬之女为妻，他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九月十九日病故于襄阳私宅，享年六十六岁。巧合的是，孟浩然也在这一年去世。有研究者猜测，韩南盛墓碑的书写者是与上官婉儿、薛涛、鱼玄机齐名的开元、天宝时期的才女道士李冶（730—784年）李冶字季兰，因为墓碑残损处有“兰书”字样。

孟浩然与韩南盛以及韩南盛的岳父袁仁敬都有交集。袁仁敬，字道周，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其高祖袁浚于梁武帝普通年间（520—527）任襄阳令，袁氏徙居襄阳。可见袁仁敬与孟浩然以及襄阳的渊源更深。袁仁敬在天授年间（690—692）中进士，曾任汤阴县尉、福昌县尉、大理评事、司直丞、大理少卿、杭州刺史、仓部司勋员外郎、御史中丞、尚书左丞。袁仁敬是唐代著名的司刑官，为人刚直清廉，死后有囚人作歌：“天不恤冤人兮，何夺我慈亲兮。有理无申兮，痛哉安诉陈兮。”袁仁敬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七月三十日暴卒于京师宣阳里之私第，于该年冬天十月二十七日迁葬洛阳龙门之西原。按墓志所记其享年七十一岁，则可推断袁仁敬大体生于龙朔二年（662年）。

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在襄阳寻访孟浩然墓时认为鹿门寺附近的孟浩然墓只是一个衣冠冢，“我来到前院和方丈说了几句话，当说及孟浩然之墓，他说附近确实有一座。然后他带我出前门，在公路上指着前方大概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接着他又补充说：那座墓不是真的，只是一座衣冠冢。”（《寻人不遇》）

甚至比尔·波特还由此衍生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推测。他认为孟浩然墓并不在鹿门寺附近，而是已经消失在了汉江之上的蔡洲。他的理由如下：

我突然顿悟：孟浩然的墓地根本就不在岘山。它在汉江中央的沙洲上，而那座沙洲已经消失。所以很自然，王维知道他的朋友葬在哪里——如他的诗中所言“江山空蔡洲”。孟浩然的墓地被毁，墓碑被送到寺里的原因不是由于战争或者盗墓者，而是由于汉江本身。这样的解释合情合理。

——《寻人不遇》

比尔·波特的这一猜测显然源自上文提及的王维的诗《哭孟浩然》。事实上，他的这一推测实无依据，只是充分发挥了他作为游记作家的想象力而已。

孟浩然墓位于襄阳城东南的凤林南麓。

如今我们看到的墓地都是晚近时期修葺的。墓碑上刻着“唐孟浩然之墓”以及“唐故诗人孟浩然墓志铭”。墓的附近还有两个石碑，分别刻着李白和王维写给孟浩然的诗《赠孟浩然》《哭孟浩然》。

唐德宗年间（780—805年），孟浩然的墓就已经“瘅坏”。荆南节度使樊泽曾“封宠其墓”并刻碑“凤林山南”。樊泽（749—798年）自幼孤贫，成年后长有武力，尤擅兵法，曾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右卫大将军、荆南节度使、检校右仆射等职。樊泽两次在襄州任职。第一次是在兴元元年（784年），接替贾耽任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东道节度使。这次任职期间，即贞元二年（786年）樊泽还生擒了叛将李希烈，可见其勇武而又足智多谋。在任期间，樊泽曾丁母忧。樊泽在贞元三年（787年）十月接替曹王李皋（733—792年）任荆南节度使、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贞元八年（792年）三月十一日，因李皋病故在山南东道节度使兼襄州刺史任上，樊泽再次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由上可见，其修缮孟浩然墓的时间在784年至792年之间，此时距离孟浩然去世过去了四五十年的时间。

但是樊泽修葺过后没几年，孟浩然的墓又受到了破坏，或是人为或是自然力的原因所致。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任荆南节度使赵宗儒（746—832年，唐中期宰相，其于元和六年四月回京任刑部尚书）记室参军（从六品上）的符载撰有《从樊汉南为鹿门处士求修墓笺》一文。符载极其详尽地描述了其时孟浩然墓地破败不堪的情形，即“颓陷荒圃，形或异斧，高不及隐，永怀若人，行路慨然。”

兹录全文如下：

庐山山人符载顿首顿首死罪：夫仁义扬显朗，德之充也，惠慈被幽昧，仁之原也。窃见故鹿门孟处士浩然，纳灵含粹，伏儒杰立，文宝贵重，价吞连城，一旦殒落，门胤陵蔑。吁嗟丘陇，颓陷荒圃，形或异斧，高不及隐，永怀若人，行路慨然。前日办觉佛寺岘首亭恭睹明公垂意拳拳，将墓文表随封起窀穸，阁境搢绅，瞥闻嘉声，风动兴感，偕至踊跃。然垂休务当时，从善贵流今，阁下外迫军旅程使之剧，内劳宾客俯仰之勤，牵耗星岁，未遑指顾，尝恐旦夕，飞践廊庙，缠绵深旨，郁纡不写，则处士之风流精爽，沉翳厚地矣，或好事者乘而射之，孤负夙志矣。伏惟阁下醇仁盛德，覆乎草木除，除恶彰善，发于乡党，割省庶务，凝神晷刻，盼睐官属望则疑首尾，实足以副士林之翘翘，慰羁魂之冥冥。事关教化，不主名誉，伏惟虑之始终之，幸甚幸甚。

符载与崔群、杨衡、李渤等隐居庐山五老峰下，号称“山中四友”。符载曾任奉礼郎、南昌军副使、四川节度使韦皋掌书记、京南节度使赵宗儒记室参军、监察御史。窦庠曾写诗给符载，表达自己抑郁不得志的心情，“白社会中尝共醉，青云路上未相逢。时人莫小池中水，浅处无妨有卧龙。”（《醉中赠符载》）

说到白居易（772—846年），他的家族与襄阳和孟浩然的渊源都很深。其于贞元十六年（800年）进士及第，曾任秘书省校书郎、盏屋县尉、翰林学士、左拾遗、左赞善大夫、江州司马、忠州刺史、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729—794年），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市临渭区）人，擢明经第，曾任萧山县尉、左武卫兵曹参军、宋州司户参军彭城县令。白季庚平叛军有功，“德宗嘉之，命公自朝散郎超授朝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本州别驾，赐绯鱼袋，仍充徐泗观察判官。”（白居易《襄州别驾府君事状》）白季庚在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五月二十八日病逝于襄州别驾任上，当时安葬于襄阳东津乡的南原。

元和六年（811年）十月八日，白居易将父亲灵柩迁葬于下邽县义津乡北原。白居易此次到襄阳专门凭吊了孟浩然。

楚山碧岩岩，汉水碧汤汤。

秀气结成象，孟氏之文章。

今我讽遗文，思人至其乡。

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

南望鹿门山，蔼若有余芳。

旧隐不知处，云深树苍苍。

——《游襄阳怀孟浩然》

此时在白居易的眼中，襄阳因为没有了孟浩然而显得空空荡荡，他也只能远远望着鹿门山感怀斯人。晚唐诗人罗隐（833—909年）写有《孟浩然墓》一诗：“数步荒榛接旧蹊，寒江漠漠草凄凄。鹿门黄土无多少，恰到书生冢便低。”此时，罗隐看到的墓地景象已经甚为荒凉了。

到了清代末年的时候，曾经草木葳蕤、松柏森然的孟浩然墓地只有光秃秃的一个土冢了。

我们可以看看晚近时期孟浩然墓的几次修葺情况。

1928年时任国民革命军十四军四十九师师长的岳森（1880—1957年）来此凭吊孟浩然并更换了原碑。国民革命军五十一师师长兼襄阳警备司令范石生（1887—1939年）在1929年底率部移师襄阳，在此期间也曾修葺孟浩然墓。此前（1928年），他曾协助朱德摆脱蒋介石的追捕，也使得朱德带领湘南起义军一万多人到了井冈山。1939年3月17日下午范石生被暗杀于昆明，身中十三枪。1955年，在县长李仲秋的主持下重修孟浩然墓，李仲秋还撰写了碑记。“孟浩然之墓”这五个字出自郭沫若之手。1971年，湖北发电机厂在此建厂，把孟浩然墓向东迁了三百米。现在我们看到的孟浩然的墓碑高1.8米，宽0.8米。此碑为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在1983年重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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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不会想到他与寺庙的缘分竟然如此之深。

死后，其墓碑竟然被移至谷隐寺。那么，为何墓碑到了谷隐寺？

谷隐寺在襄阳习家池附近的山谷中。现在的谷隐寺是2013年在原址上重建的。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1019—1083年）曾在熙宁六年至熙宁九年（1073—1076年）之间任襄州知州。值得一提的是曾巩的弟弟曾布（1036—1107年）娶妻魏玩（字玉汝），而魏玩是邓城（今襄阳市樊城区）人，是与李清照齐名的女词人。曾巩在襄州期间写有为数不少的诗歌，在游览过程中他写有关于谷隐寺的诗。

岘南众峰外，幽然空谷深。

丹楼依碧殿，夐出道安林。

习池抱邻曲，虚窗漱清音。

竹静幽鸟语，果熟孤猿吟。

故多物外趣，足慰倦客心。

但恨绁尘羁，无繇数追寻。

——《谷隐寺》

曾巩任职期间，正好赶上襄阳大旱。为此，他写了《襄州诸庙祈雨文》《邪溪祈雨文》《诸葛武侯庙祈雨文》《五龙堂祈雨文》《灵溪洞雨祈文》等二十余篇祈雨文。宋代庄绰（约1079—约1149年）曾任襄阳尉。其在《鸡肋篇》（三卷）中非常详细地谈到了襄阳的历史人物、风物遗迹以及谷隐寺存放孟浩然墓碑之事。在这些文字中，我们满目尽是沧海桑田之感。

兹录如下：

杜预好后世名，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余尝守官襄阳，求岘山之碑，久已无见，而万山之下，汉水故道去邓城数十里，屡已迁徙，石沉土下，哪有出期？二碑之设，亦徒劳耳！今州城在岘、万两山之间，刘景升墓在城中，盖非古所治也。岘山在东，上有羊叔子庙；万山在西，元凯祠在焉。去三顾门四里，山下乃王粲井。石栏有古篆刻，今移在州宅后圃。过山十余里即隆中，孔明故居之地，亦有祠。其前小山名作乐，相传躬耕歌《梁甫吟》于此。万山又名小岘，或曰西岘，故子美诗云：“应同王粲宅，留井岘山前。”孟浩然葬凤林关外，后人迁其墓碑于谷隐寺中，遂失冢所在。习池在凤林山，北岸为汉江所啮，甚迩，数十年之后，当不复见矣。

庄绰谈到，孟浩然被葬于凤林关外。

《湖北通志》也有相关记载：“按《寰宇记》，孟浩然碑在县南十二里，盖亦指凤林山而言。《碑目记》谓‘在谷隐寺’，寺在县南十二里，殆后人移置寺中欤？”《舆地纪胜·卷八十二》：“凤山在襄阳县东南十里，梁韦叡于山立寺，唐孟浩然传云楚泽为刻碑凤林山南即此。”凤林关位于襄阳城南，东临汉水、西靠岘山，北起岘首而南至观音阁。观音阁前曾有凤凰亭，观音阁下有凤凰池（凤凰滩）。站在观音阁，向东可望鹿门山。凤林关是长约两公里的一个南北走向的狭长的古代官道。据《襄阳县志》：“风林关，距城七里，在凤凰山南麓，为凤林渡，昔刘景升设伏毙孙坚即此。”《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初平三年，术使坚征荆州，击刘表。表遣黄祖逆于樊、邓之间。坚击破之，追渡汉水，遂围襄阳，单马行岘山，为祖军士所射杀。”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相关的典籍和史料往往是“风林”“凤林”混用。

古凤林渡，即渔梁渡。这里是当年孟浩然往来襄阳与鹿门山的必经之地。凤林关西，凤凰山南麓有习家池，即“高阳池”，池边原有凤泉馆、芙蓉台。凤林关附近（岘首山东侧）还有伟大诗人杜甫的衣冠墓，即“唐杜工部之墓”。

有当地研究者认为之所以孟浩然的诗歌中多次出现景空寺而没有出现谷隐寺，其原因就在于二者实为同一座寺庙，只是在不同时期的名称不同而已。据《襄阳县志》：“景空寺在城南十里白马山。晋安王为释法聪建，初名灵泉寺，又敕徐擒住处造灵泉寺，周改为静林寺，隋改为景空，后一名白马寺。”

为什么孟浩然的墓碑在宋初的时候到了谷隐寺呢？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孟浩然的墓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墓碑被暂存在谷隐寺中。

谷隐寺为襄阳名刹，历史悠久。据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陈锷纂修的《襄阳府志》记载，该寺始建于晋代，“城东南谷隐山，晋宁康中建，峰峦环抱，竹树萧疏，寺之清幽者也，习凿齿栖隐于此。”宁康即373年至375年，此说有争议。有研究者认为谷隐孜禅师为谷隐寺的开创者，时间约在大历（766—779）、贞元（785—805）年间。清同治年间李士彬编纂《襄阳县志·寺观》：“谷隐寺在县南十里。晋建。唐元徽之《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贪过谷隐寺，留读岘山碑’。自注云：‘寺在亭侧是也’。”其中提到的元徽之就是唐代著名诗人元稹（779—831年）。谷隐寺遗址位于阎家冲的西部，距离习家池很近。如今，只有寺前的两株银杏树见证了一千多年历朝历代的风雨，“谷隐寺基址尚存，在襄阳城约五公里的阎家冲西部，距习家池仅百步之遥。残存的五间硬山顶砖木结构房屋被襄樊监狱三监区占用。寺前的两株银杏树枝繁叶茂，其特异之处在于一株树叶向上，一株枝叶向下，被附近群众称作‘阴阳树’。从孟浩然的诗中，也可找到景空寺即是后来谷隐寺的证据。‘池上青莲宇，林间白马泉’，这里的‘池上’当指习家池，‘白马泉’当指白马山泉。”（魏平柱《孟浩然家居地考析》）

比尔·波特在前些年来此寻访时见到的是这样的情景：“穿过一些杂草丛生的建筑，我看见旁边有一棵古银杏，于是上前去看。树下，有一块石头，上面刻有‘谷隐寺’三个字，这就是我要找的地方！远处几百米处，还有一棵银杏。如果谷隐寺是对着汉江朝东而立的话，那么两棵树应该是分立于寺门口的。这是寺院门口的标准布置：两棵树，要么是香柏，要么是洋槐，但经常是银杏，而寺院大门一般是朝东或者朝南。谷隐寺已经不见了，孟浩然的墓碑应该就埋在几个世纪以来的乱石层下。”（《寻人不遇》）

孟浩然的墓碑到底去了哪儿？

这个问题，谁也回答不了……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诗人、批评家、研究员，现任中国作协《诗刊》社副主编。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雷平阳词典》《于坚论》“传论三部曲”，译注《笠翁对韵》以及专著、诗集、散文集、批评随笔集等三十余部。